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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语法化及其动因论文
一、“可”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
在现代汉语平面上，“可”的用法大体包括以下几种：
(1)表示能够、可以。如：可操作、可回收、可循环利用。
(2)表示加强语气，如加强疑问语气，陈述语气等。如：这事，你可知道，可愿意?／小姑奶奶，你可回来了!
(3)表示转折关系。这种有时是副词，有时是连词。如：你不吃我可吃了。／真的，远远的一眼看出你的脸，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
以上三种可分别记做：“可1”、“可2”“可3”。其中“可1”粗略的讲可以看作助动词，常用在动词性成分前作状语，意义大致相当于“可以、能够”；“可2”是语气副词，常用来加强各种语气；“可3”是表示转折关系，有时是副词有时是连词，这里我们为了说明“可”语法化过程的方便，故把表示转折关系的副词和连词“可”放在一起。
(一)动词“可”→“可1”：由动词演变为助动词
(二)“可1”→“可2”：由助动词演变为语气副词
(三)“可2”→“可3”：由语气副词演变为具有转折关系的“可3”
共时平面上的同一形式上的不同用法之间往往具有历时上的演变关系，本文主要考察“可”语法化过程及其语法化动因。
二、历时考察
江蓝生先生指出：“语法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实词逐渐虚化为没有实在意义的语法成分的过程，二是指短语或词组逐渐凝结为一个单词的过程，可分别简称为词汇的虚化和短语的词汇化。”一般说来，单音词的语法化只有词汇的虚化。“可”的语法化过程正是由一个动词虚化为没有实在意义的语法成分的过程，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可”的语法化过程。
(一)动词“可”一助动词“可1”
《说文・可部》：“可，从口，@；@亦声。”“可，G(肯)也。”《广韵・哿韵》：“可，许可也。”本义为准许、许可，作动词。如：《史记・李斯列传》：“胡亥可其书。”这里“可”带体词性宾语，作一般动词，意思是“批准”，有许可义。“可”由许可义动词虚化为助动词，表示可以、能够，由许可义又引申为应该、值得。在古代汉语中“可1”主要有以下几个义项：①表可能，可译为“能、能够”；②表许可，可译为“可以”；⑧表估价，可译为“应该、值得”。各举一例如下：
(1)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左传》)
(2)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左传》)
(3)不可畏也，伊可怀也。(《诗经・豳风》)
(二)“可1”→“可2”
语气副词“可2”是由“可1”表估价的“应该、应当”这一义项演变而来。其表强调语气最早是用来加强疑问语气的。如：
(4)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
(5)相日：枯杨升华，何可久也?(《周易・卦辞》)
“可”的加强疑问语气的用法，往后一直在用。如：
(6)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楚辞・九章》)
(7)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记・项羽本纪》)
(8)住不得，可奈何。(《全唐诗・相和歌词・短歌行》)
现代汉语中还保留了“可”的加强疑问语气的用法。如：
(9)“亚历山大给我的：我没东西给他，可怎么好!”(《二马》)
(10)回头二嘎子误了上学可怎么办呢?(《龙须沟》)
由于语义泛化，“可1”由加强疑问语气又用在祈使、感叹、陈述等句类中。所谓语义泛化，是指某一词汇形式具体实在的词汇意义越来越少，组合能力越来越强，适用范围越来越大。(9)“可”由在疑问句中加强疑问语气，进而扩大其适用范围，用在祈使句、感叹句中，最后也用在陈述句中分别加强这些句类固有的语气，词汇意义越来越弱，以致弱化消失，到近代汉语中我们只能感觉到它表语气的意义了。
(三)“可2”@“可3”
“可”在上古和中古就经常以助动词身份出现在“虽……可……”这样有转折意义的句式中，特别在反问句中多见。例如：
(11)弗慎厥德，虽悔可追?(《尚书・五子之歌》)
(12)叔孙指楹，曰：“虽恶是，其可去乎?”(《左传・昭公》)
“虽”在古汉语中，可以翻译为“虽然”或“即使”，以上例句中的“可”不管理解为哪一个意义，句子语义上都是前后转折的。“可”在句中用在肯定形式的反问句中，表示否定意义。随着“可2”作为加强语气的副词和反诘副词的应用，又引申出了表否定的意义。
(13)详曰：“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三国志裴注・魏书四》)
表转折的“可”是由表加强语气的“可”的用法发展来的。“可3”在唐代用例不多，而且和“可2”的区别往往要通过句义是否存在转折来辨析。如：
