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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
一
我国之地形,西高东低,故大多数江河均为自西向东流。但在东经95度至105度间,却有数条大江自北而南奔流而下,将青藏高原东部、川西北台地和云贵高原纵切出一条条深谷,这些低浅的河谷贯通南北,为我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交通提供了地理条件。故自上古以来,西北、西南地区民族的大迁徙,多经由这一地区,甘、青地区的氐羌系民族南下,云桂等地的壮、侗、孟一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大多交汇於这一通道之内。此外,由於此区内主要为横断山脉和大雪山脉等南北向山岭,群山之间的一个个低洼的山口,又为西――东方向的藏汉民族交通提供了方便,形成了沿河谷和山洼行进的汉藏交流通道。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区称为“内部边疆”。我国民族学界则更形象地称为“历史上的民族走廊”。也有简称为“藏彝走廊”或“汉藏走廊”的。
这条走廊的路线,费孝通先生认为“可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及北)和南划出这一走廊”。实际上,北起甘、青南部,中经四川西北,南至滇西北,都是这一“走廊”之地带。而且向南延伸至印、缅的北部也应算是这个“走廊”的地区。
这一“走廊内”历史上是羌、氐、戎为名称的民族活动之区,并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和“政治上的拉锯情况”。这就使得“走廊内”民族渊源颇为复杂,文化呈多元现象。现今这一地区居处有藏、羌、彝、纳西、普米、白、怒、僳僳、独龙、阿昌、拉枯、景颇、基诺、崩龙以及蒙、回等民族,同时还有一些旧称为“西番”尚待进一步识别的民族。即使单一民族之中,也有语言、习俗个别的文化多元现象。现仅就这一走廊中心地带的四川藏区(康区),简析其历史文化的特点。
康区为我国三大藏族聚居区之一,按传统之地理概念,康区除四川藏区外尚包括西藏的昌都地区,云南的中间地区和青海的玉树、果洛两州。本文为叙述方便,只著重论述四川藏区,即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为地区。这一地区之总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面积的42%左右,有藏族108万馀人,约占全藏族人口的'25%,是仅次於西藏的第二大藏族聚居区。除藏族外,区内还有羌、彝、纳西、蒙、回、汉等十馀个民族的60馀万居民。
四川藏区在地理上正处於青藏高原向川西台地、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地表平均海拔3,500米左右,气候因高度而变化,自高寒带至亚热带,北部地区为高原举甸地带,草场广阔,水草肥美,为纯牧区。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中部及南部为河谷和山原地带,森林茂密,宜农宜牧,岷江、大渡河、雅鲁江、金沙江自北而南纵贯全境,深切之河谷和山原多形成一个个半封闭之自然环境和较为分散的居民点。这一情形为此区保留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之有利条件,同时亦为影响本区社会经济发展之制约因素。
本区资源极其丰富,林木蓄积量占全国8.56%,是全国三大林区之一。水力资源尤为丰富,水能蕴蓄量达5,600多万千瓦,居全国之前矛,矿藏为极富,金、铂、锂、铍等储量占全省90%以上。本区资源虽极富,但限於交通、技术和资金等原因,目前开发程度尚低,巨大的资源潜力尚待进一步开发。
四川藏区北接甘、青,南通云贵,东达四川盆地,西邻西藏,正处於“民族走廊”的中心地带,历来是绾谷南北,构通藏汉的战略要地。自元代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相通的官道和汉藏贸易的主要商道俱取道於此,故历代视此区为“治藏之依托”,“控驭青甘滇藏区之锁钥”,极为重视。特别是藏族人民生活中非茶不可,而历代供应藏区之茶主要产於四川。这就使本区不仅成为汉藏茶马互市之要津,而且也是历代实施“以茶制潘”策略的关键所在。
四川藏区战略地位的重要,也促使帝国主义和西藏之民族分裂势力都千方百计染指於此区。近代以来之“西藏问题”有不少都肇始於此亦即因为这一缘故。因而自清末以来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足见此区政治地位之重要。 二
四川藏区古为氐羌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娶嫘祖,生二子“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鬲阳……黄帝崩……高阳山,是为帝颛顼也。”考江水即今四川岷江上游一段之古称,若水即今雅鲁江。华夏的黄帝之二子及孙高阳都降居或降生於四川藏区,足以表明这一地区远在四五千年前的黄帝之时已有土著之居民。本世纪3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在雅鲁江中游,澜沧江中游和大约120馀土司均废除,拟置32县及府、道等机构,旋因鼎革未果,民国初置川边镇守使管辖,此後西康建省,甘孜州境属西康省,阿坝州境为四川第十六行政区。1950年於甘孜地区置西康藏族自治区,阿坝地区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合省後分别改为甘孜自治州、阿坝自治州。
