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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诗歌艺术特征
徐志摩，181月15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的一个富商家庭。
徐志摩是现代新诗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诗人之一、是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柔美、清丽、音韵和谐，颂扬理想;表达对爱情、自由、美的追求;擅长细腻的心理捕捉、缠绵的情感刻画，深得青年人的喜爱，影响至今不衰。
康桥(Cambridge)，也就是今天所译的“剑桥”，英国剑桥大学所在地。
诗歌的起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以一个离别的姿势，点染出诗歌整体的离悉别绪。
《再别康桥》的音韵非常优美，这也是徐志摩诗歌的突出特点。细心体会诗歌音韵、形式的优美之处，是感受《再别康桥》一诗的重点。依依惜别的款款深情和诗歌的韵律节奏丝丝入扣地结合在一起，“音乐美”在《再别康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诗歌每节两韵，节节转韵，所采用的韵脚多是发声绵长的复韵母，形成一种既韵味悠长又潇洒灵动的`听觉效果;“轻轻地”、“悄悄地”这类叠词的使用，奠定了诗歌舒缓轻柔的调子，流露出依恋之中的惆怅伤感情绪。另外，诗人对于诗歌外在形式的“建筑美”也是精心构造的。这首诗共七节，每节四句，每一小节句式整齐、类似，构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吟唱效果。第一小节和最后一小节通过“轻轻地”、“悄悄地”这样的叠词，首尾呼应，使诗歌在形式上结构完整、浑然一体。
《再别康桥》中的一系列意象也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因为诗人正是借描写客观景物的间接抒情方式，来贯彻新月派“理智节制情感”的诗歌原则。诗中的波光、柳树、青草、清泉、榆荫、彩虹、划船撑篙者的身影，有的是实物描写，有的是景物与情感结合的点染勾勒。
《再别康桥》通过景物意象突出诗歌的画面感，精心安排诗歌的句、节，重视诗句的音尺、韵脚，都是对“三美”理论——“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的成功实践，充分体现了格律诗派的艺术主张与风格。《再别康桥》不仅是徐志摩个人的代表作，在整个新月派的诗歌中也堪称典范之作。
徐志摩诗歌艺术特色
徐志摩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其诗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
徐志摩在诗歌方面的创作成就与性格经历是密不可分的。纯净、真实、热情的他具有了天才诗人所具有的一切气质。他从小生活富足，虽然以后家境慢慢衰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也就是少时的无忧无虑造就了他的性格，再加上传统的教育和留学的经历都为他在诗国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反过来说，他归国后的生活轨迹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的性格体现在他的行动之中，徐志摩的所做所为就如他的诗歌一样惊世骇俗。而徐志摩对爱情的执着就注定了他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使他在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宣泄，也成就了他的诗名，也是他诗歌中成就最高的。
一、从形式上看徐志摩诗歌具有内在外在高度统一的美感
他遵从了闻一多的三美的理论，即所谓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但又有自己独特的实践，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各种诗体的尝试，他认为每一种诗体都有其最合适的内容来填充。其中最典型的是他对十四行诗体和散文诗体的尝试及突破。徐志摩诗歌的很多方面的发展都是很有创造性的，他敢于突破古典的抒情方式，并糅入西方的各种思潮，还大胆的创造新的体式，敢为新诗开拓新的格律，意境优美、唯美。
二、格律方面，徐志摩的探索阻止了新诗过于散漫、内容流于肤浅空泛之弊，从而使内容更有节制、思想更有深度
闻一多讲诗歌格律时谈到了三美，在徐志摩的诗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贯彻。茅盾曾批评徐志摩的诗歌《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中说到：“我们能够指出这首诗歌形式上的美丽，章法很整饬，音调是铿锵的。但是这位诗人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这就是很少一点了。”但是诗歌并不是以传达内容的多少、优劣论成败的，作者在这首诗歌里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心情，这是一种感情的传达。诗歌所承载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抒情诗，对感情的传达的丰富程度和真实程度反而是一首诗歌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
先来看徐志摩的外在形式，主要是谈格律方面的创新，徐志摩诗歌的格式简单但却变化多端，从而衍生出了许多的美感。
徐志摩在诗歌的结构上是独具匠心的，撇开内容单从形式上看，他的.诗歌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比较整饬的方块形，这一点上与闻一多是一致的，闻一多的诗歌体式结构绝大多数都是严整的豆腐块，这可能是他们受古典诗词的影响，讲求句式、字数的整齐划一。再一种就是长节的矩形块，隔行退格的形式(或多行退格)，一般退一格或者两格。第三种是每行齐头，只是从后面看多有参差，形成一个错落的美感。第四是每句均后错一字，形成倒阶梯状。
三、徐诗的意境无疑是美轮美奂的
从整体上看，徐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鲜活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或传达了一种感情或象征了一种精神或者势力。但无疑都是美好的意境空明清新而深远，这就使得他的多数作品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共鸣属文学理论的范畴，是文学接受的最高阶段，是作者、作品与读者一种心灵的契合，从而体现作品的力度，使人的人格实现提升，而徐的诗的意境就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他的诗歌不单单是所谓古代诗歌中的情景交融和虚实相生，而更多的是渗进了一种强烈的抒情，其有很强的抒情感染力，读后韵味无穷。
四、“性灵”是徐志摩诗歌中的一种气质和内蕴
往往那诗人头脑中的灵光一闪，经过诗人的加工之后，便会成为一首绝唱。徐志摩同泰戈尔一样崇尚性灵。徐志摩的性灵还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冥冥中像是个预言，让人感到惊讶。死亡是每个诗人都深深思考过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徐志摩这样能在生前绘声绘色的描写自己死亡的人，还是不曾见到过的。