这些例句中，可用于复句中，都存在前后相对或相反的意思，“可3”出现在复句后一分句句首，也就是两类相对意思的衔接处。
(14)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李白《相和歌辞・相逢行》)
(15)登山犹自健，纵酒可多愁。好是能骑马，相逢见鄂州。(朱庆徐《赠江夏卢使君》)
“可3”用于句子之中，两个动词性成分之间。例(14)“未语”就难了解，但却“知心”；例(15)“纵酒”本为消愁，却反倒“多愁”。“可3”处于这种句内意义相对的转折处。
“可3”的这种用法到清代才多了起来。它既可单用，也可和其他关联词合用；既可用在一个句子中，也可用在小句与小句之间。但从句法位置上看，都是用在述语前的，仍是副词：
(16)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他?(《红楼梦》第3回)
到清末的《儿女英雄传》中“可2”还没有发展出明确的连词用法，“可”还是用在句中述语前。太田辰夫(1987：p303)指出：“仅用‘可’一个字，古代就有表示转折的用法……但是应该看作副词。随着时代往后，就看到了连词化的例子。”作连词的用法，是由表转折的副词“可3”进一步虚化为仅表关联作用的“可3”的。如：
(17)虽然我已经晕头转向。已经四肢无力，可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余华(余华《死亡叙述》)
从副词进一步虚化，成了词缀化，“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变为构词的词缀，1)前缀：跟单音节动词结合，构成形容词，表示意愿或感情，如“可悲、可爱、可恨、可怜等；2)前缀：跟单音节名词结合，构成形容词，表合适，如“可心、可口、可意”等，是一种特殊的处于发展中的现象，从不定位语素趋向于定位语素，而具有了比较抽象、概括的意义，有时仅仅表示语法意义，这是实词虚化的隐喻机制。
三、“可”的语法化动因
1 语义动因
实词的虚化的重要机制是语义机制，也就是说实词虚化是要以意义为依据的。“可”字由一个实词虚化为构词语素和虚词，其跟语义有相当大的关联。“可”的词汇源义是“许可”，语法源义是“允许”。(邢志群)根据语义，“可”主要出现在谓语前，表示某事“可做不可做”。句法位置的确定，是“可”字语法化的前提。“可”由一个能愿动词逐渐演变成黏着在动词或形容词前，起修饰或强调作用的虚化成分。
2 语境影响
语境影响可以解释“可”作反诘副词的产生过程。“可1”表估价的`“应该、应当”这一义项，是表明说话人的认识和评价的，本身带有很强的情态意义，是说话人根据客观情况或事理做出的主观推断，在先秦就已经被广泛地用于反问句中。先秦，“可1”的双重否定用法已出现，在“可1”出现于反问句和双重否定句十分频繁的环境下，它的助动意义逐渐弱化，表强调语气的用法便出现了。
语境影响还可以解释“可”由强调语气发展出转折功能。“可2”、“可3”在句中都用作副词，所处的位置基本一致，更主要的是所具有的强调语气也大致相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可2”表强调，从句法结构上看位置比较灵活；从语义上看，出现的语境比较自由，不一定需要前后的意思相反或相对。而“可3”作转折副词，必须用于意思相反或相对的词组或分句中。从“可2”到“可3”的发展来说，我们认为是由于“可2”处在词组之间、句子之中或上下文衔接中转折的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通过强调后一分句或后面的词组，帮助转折意义的表达，开始逐步出现表转折的义素。
着哩的语法化
本文探讨了复合式助词“着哩”的语法化问题,认为“V+着哩”中的“着哩”与“A+着哩”的“着哩”是性质不同的语法单位,前者为两个独立的语法单位的组合形式,后者则是一个表示强调夸张的.语气词,本文对这个表语气的“着哩”的语法化过程从句式的变化、词性的转移及表达功能的扩展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作 者：翟燕 Zhai Yan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语言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LINGUISTIC SCIENCES 年，卷(期)： 4(6) 分类号：H146.3 关键词：“着哩” 语法化 句式 词性 表达功能浅议期货交易所公司化的动因
作者：刘慧传统的期货交易所正在由会员制向公司制转变，全球掀起了一股交易所“合并上市”的浪潮。在过去的150年内，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交易所都是采取了非营利性的方式，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形势发生了突变。先是1993年斯德哥尔摩交易所实行了股份化，随后是赫尔辛基股票交易所(1995)、哥本哈根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目前巴黎股票交易所、多伦多股票交易所、伦敦股票交易所、纳斯达克市场、新加坡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都已经加入这一行列。去年，甚至连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也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从伊利诺斯州的一个非营利性的机构转为特拉华州所属的无股份、营利性公司，结束了其作为一个特许经营实体150多年的非营利史，CBOT将逐步转化为两个独立的营利性实体，一个从事传统方式的期货交易，另一个致力于电子化期货交易，原CBOT的会员成为两个独立实体的股东。