四川藏区的历史、地理特点,使其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均呈现与西藏有显著差异的情形,主要有:
1.社会形态各别:历史上,这里多数为土司制,或“土流兼制”,土司虽在其辖区内俨然如土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他必须由中央政府所封,定期朝贡,纳赋,受地方行政官吏之管束。在承袭上亦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章。且必须随时听从政府的征调。土司与藏传佛教是一种相辅的关系,而不是由一人兼为行政和宗教的领袖(只木里土司这样极少数地方是兼据政教),这与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有很大差别。因此在四川藏区虽然绝大多数人均供奉藏传佛教,但却没有像**、**那样集地方政教大权为一身的宗教领袖,像木里土司黄喇嘛那样的仅只在个别的、小的范围内存在。因此,四川藏区长期作为内地一个省的管辖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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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汉民族对土族宗教信仰的影响
土族聚居区处在藏文化圈和汉文化圈的结合地带,土族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连接地带文化.这种文化在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大量吸收了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土族的`宗教信仰深受藏、汉民族的影响,藏传佛教、汉族民间信仰和萨满教在土族的信仰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但藏传佛教和汉族民间信仰对不同地区土族的宗教信仰影响程度各有所异.
作 者:张宏莉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刊 名: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2(3) 分类号:G03 关键词:土族 藏传佛教 汉族民间信仰 影响精选名人名言之民族
丧失了自尊心的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个人;丧失了自尊心的民族,是一个无望的民族。
——陈祖芬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出息,不是因为女人在数量上太多,而是因为男人在质量上太劣。
——梁晓声
……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
——赫尔岑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李大钊
每个人应该遵守生之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
——巴金
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冼星海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陶行知
谚语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智慧和精神。
——培根
……以空前未有的热情,焕发青春的创新功能,激发人人独特的创新精神,使民族的、国家的创新智慧来一个总发动!使个体的、群体的创新潜能来一个大爆发!
——金马
科学不能或者不愿影响到自己民族以外,是不配称作科学的。
——普朗克
知识的历史犹如一只伟大的复音曲,在这只曲子里依依次响起各民族的声音。
——歌德
青年品德的完善,智力的发展,决定着祖国未来的命运,决定着我们民族的成败兴衰。
——范曾
……奋斗!只有奋斗,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光明所在。
——马克思
要使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就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吉鸿昌
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强迫民族和民族之间相互疏远。它们很像森林中的树要,都想傲然独立,但在地下深处,它们的根却盘结交错,在地面上空,它们的枝叶却相互依偎。
——茨威格
这样就站起来吧,我的.民族!加紧自己的两手和心灵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再大的灾难也不能摧毁的。
——山陀尔·裴多菲
战争的发生往往是由于玩弄了危险的词句,由于刺激了民族的热情。
——茨威格
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
——恩格斯
法包含着一个民族经历多少世纪发展的故事,因而不能将它仅仅当作好象一本数学教科书里的定理公式来研究。为了知道法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过去以及未来趋势。