徐志摩的诗歌在白话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之功，首先是在诗歌格律方面，很多都是值得现代诗人去借鉴和学习的，在一些方面，让后辈是无法企及的，在当时倡导诗歌的格律对于防止诗歌的散文化，寻求新诗歌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方面功劳是不可磨灭的。还有他的诗歌的优美意境，唯美的追求，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美的遗产，他有才华，他的诗歌充满着性灵，但是他并不放纵自己的才华，他只是尽情的去展示，并且有节制，放开但又不放纵。他就是这样创造着美的遗产，那一首首优美的诗歌就这样如溪流般的不经意间已在你的胸膛里流成了河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信他的诗歌一定还能够继续流传下去，成为近代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星。
浅析徐志摩诗歌的审美特征
徐志摩从19开始写诗到1931年离世，在整整十年间共出版了版了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共计诗作290余首。有些人认为徐志摩的诗作内容空泛，用词过于矫揉造作。虽不认同但也不能否认，徐志摩的诗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颇受人们的喜爱。诗歌作为过程就是艺术的创造过程，也是人性本质中的感性爆发。徐志摩的诗是激情与冷静的耕耘的收获。
一、徐志摩诗歌的意象之美
1.复叠美。这里所说的复叠指的是同一次与反复多次的出现。如《康桥西野色》中的第四节：“晚霞在林间里，晚霞在原上的溪底，晚霞在风头风尾，晚霞在村姑的眉际，晚霞在艳喉鸦背，晚霞在鸡啼犬吠。”这里共出现了6次“晚霞”。这六次并不是单纯形式上的重复，而是在不同场景下对晚霞的不同描述，极力表现晚霞之美，给读者带来全方位、立体化美的享受。诗人巧妙地用了这种复沓变奏的手段来抒发情感，通过不同的表现方式，从一个角度出发最终又回归原地，但每次的循环往复都能够给人以新鲜之感，让我们在感受到这意象的复叠美的同时，也能够体会到诗人的深深情感。
2.动态美。动态美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美，意象中最有吸引人的也是这种流动性的事物。因此，徐志摩的诗歌好似是一个个跃动的水滴组成了川流不息的河流，极具动态美。比如《呻吟语》所描写的：“我亦愿赞美这神奇的宇宙，我亦愿意忘却了人间的`忧愁，像一只没有挂累的梅花雀，清朝上歌唱，黄昏时跳跃。假如她清风似的常在我左右，我亦想望我的诗句清水似的流，我亦想望我的心池鱼似的悠悠;但如今膏火是我的心，再休问我闲暇的诗情。上帝!你一天不还她生命与自由!”在这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描摹的一副生机勃勃、声色俱佳的画面，让读者从视觉、听觉和触觉的感官中体会到自然和谐之美[1]。
3.轻柔美。徐志摩诗歌中多喜欢采用轻柔的意象。比如《雪花的快乐》中描写的就是“雪花”在半空里翩翩起舞，四处翻飞，他经过“冷寞的山谷”、“凄清的山麓”但却都不进去，不去感受这荒凉的惆怅。徐志摩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不愿意过多地使用厚重感的意象以给人压抑之感，相反的，他的诗歌意象用柔软的意象，仿佛羽毛般沾住人们的衣襟，融化到人们的内心。“雪花”这个意象轻盈、活泼、明丽，加上“女郎”的美丽、生动、多情，一起组成了一幅柔情、生动的画面，使内在的灵魂也含蓄着柔软的养分。诗人高洁、伟岸的身姿，坚韧不拔的意志，变化多端的艺术手法，将轻柔的意象融化在诗作的字里行间中，柔美仿佛成了每个字的灵魂，生生不息，无法剥离，最终营造出一种柔和恬美的氛围。
二、徐志摩诗歌的色彩之美
徐志摩的诗作尤其强调色彩的心理效果，也就是体现出丰富的色彩情感。众所周知，诗人在选择词藻的时候，要考虑到色彩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从而使人产生情感的共鸣感。通常意义中，红色代表的是“激烈”、“兴奋”、“喜庆”的感觉，若是象征鲜血时，又使人感到壮烈悲惨;黄色给人以“明丽”、“温暖”的感觉，但若是象征落叶，就会给人萧条、孤寂的感觉;蓝色给人以“宁静”、“深远”的感觉，但有时又会感到犹豫、庄严[2]。如《灰色的人生》中就这样描写道：我一把揪住了西北风，问它要落叶的颜色，我一把揪住了东南风，问它要嫩芽的光泽;我蹲身在大海的边旁，倾听它的伟大的酣睡的声浪;我捉住了落日的彩霞，远山的露霭，秋月的明辉，散放在我的发上。”这首诗中，作者将人世间的残酷经历比作是“冷嗖嗖的风”，把刚出芽的绿芽比作是“光明”。徐志摩通过一项色彩的选择来传达某种情感，用落叶的枯黄色来表达现实的残酷，用绿色的嫩芽的光泽来比喻生命的希望，用落日的红辉来比喻生命的逝去，用黄橙的秋月比喻家乡的思念，但当这些又掩盖上一层黑灰时，读者有会感受到心里的沉闷和压抑，情感色调陡然变得灰暗，表达出作业对于现实的无奈和愤慨。这都是由于作者所追求的希望和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导致理想终于寂静如死灰。因此我们能够发现，若是能够熟悉运用色彩意象，就能够表现出诗歌的绘画美，以色感人，以色抒情[3]。此外，徐志摩的作品中的色彩意象也渗透着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这种客观事物在主观思想中反映出来的色彩情感，能够为作者在诗歌创作中的主题基调，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三、徐志摩诗歌的音乐之美
中华民族诗歌和音乐一直以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继承这一民族传统，新月派诗人们归纳并整理出一套系统的诗乐理论，并付诸了实践，徐志摩也不例外，深有贡献。诗歌作品中的音乐性实际上指的是节奏感，节奏是音乐的核心，在设个作品中的具体来说可以分为高低、长短和疾徐相呼应等手法[4]。徐志摩这样评价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诗的真妙不在它的字字面意义上，而是内涵深刻的音乐表现力上。”他认为“一首诗中最难以捉摸的，就是内含的音乐的匀整与动态感”。因此，他要求在创作实践中，要求“诗作在整体的躯壳之中要放入各种表现诗文美的手法，音乐美也包含其中”。由此可知，徐志摩注重在诗作的创作过程中融入音乐之美，寻求一种优美的内在节奏和旋律。比如说《沙扬娜拉一首》中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这短短五句极为押韵，共有“柔”、“愁”、“羞”三个韵脚，仿佛如同短笛声声，吹奏倾心，绵绵流长，婉转悠扬，整首诗洋溢着轻柔的轻微舒缓的起伏节奏，仅仅用两句就将女郎的青春美貌和依依惜别描写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第三句用了一个复沓，生动形象地将时频频叮咛的情形表现出来，全诗虽然短小，但却言简意赅，意味深长，是诗人感情的浓缩精华。节奏的轻柔表现出一种委婉反转、低回往复、浅吟低唱的情致。尤其是长短句的交错交融，使短诗旋律更为柔软多情，最后一句读完，使得读者更能体会到余音绕梁、回荡不休的情致，感受到诗作之外的无穷意境。再如，《半夜深巷琵琶》中，作者通过抱韵的手段，两场两短相互跌价，仿佛是深夜里无尽的吟唱、吁叹，又好似琵琶的哀怨悲切之音，被世人称作是音乐中流淌的诗歌。还有被众多人赞誉过的名作《再别康桥》也是音乐创作的典范。那份飘逸，那种洒脱，简直是诗人风度的音乐化。
诗歌作为过程就是艺术的创造过程，也是人性本质中的感性爆发。徐志摩的诗是激情与冷静的耕耘的收获，其诗表现出的意象之美、音乐之美、色彩之美，让读者从视觉、听觉和触觉的感官中体会到自然和谐之美，产生强烈的共鸣。
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技巧