曾经一度被期货界所否定的公司制缘何突然令期交所趋之若鹜呢，我们可以从期交所两种组织形式的比较中找到原因。
会员制期货交易所是由全体会员共同出资组建，认购等额的会员资格费作为注册资本，会员享有在交易所内交易的权利。其特点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交易所的所有权、控制权与使用权归全体会员共同所有；实行会员集体决策，通常每个会员只有一票，有同等表决权。会员制有利于保证交易的公平、公开和公正进行。
公司制交易所是指以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设立的交易所。其特点主要是：交易所以投资者认股或发行股票的形式筹集资金；交易所股票或股份可以转让，但不公开上市；投资者是交易所的股东，既可以是交易所的会员，也可以不是交易所的会员，但大多数是股东与会员的“一身二任”。它和会员制交易所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形式上的不同，而在于其目的是交易所的利润最大化。
通过对会员制和公司制交易所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1．公司化有利于改善交易所内部治理结构，提高交易效率。
在传统的会员制交易所中，交易所的.所有者、决策者与交易所的利用者均为交易所的会员；每个会员具有同样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相同的义务。这种制度安排忽视了会员的不同利益，并且要求每一会员都参与交易所的每一项决策将会导致较大的官僚化成本以及不平等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交易所的会员构成日趋广泛，会员自身的经营范围多样化和利益要求具有多样性，会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凸现，交易所的部分会员可能是交易所的竞争对手，会员之间也可能有内部利益冲突，这冲突严重影响了交易所的发展。另外，由于交易所会员是交易系统的一个节点，其利润来自于为非会员交易提供的中介服务，即便一种创新有利于交易所价值的增加，如其可能降低对会员中介服务的需求，会员也会进行抵制。因此，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会员制期货交易所由于自身治理结构所限，效率低下，行为保守，不适应经济的发展。
而在公司制交易所里，由于按出资额划分股份，对股东拥有的权利进行了严格区分，实现了平等。同时由于外部股东的加入，交易所可以摆脱会员的控制，经理有了更多权力，在作出决策是不必首先要获得其会员的支持，避免了会员制下集体决策的缓慢和低效率，更容易采取增加交易所价值的决策。交易所从会员制向公司制的变迁，也体现了交易所的大会员企业希望行使比交易所允许的其在交易所投票权更大的权力的要求。这种按照现代企业形式组建的期交所具有更为明晰的产权关系，有利于建立更为完善的治理结构，提高交易效率。
2．公司化消除了期交所的融资瓶颈，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
近十年来，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不断加强，经济一体化和电子技术迅猛发展，原来封闭在国家内的少数几家交易所的垄断地位受到其他国家交易所的挑战，全球期货交易所展开了争夺市场资源的激烈竞争。期货交易所的运作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美国学者Doede的研究表明：证券交易所的平均运行成本是交易量的减函数，即随着交易所股票交易量的上升其平均运行成本将呈现下降的趋势。TomArnold，Philip Hersch，J．HaroldMulherin和Jeffry Netter在对20世纪美国的三个地方性交易所Midwest，Pacific和Philadelphia－Baltimore兼并前后的股票交易量、市场份额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兼并后这三个交易所相对其他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量分别上升了24％、6％和6％；而且三个交易所的市场份额也相应地上升了。因此，能否取得规模效益是期交所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而资金是决定交易所规模的重要因素。