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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化基因与价值基础-市场经济与个体主体自由与人格独立
一 个体主体是构成市民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基础，是市民社会一切活动的核心要素。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来看，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个体主体之间都必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而“市民社会”……
作 者：袁祖社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刊 名：青海社会科学 CSSCI英文刊名：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 分类号：G0 关键词：现代人格与社会现代化
为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必须要塑造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人格;独立性、意志性、务实性、创新性是现代人格的`主要特征,文中提出了塑造现代人格的基本途径.
作 者：李洁萍 作者单位：广东湛江教育学院,广东,湛江,524037 刊 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 分类号：B0 关键词：人格 现代人格 塑造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
对于从事或者仅仅是关注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英国学者莫莱（DavidMoney）和台湾学者陈光兴编辑的《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中的批评对话》（以下简称《霍尔》）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恐怕也是珊珊来迟的文集①。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起源，一般都要追溯到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和霍加特的著述和活动，但是实际上，人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文化研究的成功主要是和霍尔长期不懈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尽管霍尔本人在叙述文化研究的历史时总是要归功于这三位前辈，特别是威廉斯的影响。我们知道霍尔是英国新左派的创始成员之一，是《新左派评论》最早的编辑，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然而我们似乎对他本人”文化研究“方面的著述却了解甚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写过像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样的代表性专著；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大部分论文都是分散发表在发行量很小的杂志和论文集里，而他本人似乎从来无意将自己在”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编辑成书。直到1988年霍尔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个人论文集《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2/，这也是迄今为止他唯一的一部个人论文集，从书名可以推测其中所讨论的主要是23”政治“问题。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霍尔》一书的出版恰恰弥补了”文化研究“方面的空缺（当然这本书并不是霍尔的个人论文集，而是包含众多学者的批判性的对话）。文集的编辑方法颇有新意，读者一卷在手，既可了解霍尔的成就，也可以从活跃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得到相当的启发。但是这本文集完全排除了”政治“方面的论文，使人多少有点不安之感，因为文化研究是决不可能离开政治而还能够保持其特性和生命力的。
从80年代末到叨年代初，文化研究在美国开始成为一门”显学“，并且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霍尔一时之间似乎成为这门”显学“的鼻祖，不断有人要求他就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发表意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发现霍尔显然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多次表示他并没有处在一个”鼻祖“的地位上可以告诉人们文化研究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如果说他是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个中人并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他就尤其需要克制以某种”本质“的名义就文化研究应当如何而说三道四的诱惑。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国际化特别是在美国学院体制内取得的巨大成功又使他深感不安，锁闭在庞大的学院体制内的美国知识分子似乎有一种把他们吸收的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形式主义化的倾向：先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然后是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现在又轮到文化研究了。英国文化研究有没有它的应当珍惜和继续保持的独特传统呢？如果有的话，霍尔认为，那就是政治问题在文化研究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在接受陈光兴的采访时他特别指出：”在伯明翰中心，即使是就某些特殊的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文化政治是我们的关切和实践的焦点。不是某种特定的宗派主义的政治立场，而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文化政治。简而言之，如果说可以从英国文化研究学习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始终坚持在不同的语境中把握文化与权力的关联和组合的方式。