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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先生制
杨梓楠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要：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提出的普及教育方式，指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教给别人，而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小先生制的提出与当时师资奇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教育困难的教育现状有关；这一教育方式在全国推广后，反响褒贬不一，陶行知及其支持者极力提出解决的方案措施完善小先生制，乃至与反对者展开一系列针对小先生制是否适用于普及教育的论战。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小先生逐步实现了由普及教育工具向动员群众工具的转型。
关键词：小先生制；陶行知；普及教育；动员群众；论战
一、小先生制提出的背景
小先生制是顺应当时普及教育的需求而提出的。在30年代初，“据教育部统计，中国有一千万失学儿童”，在陶行知看来，儿童受教育的主要阻碍是普及教育的方法不妥善。的确，在当时普及教育面临着许多困境。其一，当时的地方小学要收学费，“一般拿不出学费的小孩子就只能被排出于学校之外。”这使一些家境贫寒的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其二，知识私有化现象严重，即陶行知所说的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守知奴”，师范学校毕业的“大先生”一方面数量较少，另一方面把自己的知识作为私有财产；地方学校则“把知识作为‘秘方’传授，教学生不要再去传给别人”。再者，那些穷苦的孩子“在家中都有经常性的工作，如放牛、抱弟妹、烧火……”如果强迫他们上学，无疑会加重他们家人的负担。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陶行知在经过思索试验后，提出“如果能将小先生的办法尽量推行，不出两年，即可使教育普及。”陶行知还对小先生制的实行做了一些展望，把小先生的授课对象由儿童扩大到所有未受教育的人，他在汉口市立第三小学的演讲中说：“要创造新的中华民国，就非要重用小先生不可。”(论文范文 )吴振宗借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来比喻中国普及教育的情形――“好像既无巧妇又无米，只好尤拙妇造些菜饭了”。小先生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1933年，陶行知在南通等地宣传小先生教育。1934年，山海工学团举行了小先生普及教育队授旗典礼及宣誓，宣告小先生制正式问世。尽管小先生制30年代才出世，而陶行知自言“它的怀胎，却在十数年以前”。善于观察的陶行知不止一次地发现小孩子做先生的例证。南京佘儿岗农民自办的农村小学，校长、教师都由小孩子自己担任，称之为儿童自动学校。陶行知写诗称赞他们：“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自如。”另外，30年代初的两件事情也十分有说服力。一是1933年的新安旅行团活动。“他们没有教师领导，也没有父母照应，只是运用团体的力量制裁个人的行动。”这些学生靠演讲旅行，作抗日宣传。陶行知得知后逢人就说：“在这些小孩子的铁证之下，时代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瞧不起穷光蛋和小孩子的时代，那已永远成为过去；一个是新时代，穷光蛋和小孩子有不可抵估的力量。”他特意写诗称赞：“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另一件事是山海工学团时年13岁的张建派去接待反战同盟代表团的马莱，他成功驳斥了马莱关于英国是支持中国抗日的论点，又列举了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协助当局捕杀爱国人士的事实，使马莱哑口无言。这些实证都使陶行知更加坚信了小孩不仅可以教小孩，而且可以教大人，小先生制在中国有推行的可能性。
二、小先生制的推广与反响
小先生制自1934年初正式问世以来，“各地乃风起云涌的把这制度相继试行。于是‘我是小先生，变做小先生’的呼声，差不多充满了全中国。”对于小先生制的推行情况，陶行知在1935年1月总结说“在这十一个月当中，他已经进攻进了二十三省市。如晓庄之佘儿岗，无锡之河口，山东之邹平，河北之南开，山西之舜帝庙，广东之百侯都已经有了成效。”除了在国统区外，小先生制在当时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也受到推崇。
