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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之回顾
中国近代文学在急风暴雨中步履艰难而又急促地走完了它的全程，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
的胚胎和先声，并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中国近代文学是历史转型期
的文学，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大潮之中，因此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
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
究，倘与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相比，其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差距。但，许多专家
学者在这块处女地上付出的劳动和作出的贡献仍值得我们珍视。今天适逢世纪之交，回
顾一下本世纪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不论是从总结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角度，
还是对推动21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文学的终点是“五四”运动，然而早在“五四”前，就已有人着手近代文学的
研究工作，如寅半生（钟骏文）的《小说闲评》（1906）、俞明震《觚庵漫笔》（1907
―1908）、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1907）、李详的《论桐城派》（1909），
以上这些笔记和评论文字多是对某一作品和某一文派即兴式的评论，也有关于作家真实
姓名的考索和身世的介绍，总的说还比较零碎、肤浅，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更谈不到对近代文学整体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但在“五四”前的笔记和文章中也
有个别有价值的见解，如《谭瀛室随笔》指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仿《儒林外史》
，每一人演述完峻，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注：转
引自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版，第415页。）。 再如黄人
的《小说小话》评《三侠五义》云：“豪情壮采，可集剑侠传之大成，排《水浒记（传
）》之壁垒”；“而摹写人情冷暖，世途险恶，亦曲尽其妙，不独为侠义添颊毫也”（
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5―376页。）。像
如上这类中肯的、有见地的评论在当时并不多见。对近代文学较系统的研究工作是“五
四”之后开始的。我把“五四”至本世纪末的近代文学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
开始期（1919―1949）；（二）重建期（1950―1978）；（三）繁盛期（1979―）
。
二
从19的“五四”运动至194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虽有“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但于近代文学的时限却是模糊
不清。19，沈雁冰（茅盾）著有《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注：《近代文学体系的
研究》约13000字， 与刘贞晦的《中国文学变迁史》合为一册，名为《中国文学变迁史
》。1921年12月出版，大约此书是最早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但该书不是专讲
中国文学的，这里只是借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于是“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逐渐为学术界使用。后则有陈衍的《近代诗钞》（1923）、严伟等人的《近代诗选》、
钱仲联的《近代诗评》（1926）、金兆梓的《近代文学之鸟瞰》（1933）、钱歌川的《
近代文学之特征》（1934）等。但以上论著中的“近代文学”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近
代文学，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它的时限范围是什么？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并未形
成共识。1929年，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他在书中说：
“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一
八九八）说起”；陈独秀曾主张“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2月），第2页。）；郑振铎
则谓“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
[1] [2]
关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反思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在我国已经具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产生过 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乎全部进程，都始终伴随着同时期俄罗斯 -苏联文学的影响。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丰饶实绩之中，就有着中国俄罗斯文 学翻译、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者的披荆斩棘之功。回望我国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 的历程，我们深感几代研究者洒下的辛勤汗水，已经浇灌出了一批值得我们引以为荣的 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促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为以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进一 步深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目 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如有的研究者在逐渐看到了苏联文 学发展中的某些局限、缺失和弊端之后，缺乏足够的耐心重新面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 ，基本上把它作为一种“左”的文学在总体上予以排斥。有位长期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的 高校教师在退休以后感叹道：如果我是学英语、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或者早些时候改 换研究方向，无论是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恐怕早就不像今天这 样默默无闻了。言外之意，似乎他研究俄苏文学是吃了亏，上了当，因为研究对象本身 就是一种极左的、没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学。与此相对应，一些从事其他语种文学研 究的研究者，在庆幸自己没有误入俄苏文学研究“歧途”，因而产生一种或明或暗的优 越感的同时，更以自己不太丰富的俄苏文学史知识为依据，把它视为一种缺乏艺术性的 公式化、概念化文学的标本。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俄苏文学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这一文学是他们毕生的事业和 追求所在，曾经维系着他们的青春、理想和无数难以忘却的美好时光。现在，当他们看 到像王蒙所说的那样，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呈急剧衰落的趋势”(注：王蒙：《苏 联文学的光明梦》，《读书》，1993年第7期。)，不免感到十分痛心。当他们发现有人 要对俄苏文学进行重新评价，或根据某些他们不熟悉的新资料对他们所熟悉的文学现象 进行重新阐释时，他们感到实在是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重新评价俄苏文学，和把苏 联文学看成是一种极左的文学，并从总体上加以排斥，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他们自己 则热衷于继续对苏联文学进行一种理想化的描述和阐释，将这种文学视为具有高度思想 性和艺术性的“新质”文学，并希望广大读者也能像他们一样热爱俄苏文学。作为对这 种理想化的描述和阐释的一种支撑，在他们的有关言说中，往往伴有对当年阅读苏联文 学作品的动人情景的深情回忆，伴有苏联文学曾经给几代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影响的生动 例证。
以上两类研究者的观点，应当说是截然相反的，但是他们也拥有相同的东西，即他们 从总体上予以排斥、否定或竭力进行肯定、推崇的对象，其实都是一致的，基本上都是 以往的苏联文学史著作所论述的那些作品，或者说，至多是半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