——霍姆斯
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国家。
——马克·吐温
读书,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心灵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
——高尔基
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
——蔡元培
读书,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过程,实际是人的心灵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
——高尔基
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我要献出全部学识智慧。
——钱伟长
中国的文人,历来重气节。一个画家如果不爱民族,不爱祖国,就是丧失民族气节。画的价值,重在人格。人格——爱国第一。
——李苦禅
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鲁迅
・ 霍美丽(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 摘 要:童谣在广义上指主要传唱于儿童口中的音节和谐的歌谣。根据保存下来的文本,由于社会观念的不同,不同时期记载的童谣作品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明代以前保存下来的童谣主要是作为神学和政治附庸而存在,政治预言性是其主要特征;明代以后表现儿童现实生活和真实性情的童谣文本开始增多,并逐渐成为主流地位;当代记载的童谣作品则呈现出多元化倾向。
中图分类号: I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 10-0064-03
Feature of the Han Nursery Rhymes Recorded HistoryHUOMei-li(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234000)Abstract: Nursery rhymes refer to harmony songs sung by children mainly in a broad sense. According to text preserved, because ofdifferent concepts, recorded history feature ofHan nursery rhymeswentthroughthree stages roughly. Before theMing Dynasty nursery rhymesare mainly preserved as a th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endency exists, its main feature is Political and predicted; After the Ming Dynasty thenurseryrhymes demonstrated children real life and emotions began to increase and gradually become the major part; The feature ofcontemporary nursery rhymes recorded are diversity.
Key words: Han Nursery Rhymes; recorded history; feature
・ “童谣”一词首见于《国语》[1](P255),后来有过“小儿谣”、“孺子歌”、“小儿语”等多种称呼和分类,“五四”以后,又有一新的名词―――“儿歌”广为传播。关于“儿歌”与“童谣”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历来学者几乎都根据《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2](P337)和《韩诗章句》“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3](P1165)对歌与谣的解释为蓝本,把是否配曲乐作为划分“儿歌”与“童谣”的主要依据之一。但事实上,儿歌与童谣并不能截然分开,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成人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儿童教育的目的,往往对传统的童谣进行改编谱乐,加工成儿歌教儿童歌唱;儿童好动爱玩的特性又决定了他们在无音乐伴奏的情况下也往往对儿歌进行随意的改造,从而又转变成“无章曲”的童谣。因此,在笔者看来,儿歌与童谣在文本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本文主要以文本为研究对象,故在对童谣的界定上,取用的是最广泛的定义,即为儿童喜爱并相互传唱的所有的音节和谐的歌谣,我们都将称之为童谣。它既包括表现儿童生活和思想情趣的民间童谣,也包括以很大的现实性和社会性为内容的古代童谣;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无乐自诵的童谣,也包括现代意义上配乐演唱的儿歌。