小先生制在全国推广的同时，其反响也褒贬不一。在一些地方小先生制获得了认同。例如福州的小柳民众学校，采用小先生制，“程度较高之学生刘文炳等十五人，利用工作时间，扩布于一般乡人，使无形之中，教育普及全乡，实行以来，成效颇大”在小先生自己眼中，做小先生也有几个好处，―个学生在作文中写到“我如果能找―个学生教一教，便可以把我所学到的讲给他听。有时候讲不出来，我就要去问我的老师和家长。当老师和家长告诉我的时候，我便会把知识深深的印在脑海里”还有学生认为：“全国几百万就学的`儿童，人人都教出一两个识字的人，如果全国国民都能识字，中国岂不就强盛了么？外国谁敢来欺负我们呢？”这些学生的语言稚气未脱，对小先生制的意义分析并有明显的被成年人教过的痕迹，然而也可以看出，部分学生已经把小先生制的意义内化于心，并认可这是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学习，又有利于整个民族普及教育的良策。
小先生制的确在部分地区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效果，然而它自推行以来，遭到的反对声也不绝于耳。首先，从小先生自身来看，存在能力和时间有限的问题。有部分人提出“做小先生的儿童，凭空添上普及教育的担子，时间不够分配，反把自己的功课抛荒了”；还有一些小先生由于能力有限，“传播知识，常多错误，无怪乎他们的学生瞧不起他们”对于受到歧视这一点，小先生自己也十分担心，一个小先生在作文中写到：“我去教，自己不明白，不是倒反害了人家吗”在小先生找学生的过程中遭受歧视的事情也常有发生，《大公报》的一则新闻记载：“高小学生至一药店内调查，店员以其不过一高小学生，遂故意为难，择一药名，令其解释，此小学生茫然不知，窘极泪下而去。”小先生由于自身的能力时间有限，遭到歧视在所难免，而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较低，在被成年人瞧不起后，往往有懈怠或放弃的心理，这无疑是小先生制推行的一大阻力。
其次，从教授对象来看，也是阻力重重。找学生困难的同时找到学生流失也十分严重。找不到学生也是小先生面临的一大苦恼，一些小先生在作文中道出这一难处，有位小先生说他找的学生是一个十五岁的穷孩子，这个孩子提出除非小先生每月给他一块法币，否则不肯念书。小先生无奈只好给他法币。也有小先生抱怨：“我家有个不识字的老妈子，说不定三天两天就要走，那么我上哪儿去找？”这种半途而废的现象在小先生找到的学生中也十分常见，小先生教了一个月之后，“常是小先生的学生，为了职务忙碌，为了读书无兴趣而跑掉一部分，甚至于全体。”学生流失使得小先生找学生难上加难，也造成虽然小先生制在许多地区推行，但实际效果很难统计，这对普及教育来说，极为不利。
再次，从儿童福利与身心健康的角度，有人提出小先生制是变相“童工”，1936年的《生活教育》登载了一位大学教授的发言“如果从儿童福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一种完全变形的‘童工’制。扫除文盲的事业是所有能读书识字的‘识字人，应负的责任。”¨叼当时，持这一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强迫儿童为社会服务，敢问把儿童牺牲到何种程度？这儿童们的天真，真是被消磨殆尽了！”在这种相对偏激的观点的影响下，小先生制的推行面临一系列伦理道德上的质疑与挑战，这无疑又是一重阻力。
面对各方而来的质疑之声和小先生制推行中存在的种种困境，陶行知及其支持者也早有发觉，并提出措施完善小先生制，乃至与反对者展开一系列论战。对于小先生时间、能力有限这一质疑，陶行知似乎早有预料，早在1935年，他就提出“有些人怀疑小学生没有功夫，笼统的抱了一个时间不够的成见，把小先生运动耽误了。”在他看来，每天让小先生一连教两三个钟头是不现实的，因而“劝告小先生，每天教人不要超过半小时。”对于小先生教成人的能力，陶行知认为一个六七岁地孩子把日常学到的字词教给家人是和拍皮球一样的容易。因此，不存在小先生能力不够的问题。而对于找学生难和学生流失的问题，陶行知认为防止学生流失的办法其一是“不要摆架子”二是“钉住你的学生也让你的学生钉住你”，如果学生不来上课，小先生可以实施强迫教学法，如《小先生歌》中“你没有功夫来学，我教你在牛背上哼”。陶行知鼓励小先生采取各种方式钉住他们的学生，并分别为小先生和他们的学生提供《小先生履历表》、和《小先生所教学生履历成绩表》，方便导师跟踪小先生及其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陶行知对于小先生时间能力有限，学生流失等问题早有预料，但实际推行情况受具体的教学环境、教学方式影响而不尽相同，出现了一些阻碍并遭到时人的质疑也再所难免。然而，针对小先生是否为变相“童工”的问题，则引发了一场论战，在上述小先生是变相“童工”的言论发表之后，紧接着出现《小先生的抗议》一文，文中质疑“将小先生说成是变形的‘童工，制。那么教授是反对小先生的。试问，小先生现在进行的抗日救国援助活动，教授也要反对吗？”这场论战中的反对小先生制的言论中，大致反映了当时大学教授所代表的讲坛和知识分子，对陶行知倡导小先生运动以及领导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些看法。陶行知和他一起活动的、超越了老少年龄界限的集团，与教授和部分知识分子们不同，他们充满了迫切的危机感。而论战发生的1936年夏天，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上海正处在“抗日救国”的漩涡之中。小先生也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与此同时，小先生制也随着全面抗战的临近而出现转型。