与上述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的是，有一些研究者似乎是根据一种“想当然”的逻 辑推理方式，或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出某种缺乏依据的描述，或对某些文学现象与 问题作出某些违背史实的评说。例如，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在他的一本专著中写道： 苏联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由叶赛宁、布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 所代表的传统，一个关心人性、人的精神境遇的传统”(注：《百花时代》，山东教育 出版社，版，第12页。)。这种不确切的描述，可能是既缺乏对所列举的作家的 文学成就、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的深入了解，又没有顾及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完整进 程，因而给人以似是而非之感。在对某些具体文学现象的评说中，情况也与此相似，如 山东大学的一位美学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拉普”提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 方法”，曾经“得到高尔基等人的认同”(注：《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艺报》 ，1988年10月15日。)。这一说法其实是缺乏根据的。高尔基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 形式“认同”过“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相反，他倒是多次严肃批评过“拉普”的 霸道作风和庸俗社会学观点，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受到“拉普”的攻击。另外，还有些人 对高尔基的“晚节”、“人格”提出这样那样的责难，在一次“中青年文学评论家座谈 会”上，有位学者甚至说什么“高尔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大有予以彻底否定之 势。这同样是出于对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境遇和创作缺乏真正的了解。类似的情况，也 出现在对二十世纪其他一些俄罗斯作家的评说中。
还有一些评论者乐意采取简单颠倒的观照方式，在解构旧有“神话”的同时试图建构 某种新的“神话”。如有位先生在他编的《重读大师》一书序言中写道：“被某一代人 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显得尴尬而可笑。这样讲 可能极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师们的‘季节性’变化却在所难免。比如高尔基、索尔仁 尼琴、张爱玲等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注：祝 勇：《重读大师：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页。)在这 位编者看来，所谓“重读大师”、“重构经典”、“重写文学史”，似乎就是顺应这种 “季节性”变化，像烤烧饼那样把一切都翻个个儿，对一系列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 行一次“换位”手术，就完成任务了。饶有趣味的是，某些今天竭力否定和贬低二十世 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作家的人们，恰恰是过去充分赞美和颂扬过这些作家的人们。遗 憾的是，在前后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没有甘于寂寞，坐下来认真阅读他们赞颂和指责的 作家。
无庸赘言，以上所列举的几种情况，只是目前我国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存在 &
nbsp;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而不是对当前这一研究领域的总体状况的概括。对于这 些客观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我们尝试着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 进一步讨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在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进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 解之后，再对这一文学作出总体评价，再去评说其中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和问题，再来 决定是否应当予以排斥。例如，我们是否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以及它的几大板块有 比较清楚的认识?是否了解绵延近三十年的白银时代文学，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后兴 起的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以及苏联时期受批判、遭查禁、被搁置的作品?应当 看到，以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罗赞诺夫和舍斯托夫为代表的那一代思想家的 文学批评建树，作为巴赫金的直接前驱的维·伊凡诺夫的文学理论贡献，被称为“俄国 象征主义集大成者”的安德烈·别雷从理论批评到诗歌文创作的多方面的成就，布宁以 及和布宁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什梅廖夫的创作，等等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我们的接受视野之外。对于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 夫、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等作家的接受和理解，今天的研究者甚至落后于鲁迅、周作 人那一代学者，他们很早就译介过这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并受到其影响。还有，我们 对二十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了解、认识程度如何?我们对一些似乎早有定论的文学理 论、文学政策、文学运动等，是否真正了解其来龙去脉，认识它的实质?当我们津津乐 道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远不如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并把前者连同苏联文学一起作为 极左文学加以排斥时，我们是否想到：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米·布尔加科夫的《 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杰 出作品，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不揣浅陋， 重复一下自己关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段议论：
在这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俄罗斯文学和养育它的民族一样，经历了一条充满着探 索与困惑、希望与失望、激奋与悲凉的道路。文学的创造者们始终和这个饱经忧患的民 族共命运。一百年来，无数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以真诚的血泪， 艺术地记载了本民族曲折行进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几代人的追求、痛苦、憧憬和幻灭， 为民族的命运歌哭，喊出了俄罗斯母亲的心声。毫无疑问，俄罗斯民族在二十世纪为世 界文学所提供的，是一部丝毫也不比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逊色的文学巨册。(注：汪介 之：《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其次，我们在观照、评价苏联文学时，是否应该抛弃一种久已习惯了的预设的前提。 这个假定的前提就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一直是一个在马 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国家；苏联文学不仅始终是真正的社会主 义文学的典范，而且代表着世界各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预设 的、假定的前提，一是注意到苏联历史的复杂性，二是考虑到制约文学发展的多重因素 。本来，在列宁逝世以后，苏联是否还是一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从斯大林、赫 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究竟是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 小平同志为什么意味深长地说：“苏联搞了几十年，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文学研究者所能说清楚、所能回答的问题，而是政治学 家、历史学家们要去专门研究的问题。事实上，有很多问题是思想界、理论界和历史学 界仍在继续探讨之中的，各种观点和意见并存，尚未形成定论。在此种背景下，文学研 究界的人们就不必、也不可能统统把对苏联历史的某一种看法作为自己看取和评价苏联 文学的基本前提。而关于人类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也一直是处于各国文学研究者的 探索之中的。以往的苏联文学理论家，包括《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的作者苏奇科 夫，力求把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描绘成一个时代一种“主义”的演变过程。