在当代很多人的印象中,童谣一直与“简单”、“明白”这类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确,童谣因其儿童这一独特的传播群体和民间性口述性这一独特的传播方式,关于它的综述和研究历来遭到人们的忽略,至今其发展历史的特点尚不明晰。本文在广查各种史籍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分析了汉民族童谣在历史记载中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
一、神学和政治的附庸―――明代以前对预言性童谣的记载
明代以前散佚的童谣很多,记载下来的多见于《二十五史》及历代散文和笔记中。关于童谣的起源,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一是以《歌谣字数考》为代表,认为《国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即“弧箕服,实亡周国”[4](P255)为“童谣的起源”;二是以《古今事物考》为代表,认为《列子・仲尼篇》中“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5](P143)才应是我国汉民族最早的童谣。《列子》中记载年代较早,但是《列子》一书却被普遍认为是魏晋时人伪托上古传说写成的著作,再加上童谣口头性的特点,故其源头难定。但在这两首童谣中,都有着相同的特点。康衢童谣是对“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不戴己欤?”[5](P143)的回答;“周宣王童谣”的内容也和政治有关,“弧箕服,实亡周国”的意思是说拿着山桑木做的弓,挂着箕草编的箭囊的人,是灭亡周国的人。据左传记载,周宣王在听到这则童谣后,把市场上所有卖山桑弓和箕草箭袋的人全部抓获处死,但是有一对卖山桑弓和箕草箭的夫妇为了逃命,带着一个他们捡到的女孩儿逃跑到褒这个小国,这个女孩儿就是褒姒,她长大后嫁给宣王的儿子幽王,最后幽王为博褒姒千金一笑失信于诸侯,终遭灭国。[4](P255)从这两则童谣可以看出,童谣从一开始就与政治连在一起,它起码从周代起就已经带上了预言的色彩。
除《国语》外,在《孟子》等经书、《史记》等各朝史书、《搜神记》等志异小说、《乐府诗集》等诗集,《太平御览》等类书,以及《青箱杂记》等笔记散文中都保存有大量的童谣,其中以各代史册的《五行志》中保留的童谣数目最多,例如仅《晋书・五行志》中所记载的童谣,据笔者统计就有四十一首之多。在这些童谣中,预言性和政治性都是其共同的特点,童谣从春秋战国开始,几乎各个时代都留下政治预言性童谣的足迹,如秦始皇统治时期的“阿房阿房亡始皇”[6](下卷P1);东汉末年预言乱政的董卓下场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7](P3285);以及表现元代末年政治混乱局面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8](P1107),等等。如果把历史上所记载的童谣串联起来,可足以构成中国历史的风俗志。从这些史存的童谣作品身上,我们可以窥见汉民族历史发展的轨迹及各时代的社会政治概貌。
但这些童谣超出于表现儿童的生活和理解力之外,并没有凸现口传文学所特有的口语性和地域性的特色,因此它并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儿童本位意义上的'童谣。而是作为神学和政治的附庸而存在的。
这类童谣在明代以后也有保留,如预言顺治元年四川豪绅借山崩而逃脱张献忠起义军惩治的童谣“入洞数,钻岩怪,沿山走的后还在”[9](P1608);预言近代袁世凯统治时间不长的童谣“五色旗,没有边;袁世凯,坐几天”[10](P273)等。所不同的只是明代以前所保留下来的童谣中充斥的几乎全是这方面的内容,而明代以后,在这方面的内容之外,童谣的记录史上也涌现了一批其他内容的童谣。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预言性的童谣才开始式微,建国之后则已几近绝迹。
二、野性的表露―――明代以后对民间传统童谣的收录
・ 明代开始出现专门收集童谣文本的专辑。1593年吕坤从各地民间搜集童谣并加工改编成《演小儿语》,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童谣专集。这本专辑共收集了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地流传的童谣46首。尽管此书收集的童谣不多,且有很多有被修改为箴言的痕迹,但是在儿歌收集和研究方面,此书仍不失有开创之功。从其“老王卖瓜,腊腊巴巴。
不怕担子重,只要脊梁硬。”[11]等童谣可以看出,它保留了民间真实童谣的痕迹。和之前的童谣相比,其文字浅近,内容生动,编者在每首儿歌下面都加上评语,故以注意到童谣要贴近儿童的生活领域和理解力的问题,故可谓承前启后的转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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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了历史给文化留下的踪迹(trace),尤其是语词的意义变化之后原有的义项留下的踪迹,往往以潜意识的形式影响本族语者的认知和行为.汉字由象形字转化而来.原始的图画从象似性变为索引性和指称性,外延变成了内涵.作为踪迹发挥作用的具象性从整体上桎梏着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文化的观念模型完全集中在三个关键的汉字“易”、“仁”、“祖”的意义之内.外延封闭内涵进一步加强了踪迹塑造中国人的人格、性格、品格的潜意识效应.
