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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与节本《红楼梦》议论文
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文学高手的笔下，“琐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着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删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复存在，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茅盾先生并非专门的红学家，但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他却做了一件连专门的红学家都不曾考虑和尝试，因而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情，这就是：亲自动手对《红楼梦》进行删削和压缩，从而完成了节本《红楼梦》的叙订。
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是在1934年的春天。当时他居于上海，正与鲁迅、瞿秋白等一起，聚集于“左联”的旗帜下，积极从事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而他自己的笔墨生涯也处在一个新的高潮之中：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整体场景为表现对象的系列小说次第展开，继长篇《子夜》之后，又发表了《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一系列短篇作品，以及大量的散文、杂文、随笔和速写；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事业硕果不断，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选编完成并出版，广有影响的“作家论”等理论评论文章频频问世。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茅盾为什么还要挤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节本《红楼梦》的叙订？已知的直接缘由是因为开明书店老板张锡琛，向茅盾提出了这方面的邀约，而张与茅盾都是浙籍文人，一向多有交情，故茅盾无法拒绝。至于张锡琛之所以选中茅盾承担节本《红楼梦》的叙订，除了因为茅盾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具有非凡的艺术鉴赏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深知茅盾极为熟悉《红楼梦》。据钱君匀回忆，1926年的一天，张锡琛曾亲口对他和郑振铎讲过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的事情。当时，郑振铎表示不信，为此，张与郑以酒席相赌。他们在开明书店专搞了一次酒叙，请茅盾、徐调孚、钱君匐、夏丐尊、周予同等人参加，趁着酒兴，由郑振铎点《红楼梦》的回目，茅盾背诵，结果茅盾竞滔滔不绝，大致不错地背了出来，以致让在场的众人十分惊讶，当然也由衷钦佩。（见《书衣集》）
当年的开明书店以出版青少年读物著称。该书店于1932年推出的由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图，供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曾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赞誉，且影响广泛，迄今仍在吸引读者和出版家，前些时，还被多家主流媒体高调宣传和推荐。张锡琛诚邀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或许就是参照“国语读本”名家担纲为学子的经验与思路，所作的进一步的实验和拓展，其主要目的无疑在于向青少年普及文学经典和文学写作技巧，社会文化论文《茅盾与节本《红楼梦《。关于这点，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自有交代。该文写道：“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可以去读原书，但是中学生诸君倘使想从《红楼梦》学一点文学的技巧，则此部节本虽然未能尽善，或许还有点用处。”
不过，张锡琛毕竟是书店老板，他积极策划出版节本《红楼梦》，似乎也不是全无商业考虑。史料证明，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出版界，销路尚好的图书主要有两类：一是教科书及辅助读物；二是标点翻印的古籍，刘大杰选编的《明人小品集》，施蛰存选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以及出版史上反响较大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大都出现于这一时段。而节本《红楼梦》正好横跨这两类图书，或者说恰是这两类图书的交织物，它应当承载了出版者的市场期待和销售苦心。大约正是出于扩大发行的目的，《节本红楼梦》正式出版时，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瑕疵或破绽：书名所使用的意在区别于原本《红楼梦》的标识性前缀，不是两度出现于茅盾《导言》的`名副其实的“节本”，而是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洁本”。出版者做如此修饰，大约是为了告知市场：“这一部”《红楼梦》虽然描写了爱情，但文字是干净的，并没有“少年不宜”的内容，完全适合中学生阅读。殊不知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内行人都知道，《红楼梦》不是《金瓶梅》，它的文字清新典雅，凝练规范、诗性盎然，原本就不需要做什么清洁工作。这样一来，所谓“洁本”不仅显得无的放矢，弄巧成拙，而且变成了画蛇添足乃至故弄玄虚。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茅盾是怎样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还是在那篇《导言》中，茅盾很随意地写道：