在他笔下， 整个文学史似乎就成了各种“主义”更替的历史，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是人类艺 术思维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是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注：参见鲍·苏奇科夫 ：《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创作方法探讨》，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 89页。)然而，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是否早已超出了苏奇科夫等理论家所设 定的框架?世界文学的纷繁现象，是否显示出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迈进的趋 势?如果不是如此，我们的研究者是否一定还要坚持这样一种假定性的预设前提呢?这无 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第三，我们是否应该把文学史本身和对文学史的描述区别开来，把尊重历史和固守着 某种已有的、习惯了的对历史的描述区别开来。当有些研究者试图对俄罗斯文学、特别 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进行重新考察，对一些重要作家进行重新评价时，往往会听到这 样一种意见，即：研究文学史应当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应当尊重历史，而不应当割断 历史、否定历史。这一意见，如果离开具体的、特定的语境，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 问题在于，尊重历史，是否就意味着应该尊重和维护以往的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对文 学史过程的描述，尊重和维护他们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重要文学 现象的阐释?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全部研究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既然 关于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以往的研究者都已经作过评说，而且这些评说本身也都已成 为历史，后来的研究者除了维护、尊重这些“历史”之外，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可 做了。
第四，我们是否应该把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分为“主潮(流)文学”和“非主潮
(流)文 学”。从一些研究者的著作和文章看，所谓二十世纪俄罗斯的“主潮文学”，显然就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二十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则包括白银时代的几乎 全部文学，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苏联时期的具有社会批判倾向的文学、“新浪漫主义 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还有苏联解体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但是这样一划分，除了高 尔基和肖洛霍夫等少数作家之外，二十世纪俄罗斯几乎所有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就 统统都属于“非主潮文学”的范畴了。这样的比重，能使“主潮文学”的概念得以成立 吗?另外，划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也值得考虑。如有一本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著作 ，把诗人叶赛宁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加以论述。众所周知，叶赛 宁在白银时代属于“新农民诗人”，或者说，他是一位新浪漫主义诗人。十月革命以后 ，他先是参加了由思想家、文学评论家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创建的“西徐亚人”团体( 信奉“欧亚大陆主义”)，后来又发表了“意象主义宣言”，成为意象主义诗人。他于1 925年自杀，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叶赛宁列为“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作家，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样的划分，其实是“主潮文学”和“非主潮文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分法给研究者们带来 的尴尬。第五，我们是否应该对复杂的文学史采取“非白即黑，非好即坏”式的简单化的观察 和评价方式。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中，都有所谓“风派人物”之说，这一般是 指那些投机分子。在看待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时，习惯于使用简单颠倒之方式的人们， 当然不是什么投机分子，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有些近似于“风派人物”。过去，在极左 文艺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制约与影响下，我们曾经批判过不少作家，也并非科学地颂扬 过另一些作家。今天要否定极左文艺路线和庸俗社会学，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要颠倒 过来，肯定过去被批判的作家，否定过去被颂扬的作家，就是彻底的革新了。譬如说上 文已提及的高尔基和索尔仁尼琴，对于这两位作家，我们能够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来代 替对他们的复杂思想与创作的深入研究吗?能够以简单化的方式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吗? 思想方法的简单化之苦，我们已经饱尝了，可是要真正摆脱这种简单化，还不是那么简 单的事情。
最后，我们的俄罗斯文学史研究者，是否应该在百忙之中也抽空读一读西方学者、俄 罗斯学者编写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方面的著作，作一番比较和对照，看一看别国学 者的著作在资料水平、框架体例、观察视点、描述方式等各方面和我们究竟有哪些不同 ，思考一下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参照的地方。例 如，根据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有限资料，英国哈里·穆尔和艾伯特·帕里合著的《二十世 纪俄国文学》(1976)，美国爱德华·布朗的《十月革命以来的俄国文学》(1985)，侨居 国外的俄罗斯学者马克·斯洛尼姆的《现代俄罗斯文学：从契诃夫到当前》(1955)、《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作家与问题》(1977)，格列勃·司徒卢威的《列宁与斯大林时期的 俄国文学：1917—1953》(1971)、《流亡中的俄罗斯文学》(1984)等，都是水平较高、 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史著作。由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乔治·尼瓦等主编、 西方十五国学者合作编写的七卷本《俄罗斯文学史》，从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其中的 第四至六卷为论述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由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多位 学者合作、弗·克尔德什主编的大型《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其中的《世纪之交的 俄罗斯文学(1890至19代初)》(两卷集，共1700余页)，已于—由俄罗斯 遗产出版社出版。这后两种文学史著作，材料详实，分析透彻，显示出在与哲学、宗教 、艺术等学科的联系中把握文学现象的“大文学史”意识，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 鉴。
我们指出当前我国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提 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完全无意于对某些研究者个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作出评价，其目的 仅仅在于探讨一种更为科学、更有成效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事实上，我国的老一代俄罗 斯文学研究者在细读原著、把翻译和研究结合起来、讲求朴实无华的学风等方面，已积 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后来者的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目前仍然在继续从事二十世 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老中青学者，也在研究思路的拓宽、研究资料的占有和研究方法的 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因此，我们完全有 理由相信，我国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通过认真地总结经验，发现和克服存在的不 足，一定能够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为我国的整个外国文学研 究、为中国文学在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