三、抗日战争中小先生制的转型
在30年代的中国，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小先生也更多地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更多的在普及识字教育的同时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此时的小先生制也逐渐由普及教育的工具向动员民众的工具转变，这一转型是时代需求使然，与之前的小先生制相比，加入更多与抗日相关的元素，也面临一系列新的困惑。
1939年，陶行知把主编的《生活教育》改名为《战时教育》，并极力把小先生制推行到战时教育中，他在《抗战时期之小先生》一文中提出“在与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时候，小先生要把他们的小小力量贡献出来，所认的字和所读的书，都要和这个大目的紧紧的配合起来。”。但事实是，“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没有受过教育，不知国家的现状，也不知怎样救国”，在教育落后、经济困难的环境下，要靠学校或政府去教育民众也是十分不易的。因此，在当时的战时环境中，以小先生制为工具动员民众，使他们懂得“和日本鬼子拼命的道理”十分紧迫和重要。
抗日战争时的小先生制为了配合战争的宣传动员，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转变。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变化，由普及识字教育转向普及抗战教育，更加注重意识训练与精神训练，训练包括“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国抗战的现状、如何参加抗战援助抗战”等，小先生每天教学生时，要先将当天的时事告诉他，并指地图给他看，再把当天学校里大先生所讲的与抗战有关的讲给他，最后把时事中地名人名里的生字教他认识。从这一授课流程可以看出，战时小先生制的授课是以抗战动员为中心的，精神意识层面的动员超越了具体的识字扫盲。其次，形式上多采用童军组织，并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日宣传活动。关于组织形式上的改变，陶行知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不必呆板的用小先生名义，有时抗敌服务团等等组织要比较有效些”。葛向荣在《国难期中小先生制的推行》一文中提出小先生采用童军组织，“其编制与训练，均有一定方案，比较切合实际。”这种小先生团或童军的组织形式，使小先生们更容易开展动员群众的抗日宣传活动，陶行知也提出“小先生一遇到机会，便需在救国的具体工作上积极参加，如献金、募寒衣、写慰劳信、慰问抗战军人家属，以增加抗战力量。”的确，在当时，小先生们在学校听课时间大量缩短，而转向以社会服务为中心，开展上门施教、话剧公演、慰问劳工等活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抗战力量。最后，是小先生教的学生与之前相比大量增加。抗日战争前，一个小先生一般只教两三个学生，最多也不超过五个，而在战争的紧急关头，“自然我们一切都力求其快，办起来快，推行也快，效力也要来的快。”中国人口众多，抗战动员需要快而有效的进行，小先生除了“每人须找到一人至二人为固定学生”外，还需要找临时学生――“遇到人即与谈话，教他识字，告诉他抗战的情况。”这使得当时有些小先生教了二十几个乃至三十几个学生，小先生教的学生数量因战时环境的迫切性大大增加。
从小先生制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种种变化可以看出，小先生逐渐脱离识字扫盲教育，更多地为抗战宣传动员服务。战争环境中，小先生们动员宣传时间的增加也造成了小先生的普遍厌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背离了陶行知普及教育的初衷，小先生制逐渐转变为动员民众的工具。