在会员制的情况下，交易所注册资本是以会员缴纳资格费的形式筹集，交易所的经营所得也只是以维持交易所的正常运转为目的，在性质上，它可以说只是一家为期货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的服务性机构，它没有动机，也没有有效的方式去筹集资金来扩大规模，有时候甚至原有会员为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阻止新会员的进入，成为交易所规模扩大的阻力。公司制交易所以营利为目的，并且通过股份的划分明确界定产权，可以通过上市向外界出售股票等多种途径筹集资金，有利于取得规模经济。
3．公司化期交所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创新能力。
会员制交易所从其非盈利组织形式及其治理结构出发，所发生的经营行为必定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会员的剩余价值最大化，以达到盈亏平衡点。如：会员制交易所提供的合约，会比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制实体提供的更多，在那些交易活跃的合约和交易不活跃的合约之间，实行交叉补贴，这就会导致额外的管理成本，增加交易费用。同时，会员之间利益的不平衡可能导致决策的低效率甚至作出错误的决策。非营利的组织实体也缺乏在交易方式、交易制度、交易工具等方面进行创新的动力，从而缺乏竞争力。
公司化的交易所能建立一种更加快捷有效的管理结构，通过加强管理、加速自身的创新活动来提高竞争力。公司化的交易所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为聘请具有专业管理技能的人才提供了条件，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和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公司化的交易所在筹资和投资上具有更为灵活的应变能力，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了资金的流动性。而这一点正为那些高新技术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所青睐，从而提高了期交所与此合作的可能性。同时，公司化的交易所有利于产生一个目标明确的董事会，建立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引导企业向着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前进。
因此，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制期货交易所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方向，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消除融资瓶颈，提高决策效率，增强交易所的竞争力。但是公司化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目前世界上传统的交易所都是以会员制形式建立起来的，在其公司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会员和交易所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实现股权的平稳转换以保证
交易不受太大的影响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同时，公司制本身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交易所如何协调其盈利性目标和自律监管职能之间的冲突；交易所采取何种监管模式等。
来源:国研网
趋向动词来的语法化分析论文
一.语法化概念阐释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 “ 实 词 虚 化 ”。 例 如 汉 语“把”、“被”、“从”等原来都是有实义的动词，现已虚化为介词。介词属于虚词，西方叫功能词。虚化有程度的差别，实词变为虚词是虚化，虚词变为更虚的成分也是虚化。西方 人承认 ，“语法化”概念最早是中国人在13世纪就提出来的，元朝的周伯琦在《六书正伪》 中说：“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欧洲到18世纪才有法国哲学家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最先指出动词的曲折形态，如时态标记，是由独立的词变来的。