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阿英是继胡适和鲁迅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近代文学。阿英是在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赢得了近代文学研究界极大的尊敬。一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二是编写书目；三是研究论著。下面依此顺序略加叙述。
（一）编辑与出版中国近代文学资料。
近代文学的下限距离今天还不足一个世纪，但由于学界对这段文学研究的忽视，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缺乏已成为研究中最大的困难。近代文学研究资料有三大特点：量大、分散，且多未整理，这点和古代文学资料的固有基础和生存状态不同。古代文学由于研究历史长，关注的人多，资料积累比较丰富，总集、全集、别集都有出版，也较容易找到。近代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许多作家的文集从未出版过，即使已经刊刻的，有些今天也已很难看到，而大量的小说、戏曲、诗歌、翻译文学的文本又散布在数百种报刊杂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难度是很大的。为解决此困难，阿英先后编辑了《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两套丛书。前者包括《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和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补编》，后者包括小说戏曲研究卷、说唱文学卷、小说四卷、传奇杂剧卷、域外文学译文卷、俄罗斯文学译文卷，此外尚有已编好未出版的文学论卷、诗词卷、散文与杂文卷，全部《丛钞》共12卷，500多万字。加上《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阿英编辑近代文学作品约800万字。
（二）编写近代文学书目。
阿英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编写的书目，很大一部分是据自己的藏书完成的。这样编出的书目和一般的参考、综合前人的书目或著作而编的书目大不相同。这样的书目至少有两大优点：一是因材料大多有实物目验，保证了书目的可靠与准确；二是有藏书参照，在甄别、分类和记载版本情况方面会避免很多想当然的错误。比如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正式出版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是研究近代小说和戏曲的必备参考书。该书收晚清戏剧161种，晚清小说1070种（创作小说462种、翻译小说608种），1957年又出增补本，收创作小说478种，翻译小说629种，计1107种，较前增补37种。这个书目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一般近代文学研究者具有引路人的作用，许多研究近代小说和戏剧的人都是据此书来搜集资料、开展研究工作的，其历史贡献不可抹煞。当然，从今天看，这个书目有很大的局限。第一，书目标明“晚清”，作者所搜集文学作品的时限是光绪元年(1875)至辛亥革命(1911)。这就无法涵盖整个近代(1840-1919)，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过去学界有个错觉，以为近代小说的繁荣主要是在晚清时期，民国之后无成绩可言。从现有能搜集到的材料看，这是不正确的。19后，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较之19前均成上升趋势，其数量明显增多。19，19是晚清小说数量最多的两年，而19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均是以上两年的六倍和两倍，据日本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1907年、1908年创作小说分别是191、251种，翻译小说分别是197、151种，而1915年创作小说为1549种，翻译小说344种。第二，《晚清戏曲小说目》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樽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比较，前者漏收的作品很多。不说后者总收入量较前者多了近10倍，《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创作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共10011种；即使就二者对应的晚清部分来说，后书所收也接近前书的三倍。第三，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在搜集作品时，对发表在近代报刊上的小说有所忽略，这并不是说阿英不知道近代报刊上载有大量的小说（包括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近代小说的主要传媒是报刊这一新的理念。在评论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时，我指出《晚清戏曲小说目》的几点局限，旨在说明学术的发展对前贤的超越，决无苛责该书目之意。
阿英还编辑过《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这是阿英编著的另一本书目性质的著作。全书包括《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晚清小报录》和《辛亥革命书征》三种。前二种是研究近代文艺报刊的重要参考书，后者是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的重要书目，都很有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
《晚清文艺期刊述略》介绍了近代主要的文学期刊24种，在这24种文学期刊中，既有号称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的《新小说》(1902)、《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和《小说林》(1907)，也有一般人不常见的小说杂志如《小说世界》(1907)、《竞立社小说月报》(1907)、《新小说丛》(1907)、《扬子江小说报》(1909)，还介绍了近代最早的三种文学期刊《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和《寰宇琐记》(1876)，以及一种私人创办的最早的小说刊物《海上奇书》(1892)。前三种均系《申报》的副刊，三种副刊接踵而生，从1872年起前后相继5年，共出版52期，后一种是韩子云创办的以刊登个人创作为目的的第一份专门的小说期刊。阿英的《晚清文学期刊述略》虽然搜集的文学期刊并不全（据祝均宙、黄培玮辑录的《中国近代文学报刊概览》，近代有文艺杂志133种）；但对研究近代文学期刊，以及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晚清小报录》收近代小报26种，并详细介绍其出版概况、内容及其特点，此文和上面《晚清文学期刊述略》一样均是国内最早专门介绍文学期刊和小报的文字，极具参考价值。建国后许多有关研究近代报刊的文章和书目，大多是依据阿英所提供的这两种材料而增补编辑的。
此外，阿英所编的书目尚有：《近代国难史籍录》、《中英鸦片战争书录》、《太平天国书录》、《甲午中日战争书录》、《庚子八国联军战争书录》、《清末小说杂志略》、《国难小说丛话》等。
这些书目，有些虽然不是全文学的，但其中不少是属于文学或与文学有关的。因此，它们对于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人省了许多探求资料的功夫，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近代文学研究论著。
阿英研究近代文学的论著很多，论述内容也很广泛，其主要的研究客体大体包括在以下三种著作中：一是《晚清小说史》；二是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闲谈四种》（包括《小说闲谈》、《小说二谈》、《小说三谈》、《小说四谈》）；三是198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阿英文集》。
《晚清小说史》是阿英关于研究晚清小说的一部专著。该书写于上世纪30年代，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经修改，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个本子。该书共十四章，第一章：《晚清小说的繁荣》，对晚清小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以及小说报刊、小说理论、小说内容及形式的特点等等方面作了钩玄提要的论述。第十三章，论述清末小说的末流，第十四章讲翻译小说。其中第二章至第十二章，作者以小说题材进行分类论述，旨在说明晚清小说内容的丰富、反映社会面的广阔，以
及与近代现实生活的关系。全书涉及的晚清小说200余部，对其中的50余部作品进行了阐释和评论。纲目清晰，论述简明，在对晚清小说缺乏了解与研究的情况下，阿英《晚清小说史》的出版，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成为学习和研究近代小说的人的必备参考书。在国内外学术界均有相当的影响。1939年德国汉堡《亚洲周报》选择第一、第二章，题名《中国晚清小说史》，1979年又有日译本问世。
此外，阿英在《小说闲谈》中还论述稀见的近代小说20余种，或介绍其梗概，或评述其思想、艺术特点，或钩沉史实，对研究近代小说亦有帮助。
二
阿英其他方面的近代文学研究，就其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关于近代小说理论的研究。
阿英十分重视近代小说理论，他在《晚清小说史》第一章已简略叙述了近代小说理论的概况。后来他又写了《小说丛话论略》和《吴趼人的小说论》两篇文章，专门评述近代小说理论。《小说丛话论略》主要评述《新小说》上“小说丛话”专栏内所发表的关于小说的短论。阿英在文中首先肯定了梁启超关于小说的一系列理论。阿英认为梁氏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地位的肯定是正确的，特别指出梁氏所说的“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又谓小说“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均是为肯定小说通俗化的文学地位提供理论根据。阿英认为，这些均系梁氏的“卓见”。阿英又认为还有一篇文章对梁氏颇有影响，那就是严复和夏曾佑合著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这是我国自有小说以来“以新观点论小说”的第一篇长文。梁启超自己就说过：“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余当时狂爱之。”阿英还评述了狄平子（葆贤）、侠人、定一、周桂笙等人的小说理论。