陈独秀先生曾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见亚东版《红楼梦》陈序）在下何敢僭称“名手”，但对于陈先生这个提议，却感到兴味，不免大着胆子，唐突那《红楼梦》一遭儿。
乍一看来，这段话仿佛告诉人们，在如何叙订节本《红楼梦》的问题上，茅盾不仅受到陈独秀观点的启发，而且同意陈独秀提出的删节原则，即“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那么，哪些才是《红楼梦》中的“琐屑故事”？茅盾未作进一步诠释，我们还是来看陈独秀当年的原话。
194月，时在广州执掌教政的陈独秀，应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之邀，为初版《红楼梦》写了一篇序言：《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陈独秀首先对中国和西方小说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小说同样善述故事，那时小说和历史没有区别，中国和西方的小说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小说受实证科学的影响，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同时将善述故事的一面交给了历史；而中国小说虽然也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但却仍然承担着传布历史的责任，结果是“以小说而兼任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因此，陈独秀明言：“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底好现象。”接下来，陈独秀指出：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到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更多内容请访问：中国 《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古耜
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文学高手的笔下，“琐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着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删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复存在。
茅盾先生并非专门的红学家，但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他却做了一件连专门的红学家都不曾考虑和尝试，因而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情，这就是：亲自动手对《红楼梦》进行删削和压缩，从而完成了节本《红楼梦》的叙订。
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是在1934年的春天。当时他居于上海，正与鲁迅、瞿秋白等一起，聚集于“左联”的旗帜下，积极从事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而他自己的笔墨生涯也处在一个新的高潮之中：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整体场景为表现对象的系列小说次第展开，继长篇《子夜》之后，又发表了《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一系列短篇作品，以及大量的散文、杂文、随笔和速写；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事业硕果不断，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选编完成并出版，广有影响的“作家论”等理论评论文章频频问世。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茅盾为什么还要挤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节本《红楼梦》的叙订？已知的直接缘由是因为开明书店老板张锡琛，向茅盾提出了这方面的邀约，而张与茅盾都是浙籍文人，一向多有交情，故茅盾无法拒绝。至于张锡琛之所以选中茅盾承担节本《红楼梦》的叙订，除了因为茅盾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具有非凡的艺术鉴赏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深知茅盾极为熟悉《红楼梦》。据钱君匀回忆，1926年的一天，张锡琛曾亲口对他和郑振铎讲过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的事情。当时，郑振铎表示不信，为此，张与郑以酒席相赌。他们在开明书店专搞了一次酒叙，请茅盾、徐调孚、钱君匐、夏丐尊、周予同等人参加，趁着酒兴，由郑振铎点《红楼梦》的回目，茅盾背诵，结果茅盾竞滔滔不绝，大致不错地背了出来，以致让在场的众人十分惊讶，当然也由衷钦佩。（见《书衣集》）
