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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中天证券研究院联合课题组（何德旭、王轶强执笔）
摘要：最近两年，受整体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投资基金格局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总体规模扩张速度锐减、经营业绩开始下滑、股票基金的主导地位正在消失。然而，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美国的投资基金还是表现出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青睐。其背后的根源是值得深思的，这一过程也带给人们更多的启示和借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整体经济的繁荣，大量的国内外资金涌向了投资基金，从而导致了美国投资基金的迅猛发展―――基金资产快速膨胀、基金数量急剧增加、基金品种频繁创新。但从开始，美国经济步入了整体下滑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1％，将进一步下降至0.7％，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再加上“9.11”事件的打击，美国的股票市场也受到重挫而逐步走熊。尽管外部经济环境不甚理想，但20美国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仍然呈现增长态势，特别是流向投资基金行业的净现金流还创下了历史新高。毫无疑问，美国投资基金在“逆境”中的坚挺充分显示了其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投资基金长盛不衰呢？这种趋势还能持续下去吗？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我国投资基金未来的发展会有所帮助和启发。
20世纪90年代美国投资基金的总体特征
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投资基金大发展的。这一时期美国投资基金发展呈现的总体特征是如下：投资基金资产规模持续急剧扩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基金的总资产以平均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1990年底，投资基金总资产为10652亿美元，到底，这一指标已经达到68463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商业银行6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从而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在20和年美国经济开始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投资基金依然保持增势特征，资产继续增加，2001年底达到了69749亿美元，几乎是1990年底的7倍。其中股票基金34182亿美元，占总资产的比例约50％，货币市场基金资产22853亿美元，占总资产约1/3（见表1）。
在投资基金资产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投资基金的数量也得到了快速增加。1990年底，美国投资基金只有3079家，到2001年底就增加到了8307家，其中股票基金4714家，约占57％。从资金来源来看，美国投资基金资产规模的扩张主要来源于净现金流入、经营业绩增加（包括未兑现分配的资产增加、股利再投资、资本利得再投资）和新基金的成立这三条渠道。1990－19底，美国投资基金资产累计增加了5.866万亿美元，其中净现金流入、经营业绩增加和新基金成立的比例分别为40％、49％、11％。但是，这一格局从年开始发生了变化，净现金流入成为了资产规模扩张的主要来源，2001年底这一比例提高到了54％；相反，投资基金的经营业绩不仅没有保持原来的水平，而且绝对额从年底的2.858万亿美元下滑到了2001年底的1.952万亿美元（见表2），所占比例也下降到了33％，差不多与1994年以前的水平相当。
净现金流一般指的是新的基金股份的售出减去赎回加净交换（净交换其实为零）。最近十几年来，由于受多种有利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内外、家庭和机构的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投资基金，成为推动基金持续繁荣的主要因素。即使是在2001年外部经济环境渐趋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家庭和商业机构对投资基金的需求依然旺盛，这使得2001年投资基金的净现金流入创下了5050亿美元的最高纪录，抵消了股票价格下跌对投资基金的负面影响。三年来首次出现了四大类基金（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混合基金）净现金流都为正的格局（见表3）。
虽然美国投资基金的数量一直仅占全球投资基金数量总数的16％左右且呈下降趋势，但投资基金资产规模所占的比例却一直保持在57％以上。截止到2001年9月30日，全球开放式基金资产达到了10.9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开放式基金资产总值为6.41万亿美元，占58.59％。可以说，美国投资基金市场及其制度安排代表了世界投资基金发展的最高水平，也预示着世界投资基金发展的最新趋势和基本方向。
投资基金成为了真正的大众投资美国投资基金在近10年的发展中，已逐渐成为一种典型的大众投资，代人理财的特征表现得十分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股票和金融资产相对较高的收益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资金逐渐从实物资产和有形资产转向了金融资产。不仅家庭表现出通过投资基金间接投资金融资产而非直接持有金融资产的偏好，而且商业机构也越来越多地把投资基金（主要是货币市场基金）作为管理其短期资产的主要途径。近十几年来，美国家庭通过投资基金一直保持着对股票和债券的净买入；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家庭通过其他方式对股票和债券的持有一直是净卖出（见图1）。2001年，美国家庭通过投资基金购买了大约1200亿美元的股票和1300亿美元的债券，而家庭通过其他方式卖出了2950亿美元的股票和1320亿美元的债券。另外，美国家庭购买投资基金的绝对数和比例也依然呈持续增加的态势（见图2）。1990年有460万户美国家庭持有投资基金，占美国家庭总数的5.7％，到2001年已经有5480万户家庭持有投资基金，占了1.055亿户家庭总数的52％。从1990年开始，个人投资者就一直是投资基金的主力军。1990年个人持有基金资产占基金总资产的74％，1991年为76％，而2000年和2001年这一比例分别是80％和76％；其余的基金资产则被银行、信托投资机构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持有。2000年，家庭通过股票基金持有的股票资产占其所持股票资产总额的比例高达33％，通过基金持有的债券比例达到了29％。可见，美国投资基金已经成为家庭投资金融资产的主要渠道，强大的需求导致投资基金的繁荣。除了家庭以外，商业机构对投资基金尤其是货币市场基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稳定、安全、流动性好且相对收益较高，所以商业机构和许多机构投资者把短期资产转向货币市场基金以寻求更好的现金管理，甚至把投资于基金作为其管理短期资产的主要手段。通过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商业机构得到了内部现金管理和通过其他渠道无法得到的规模经济的好处。1990－2001年，商业机构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除金融服务公司之外）以每年27％的比例增长，即从260亿美元增加到3500亿美元，相应地，货币市场基金在商业机构短期资产中所占的份额也从1990年的6.3％增加到2000年的20.6％和2001年的28.4％。
退休养老金市场和投资基金相互促进包括个人退休账户（IRAS）和雇主出资养老金计划在内的退休金市场的全面发展对美国投资基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美国投资基金协会每年都要在年报中单独分析退休养老金市场和投资基金关系的主要原因。可以说，美国退休养老金市场和投资基金是在互相促进的过程中达到了
共同繁荣。1990年，养老金账户中的基金资产大约有2000亿美元，占基金总资产的19％，到20世纪90年代末，基金持有的退休金资产达到了2.4万亿美元，几乎增长了12倍；同一时期，美国退休金总资产从4万亿美元增加到了近13万亿美元，基金在退休金市场上的比例也从5％增加到了19％。尽管2001年退休金市场总资产缩小到约10.9万亿美元，但投资基金仍持有其中的2.4万亿美元，占22％。特别是退休养老金中的投资基金资产占到了基金总资产的1/3。美国的退休养老金市场主要包括个人退休账户和雇主资助养老金计划（如固定养老金缴纳计划、401（k）、403（b）等）。以401（k）为主的固定养老金缴纳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的顺利推广实施，为投资基金在退休养老金市场扩展份额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相当程度上扩充了投资基金的投资者队伍，成为居民向基金投资的主要渠道，从而也构成流向基金的净现金流的主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在持有投资基金的家庭中，80％以上的家庭都参加了雇主资助的固定养老金缴纳计划，有62％的家庭在其固定养老金缴纳计划中拥有投资基金，几乎50％的家庭把工作场所（单位）作为他们购买投资基金的主要渠道，有60％的家庭拥有个人退休账户。通过这一组数字，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退休养老金市场在美国投资基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退休养老金市场和投资基金之所以能够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除了美国退休养老制度本身的设计十分合理以外，投资基金自身的优势和突出特点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根据美国退休养老计划的相关规定，有关机构和部门必须为个人投资者管理好退休养老金，在这种条件下，计划出资人（plansponsor）通常会提供一些基金公司、银行或人寿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产品来帮助雇员管理退休养老金。由于基金公司能够提供日常报价等许多其他机构的产品所不能提供的服务，再加之投资基金是在证券法和税法严格监管下进行的分散投资，既有规模经济和专业理财的优势，又有保障安全的运作规则和标准，所以，投资基金自然成为退休养老金保值增值的理想选择。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投资基金不仅在短期资产的管理中大有作为，而且在包括家庭投资、退休养老金管理以及教育储蓄金管理等中长期资金的管理和运作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美国投资基金自身的竞争力显著增强基于完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规章制度、严格的信息披露等许多有效的制度安排，美国投资基金在其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混乱和无序，相反，投资基金在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中，服务质量明显提高、品种创新更趋频繁、销售方式不断创新、运作成本持续降低。因此，在满足投资者不同的投资需求的同时，投资基金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给投资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丰厚的回报，投资基金自身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也明显提高。
