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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叙事小说的情境设置（节选）
《阿Q正传》人物经历的表现方式有其独特之处。首先，作品的叙述者不再直接充当结构线索的载体，而是作为不露面的故事讲述者操纵着人物性格及其主要经历的刻画和表述。他在序中以第一人称露面，讲明为人物作传的意图。第二章便藏身幕后，但他的声音还在，并保持着序中的调侃语气。这样的安排显然放弃了第一人称叙述在简化题材、连接结构方面的便利，代之以说故事者概括、描述、讥诮、评论的相对自由。他可以在静态的叙述中将阿Q的精神胜利法做全面的、集中的、典型的描绘，使人物这一精神特质得到充分显赫的表现。他还可以将阿Q的经历做动态描述，使人物用自己的动作一步步走完人生的历程。这样，动静结合，纵横自如，将阿Q复杂的精神情态和人生经历既生动具体又概括凝练地展示出来。
其次，叙述视点集中在阿Q身上，但又不完全随他而去，而是基本定位在未庄，这样未庄便成了阿Q活动的主要舞台，未庄的群体成了舞台的情境。不过，与前面提到的三篇小说明显不同的是，阿Q与情境的关系不是冲突对立性质，而是一致性的和互补性的。他在情境之中与别人的龃龉和摩擦，也只是属于一致中的不协调，丝毫没有心灵的碰撞和摧残（结尾除外）。例如阿Q说自己姓赵，赵太爷不许他姓赵，未庄人认为他即使姓赵也不该说。三者的态度虽然不同，但思想的基点是一致的，即权财崇拜。同样，阿Q的恋爱悲剧和不准革命的境遇，不仅是传统秩序对他出格行为的制裁，同时也包括他自身传统意识的自我否定。在作者的笔下，阿Q是作为一个民族劣质品性的典型加以塑造的，未庄的群体意识构成的文化环境正是产生阿Q精神的温床，而阿Q的精神则是未庄群体思想意识代表性的写照，或者说是高度集中、典型概括的夸张性写照。因此，情境对阿Q来说，构不成心灵的压力，反而是他的精神的一种衬托。象阿Q的权财崇拜的思想，畏强凌弱的行径，以及种种传统的礼教观念等都来自群体行为背景的有力衬托，表明阿Q精神与环境意识的协调一致，进而揭示出这种精神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承传性。至于阿Q的经历--从恋爱的悲剧到不准革命，再到做替死鬼，他的思想意识始终是陈腐的、浑浑噩噩的，直到临死前的瞬间，他才有所醒悟，但一切已经结束。因此，阿Q的死没有前三篇那种悲剧的震撼力，而阿Q的精神却获得了艺术生命力，这显然与作品突出人生精神的叙事结构和衬托式的.情境设计紧密相关。
《阿Q正传》衬托式的情境设计也是独特的。首先，阿Q这个形象是高度集中、概括的产物，因而阿Q的行为处境也具有概括性和典型性。作品常以“未庄老例”、“听的人”、“村人”等笼统概括的写法揭示群体意识，使人物精神与这文化背景密切呼应，相得益彰。而且，人物和背景在概括性上协调一致，完美结合，充分显示出其典型意义，并因此获得超越本体的象征意味。于是，阿Q精神成为“中华民族骨髓里不长进的性质”的写照，阿Q的命运成为“不长进”民族未来命运的预言。其次，作品中的场面情境是诱发式的，但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它们与人物行为又相吻合，最终合成了一个衬托式的总体情境。例如，阿Q被众人耍笑和欺凌，可是他转眼又去欺负弱者和“异类”。再例如，未庄人因阿Q冒犯了礼法而鄙弃他，逼走了他，却又因他的“中兴”而敬畏他、接近他，最终因知道了底细而“远避”他。这与阿Q因传统观念而憎恶革命，又因有利可图而声张革命，最终因不准他革命而要告发假洋鬼子的行径如出一辙。情境引发了人物的行动，但人物的行动不是改变情境，而是汇入情境，与情境一致。于是二者相得益彰，主题意蕴得到了充分的深入的展示。不用说，衬托式情境功在衬托，因此把《阿Q正传》里的群体形象看成是对阿Q形象的“烘云托月”，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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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现代性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虽受到果戈理小说《疯人日记》的启发和影响，但后者却青出于蓝。二者虽都描写了一个精神病人，然而后者无论在主题思想还是表现方法上都与前者有着质的区别。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于19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随即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旨在从《狂人日记》主题的反封建意识和忏悔意识、语言的现代性、以及意识流、象征等写作手法的运用来探析这篇小说的现代性。
一、主题的现代性――反封建意识和忏悔意识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正是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狂人日记》正是诞生于这一历史洪流中，小说以日记体形式描写了一个患有“迫害狂”症的病人，指出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作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点出这篇小说的主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①
中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至20世纪上半叶封建思想虽然腐朽不堪却仍然根深蒂固。封建的伦理道德仍然束缚着人们，广大民众仍是麻木不仁，并未想过改变自身以及社会的状况。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了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可见反对封建思想、启蒙民众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作者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批判并不是口号式的，而是切中本质、振聋发聩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小说通过狂人的幻觉刻画了在“仁义道德”掩盖下到处可见的“白厉厉的牙齿”，无情地撕去封建家族表面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虚伪本质。
鲁迅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痛切地指出：“大小无数次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女人和小儿。”②其后的小说，在“仁义道德吃人”这一思想的各个层面深入开掘和具象化。《孔乙己》、《白光》控诉了封建教育观念、科举制度的残毒贻害知识分子的罪恶;《阿Q正传》暴露了封建正统观、等级观吞噬国民灵魂的罪恶;《祝福》控诉了封建节烈观毁灭善良劳动妇女的罪恶;《药》表现了统治阶级及其爪牙对革命者的迫害、对普通民众的欺诈等等。如果说《狂人日记》是对整个封建营垒的一次总体性猛轰，那么其后的作品则是对各个明碉暗堡的重点性爆破。