当年的开明书店以出版青少年读物著称。该书店于1932年推出的由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图，供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曾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赞誉，且影响广泛，迄今仍在吸引读者和出版家，前些时，还被多家主流媒体高调宣传和推荐。(范文网 )张锡琛诚邀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或许就是参照“国语读本”名家担纲为学子的经验与思路，所作的进一步的实验和拓展，其主要目的无疑在于向青少年普及文学经典和文学写作技巧。关于这点，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自有交代。该文写道：“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可以去读原书，但是中学生诸君倘使想从《红楼梦》学一点文学的技巧，则此部节本虽然未能尽善，或许还有点用处。”
不过，张锡琛毕竟是书店老板，他积极策划出版节本《红楼梦》，似乎也不是全无商业考虑。史料证明，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出版界，销路尚好的图书主要有两类：一是教科书及辅助读物；二是标点翻印的古籍，刘大杰选编的《明人小品集》，施蛰存选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以及出版史上反响较大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大都出现于这一时段。而节本《红楼梦》正好横跨这两类图书，或者说恰是这两类图书的交织物，它应当承载了出版者的市场期待和销售苦心。大约正是出于扩大发行的目的，《节本红楼梦》正式出版时，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瑕疵或破绽：书名所使用的意在区别于原本《红楼梦》的标识性前缀，不是两度出现于茅盾《导言》的名副其实的“节本”，而是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洁本”。出版者做如此修饰，大约是为了告知市场：“这一部”《红楼梦》虽然描写了爱情，但文字是干净的，并没有“少年不宜”的内容，完全适合中学生阅读。殊不知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内行人都知道，《红楼梦》不是《金瓶梅》，它的文字清新典雅，凝练规范、诗性盎然，原本就不需要做什么清洁工作。这样一来，所谓“洁本”不仅显得无的放矢，弄巧成拙，而且变成了画蛇添足乃至故弄玄虚。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茅盾是怎样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还是在那篇《导言》中，茅盾很随意地写道：
陈独秀先生曾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见亚东版《红楼梦》陈序）在下何敢僭称“名手”，但对于陈先生这个提议，却感到兴味，不免大着胆子，唐突那《红楼梦》一遭儿。
乍一看来，这段话仿佛告诉人们，在如何叙订节本《红楼梦》的问题上，茅盾不仅受到陈独秀观点的启发，而且同意陈独秀提出的删节原则，即“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那么，哪些才是《红楼梦》中的“琐屑故事”？茅盾未作进一步诠释，我们还是来看陈独秀当年的原话。
1921年4月，时在广州执掌教政的陈独秀，应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之邀，为初版《红楼梦》写了一篇序言：《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陈独秀首先对中国和西方小说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小说同样善述故事，那时小说和历史没有区别，中国和西方的小说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小说受实证科学的影响，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同时将善述故事的一面交给了历史；而中国小说虽然也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但却仍然承担着传布历史的责任，结果是“以小说而兼任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因此，陈独秀明言：“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底好现象。”接下来，陈独秀指出：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到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底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底《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做善述故事的小说。