小先生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陶行知为普及教育而进行的教育方式改革，适应了当时师资奇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教育困难的教育现状。这一教育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推广，尽管在推行中存在小先生能力和时间不够、找学生困难、学生流失快等现实问题，和认为小先生是变相童工的反对观点，但小先生制实为当时国内经济教育落后环境下普及教育的无奈之举。其推行地域虽比较广泛，但多为政府教育体系之外的民办学校，并且持续的时间有限，因此小先生制普及教育的成果也是极为有限的。小先生制最初被提出是以普及识字教育为主要目的，但随着国内民族危机的加深，它的“即知即传人”的根本精神与抗战宣传的需求相结合，遂逐渐转变为抗日动员的有效工具。而小先生制的生命力不仅仅局限于三十年代，这一教育方式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统治的解放区、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中也被赋予或思想宣传，或普及识字教育的目的。本文仅是对小先生制在三十年代的发展变化做一简单的梳理，以期在此基础继续深入探究这一教育方式的演变、小先生制论战背后的思想渊源等问题。
浅谈“小先生制”教学
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改革课堂教学模式――浅谈“小先生制”教学雷建林
纵观我国传统教育，教师习惯采用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唯我独尊，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标准，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和积极性，结果使生动的知识变得枯燥无味，学生也不愿主动提出问题，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导致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厌烦。因此，我们的课堂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出一批主动学、创造性学习的人才。陶行知先生早期就提出了“小先生制”教学，采用“即知即传”的方式，让已经获得一定知识的小学生去教另一部分知识获得较少的学生。新时期实行“小先生制”教学，就是要把课堂还给学生，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实践与探索中获取知识，提高能力，教师起主导作用，指导或引领小先生在班级开展互教互学活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课前准备
运用“小先生制”教学的前期，教师要做大量的工作，也就是预备拍（课前准备）分组，组建合作学习小组，以“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进行。各组的水平要基本一致，确保小组间的公平竞争。依照这样的原则，我们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5~6人一组），每组中明确一位学科成绩较好的学生为“小先生”。选好“小先生”是提高课堂效率的前提基础。为了选好“小先生”，教师应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各方面的小先生，如，学习“小先生”、卫生“小先生”、纪律“小先生”、写作“小先生”等，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增强努力学习的自信心，意识到只有好好表现，才有可能成为教同学们的“小先生”。最初，“小先生”人选可以老师推荐，也可以民主推荐，但所选的“小先生”一定要能干事、会干事、愿干事，一定要让学生心服口服，才能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促进教育教学。当然，“小先生”人选不是一成不变，教师要制订出能成为“小先生”的相关条件，让学生明白努力方向，从而自己就愿意努力学习，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成为“小先生”。
二、课堂教学模式
1.自学（预习反馈）
新课程强调学生的自学能力，而预习恰好为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创造了好的条件。预习在课前，反馈在课中。每堂课结束，教师要把下堂课的预习提纲发给学生，让学生按预习提纲的要求主动思考问题，发现问题。预习提纲的内容应有旧知识的内容，同时也应将新知识的内容贯穿进去。预习题应分层次，不应要求所有小组都完成同样的内容。成绩优异的小组题量可大一些、难度可高一些；成绩差一点的小组要选择适量的、难度小一些的题，让这些学生感觉到自己在班上不是弱者，自己能做题，而且能做好题，从而消除了学生的'畏惧心理，培养了学生主动思考问题的能力。通过预习，学生不但进一步巩固了旧知识，而且对新知识也有了初步了解，便于上课时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反馈时，由各组的小先生汇报预习的情况，从而突出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整个反馈时间约5分钟。对于预习中学生反馈出的不能解决的问题，小先生帮忙解决，实在是小先生也不能解决的问题，就由教师组织学生一起解决，也就有了助学。