受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从2000年开始，美国投资基金的发展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总体规模扩张速度锐减2000年和2001年，美国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和数量虽然都还保持着增势，但增长的速度已经明显慢于20世纪90年代。从资产规模来看，1990－1999年，美国投资基金资产的增长速度几乎每年都在23％以上，而2000年的增长速度已降到1.7％，2001年又进一步降为0.15％，几乎趋于零增长；再从数量来看，2001年投资基金数量仅增加了152家，是1981年以来增加最少的一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资基金数量保持增加的总体趋势下，从2000年开始，除股票基金以外，债券基金、混合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数量已经出现了减少的迹象，而这种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从未发生过的。至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99年是美国投资基金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美国投资基金近10年的快速发展和扩张过程基本结束，已经进入到一个稳步调整的新阶段。
经营业绩开始下滑如前所述，美国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之所以还能在近两年维持增长，几乎完全是因为净现金大量流入的贡献。从图4也可以看出，在1999年之前，投资基金资产的增加是业绩增长、净现金流入和新基金成立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基金业绩增加的贡献一直是最大。但从2000年开始这一格局发生了变化，投资基金经营业绩出现了十几年来的首次下滑。尽管净现金流和新基金的成立仍然在增加，但投资基金的业绩不仅没有保持原有水平，而且从1999年的2.858万亿美元降到了2001年的1.952万亿美元，减少了32％。如果没有净现金流大幅增加抵消业绩下滑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那么投资基金的总资产肯定早已开始缩水。
股票基金的主导地位正在消失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神话”般的上涨，大量的资金也流向了股票基金，股票基金的资产和数量也随之急剧膨胀，在四大类投资基金中几乎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成为最受投资者青睐的投资品种。但从开始这一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从图5可以清晰地看出，19以前股票基金一直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在这以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基金慢慢崛起，资金逐渐从股票基金向货币市场基金转移，2001年这一转移突然加剧，流向股票基金的资金从2000年的3094亿美元减少到319亿美元，减少了近90％，相反，流向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显著增加，从1596亿美元增加到3756亿美元。与之同时，出现了四类基金净现金流入都为正的局面，从而使得净现金流创下了5048亿美元的新纪录。相应地，虽然股票基金仍然在基金总资产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所占比例已从1999年的60％下降为2001年底的50％。
经济衰退背景下美国投资基金需求依然旺盛的原因
2001年，美国投资基金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生产和消费都延续了2000年以来的下降趋势，股市从2000年3月开始进入熊市，股价和企业利润持续下滑，这一切都对包括投资基金在内的许多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产生了负面影响。另外，“9.11”事件也给股市和债市以沉重的打击，进而对投资基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看，经济下滑和股市下挫对投资基金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股票基金。由于股票基金在各类基金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它的变化导致了整个投资基金业上述的一系列变化。可以看出，美国股价持续下跌造成了股票基金资产的大幅缩水，从1999年底的40419亿美元减少到2001年底的34182亿美元，而股票基金资产的大幅缩水又导致了基金业绩的大幅下滑―――因为投资基金业绩中的相当一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股市上涨所积累起来的未兑现分配的资产增值，而股票基金的业绩下滑又降低了投资者的需求，从而致使流入股票基金的资金大幅减少。不过，2001年还是有大量的资金流向了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和混合基金，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股票基金业绩下滑对现金流和资产规模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使得投资基金整体的资产规模与上年基本持平，净现金流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尽管经济环境不甚理想，但投资者对投资基金还是有着较强的需求，因而投资基金也能在整体经济的“衰退”中保持较强的生命力。
美国投资基金之所以能够“临危不乱”并且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依然吸引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具体还有以下几
方面的原因：一是有效的制度安排。美国投资基金在资产规模扩张的'同时，有关的制度建设也及时跟进且不断更新。规章制度的健全、公司治理的完善、信息披露的严格等都极大地促进了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并且这些制度不断更新以适应新的变化。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大部分基金从201月开始正式实施董事会成员中多数为独立董事的决定；正如投资基金协会报告明确指出的：旨在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的独立董事体系有助于基金行业避免出现系统性问题，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整个基金行业的信心。另外，美国退休养老制度允许退休养老金购买基金，这种制度安排既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规模庞大、运作规范的退休养老制度，也有利于继续扩大和充实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和投资者队伍，从而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投资基金需求的持久不衰。二是发达且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十分完善和发达的市场，不仅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产品丰富，而且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原生金融产品市场与衍生金融产品市场协调发展、共同繁荣。正是这种成熟的金融市场保证了投资基金行业的平稳运行，为投资基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投资品种和分散风险的渠道。投资基金的本质特征就是分散投资、分散风险，若仅仅局限于股市或者债市内部的投资组合，显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分散投资，尤其是对整个基金行业来说只能算是单一渠道的投资。美国的投资基金可以投资于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衍生金融产品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股票基金业绩出现下滑，也还有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基金业绩作为一种补充，由于有这种此消彼涨，所以能够保证基金总资产的相对稳定。因此，一个成熟、完善、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对于投资基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积极培育我国的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已刻不容缓。三是投资者投资理念的成熟。一般来看，美国的基金投资者具有较为成熟的投资理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长期投资为目标，二是对市场波动反应合理。正如美国投资基金协会年度报告所指出的：大多数投资者购买基金，是把它当作一种类似养老计划或教育储蓄的长期工具或目标（long－termob-jectives/perspective），并且愿意承担适中的风险以获得适中的收益，而不是集中关心市场的短期波动。这种投资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市场短期大幅波动时，投资者没有出现疯狂抛售等不理智行为。例如1990、1994、、年美国股市曾有几次大的波动，在波动期间，国内股票基金也出现了资金净流出和赎回，但相对于基金的总规模来说数量相对较小，并且持续的时间都很短，而当市场恢复后，投资者对基金的投资马上就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在1994年和1997、1998年金融危机时，国际基金和新兴市场基金的投资者同样也没有作出太强烈的反应；即使是2001年的“9.11”事件，投资者的反应也很理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的投资者多以短期炒作为主，还远远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理性的投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投资者培育工作任重道远。
若干启示
美国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经济衰退背景下美国投资基金的发展变化带来的启示是明显的、深刻的。