“③从字面意义上看，霍尔所说的这个特点和美24国的文化研究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美国文化研究的论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除了文化和权力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霍尔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也不是像詹姆森那种善于博取百家之长以构筑一个严密体系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他领导伯明翰中心完成了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范式转换，但是从来没有完全切断和威廉斯的联系。在他的理论术语中，除了文化和权力之外，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也许还有市民社会，但所有这些术语都是有出处的。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他先是利用阿尔都塞改造经典马克思主义，然后又利用拉克劳的理论批判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他关于领导权和市民社会的思想来自葛兰西的著作，而这只能说是IWO年代以来出现的新葛兰西主义的一部分。总之，如果把霍尔看作是开创了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学派“领袖，我们恐怕很难指出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理论贡献究竟是什么。然而，霍尔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要想理解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失去的政治锋芒，我们不应当到（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或者是《编码与解码》这类好像是纯文化研究的文章里去寻找，而是应当探讨他介人现实政治斗争的方式，以及文化研究和政治分析是如何在这种实践中融为一体的。在这方面，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的批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例让我们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价值所在，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它的弱点在哪里。我在本文里将对霍尔的文化政治以及他使用的上述概念作一扼要分析，侧重点是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我们不仅要从政治的角度理解霍尔的文化研究，而且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他的政治分析。在霍尔看来，撒切尔政府于1979年上台不仅仅是一个政党政治现象，而且是一个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现象，它标志着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共识和”未成文25的社会契约“宣告瓦解，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即”撒切尔主义“开始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占据领导权地位。霍尔所采用的概念以及他对这些概念的.改造主要是为了分析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没有保障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这篇文章里霍尔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即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是阶级利益和关系的扭曲的反映，是科学认识的对立面），并且以拉伦（JorgeLarrain）所谓的中立性概念取而代之。最大的变化是霍尔否定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地位之间的固定关系，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没有固定的阶级属性：”我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由语言、概念、范畴、形象和表象体系构成的心理构架，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都利用它们来理解、界定和改造社会。“④另外一个变化是，受拉克劳的影响，霍尔认为构成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语言、概念和表象等）也不存在固定的联系，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把它们组合成不同的意识形态。他接受了阿尔都塞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就是将个体询唤为主体，但是他反对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概念，即利用现存的国家机器再生产现存的统治意识形态，以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抽象的层面，我们很难看出这些概念的意义何在，相反要理解它们就必须进人霍尔的撒切尔主义分析。首先，和传统的保守党意识形态相比较，撒切尔主义似乎是一个大杂烩：既有传统的父权制的和有机保守主义的托利党意识形态，又有自由企业制度、占有性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等在传统上属于自由党的意识形态，它的能量似乎正是在于把一些以往是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因素融合为一体，从向构成一种充满矛盾但仍然保持着统一性的现代保守主义/5/.可以这么说，撒切尔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把新的自由市场学说和传统的托利主义的某些因素结合起来的方式。其结果并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所说的”最弱意义的国家“，而是政治理论家Andrew26Gamble所说的自由市场和强势国家。撒切尔主义话语同时涉及方方面面的话题：家庭、经济、民族认同、英国特性、道德、犯罪、法律。妇女、人性。这种话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各种意识形态因素混合在一起，如果我们要理解这种话语的逻辑和统一性就必须发现其中隐含的各个不同的主体位置：自立和自利的纳税人--占有性个人，”有责任感的爱国者“，热情地维护个人自由并且反对国家侵犯自由的主体，可敬的家庭主妇，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等等。总之，在历史变革的关头，撒切尔主义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把已经长期习惯于某些位置的主体重新安置在新的话语所设定的位置上，这恰恰是阿尔都塞的拉康主义的反历史方法所不能解释的。
