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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苏南农村私塾教育盛行之动因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其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摘 要 题】教育史研究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艺术教育、军事教育……新式教育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的盛行。私塾教育，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概览》介绍，本省入学儿童虽占百分之十四强，但入私塾者概略估计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当时作为省会的镇江，“私塾为数极多，几乎每个街巷中都有”。[4](P.131)而据调查，句容1934年全县人口识字者31,562人，曾入私塾者22,802人。占2/3强。[5]
从30年代初起，江苏教育厅开始为取缔私塾作一系列努力，先后颁布了《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核定暂行办法》、《江苏管理私塾暂行规程》(1930)、《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1932)等，试图将游离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外的私塾教育纳入新式教育的框架，然而收效甚微。当时江苏省教育当局将之归咎于新式教育经费难以落实以及农民思想守旧。然而事实上，江苏省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1927年，江苏开征义务教育捐，有忙漕附税、屠牙各税，年收约380万元。地方教育方面，全省各县教费总额已达1200余万元。故就经费而论，实为他省所难企及。[6]
二、私塾盛行的经济考察
私塾的盛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样的情况，30年代的农村经济凋敝作为一种背景确实应予考虑。
农民的收入原本不高，据1929年苏南10县的调查，不分业佃，不论面积，每亩农田（含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在10-30元之间，总平均为18,71元，去除各项开支，自种田每亩纯收入为13,49元，租种田为9,82元。
苏南各县田亩均收表(1929)[7]
县别 每亩平均 自种田每亩 租种田每亩
收入 平均纯收入 平均纯收入
嘉定 20.45 8.09 ――
太仓 14.60 7.80 5.15
川沙 15.57 14.113.98
松江 18.37 16.2810.52
昆山 14.60 10.408.71
武进 30.04 23.2710.13
常熟 22.23 14.6210.89
无锡 26.20 17.7619.37
镇江 14.52 9.89 ――
江宁 10.53 12.64――
平均 18.71 13.499.82
3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使农民收入下降，而学校高昂的费用是农民无力承受的。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自从采用欧洲学校制度以来，教育的内容较前复杂，教育的费用从而增加，教育差不多成为富裕阶级的专利品，一个人进大学，每年非花三四百元不可，一个中学生每年亦非一二百元不可，惟富有阶级才能担当这么一笔学费。”[8]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农民在教育投资倾向上偏好于私塾。
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且灵活。据统计，江苏全年所收学费数（私塾）为人均3.4元。[1](P.683)而乡村塾师，全年每人收入仅三四十元[11](P.97)，“
那些只能在小区域里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10](P.72)学费的收取也不像学堂一次收取，而是按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分期缴纳，[11](P.143)这更符合农民现金流动的习惯，而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家长无不胜担负的痛苦”。[3]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灵活的收费方式招徕了众多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私塾大多为蒙馆，其“消费群体”与学校有别，大多数选择私塾的家长教育观念比较现实，并不指望子女能从政入仕，而以读书识字为满足。加上私塾不是国家教育政策扶持的对象，私塾的生存直接仰仗于家长的供给，私塾先生需要满足家长的需要，所以事实上其教学内容的“适用性”超过了新式学校。当时一般商贾、业主对子弟的文化学习重在识字、作文和珠算，而这些皆是私塾的强项。
当时的改良私塾“着重读写算的训练。学生肄业两年，一般都娴于写算：能写一手工整的字，会写往来书信和其它应用文章（浅近的文言），会打算盘和算帐。这些技能正适应社会上的需要，特别在当时能适应某些学生到上海等外码头去学生意的需要。当时所设课程有习字、国文、尺牍和珠算等。习字是每日午后必不可少的一课。规定以欧、柳、颜的楷书字帖为临写范本，老师分别指导，学生刻苦临摹。尺牍和珠算两门课，老师都编有讲义，循序渐进。尺牍，从称呼、格式教起，指导学生学习各类书信的内容和写法。珠算，从口诀和发珠教起，指导学生练习加减乘除的打法和程序，以及各种应用题的运算，并经常对学生逐个考查和个别训练。”[12](P.64)由于私塾先生能迁就事实，迎合家长的心理来开设课程，故而其“适用性”优于学校。
私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杂费亦较学校为少。
学校虽收费高昂，但质量并不很高，当时的教育专家吴研因曾检讨说：“中国的小学，除极少数已依照教育原理，应用科学方法，在那里自耕自种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小学，实在程度远在水平线下，差不多和私塾一般，谈不上什么教育。”[8](P.310)而“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13](P.29)
因而无论是从教育投入成本还是从产出效益来看，从乡民的角度审视，私塾无疑要超过学校。从“经济人”的角度，选择私塾作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自然的。
三、私塾盛行之文化心态
私塾的盛行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毕竟，作为“社会人”的农民，其选择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他们把私塾称为“本学堂”，把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它模糊的艳羡或仇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私塾与塾师是作为维护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认可、接纳的。这种认可不仅仅源于塾师对儒家经典的占有而产生的权威感，更多的是对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应。塾师在乡村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乡村为数极少的识文断字者中的一员。这种知识技能使得他们在乡村交际系统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塾师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一到红白喜事，这类书写工作自非塾师莫属。学校老师由于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源于城市，他们的知识背景与个人认同同样源自城市，所以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在乡民的心目中，他们均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塾师，从情感上是一位熟人，然而又是必须带着几分敬意来交往的熟人。