同时小说中也体现了深刻的忏悔意识。“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四千年来时时的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可见狂人并没有将自己与吃人的罪责完全撇开，他意识到自己也是有罪的，也有可能在无意之中成了吃人的人，也不能完全推掉自己身上的责任，他的身上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忏悔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自我忏悔的体现，因此小说中的这一层主题思想较之于前者更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性。
二、语言的现代性――白话文的大胆尝试
白话文即古代市井白话，如《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就是用白话文写作的，但是直至晚清以前，白话文始终只是作为一种市井语言，难登大雅之堂。晚清国门洞开，随着而来的除了坚船利炮还有西方的思想文化，语言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对人们思想观念以及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而文言的语言特点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特别是文化推广的要求。
《新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以苏曼殊为代表的的创作小说，以刘半农为代表的翻译小说，都是用文言写作的。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作品也只有胡适的小说和诗歌是白话，但是影响甚微。然而在《新青年》上发表创作的并不多，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创作的白话小说。③虽然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极力主张废除文言文而提倡白话文，认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此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理论的大肆倡导，并未能直接促成当时白话文创作兴起和繁盛的局面。尽管胡适等人做过尝试，但是效果甚微，直至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才对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白话的运用达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比如：“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它兜肚连肠的吐出。”从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文字功夫之深，其中有心理、有动作、有细节，用的都是标准的白话，自然朴实，却又处处生动形象，充满意趣。作品中还有一些警句式的词句，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其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都绝不亚于文言文，足见作者高超的语言功力，也为白话文的使用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写作手法的现代性――意识流、象征等写作手法的运用
意识流是西方现代电影和小说中经常运用的手法，其表现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淡化故事情节，轻视环境描写，强调人物非理性的潜意识活动。在意识流小说中，故事的安排和情节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往往表现为时间、空间的跳跃、多变，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缺乏时间、地点方面的紧密的逻辑联系。时间上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狂人由赵贵翁联想到二十年前踹了古久先生的簿子，二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直接关系，思想跳跃性极大;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里没有明显的情节，先是交代了时间“不知是日是夜”，然后写到听觉感受“招架的狗又叫了起来”，接着思维一转，“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句是狂人主观上的感受，更加抽象、模糊;“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不能想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在这几处，故事的跳跃性也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在狂人的意识中，过去与现在交织，已往与后来颠倒。二十年前踹了古久先生的簿子，几千年的历史都写着“吃人”，孩提时听大哥讲故事，赵家的狗又叫了……纷繁的时间切换，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把几千年封建礼教“吃人”的斑斑血泪凝缩在人物奇特的感受之中。
小说主人公为狂人，这实际上是象征手法的运用。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当时“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从作品中狂人的言行表面上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具有恐惧、多疑、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属于精神病学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如作品所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像这样的以为人人都要害他、要吃他的心理，在作品中处处可见。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就很容易认为狂人是真狂了。其实虽然狂人的评议和心理有许多错乱和偏执的地方，却又表现出清醒的认识、深刻的思想和发人深省的洞察力。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字缝里所发现的吃人的本质。这段话揭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礼教的面纱，揭露了封建礼教在精神上对人民的残害，揭示了封建制度奴役压迫人民的罪恶。几千年来，敢于站出来说出这个本质的人难道不就是被世人看作是狂人的人吗?小说主人公形象为狂人，可谓是作者的独具匠心，他象征着那些已经觉醒、敢言敢为却不被民众所理解的先驱和勇士。历史上的改革者、先知先觉者常常不被人们理解，甚至被视为疯子，如李贽、孙中山等。取狂人这一形象使得文章反封建、反传统意识进一步深化，且在以往的文学中，类似的形象并不多见，可见作者的创造性与现代性。④