阿英还论述了吴趼人的小说理论对其创作的影响。吴趼人是近代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很受读者的欢迎。同时他还是一位擅长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吴趼人不仅创作历史小说，还有这方面的理论。阿英特别看中吴趼人对历史小说所发表的意见。阿英指出吴趼人有关历史小说的理论主要有两点：第一，历史小说比历史典籍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小说可补正史的不足。吴趼人在《历史小说总序》中说：“典册（指正史）很难于使人注意，因端绪复杂，文字深邃，卷帙浩繁。要使这些高文典册的内容，普遍深入于群众，只有用演义的体裁。盖只有小说家言，兴味浓厚，可以引人入胜，可以补教科之不及，可以使小说附正史以驰，正史借小说为导。”历史小说由于采用演义体，可增加历史本身的兴趣，引人入胜，以补正史的不足。第二，吴趼人反对写历史小说蹈虚附会，歪曲历史。他说，旧历史小说往往有此缺陷。
吾尝默计之，自《春秋列国》，以迄《英烈传》、《铁冠图》，除《列国》外，其附会者当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为一书之主脑，除此主脑姓名之外，无一非附会者。如《征东传》之写薛仁贵，《万花楼》之写狄青是也。至如《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谈，而借历史为依附者，更无论矣。
阿英又批评吴趼人的历史小说《东西汉演义》“失于简略，殊乏意味，而复不能免蹈虚附会之谈”。《东西晋演义》“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文人学士见之，则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阅此；略识之无者见之，则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说如无小说也”[1]。
（二）关于弹词的研究。
首先，阿英肯定了弹词的文学地位。他说：“弹词一类的书，难入知识分子的眼。实则，弹词影响的广大，其所具艺术性，是并不亚于所谓‘大文学’。……其细腻雅韵，实臻‘大文学’所不能达到的境地，而传播的广远，尤非‘大文学’所能望其项背。”[2]阿英所说的“大文学”，即略同于今天所说的雅文学。俗文学和雅文学本是文学的两翼，并无高低之分。阿英又说：“在高人雅士看来，弹词虽卑不足道，算不得文章，实则弹词在艺术方面，也自有其独特成就的。最主要的是其特有的音乐性和描写细腻，弹唱起来，或‘柔语如珠，绵绵不绝’，或雄浑浩荡，有若奔流，绘影绘声，竭尽委婉曲折之妙。”[3]阿英反复肯定弹词的文学价值，认为俗文学并不低于雅文学，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重视俗文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新走向，它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容。现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如郑振铎、赵景深、钟敬文、关德栋）十分重视俗文学的研究，阿英就是其中之一。在阿英的学术研究中对于弹词、大鼓书、梨花大鼓、民歌、时调、拍板歌等，均有专文研究。他敢于肯定通俗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地位，称赞其思想和艺术成就并评说其影响，对于转变学界轻视俗文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推动俗文学研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对于近代几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弹词的评论。
对于近代男性写的弹词，阿英尤重视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他认为《庚子国变弹词》“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过去的弹词，著名的如《再生缘》、《笔生花》、《玉钏缘》、《天雨花》、《锦上花》、《再造天》、《玉连环》等自有其文学价值，有些作品如周颖芳的《精忠传》写岳飞精忠报国事，作品表现了浓郁的爱国思想，但如就多数的弹词而论，其创作题材，基本上未跳出“才子佳人”、“英雄儿女”大团圆的框框。而李伯元以庚子事变为题材，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全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以及官兵以剿义和团为名屠杀人民的罪行，真实地描写了庚子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部弹词虽有其思想局限，但从题材和创作模式上，无疑是对此前弹词创作的突破。所以阿英认为《庚子国变弹词》“是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最通俗的，而又有文艺价值的书。”
阿英对于反映进步倾向的弹词十分重视，除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外，他还评价了《绘图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灯弹词》和《法国女英雄弹词》。这些评论对读者了解此类作品均有启示意义。
第三，对女性弹词的梳理。
弹词作为通俗文学，尤钟情于女性，不仅许多著名长篇弹词的创作主体是女性，弹词的演唱主体是女性，而且弹词的接受主体也以女性为多。在某种意义上说，弹词简直可以视为女性文学。
对于女弹词的发展，阿英在其长文《女弹词小史》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女弹词小史》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女弹词小志》，下卷是《词媛姓氏录》。阿英在上卷中对女弹词的起源、初期的词场、书场与书寓（女弹词艺人的住所）、人物脚本与调门、皮簧杂技的侵入、前期女弹词的终点、词场竹枝词、无线电时代的再繁荣均作了详细的叙述，使读者对女弹词的发展、演变、兴衰有一个较完整和清晰的认识。女弹词虽然始于明代，但女弹词的发展又是与城市的发展相呼应的，它盛行于道光时期的上海和苏州（苏州当时是江苏省的省会）并不是偶然的。随着大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文化需求愈来愈迫切，消费群体的娱乐情趣正是制约着女弹词发展的主要因素。
《女弹词小史》的下卷《词媛姓氏录》，梳理出女弹词艺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词场先锋朱素兰，以及袁云仙、陈月娥（二人色艺双绝）、陈芝香、徐宝玉、汪雪卿、严丽贞（此四人以艺胜）、王幼娟、徐雅云、黄蔼卿、陈佩卿（此四人以色著）等。阿英在
《词媛姓氏录》中介绍了当时的文人对她们色艺的评论，对研究者可以增加不少感性的认识，也提供了她们在演唱中的若干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阿英十分重视翻译文学研究，这是因为翻译文学不仅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了解近代文学生成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所周知，近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而翻译文学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因此研究翻译文学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近代文学的文化背景、变革轨迹，以及近代文学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阿英在翻译文学方面，他写有《翻译史话》，《史话》从目前所写的几节看，原拟从近代早期中国翻译俄罗斯文学写起（普希金―高尔基―莱蒙托夫―托尔斯泰―虚无党小说―契诃夫），有计划地将近现代翻译的主要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可惜《史话》只写了四节，写到中译莎士比亚和哈葛德的作品，未能完成全书，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也是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的一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阿英又陆续写了一些介绍中国翻译西方作家作品的文章，计有《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等。对以上外国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作了较系统的叙述，很有助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从阿英关于翻译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评论的论著来看，他对饿罗斯文学用力尤多，这自然与20世纪前半期的时代因素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4]， 已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阿英的研究选择也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在这方面，他写了《关于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著作中译本编目》、《赫尔岑在中国》、《中译本安特列夫主要著作目录》、《中译高尔基作品编目》、《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在中国》，此外，阿英还撰有《安特列夫评传》，编有《托尔斯泰印象记》（译文集，1932）、《高尔基印象记》（译文集，1932）、《劳动的音乐》《原题为《高尔基小说撷华》，译文集，1932）、《饿罗斯文学译文卷》等，对俄罗斯文学及其翻译文学研究不仅作了中肯的评论，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阿英关于翻译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尽管还缺乏系统性，但它对于近代文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