2.助学（交流展示）
“小先生”讲课阶段。在小组教学中，就预习中反馈出来不能解决的问题，教师组织“小先生”在组内、组间开展互教互学活动。在组内教学时，“小先生”要针对小组内不能解决的问题，用自己的方法给其他成员讲懂。如果是小组内也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求助于其他小组帮忙解决，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动全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WWW.FWSIR.COM)学生给学生讲，他们就不会有畏惧心理，而且愿意学、主动学，时间约10分钟。这一步，教师要深入各小组了解“小先生”授课情况，对于实在是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加以引导，不能坐视不理。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我们要鼓励让“小先生”大胆发言，“小先生”不仅可以在小组内、小组间教学，如课条件成熟了，还可以让他们上讲台授课，给全班的孩子教学。同时，对表现好的“小先生”要即时给予表扬，让他们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3.导学（解疑提炼）
教师指导或引导学习阶段。这一阶段要针对所有学生都不能解决的重难点问题进行导学。这就要求教师课前深入钻研教材，结合本班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写好教学预案，对怎样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要做到心中有数。对重、难点的理解，不能单纯是教师唱独角戏，而应培养“小先生”运用旧知识，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将书本的知识给其他学生讲懂，从而做到对重点、难点知识的把握。教师至少要让“小先生”弄懂本课知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时间在15分钟内完成。“小先生”把教师教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再把内化的知识进行创新，然后去教组上的其他学生，“小先生”所掌握的知识就会记忆深刻、牢固。从而，小先生们也尝到了成功的喜悦，更激起了他们学习的兴趣，这样就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了学生。这也是新课程中情感价值体验的成功。
4.推学（巩固拓展）
巩固提高阶段。巩固练习时，教师要设计出不同难易程度的题目，稍简单的内容要让所有学生完成，难度大的，仍然要小先生帮忙解决，时间约10分钟。这个阶段，教师还应对整堂课表现好的小组、“小先生”进行评价，体现一个激励的作用。不同学科的“小先生”可以不是同一个人，只要教师善于发现、引导，虽然他只是一个学科的“小先生”，但是你可以大胆进行表扬，抓住他的某一个闪光点，让他把优点放大，这个学生就很有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优生。“小先生”人选可以竞选上岗，或本组民主推选，随时更换，能者当选为“小先生”。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得到锻炼，成为“小先生”。这样班上就会有更多的“小先生”，就会不断涌现出更多的尖子生出来，优生更优，差生也变优生，有利于班上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
激励“小先生”开动脑筋，把学到的知识进行内化，再把内化的知识进行创新，然后再去教组上的学生，充分发挥小先生的作用，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还给学生。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小孩子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小孩子队伍里最进步的小孩子！”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理解学生也可以做小老师，每个学生都可以参与知识的学习与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一批敢于思考、敢于向困难挑战的优秀学生。
（作者单位 重庆市合川区草街小学）