切实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投资基金最初的制度安排就是向个人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服务并且以实现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为惟一直接目的。因此，投资基金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健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的分散投资风险及公开披露信息渠道以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成为投资基金持续发展的关键和根本。
增加投资基金的中长期资金来源除了个人投资者以外，机构投资者也是促进投资基金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力量。美国的经验表明，退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在投资基金的稳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特殊和极为重要的。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放宽保险资金、社会保障基金等中长期资金购买基金特别是开放式基金的限制，逐步增加投资基金的购买渠道和资金来源，也是促进我国投资基金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步骤。
投资基金不是唯一的机构投资者作为典型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基金，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在代替中小投资者投资理财方面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投资基金并不是证券市场唯一的机构投资者。从美国的情况来看，2001年底，投资基金持有的美国股票资产仅占股票总资产的21％，剩余的79％的股票资产则被退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和家庭持有。因此，在我国下大力气培育机构投资者以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在重视培育和发展投资基金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对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培育。
培育投资者成熟的投资理念投资基金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它是随着大众投资者投资意识逐步提高、投资能力日益增强而逐步得到发展的。可以说，没有理性的投资者，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资本市场，也不可能有规范的投资基金。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个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意识对投资基金的发展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强化投资者教育以培育个人投资者成熟的投资理念，规范其投资行为，增强其风险意识，应该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工作重点。
重视对基金投资者特征的分析美国投资基金业十分重视对投资者行为、特征的分析，每年都会对基金投资者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包括投资者的年龄、个人收入、金融资产状况、婚姻状况、学历、工作、配偶、购买渠道、互联网使用、购买基金的决策权（是男方或女方决定还是共同决定）、养老计划等多个方面，并且要在每年的年度报告中进行单独陈述。这已成为美国投资基金业的一项常规性的工作，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其意义在于，通过调查分析，了解投资者行为、特征的变化，有针对性地设计适应不同投资者需要的投资基金并且制定不同的投资基金销售方式和销售渠道，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不断推进投资基金的创新投资基金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不仅投资基金走过的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投资基金制度不断创新的历史，而且未来投资基金制度仍然需要不断地创新，以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满足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
来源:中国证券报.07.26
来源:证券市场导报 财政部国债司 袁 东
我国目前的经济与财政环境与70年代的日本不无相似之处，因此，日本的中期国债投资基金也许可以为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日本中期国债投资
基金的一般介绍
日本中期国债投资基金是以日本中期国债为主要资产组合对象的一种基金投资组织形式，始于1980年1月。
一、中期国债投资基金的特点
1.属于以中期国债为主要对象进行组合投资的追加型债券投资基金。作为中期国债投资基金主要资产组成部分的中期国债，一般指2至的中期附息债券，占基金总资产的份额在30%以上。
2.是继1961年日本第一支追加型“长期债券投资基金”建立后，并在长期债券投资基金运作的经验基础上，根据中期国债市场的发展情况而设立的一种国债投资基金形式。
3.属于开放型投资基金，投资者可以随时认购基金受益凭证，也可以随时解约，从指定的窗口赎回投资。
4.每月进行一次核算，月末将一部分分配收益自动转入再投资，因而属于一种累计投资方式的基金。
5.认购或解约赎回时免收手续费，但认购后30天内解约赎回时，每10000日元收取10日元的信托财产留保金。
6.采取预想分配率方式，追求稳定的分配。预想分配率即对未来基金收益率的一种预期，每周都对预想分配率进行一次调整，并将结果公布。实行预想分配率主要因为未来利率是不断变动的，投资者对利率走势也有各种各样的预期，为了维持一定的收益，根据利率走势来调整资产结构，以确保一定的收益分配水平。
7.便利性较强。一是日本中期国债投资基金受益凭证单位为1日元；二是实行每日结算制，超过本金的收益率将全额分配，每日的分配金在每月末集中再投资，于是，尽管基金的单位净资产值经常保持在1日元，但投资者所持有的基金受益权证单位却因收益的再投资而逐渐增加，投资者由此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在适当时机赎回部分受益权单位，实现基金投资收益。
二、中期国债投资基金与银行存款的比较
对于一般公众而言，购买中期国债投资基金与银行存单皆属其投资行为，但两种投资方式又有不同。1.就认购单位而言，中期国债投资基金以1万日元为单位，最低购买限额为10万日元；银行大额定期存款则以1日元为单位，最低购买限额为300万日元；零存零取的银行活期存款以1日元为单位，没有最低限额的规定。由此，中期国债投资者必须是拥有一定量资金者，一次性投资比较大。
2.从收益情况看，目前日本各商业银行的大额定期存款的年均收益率为0.3%，中期国债基金则要高一些，比如大和证券公司管理的一支“大和中期国债投资基金”的年收益率为0.62%。
3.在投资便利性方面，由于中期国债投资基金属于开放型，所以它与银行活期储蓄一样，可以随时赎回或增加新的投资，只不过如果是在认购基金收益凭证后的30天内就解约赎回的，则每10000日元收取10日元的信托财产留保金。但大额定期银行储蓄存款一般只能在期满时才能取出，如果提前支取，则只能按活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显然，其流动性要小于中期国债基金。
三、中期国债投资基金的特殊会计处理
由于中期国债投资基金实行预想分配率制度，所以，在核算上也实行了相应的特殊会计处理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用于对基金资产中债券价值的估算，以便决定每周如何调整预想分配率及其大小，也用于确定每日收益额的多少。其中核算的原则是：对于上市交易的债券，以当日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作为核算价格；对于非上市中期附息债券，将期满偿还价格与当初购入价格之差按日均等计算后，得出债券理论价格，以此价格作为对这类债券的核算价格；对于其它非上市债券，以购入价作为核算价格。
但为了按预想分配率获得收益，除了按上述原则确定核算价格、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外，特别会计处理还包括允许对资产中的非上市债券采取必要的“帐面价格调整”的特殊措施。也就是，为了维持一定的预想分配率，可以根据当日资产收益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上对非上市债券的帐面价格进行更改，同时作收益或损失结算记帐，即如果当日收益达不到预想分配率水平时，需要调高非上市债券的帐面价格，调高部分作为“收益”记帐；如果当日收益超出原定的预想分配率时，需要调低非上市债券的帐面价格，调低部分作为“损失”记帐，冲抵收益超出部分。实际上，这种特殊会计处理方式是利用了债券价格变动的一个特性，即尽管债券交易价格因利率变动而上下起伏，但期满时都按本息如数偿还的，于是，对因市场利率下降而使债券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收益作为“内含收益”记帐留存；而对因利率上升所导致的债券价格下跌所产生的损失，则需吐出原有累积的“内含收益”，予以弥补，目标是维持预想分配率的稳定实现。
由此，日本中期国债投资基金收益分配标准中的预想分配率制度的实现，至少具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上存在着足量的具有较高信用度的非上市债券；二是允许对组入基金资产的这些非上市债券采取帐面价格调整方式。
四、中期国债投资基金的资产组合与日常操作方针
1.基金资产组合方针。对于通过中期基金所募集资金的投向，一般有如下规定：一是作为投资对象的有价证券仅限于日元标价的各种债券；二是资产组合以日本中期付息国债为主，可以随时根据市场利率变动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保持资产适时、适量的流动性；三是在设立中期国债基金之初，其资产组合中中期国债的组入量占净资产总额的比例应当在50%以上，不过目前这一规定已有所缓和，已降到占每月平均净资产总额的30%以上。
2.为维持既定收益的预想分配率，中期国债投资基金的日常运营方针，应当主要根据市场利率的变化调整基金资产规模，即当市场利率下降、导致债券价格上升时，如果此时购入债券，则因价格较高而使基金资产的含收益减少，所以，为避免相对损失，应当中断基金的募集，尽量促进投资者赎回投资，减少基金资产规模；相反，当市场利率趋于上升时，可以购入低价债券，增加内含收益，为此应增加基金募集量，尽量防止投资者赎回投资，确保基金的规模。
3.开放式中期国债投资基金每日申购与赎回流程。在开放式中期国债投资基金的运营中有四方当事人，即基金投资者、基金经理人、托管人和负责基金受益权证销售的证券公司，每日申购与赎回流程也就是资金、债券、基金受益权证在这四方当事人之间如何流转的问题。
在进行申购时，基金投资向负责基金受益权证销售的证券公司发出申购要求，并支付认购款，证券公司在前一营业日上午9：30之前通知基金管理人认购申请款额，并向托管人发出指示、汇出认购款；托管人将款项由证券公司帐户划转给基金经理人帐户，并向经理人传真汇款证明书、供确认汇款用；经理人确认汇款后，根据市场和基金运用要求，向托管人发出在债券市场和短期金融市场上的具体投资指示，后者作出相应的资金、债券划拨。
如果投资者想解除契约、赎回投资，可到负责基金受益权证销售的证券公司发出赎回要求，前者支付解约款，并在前一营业日上午9：30之前通知解约申请款额；经理人按接到证券公司汇款额；由托管人具体将款项从经理人帐户内划转到证券公司帐户内，并通知后者汇款额。