其次，小说当中也多处使用了象征手法：“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象征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歪曲了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而狂人将这一“簿子”“踹了一脚”，则象征着狂人敢于反抗传统，把帝王将相的历史踩在脚下，有力地歌颂了狂人的判逆精神。又如狂人在“劝转”失败之后遭到反动势力围攻的那一段描写，既象征了反动派对进步力量日益加紧的迫害，又象征了反封猛士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而狂人在最后喊出的“救救孩子”，则象征了正在斗争的这一代人对于新生力量的爱护和培养。这些都扣住了狂人的特点，深切地表达了主题思想。
另外，《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有着现代性质的。再如小说开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纵观中国传统文学，人物出场时一般都会介绍其生平、来历，而小说中对于“我”并没有此类的交代，这也是典型的现代派写法。
此外，小说中序言使用文言文，与日记中使用的白话文形成鲜明对照，运用了两个不同的叙述视角。序文的叙述者“余”通过一系列行为来证明、强调狂人事件的真实性： “偶闻其一大病”，因为仅是“偶闻”，还是难以断定这一消息的可信与否。“适归故乡”，则“迂道往访”，得到其兄长的确认：“病者其弟”，并“出示日记二册”为证。叙述者“持归阅一过”，发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接着叙述者又验证了日记的真伪：日记”“亦不著日月”，且“间亦有略具联络者”。虽然是日记，但不写日月;日记有两册，但其中语句连贯通顺的却很少，可知实乃狂人所做。“惟墨色字体不一”，可知“非一时书”，也非他人杜撰。“余”如此详细且近于繁琐地考证，无非是要造成读者信其所讲为真的结果。但在小说正文中，狂人对吃人真相的发现、“救救孩子”的呼声以及“我也曾吃过人”的自我怀疑和忏悔精神，又使得读者对狂人疯狂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样小说文本就有了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形成反讽的效果。双重视角的巧妙运用给读者造成了更加深刻的震撼，这样的写作手法也颇具有现代意识。
四、结语
尽管在《狂人日记》之前，诗歌、散文界也出现了用白话写作的作品，例如196月，女作家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记实小说《一日》，小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狂人日记》以深厚的思想艺术分量，并且把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深刻的启蒙精神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白话小说。
论鲁迅小说情节的生活化
摘 要：鲁迅的小说是一种情节的生活化的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情节的故事化，从而使小说走出了以故事为主的圈子，使小说进入以书写普通劳动者为主的现代小说的全新时代。
关键词：情节的故事化 情节的生活化 现代小说
鲁迅的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这些小说在完成白话文小说肇始的革命意义和推动思想精神觉悟的同时，悄无声息地使小说本身完成了一次变革，即把传统的情节故事化小说革新为情节生活化小说。小说情节的变革必然引起与之相应的小说人物的变革，即现代意义的性格小说从鲁迅手中诞生了。小说从闲书、玩物成为及时敏锐地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生活的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
鲁迅的小说情节里没有趣味的故事，只有生活，也就是说鲁迅是在写生活而不是讲故事，我们把这种小说称之为情节生活化的小说。这并不是说鲁迅的小说没有故事情节，而是说鲁迅的小说没有古代小说中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和引人入胜场景，这是鲁迅的小说与传统的小说的根本上的区别。他的小说不是以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去吸引读者，而是用还原的生活现状、生存环境以及人物去引发读者思考。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的小说的情节都不具有情趣性，即使是《阿Q正传》这样长篇幅的小说也没有传统小说诱人的故事，而是截取阿Q几个典型的生活片断，集中笔墨刻画了作为阿Q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以及性格特征的外在表现――一系列荒唐可笑的行为，其中的心里分析和议论，让好看故事的读者失望。从鲁迅的小说中找不出乐趣，鲁迅的小说不能用来消磨时间，不能用来消遣。鲁迅的小说甚至于没有情趣，有时还沉闷、压抑。但鲁迅的小说具有可读性和可研究性，耐读，是一种必须在灯下慢慢地读，细细地想，作为一个问题去思考研究的大作品。读鲁迅的小说没有读其它小说的愉快的感受，没有欣赏小说的乐趣和愉悦，但读鲁迅的小说常常让人感慨，让人思考;有时让人沉思，有时不免拍案而起。这是生活，现实生活进入了小说。鲁迅的小说的情节完全是生活化了，从平凡的生活中表现出对社会生活和对人生的深切关注和思考。《药》里写了华老栓半夜出去买东西(药)回来，给儿子吃，白天在茶馆招待客人，儿子的痨病没治好死了;夏四奶奶的儿子造反被抓住让康大叔给杀了。这是生活中的平常事，有人生病，有人造反，而且作者写得非常平淡，平淡中郁闷着一颗火热的关住的心。
鲁迅的小说中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常常是把生活的几个横断面有机地串起来。而把重心放在如何更好地揭示人的精神状态。在《狂人日记》和《示众》中几乎完全摒弃了情节，《狂人日记》写了一个迫害狂的心里感受。《示众》用一个客观的镜头扫描了一群麻木无聊的看客。鲁迅小说中的生活情节是对生活表征、表象的客观叙述，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冷静地把看到的一点一滴一举一动叙述下来，并不做任何的夸大和缩小，也不评点。《药》写观看行刑的场面，“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这是最典型的写法，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这种原生态的描写和叙述，正是最真实的生活。“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鲁迅的小说相对来说篇幅短小，时间跨度却很大，情节之间往往出现跳跃，把无关的宏旨的情节统统推到幕后，突现能表现作者的旨意的情节，使事件推进的过程和线索十分清晰。在鲁迅的小说中，情节不是目的，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是展示人物灵魂和精神状态的一个平台。《祝福》中鲁迅没有写祥林嫂悲苦的一生，虽然这也足以引起人们的同情，但这不是作者的本意，甚至于可能会引起副作用。比如：祥林嫂两次亡夫只是借别人的口一笔带过，略作交待，这就是说，祥林嫂虽然内心凄苦，却还有力量支撑着生活下去。即使是失子的.痛楚使她已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也并不是作者着力的。如果这样写可能会产生祥林嫂是命运的捉弄导致悲惨不幸的偶然性的结论。作者着力写的是祥林嫂的勤劳善良的美德和对生活微薄的希望，她一次又一次地挣扎，最终绝望死去，有力地控诉封建制度和礼教。在《故乡》中，作者把三十年浓缩到两个生活片断中，并在有意无意的对比中揭示出中国农村迅速的破产，农民受到经济和精神的更深重的压迫的悲苦命运。这种生活横断面的剪辑，用简短的情节蕴藏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在读者面前清晰地展现出旧中国一个农民的一生缩影。