私塾所拥有的一整套仪式更加强了乡民对塾师的敬畏。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或神像行跪拜之礼。跪拜时，燃香点烛，地铺红毡毯，礼节甚为隆重。[11](P.62)老师受聘时，先由东家定好关书（聘书），书上写明东家姓名及学生姓名，这种正式的文字在乡村也是不多见的。[9]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能够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在乡村，分家产及转让田地的契约的执笔者及代签名者也往往是塾师，由于塾师经常参与乡村权力机制的象征性事务：田地的转移，仪式的组织，加上塾师自身的权威感，因而虽不掌握真正的乡村权力，却分享权力的程序性资源，而在乡民心目中显现其为乡村权力结构的构成部分的感觉。这就是“软性权力”。
无疑，“软性权力”塑造了乡民对塾师的尊重感，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乡民对整个乡村秩序稳定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因乡村秩序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日益动摇而强化。从总体上看，苏南农业经济属于“过密型经济”。[14](P.129)这种相对于产量增长劳力过于密集从而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缺乏效率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农业人均所得极少，农民为生存而挣扎，缓解的途径是释放相对于土地过剩的人口。然而由于缺乏流通的渠道和城市吸纳能力的欠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是单向流动，粮食与农产品流入城市，而大量的过剩人口却只能滞留在农村。因为与农业相比，中国的工业无疑更加脆弱，无力吸收庞大的剩余人口。因而农村经济虽已由自给经济的传统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但仍带有自给式小农生产的浓厚色彩。[15]而同时，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的力量却逐步动摇着农村，士绅集团从总体上所起的乡村――城市维系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与乡村社会出现了沟通上的功能性障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现代化所需的原料，而另一方面，又把乡村视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在30年代江苏省教育厅对私塾的态度上映衬出来。
30年代，周佛海出掌教育厅，制定了《江苏教育三年计划草案》，其教育重心放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针对小学教育，全然不顾农民无力负担的事实，要增设初级小学，联合增设完全小学，增设高小，推行小学区制，[6]而对于私塾，则采取打压态度，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一味要求塾师及私塾的.正规化、“小学化”，规定私塾的课程，每周应授党义一小时，国语12小时，算术6小时，常识12小时，体育2小时，并以取缔相威胁。[16]这种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学制，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
这种一味追求教育正规化、西方化的趣求，即使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觉察到其难以实现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姜琦认为“中国教育确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社会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为‘乐育英才主义’的教育。”[8](P.22)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中，曾任村中小学校长的陈村长也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调整；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第三，现有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而这三点，均是普遍存在于学校而私塾所无的。[32]
虽然教育社区化的思路一直存在，并展现在陶行知等人的实践中，然而，教育的国家化从“现代化”的话语来看，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努力作为一种合法性，从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一直至今，都是主流学制。然而这种主流学制更多地考虑城市现代化的需求，它与农村的实际需求
关联较少。农民对私塾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教育社区化的选择，可以看做对这种“现代化”破坏自身生存系统的反应与调适，然而这种反应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被看做是愚昧的证明。这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城市的疏离感及对渐遭破坏的乡村文化秩序的依恋。这种依恋在对塾师的尊敬中凸显出来。
然而农民心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自觉地抗拒着西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让他们的后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出乡村社会或者在这个社会中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这两者的实现，都只能依赖享有软性权力的塾师。因为在乡村，职业与教育很有关系。识字者常有职业的优先权。根据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调查，识字而无职业者，几绝无仅有。15-49岁之间识字而无职业者仅有0.4%，而不识字无职业者占4.9%。[18](P.13)珠算及尺牍可以使子女成为学徒，从而离开乡村社会，识文断字亦可以使他在乡村获得尊重。塾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民的视角，塾师是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同一秩序的共生物。
要之，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的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农民的选择不仅作出了在教育国家化还是社区化这一两难命题上乡村社区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国民政府30年代现代化努力（包括教育现代化）的阙失及农民对这种阙失的回应。
［收稿日期］-10-16
【参考文献】
[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M].