徐志摩的诗是中国新诗园中的一枝奇葩。本文试图勾勒出其不同时期作品的艺术技巧。纵观其诗歌艺术技巧，从早期诗情的山洪暴发走向“三美”，直到技巧上的圆熟，徐志摩诗歌使用反复、比喻、反问、排比、象征、叠字等传统手法和变形、含混、陌生化、移情、张力等现代手法，讲求意境、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为人们贡献出了许多烩炙人口的佳作。同时，由于诗人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布尔乔亚身份使他的作品在艺术技巧的锤炼上不免有瑕疵。对此，我们应客观地评价和看待。
在中国现代诗歌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在1933年，茅盾在《徐志摩论》中就指出：“我觉得新诗人中间志摩最可以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们研究。”[1]作为新月派的重镇，其诗作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本文试图勾勒出其不同时期作品的艺术技巧。
我们所熟悉的徐志摩的诗集有四本：《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前三本为诗人生前亲自编写，后一本为诗人罹难后他人编写。由浙江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永棣编写的《徐志摩诗全编》(1988年3月第2次印刷)除收录了上述四本诗集外，还搜集了徐志摩在英留学期间的处女作、徐志摩散见于报刊、日记和文稿中的新旧诗作、徐志摩的旧体诗和译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较为完整正确的徐志摩诗作资料，尽量客观地反映了诗作的原貌，我们可以以此尽览徐志摩不同时期的诗歌艺术技巧。
一、缤纷的花雨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生涯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的。1921到1922年间，在狄更生的帮助下，徐志摩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旁听了一年的政治和经济课程。正是在剑桥，徐志摩才真正开始写诗。“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民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在二十四岁以前，诗，无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2]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3]集自然、爱和美于一身的康桥唤醒了久蛰于诗人体内的性灵，加之在康桥与林徽音的相识相恋和英国文学的浸染，从此他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了。
《草上的露珠儿》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徐志摩的最早的一首诗，写于1921年11月23日。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放喉歌吟，他要做一名诗人了。“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4]这些早期的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5]。在艺术技巧上较多使用反复、比喻、反问、排比、象征、叠字等传统手法，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在《草上的露珠儿》、《青年杂咏》、《情死》、《夏日田间即景》、《听槐哥纳乐剧》等诗中得到体现。但整体看来，大部分诗作是诗人山洪暴发的诗情，无章法可循，语言直白优美，但也有生涩牵强之处，反映了诗人处于一种对新诗的探索阶段，直抒胸臆，在艺术风格上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
《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大都是他1922—— 1924年之间回国后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诗的内容或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或是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或是探讨生活哲理的和写景抒情的。在诗的艺术技巧方面，诗人自谦“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和技巧都谈不到。”[6]那么，作为一名研究者，我们仍然可以从《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为要寻一个明星》、《我有一个恋爱》、《她是睡着了》、《石虎胡同七号》等诸多名篇，还有值得一提的《先生!先生!》、《叫化活该》、《谁知道》、《盖几张油纸》、《太平景象》、《一条金色的光痕》等这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篇什中可以看出诗人在不断地磨炼其诗歌技巧。
《志摩的诗》中除传统手法的运用外，更注重意境的营造，语象的丰富，情感的抒发含而不露，愤而不激，变形、含混、陌生化等在诗中均有体现。《雪花的快乐》一诗中诗人运用变形的现代手法把自己幻化为一只在半空中翩翩飞舞的执著乐观地寻求爱与美的雪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沙扬娜拉》中含混的运用给我们留下想象的空间，那一低头像水莲花般娇羞，分别时有蜜甜忧愁的日本女郎是情侣还是朋友?《落叶小唱》中语言的陌生化使我们很难分辨到底是落叶还是诗人心中的伊人。《太平景象》整首诗以人物语言构架，体现了诗人在技巧方面的大胆尝试和创新。尽管有些作品被人诟病为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有不规整之处，这本诗集还是体现了徐志摩在摸索和试验中不断地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
二、走向“三美”
1924年至1927年，徐志摩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与其热恋，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斯)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后结集为《翡冷翠的一夜》。《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除了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大都是情诗。
在这部诗集里，同样有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作，如《大帅》、《人变兽》、《梅雪争春》、《“这年头活着不易”》、《庐山石工歌》。动荡黑暗的社会现实动摇了诗人的社会理想，他的思想起了波折，“狂妄的虚潮早经销退，余剩的只一片粗确的不生产的砂田，在海天的荒凉里自艾。”[7] 不少诗篇失去乐观激情的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