五、日本中期国债投资基金资产组合实例
为了进一步明确日本中期国债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在此以日本大和投资信托委托股份公司管理的“大和中期国债投资基金”为例来说明，详见表1。根据大和投资公司在1995年10月11日的统计，该基金共组入了十种资产，估值额为3633.38亿日元，同业拆借、大额可转让存单和商业票据三项，类似于现金资产性质，并占全部资产的24%，主要是用来应付每天解约赎回或申购，属于流动资金。在中期国债基金资产组合中，没有组入国债衍生产品合约，目的是为了维持基金的低风险性。
1995年10月11日
资产种类
所占比例
同业拆借
8.10
大额可转让存单
4.41
商业票据
12.38
中期国债
30.43
长期国债
0.70
地方公债
0.19
政府担保债券
1.21
特种债（包括金融债）
16.87
企业债券
2.71
武士债券
23.00
基金资产构成也显示，日本中期国债基金经理人主要是运用调整构成基金资产主要部分的债券期限来维持预想分配率的实现，保障一定的收益。总的原则是，在预期利率上升时，经理人应尽量压缩组入资产的债券平均剩余偿还年限；而预期利率下降时，可以适当增加长期债券在资产组合中的份额。但也有矛盾之时，即比如预期利率上升时，为减少风险而组入了短期债券，但短期债券利润相对较低，而基金投资者希望收益率越高越好，为此应组入长期债券，可是长期债券却因利率波动所可能带来损失的风险又比较大，所以，在降低风险和增加收益之间永远存在矛盾，会经营管理的经理人则应能够根据需要予以调整，在收益与风险之间寻找均衡点。
在此例举的“大和中期国债基金”中，按组入债券的平均剩余偿还年限分，各种期限债券占净资产的比率分别为：1年以下的占16.53%，1―2年的占16.49%，2―3年的占65.15%，3―4年的占1.79%，4―5年的占0.04%；而1995年下半年的市场情况显示，日本1年期以下的债券利率在1.8%左右，10年期的为2.85%。那么，基金经理人的经营之道也就表现在如何根据利率变化情况合理调整组合债券的期限结构，综合不同档次的利率，以求得最大收益率。
几点启示
由于目前我国正考虑如何科学试行投资基金工作，才能有利于推动国债市场发展乃至更大范围的金融改革。联系到日本中期国债基金背景及上述分析，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日本中期国债投资基金产生的经济背景和目的耐人寻味
从1974开始日本进入战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期，但由于受高速增长末期的高通胀(曾达19%)和第二次石油冲击等的影响，使日本在1974、1975年开始受到“通胀”、“萧条”、“国际收支赤字”等所谓“三重困难”的困扰，为摆脱困难，恢复景气，日本政府于1977年编制了大型补充预算，尽管景气在1978年再度恢复，但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在1979年达到顶峰，为39.6%。实际上，经济增长率由1973年前的10%降到1973年后的4―5%，为提高供给能力的设备投资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扩大，私人设备投资在国民总支出中的比率降低了，为此有必要提高以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但因经济向低速增长期转换、企业利润降低和个人收入增长率下降，使维持财政支出的税收不会有多少增长，为了弥补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国债大量发行便不可避免。问题是由于高通胀以及由此日本银行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的.影响，使大量国债的发行面临极大困难。如何让市场吸纳不断增加的国债，恐怕是当时日本国债基金业被允许开展的最主要背景原因。
至于中期国债基金产生的直接原因是，1978年6月日本首次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发行3年期附息国债，次年又发行了2年期附息国债，政府希望这些中期国债主要由个人投资者消化，但由于国债大量发行带来的市场低价位运行，很难让个人投资者完全消化刚开始发行的中期国债，除非由专业投资人代为集中统一投资，通过灵活的资产组合使个人投资收益率略高于中期国债才有可能。于是，1980年中期国债投资基金应运而生，通过基金形式吸收个人资金来间接消化了中期国债。所以，日本中期国债基金最初也是以协助政府促进中期国债的顺利发行、减轻大量发债压力为其目的之一的。
联想到目前我国的情况，尽管不完全等同于70年代末日本的状态，但却同样存在通胀压力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较大、国债大量发行等现象，国债发行的一个重要目的也在于主要让个人消化、回笼货币、减轻通胀压力，但与国债利率相比物价水平、黑市利率仍比较低的现象也存在，所以，通过设立基金促进国债发行、提高国债投资收益率，以此吸引个人资金，也是应当值得认真借鉴和研究的。
二、国债投资基金是以国债为主要资产组合存在形态的投资基金，但其顺利运作取决于国债品种的丰富化。
我国目前有些类似国债基金形式的经理组织，但是将国债作为募取资金的手段和暂时转换形式，特别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缺乏正常融资渠道情况下，借国债基金形式和购买国债为名，向社会发行国债基金受益凭证，但很快将基金资产中的国债予以变现，使日常资产中的国债份额很低甚至没有，这不仅无助于促进国债发行，使基金投资也形成了较大风险，因为经理人将相当部分资金投入了风险较高的其它项目上去，也使国债基金徒有虚名。
但是以国债为资产组合主要存在形态的国债基金，也取决于债券种类的丰富化。日本中期国债基金之所以能够随时根据利率变动变换资产中的债券组合，前提是市场上有各种期限品种的债券，日本市场上目前有7万至8万个债券品种，仅日本国债，短、中、长期都有，即使中期国债一年也至少发行六次，在场内交易的国债也有几十只，所以，经理人的选择余地较大，为确保其实现一定收益率提供了条件。而我国目前整个债券市场上的品种极少，国债品种更是单调，这也给真正国债基金的运作造成了一定困难.
三、一周一定的预想分配率制度使开放式国债基金的投资者和经理人均具有较大灵活性
每周由基金经理人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一次收益率，一是可以计算确定前段时间基金运营收益和用于再投资的累积额；二是在市场多变的情况下，给经理人一种灵活性，属于整个市场或经济波动带来的损失可以由经理人和投资者双方共同承担，事先得到投资者的 认可和支持。如果投资者根据自己的预期不能接受经理人调整后的新收益率，可以解约赎回投资，即不会因此而妨碍投资人的灵活性和利益。
四、开放式基金收益权证的申购或赎回应由基金经理人委托网点办理较为合理
我国目前在探讨该项工作时，有人主张通过证券交易所的网络显示申购或赎回价，通过交易所办理有关业务，这并不适宜，因为申购或赎回情况也是基金经理所需全面掌握的情况，应由其委托柜台网点办理，如果通过交易所，尽管范围广，但由于这并不是交易所的主业而不见得会提供高效服务，反而因范围太广而非经理人所能控制，并可能被视同场内上市交易的封闭式基金证券而极易被炒作或操纵。
五、国债投资基金的试点尚要求有相应会计核算标准和体系的确立
日本中期国债投资基金允许根据利率变动而对资产组合中的非上市债券价格作调整的特别会计处理，实属基金会计的一种。没有严格准确的会计核算，很难确保基金投资和收益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尤其是开放式基金。我国由于投资基金业刚兴起，相应的基金会计建设相对滞后，也是造成目前基金某些问题的原因。所以，为了便于投资基金业本身的正常运作以及政府监管，应当加强基金会计的研究和建设工作。
退休与股票基金的投资
很多专家建议要终其一生参与股票基金的投资。因为通胀是我们什么都不做也要面对的风险。退休的时候，收入往往也将随之结束，还有20多年的好光景，但也许不再有机会赚工资。
鼓动上年纪的人投资股票基金看起来有点疯狂，但按照成熟市场的统计，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能够提供的年均回报只有大约5%-6%，而股票是10%-12%。
退休之后要面临日常支出和通货膨胀双重挤压，作为一个中国的父母，大多也希望在身后能给子女留下一些资产，这就使得单纯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显得捉襟见肘。
退休的`人投资股票基金，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投多少的问题。美国著名个人理财专家玛丽・罗兰女士给出过这样一个组合，她称之为小心翼翼型组合，组合中包含25%的普通债券基金、25%的中短债基金以及22%的短债基金，剩下的不到30%的资产投资股票基金，基金类型广泛地包括大公司指数基金、大公司价值型基金、大公司成长型基金、小公司价值型基金、小公司成长型基金、海外发达国家股票基金、新兴市场股票基金等诸多品种，以有效地分散风险。
最后，她对退休的投资者提出了这样的忠告：避免过多的交易，当股票基金下跌甚至萎靡不振时，不要选择卖出。保持你未来5年需要的钱的流动性，其他的资产就让他自由增长。
美国投资基金化比率的变迁及其启示
美国金融结构中的投资基金化比率自8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平稳上升态势，并在进入90年代后获得爆炸性增长，从而对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了一次结构重整。可以说，投资基金的发展是激活美国经济的秘密武器。海通证券 陈然方
投资基金化比率指标的提出
为了说明一个国家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水平，国内外均有一些学者提出金融结构的衡量方法。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创造性地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和新发行比率ANIR。前者是一个存量指标， 后者则是一个流量指标，表示一国在一定时期所有金融工具的发行净额(金融资产增加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则利用M2/GNP来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或金融深化程度。这一指标也可部分地用来衡量金融结构。本文不拟对美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程度进行总量和结构上的全面分析，只就金融体系内部构成的一个方面即投资基金的发达程度作出衡量和实证分析，并得出其对我国投资基金发展的一些启示。
为了方便以下的论述，作者提出一个存量指标－－投资基金化比率(Investment-Fundization Rate, IFR)。IFR是指在一定时点上一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总值和该国所有由金融机构持有的未结清金融工具余额(即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总额)之比：
IFR=AS/AT
其中，AS表示某一时点(某年末)一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总值。所谓证券投资基金，是指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股票基金、平衡基金和债券基金，不包括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AT表示该时点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总价值。
投资基金化比率是一个金融结构变迁指标。通过这一指标的计算，我们要通过实证检验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 IFR的历史变化趋势是什么?其原因是什么? (2) IFR与一国该年私人直接融资比率 的相关关系是什么?说明什么问题?(3)IFR与一国GDP增长率的相关关系是什么?