80年代许多左派知识分子批判经济决定论的结果是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霍尔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他毫不怀疑撒切尔主义的主要目的当然是摧毁福利国家，解放资本和恢复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他也坚决反对在狭义的经济意义上来理解撒切尔主义，因为它成功地建立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种成功不仅表现为扭转了社会思想的方向，改变了政治思想的术语和论证方式，而且为现代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建立了新的社会基础。对此是无法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说明的，或者说并不存在某种经济状况必然决定其领导权地位。霍尔是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使用领导权概念的（它和霸权不完全是一回事）。领导权概念要求我们放弃统治方式的静态的理解，而转向一个领导集团的权威的形成过程，因为这种权威是不可能利用强制的方式形成的，而只能通过利用不同的社会力量建立联盟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基础，建立联盟的过程包含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被统治阶级中赢得人们对权威的积极赞成。领导权概念的优势在于人民的积极赞成至关重要。霍尔认为这个概念在解释撒切尔主义方面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说明撒切尔主义如何通过斗争赢得对于27整个社会的优势，它是如何同时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展开斗争而赢得领导地位的。撒切尔主义者并不是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天然的继承者，他们不得不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与自己党内的反对派斗争以建立自己的地位。他们必须消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共识，必须消解一系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和福利国家的承诺。通过意识形态斗争，他们改变了框架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基本的力量对比关系。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霍尔否认意识形态有固定的阶级属性的理由：”有些人按照他们的阶级地位本来是不会赞成撒切尔主义的，当这样的人忽然开始发现撒切尔的语言比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的语言更可信，更切合他们的经验，这就是领导权发生转移的转折点。这就是我为什么预言撒切尔将赢得1979年的大选。我发现许多人不再谈论工党。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的语言，忽然开始谈论另一种语言：成本效益、货币价值、选择、自由，等等。你无法用一种简单的阶级分析来解释这种现象。……它所取得的显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深深地渗透到左派的社会基础之中，相当大一部分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工会组织成员、城市工人阶级、大部分失业者都放弃了对左派的忠诚。这样，撒切尔主义一方面自L而下地推行社会规训，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地进行民粹主义动员，这两者的结合即权威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POPULISM）使它赢得被统治阶级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积极赞成。“/6/这就是说，撒切尔主义利用各种意识形态因素来建构新的社会共识，而这些因素并不是哪个阶级和社会集团所独有的；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共识一旦形成就足以影响各个阶级的成员。论文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在撒切尔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霍尔特别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某些私人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经济事物研究所从50年代就开始宣传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等新自由主义学说。它把许多撒切尔主义概念投人公共流通领域，而在那个时候它们还没有28直接依附于一个任何政党或党派。应当如何理解这些私人机构及其作用呢？在这个问题K，霍尔则倾向于采用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而不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因为阿尔都塞认为所有这些机构虽然是私人的，但就其功能而言却属于”国家机器“，即凡是通过意识形态维系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功能都是属于国家的。”阿尔都塞的观点是利用现存的国家机器再生产已经存在的统治意识形态，我的观点是开辟空间以建立意识形态领导权。……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使他对意识形态再生产提出一种过分笼统的解释，完全抹杀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别，仿佛它没有实际的效果。但是我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表明，我们不仅不能抹杀而且要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别，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因为市民社会是生产社会共识的关键场所。在市民社会的“自由空间”建构的意识形态权威和领导权是一种更为持久更为深刻的权力，因为它不是凭借强制力量赢得人们的认同和追随的。与国家的直接介人不同，在市民社会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仿佛是人们对权力的积极赞成而自由和自发产生的。“/7/霍尔对阿尔都塞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属于误解。