三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是在上世纪国难中开始的，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长期的研究工作又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个性，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谈四点。
（一）经世致用、为现实服务的治学精神。
阿英从事近代文学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孤岛时期”。1938年，阿英在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成立业余的“新艺剧社”）的同时，他开始研究近代文学，写成了《国难小说丛话》，论述了甲午中日战争前后20余种以反对殖民主义侵略为主题的小说，阐发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旨在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阿英在《中东大战演义》评价中说：“甲午中日战争，实为日本五十年来不断侵略中国之根源，在史的意义上极为重大，然迄今竟无关于此战之优秀作品出现，实为吾人之耻。”又在《旅顺落难记》中说：“日人今番侵略中国，其凶残自不让于甲午时期。平民妇孺，被奸被杀被轰炸之惨，稍有人性者，无不奋起。日人除抵赖外，彼军事当局亦有以‘今番始堕落，须亟加更正’为言者。实则五十年前即已如此，不待今日而始如此发挥兽性也，《落难记》即其一铁证。”目的很明显，它是借近代的小说来揭露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以唤起人们的反抗精神和复仇意识。此外，这之前和之后阿英写的《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原稿已失）、编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后改称《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他编校的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1935)、吴趼人的《痛史》(1937)，并出版单行本，乃至他自己创作的《碧血花》(1940)、《海国英雄》(1940)、《杨娥传》等历史剧，目的都是为了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
（二）重视资料建设，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
重视搜集、整理、编纂近代文学方面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各种书目，是阿英研究工作的最主要的特点。
资料工作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资料就无法从事研究，所谓“巧手难做无米之炊”。马克思曾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5]阿英十分重视资料的建设工作。他的资料工作，第一步是搜集各类书籍，尤其是一些难见的孤本、抄本。前面我已说过，近代虽距离现在并不远，但作品、史料的搜集要比古代难得多。阿英不仅注意近代各类书籍的搜集，而且为搜集一些稀见的书籍、报刊和资料，经常到各书店、地摊去“访书”、“淘书”，这我们从他写的《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浙东访小说记》、《苏常买书记》就可以看出。为了购买一本需要的书，他不惜跑遍上海所有的书市、旧书店和地摊，阿英这种搜集资料的艰辛以及所付出的劳动，现代的读书人恐怕是很难理解的了。
阿英编辑的近代文学资料，仅以《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这两种丛书计算，已近800万字，再加上他编辑的各种书目、报刊述略，总字数近千万，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学科建设奠定了一定的资料基础。在这方面，阿英对近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三）研究领域的广阔。
研究领域的广阔也是阿英研究工作的一个特点。阿英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他涉猎的面是很广的，既有文学创作，也有翻译，后期更主要的是从事文学研究。即以文学研究而言，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而主要精力还是在近代文学研究。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他既从事文学作品的编辑、书目的编著，史料的汇编，也着力近代文学的研究。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包括小说史研究、文艺报刊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翻译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这种多领域、多学科、多门类的研究，给阿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参照系，使他能更全面、更准确地评说近代文学的成就和弱点。比如阿英的翻译文学研究，便为他正确把握近代文学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同时也为认知近代文学如何接受外来影响拿出了实证。再如，近代文学报刊的研究不仅拓宽与丰富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内容，而且这一有关近代文学传媒的研究，阿英在半个世纪前便已认识到它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着手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英这方面的研究实开近现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先河，其意义不仅限于文学报刊研究的本身，而且它启示着传媒研究应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再如，俗文学研究，阿英也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实，他所研究的弹词、歌谣、时调、拍板歌、大鼓书、梨花大鼓、相声等，有些就是近代文学中俗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有些研究直接与近代文学研究有关。如《从王小玉说到梨花大鼓》一文，作者指出《老残游记》里的黑妞、白妞说书，其中的白妞就是历城（今济南市）人王小玉。文中引凫道人（贾凫西）的《旧学庵笔记》“红妆柳敬亭”条为证：“光绪初年，历城有黑妞、白妞姐妹，能唱贾凫西鼓儿词。尝奏技于明湖居，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目。”这对了解黑妞、白妞这两位女艺人就很有帮助。再如他的《关于石玉kūn＠①》，阿英据金梯云抄本子弟书《叹石玉kūn＠①》一节，了解到
石玉kūn＠①的生活年代大体系道光时的艺人。此说虽未成定论，但至少可提供一说。这又可以看出阿英的俗文学研究与他的近代文学研究互补的关系。
（四）重视考证。
考证又称考据。考据学是清代朴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在研究工作中，包括作家的生平、作品的真伪、作期、版本的年代、作品中的人物原型等等均需进行考证。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必要的、精确的考证，作家作品研究几乎无法进行。以李伯元研究而论，阿英通过考证纠正了一些错误。比如他在《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1935)中，考证出为《官场现形记》和《海天鸿雪记》写序的惜秋生并非作者李伯元的化名，而是李伯元的一位好友欧阳钜源(1883-1907)，此人也是小说家，原名淦，字钜源，一作巨元，别署茂苑惜秋生，又署惜秋生等。从而纠正了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惜秋生就是两书的作者李伯元自己。同时，通过考证还解决了不少疑点。比如也是在上世纪40年代，阿英从《醒世缘弹词》中某些片断的描写和文学风格诸方面与李伯元的另一部《庚子国变弹词》进行比较，从而考证出《醒世缘弹词》的署名作者讴歌变俗人就是李伯元[6]，解开了《醒世缘弹词》的作者之迷。再如吴趼人在《李伯元传》(1906)中曾提到李伯元著有小说《中国现在记》，因它发表在当时的日报上，只二十回，未完，亦未署名，研究者无法根据吴研人的记述证明《中国现在记》就是李伯元的作品。后来阿英发现了这部书，经过多方考证，证实了吴趼人所提到的这部《中国现在记》确实是李伯元的作品[7]。阿英在考证上所取得的这些突破，并不单纯地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一传统研究方法的成功运作是与他长期重视史料的积累与文献的发现有关。它如，阿英对于《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的考证，对近代小说人物的考证，对大鼓书的考证，对女弹词艺人的考证，均对近代文学研究具有揭迷释疑的作用。
以上对阿英半个世纪研究近代文学的成就、贡献和特点作了粗略的介绍和分析。他从资料的钩沉、校勘、编辑、书目的编写到近代文学各种文体和门类的考证、描述和研究，涉猎内容丰富，研究成就突出。可以看出，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对学科研究领域的开拓，对创作、翻译文本和史料建设所具有的奠基意义，对近代文学特别是近代小说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时，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阿英先生所作的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收稿日期］-04-09
【参考文献】
[1] 我佛山人.两晋演义序[J].月月小说，1906,(1).