美国IFR的变化趋势
美国是投资基金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总的来说，近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共同基金生气蓬勃的大发展已经重新刻画了美国金融和经济的结构与前景。它们不仅使政府债券、垃圾债券以及小公司股票变成流动性很强的资产，而且大大降低了产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融资成本，从而推动了美国经济持续9年的增长，被称为激活美国经济的秘密武器。
投资基金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至为重大。自1992年上半年以来，它们以每年递增1925亿美元的速度购买股票，而其他参与者则是70亿美元，推动了股票指数节节升高，使得新兴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变得非常容易。因为共同基金比养老基金对信息产业等朝阳行业更感兴趣，如生物工程业严重地依赖共同基金的投资，健康保健基金控制了近50亿美元的资产，忠诚基金也控制着17亿美元的生物工程股票，相当于该行业总市值的7%。即使老企业也因融资成本的降低而加入了增加发行股票的热潮中去。这一切均使美国股市进入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
自1980年以来的20年间，美国的金融资产有了迅速的膨胀，但是共同基金所拥有的资产增加更迅速，这意味着居民将储蓄更多地投向了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契约型储蓄机构。但是，投资基金业在这段时间快速成长起来，还有美国20世纪70年代经济陷于“滞胀”泥沼和美国对各类金融业务实行严格的分业管制的历史际遇在起作用。
如表1所示，1980年美国的IFR还仅为2.9%，此后迅速上升，在1987年达到80年代的峰值7.1%。在1987年“黑色星期一”对美国股市造成重挫后的3年间，IFR大幅下降到1985年底的水平并一直徘徊不前。直到1991年人们才恢复对股市和基金的信心，然后开始了一波难以遏止的直线式上升。我们可以将这一走势用图1更形象地表示出来。
表1 美国投资基金化比率计算表：1980-
年份 投资公司金融资产总额(十亿美元)a 所有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十亿美元)b 投资基金化比率（IFR）%c
1980 58.4 .8 2.9
1981 65.2 1417.4 4.6
1982 76.8 1536.0 5.0
1983 113.6 2641.9 4.3
1984 137.1 2856.3 4.8
1985 251.7 4661.1 5.4
1986 424.2 6060.0 7.0
1987 453.8 6391.5 7.1
1988 473.3 8592.0 5.5
1989 553.9 9597.7 5.8
1990 570.7 10153.1 5.6
1991 808.6 10789.8 7.5
1992
1056.3 11436.6 9.2
1993 1510.2 12296.3 12.2
1994 1550.5 12758.7 12.1
1995 2067.3 13815.2 14.9
2637.4 14736.6 17.9
3409.3 15973.2 21.3
1998 4173.5 17774.8 23.4
注：a由于资料限制，数据仅包括开放式投资基金中的股票、平衡和债券基金，不包括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这里的资产等于期末市场价值减去现有负债后的余额。鉴于封闭性基金在美国基金业中的份额很小，这样处理不影响数据走势；
b1980-1987年的数据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机构投资者报计算的开放式基金占美国国内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比例换算，1988-的数字取自联邦储备公报；
c1980-1987年的数据取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机构投资者19报计算的开放式基金占美国国内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比例，1988-19的数字根据联邦储备公报的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980-各期; OECD：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7
图1 1980-1998年美国IFR变动趋势
美国IFR与直接金融工具指标的'相关关系
直接金融工具指标是指政府和企业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工具的年度新发行额与该年GDP的比值。它们反映了发行主体通过资本市场筹资的能力及其融资成本。如前所述，我们对政府债券/GDP这一指标不予讨论。股票融资额/GDP、企业债券融资额/GDP反映某一年国内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公开募集资金最大的代价是财务成本，直接金融工具指标的扩大说明资金供应充裕，融资成本低廉。
证券投资基金所聚集的大量资金几乎全部流入股票和债券市场。从理论上讲，证券需求的扩大会抬高其价格，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吸引更多新的发行者参与其中。共同基金的迅猛发展是否带来美国直接金融工具指标的提高呢？
从表2可以看出，美国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规模总体上保持着上升势头，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的绝对发行额在1998年均达到历史高峰，债券发行额相对规模更是获得新的突破而占GDP的11.76%。大体上，股票发行额/GDP、债券发行额/GDP与IFR的走势显示出较强的相关关系。
表2 1980-1998年美国公司新发行股票与债券情况表 单位：10亿美圆
年份 GDP 股票新发行* 企业债券新发行* IFR（%）
金额 /GDP（%） 金额 /GDP（%）
1980 2708.2 20.5 0.76 53.2 1.96 2.9
1981 3036.0 25.3 0.83 45.1 1.49 4.6
1982 3152.0 30.6 0.97 54.1 1.72 5.0
1983 3394.0 51.6 1.52 68.4 2.02 4.3
1984 3763.0 22.6 0.60 109.9 2.92 4.8
1985 4016.7 35.5 &nbs
p;0.88 203.5 5.07 5.4
1986 4231.0 68.4 1.62 355.3 8.40 7.0
1987 4497.0 66.5 1.48 325.8 7.24 7.1
1988 4854.0 57.8 1.19 353.1 7.27 5.5
1989 5204.5 57.9 1.11 321.7 6.18 5.8
1990 5489.6 40.2 0.73 299.9 5.46 5.6
1991 5656.4 75.4 1.33 389.8 6.89 7.5
1992 5937.3 88.3 1.49 471.5 7.94 9.2
1993 6259.9 122.4 1.96 646.6 10.33 12.2
1994 6648.0 85.2 1.28 498.0 7.49 12.1
1995 6952.0 100.6 1.45 573.2 8.25 14.9
1996 7661.6 122.0 1.59 651.1 8.50 17.9
1997 8110.9 117.9 1.45 811.4 10.00 21.3
1998 8511.0 126.8 1.49 1001.0 11.76 23.4
注：*数据包括期限1年以上的所有证券发行，它们是本金或单位数量与发行价格的乘积。不包括二次发行，雇员持股计划，封闭基金以外的份额发行，公司内部交易，以及扬基债券。股票发行还包括有限合伙公司发行的所有权证券。
资料来源：根据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980-19各期数据计算。
图2 1980-1998年美国直接金融工具指标与IFR的相关关系
如图2所示，股权工具的相对规模变化较为平缓，近20年内在0.7～2.0之间的狭窄区域内徘徊。而债权工具则呈现出与IFR很强的同比变化关系。这说明共同基金购买债权比购买股票对该种证券的一级市场影响更大。换言之，股票基金的发展更多地是把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股票集中到机构手中，它带来了股权结构的巨大变化，但新发行的股票金额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公司并没有因为投资基金大量买入证券而改变自己一贯的金融结构。但债权基金的发展则大大推动了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债权融资，从而在债务结构中降低了银行信贷的比例。
事实上，由表1可知，在1980年584亿美元资本市场基金中，股票基金有444亿美元，债券和收入基金为140亿美元；到1995年10月底资本基金资产增加
到19633亿美元，股票基金只占11898亿美元，增长2579.7%，而同期债券基金则增长了5425.0%，达到7735亿美元。自1987 年债券和收入基金达930只超过股票基金的846只后，1994年前者更是达到了2450只，比后者多506只。
投资基金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共同基金既然受到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的广泛青睐，并带来美国证券市场的兴旺与繁荣，它最终必然要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下面我们来看投资基金化比率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
图3可以清晰地说明两者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谓大起大落，1982年跌至谷底时仅为－2.2%，1986年则猛增6.7%。而IFR则总体上是平稳上升的，虽然1987年股灾后一度下挫，但仍保持在80年代的平均水平(5.24%)以上运行。因此，两者未能表现出较强的同向变动关系。但是，从图上可以看到，自1990年开始IFR和GDP增长的上升和下跌明显趋同，特别是以一年期时滞来看更是如此。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基金引起的金融过程需要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才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因此IFR的增长在一年后才引起GDP的相应增长，这是合理的。难怪人们有言共同基金是激活美国经济的秘密武器。
图3 1980-1998年美国IFR与GDP增长率的相互关系
综上所述，美国金融结构中的投资基金化比率自8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平稳上升态势，并在进入90年代后获得爆炸性增长，从而对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了一次结构重整。投资基金的发展带动了证券市场的繁荣，道・琼斯工业指数短短几年内上蹿几千点而站稳于10000点左右。但是股票市场的繁荣并没有促使上市公司发行大量的新股票，新的股票发行与GDP有着十分稳定的比例关系。因为股票与公司控制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而融资成本的高低并非决定因素，公司并不会就此更改自己一贯的资本结构。因此，投资基金的发展更多的是改变了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从而也就重塑了美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而不是扩大了其规模。没有充裕的股票供应，也许是股价指数水涨船高的根本原因。
相反，证券市场的繁荣更主要体现在债券市场的膨胀上。无论从基金的数量还是资产规模上看，债券类基金较之股票类基金成长得都更为迅速。充沛的资金来源降低了融资成本，也吸引公司扩大债券的发行规模。其原因包括：(1)共同基金以其高利率抢走了银行的客户，缩小了信贷资金来源；(2)债券契约比信贷契约流动性更强，谈判成本更低，不需要加进许多保护性条款。因此，投资基金的发展还重塑了公司的债权结构。
美国共同基金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可能有人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很难分出因果的，但是基金的发展既然体现了经济效率的要求，就必然会带来效率提高。如前所述，可以合理地认为新的基金募集在一年后促成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对中国发展投资基金的启示
反观中国的投资基金市场，则是另一番景象。截至底，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份额为562亿元，资产规模847.35亿元。而同期深沪两地股票市场市价总值为48091亿，流通市值16087亿元，证券投资基金所占比例分别为1.76%和5.27%。若以20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2.38万亿元 来计算投资基金化比率，数值为0.68%，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早在1990年，墨西哥的IFR已达22.6%，即使在1995年金融危机后仍为6.1%；韩国的IFR在1995年也达到了12.4%，比1980年的5.6%增长了121.4%。
因此，可以认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投资基金化程度还很低，证券投资基金还处于发展的启蒙期。投资基金对证券市场发展的贡献也还很小，无论是一级市场新券发行的申购还是二级市场的交易总额，投资基金所占份额均十分微小，故而对促进民间资本形成作用甚微。并且，基金资产规模只是在近几年由于政府的推动才有一个大的膨胀，要找到IFR和GDP增长率之间的统计关系更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换个角度看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光辉未来，即我国以投资基金为首的机构投资者还有着超常规发展的巨大空间。假定金融机构的资产为10万亿元，只要我国的IFR 达到墨西哥1995年的水平，投资基金拥有的资产就将从850亿元急剧扩大到6100亿元。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它已足够引起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并使金融市场投资者结构、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的扭曲有一个根本改观，从而如美国的共同基金已做的那样，在构筑通畅的投融资渠道的同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一、美国西部开发美国对西部的大规模开发，准备于19世纪40、50年代，开始于南北战争时期，完成于20世纪中叶，前后经历了100多年时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扩张。18美国利用英法争霸欧洲及法国在海地的军事失败，以联英抗法相要挟，用1500万美元“购得”路易斯安那；1845年武装吞并得克萨斯；1846―1848年，通过美墨战争强占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等地。到南北战争为止，美国已成为濒临两洋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的美洲大国。为了消化扩张得到的领土，美国采取了一糸列开发西部的政策。美国西部的开发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一）采矿业的兴起与发展
1848年，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起轰动，次年即有6-10万人涌向那里。大批的淘金者涌向西部，拉开了美国西进的帷幕。但是，由于淘金热时期所发现的矿藏多为河水冲积而成的沙金，矿层很薄，开采量不大，而且范围有限，因此，到1853年，加州各淘金点陆续枯竭，采矿业进入萧条期。由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首当其冲。1854年该市有77个厂家破产，1855年增至197家，其人口也由1854年的58000人减为1857年的23000人（注：K・科曼（Katharine Coman）：《远西部的经济起源》，Economic Beginnings of the Far West，纽约19版，第387页。）。深层矿藏的发现和深层采矿技术的应用扭转了采矿业萎缩的局面。1859年，内华达的康斯托克矿脉和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山谷发现富矿，兴起了第二次淘金热。内华达和康斯托克的富矿金银等贵金属的蕴藏量为当时世界所罕见，但多半位于近千英尺的深层。不久，在这两大矿试行深层钻探获得成功，引发了采矿业的巨大变革。由于采用机械采掘，深层采矿不仅可以开采早期无力开采的较深矿层，而且可以对各种混合性矿藏进行综合开采，因而急剧扩大了采矿业的范围。由于深层采矿需要大量资本和技术，因而，个人采矿逐渐被股份制企业采矿所代替，相应地，采矿业进入了工业性开采阶段。1875年以后发生于南达科他州的第三次淘金热，将西部人口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数量。1848年以前，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口，连同印第安人在内还不足50万人，到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860年，西部人口已增至450万，1900年达到1640万，而到19西部人口几达3000万。（注：参见 Sianey Ratner and Others，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m Economy，N.Y，1979，P258.）