正确的部分是对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的批评，因为撒切尔主义完全是一个动态的领导权现象，即它的一个突出特征恰恰是其进人所谓的市民社会开拓和占领空间的能力，利用市民社会的空间的能力，利用市民社会的堑壕和堡垒在严格意义的国家之外掌握意识形态和思想权威的能力，以及在正式进入国家权力之前（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在权力集团内部进行斗争的能力。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显然不能很好地说明意识形态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斗争和冲突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强制性国家机器有着严格的区别，当霍尔说”严格意义的国家“或”国家的直接介人“时，他显然是指强制性国家机器。如果说这里有什么混淆的话，那也是霍尔的而不是阿尔都塞的混淆。更重要的29是，在意大利以外阿尔都塞是最早注意到葛兰西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实际上是一次很自觉的对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系统化，他在一个注释里说道：”据我所知，我现在所走的路以前只有葛兰西一人走过。他有一个令人惊异的观念，认为国家不能被缩减为（强制性）国家机器。他提出国家还不可少一定数量的市民社会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等。令人遗憾的是，葛兰西没能把这些机构系统化，有关文字仅是一些精辟却不完整的笔记。“/8/问题在于，阿尔都塞系统化的方向是国家理论，也就是说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是具有不同功能和运作方式的国家机器，而在80年代人们普遍把市民社会的”自由空间“视为解放的希望之所在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努力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霍尔在提到市民社会的”自由空间“时总要加上引号，说明他对此并不抱有空洞的幻想，但在当时特定的语境里他无疑是站在社会思潮的主流一边，强调应当严格地划分国家与市民社会。
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文化与人格论文
无论是要国家强盛，还是要国家独立和自由，其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的、自由的国民人格。而人格的形成在幼年、少年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因此梁启超先生就有了上面的名言。
“改变国民性”是以鲁迅、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那么，“国民性”是什么意思呢？笔者认为，“国民性”指的就是国民人格，即全体国民在人格方面的共同特征。那么，一场以改变人格为目的的运动为什么要以新文化运动为手段和方式呢？这是因为，文化与人格是一对相互影响的、有着共同思想基础的社会学体系。当时中国人的国民人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又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这些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现在，笔者从最基本的角度入手，试着对人格和文化进行一下分析，也许最后我们能得出一些共同的认识和结论。
一、我们先来明确几个基本概念：
1、人格：
（1）人性：人性就是指人的本性。即人具有通过自身的本能接受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进而通过自身影响环境，从而达到和实现保存、发展和壮大自身、家庭、种族、和群体这样一种潜能和欲望。
（2）人格：这里的人格是指人的品格。即人为实现其人性潜能和欲望而形成的具体理念。包括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
（3）人性与人格的关系：人性是对人格的高度概括；人格是人性的具体体现。
2、文化：文化是指一个群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共同理念和特有技能。
3、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文化是一个群体共同人格的外在表现；人格是文化对个体的具体影响。
二、权威观——两种对立文化与人格的基石：
1、两种对立的权威观——理性的权威与非理性的权威：
“人们广泛地认为，我们面临着两者必居其一的局面：要么接受独裁的、非理性的权威，要么完全不要权威。然而这种抉择是一种谬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具有什么样的权威。当我们说权威的时候，是指理性的权威还是非理性的权威？理性的权威产生于健全的能力之中。权威受到尊重的人在完成授权于他的那些人所赋予的使命时，有能力行使职责。他即不需要威胁那些人，也不需要以自己的魅力来博取他们的赞赏。只要他在一定程度上能有助于他人，而不是剥削他人，他的权威就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就不需要非理性的畏惧了。理性的权威不仅允许、而且要求那些服从于这一权威的人经常地督促监督和批评。理性的权威总是暂时的，它是否被认可，要视它的行使情况而定。
另一方面，非理性的权威往往产生于对人的统治。这种权威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对焦虑和软弱无力的被统治者来说，它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相对的。一方是权威，另一方是惧怕，非理性的权威常常建立在这两者的相互依持上。这种权威不仅不需要批评，而且严禁批评。理性的权威是建立在权威的拥有者与受权威制约者双方平等之基础上的，两者仅仅是在某个具体领域里有知识和技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非理性的权威的真正本质是不平等。”
2、两种对立的文化与人格：
理性的权威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基石，而非理性的权威是权威主义思想的基石。这样就可以把文化分为人本主义文化和权威主义文化。同时，人格也可以分为人本主义人格和权威主义人格。
三、伦理——最基础的文化：
伦理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征。伦理是文化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一个社会，其伦理是人本主义的还是权威主义的，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人格的性质。因此，要建设和谐的社会，首先要从伦理抓起。提倡人本主义的伦理,反对和批判权威主义伦理是达到这一目的基本途径。
中国现代园林与社会价值取向探析文化论文
