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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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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
“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蒋介石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
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1995年)36×258=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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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第2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36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③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第48页，山西人
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王韬《论各省会宜设新报馆》、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39、308页，1982年校内出 版。
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82页，1982 年校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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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45页，1982 年校内出版。
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69页，1982 年校内出版。
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27页，1982 年校内出版。
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43页，1982 年校内出版。
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309页，1982 年校内出版。
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99页，1982 年校内出版。
3页
①《新闻文存》第294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②《中国报学史》第1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③《新闻文存》第282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④任白涛
⑤《中国报学史》第3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4页
①《新闻文存》第284、392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②任白涛
③《中国报学史》第289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④《新闻文存》第38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⑤《新闻文存》第422－423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312页，1982 年校内出版。
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300页，并参见下 册第511－513页，1982年校内出版。
⑧《新闻文存》第29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⑨《新闻文存》第427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⑩《中国报学史》第12－13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报学史》第14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5页
①《新闻文存》第28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②《新闻文存》第286－287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③《中国报学史》第29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④《中国报学史》第29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⑤《中国报学史》第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35页，1982 年校内出版。
6页
①《新闻文存》第280－28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②《新闻文存》第276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③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 第189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④《中国报学史》第146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⑤徐宝璜《新闻学》自序、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文存》第281、38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90页， 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新闻文存》第281、38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90页， 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论中国哲学的前近代启蒙
明末耶稣会士引入的西方学术文化,与当时中国社会崇尚实学的社会思潮相结合,引起了中国哲学在天道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一系列具有近代性质的.变革,孕育出中国哲学在向近代形态转型之前的近代性气质,从而构成了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环节.
作 者：苏志宏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刊 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ERN YANGTZE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1) 分类号：B248.99 关键词：利玛窦 徐光启 实学 道理之天 格物穷理论近代中国的启蒙
近代中国的文化启蒙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社会精英层面来看,文化的.启蒙仅限于那些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知识精英,而且他们肩负的救亡图存的使命也使他们不可能实现现代精神的启蒙.而广大民众的启蒙从现代化进程一开始就失落了.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并实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但这种变革的核心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并没有真正触动文化精神的根本,这是中国社会转型迟缓的根本原因.
作 者：郭艳君 隽鸿飞 GUO Yan-jun JUN Hong-fei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OF CHANGCHUN MUNICIPAL COMMITTEE 年，卷(期)： “”(5) 分类号：G02 关键词：启蒙 文化精神 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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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福柯的启蒙观
本文从福柯对康德<答何谓启蒙>一文的分析入手,详细考察了福柯对启蒙的独特理解.福柯把启蒙看作是一种不断对“现在”进行批判的态度或气质,拯救了启蒙精神的`积极性一面.他并没有抛弃启蒙,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坚持了启蒙,从而使启蒙精神在当代哲学中仍然具有活力.