采矿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形成。每当有新矿发现，人们便趋之若鹜。他们每到一地，就安营扎寨，建立矿业营地（mining camp）。这种矿业营地，实际上就是以矿区为基础的社区。在淘金采矿的过程中，许多营地随矿源的枯竭而消失，只有少量发展成后来的城镇。因此，严格地说，矿业营地还不是城镇。但是，不可否认，矿业营地作为矿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吸引并带动了文化交融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活动”（注：D・A・史密斯（Duance A・Smith）：《落基山区矿业营地：城市边疆》，Rocky Mountain Mining Camps：The Urban Frontier，林肯1967年版，第8页。），使人们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初步熏陶。这种文明在矿业营地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通过人们的流动得以繁衍与升华。因此可以说，矿业营地是城镇的雏形，也是未来城市的雏形。
（二）交通的变革与基础设施的完善
美国交通的变革经历了公路、运河、铁路三个阶段。修筑公路是从修建收费道路开始的。第一条收费道路是1792-1794年修筑的从费城到兰开斯特的砂石路。到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修筑收费道路的高潮，其规模，是20世纪以前所少见的。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建成了第一条通往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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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一、美国西部开发美国对西部的大规模开发，准备于19世纪40、50年代，开始于南北战争时期，完成于20世纪中叶，前后经历了100多年时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扩张。1803年美国利用英法争霸欧洲及法国在海地的军事失败，以联英抗法相要挟，用1500万美元“购得”路易斯安那；1845年武装吞并得克萨斯；1846―1848年，通过美墨战争强占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等地。到南北战争为止，美国已成为濒临两洋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的美洲大国。为了消化扩张得到的领土，美国采取了一糸列开发西部的政策。美国西部的开发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一）采矿业的兴起与发展
1848年，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起轰动，次年即有6-10万人涌向那里。大批的淘金者涌向西部，拉开了美国西进的帷幕。但是，由于淘金热时期所发现的矿藏多为河水冲积而成的沙金，矿层很薄，开采量不大，而且范围有限，因此，到1853年，加州各淘金点陆续枯竭，采矿业进入萧条期。由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首当其冲。1854年该市有77个厂家破产，1855年增至197家，其人口也由1854年的58000人减为1857年的23000人（注：K・科曼（Katharine Coman）：《远西部的经济起源》，Economic Beginnings of the Far West，纽约1921年版，第387页。）。深层矿藏的发现和深层采矿技术的应用扭转了采矿业萎缩的局面。1859年，内华达的康斯托克矿脉和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山谷发现富矿，兴起了第二次淘金热。内华达和康斯托克的富矿金银等贵金属的蕴藏量为当时世界所罕见，但多半位于近千英尺的深层。不久，在这两大矿试行深层钻探获得成功，引发了采矿业的巨大变革。由于采用机械采掘，深层采矿不仅可以开采早期无力开采的较深矿层，而且可以对各种混合性矿藏进行综合开采，因而急剧扩大了采矿业的范围。由于深层采矿需要大量资本和技术，因而，个人采矿逐渐被股份制企业采矿所代替，相应地，采矿业进入了工业性开采阶段。1875年以后发生于南达科他州的第三次淘金热，将西部人口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数量。1848年以前，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口，连同印第安人在内还不足50万人，到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860年，西部人口已增至450万，1900年达到1640万，而到1910年西部人口几达3000万。（注：参见 Sianey Ratner and Others，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m Economy，N.Y，1979，P258.）
采矿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形成。每当有新矿发现，人们便趋之若鹜。他们每到一地，就安营扎寨，建立矿业营地（mining camp）。这种矿业营地，实际上就是以矿区为基础的社区。在淘金采矿的过程中，许多营地随矿源的枯竭而消失，只有少量发展成后来的城镇。因此，严格地说，矿业营地还不是城镇。但是，不可否认，矿业营地作为矿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吸引并带动了文化交融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活动”（注：D・A・史密斯（Duance A・Smith）：《落基山区矿业营地：城市边疆》，Rocky Mountain Mining Camps：The Urban Frontier，林肯1967年版，第8页。），使人们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初步熏陶。这种文明在矿业营地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通过人们的流动得以繁衍与升华。因此可以说，矿业营地是城镇的雏形，也是未来城市的雏形。
（二）交通的变革与基础设施的完善
美国交通的变革经历了公路、运河、铁路三个阶段。修筑公路是从修建收费道路开始的。第一条收费道路是1792-1794年修筑的从费城到兰开斯特的砂石路。到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修筑收费道路的高潮，其规模，是20世纪以前所少见的。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建成了第一条通往西部的昆布兰大道。昆布兰大道是由联邦政府出面修建的第一条大道，因此也以“国家大道”而闻名。随着西部开发和进入西部的移民越来越多，打开通往西部的通道成为紧迫的需要。1806年，国会授权联邦政府修建一条通往西部的大道，即昆布兰大道。这条大道东起昆布兰，经马里兰往西，终点在伊利诺斯州。1811年开工，几经延误，修到伊利诺斯州的范达利亚时已是1852年了。昆布兰大道的修通，对西部的早期开发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修筑公路的同时，兴起了开凿运河的热潮。由于开凿运河需要的资金数量大，初期开凿的一些短小运河都难以赢利，加上缺乏必要的工程技术知识，进展十分缓慢。直到著名的伊利运河修建成功，才有力地推动了运河的修建。伊利运河从奥尔巴尼到伊利湖畔的布法罗，全长363英里，1817年动工兴建，1825年全线完工。伊利运河全由地方集资建造，前后耗资1000万美元，联邦政府未给予任何资助，但通航仅10年，便由通行税全部偿还了成本，随后通行税便成为纽约州的收入。伊利运河的修通，极大地改观了东西部的交通运输状况。从奥尔巴尼到布法罗，原来要辗转20天，现在只要6天，运费也从每吨90-100美元下降到8-10美元。（注：刘宏谊：《交通运输的变革是经济开发的先声》，《世界经济文汇》，1984年第3期，第56页。）
联邦政府为改善西部交通，大力援助和推动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为鼓励私营公司向铁路投资，拨出大量土地和资金资助铁路建筑。1862年国会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可免费取用国家土地上的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每修筑1英里铁路，拨给线路两侧各10英里土地。以后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各州境内每修筑1英里铁路，得到铁路两侧各20英里的土地，而在未正式成为州的地区则获得线路两侧各40英里的土地。从1850-1871年，根据国会立法，联邦和各州政府总共拨给各家铁路公司的土地约2亿英亩，为铁路建设发放的贷款近6500万美元（注：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吏》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至19世纪末，中央联合太平洋、圣他菲、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大北方等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先后建成。1860至1914年美国铁路线由3万英里增至25.3万英里，跃居世界第1位。其中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网增长速度最快，从1865年到1920年中西部大约40%的铁路是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修建的，至1914年西部铁路里程已占全国总里程的一半。（注：沙伊贝、瓦特、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铁路对推进
西部移民和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铁路的修建往往走在移民的前头，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东部居民迅速向西迁移，推动了大平原和远西部的开发，而且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把东部和西部的经济政治联系起来，打开了西部农牧业发展的门户，使农场主和牧场主将产品投向国内外市场，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工农业的迅猛发展。
（三）土地政策
美国独立后便实行了西部土地国有化和向西部移民开放的政策。内战爆发后，广大农民争取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斗争达到高潮。林肯政府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奴隶制的斗争，1862年5月颁布了“宅地法”，规定移民只要交纳10美元证件费，便可在西部占有160英亩的荒地，耕种5年后，就获得合法所有权。“宅地法”实现了无偿地分配西部国有土地的原则，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宅地法”的吸引下，大批农民涌向西部。1862-1900年按“宅地法”拨出的土地约8000万英亩。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和达科他各州，由于土地肥沃雨量充足，1863至1880年之间新建了24万个农场，其中有一多半是按照宅地法令获得土地的。（注：沙伊贝、瓦特、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第50页。）但是，在子午线100度以西，因干旱少雨，160英亩土地不足以维持生计。1873年联邦国会颁布“育林法”，规定凡愿植树40英亩者（1878年改为10英亩）除宅地外可再获得160英亩土地。按这一法令“申请育林”的移民总共获得974.5万英亩土地。（注：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1877年国会在牧场主要求下，通过了“荒地法”，规定大平原地区，每个移民每英亩先付25美分，就可以占地640英亩荒地，但必须保证3年内对其中一部分荒地进行灌溉，经有关机关检查合格后，再补缴每英亩1美元的地价，就可以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权。实际根据这项法令购买的土地，多数是优良的放牧地。1870年颁布了“木材和石料法令”，政府对不适于耕种，而能采伐木材和开采石料的土地，申请人可按每英亩2.5美元的地价购买160英亩土地。这项法令仅适用于西海岸的三个州和内华达州。1892年又推广到其他“公地州”。“木材和石料法令”大大推动了对美国西部森林地带的开发。（注：徐玮：《内战后美国对西部边疆的开发及其作用》，《北方论丛》，1985年第3期，第80页。）
（四）移民政策
通过“购买”和武装吞并，美国领土急剧向西扩张。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领土达777万平方公里。当时广袤的西部地区居住的是印第安人。为了从经济上将西部扩张的领土纳入到美国的控制之下，联邦政府大力推行鼓励移民的政策。1864年成立了“移民局”，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案”，西部各州也设立了“移民推进局”，到欧洲、亚洲和拉美招徕移民。同时，各铁路公司对购买其土地的人提供信贷。移民政策为开发西部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从1861年至1910年期间，大约有2200万移民迁入美国境内，其中大部分随着移民浪潮涌进西部。19世纪最后30年移民中的男性占3/4，其中14-45岁的青壮年占83%。（注：猪谷善一：《美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7页。）1860-1900年美国人口总数从3100万增至9200万人，半个世纪增长了2倍。大量移民的迁入和人口的增加为开发和建设西部提供了一支强大的生力军。移民大部分是欧洲各国的熟练工人和破产农民，他们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
（五）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以后对西部的开发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罗斯福上台后推行“新政”。“新政”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1933年5月18日，罗斯福政府颁布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以对田纳西河流域实行综合治理。据此法案，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负责控制洪水，改善河运，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开发田纳西河及其支流的电力资源。其管辖范围一般限于田纳西河流域盆地，包括亚拉巴马、佐治亚、肯塔基、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弗吉尼亚7个州的部分地区。管理局系国有公司，由三人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该水利系统，最初着重控制洪水，统一管理所有的水坝，效果显著。管理局在9座主要水坝建造了航行船闸，加深和改良航道，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投资兴建沿河港口设施，从而促进和发展了河运。管理局是这一地区的唯一供电者，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51座水坝水电站、12座火力发电站、2座核电站，发电量共计3000万千瓦以上。在全国，田纳西河流域电价最低。管理局的设立，促进了这一流域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开发，对美国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西部开发不仅为独立后的美国带来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而且完成了美国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运河的修筑和汽船的应用，以及全国铁路网的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内贸易格局，使东西部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到19世纪末，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基本形成，各地区经济专业化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格局。第二、西部开发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既需要充分的粮食、原材料和资本的供应，又需要有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西部开发使美国始终保持着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保证了粮食和棉花等基本物资的供应，同时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落基山区金银矿业的发展，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也给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有力的资金支援。第三，西部开发促进了美国近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由于西部开发打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到19世纪下半期，美国不仅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居世界前列，而且其农业科技水平也举世无双。大量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促成了美国农业的革命性变化。（注：易诚：《美国西部开发对中国的启示》，《金融研究》，1994年第12期，第26页。）