“虚化”主要针对词义的变化由实到虚，“语法化”一词则偏重于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和形成，例如主语和宾语这样的语法范畴以及主格和宾格标记这样的语法成分是如何产生的。“语法化”有五条原则———并存原则，歧变原则、择一原则、保持原则和降类原则。此后，陆续有学者提出了滞后原则和频率原则。
二.“来”的起源和产生
关于“来”的产生年代，资料显示，目前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是在唐代，如太田辰夫、龚千炎认为是在唐五代，曹广顺和蒋冀骋、吴福祥认为是在初唐前后。关于它的来源，太田提及：“助词‘来’当然是从动词‘来’产生的，原来是做了某事之后来到 现 在 的 场 所 的 意 思 ， 后 来‘来’成了附加的，就把重点放在了过去曾做某事上了。”曹广顺认为，“来”在唐代从表示趋向的动词，发展处表示完成、以来、后来等多种用法，这些用法的“来”都 有表示动作、事件是“曾经发生”的意思，在这些条件下，当“来”转化为特指“曾经”的意思，并用于句尾时，就产生了事态助词“来”。江蓝生和蒋冀骋、吴福祥推测事态助词“来”可能与唐代代表完成或实现的“来”有关：党表示完成或实现的“来”用于“曾然”的语境，用以特指过去曾做某事，居于句末时，就变成了表曾经的事态助词。
三.趋向动词的阐释
趋向动词是一个特殊的类，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放在谓语动词后做补语。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二十六个趋向动词。如下：上、下、进、出、开、回、过、起、到、来、上来、下来、进来、出来、开来、回来、过来、起来、到来、去、上去、下去、进去、出去、开去、回去、过去。
按照音节的多少，可以把趋向动词分为双音节趋向动词和单音节趋向动词。单音节趋向动词十一个，分为AB两类。A 类包括“上、下、进、出、开、回、过、到、起。它们位于双音节趋向动词的前一音节位置，在句子中作谓语时自然放到宾语前，作 补语时也只能放在宾语前。B类包括“来、去”，它们做补语时，既可以放在宾语前也可以放在宾语后。如：时彼比丘语妇人曰：“妹，我非鬼，我是沙门，今来乞食。” (《大正藏》) 这里的来乞食，也可说成是乞食来。本文就趋向动词中的B 类中的“来”字进行语法化研究。
四.“来”的语法化过程
下文将主要根据“V+NP+来”和“V+来”两种格式对“来”的语法化进行讨论分析。“V+NP+来”格式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后来也有使用。最初“NP”多指有生命的人，“来”表示由NP发出的动作。在这种格式中，趋向动词“来”位于句尾，这为它由趋向动词虚化为事态助词提供了最初的语法位置。例如：1)异日，而王曰：“召相单来。”(《战国策》) 这里的“来”具有很强的动词性，有着并表达充分的词汇意义，因而，它的词汇功能明显，语法功能较弱。两汉时期，NP 可以是无生命的物体，“来”的语汇意义仍旧十分明显。例如：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汉书》) 这句中“其实”作为名词，是动词“取”的宾语，“来”作为补语，具有趋向性和目的性，有从远方带回来之意。再例如：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绶，执玉版来。 (《古小说钩沉 冥祥记》) 於陵子终曰：“仆有箕箒之妾，请入与计之。”即入谓其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遣使者持金来。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 ，可乎?“(刘向 《古列女传》) 等等例子，均与第一例中“来”的.功能相同。且其谓语部分 “取、执、持”等动词，都具有“携带”之意，这就更加明确了V+NP+来这种格式表示施事主体携带受事对象共同进行由别的地方至说话人所在地的运动。
现代汉语中认为，趋向动词尤其是双音节趋向动词与位于动词的结合没有单音节趋向动词紧密，其间可以插入别的成分，如动态助词“了”等。这一点，在古代汉语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在V+NP 和“来”之间可插入连词“而”，例如：“明诸人民承王教已，即以八万四千两车，载金而来，诣拘舍婆城，造立法殿。”中，“载金而来”就是在谓语动词+宾语和“来”之间加了一个“而”字，但对句子的大意和“来”的功能并没有影响。再例如：“明日日中此化道人送食而来。”这里的“送食而来” 同前一例中的分析。
历史资料表明，趋向动词“来”向事态助词虚化的关键一步在于格式中“V”的变化。东汉以后，具有“携带”之意的谓语动词开始进入V+(NP)+来的格式中，V 与“来”有同一个施事。例如：1) “复有鹫鸟来，梵志见已，而问之曰：‘善来鹫鸟，汝从何来，为欲何去?’答曰：‘梵志，我从大墓复至大墓，杀害而来，我今欲食死象之肉，死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于人。’” (《中阿含经》) 以上句为例，虽然“来”仍具有较强的词汇意义，但是V所代表的动词已经没有了“携带”之意，而且作为趋向运动的主题从施事和受事对象共同进行变成了只是其中的施事，“来”开始摆脱“+受事位移”这样的语义限制，谓语动词与“来”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