【论文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华书局首次出版普通语言类《基本英语丛书》，拉开社会“基本英语”教育的序幕，出版了专业语言类《基本英语文库》，推进社会“基本英语”教育。同时，通过无线电播音教授，出版与之配套的《基本英语课本》，制作“基本英语”唱片，出版《基本英语留声片课本》，进一步推广社会“基本英语”教育。
中华书局是近代社会变迁和教育转型的产物，其宗旨是以出版为手段，服务教育和文化，并以出版适应共和政体的教科书而声名远扬。以服务教育为己任的中华书局，其在发展历程中没有一刻离开过教育事业。1930年左右，当“基本英语”教育理念和实践活动正在欧美国家勃兴之际，中华书局就开始密切关注它的发展，并充分利用自身在出版界的优势，及时地在中国社会民众中介绍和推广“基本英语”。
“基本英语”教育理念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人们认为，英语的词汇量尽管浩瀚如烟，但是每个人需要掌握的数量是有限的，因而学习英语词汇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语言学家们发现，学会英语最常用的1000个词，就能理解任何一篇规范文字的80.5%的内容;学会常用的2000个词，就能理解890Jo左右的内容;学会常用的3000个词，就能理解93%左右的内容;学会常用的4000个词，就能理解95%左右的内容;学会常用的5000个词，就能理解97%左右的内容。在这一启示下，20世纪30年代，一批在国外从事英语教学的英国学者先后研究和提出了关于基本词汇的观点，如帕默尔提出了“等级词汇表”的观点，奥格登(CharlesK.Ogden)编辑了《基本英语词典》(TheBasicEn多ishDictionary,1930)，韦斯特编辑了《通用英语词汇表》(AGeneralServiceListofEnglishIC}ords,1953)，上述观点和著作的诞生构成了“基本英语理论”(basicEnglishtheory)核心，它是英语教学和学习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英国语言学家奥格登的《基本英语》(又译为《基础英语》)词表的问世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基本英语》的'英文原文是BASICEnglish，这个BASIC是个首字母缩略词，由British(英国的),American(美国的)、Scientific(科学的)、International(国际的)和Commercial(商业的)五个词的首字母组成。
根据已掌握的文献资料，目前对中华书局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基本英语”教育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相关专著和论文几乎没有。本文主要利用刊登在《中华教育界》上的相关广告信息对此作初步的探讨。
一、首次出版普通语言类《基本英语丛书》，拉开社会“基本英语”教育的序幕
1933年5月，中华书局开始发行《基本英语丛书》，其针对的社会教育对象非常明确，是“对于下列各位的大贡献:W从未学过英语的人，现在痛感英语的功用，欲节省时间精力，以求英语的知识者。
(2)曾读过一二年，或三四年英语，因故辍学，现在又欲于最短时期中得到英语的全部知识者。
(3)有相当英语知识的人，只能阅读，不能应用自如者。
(4)高级中学的学生及大学生，欲藉英语以发表意见者。
(5)英文教师，欲以简捷了当之方法，教授学生者。
(6)商店职员欲习得英语会话及书信，以期与外人之交易者”。显而易见，中华书局从事的“基本英语”教育运动的对象几乎涵括了社会上众多领域、学习目的各不相同的学习群体。
《基本英语丛书》由奥格登首创，钱歌川、张梦麟编译，已出版者有下列:其一是《基本英语人门》(TheABCofBasicErzglish)o“本书说明八百五十个基本英语的种类，构造，变化，用法，及字序等项，每节均以附以问题及例题。学者读完本书后，即可阅读一切用基本英语写成之书籍;并能应用基本英语写作一切简单的文句。“850个基本英语单词包括的不同种类的词性数量有“动词、助动词十八个，名词六百个，形容词一百五十个，前置词二十个，代名词、接续词(现在称连接词)、副词共六十二个，总共八百五十个字，每日识十字，八十五天即可毕业”。其二是《基本英语文法》(BasicErzglish)。“本书详说基本英语字句的构造及其必要的文法。熟读此书，作文、造句、会话都能融会贯通。书前刊有编者之长序，说明基本英语之功用及首创者苦心研究的经过，末付英语发音法”。其三是《基本英语例解》(Basis勿Examples)。“本书用例题表示基本英语的应用。将基本的词句文法，举例说明，者若能将此种例题牢记在心，则行文，会话，无往不利。’，很快即将陆续出版的有下列教材:+(4)《基本英语作文一册》(PanopticMethod);(5)《基本英语会话一册》(BasicTraveller);(6)《基本英语丛谈一册》(BrighterBasic);(7)((基本英语辞源一册》(BasicWords);(8)((基本英语字典一册》(BasicDictionary);(9)《远乡(小说)一册》(CarlandAnna);(10)《黄金虫(小说)一册》(TheGoldInsect)。”