在诗歌的艺术技巧上，“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8]这种进步体现在新月派所倡导的“三美”上，即音乐的美(章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新月诗人陈梦家在《纪念志摩》一文中曾写道：“他(志摩)向我说过《翡冷翠的一夜》中的《偶然》、《丁当—清新》几首诗划开了他前后两期的鸿沟。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气，用整齐柔丽清爽的诗句，来写出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我们不妨以《苏苏》为例来看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功力和匠意。《苏苏》全诗4节，每节4行。每节的第一行字数相同，第四行句式相同。前两节第一句和第四句押相同的韵，二三句运用反复。后两节第一句和第四句押相同的韵，第二句和第三句押相同的韵。整齐中有变化，韵律凄美。野蔷薇、暴风雨、墓碑、蔓草、清露、黄昏、长夜、星斗、青条等又给人视觉上的审美。
三、在星光斑斓里放歌
从《翡冷翠的一夜》后，徐志摩的诗一步一步走入怀疑悲观颓唐的“粘潮的冷壁”的甬道里去了，且其作品的数量也跟着减少。此后，徐志摩出过过两本诗集：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和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经过1925年和1926年中国革命运动的洗礼，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他对工农革命感到恐惧和抵触，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之中。加之生活上与陆小曼的婚姻的不如意，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分哀婉凄迷。在思想立场上，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入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如《秋虫》、《西窗》;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诗歌的艺术技巧上，诗人却达到了其诗歌生涯的顶峰。“《猛虎集》是志摩的‘中坚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我称他为‘末代的诗人’，就是指这一点而说的。”[10]传统手法的运用臻于完美，如《我等候你》、《春的投生》、《拜献》、《他眼里有你》、《残破》、《给》、《杜鹃》、《秋日》等。意境的营造和“三美” 技法娴熟，如《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献词》、《季侯》、《渺小》、《在不知名的道旁》、《车上》、《车眺》、《深夜》等。借鉴使用陌生化、移情、张力、含混等现代派手法，如《阔的海》、《泰山》、《两个月亮》、《黄鹂》、《山路》等。这些都表明，诗人在艺术技巧上的圆熟。
但是，在《猛虎集》和《云游》中，也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空泛和贫乏的，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我们可以从《残破》一诗中管中窥豹。这首诗有四节，前三节均是七句，后一节是八句。每节的第一句都是“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前两节二、三、四句均描写了晦涩的夜景，后三句都写自己要抒发残破的思想。后两节在写法上基本与前两节相同。整首诗看起来虽然整饬，讲究技法，语言优美，但从思想内容上看，只是表达了诗人一种黑暗、虚无和颓废的思想。
四、小结
徐志摩的诗出现在五四之后，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爱与自由的传统，是中国新诗园中的一枝奇葩。由于徐志摩所处的时代正是新诗探索发展的阶段，由早期的“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11]的恣意挥洒，到自觉地追求和实践诗的艺术技巧，徐志摩为新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诗的技巧不能脱离内容而一枝独秀。纵观徐志摩的诗，其成功之作都是思想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体。但由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布尔乔亚身份决定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应客观地评价和看待。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
《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由诗人独立创作的长篇抒情诗。《离骚》杰出的浪漫主义的抒情作品，但也深刻地反映了楚国的现实政治。它汲取了北方文化与文学，尤其是《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在南方巫术宗教的文化精神的孕育下，形成了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
《离骚》在诗歌语言和形式上，也有创新和开拓。它汲取了楚歌和先秦散文的营养，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创造了一种基本整齐，而又参差错落，灵活自由的的语言形式。《离骚》的语言精炼华美，极富表现力，并多用方言、虚词、双声、叠韵等。
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
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
屈原作品的伟大艺术成就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人丽，马、杨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童蒙者拾其香草。”这几句话的大意是说，屈原及其追随者宋玉，他们的作品抒写怨恨感情是能使人压抑而易为感动；叙诉离别就能使人悲哀得难以忍受；在描绘山水时，能使人根据他们有声有色的描绘得到山水的形貌；在叙述季节时，能使人打开他们的文章一看就像见到当时的时令一样。因此，枚乘、贾谊就追随他的文风而写出了华丽而有文采的文章，而司马相如、杨雄沿着他们作品的趋向，就写出了不入常套的作品。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对后代人所给予的好处是很大的，是不受某一朝代限制的(即很多朝代的人都受到他们的影响）。才高的人就可以从中取得鸿篇巨制的文体；心思巧妙的人就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华丽的词句；一般讽读他们作品的人也可以咀嚼、记住他们对山川的形象描写；而学童少年也可以从作品中记住草木的名称。