[2] 阿英.重刊庚子国变弹词序[A].小说二谈[M].北京：中华书局，1959.77.
[3] 阿英.弹词小话引[A].小说二谈[M].北京：中华书局，1959.85.
[4]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9.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第2版跋.
[6] 阿英.醒世缘为李伯元著作考[A].小说闲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19.
[7] 阿英.中国现在记的发现[A].小说二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4-69.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山下加昆
-11-4 晚 心情：平静如水 地点：宿舍床上
今天是我投出去的第四份简历，一无所获，却没有一丝的失落感，老三说在这个时候要自信心超前的膨胀才行，我也正在试图做到这一点……老三最近也在为工作的事纠结，不过和我的近况不同，她是在挑工作，主动权在她，而我是被工作挑，很被动~
第一份简历投给了学校的一个专场招聘公司，接着就是等消息，对这个公司我倒是挺中意的，招聘单位对我中不中意就只是后话了~
今天去了省体育场参加了专门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所谓见习生供需什么的招聘会，可能是去时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所以心态很好，尽管倍受打击，可还是走出招聘现场后和朋友美美吃了一顿，犒劳了一下自己~今天的第一份简历是我至此投出的第二份简历，没有太多的印象，只知道是我今天所投简历中最被尊重的一个，招聘的人是一个中年男士，很绅士，简短的几句话后做了登记便离开了~以后的几次经历便没那么顺利了，第二家公司{公司的名字实在不记得，也没刻意去记，今天去的宗旨是专业对口就行，凡是看到“会计“两个字就往进挤}的招聘者在我刚做完自我介绍，屁股还没坐稳时，那人便笑得很阴险的告诉我，他们只招男性，性别歧视？！凭什么？！本来要走的，可越想心里越不平衡，便拉了凳子坐稳坐实了开始和那人理论了起来，反正横竖没戏了，死也要死个明白，不过还好，对方的态度还算诚恳，给出了“他们公司会计部门现如今肉多狼少云云之类的理由，性别比例现在已经极度失衡，需要吸收男性去缓解这种现状。”最后还很“虔诚”的说希望我能理解。憋着一肚子的火，可我还是忍了，于是便友好地说了声“理解理解，男女搭配，干活才能不累嘛！”，天哪！我真虚伪！
转了一圈后手里简历还是死死的在我手里攥着，可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我舍不得那两毛钱一张的简历，是没人给我这个机会~记得还有一家公司当时也是招会计，开始觉得招聘的人是女的，不太想去，可能意识里觉得女性都比较难说话吧（尽管自己也是），可想想就当是去受挫吧，于是做了简短的介绍后我便递上了自己的简历，对方扫了一眼以后，给了我一个很迷人的微笑，不过同时送了我一句“对不起，我们只招一本院校的学生。”晕！真是不明白，大家都不容易，女人何必为难女人！
后来的经历更是不堪回首，总之，在离开招聘会现场时，我只勉强投出两份简历，心里实在很是不平，于是将第三份简历投进门口摆放的一个公共信箱，就是那种传说中如果招聘单位需要人才的话，会从那里面进行筛选的一个简历投递箱~可没有谁会比自己更明白那只是一个形式或是摆设罢了~就当安慰自己吧~
PS：经过几天的经历，我总结出了这么几点：1、之前的我很明智，在简历的打印上不愿意投资很是有先见之明，将成本为一元钱一张的彩板换为两毛一张的黑白简历，进而将两毛一张的黑白打印版换为成本一毛钱的黑白复印版；2、任重而道远，工作得继续找，挫折还得继续受，极度膨胀的自信心也得继续发扬~嗯，先到这里了……待续……
时间：2009 -11-6 午饭后 状态：身心疲惫
终于回宿舍了，可昨天发生的一切还是历历在目，索性大概做一小结吧~
整体上来说，昨天算是不寻常的一天，几乎遇到了这辈子经常听说却不常经历的事情。
No1：地震
大概是早上7点多吧，睡得一塌糊涂的我被舍友很粗暴的摇醒（不过最后被证实是地震），一直都很温柔的呀，今天是怎那么了？憋着一肚子气，我忍了，实在太瞌睡，没去理睬，继续睡！8点多时，再一次被舍友喊醒，最后被证实地震了，千真万确地震了！可能是去年5.12汶川地震的经历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吧，舍友们只是像在阐述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事实一样，然后该干嘛干嘛~说起去年的汶川地震，在这不得不提一下，当时西安也算是震感较强烈的地区之一，公寓楼那裂开的几道缝就是很强有力的证据~当时貌似也是在宿舍睡觉，只不过是中午午休时间，只记得迷迷糊糊中被舍友喊醒，便在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下，穿着睡衣就往外跑，下楼时有一种像是做摇篮的感觉，记得当时校园里的校友们真是千姿百态，有的哭的唏哩哗啦（不过只限于女生），有的面部茫然不知所措。大都穿着睡衣乱窜，更有相当数量的男同志们直接光着身子……接下来便是长达几个礼拜的“逃亡”生活，学校也停了课，大家都时刻准备着余震的再一次来袭，最严重的几天所有的人都打了地铺在操场过夜，不过我们宿舍基本上属于那种什么都敢豁出去的人，所以只在学校强行不得入住公寓楼的那晚在外面待了一夜，确切的说是半个晚上，凌晨四五点时都被冻醒撤回宿舍了~可能是那次的经历练就了大家良好的承受能力，或是已经麻木了，当这次地震来袭时，所有人只是不紧不慢的起床，洗脸，各忙各的事~
No2：报税
地震过后，窄楞打电话叫我去报税（是我之前要求的，让她给他们公司报税时带上我，工作没找到之前好歹得先充实一下自己，没准哪天机遇从天而降，哪个公司看上我，没点专业的实践能力可不行）。于是快速收拾好东西，冲上238，辗转230到达她住的地方，便开始了一天的真正奔波~先是地税，再是国税，继而又是所谓的报税员所在地什么的，别的印象不深，只是对于窄楞的方向感与记忆力真是不敢恭维，在为她们boss担心的同时也为她捏了一把冷汗，这样的员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过回到她们公司后她那一丝不苟写呀算呀，兢兢业业的的状态，看着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只能说他们老板真有魄力，敢把整个公司的账全交给她。记得去报税时我最想去的地方是那个报税员所在地，因为按窄楞的话说就是每次去那她都得卑躬屈膝的和那个看着面善实则态度极其恶劣的报税员说话（其实她也就去过一次），我实在想见识一下其为何许人也~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那人虽谈不上态度温和吧，但至少还是挺客气，离开以后，窄楞只重复着一句话“她今天态度怎么这么好？”呵呵……那还用说，当然是我在旁边所起的效用呀！