平心而论，陈独秀将如此这般的评价，置之于《红楼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是很可怀疑和挑剔的，至少它并不符合大多数人阅读《红楼梦》的感受和研究《红楼梦》的结果。事实上，一部《红楼梦》因为“干红一窟”、“大旨谈情”，也因为并“无大忠大贤，理朝政，治风俗的善政”，加之又无“朝代年纪可考”，所以很难说它善述历史故事。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即使以极宽泛的涉及大观园之外的社会和朝政作为划分标准，大约也只能举出“可卿丧事”、“元妃省亲”、“贾政外放”、贾雨村、北静王，以及“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等数量不多的文字，何尝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而从序言的意脉看，陈独秀之所以挑剔《红楼梦》文史不分，故事可厌，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针对当时红学界流行的在书中找“本事”和“深义”的索隐之风。用论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却明显忽略了个中差异：研究者在《红楼梦》中找历史，并不等于《红楼梦》本身确实填充了史实与史料。当然，在陈独秀笔下，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所谓“琐屑的故事”，指的是《红楼梦》中有关历史的描写。
此点即明，有一个问题随即值得我们关注和回味：茅盾的《导言》虽然表示认同陈独秀有关删削《红楼梦》的“提议”和原则，甚至将其说成是自己叙订节本《红楼梦》的一种由头和动力，但是，一旦进入实际的操作过程，他并没有依照陈独秀的设想，删掉写历史的元素，留下写人情的部分，而是不声不响地做了另外的选择。关于这点，《导言》同样有具体的表述，即阐明了属于茅盾自己的“尽量删削”的三个标准：
第一，“灵通宝玉”、“木石姻缘”、“金玉姻缘”、“警幻仙境”等等神话，无非是曹雪芹的烟幕弹，而“太虚幻境”里的“金陵十二钗”正副册以及“红楼梦新曲”十二支等等“宿命论”，又是曹雪芹的逋逃薮，放在“写实精神”颇见浓厚的全书中，很不调和，论文章亦未见精彩，在下就大胆将它全部割去。
第二，大观园众姊妹结社吟诗，新年打灯谜，诸如此类“风雅”的故事，在全书中算得最乏味的章回……这一部分风雅胜事，现在也全部删去。
第三，贾宝玉挨打，是一大段文字，“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又是一大段文字，贾政放外任，门子舞弊，也是一大段文字，可是这几段文字其实平平，割去了也和全书故事的发展没有关系，现在就“尽量删削”了去。
总计前后删削，约占全书五分之二。既然删削过了，章回分解就不能依照原样，所以再一次大胆，重订章回，并改题了“回目”。
仔细分析和品味以上的“夫子白道”，我们不难发现，茅盾所列出的关于节本《红楼梦》删削原文的三个标准，其实体现了一种基本的、核心的向度，这就是：在保持全著构架完整的前提下，去除那些虚幻的、卖弄的成分，而突出其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显然，这与陈独秀所主张的将“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实际上是两个思路，因而也多有龃龉——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文学高手的笔下，“琐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着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删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复存在。
应当看到，茅盾这样叙订节本《红楼梦》，是清晰地打上了个人的精神印记的。它很容易让人想起茅盾由来已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审美观念，甚至想起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的自己的创作经验，“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庶几可以这样说，茅盾是以自己的眼光来打量、解读和删节《红楼梦》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过程，就是阐扬自己所主张的文学写实精神和社会意义的过程。记得曾有学界人士指出，在《红楼梦》的现代接受史上，有一股着力彰显其现实主义的特色与价值的潮流。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茅盾及其节本《红楼梦》，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毋庸讳言，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原本是一个丰富多彩、复杂多元的存在，它的全部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是难以用单一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来把握和概括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可以通过现实主义视角走进《红楼梦》的世界，因为一部《红楼梦》毕竟包含了异常丰富的人情世态和前所未有的写实精神。从这一意义讲，茅盾的节本《红楼梦》终究是一个有特点、有个性的版本。而事实上，这个版本也确实有其生命力。节本《红楼梦》于1935年7月正式出版，到1948年10月，已印到第四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70年代的香港伟青书店和1980年代的大陆宝文堂书店，均曾再版此书。其绝对的发行量尽管一时难以统计，但想来不会太少。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问：在节本《红楼梦》如何删削原文的问题上，茅盾既然并不真正认同陈独秀提出的原则，那么，他为何又要在《导言》中引用陈独秀的观点，以示呼应？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恐怕还要从《红楼梦》自身来找。早在清代乾嘉年间，《红楼梦》已是“人家案头必有一本”，以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之说。“五四”运动中，虽然传统文化颇受冲击，但《红楼梦》凭借流畅的