刘勰的这一说明，无疑是符合事实的。但作为南朝齐梁时人，他看不到屈原对后代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屈原在艺术上的最伟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地被低估了。首先是他继《诗经》以后，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我国文学开辟了另一影响深远的传统，从而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力。《诗经》和屈原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巍然矗立的高峰。但《诗经》更多地是以民歌的风格和现实主义手法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屈原的作品却更多地是以大胆的幻想和想象，诗人的文采和夸张的手法，即浪漫主义手法“衣被词人”。屈原的楚辞作品出现以后，“风”和“骚”就成为我国古人对诗歌所悬出的两个最高标准。屈原作品作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开端，这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其次，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屈原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对我国诗歌艺术特色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大都也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但屈原作品却作了变化和发展。他开始把物与我、情和景开始糅合、交融起来，扩大了诗歌的境界和表现力。因此，屈原作品中的比和兴，不再是简单的以某物比某物，或触物以起兴，而更多的是把物的某些特质与人的思想情感、人格和理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具有象征的意味，使情更有具体的附着和寄托。如屈原作品中，以鲜花香草，表示高洁，用高冠奇服表示超俗；用高丘求女表示追求；这就不是简单的比喻和触物起兴，而是一种象征，一种寄托和寄寓。从形象本身来看，它是虚构，是想象，从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情感来看，又完全是现实的。这就开辟了后世的所谓“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以及许多咏史、咏怀、感遇的诗篇，都是直接、间接受了屈原这种作风启发的。
楚辞体是由屈原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但楚辞体这一文体的出现，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不仅在这一文体本身，而在于它为后世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五、七言诗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古典诗歌最先成熟的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体。随着社会生活和语言的发展而逐渐向前演化，最后定型于五言和七言。在从四言诗演化为五七言的过程中，屈原楚辞体诗歌和汉初的乐府诗都起了极其重要的过渡作用。屈原楚辞体诗歌一方面吸收了当时楚地的民歌俗曲的形式，而在语言句式上又是创造性的吸收和融汇战国时代新兴散文语言而产生的成果。因此，它本身虽不定型，但却是一次诗体的大解放，是破旧立新，为新的诗歌形式创造了条件。为五七言诗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具体到楚辞作品本身来说，许多词句去掉虚词，或将虚词换成实字，就符合五七言的节奏和句式。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招魂》，去掉句末语气助词“些”字，即是七言诗体。
当然啰，我认为楚辞本身就是一种新式的自由诗体，所不同的是它带有楚文化的地域色彩，如它经常使用的语气词“兮”，就相当于今天的“啊”，“呵”等语气助词，这么看来，它的更伟大的意义是开辟了后代诗歌发展的道路，不管是格律诗还是新文学的各种自由体裁的新诗，都能从它那儿找到源头，说它是衣被词人，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艾青诗歌的特点：
艾青的诗歌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随着诗歌结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
艾青的诗歌以它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
这里既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又铭记下他严肃的、艰苦的艺术实践。在他的诗歌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带来鲜明。
诗歌的艺术特征介绍
诗歌是以意象为诗情表达的基本结构单位，借助丰富的想像和新奇的比喻，以具有强烈节奏感和音乐性的语言，高度概括地表现诗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理解和对生活的由衷咏叹的文学体裁。它是深缅的思想和饱满的感情，在创造性想象的过程中交融在一起而显现出来的一咱精练而富于感染力的艺术。
一、抒情性是诗歌的根本艺术特征
小说、寓言和童话主要通过人物或动物和故事情节来再现生活的；散文主要是借助一定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来再现生活；戏剧主要是通过人物的矛盾冲突、语言和旁白来再现生活的。而诗歌则是主要通过抒情的方式反映生活的。因此可以说，抒情性是诗歌的语言艺术。有人把抒情性称为诗歌的灵魂。
诗歌的抒情性，是指诗歌不但用抒情的方式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是通过抒情的方式来打动和教育读者。郭沫若说过一句话：“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性构成了诗歌的艺术生命，离开抒情性谈诗歌是没意义的，因为抛开抒情谈诗歌，诗歌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价值。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反映了三千年前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
有人说，诗歌是用来抒情的。我们不能超越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但能超越心理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而这种超越就是要通过诗歌里面的抒情来完成。现在我们不能经历杜甫诗人所处的战乱社会人们的疾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杜甫的《登岳阳楼》中的抒情情感去感受。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巧妙地传达了作者与朋友依依不舍、叹息流泪，说着相聚时的欢乐，分别的无奈，别后会有的思念的思想感情。也许现在分别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不但交通方便，联系也方便，只要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封E-mile就可以联系上对方，甚至可以通过视频看见对方那熟悉的面孔，但是当时交通不便，今次分别不知何年何日才能重逢，生离也就是死别。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歌是李白的一首思乡诗，他把自己身在他乡的那份寂寞、思乡之情用二十个字淋漓尽致一表露出来。当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也会对着月光念起这首诗，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这首诗尤其流行。这就是诗歌表现出来的艺术灵魂。一首优美动人的之所以千古流传下来，之所以为千百万读者所吸引，尽管有些诗歌所反映的内容与我们相距十分遥远，不复有与诗同时代的体验，但仍会为其诗所震憾，这就是诗的抒情所体现的美的力量，其内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感情的饱满真挚。