作 者：田光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 刊 名：兰州学刊 英文刊名：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2004 “”(3) 分类号：B505 关键词：启蒙 理性 批判 自由论启蒙时代的历史观
一般把18世纪初到1789年法国革命前的那些年月称为启蒙时代。这一时期，是启蒙运动“真正重要的阶段”(注：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1页。)。作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启蒙理性主义冲击了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开创了启蒙时代的文化新气象。其中，历史学作为一个新兴而重要的思想领域，其知识地位得到首次确认，形成了独特的印记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力量。
一、18世纪理性开启历史新方向
通常人们把18世纪的西方史学界定为“理性主义史学”，因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征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一股弥漫整个欧洲的社会思潮，因而历史学领域也不例外。(注：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然而何谓“理性”?则大多不予追究。正如德国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说：“18世纪的精神通常被描述为一种‘理智的’精神。但是，如果理智主义意指一种超然冷漠和抽象玄奥的态度，并与实践的、社会的、和政治生活实际相脱离的话，那么，没有任何描述会比这更不恰当，更易为人误解的了。”(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可以说“理性”是一个极易引起分歧而又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18世纪理性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理性，而是一种比较朴素意义上的、古典意义上的理性。
18世纪理性是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的。当时的启蒙学者把理性看作是与宗教信仰相对立的人的全部理智能力，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指出，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光亮”。康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总结和颂扬了启蒙运动，康德发表于1784年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因此，理性是自然而然的智慧，理性是通向真理的直接向导。
不过，18世纪理性也是与形而上学体系相对立的。与17世纪唯理论理性相比，18世纪理性更富有古典哲学的意味。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专门考察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分析了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相似性，指出：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18世纪的哲学家也崇拜经典的古代。又像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对抽象哲学体系没有耐心，不仅攻击天主教经院哲学，而且也攻击笛卡儿的'唯理论。他们在说理性的时候，心中想的是对智力的批判性、破坏性的运用，而不是它的建立逻辑体系的能力。他们是经验论者，是经验和常识的哲学家，不是17世纪笛卡儿式概念所指的唯理论者。他们……对形而上学没有兴趣，关心此时此地的人生中的实际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问题。(注：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7页。)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揭示了“近代头脑”更关怀事实和现实的思想特征，“近代舆论气候的性质乃是事实性的更多甚于是合理的。支撑我们思想的那种气氛是如此饱和着现实性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只消有最低限度的理论性的东西，就很容易过得去了。”(注：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页。)
18世纪理性与笛卡儿唯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和旨趣，“其基本前提，不是知识必须形成体系，而是它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一断语：“启蒙运动的灵感部分来自笛卡儿、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等的唯理论，但是这个运动的真正创始人是艾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注：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301页。)可以说，“敢于认识”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而“实践成了启蒙运动的口号”(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94页。)。
如果说17世纪的唯理论理性具有一种“体系癖”，那么18世纪理性则是冲破唯理论体系的“独创力量”。对于18世纪启蒙理性，卡西尔有着更冷静的分析和更富建设性的思想体系。卡西尔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精辟地阐明了18世纪理性的内涵与特征，指出18世纪理性不是先天存在概念，而是作用概念、功能概念，它具有分析还原与理智重建的双重功用。理性的性质和力量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注：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2页。)正是这种功能上的理性而非纯逻辑演绎的理性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其出发点也是结果，是旗帜也是前进的动力，是它特殊的魅力也是真正的体系价值所在。卡西尔说：“或许没有哪个时期会像18世纪那样，在理论和实践、思想和生活之间，存在一种较为完全的和谐。一切思想都立刻转化为行动；一切行动都从属于一般的原理和依照理论标准而下的判断。正是这种特征给予了18世纪的文化以力量和内在的统一。”(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第219页。)