白话文和自身的反封建倾向，依然赢得普遍的赞誉，被视为新文学的“先声”。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胡适的考证和鲁迅的评荐，《红楼梦》的经典和高峰地位已是不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茅盾要对《红楼梦》进行“删削”，是要承担一定的舆论压力的。关于这点，我们只要想想对于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訾议，迄今不绝如缕，即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茅盾在叙订《红楼梦》时，很自然地想找一点理论上的依据和观点上的同盟军，于是，他拉来了老朋友陈独秀和他的《红楼梦新叙》。不过即便这样，茅盾内心的矛盾和不安，似乎仍然没有完全消弭，那一句“不免大着胆子，唐突那《红楼梦》一遭儿”，实在耐人回味。
茅盾与红楼梦的名人故事
茅盾能够背诵名著《红楼梦》，起先有人以为是赞美之词。一次，几个朋友在茅盾家里聚谈，恰好那个人也在场，他请茅盾背诵《红楼梦》，茅盾欣然答应。客人随便点了一回，茅盾果然滔滔不绝地背诵了一遍，真是名不虚传。茅盾惊人的记忆力，对他在文学上取得辉煌业绩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茅盾在年逾八旬的高龄，而且身有重病，亲自撰写回忆录叙述过去六十年的前尘人生影事，还是往事历历在目，描写得细致入微，读起来娓娓动人。
青年人应该发奋学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力有一个最佳年龄段，就是青少年时期。在这个时期，被称为记忆力的黄金时代，也被称为智力的黄金时代。而错过这个年龄段，人的记忆力就会逐渐下降、衰退。有材料介绍：人过了二十岁，脑细胞每天就要死掉十万个以上；活到八十岁，脑细胞就只剩下百分之六十三了。事实上，凡是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在二十多岁就显露了才华。有人总结出记忆的规律：
背诵是记忆的根本，争论是记忆的益友，理解是记忆的基础，重复是记忆的窍门，趣味是记忆的媒介，联想是记忆的捷径，应用是记忆的动力，简化是记忆的助手，卡片是记忆的仓库。
古琴与红楼梦
演出地址：
演出人员：
杨青:著名古琴家、音乐教育家。现任国际中国音乐家联合会副主席，国际古琴学会常务副会长及秘书长，中华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琴会”）副会长及秘书长，中国音协民族器乐学会副会长，北京乐器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学社传统文化领域顾问，雅韵华章古典艺术团艺术总监。其主编《琴梦红楼》一书是国内首部为纪念1987年版经典《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而编撰的精装版古琴综合体书籍。该书于出版后在国内再次掀起红楼热潮，受到了业内外人士强烈好评。
曹雅欣:《琴梦红楼》副主编、文学撰稿，雅韵华章古典艺术中心主任。
梁雅，《琴梦红楼》编委，雅韵华章古典艺术团团长。
张依冉，《琴梦红楼》编委，雅韵华章古典艺术中心副主任。
刘志敏，大音琴行笛箫老师，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师从张维良教授。
演出曲目
01、引子演唱：张依冉（5′）
02、晴雯歌演唱：张依冉、梁雅（6′40″）
03、枉凝眉演唱：张依冉（5′40″）
04、题帕三绝演唱：梁雅（7′）
05、紫菱州歌演唱：张依冉（4′20″）
06、红豆曲演唱：张依冉（7′10″）
07、叹香菱演唱：梁雅（5′50″）
08、葬花吟演唱：张依冉（9′10″）
09、秋窗风雨夕演唱：梁雅（7′35″）
10、好了歌演唱：杨青（4′）
《红楼梦》传达出了一个人生大梦，为使古琴充分演绎出这个幽古之梦，本书也用“六个梦”来展现：
一、入梦：
红楼音乐的世界，必要通过品读《红楼梦》中的原诗进入。本书介绍到的歌曲之词，皆出自曹雪芹原著，而乐曲则是由作曲家
王立平先生谱曲，曲与词珠联璧合，为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增添了丰富的感染力。但即使未曾听曲，原诗本身也是一场美丽的梦。本书中这些原诗由当代书画家、斫琴师马文典（唐雷）先生书写。通过中国书法的引领，首先带读者“入梦”红楼；
二、品梦：
原诗语言简明而含蓄，又被从故事情节中抽离出来单独搁置，未免令读者有隔阂之感。因此，本书副主编、文学撰稿曹雅欣，
针对12首雪芹原诗分别撰写文章12篇，解析诗歌内外的故事人物、作者理念、作品意味。称为“品梦”，是与读者一同解读文化，品味人生；
三、怀梦：
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是难以超越的一部影视杰作，距今已有25年。物过人老，主创人员中有些已离世，这不能不令人痛惜，同时又对1987年创作之时的角色形象更为怀念。我们有幸得到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总摄影师李耀宗先生的鼎力相聚，将当年的珍贵剧照无偿提供给本书使用，以便读者能更好地贴近这部电视作品，从而贴近电视剧歌曲的弹奏和演唱。本书特选用25幅经典剧照，纪念这部电视剧诞生25年的光辉岁月。“怀梦”，怀昔人，怀佳作；
四、赏梦：
剧照是人物形象的写实呈现，而中国绘画是人物气质的写意表达。当代画家、琴者隋牟先生特为本书运笔丹青12十余幅红楼仕女图，以此，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全面。大家通过这些水墨画的描绘来“赏梦”，在似像非像的画里赏红楼儿女，在似真非真的梦里赏美好永存；