二、中国西部开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一五”时期以156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地区的建设，第二次是“三五”时期以“三线”建设为核心而进行的开发。这两次西部开发都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实现的。现在对西部进行的开发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进行的第三次大规模开发，所不同的是，第三次西部开发采取的将不再是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市场经济模式。
（一）“一五”时期以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的开发
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发展重工业就是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机器制造、电力、燃料、有色金属、化学工业等等。解放前，我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比重，而且主要是一些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很多还集中在沿海地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生产力的布局上实行了均衡发展的方针。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半殖民地经济，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
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微弱的中国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隅，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投资869514万元，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646265万元，占32.9%；西部地区392098万元，占20%。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中，能源项目有：铜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酃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电站、重庆电站、个旧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石油化工企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注：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03-106页。）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一系列其它配套项目，因此，“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并且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
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使我国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如果没有“一五”期间的开发，新生的共和国就很难站稳脚跟，就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时期对西部的开发，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框架中，嵌入了现代意义的工业企业，它们在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对西部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发要算是“三五”时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了。“三线”建设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密切相关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当局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并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向中国逼债，妄图以此逼使中国就范，把中国纳入它的全球战略轨道。同时在中苏边界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进犯我国的领土，煽动边民叛逃。1963年7月2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旨在限制中国等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条约。而同时，美苏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对立已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数千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一片紧张气氛。印度政府也乘机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发动部队入侵我国。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借鉴二战时期苏联的工厂都在欧洲地区，在后方没有建立战略基地而受到希特勒攻击的教训后，做了备战备荒，建设“三线”的决策。
一、二、三线的划分，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也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按此项原则，“三线”地区大致是以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的广大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七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南、山西四省的西部地区，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其中又分为西南“三线”和西北“三线”两大片，西南“三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湖南西部（湘西地区）和湖北西部（鄂西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河南西部（豫西地区）和山西西部（晋西地区）。“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大分散、小集中。1965年“三线”建设拉开帷幕，1966年全面展开。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建设西南和西北的“三线”工程项目，其中西南“三线”又是重中之重。“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省的映秀湾、龚嘴、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省的夹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省的天然气；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为国防服务的项目。1965-1975年的11年，是“三线”建设投资比较大的时期。1966-1975年“三五”、“四五”期间，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1173.41亿元，“三五”期间“三线”建设投资额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高达52.7%，“四五”期间下降到41.1%。（注：参见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254页。）
“三线”建设是当时特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产物。由于当时面临苏联巨大的军事威胁，“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国家的国防安全，不能将经济建设放到主要地位，因此，无论在纵向上与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同时期的东部地区比，经济效益都是比较低的。由于“三线”工厂远离大城市，不自己建设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能生存，因而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各种社会保障、后勤服务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尽管如此，“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布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对西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实施这一战略，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经历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理论界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我国地域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于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当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
先进技术”地带逐渐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之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制订上，都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五”计划对3个地带经济发展战略的阐述，侧重点也与梯度推移理论的含义基本相同。比如东部沿海地区的目标是“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中部地区要“加快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磷矿、建筑材料的开发和建设”，“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布局由东向西逐步转移的重要纽带”；西部地区则是“大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开发建设作好人才准备”。
“七五”以后，由于实行了由东向西逐步梯度推移的政策，业已存在的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从“九五”开始，国家逐步实行了缓解东西部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其他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安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1999年8月，朱F基总理先后赴西部6省区实地考察和调研。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具体部署了2000年的经济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2000年1月19日至22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开发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力量抓好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五项重点工作，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至此，西部大开发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第三次西部开发与前两次西部开发显著不同的地方是，这次西部开发是在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而，可以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实施西部开发的具体措施。这次开发还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巨大机遇，因而可以实现跳跃性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西部开发不能沿用以前的模式，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借鉴美国和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经验教训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美西部开发史对我们的启示
美国西部的开发模式，是指在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下，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提供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开发各种自然资源，促进美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其性质来说，它是一种带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经济开发范式。美国西部开发基本上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即完成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对美国国民经济的起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西部传统的开发模式则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集中有限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布局中国工业，使西部地区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前两次开发虽然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的落后面貌，有效地缩小了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但由于它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在投融资、理财、调动各方积极性等诸方面均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条件下，西部开发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措施。在这方面，中美两国西部开发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把生态建设放在西部开发的首要地位