[2] 宜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
[3]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J].193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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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相湘.民国史料丛刊[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6]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教育概览》（一）.
[7] 古木某.中国农村经济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8] 革命文献：第55辑.
[9] 常州文史资料：第2辑.
[10]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北京：时事出版社，.
[11] 江都文史资料：第6辑[M].
[12] 无锡县文史资料：第4辑[M].
[13] 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14]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5] 周中建.二三十年代苏南农家收支状况研究[J].中国农史，.(4).
[16] 江苏教育[J].1932.(3).
[17] 〔美〕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M].李宝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8]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
三十年代苏南农村私塾教育盛行之动因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其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摘 要 题】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史研究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艺术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军事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新式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盛行。私塾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概览》介绍，本省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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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教育之现状及安全教育的论文
一、“留守儿童”的情感空缺以及依靠薄弱
随着“进城热”一浪高过一浪，如今农村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务工，大量“留守儿童”“留守村”随之出现。绝大部分学龄儿童被父母留在家里，依靠年老的爷爷奶奶或者寄养于亲戚或者学校。第一监护人的分离，所导致的不仅仅是孩子在学习上的放任自流，还有孩子感情的缺失，很多孩子断乳开始就离开父母的监护，他们一年或者两年见到父母一面，也有的孩子几年也见不到父母的面，依靠电话建立的感情显得空虚而薄弱。所赖以依靠的爷爷奶奶不负重荷，除去务农这些繁杂的体力劳动还有老无依靠的情感压力，致使其能给孩子一口饱饭就是最高保障。
“留守儿童”的感情缺失所表现的对于老师同学的不信任以及弱于律己是小学教育面对的一道障碍，在学生和老师之间缺少纽带。唯一依靠的隔代老人过分的溺爱或者对于正面教育的不理解，使一线教育工作者颇感压力。
二、新的农村政策下出现了年龄最小的“工薪阶层”
国家对于农村的补偿性政策从春季学期开始，取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寄宿生住宿费，取消中小学校借读费，只能按照原“一费制”相关标准收取作业本费，除此之外，学校不得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的所有教育教学活动和各种基本办学支出，一律在财政安排给学校的公用经费预算中开支，不允许通过向学生收费来解决。省财政承担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寄宿制学校就读的寄宿中、小学生，每生每天最低生活费1元，全年300元（每年在校天数按300天计算，下同）的费用。其中，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的寄宿生，小学生每生每天最低生活补助费2元，全年补助600元，初中生每生每天最低生活补助费3元，全年补助900元。
这些新的政策，带来的不仅仅是农村教育支出的变化，还滋长了包括家长在内的惰性和优越感。很多学生变成了“工薪阶层”，不依赖于父母反而有助于父母，一部分学生学习不再是理想或者改变命运的阶梯，而是“有偿劳动”，显得理直气壮。
三、就业形势对于农村教育的误导
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和新的变化，很多学生以及家长觉得上学不再是唯一途径。很多大学毕业就业困难，少数就业的收入也不是很理想。在家长和学生眼里，大学毕业和在外打工收入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近几年，很多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也在县城或者是条件好的地方买房置业，孩子也有了不错的学习生活环境。反而那些按部就班上大学毕业就业的显得清贫很多。一味强调表面的物质利益，误导了很多家长以及学生，小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也受到了影响。