鲁迅的小说情节极少有直接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平凡的小人物的生活也不过是生活琐事，即使是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也常常为生活奔波。《一件小事》、《故乡》固然是这样的，像《阿Q正传》也仅是阿Q的“革命”与赵老太爷有一些矛盾冲突，而作者主要在写阿Q对革命的渴望和无知。《祝福》中写出了祥林嫂与封建制度和礼教的矛盾冲突，但这是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矛盾冲突;人与人的矛盾冲突隐蔽的更深，人们能看到四叔好心地收留了祥林嫂却看不到四叔用无形的礼教绳索束缚着祥林嫂，并鞭笞着祥林嫂的灵魂，无形的枷锁束缚着祥林嫂的精神;婆婆卖掉祥林嫂是用有形的族权宰割她;善人柳妈的“阴司”论是精神上好心毒害她;这些人出发点不能说是刻意的恶意(即使是她婆婆也认为卖她是合理的)，这正是最可怕的，也正是作者要表达――矛盾冲突已根深蒂固于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合理化了，这不是戏剧式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本身已经与生活水乳交融了，这样更有力地表现主旨。情节已孕含了矛盾冲突，没必要用曲折故事来支撑情节，那样反倒显得雍肿。这是鲁迅借平凡的人物形象，用日常生活中无事的悲剧来表达对改革社会的见解。
从小说自身发展来说，小说的情节生活化是小说发展的必然趋势。情节故事化的小说在追求故事性效果的同时忽略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的心理描写和人物性格不能充分展开，这样的人物往往是单一性格，不是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也很难真实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现实生活和底层劳动者的生活风貌。情节生活化的小说的人物不再是帝王将相贵族男女或传奇人物，而是普通劳动者，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成为小说的主角。鲁迅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普通的劳动者，最底层的人，通过他们的生存状态去看一个时代，通过他们的内心世界掘出病根。鲁迅小说不多，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一个很重要的倾向，即，揭示人的灵魂，尤其是农民，而就知识分子而言，体现的则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弱点以及先驱者的孤独感和荒原感，也就是说鲁迅关注的都不是表层的事件和社会历史的变动，不是事件史而是心灵史。这是传统情节故事化的小说绝无可能。鲁迅在刻画人物性格时充分应用了情节生活化这一优势，让小说里的人物自觉地展示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鲁迅创作小说时已具备了成熟的思想和语言，他兼有深厚传统文化和对外来文化的营养，为现代小说在情节、人物以及语言、思想和内容树立了典范，表现出艺术性和思想性远远地超出了时代，中国现代小说因鲁迅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文中的鲁迅小说指《呐喊》和《彷徨》。
[2].引文出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角度
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角度刘琰
叙事角度就是叙事者观察和描写世界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叙事角度的选取既能体现出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又可以决定作品的艺术结构和读者的接受方式。
叙事角度通常有三个分类。一是全知叙事，在这种叙事方式下，叙述者无所不在，他有权力知道并说出书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第二是限制叙事，叙述者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人物所不知道的事，叙述者也无权述说。叙述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可以采用第一人称，也可采用第二人称。第三种是纯客观叙事，叙述者只描写人物所看到和听到的，不作主观评价，也不分析人物心理，”
余华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从那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模式化中走出来，更多倾向于纯客观化的叙事，他所确立的人物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偶然事件》中，故事情节是由叙事者的叙述、陈河和江飘的来信对话共同实现的，这三个人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同组成了叙事者，使故事在这三个叙事述说点中发展。这种视角的运用打破了叙事者单一化的常规，使文本的表达更加活泛。
多重叙事主体的共存并不代表平均分担文本讲述的任务，而是往往有主次之分。在讲叙事时间时提到过，《活着》中包含两个叙事层次和主体，一个是“我”，一个是福贵。按照人物的出场顺序，“我”作为叙事的第一层次是整个故事的叙事者，因为“我”的原因才出现了福贵这第二个叙事主体并作为叙事的第二层次存在。在这一层次中，福贵作为叙事主人公也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讲述故事，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叙事者和主人公身份的合一，让叙述者和读者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叙述者的内心想法和感情表达更加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本来在叙述正在进行时突然被打断是一件非常忌讳的事情，(范文网 )但余华的这种第一层次的叙述者的不断插入却没有这样的影响，第一叙事者的“我”和福贵讲述的“我”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让读者很容易就进入“我”的世界中，去体味“活着”的深刻意味。
《许三观卖血记》采用的是上面提到的第三种叙事角度，即纯客观叙事角度。小说通过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对描写对象的周围环境、语言和行动作如实的描述，不掺杂自己的任何感情色彩。《许三观卖血记》更是以70%的对话统治了整个文本，客观的叙述就更加被动，真正地让故事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支配自己的行动。
以上关于叙事角度主要是从小说叙事者和文本中人物的关系来看的，叙事角度的分类标准其实是多样化的，写作的切入点也是叙事角度分类的一个重点。如果从单一角度来说，我们把余华的小说进行整体的阅读和比较后会发现，医生角度和青少年角度是余华小说的一个写作侧重点，下面我们将分别予以分析。