五、唱梦：
琴歌弹唱，是自古就有的一种音乐和情感表达方式，古人的且弹且唱，甚至比今天更为盛行。本书中这些《红楼梦》诗歌，在曹雪芹原著的描写中，有很多本就是唱咏出来的，纵书中并未写明歌咏的`，经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的再现，也使它们都具备了音乐生命。本书主编杨青及赵晓霞、张卓、张依冉、刘杨、粱雅等各位编委，经过辛勤的努力，为这些歌曲编订了古琴演奏指法，还原了琴歌的艺术表现力。琴友们在弹唱的过程中，更能够感受古琴、感受《红楼梦》。唱梦圆梦，就在每个人的歌声中；
六、听梦：
本书还特为各位读者和琴友配备音频光盘两张。一张为古琴弹唱的示范音乐，是由杨青、张卓、刘杨、张依冉、粱雅、胡翠波、刘俊豪完成的古琴弹奏及歌曲演唱。另一张光盘为主编杨青的诗歌朗诵与副主编曹雅欣的文学内容讲述，同时，杨青与徐波为此倾情录制了伴奏音乐，徐元还为此盘做了精细的音乐合成。考虑到琴友们需要音乐样本作为弹唱学习的参考，还有些读者偏好“听书”的形式，所以我们提供了这样两种听觉形式的享受方式，希望在“听梦”的过程中，红楼与古琴的世界更能展现得栩栩如生。本书附赠CD是由获得十大发烧唱片奖CD《琴歌》的达人艺典原班人员在国家大剧院录制的。这张唱片于204月出版后仅一月就获得广东音像城发烧唱片销售排行榜第二名。
《红楼梦》与古琴都是我们深爱并尊重的文化，本书这“六个梦”的尝试是我们在心怀敬畏、心怀谨慎中完成的。虽不足之处尚存，但感恩之心尤盛，主编杨青、副主编曹雅欣和徐元，感谢各方朋友在成书过程中的大力支持：感谢魏立刚先生的封面题签、音乐光盘的录音师刘达和鹿楠楠。
感谢《红楼梦》与古琴，让我们的艺术世界多了如许精彩，也使我们的精神世界长久绚烂。
《红楼梦》与酒文化
《红楼梦》是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至人事，无所不包。其中的酒文化占有相当的比重，散布在许多章节。
《红楼梦》的第5回写了“万艳同杯”酒，那是用百花之蕊、万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曲酿制而成的，故取名为“万艳同杯”。其实这种酒是曹雪芹虚构的，社会上并不存在。“万艳同杯”与“万艳同悲”是谐音，表达了作者对女子薄命的深切同情，也是为《红楼梦》的主题服务的。
在《宁国府除夕祭宗祠》一回中，写了“屠苏酒”。按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农历正月初一要合家饮用屠苏酒。《四民月令》记载：“元日饮屠苏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少者起”。这是因为“少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王安石的一首名诗《元日》是这样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史书上记载：屠苏是羽帐名，丰贵之家，正月眷属会羽帐之中，饮此酒以辟瘟疫邪气。它是古人预防疾病的一种措施。
《红楼梦》第17、18回写了“金谷酒”，第63回写了“绍兴酒”，第16、62回写了“蕙泉酒”，第78回写了“桂花酒”，第60回写了“西洋葡萄酒”。第38回写了“烧酒”、“菊花酒”、“合欢花酒”等，种类颇多，且每一种酒都有独自的特点，在此不一一叙述。
喝酒要有喝酒的场面和气氛，为烘托气氛，还要行酒令。《红楼梦》又为我们展示了有雅有俗、种类众多的酒令。如牙牌令、占花令、曲牌令、故事令、月字流觞令、击鼓传花令、击鼓催诗令以及射覆、拇战等等。《红楼梦》中的酒令新奇别致，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对后世影响很大。这在后来刊行的《酒令丛钞》和《红楼人镜》中都有详细记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酒文化。
曹雪芹还写了那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酒具，亦令人叹为观止。以其质料来分，有金质、银质、铜质、锡质、陶土、细瓷、竹木、兽角、玻璃、珐琅……至于形状，更是名目繁多，奇巧别致，不胜枚举。此外，曹雪芹还写了酒幌、酒肆、侑酒（酒妓）等，可以说是集酒文化之大成。
酒喝多了就要醉，曹雪芹也在书中多处写了醉酒，但每一次醉酒的人物、场合都各不相同。他是将“醉”作为人物性格的一种展现，与人物刻画、故事情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那种“醉态”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情趣和价值。
如贾雨村刚在书中出现时，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他的醉，展示了他热衷于功名利禄的狂态。刘姥姥醉后的一言一行，又都与她居于穷乡僻壤的.身份相符。她朴实而又近乎滑稽的一举一动，把她老于世故、善于博取他人欢心的性格刻画出来。尤三姐的醉其实是佯醉，她把“淫态”和“醉态”结合在一起，就连风月场上的老手贾珍兄弟也把酒给吓醒了。她在佯醉中的言行，也表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奋力抗争的刚烈性格。史湘云的醉则具有一种美学价值。看她“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落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地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这便是第62回《憨香云醉眼芍药》中的描写。许多画家以此作丰富想象绘制出一个睡美人。有红学家评曰：“世间醉态种种，独湘云最美”。“看湘云醉卧青石，满身花影，宛若百十名姝抱云笙月鼓而簇拥太真者”。
曹雪芹真不愧是艺术大师，《红楼梦》一书所展示出来的酒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