二、形象美是诗歌的基本特征
小说戏剧的主要表现手段是故事情节、人物对话，而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段是诉诸读者直观感觉的形象和声韵。形象鲜明、声韵铿锵是诗歌的共同特点。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把握事物的本质就是要通过现象看本质。人脑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外界事物为人感知，反映到大脑中，经过思维抽象出结论，这结论是对景物的`本质的认识。然而本质的认识是抽象的、静止的、综合的，也是无个性的，我们该如何表达它呢？例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人们都感到非常沉痛，人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沉痛？我们可用“心如刀绞”、“哀漠大于心死”等词语来形象地表达失去周总理的痛苦，诗歌也一样讲求形象。当我们旅游归来，告诉朋友那里的景色优美，但我们单纯地说“那里的景色好美哦！”别人会无法想象到底有多美，是像湛江的湖光岩一样美吗？还是像肇庆的鼎湖山一样美？我们可以用一句概括性的话来表达，例如“桂林山水甲天下”，然而这还不够形象，必须作一番形象的描绘才行，就像白居易作的《钱唐湖春行》用优美的语言把自己所看到的景色再现在读者眼前。
诗歌有抒情诗、叙事诗、说理诗之分，抒情诗往往情景交融，有景物形象，而说理诗特别是解读人生的哲理诗，哲理本来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要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达，通过情来打动人。因为诗歌是通过抒情来引起读者思想上的共鸣，诗人的感情是通过具体事物的感受来调动的，他必须把这具体事物的形象再现出来，才能让人知道他感情的由来，而且也让人有同感。形象化使人有美的感受，也使人感到容易理解和接受。苏轼的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借一座山来说明抽象哲理的，以具体写出的诗除了具有形象美以外，本身是灵活的，意象玲珑，可从多角度作多面观，似乎涵义无穷。中国的诗歌理论强调的意象既要有意，还要有象，通过形象来提示意义，形象可以说是诗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音乐美是诗歌的先天素质
汉朝的乐府是配乐演唱的，唐宋的词有曲牌，而诗是用来唱的，尽管它发展到后来诗与歌逐渐分离，有的已不能唱了，但音乐的本性依然保持不变。诗歌是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它在最初的阶段是和音乐、舞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古代社会里，人们打猎回来，要祭祀，要庆祝，他们是围着篝火跳舞，敲着鼓，唱起歌。皇宫里祭祀也是吟唱诗，青楼里的歌妓是歌唱诗。可以说，音乐美是诗歌的一种先天的素质。
古今往来，在各类文学和艺术中，诗歌与音乐是最接近的艺术。有人说它们是形影不离的伴侣，是孪生的姐妹。在音乐中，我们会感到诗的因素，在诗歌中，我们会体验到音乐的特质。例如，李清照《声声慢》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徐志摩《再别康桥》的第一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都透露出形象的深沉婉曲的音乐效果。
诗歌的音乐美体现在节奏和押韵上。一首歌是由节奏、乐谱构成的，失去了节奏，这首歌就像一杯水，没有起伏，更不能传达出它里面所表达的情感，节奏顿扬抑挫，铿锵有致，能从心理上引起读者的共鸣。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描写琵琶声传情地表达琵琶女的寂寞、悲伤的情感，从而引发作者“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
四、语言美是诗歌的跳动的音符
乐坛的指挥大师用魔杖般的手，调动着波澜起伏的音乐语言诉说流动的的思想和起伏的感情；绘画大师用激情和思考凝成的画笔，把红、橙、黄、绿等色墨调合成出神入化的绘画语言，表现着不同凡俗的艺术思考和美学趣味；而诗人则用生花妙笔，把平淡无奇的文字，组合成优美、生动准确而精练的诗歌语言，抒发满腔的激情。
诗歌没有小说散文那样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没有戏剧那样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只有形象、精炼、富于色彩、音响、动感的语言，描绘一幅栩栩如生的艺术画卷，开拓出“柳暗花明”的艺术境界。曹操的《短歌行》运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广大壮阔的江山画卷，抒发他的胸怀大志的思想感情，李清照的《如梦令》“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展现了诗人醉酒归来的快乐画面。
古人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诗歌的语言之所以为美，是因为它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出来的，才能使诗歌闪烁光彩，才能打动读者内心深处的心弦，就像金钢石是从高温炉里脱颖而出。言辞精炼是诗歌的表达手段，往往一句诗或几个字甚至一个字就能传神地把诗歌所表达的内容表现在读者面前。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的“敲”字使读者虽然是用眼阅读，却听到诗中传出敲门的声音；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安形象地描绘了春天姑娘悄无声息地来到江南，给江南披上了绿衣裳的景象。
诗歌的语言除了精练之外，还运用各种的修辞手法来为诗歌锦上添花。诗歌巧妙地运用拟人、物化、比喻、象征等手法来刻画生动的形象，牵引读者的思绪，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之中得到诗的深沉思想、教益和美感熏陶。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首诗里面把“我”物化成“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的驳船”。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运用夸张的手法描绘祖国山河的壮阔；余光中的《乡悉》中把“乡悉”比喻成“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表达台湾几千万同胞思念祖国大陆、渴望祖国统一的强烈的心情。
诗歌的语言犹如一只无形的手，使诗的琴弦发出优美动人的音响，成为开启人们的心灵的钥匙。
五、朦胧美是诗歌的艺术外衣
在诗歌中，诗人情感的抒发并不是直接呼吁出来的，而是借助诗歌意象间接地暗示出来的，这就是诗歌的朦胧美。诗歌的最大特点景在于它通过精练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内涵，而又始终不露风骨，总是叫人寻味无穷，就像俄罗斯姑娘的脸上蒙一块面纱。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当我读完这首诗的时候，百思不解，弄不懂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内容，是传达爱情之意还是说明事物之间的联系哲理？诗人并没有说明他的意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自由想像，去解读。我们阅读一篇小说，不是单纯地去追求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去挖掘故事情节里面所蕴含的内容、思想。我们读一首诗也一样，要用心去揣摩作者的心理，去揭穿诗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暧花开》表达作者去追求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法国诗人马拉美说，诗只有说到七分，其余三分让读者自己去领会。