四、安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上述一系列新的状况，需要工作在第一线的农村小学教育工作者投入更多的心血使农村教育“更上一层楼”。最重要的是要强调安全工作，因此，有以下几点建议：
1、要学校明确领导及教师责任，真正从制度上完善学校安全制度。要进一步明确学校是安全工作责任主体、校长是学校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安全负总责，班主任是直接责任人，其他负责人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责。
2、要把学生安全放到学校价值观中，真正从根本上给予重视。具体来说，要把安全工作当做成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安全问题纷繁复杂，特别是体育课及课外活动，容易引起伤害事故发生。还有就是课间学生在操场、教室玩耍，或是自己不小心，或是他人推搡打闹，或是学校设施设备的因素，引起伤害事故。 可以通过开展讨论会等方式让老师真正认识到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加强教师对学生安全意识的教育。同时也可以定期放一些宣传安全教育的影片来宣传其重要性。
3、学或放学时的伤害是学校安全管理最为薄弱、也最为艰难的环节。既包括上学前放学后这一时段发生在校园的伤害事件，也包括发生在路途中的'伤害事件。 因此学校可以和村委会达成一致，定期对家长做一些安全教育的宣传，这样可以使学校家长达成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保障力，从各方面对孩子们的安全得到保障。对那些“留守儿童”，建议形成互助组，不能在安全这道环节忽视任何一个人。
人身安全固然重要，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媒体的强大作用，使得很多孩子出现“早熟”，因此，对农村小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以及性教育也显得格外重要，对于这一点，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可以开展心理辅导课或者心理辅导工作室，给孩子健康的心理教育，正确认识周围发生的事情。及时解除内心阴霾，使每个孩子都有一颗健康阳光的心灵。
第二，进行实时的家长培训，或者印发宣传册，要求每一个家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做出好的表率，比如不看淫秽内容的光盘，不谈不适合孩子的成人话题等等。遇到问题，正确教导，不避讳更不能误导。
第三，对于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要有正常的生理卫生讲解。让孩子们对于自身有正确的认识。
农村教育是一项艰巨庞大的工程，需要每一个教师及时学习，适应新的形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一起努力，为这项工程增砖添瓦。
享受教育理念下农村初中德育工艺之德育机智研究
享受教育理念下农村初中德育工艺之德育机智研究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四安中学 吴春园
就农村初中而言，德育过程中的突发情况是很多的，即使设计完美，有时也会出现预料不到的情况。面对这些问题，若方法不妥，处理不当，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就需要巧妙地运用德育机智，因势利导则会事半功倍，取得理想的德育效果，让德育施受，身心愉悦，享受教育的幸福。笔者在本文拟就享受教育理念及德育机智的概念、产生机智、重要性、培养、运用等试做探讨。
1.享受教育
“享受教育”是一种以培养人、提高人、发展人为归宿，以人的快乐欲、满足感、享受性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活动，是素质教育的载体之一。其核心理念是：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和教育者自身的一种精神享受和生命愉悦，成为其人生的幸福旅程。“享受教育”是教育所追求的一种目标和状态，也是教育本真和本质的体现。
2.德育机智的概念
《辞海》这样解释机智：机即灵巧，智即智慧，机智即急中生智。所谓德育机智，就是德育工作者在德育过程中，尤其是在特定的情境下，根据具体情况，对事先未估计到的偶发情况决策并进行及时、巧妙、灵活、智慧的处理，创造性实施教育的能力。
3.德育机智包含的内容
一是指德育者在实施德育预设的.过程中，在特定的德育情景里，根据受教育者的身心特征、个体差异及认知经验等，果断、及时、合理、准确地应对各种状况、处理问题。二是指德育者有很强的智慧，精准巧妙地给受教育者以启发、引导和教育。就德育机智的实质而言，德育机智就是一种创造性处理和解决德育相关问题的创造能力。
4.德育机智的生成机理
（1）德育机智的产生是德育者对德育程序实施过程中，受到受教育对象行为或其它因素刺激的反应，并在刺激与反应间建立起正确关系。显然，德育机智不是与生俱来的，德育实践是德育机智的源头。德育者只有在丰富的德育实践探索中，积累丰富的德育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更好的德育机智。
（2）德育机智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动力。德育机智就是德育者自我价值欲望无法达到的升华。当德育者的自我价值实现欲无法顺利表达满足时，就要求德育工作者要有责任心和事业心。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事德育工作不但要对德育工作规律娴熟并掌握，更要从心中爱并乐于从事这项工作，要有做好德育工作信心和责任心。如此，才能有热情，乐于投入到德育实践中去，对受教育者倾注情感及爱心。于是，当出现不利于受教育者道德品质良好发展的问题时，德育者力图尽快找到最好方式妥善解决，促进受教育者道德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对德育工作的热情及对受教育者真心关怀，德育者就不会“情切生智”,就不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妙方”了，德育机智也就背离了其生成的心理基础。
（3）德育机智产生受德育者知识经验、德育信念、心理品质等诸多因素影响，是德育情境中多个因素交互作用综合表现的结果。