摘 要：自古以来，园林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载体。它体现了统治阶级价值意识，其内容和形式也受到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首先，园林必须满足社会与人的需要，园林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深刻影响，并随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另一方面，优秀的园林设计反过来刺激和完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会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的提高。研究现代园林与社会价值取向，就是要克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急功近利和过度盲从思想，创造出符合社会与人需要的园林形式，寻求现代园林发展的方向，创建出符合时代精神，符合全球化战略要求的新园林。试从影响园林发展的几个方面，来探求现代园林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价值取向；全球化；中国古典园林
1 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与特征
我国造园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大约从公元前11世纪的奴隶社会后期直到19世纪末封建社会解体为止，在三千余年的漫长的、不间断的过程中形成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风景式园林体系。
最早的园林形式是“囿”，园林里面的主要构筑物是“台”。“囿”是蓄养禽兽的场所。有史可证的皇家园林是商末殷纣王所建的“沙丘苑台”和周文王的“灵囿”、“灵台”、“灵沼”。秦灭六国，建上林园苑。汉武帝信方术，在建章宫内开凿太液池，池中堆筑方丈、蓬莱、瀛洲三岛，形成“一池三山”的布局。
我国古典园林的形成主要受统治阶级的思想及佛、道、绘画、诗词的艺术影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国家呈分裂状态，加之道、佛盛行的影响，人们崇尚玄学、逃避现实，寄情山水，对我国园林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这时的士大夫，或欲享乐，或洁身自好，或遨游山水，导致了自然审美观的形成，治园特点多为自然情趣的田园山水。也就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佛教传入中国，当时立寺成风，有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的壮观。同时私家园林异军突起，叠山理水，使园林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意境。
而到了隋唐王朝，园林达到了全盛时期，隋代洛阳的西苑、唐代长安的大明宫、华清池、兴庆宫都是著名的皇家园林。士大夫私家园林发展也较快。著名的“辋川别业”即由王维亲自规划。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园林建筑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基本定型，造园艺术和技术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而且形成了地方风格，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江南以苏州、湖州、杭州、杨州为中心，岭南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并形成了《园冶》等专门著作。
2 园林社会价值取向反映当时社会主流思想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造园艺术，园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必然受到当时主流美学思想的影响，而美学又是在一定哲学体系支配下产生、发展的。
在西方，十五世纪初叶，意大利园林随着文艺复兴思想在欧洲大陆广为传播。到了十七世纪，法国的天才造园家勒・诺特尔（Le Notre）在吸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的许多特点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新的造园样式，被称为法国巴洛克式或勒・诺特尔式，逐渐风靡整个欧洲。从十八世纪初风景园思想萌发之后，工艺美术运动的提倡人威廉・莫里斯（W．Morris）认为，庭院必须脱离外界，决不可一成不变地照搬自然的变化无常和粗糙不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艺术运动”席卷欧洲大陆，它强调曲线、动感、装饰的浪漫主义，创造了大量基于矩形几何图案的建筑要素，如花架、几级台阶、长凳和铺装。受新艺术运动的装饰特点的影响，铺装中出现了黑白相间的棋盘格图案。植物通常在规则的设计中被组织进去，被修剪成球状或柱状，或按网格种植。
在中国古典园林的构造，主要是在自然山水基础上，辅以人工的宫、廊、楼、阁等建筑，以人工手段效仿自然，其中透视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特别是诗、词、绘画的思想境界。
在我国古代不论是皇家苑囿或私人园林多以自己欣赏和生活，极明显反映出主人的意识价值取向，或炫耀气势唯我独尊，或夸耀显贵光宗耀祖，或避世取幽修身养性。这些园林的设计修建思想无一不是当时统治阶层的思想反映，折射着当时社会人为思想。园林已成了文人士大夫心理上审美联想的结果，这种绘画与诗文的影响，直接反映当时文人的思想，反映着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表达了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自然、社会的认识，符合当时社会的哲学要求。
3 现代园林中的社会价值取向
现代园林是当代社会的产物，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思想、现代艺术、园林水平及人们生活方式。
园林的起点与规模的发展，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如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园林建造基本上走平民化道路，即使是纪念园，也都是走游园的形式，这就符合了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当时建立的多是封闭式综合公园，并且多有圈养式动物园，还有一些简单的游乐设施。这是与当时较低下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一致的。