六、意境美是诗歌艺术的境界
所谓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意）和客观生活的物景（境）互相交融而成的艺术境界。诗歌的意境美是作者巧妙地把意与境结合起来，而且是结合得天衣无缝，自然和谐，情景交融。一首诗只有境没有意，犹如一个死寂的世界，只有意没有境，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马致远《天净沙》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构成一幅秋风萧瑟，树叶飘落的寂寞凄凉的画面，再加上“断肠人”在他乡的思念之情，达成了一种意境相合的艺术境界。诗的意境之美，或因果略情浓，或因情略景浓，景物引起了诗人的心动，诗人用心去感受景物，于是产生了诗意。
诗歌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而且是一种精神食粮。我们阅读诗歌，既可以了解诗歌所映射的内容，也可以感受作者内心的世界。我们在读诗歌时也可以欣赏到它的艺术特征。
东汉末年的**，既使建安诗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所用，如曹操《短歌行》：“概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长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概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园景光未满，众星灿似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虽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锺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质朴，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锺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呛之词”(锺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论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色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由于种种原因，在对他的诗歌评价上却有很大的反差,其根本点就在于对徐志摩诗的认识上。徐诗内容斑驳陆离，思想复杂;语言浅显，多用口语，感情奔放;形式多变，追求艺术技巧。有人立足徐诗的艺术技巧与细腻感人的语言，提高徐诗的地位;有人则把思想复杂，内容斑驳陆离作为批评徐诗的主要依据,从而否定徐诗的价值。本人认为,以上内容既包含了徐诗的不足,同时也显示出徐诗的个性,离开了这些特点,徐诗就失去了它的独特风格。
徐志摩共有四部诗集。《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先的第一个诗集，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翡冷翠的一夜》后,徐志摩又出了两本诗集：《猛虎集》和《云游》。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谈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我们的世界是多样性的世界。文学世界也是如此。正因为多样性，我们的世界才变得如此美丽，也正因为文学的多样性，文学才会变得如此变幻。对徐志摩的诗，我们应本着宽容与尊重的态度来看，它应该是现在代诗坛中一朵永不凋零的鲜花。
胡适之在《追忆志摩》中指出：“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新月》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徐志摩是个单纯的人，他的思想是多变的，没有一个恒一的政治理念。从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说，徐志摩是个小资产阶级文人。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用阶级划分法来评价徐志摩的诗，而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探寻徐志摩的诗歌特点。
一、注重艺术技巧，创设意境，善于比喻。
1、意境优美，回味无穷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读这首诗很易令人想到茅盾的一句话：“不是徐志摩，做不出这首诗!”(茅盾《徐志摩论》)茅盾在三十年代即说：“我觉得新诗人中间的志摩最可以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们研究。”(《徐志摩论》
《雪花的快乐》无疑是一首纯诗(即瓦雷里所提出的纯诗)。在这里，现实的我被彻底抽空，雪花代替我出场，“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但这是被诗人意念填充的雪花，被灵魂穿着的雪花。这是灵性的雪花，人的精灵，他要为美而死。值得回味的是，他在追求美的过程丝毫不感痛苦、绝望，恰恰相反，他充分享受着选择的自由、热爱的快乐。雪花“飞扬，飞扬，飞扬”这是多么坚定、欢快和轻松自由的执著，实在是自明和自觉的结果。而这个美的她，住在清幽之地，出入雪中花园，浑身散发朱砂梅的清香，心胸恰似万缕柔波的湖泊!她是现代美学时期永恒的幻像。对于诗人徐志摩而言，或许隐含着很深的个人对象因素，但身处其中而加入新世纪曙光找寻，自然是诗人选择“她”而不是“他”的内驱力。
2、音乐结构完美统一
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我们再来看他的名篇《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甚至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澈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诗刊放假》)。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该诗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首阙回环对应。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挥一挥衣袖，抖落的是什么?已毋须赘言。既然在康桥涅槃过一次，又何必带走一片云彩呢?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胡适尝言：“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追悼徐志摩》)果真如此，那么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不正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缩影吗?