历史知识地位的确立伴随着启蒙时代一同到来，并非偶然，它们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换言之，为什么18世纪能够开启通往历史的道路，可以从18世纪理性观中得到解释。具有发现真理的力量和内在统一的18世纪理性将历史纳入了哲学思考的范畴，抑或说，启蒙运动哲学本身需要历史的观点(指研究方法)。启蒙思想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的意图和决心乃是要把思想和概念、事物的真相和事物本身都看作是变化着的实体，它们的特性和意义在任何时刻都只由于把它们看成是一场分化、展开和耗损与补充的永不休止的过程之中的若干质点才能把握。”(注：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第27页。)18世纪对历史举起了理性的镜子，通过镜子的反映观察理性的历史面目。而在17世纪唯理论哲学中，历史无甚地位，笛卡儿认为哲学意味着系统全面的思考，而历史不过是“想象力的娱乐”。虽然“笛卡儿就其个人而言，也许对具体的历史问题感兴趣，并时常也许会陶醉于某个历史作家的著述。但是他从不认为这种兴趣与哲学和科学有什么关系。”(注：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在笛卡儿的教育理想中，历史被认为是教育中多余的甚至必须放弃的东西。与此不同，18世纪提出了历史领域中关键性的哲学问题，探讨了历史的可能性的条件。“18世纪致力于对历史获得清楚明白的观念，认清一般和特殊、观念和实在、法律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精确地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力图由此而把握历史的意义。”(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2页。)在理性与历史的关系上，不仅理性对历史具有意义，而且“历史研究乃是启蒙运动哲学的必要手段之一”(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18页。)。历史求助于理性，理性求助于历史，结果就是理性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新综合。18世纪用综合的理性取代了分析的理性，用能动的理性取代了静止的理性。正是理性本身投身于历史流变的激流，在急流中找到安全，维护自身的稳定性和恒久。而历史就成了依理而动的历史。这种理性观预示了一种新历史观的黎明，奠定了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地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随着18世纪的开始，近代思想的一个新方向出现了。”(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论文论启蒙时代的历史观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二、在宗教的历史评判上打开切口{iR1 @?4Y\ X * I)zP)eREt#\y $}F&1 HxR}f,毕业论文网. x }i k)E = f4$"4o Va.0I t:6R
广义地说，奠定18世纪开启历史之基的是科学从神学监护下的解放，正如卡尔・贝克尔所说：“历史学的兴起和科学的兴起，仅只是同一种冲击的两种结果而已，仅只是近代思想之脱离对各种事实的过度合理化而要回到对事实本身加以更仔细和不涉及利害关系的考察上面来的那一总趋势的两个方面而已。”(注：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第28页。)而这场运动的开端得追溯回17世纪。笛卡儿主义的确只崇尚纯演绎的理性，从而远离了历史。“按照这种哲学，任何纯事实的东西都不得声称有任何真正的确定性，任何关于事实的知识在价值上都无法与清楚明白的逻辑知识、纯数学和精密科学相比拟。”(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6页。)在17世纪，历史知识仍然被这种真理的理想遮掩着，历史还没有发现它的显要地位，它被数学以及数学的物理学夺去了光彩。17世纪唯理论者认为，所有历史的对象，都属于最低级的想象的知识――想象，因为时间本身不过是想象的一种方式。历史知识依凭的是记忆而非理性，历史在根本上是一种懒散的好奇心，那种日夜奔忙去发现去搜集过去时代和遥远国度的偶然事实，在笛卡儿看来，犹如患浮肿病的病人，即受罪于难以满足的饥饿又不可遏止的干渴(有意思的是培尔自喻患了“积水症”，对历史事实，给得越多，就越想要。不过，一个是摒弃和排斥历史，一个是使历史事实成为科学学说的真正模式)。
即便如此，假如我们说，在唯理论学说中没有对历史思想发展产生任何影响的因素，也是不恰当的。诚然，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找不到任何历史冲动与灵感，但“他的《神学政治论》标志着系统地考证《圣经》的开端，此外，他还提供了解释历史的细致复杂的理论。”(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67页。)对《圣经》的系统研究“必须与所有现存的预言书的背景相关联，那就是说，每篇作者的生平、行为与学历，他是何许人，他著作的原因，写在什么时代，为什么人写的，用的是什么语言。”(注：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页。)斯宾诺莎看出《圣经》是有历史的，并到历史中证伪《圣经》。“他之阅读《圣经》，并不是把它看作由天界神祗口授的圣书，而是把它作为人类的书籍来阅读；他在这本书中发现了人类各种各样的矛盾、错误、冲突。由此，他构想出对《旧约》和《新约》所作的一种崭新的历史性理解。”(注：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第46―47页。)斯宾诺莎阐明《圣经》与历史的联系，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绝对真理性。“如果我们把《圣经》中的每一段放到它所特有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亦即不是把它视为永恒真理，而是依据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特殊环境，依据它的作者的个性对它作出解释，《圣经》中所包含的疑难就会得到解决，其中的不可否认的矛盾就会被清除。”(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82页。)但是如果所有先知的言论都根据其直接背景来解释，就难于继续把这些言论看成是指引信徒的、具体的天命构成的体系。斯宾诺莎的历史解释的方法“为后来在18和19世纪那场宗教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圣经》批判，开辟了道路。”(注：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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