在下面的例句中，“V+来”格式所表述的事件具有终结性和语义自足性，没有出现后续，使得“来”具有了结句的功能，只表示某事件是过去曾经发生的。阿难，我于弥勒菩萨之边，种诸善根，求未来啊褥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有偈说：此佛大威德，离欲得寂静，释迦牟尼佛，皆希供养来。 (《佛本行集经》)抚州刺史便问圆长老：“只如国王大臣，未见有小福，未审曾供养什么人来?” (《祖堂集》)
第一个例句中，“释迦牟尼佛”是受事主语，“来”仅代表“供养”的动作是在过去发生的，是曾经完成的，在这里，“来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趋向意义。第二个例句与第一个相同。另有其他例子如：3) 武阳太守卢思道，常晓醉，于省门见从侄卉。曰：“阿父何处饮来?凌晨嵬峨?”4)隋时，数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云：“有水在。”3、4两例中“来”字所在的句式用于特指问的问话部分，“来”有双重解析：既可以理解为表示曾经的事态助词，又可理解为动词。”
五.结语
前文中提到的太田辰夫先生对事态助词“来”的来源的看法，他说助词“来”当然是从动词“来”产生的，原来是做了某事之后来到现在的场所的意思。后来“来”成了附加的，就把重点放在过去曾做某事上了。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事态助词“来”来源于动词“来”，主要是强调的一种语法化路径。然而，在文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语法化路径对“来”的虚化不够彻底，“来”仍旧保有一定的动词性。这也是这一语法化路径的瑕疵和弊端。
贵州省大学生勤工助学动因多样化和结果趋利化研论文
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观察（跟踪）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专家会诊法、个案法等多种方法，对省内多所师范学院的在校生和毕业生进行抽样跟踪研究，从源头上梳理勤工助学的流变、利弊，取其优点做好“勤工助学－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创业计划”工作。持续性做好学工跟踪研究。
论文关键词：勤工助学；自主创业；职业规划
一、国内外勤工助学研究概况、趋势
大学生勤工助学由来已久，学生主体大多为家庭贫困的学生，获得的劳动报酬少，时间周期性不强，属于短期间断性服务。由早期学生自发从事与学习有关的谋取劳动报酬的行为，发展到由各个高校学工部、学生会、团委成立专兼职机构，服务于有勤工助学意向的贫困大学生。由从事对中小学生的学习辅导，扩展到一些零散性服务项目的参与，包括散发传单、社会调查、产品推销等简单的服务性工作。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部分高校从事思政工作的教研人员已经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勤工助学的动因，研究大学生勤工助学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心理人格化方面的问题。但研究的基点处于物质需求论的层面，即因为贫困而去工作，谋取生活费，关注的焦点是学生物质方面的需求，对学生心理，人格的变化不涉及或较少涉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更多的学者关注勤工助学这一社会现象，从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层面及角度对勤工助学这一现象进行了持续性的观察和研究。
（1）谋取生活费已不再是学生从事勤工助学的第一原因，部分家庭条件较好，但有意愿接触社会，锻炼个人能力的学生参与到勤工助学这一活动中，他们不仅仅限于做家教，涉及了更多的包括服务行业在内的短期的临时性工作，涉及的行业更为广泛和深入。
（2）拜金主义的盛行和物质化网络化，带来就业观念的根本性转化，勤工助学已经和学生就业联系更为紧密。助学行为和牟取高报酬已经成为一对矛盾体，以学为主，勤工为辅的勤工助学，已经失去了早期勤工助学设计者的初衷。
（3）就业环境的恶化，使勤工助学的主体――一部分学生脱离学生的身份，变成了一群纯粹追求报酬的劳动者，只关心报酬而不关心学业的学生。
（4）近几年来，大学生创业计划引入高校就业指导范围内，使在校大学生学习与工作的身份互换变得更为模糊，就业指导和就业跟踪这种更为复杂的现实状态，多数学者还没有进行更为理性和深入的系统性研究。
从欧美大学生就学期间的生活来源来看，也存在类似勤工助学这样的行为，但没有像国内这么明确提出勤工助学这一概念，弹性学制和学分制，这些教育制度影响着勤工助学行为。国外学生与社会联系更紧密，社会实践的.成分更浓厚一些，解决衣食温饱的因素也不无存在。学生就业观念更为多元化，大学生个人创业本身即是就业的范畴之一，并不像国内这么重视和提倡这一形式。