随着经济、文化、艺术及现代科技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游乐，还对精神需要有了更多的追求，这样就出现了各类不同的园林形式：主题公园、专题类公园、近民式的小游园、适应不同活动要求的广场，甚至高尔夫球场等，这些园林形式是同当前人们追求回归自然，讲求生态效应，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一深层次上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现代园林与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决定园林发展的形式与内涵的同时，园林也要变成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反过来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提高。在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将园林绿化的发展作为改变城市面貌，改善投资环境的先期性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运用科学的价值观来指导现代园林的发展明确了意识形态中的价值取向对园林建设的影响，要求我们在运用现代观念造园中，进一步全面了解社会价值体系，进一步明确园林设计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力争避免我国现代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燥动思想，避免急功近利和过度盲从。
用健康的价值来指导园林的发展，现代园林不能一味强调好看，也不能过份强调其国际性与旅游效用，应着力于现代社会的人文要求，满足社会与人的需要。我们在建园林过程中，一定要符合人们对自然融合的迫切要求，要通过造园来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引导人们回归自然。生态型园林就是顺应这种趋势产生的。
现代园林形式是多样的，在符合生态效用的同时，还应着眼于当地的人文与自然历史，应具有地域的特异性。现代园林应在生态经济与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与人们普遍要求回归自然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应立足于现代、高于现代着眼于社会发展和人们享用的公共环境来辅助城市建设以求城市生态进步，造福人类的空间。
5 在现代园林中融入全球化战略全球化战略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指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等融合过程。现代园林的全球化战略实际上就是东西方园林思想与技巧的高度融合过程。时代的变化推动园林建设全球化，这不仅是园林发展的客观趋势，更是时代的要求，在国外建设园林不能简单的抄袭或者迁移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创作，既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又要具有典型的传统风貌。那么，园林设计的全球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本国园林的世界认同性，二是对世界园林思想、方法的认知性。
近年来，在国际广泛交流的推动下，园林建设与发展的新视点、新思维大量涌现。在城市园林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花园城市观、森林城市观、山水城市观。这些新的观点，也大大超越了人们以前的园林观念将城市园林引向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全面了解园林建设的全球趋势，就能在深层次上了解影响和制约园林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认识促进园林建设的根本动力。
比如在公园建设中，我们在强调民族特色、地异域性的同时，适度地融入异域民族风情，积极应用多学科成果，必能将公园建设成具有包容性、感染力、创造力、风格鲜明的新景区。
在城市园林规划方面，应整体综合考虑，建立必要的框架，掌握延深的角度与层次，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存空间，而摒弃中国古典园林的单一成体，就无法研讨中国园林历史与文化，其园林生命、园林生态、园林文化就不能永续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在园林建设中既考虑继承传统，又考虑有所创新。既考虑中国文化，又考虑世界发展，积极吸取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精髓，保留中国古典园林的人伦空间和“天人合一”精神，克服她老的功能缺陷和过分封闭的文化负面效应，使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艺术，更好地将中国园林建设推向新的高潮。
参考文献
［1］H．H．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80年代［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
［2］L．本奈沃洛．西方现代建筑史［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3］胡先祥，肖创伟．林规划设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历史与现实:文化视域中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重塑
知识分子独立人格重塑是一个困难重重但却无法回避的`问题,独立人格的文化内涵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本文从文化视角分析了古今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重塑始终走不出”重塑--分化--依附--再重塑“怪圈的原因,探索了彻底走出文化怪圈的必经之路--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参与到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去.
作 者：王永华 高星海 作者单位：鞍山科技大学,政法系,辽宁,鞍山,114002 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 年，卷(期)： ”"(2) 分类号：G02 关键词：文化视域 独立人格 重塑 价值选择论社会主体系统个体与整体两个层面的有效平衡
社会调节的'关键是寻求社会主体系统个体与整体两个层面的有效平衡.但这种平衡依赖于相当的条件,只有到了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这两个层面的真正有效的平衡.
作 者：王继辉 作者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湖南,衡阳,421005 刊 名：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GT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2 24(4) 分类号：B02 关键词：社会主体 个体与整体 有效平衡★ 动机与人格读后感
★ 经济与社会
★ 成长与独立读后感
★ 学会独立与生存
★ 信任与独立作文
★ 位置与价值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