中华书局出版系列“基本英语”教材的先后顺序基本符合外语教学规律，反映了学习“基本英语”较为完整的程序:第一步，先从最基本的850个词汇开始，到“基本英语”语法，再到“基本英语”例解的学习;将基本的词汇和语法融合在句型中讲解，有利于初学者的理解和记忆。第二步，学员具备了一定的“基本英语”知识后，再开始训练其使用“基本英语”进行写作和会话的交际能力。第三步，发行《基本英语丛谈》，注意对学员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出版工具书《基本英语辞源》和《基本英语字典》，这无疑可以提高学员的自修能力，凸显了社会教育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第四步，通过阅读简易英文小说培养学员的阅读外文原著的能力，这是本套书籍的重要着笔点，因为对于一般学习外语的中国民众而言，阅读能力是最为实用的一项技能。
二、组织编写《基本英语讨论集》
为了从学理的高度上探讨“基本英语”运动，更好地改进和完善其教育理论，中华书局特意组织有关专家和学者编纂了一套《基本英语讨论集》。刊登在《中华教育界》上的广告对这套讨论集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自基本英语介绍到我国以来，一时风靡全国，学者达数万人，同时却惹引起一部分人之反感，如林语堂先生以英语学者之立场，世界语支持者以国际用语之见解，纷纷提出异议。本书就基本英语之组织，归纳批评者各家之见解，从学理上逐条加以讨论。凡关心基本英语之论战，或欲明了基本英语之特点者，不可不读。”
三、出版专业语言类《基本英语文库》.推进社会“基本英语”教育运动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基本英语”教育运动，扩大“基本英语”教育的覆盖面，加强其实用性和技能性，中华书局特为此又发行一套专业英语类《基本英语文库》(THEBASICENGLISHLIBRARY)，其“内容包罗文艺、政治、经济等，各科皆备。其特点是“趣味浓厚，文字浅显”。刊登在《中华教育界》的广告对出版这套文库的历史背景、原因和文库所涉及的主题作出了详细说明:“自一九三二年英人奥格登(C.K.O解en)倡导八百五十字的基本英语之后本局即率先介绍，所出丛书课本，风行一时。三载以来，基本英语在英国方面，日益发展;在我国内地亦更普及，国内数十万读者均纷纷来函，请续出基本英语读物，以资练习，各地学校亦相继探作教本。本局为服务文化，减轻学子学习英语困难起见，特将最近英国新出版之基本英语读物陆续出版，定名为《基本英语文库》，定价低廉，以便选用。(原价二元五角一册，本局仅售二角至二角半)，其中有科学，有文艺，有经济，有政治，举凡一切知识，无不网罗殆尽。”
出版这套专业语言类《基本英语文库》的“目的在使学者以简单之英语学力，即可遍读各书;并以见八百五十字之能应用自如，询非虚语。于文艺方面，则有中国学生最熟悉之‘莎氏乐府’，‘鲁宾逊漂流记’等，科学方面尽系普通学之所不可不知的趣味常识”。此套文库既适用于校外，也适用于校内的学习群体，“本文痒之出，其有裨于学习基本英语者固不待言，即学习一般英语者，亦可与原文互相对照，藉以增进读书作文之能力，中等学校用初级英文教本，尤为适宜”。经过中华书局的精挑细选，“兹特严格选出十种，现行出版，其余各书，此后陆续刊行”。已经出版的系列文库书籍有:”RobinsonCrouse(鲁宾逊漂流记)，Lamb’sStories加mShakespare(莎氏乐府)，Stories加mtheBible(圣经故事)，DeathinH妙Society&OtherStories(贵妇之死)，GulliverinLilliput(小人国游记)，JuliusGaesar(凯撒)，TheChemicalHistoryofaCandle(蜡烛制造史)，TheOrganizationofPeace(国际联合会),Astronomy(天文学)，BasicforEconomics(经济学大纲)”。
上述专业类“基本英语”文库所表达的主题相当广泛，涉及到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宗教、历史、政治、化学、天文学和经济学等领域。显然，它们的出版可以帮助社会民众拓宽狭隘的视野，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构建复合型(专业知识十英语语言)的知识结构，从而使学员在不同的职业岗位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通过无线电播音教授，出版与之配套的《基本英语课本》，推广“基本英语”教育