通过对卡夫卡等一些西方作家的研究和借鉴后，余华开始寻找文学的另一条出路，那就是打破常规，颠覆那些即成的条条框框，使表达进入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正如莫言说的：“一九八七年，有一位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紧接着《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死亡叙述》《往事与刑罚》陆续发表震惊文坛，余华的小说叙事中暴力、血腥和死亡开始不断涌现，余华说过：“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这些作品和他之前发表的作品风格迥异，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能有如此巨大的转型呢？翻开余华的随笔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我们可以探得其中的奥秘，那就是余华在医院度过的童年和多年牙医的经历。
关于童年，余华在很多文本中都有提及。“我童年的岁月在医院里。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母亲是内科医生。”可见余华出生于医生世家。“这也是我童年经常见到血的时候，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出来时，身上都是血迹斑斑，即使是口罩和手术帽也都难以幸免。而且手术室的护十几乎每天都会从里面提出一桶血肉模糊的东两，将它们倒进不远处的厕所里”，“于是有一次我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我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我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还比如，“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弗尔马林的气味”，“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我们不难看出，余华从小就对鲜血和死亡已是见怪不怪，他眼中的医院是美好的，死亡也同样是美好的，这不能不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
除了童年的医院经历外，余华还有五年的牙医生活，这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塑造作用。莫言曾调侃过：“毫无疑问，这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是个残酷的天才，也许是牙医的生涯培养和发展了他的这种天性”，“这是一个彻底的牙医，改行后，变成一个彻底的小说家。”从事过医学或者与医学接触过的作家，这些经历都对自己的创作产生过影响，作为童年经历和自己亲身从事过这项行业的余华就很难不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医生的视角，而且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余华面对那些暴力和死亡是如此的冷静和客观。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都有一个非常冷静和沉稳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具有超强的操控能力，而且无处不在又目光冰冷。
《现实一种》是余华前期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哥哥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以戏弄自己的堂弟――尚在襁褓中的'弟弟也就是山峰的儿子为乐，并在无意间将堂弟摔死，以此引发了这个家庭一系列的血腥杀戮的故事。在叙述这些残忍的杀戮场面时，余华采取的是冷调叙事，叙述者就像一个麻木的看客，冷冰冰地看着一个个杀戮场面在不停上演，对于这些暴力和血腥，文中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紧张和惊奇，只有一双冰冷的眼睛。客观的注视是真实的来源，眼睛的作用就不言而喻，“在各种感觉和全部知识来源中，眼睛最能做到大智若愚，能够灵活的恢复到其久远的无知状态。耳朵自有其偏好，手自有其痕迹和褶皱，眼睛与光有天然联系，因此只承受现在。真正使人能够恢复与童年的联系、重新接触到真理生生不息状态的，则是这种明澈、疏远、开放的淳朴目光”。
再来说说余华小说中青少年视角的运用。青少年视角指的是小说的故事是由青少年眼中的世界或者以青少年的口吻来观察叙述世界，小说的表达方式、内容及潜意识都受青少年视角的限制，而故事本身呈现出的是独特的青少年思维过程。《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夏季台风》《难逃劫数》《黄昏里的男孩》《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在细雨中呼喊》等都是包含青少年视角的作品。
单独提出青少年视角，为的是和常规的成人视角叙述相区别。成人眼中的世界失去了童真和纯净，看世界的时候难免会戴上有色眼镜。而青少年的出现很好地弥补这个缺陷，而这种视角表达出的思想肯定会和成人的观念发生冲突，这就造成了青少年和成人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用另一种眼光去解读成人世界。
《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刚满十八岁的“我”独自外出闯荡生活。但是一切在“我”这个十八岁少年的眼中既是新鲜和令人期待的，同时也充满着陌生和不可预期性。走在马路上，经过几次努力才拦下一辆车，但车子在途中抛锚。一会儿许多人都过来抢苹果，“我”试图阻止，但是被他们无情地殴打，司机对这些竟然毫无反应，最后竟然和他们一道抢走了“我”的背包。这就是“我”十八岁第一次出门后见到的无情世界，作者通过青少年的眼睛以陌生化的手法表现出来，独具匠心。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最典型的能体现青少年视角的作品。小说通过“我”也就是孙光林的童年和少年的回忆，展开了一幅童年和乡村记忆的图卷。首先通过青少年视角，我们看到了小说中成人并不明显的性格。“我”的祖父孙有元在年轻时是智勇双全，但到了晚年在儿子孙广才的虐待下却变得阴险怕事起来。而这些都是通过“我”的口吻说出来的。“祖父的胆小怕事在我记忆里格外清晰”，“我又觉得孙有元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说过孙有元不是一个懦弱的人”。这些话很明显地表现出祖父的前后对比。
青少年视角因为其对世界理解并不深刻，认知水平尚停留在不太明晰的状态下，这虽然能更好地呈现出成人世界的原生态，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青少年在看待事物时，难免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而不可抗拒。地位的渺小决定了他们并不能抵御强加的外力，这就形成了青少年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冲突。