No3：逃命
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1)
（一）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率先走出国门学习舞蹈的先驱人物是晚清宫廷舞蹈家――裕容龄。
裕容龄，(1882～1973)晚清一品官裕庚的女儿，满族人，1882年生于天津。她被中国舞蹈学界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学习西方舞蹈的人。
12岁那年，裕容龄父亲奉派出使日本，她随父东渡日本。并在哪里开始了她的舞蹈生涯。在日本期间，她学习了日本传统舞蹈《鹤龟舞》等。1899年，她又随调任法国公使的父亲来到了巴黎，在法国学习芭蕾和现代舞。巴黎这座艺术之都，为裕容龄舞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值得一提的是，裕容龄在法国期间十分幸运地遇到了西方现代舞鼻祖美国舞蹈家依莎多拉・邓肯，并拜她为师，学习现代舞。裕容龄极好的舞蹈天赋和悟性受到了邓肯的赏识。1902年她在巴黎第一次进行了公演，演出了《希腊舞》、《玫瑰与蝴蝶》等节目。1903年，裕容龄随父回国，并很快入宫，担任了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专门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表演舞蹈。节目有《西班牙舞》、《如意舞》、《荷花仙子舞》、《希腊舞》、《扇子舞》等。裕容龄，由于她特殊的`家庭环境和个人条件成为了传播西方舞蹈文化的使者，而她表演的这些舞蹈在中国现当代舞蹈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
在对西方舞蹈的学习与吸收上，裕容龄是走出去的，与此同时，大量的欧美歌舞团体进入中国。
1886年，一个《点石斋画报》上有一条这样的消息：一个名为车尼利的西方马戏团在上海演出。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来中国演出的外国马戏团。这个马戏团的节目有跑马、调狮、钻圈、掷帽、正剧、杂剧、鼓人舞蹈等等。在这些节目中，舞蹈的比重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熟悉祭祀乐舞和宫廷舞蹈的国民来说，舞中强烈的娱乐性让人大受刺激。随后，西方各种歌舞表演团体纷纷来华演出，在中国掀起了一个西方马戏和歌舞的传播之潮。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大量的芭蕾舞、现代舞、民间舞团来华演出，并在20年代达到高潮，形成了20世纪初中国舞蹈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1923年，美国檀香山哈佛歌舞团在上海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美国歌舞；1925年，日本剧团在上海演出歌舞剧《20岁之少年》；1925-1926年，美国现代舞先驱圣・丹尼丝率领的现代舞团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巡回演出了现代舞及各国民间舞，节目有：《西班牙舞》、《海之精》、《爪哇舞》、《印地安人舞》和具有中国风格的《观音舞》、《霸王别姬》等；1926年，莫斯科国家剧院歌舞团在上海卡尔登戏院演出了芭蕾舞剧《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葛蓓利亚》、《火鸟》及舞蹈《华尔兹》、《小丑舞》、《牧童舞》等。这是一个代表着当时西方芭蕾舞最高水平的团体，在中国演出影响很大。1926年，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舞台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国人在欣赏了现代舞先驱圣・丹尼丝舞蹈团的现代舞和莫斯科国家剧院舞蹈团芭蕾舞的精彩表演之后，同年11―12月又迎来了西方现代舞鼻祖依莎多拉・邓肯的学生爱玛・邓肯率领的莫斯科邓肯舞蹈团的到来。“莫斯科邓肯舞蹈团”首先来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然后到北平、上海等地演出，主要节目有：《青春舞》、《快乐》、《捉迷藏》等。它们表演了具有依莎多拉・邓肯风格的现代舞，它们的舞蹈具有很强的前卫意义，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影响。小说家郁达夫观看演出后在日记中曾经写道：“邓肯的舞蹈形式，都带有革命意义，处处是力的表现”。这是历史上中国文人第一次对西方现代舞作出的评价。郁达夫对现代舞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十分准确、恰当。1927年1月，邓肯舞蹈团来到武汉演出。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而演出的现代舞《葬礼歌》、《国民革命歌》、《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少年共产国际歌》等，引起了极大轰动。
西方舞蹈团体的这一系列演出活动，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从此，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特别是大都市里，西方式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人们一种追求的时尚，这就是以《华尔兹》、《探戈》、《列对方阵舞》等为代表的西方社交舞。
社交舞，又名“交际舞”、“交谊舞”。它是一种人际间进行社会交往活动时，以男女对舞的形式进行表演的舞蹈活动。西方早期的社交舞主要流行于宫廷和上层社会，随着社会变革、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社交舞蹈也从深宫贵宅走向各阶层人士都能自由参加的公共场所。这种以男女对舞的形式来进行交流的西方交际舞，在20世纪初由西方舞蹈团体、商人和旅华外侨或留学欧美归国人员传入到中国各大城市。交际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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