二、瑕瑜互见，阳春下里相杂。
徐志摩作为近代著名的诗人，其成就不可低估，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中，存在着几个致命的硬伤.一、太注意诗歌的形式，有时过之而不及，造成内容服务与形式;二，渲染的情感太柔弱，是个人纤弱灵魂的呻吟。在此，本文仅就徐志摩诗歌内容作一浅探。
徐志摩思想之复杂早有定论。他的本性是浪漫的不受拘束的。因此，他的思想并无一恒一观念，这就造成他的诗歌内容斑驳陆离，瑕瑜互见。关于他的诗歌内容也正是他成为当时及后人争议的聚点。个人认为，如果说现代诗的本质就是诗人穿越现实去获取内心清白、坚守理想高贵(传统诗是建筑于理想尚未破裂的古典主义时代的。)，那么,对徐志摩诗歌内容我们就可以更好更公允的的看待了。
1、文字灵动，情感纯真
沙扬挪拉一首
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这首诗最初的规模是18个小节，收入1925年8月版的《志摩的诗》。再版时，诗人拿掉了前面17个小节，只剩下题献为“赠日本女郎”的最后一个小节，便是我们看到的这首玲珑之作了。《沙扬娜拉》多的是浪漫诗人的灵动和风流情怀。诚如徐志摩后来在《猛虎集·序文》里所说的：“在这集子里(指《志摩的诗》)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不过这情实在是“滥”得可以，“滥”得美丽，特别是“赠日本女郎”这一节，那萍水相逢、执手相看的朦胧情意，被诗人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诗的伊始，以一个构思精巧的比喻，描摹了少女的娇羞之态。“低头的温柔”与“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让人感到一股朦胧的美感透彻肺腑，象吸进了水仙花的香气一样。接下来，是阳关三叠式的互道珍重，情透纸背，浓得化不开。“蜜甜的忧愁”当是全诗的诗眼，使用矛盾修辞法，不仅拉大了情感之间的张力，而且使其更趋于饱满。“沙扬娜拉”是迄今为止对日语“再见”一词最美丽的移译，既是杨柳依依的挥手作别，又仿佛在呼唤那女郎温柔的名字。悠悠离愁，千种风情，尽在不言之中!
这诗是简单的，也是美丽的;其美丽也许正因为其简单。诗人仅以廖廖数语，便构建起一座审美的舞台，将司空见惯的人生戏剧搬演上去，让人们品味其中亘古不变的世道人情!这一份驾诗驭词的功力，即使在现代诗人中也是罕有其匹的。而隐在诗后面的态度则无疑是：既然岁月荏苒，光阴似箭，我们更应该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每一寸人生!
2、以丑入诗，情感过度渲泄
如果说这首小诗是徐志摩诗中的精品，给人以美的享受。那么，在他的另一些诗歌里却又流露出一种颓废、消极、灰暗的格调。有的甚至以丑入诗，多了无奈的叹息或者歇斯底里的直叫。
残破
一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当窗有一团不圆的光亮，
风挟着灰土，在大街上
小巷里奔跑：
我要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
一种残破的残破的音调，
为要抒写我的残破的思潮。
二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生尖角的夜凉在窗缝里
妒忌屋内残余的暖气，
也不饶恕我的肢体：
但我要用我半干的墨水描成
一些残破的残破的花样，
因为残破，残破是我的思想。
三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左右是一些丑怪的鬼影：
焦枯的落魄的树木
在冰沉沉的河沿叫喊，
比着绝望的姿势，
正如我要在残破的意识里
重兴起一个残破的天地。
四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闭上眼回望到过去的云烟;
啊，她还是一枝冷艳的白莲，
斜靠着晓风，万种的玲珑;
但我不是阳光，也不是露水，
我有的只是些残破的呼吸，
如同封锁在壁椽间的群鼠
追逐着，追求着黑暗与虚无!
诗题叫“残破”，世界残破得只剩下黑暗、恐怖，而人也只能活得象老鼠，这人生自然也是残破的。残破的人生是由残破的社会造成的，诗人正是用个人的残破批判残破的社会。作者选择“夜”作为抒情总起点，但是并没有沦于模式化的比附，因为全诗用各种夜的具体意象充实了夜这个意境之核心，使全诗形成了整体性的意境。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选择夜的意象，不仅出于审美的安排，还体现了一种深层的文化无意识，即宿命论。夜的展开必然以黑暗为基调，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生存的空间，却无法逃离时间，时间宿命地把人限制在白天和夜晚的单调的交替循环中，逃离时间即等于否定生命。作者用人与时间的关系注释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种认识或安排表现了诗人对个体无可选择的悲哀、对社会的绝望。
当然，诗人有权利借助文字泄渲内心的独白。这首诗我们只能感到前途的绝望，还不能说是徐志摩诗中的败笔。但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这种情调很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想追求幸福、美满爱情的男子应有的。这首诗已不能称之为优雅的小夜曲了。可接下来的内容诗人肉麻地表白：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给
一块顽石
，她把我看作
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
我还是甘愿!
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
同时，一个诗人，创作的来源是他身边的社会。故而，不可避免的要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徐志摩作为现代诗坛上一位著名诗人，他有他的成功之处，也有他的不到之处。时至今日，我们应该以公允的眼光，客观的评价来对待这样一名诗人。诗人要有激情，写诗是要有激情的。没有激情就不能成为诗人。但正因为象徐志摩这样一个感情四外冲溢的诗人，有了激情，就往往“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对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诗人，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今天，我们再读徐志摩的诗歌，不能就诗论诗，也不能就人论人，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的评价，这应该是本文的的一个目的。
生活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①写于1928年5月29日，初载1929年5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和3号，署名志摩，后收入诗集《猛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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