无线电广播是20世纪新型的电子传播媒介，在世界舞台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民国时期已经步人现代化过程中的上海社会为广播介人社会生活提供了广阔舞台。上海租界诞生的外商电台，距世界最早的电台播音只有两年，开启我国境内广播播音历史的先河。中华书局对广播播音在社会教育中的独特优势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性，在上海众多民营机构中率先与电台合作，举办空中英语教学，充分利用广播这一新式工具在普及教育方面所具有的广泛性、公共性、及时性、有声性等特点，尽力扩大“基本英语”教育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中华书局出版基本英语课本，课本全三册，并附送[基本英语一览表〕一大张。播音者:留美语言学专家周椒青先生;播音台:上海永生电台(周波1080);时期:八月一日起至十月底止;时间:每日上午六时三刻至七时半刻，下午七时一刻至八时正。学者如有疑难，可函询上海静安寺路1486号基本英语研究社。当汇齐在无线电中约期答复。”由此可见，这种新型的授课方式很好地解决了纸质教材所不能解决的听力培养问题，更重要的是，听众在听课中如有任何疑难，可以及时写信询问，随后教授者在广播中给予约期答复，这样就很好地加强了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互动。无疑，中华书局采取的这种先进的授课方式对推广社会“基本英语”教育运动是大有裨益的。
由著名翻译家、散文家钱歌川和张梦麟合编，留美语言学专家周椒青讲授的《基本英语课本》，至少在7座电台先后播讲过。此套英文课本是钱歌川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奥格登教授所创之850个基本英语编制而成，使英文字汇简化到不满千字，专供初学之用，还能供各方面的使用。课文由浅人深，从字母人手，逐渐及于翻译、会话、写信、作文等。特别注重各词发音及应用。每课之后，均有练习问题，课文还有国语的译注。全书分3册，每册30课，共计90课，平均每日学习一课，可在3个月内学完，获得“基本英语”的全部知识，达到能说能写的目的。显而易见，中华书局出版的这套《基本英语课本》的功能十分明确，就是在已掌握“基本英语”知识的前提下，训练学员正确使用“基本英语”，全面提高其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五、制作“基本英语”唱片，出版《基本英语留声片课本》。进一步推广社会“基本英语”教育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习“基本英语”所遇到的发音困难，中华书局特意制作了一套由“语言学专家赵元任博士编制发音”的“基本英语”留声唱片，其详情公布在1935年2月出版的《中华教育界》广告上面。此广告首先对发行这套唱片的原因作出了解释:“英语发音困难，且生字太多，学习数年，尚不能说写者比比皆是，良以必需之字未能全识，而非必需之字，徒费时间与脑力也。英国奥格登教授有鉴于此，特选出基本必需之字850个，学者熟悉之，即可任意说写，对于非英国人学习英语，极有裨益。”为了在社会上全面推广“基本英语”教育运动，“民国22年5月，本局发刊基本英语课本及丛书，一面播音教授，一面准备留声片之创制，年余以来，由语言学专家赵元任博士编辑课本，灌制机片，现已告成，正式发售”。
该留声机片的特点如下:“全部计6张，共12面，分两大部:第一部系读音和单字，第二部系会话和读本。第一部注重发音，将一切英语上发音之困难，为之解决;第二部注重句读，不仅可供日常应用，且谈话间趣味横生，尤使学生百读不厌。附有留声片课本一册，可以逐句逐片对听，供学生自修，固属无上之恩物，即教师得此，亦可在发音读法上得益不少。现为优待惠顾诸君起见，发售特价。研究基本英语及教学英语者，请速惠购，幸勿失良机!”
由上述可知，这套“基本英语”唱片特点鲜明，不仅仅是单独讲解语音知识和技巧、解决发音之困难，而且还将语音教学与句型、对话和阅读融合在一起，注重实际操练和应用，并且对话设计趣味横生，容易调动起学习者的积极性;为便于学员有效地利用这套唱片，中华书局特发行《基本英语留声片课本》一册;唱片的播放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反复播放、跟读和自修，这非常有利于“基本英语”教育运动在民国社会的推广和普及。
综上所述，中华书局在20世纪30年代紧随欧美社会英语教育潮流，不遗余力地在社会民众中大力推广和普及“基本英语”教育，其目的十分明确:“基本英语是二十世纪语言学上的一个大运动，学习英语的大贡献，以简易的方法，帮助我们减少学习英语的困难。”中华书局从事的社会英语教育活动，其教材由一般语言类到专业语言类、由无声教材到有声教材;其教学手段由传统的纸质媒介到现代的无线电媒介，在民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基本英语”热。“基本英语”教育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短短的三年之内学员竟达到了数十万人之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英语语言素质和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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