作 者:季国清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 年,卷(期): “”(6) 分类号:B089 关键词:踪迹 “易” “仁” “祖”摘录:我们应把学习认识传统文化作为责任和义务,既“放眼未来”,又要向古代贤士学习文化精髓,只有“把根留住”,才能像一艘战舰坚不可摧地驰骋在世界的大洋。
正文:民族之魂
北京市高考改革方案向社会公布,将语文分值增值30分,宣布英语考试从此退出高考历史舞台,并实行社会化英语考试。语文是国学,是一门学习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学科,打破语文英语两种分值相同、“地位平等”的局面,语文分数的提升,恰恰说明了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寓意学生要学好本国文化并传承好本国文化。
民族之魂
人们谈到长城,谈到丝绸之路,甚至谈到战国编钟,都满怀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信。但是能否将这些文化传播给世界呢?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如天人合一、和谐文化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够。显然,语言的贫乏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障碍。很多学生研究了莎士比亚的着作,却遗忘了巴金,这是母语文化的缺失,也是传统文化的缺失。传统的文化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是由古至今历代国人总结出的文化晶体,是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根本。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文化竞争正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命运最根本和最后的竞争。正如所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们如果丢掉了根本,就会单薄的同海上漂泊流浪的纸船,根基不牢,方向不定,只能随风漂流,狂风巨浪袭来之时,必定是纸船湮灭之日。一个国家如果不顾民族自身特点,只一味模仿“别人的文化”,不但不会有好的发展,势必走上灭亡的道路。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至圣先师孔子教给我们的处世哲学。“王无罪岁”“民贵君轻”这是主张法先王,行仁政的大思想家孟子教给我们的民本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教我们要有责任有担当……传统文化不仅对我们有所启迪,还能够提高我们的素养,陶冶情操,教会我们治国齐家为人处世之道。不仅如此,培根也曾这样说:“印刷刷术、火药、指南针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态……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伟大技术成果,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过:“我认为,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看,中国文化包括中国道德的精华,在21世纪的将来,会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所期望的。”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们真的不能“因为走得太远,却忘记为什么而出发”。我们应把学习认识传统文化作为责任和义务,既“放眼未来”,又要向古代贤士学习文化精髓,只有“把根留住”,才能像一艘战舰坚不可摧地驰骋在世界的大洋。
站在汉上的民族作文
中华民族是站在汉字上诞生的。从那些被烤出水滴的竹片到后来素白如雪的宣张;从那些难以辨认的象形到后业奔放如歌的狂草,一刀、一笔、一砚,及至一缕墨香,我们脚踩着以汉字为基的玉墀,一步步走至如今。
然而,在数据爆炸信息超荷的今天,太多太多以汉字为根本的文化却被我们闲置一旁。当夜深人静,我在灯光下默诵“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心中却并不宁静,因为没有人懂;当旭日东升红遍神州时,我想起“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的壮丽,却并不说出口,因为没有人听。诗词曲赋中的妙语无人玩索,圣贤经义中的道理没人揣摩,我们一味向前探索探索,民族文化的'根本却忘了太多太多。
幸而,我们已经开始展开行动。越来越多的与中华古典文化相关的节目呼吁着所有人:回归文化,回归汉字,我们是站在汉字上诞生的民族。
曾经我并不了解文字有多重要,直到《我的最后一课》我才明白,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支柱,是她脊梁!当年坐拥十二金人的秦始皇不会想到,真正使他为后人批判的并不是他的苛政,而是他在土坑中留下的一具具白骨与火焰里的一堆堆竹简余烬。他坑杀的不止是生命,还有秦朝从历史中继承的百家大道,他焚尽的不光是竹简,还有一个民族赖以发展的文明。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却一而再而三地重蹈覆辙。,无数人死去,无数写满汉字的书本死去,无数用汉字盛载着的文化死去;信息革命,电子产品开始充斥身周,提笔忘字竟成普遍现象。对此,我们却不以为意,甚至丝毫没有意识到去文化乃去民族之本,忘汉字乃忘中华之根!我们是站在汉文字上的民族,却忘了血液中流淌的是“兼爱非攻”的血,忘了灵魂中烙印的是“仁义礼智”的真诚!汉字听写大会,听写的不是一个人学识,而是一个人的修养;检验的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而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数典不能忘祖,不忘汉文化,从牢记汉字开始,从熟习国学开始,从关注文化开始。
我相信再不久,“月涌大江流”的美会被有心人在夜中玩赏。
我相信再不久,“一唱雄鸡天下白”的风光会有人仔细品尝。
因为我们是站在汉文字上的民族,业因我们已步上寻回汉字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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