5.德育机智的重要
德育机智，对于德育预设能顺利运作，提高德育质效，搞好德育工作，培养受教育者健康全面的思想道德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实践意义。具体讲来：①德育机智是德育工作的特殊性必然要求。从发展的角度讲，受教育者注重个性发挥。他（她）们在其个性心理、生活履历、行为方式、人生发展规划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德育者要针对不同德育对象，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创造性地进行德育工作。②德育机智是德育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是一项核心心理能力，也是德育者追求的一种境界。()缺乏德育机智，德育工作者无论怎么研究德育理论，永远也不会把德育工作做“出色”.作为德育者，就是要围绕德育预设目标，用适时适当的方式，有效地实现预设目标。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强大的分析研究力、组织能力等。③德育机智是获得理想的德育效果的保障。德育实践过程中，总会面临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德育者正确分析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德育机智，妥善解决矛盾，避免冲突，使施教双方关系和谐，高效开展德育工作。
6.德育机智的培养
德育机智作为德育者的一种基本素养、能力，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反复总结德育实践逐渐养成并提高。
（1）强化德育者的智能修养是培养德育机智的前提和保障。德育者的综合性智能修养是形成德育机智的要素之一。能见多识广、知识（文化知识、德育科学知识、专业知识等）渊博，正确、恰当的提供信息、导引和启示，从而自如回答学生稀奇古怪的问题，这是德育机智的基本前提。除了丰富的知识外，教育者还应具备开放敏捷灵活的思维品质、较好的口才，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判断反思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和驾驭德育事件的能力，唯有如此，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才能镇定自若，使德育机智运用成功，这是培养德育机智的根本保障。德育智能综合修养来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积累、锻炼。德育机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智能修养更高程度的表现。
（2）训练非智力能力是培养德育机智的基础。意志、情感、艺术素质等非智力因素对德育机智的形成影响很大。稳定积极的情感为德育机智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坚定、自制、果断的意志是形成德育机智的必须因子。德育者有很好的意志，才能控制情绪，头脑清醒、当机立断、理智、正确判断问题。德育工作中的问题千奇百怪，不好套公式化方案，德育者必须具备较高的艺术素质。德育者应该更多地接受美的陶冶，提高艺术修养，这样直觉思维就越发达，才会有“计上心来”的灵感。
（3）注重实践提升德育机智。要提升德育机智，需要对德育实践情境分析、判断，拿出措施，并对德育对象、德育者、德育情境、德育程序、德育媒介之间的关系归纳总结出普遍联系，为以后的德育实践服务。也对自我德育方式，自我性格、态度等不断调整完善，避免犯错。
7.德育机智的运用
德育机智运用应以人为本、热情关心、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感受，遵循其成长规律，随机应变，营造良好的德育情境，尊重德育规律，因势利导，坚持正确的德育导向，捕捉最佳培育时机，潜移默化，优化受教育者的行为评判标准，因材施教，可严肃刚正，可幽默风趣等，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
德育机智是极富创造性的，在丰富的德育实践中，德育者将会获得更多的德育机智、德育工作的乐趣。
中矿大力建学院土木工程12级3班顺利开展“走入农村，关注农民教育之农村教育”问卷调查活动
为了对农村教育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7月14日上午，土木工程2012级3班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团成员在徐州市新沂市草桥镇坝头村进行了一场关于“农村教育”的问卷调查活动。
同学们挨家挨户地走访，询问家中是否有孩子在上学，并对那些有孩子正在上学的家长进行了认真详细的调查了解。同学们仔细的询问了家长们关于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家长们也都认真详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其中大部分家长都认为教育支出占了家庭很大的比例，这些家庭大多从事务农工作，以此为经济来源供养孩子读书。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们都很支持孩子读书，认为读书是孩子未来最好的出路。他们也都十分支持对孩子的教育，但是高额的费用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对部分学校乱收费的`情况很不满意。在对学校教育问题的看法上，他们认为学校不仅仅要教学环境优越，教师素质高，更重要的是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上应该做到公平、公正。
虽然天气十分炎热，但是却丝毫不影响同学们的工作热情。通过此次的问卷调查活动，让同学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到了农村家庭对现代教育问题的一些看法，为就这些问题对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建议做好了充分的调查准备。同时将中国矿业大学力建学院学生吃苦耐劳，工作认真的精神面貌展示给了更多的人。
发放调查问卷
替受访民众答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