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1.研究的必要性
目前更多的研究者，只关心现象的罗列，没有从更深的层面上研究勤工助学的需求动机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由“填饱肚子”发展到“要吃汉堡包”。研究者过多地将勤工助学发生异变的原因归因于社会和学生，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教育担当的学校思政人员，应担负这一行为发生异变后，学生多样化勤工助学需求的疏导工作。没有从大学生社会实践（就业）这一终极目的，看待大学生从入学到走向社会这一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出现了学习与应用相脱节，学习内容与社会发展相脱节，个人愿望与社会需要相脱节的现状。当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的时候，才反思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才替学生思考就业的出路。割裂了大学生成长发展的各个阶段，没有系统和全面地研究社会实践的现实紧迫性和勤工助学这一载体的经济反哺性，没有深入研究大学生创业计划前期的个人能力锻炼和实训能力的培养，以盲目乐观的态度推动着大学生创业计划的实施。
2.研究的现实意义
勤工助学是“学”与“工”结合的较好载体；积极推进和引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是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倡导学生就业多元化的前提下，大学生创业计划是人社部和教育部倡导的方向之一。作者力主“勤工助学――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创业计划”这一社会实践的工作流程。
充分挖掘勤工助学这一社会实践的载体内涵，吸引绝大多数有社会实践意愿、并能获得一定劳动报酬的大学生投入到这一项社会实践效果强、接触社会层面广、参与人数多的社会实践中。改变过去以获取劳动报酬为目的的单一功能，扩展它的社会实践的复合功能。将社会实践既作为目标又作为手段，引导绝大多数学生投入到就业的预演过程中，修补教育一贯脱离现实、不为社会所认可的尴尬局面。把社会实践反馈回来的各种信息进行分类研究和综合分析，提供给有关教育和人事管理部门，尽可能给社会提供的人才（大学生）符合现实需要，增加学生择业和就业砝码。同时为一部分大学生创业计划的顺利实施和有效操作，提供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缓解他们步入社会后面临的紧迫感和挫折感。将大学时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创业的游泳池，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为大学生有一个较好的人生职业规划，做好必要的铺垫。
取勤工助学有经济回报这一形式，引导和鼓励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矫正他们的学习目标，接受社会实践的考验，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那些能够结合学业专长、社会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管理能力和已选定较好创业项目的大学生推荐给有关部门，作为创业计划的扶持者，真正做到扶植一批，带动一群，持续跟踪，贴心服务，将大学生创业计划真正落到实处。
三、解决途径及工作重点
（1）从勤工助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有效性来看待勤工助学的作用，肯定勤工助学这一形式的历史功绩。充分认识到当代大学生思想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合理利用勤工助学这一形式，锻炼和吸引一大批愿意提早接受社会实践的大学生，进入现实的生存环境中，教育和引导他们接受目前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改变就业观念，调整心态，适应社会对劳动者的选拔。
（2）从行为上培养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技能。对在校生的社会实践进行控制性观察、指导。纠正他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心理挫折和行为过失，使他们能够尽快进入社会角色，成为有一定生存技能和谋生手段的劳动者。