那么余华为什么偏爱青少年视角，这有什么样的艺术价值和特征呢。首先，青少年视角作为一种外在的叙事视角，对于呈现与之二元对立的成人世界是一个绝佳的途径和表达方式。其次，便于作家从童年和少年的精神世界里挖掘纯粹化的艺术，青少年世界是干净和无忧无虑的，这也体现了作家对于精神乌托邦的向往和追求，使人类的精神家园重新归于原初的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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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华．说话［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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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琰（1977-），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鲁迅毕生从事着国民性的批判工作，我们读鲁迅 的小说会发现，他的小说时时不忘揭露和批判我们中 国人的劣根性。中国民众的奴性、保守、愚昧、麻木、卑 怯、精神胜利、看客心态、自私、狭隘等，在他的笔下暴 露无遗，鲁迅也由此受到了非议。有人说，鲁迅是反动 的，他丑化了中国人，在人格上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 自信。作为一个深刻而清醒的文学家，鲁迅深深地懂 得“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苦苦寻觅中国 出路的知识分子，他看到了中国民众身上的种种劣根 性。他认为只有唤起作为民族基础的大多数—普通民 众的觉醒，中国才有出路，才能走出困境，才能在变革 中向前发展.
鲁迅是一位善于深刻思考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在 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开始了对国民性的探究和批判.
19，为了国家的富强，鲁迅来到日本留学，选择 了医学作为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希望自己学成之后，平时为民众医病，战争的时候就去做军医。但是，一个 偶然的“幻灯片事件”打破了他远大的理想。在课堂 上，日本老师放时事幻灯片，内容是正发生在中国大 地上的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 打仗，日军抓到一个替俄国人做事的中国人，捆绑起 来要砍头示众，围观的都是中国人。他们看到自己的 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人砍头，表情都是麻木不 仁的，这让鲁迅深深地感到了我们民族的悲哀，而在 场的日本学生都在欢呼，这又大大伤害了他的民族自 尊心。幻灯片事件使鲁迅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 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 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 少个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他认为改变国民 精神最有效的手段是“文学”，于是毅然弃医从文，开 始致力于文学救国的道路.
“幻灯片事件”使鲁迅看到了国人麻木愚昧的灵 魂，认识到了改造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他把对国民的 这种看客心理的揭示和批判，作为对国民启蒙教育的 开端，并把它作为国民性批判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 贯穿在了他一生的文学革命中.
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塑造了一系 列形形色色的看客群像，覆盖了社会底层的各种人， 这组群像有着共同的特点：愚昧落后，狭隘自私，百无 聊赖，麻木冷漠。他们无论男女老幼，都没有姓名，没 有具体的相貌，只有一个动作———“看”。在这“看”的 共性中，鲁迅主要刻画了了两类看客的形象.
一、麻木的民众，戏剧的看客 鲁迅对于热衷于看示众的人们，历来深恶痛绝.
幻灯片事件，是鲁迅终身难忘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 一直在鲁迅的心中隐隐作痛，永远挥之不去，他把自 己这一生活的真实体验，作为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切入 点，写入了他的许多作品中去。小说《示众》可以说是 幻灯片事件的文学版，写一个巡警押着一名即将被杀 的犯人在马路上示众、众人蜂拥围观看热闹的盛大场 面。作者怀着无比忧虑的心情和满腔的愤恨，极力地 描写了这些看客们扭曲的心理和精神的病态，刻画了 他们愚昧无知、麻木冷漠的丑恶形象，揭示了中国民 众最大的劣根就在于喜欢充当戏剧的看客，暴露和批 判了麻木的民情和民性，提出了改变国人精神的重要 性.
在鲁迅的小说中还出现了许多示众的场面。小说《药》，写革命者夏瑜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救民于水火， 宁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当他被捕大义凛然地走向 刑场时，民众对他的牺牲，没有悲伤，没有愤怒，甚至 连起码的同情都没有，更可悲的是，他们把杀头看作 是一场好戏，无情地充当了戏剧的看客。作者从贫苦 民众华老栓的所见所闻和心理感受角度，描写了麻木 的民众在黎明前簇拥着去看夏瑜被杀的场面：“一阵 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老栓也 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静了一会，似乎有点 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 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这段描写，写出了 现场看客之多以及看客们因神秘好奇而急欲想看的 情状。鲁迅用形象的比喻，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他们观 赏时的丑态“颈部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 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者”。这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活 画出了看客们的无聊、麻木和冷漠。小说《阿Q正传》 也从一个侧面描写了这类麻木的看客。阿Q为生计 所迫,从未庄来到城里，他认为到城里看到的最精彩、最好看、最热闹的事情便是杀头。于是，在回到未庄之 后，他把革命党人被杀的故事津津乐道地讲给未庄的 人们“：你们见过杀头吗？”，“咳，好看，杀革命党。唉， 好看好看，……”众人都伸长脖子听得出神，他的讲述 直使“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作者在描写阿Q 讲述时的得意形态时，尤其突出了未庄的看客王胡等 众人好奇的眼光和麻木的神情。在这两篇小说中，鲁 迅不仅写出了夏瑜等革命党人被杀的表面的悲剧，而 且还揭示了看客们冷血地观看革命者被杀的更深层 次的悲剧。这悲剧使鲁迅产生了愤慨：“群众，尤其是 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娜拉走后怎样》）.