无论是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还是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都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我国西部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但由于滥伐森林、滥垦草原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原因，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特别是由于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等原因，西部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西部地区位于中国大江大河上游，环境恶化不仅妨碍西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中下游的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这次西部开发再不能走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了，而必须把生态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把保护生态作为一切开发项目的前提条件。生态建设方面尤其要注意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问题。我国是被联合国列为严重缺水的13个国家之一，因而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具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解决用水问题是中国广袤内地开发的关键。只有确保这个辽阔地区充足的用水，西部开发才能实现。西部开发不仅需要修建铁路、公路、天然气管道这样的工程，而且还需要修建像“南水北调”这样的巨大工程。近数十年来，我国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正在遭受严重的干旱，黄河沿岸的一些地区旱灾已经持续多年。在一些地区，千百万人与牲畜没有足够的饮用水。这种状况已经危及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因此，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为全国特别是东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这应是西部大开发的首要内容。
（二）既坚持市场化原则，同时又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西部开发一开始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展开的。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经过上百年的开发，美国西部实现了与东、中部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而我国前两次西部开发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展开的，形成了二元结构的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西部开发自然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即让市场在西部开发中起基础性作用，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融资方式多元化。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无论是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还是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政府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政府对西部开发事务的介入，不仅涉及到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特别政府部门的建立，而且涉及到政府对西部发展的资金投入与收入所得的再分配。前者如1933年罗斯福总统“新政”法令的颁布，政府对救济工程项目和公共工程的大规模开支以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成立；1962年及此后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扶贫”的社会实践，地区再开发法案（1961）、人力发展和训练法案（1962）、加速公共工程法案（1962）、经济机会法案（1964）、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案（1965）、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案（1965）以及经济开发署的成立等等。后者如1968年联邦政府对各州、地方政府和居民个人财政补助达250亿美元，全国人均126美元。而西部特别是山区各州则远远高于东部某些州，补助超过平均数的在西部有22个州。这些补助款项是按不同的方案支付的，其中2/3用于公共补助、公路、教育、农业保护、科技成果的推广和研究工作。而那些给政府提供大量税收的最富裕的地区，平均每人获得的补助最少，因而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所得再分配。美国政府从原来较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征集了大量的税收，然后又通过财政支出各
种渠道，将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西部与南部经济的发展，仅1975年就有106.39亿美元的资金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部地区。当然这不是1975年特有的现象。例如1984年联邦政府的6995.28亿美元财政支出中，西部地区又得到1580.87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2.6%。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西部远高于其他各州，占全国第一。联邦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西部的开发与发展解决了资金的困难。
（三）鼓励移民和人才的流动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移民对西部地区的开发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淘金热的兴起，吸引了欧洲大量移民。如果说淘金热兴起时的移民是靠利润的诱惑和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到后来，政府的引导对西部地区的移民起了重要作用。从1784年至1832年，联邦政府连续颁布了6个出售西部土地的法令，售地限额由640英亩降到40英亩，每亩市价由2美元降到1.25美元。1862年5月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土地的廉价出售和低价租赁吸引了大量移民去西部定居。移民队伍中不仅有普通的劳动者，而且有掌握各种技艺的高素质人才，有商人、资本家和各种手工业者。他们富有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对美国西部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上，无论是“一五”、“二五”时期156项在西部的建设，还是“三五”、“四五”时期的“三线”建设，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迁入了大量移民。他们遍布各行各业，为西部地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向西部地区移民不能采取计划经济时期的方法，但可借鉴美国移民的方法，即为移民提供大量的获利机会和发展空间。在这方面，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人才的方法也可资借鉴，即为各类人才提供优越的物质待遇，以及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人才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最大特点是可流动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流动也是遵循最大利益原则规律的。
（四）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交通运输应是第二次产业巨大发展的产物。但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开始就致力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和改良，把西部开发置于一个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上。据统计，从1830年到1915年，美国铁路里程曾以每年3415英里的速度递增。19世纪末基本形成全国铁路运输网。全国铁路网络的形成，对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经济学家称19世纪的美国基本是一部铁路成功史。交通运输业的优先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地区专业化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为西部其他部门、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中，一定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修建公路和铁路外，还需要修建水利设施。我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条件是不一样的，西北干旱少雨；西南湿润多雨，水资源丰富。因此，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有所区别。总体上来说，当条件具备以后，应启动实施西线的南水北调工程，这对于缓解西北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西北地区水的问题一旦解决，广阔的荒漠就会变成万顷良田，西北的生存环境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我国的生态环境也会相应改善。我们还应看到，美国的西部开发和中国的西部开发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西部开发正处于工业革命和工业经济时代，公路网和铁路网无疑是工业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的西部开发正处于知识革命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知识网和信息网。而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因此，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除了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建设公路网和铁路网外，还需要建设知识网和信息网。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根本差距在于人的素质的差距，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是改善西部地区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
（五）以增长中心带动区域开发
所谓增长中心是指能促进相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经济中心地区，大都表现为规模不同的大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在美国长达100多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兴起了一大批层次不同的增长中心。由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中心城市组成为不同层次区域服务的增长中心分层结构，几乎覆盖了整个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人口迁移、商品流通等都是通过这些中心城市进行的。增长中心对美国西部开发的影响，既表现在增长中心通过商品流、移民流、文化流、信息流的扩散对经济施加影响的扩散效应上，也表现在该区域通过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联系使经济活动趋向增长中心的聚集效应上。一方面，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一大批建立在地区专业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工业城市应运而生，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农牧业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初级加工工业和为西部开发提供先进技术手段的农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把地区专业化和城市专业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的出现及其服务市场经济、组织市场经济功能的增强，又刺激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并给西部以新的方向和力量。增长中心和周围地区相互作用，彼此促进，使美国西部的经济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出现了：农村地区为城市的工厂和包装场供应原料并为它们的产品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中心城市在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以及为雄心勃勃的农场青年提供新机会来服务周围地区。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既是西部开发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点。而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只是嵌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对城乡周围的经济联系注意不够，结果造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应注意发挥增长中心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
（六）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下游产业
中国西部，现有的工业多以资源初级加工形式为主。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一盘棋”方针下对西部工业布局的安排，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发挥资源优势战略指导下的发展，使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在西部工业结构中占很大的份额，这些工业的发展，对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对支援全国经济建设都曾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但由于采掘工业有个越采越深、成本递增以至资源枯竭的问题；上游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收益，亦远低于下游产业。因此，西部地区不能拘泥于主要搞上游产业，与发达地区一样，同样要走产业升级之路；要有选择地发展下游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实施产业升级的过程，围绕核心竞争力的发掘与培植，构建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特色经济。西部地区要想迅速发展，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相应的深加工与制造业，生产高附加值、高商品率、高出口创汇率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美国西部的发展经验，即有选择地发展新兴工业、高技术工业，把西部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较高的技术起点上。当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结合西部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不可能全面铺开。西部诸省资金实力不足，更应当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上。西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优先选择符合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市场前景广阔，特别是具有一定优势和基础的产业，但在推动的过
程中要注意防止盲目性和重复建设。如果没有强大的技术基础做后盾，没有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和后劲将十分脆弱，东西部差距将不仅不会缩小，反而将会进一步拉大。
中国西部的大开发是一项既宏大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国西部开发经历了100多年，美国西部全面发展也已有60多年的时间。现在中国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大体上相当美国西部20世纪30-40年代的水平，中国东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目前也不如美国西部。因此，中国西部的开发建设，也不可能在很短时期内完成，必须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懈努力和相应的战略对策；既要确立到21世纪中期的长远目标，也要有与之衔接配套的中期和短期的分阶段滚动实施方案。因此，西部大开发需要统筹规划，要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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