在这悲剧中，鲁迅深刻地认识到，民众之所以会以旁 观者鉴赏的态度去观看革命者的被杀，是因为“辛亥 革命”严重地脱离了民众，造成了民众与革命者之间 的隔膜，由此提出了革命的成功需发动所有的民众这 一重大的理论，并向社会发出强烈的呼吁：救救民众.
在《阿Q正传》的结尾，鲁迅反其道而行笔，把阿Q从 看客变成了示众者。阿Q站在囚车上，看着街道两边 喝彩的人们，刹那间，他的思想仿佛回到了四年前：在 山脚吓，他遇见了一只饿狼，永远不近不远地跟着他， 要吃他的肉；他永远记得那狼的眼睛，又凶又怯，闪闪 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地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这一 回他又见到那只狼的眼睛了，甚至是见到了比那只狼 的眼睛更可怕的眼睛了，这眼睛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 皮肉，而且已经在咬他的灵魂了。作者通过对阿Q做 看客时惬意的心理和他被示众时众人看他的恐惧心理作了强烈的对比，从一个被看者的角度，写出了看 客们眼中的冷酷无情和吃人的血腥.
二、冷酷的民众，无情的鉴赏家 鲁迅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写麻木冷漠的戏剧的看 客外，还塑造了一群专门玩赏他人痛苦的看客形象.
如小说《祝福》，作者以悲愤的心情和凝重的笔墨，描 写了祥林嫂悲惨的命运，揭示了造成祥林嫂悲惨命运 的不仅只是封建礼教，还有鲁镇上和他同处一个阶级 的普通百姓。当祥林嫂带着丧夫失子的不幸再次来到 鲁镇时，鲁镇上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理，不断地引诱 祥林嫂讲出自己的不幸，把她的眼泪变成了他们无味 的'生活中的调料。当祥林嫂的“故事”不再新鲜，他们 又拿她头上的伤疤取乐，在祥林嫂对生活产生极大的 绝望时，他们又在她的面前提出了“地狱说”，最后使 她的身心完全崩溃。他们就是这样不断地、无情地、残 酷地玩赏着祥林嫂的痛苦，以至于使她完全走向了死 亡的道路。通过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描写，可以看出， 鲁迅“对于国民性中这种缺少生命的尊重，少同情，多 隔膜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在他看来，麻木的人们隔岸 观火，欣赏别人的苦难，是如同看戏。而只会看戏做戏 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10 页）。在《阿Q正传》中也有这种感情的表露，当阿Q 被“假洋鬼子”打了以后，他立刻又去欺负比他弱小的 小尼姑，去摸她的头皮和面颊，使得小尼姑陷入了非 常难堪的地步。对于阿Q的这场表演，一直有一群热 心的观众，那就是路边酒店里的人们，当他们看到弱 者受欺时，没有同情，没有援助，反而大声地起哄、喝 彩、助威。阿Q为了满足这伙鉴赏家，“再用力的一 拧，才放手”。“‘哈哈哈！’，阿十分得意的笑。‘哈哈 哈’！酒店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在这里，鲁迅不仅写 出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看客愤怒，也写出了这无聊卑 劣的笑声里所隐含的我们民族的悲哀.
《孔乙己》是鲁迅认为自己写得最满意的小说，他 用冷静客观的笔调，写出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被吃的 悲剧。主人公孔乙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封 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下，除了满口之呼者也外，一无所 能，穷困潦倒，却自命不凡，成了人们的笑料。为生活 所迫，他偶尔也做些小偷小窃的事情，最终被打断了 腿，在生活中默默地死去。作者在揭露封建科举制度 吃人的同时，还揭露了孔乙己在精神上的被吃。作品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酒店里一个小伙计的眼睛来 看孔乙己在众人取笑中的尴尬和痛苦，写出了人与人 之间的冷漠和无情。孔乙己每一次“不幸”的遭遇都成 了酒店里众人取笑的材料，他们鉴赏孔乙己屈辱的伤疤，使得“孔乙己 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们讥讽他连半 个秀才也没捞到的悲哀，使“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 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们嘲笑他腿被打断 的痛苦，使孔乙己感到万分的难堪，露出乞求的眼色， “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在众人鉴赏的目光里， “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 走去了”。看客们每一次的鉴赏，都会“引得众人都哄 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在这哄笑中，我 们看到了低级无聊和卑劣无耻，也看到了人生的苦难 和不幸。一面是毫无同情和怜悯的无聊的取乐，另一 面是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屈辱与痛苦。孔乙己就是这 样生活在众人取笑的屈辱和痛苦中，并渐渐地被这屈 辱和痛苦吞噬了。作者没有直接写孔乙己的悲哀，而 是以乐写哀,反而让人感到更加的悲哀。对于这种缺 乏诚和爱的国民性弱点的针砭，在《明天》里也表现得 很突出。寡妇单四嫂子带着幼小的儿子宝儿生活，境 况十分困苦，却从来没有人诚心诚意地帮助过她。宝 儿病危了，从庸医何小仙到流氓蓝皮阿五，到不怀好 意的红鼻子老拱，以至到整个村里的人都想从她身上 乘机捞一把，都在袖手旁观地看着她即将失去儿子和 失去儿子后的痛苦。小说以《明天》为题，不仅写出了 单四嫂子这类穷苦人对未来的希望，同时更写出了鲁 迅对中国明天的希望：“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 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还要 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我之节烈观》）。这清 晰地表明了鲁迅写这类看客的主要目的.
通过研读鲁迅小说中对看客现象的揭示，我们就 会深刻领会鲁迅的良苦用心：他是要通过揭露和批判 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我们民族衰败的病根，为 变革时期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我们不能把鲁 迅的揭露和批判看作是丑化了中国人，丧失了民族的 自尊和自信，而应回到历史去重新审视鲁迅，对鲁迅 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说，对看客心态的揭 示和批判，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
参考资料：
【1】《鲁迅全集》第一、二卷.吉林摄影出版社.3月 第一版
【2】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 出版社1月第一版
论《孟子》的论辩技巧对鲁迅小说的影响论文
[论文关键词]孟子 论辩 鲁迅 小说
[论文摘要]论辩是鲁迅小说的重要因素，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论辩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体现在主题构成与艺术构成中，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各个艺术层面。
论辩，或者辩论，是不同观点的双方，为了各抒己见，所进行的证明与反驳。论辩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历代理论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就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写到：“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个人论辩的价值，比国宝九鼎还贵重；三寸之舌的力量，比百万雄师还强大。刘勰对论辩的评价，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论辩，特别是历史性的大论辩，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号角。
一、孟子的论辩技巧
孟子，名轲，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孟子》的犀利、《庄子》的恣肆、《荀子》的浑厚和《韩非子》的峻峭，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孟子论辩文章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气象恢弘、博大壮观、刚柔相济、析义极精。
第一，形象说理。在《孟子》中则具体体现为善于巧喻。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堪称比喻圣手”。综观《孟子》全书261章，其中93章总共使用比喻159种。《孟子》文中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从而增强孟子抽象论理的现实性，为孟文说理蓄势，使得孟子的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
第二，欲擒故纵。“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舌战用兵本无二致，订谋施计必须审时度势。以擒为目的，以纵为手段，为了擒敌之目的，必须先付出纵的代价。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六章》，孟子先以“臣”“士”作喻，远离讨论话题，陷齐宣王于彀中，随即话锋一转，矛头直指宣王，擒之于话锋之下，使得宣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凭借“纵”字诀，使整个论辩过程迂回曲折，摇曳生姿。“一反墨文说理之艰涩”“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
第三，避虚就实。孟子的核心思想是“王道”“性善”，是实，其余皆属细枝末节。是虚。论辩的核心是不能变的，因此，对手的话题不在二者范围之内，对孟子来说便是“虚”。如何将虚过渡到实，孟子自有其语言上的太极推手，如《齐桓晋文之事》一章，齐宣王崇尚“霸道”，开头便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则以“仲尼之徒无道齐桓之事……无以，则王乎?”这样一段立场鲜明的回答，不仅表明了对霸道的态度，又机智委婉的`将谈话引向了王道。这种话题转换艺术使得孟子能够在论辩不利的情况下反守为攻，转败为胜。
二、鲁迅小说中的论辩技巧
首先，在鲁迅小说中，常常有一些句子意味深长，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显示着鲁迅特有的思致与笔调。达到形象说理的效果。例如，《孤独者》中魏连殳在绝望中折断傲骨，“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也包含了对“先前的我”与“现在的我”的思辩，而这一思辨式的描写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对于整篇小说的内容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那种对灵魂的拷问，那种包含着极度痛苦和忧愤的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总结，使人物性格得到了更深的表现，也使小说笼上了一层深深的人生之慨。而且体现着鲁迅对他的人生体验的论辩式的总结，体现着鲁迅式的思维。
其次，在鲁迅小说中，欲擒故纵跟避实就虚也随处可见。《祝福》小说中“我”与祥林嫂关于死的有无的对话之后，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这答话怕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别人在祝福的时候，感到自身寂寞了，然而会不会有别的意见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仔细推敲，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这段话简直就是自己和自己的辩论。如果将其中的连词加点则不难看出这段沉痛中透着一丝幽默的推测与辩解，是曲尽思路翔回曲折之妙的，实在是议论文的运思和笔法；这种论中有辨，辩中有论的心理描写正体现着鲁迅的特色。
总之，论辩是鲁迅小说的重要因素，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论辩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特别是心理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体现在主题构成与艺术构成中，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各个艺术层面。鲁迅艺术思维的论辩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创作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是鲁迅自己的思想品格与多方面的影响的合力造成了他的这一思维特征，而最终却由他的小说创作以最适切的被充分小说化了的方式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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