（3）为大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是高校辅导员工作主要内容之一，将在校学生的学习和社会实践紧密相结合，彻底扭转包括勤工助学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最后都变成趋利性的尴尬结局。注重对学生勤工助学过程的监督和指导，重申学生的主业是学习，一切社会实践行为都必须服从于现阶段的学习。只有这样，大学教育才是完整的教育。在完成学业后走向社会才会沿着职业规划的方向发展，学生成功的机率就会更大一些。
（4）立足学校教育和专业方向，发展学生的教育背景，巩固双基。通过勤工助学这一社会实践的桥梁，弥补学生脱离社会实践的这一现实情况。从职业生涯的规划来指导学生勤工助学的方向，发挥学校教育资源的优势，夯实学生教育的厚度和广度，满足学生进入社会后三到五年，对教育消费的追加投资，使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用，学能致用。
（5）积极倡导大学生创业计划的实施和开展。将勤工助学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第一实验基地，由自己先去做，变为我自己能做，由被管理者发展为合格的管理者，将学生的创业激情变为脚踏实地的创业计划和行动。对能够结合自己的学业专长，在勤工助学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人员，列为大学生创业项目的候选人和受训人员，作为大学生创业这一良好形式的实践人。保证大学生创业计划顺利和有条不紊地实施，定时定点对创业人员进行指导，会同专家对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进行纠正，既要满足大学生创业计划参与者的热情，又要审慎地选拔大学生创业项目的资助对象。将勤工助学、就业、创业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彻底改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
（6）利用网络等多种媒介，关注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既做理论方面的阶段性研究，保证研究成果更接近于事实真相，又要做好对部分研究对象的长期跟踪，满足教育服务于学生这一最大目标，而不仅仅是把他们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
四、勤工助学实践的多效性及反思
（1）通过勤工助学这一实践活动，将社会需要的用人标准的信息反馈回来，汇总整理，交给有关教学职能部门，为高校课程改革提供详实有利的需求资料，真正做到思政人员服务于学生，服务于教学的双重职能。
（2）大学生自主创业计划实施以来，研究对象多处于创业的初级阶段，课题研究者跟踪的周期还不够长，还不能作出结论性判断，需要长期跟踪和指导。
（3）社会分工要求合格劳动者的专业化，就业环境要求劳动者能力复合化，自主创业环境的复杂化和风险的不可预见性，迫使教育部门处于三难境况：专业化就会难免知识结构和能力不能适应残酷多变的社会需求；一专多能必然在培养目标周期上无法完成教学任务；过于强调知识的广谱性，势必造成术业无专攻，不利于长期职业发展愿景；自主创业资金来源渠道窄，抗风险挤压的承受力差，多处于第三产业，科技含量附加值偏低。从目前来看，学生就业和创业的亚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观察和实践。
被的词性及语法化
汉语中不引出施事成分的“被”,从句法功能和语音形式上,都表现出与另一助词“给”不同的.特点,而与助动词“会”有更多的相似性.文章探讨了不引出施事成分的“被”看作助动词的合理性,并分析了其语法化过程.
作 者：季安锋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刊 名：河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XI UNIVERSITY 年，卷(期)： 24(6) 分类号：H109.4 关键词：被 句法功能 语法化北京话的轻音和语法化
北京话是汉语发展变化最快的方言.北京话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轻音(包括轻声和语句轻音)是极为重要的形式标志和变化动因.本文就北京话轻音和语法化相关的.问题作一些探讨,指出北京话构词后缀的产生、虚词的虚化都与轻音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 者：周一民 Zhou Yimin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刊 名：北京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 OF BEIJING 年，卷(期)： “”(3) 分类号：H1 关键词：北京话 语法化 轻音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语法化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如对语法化的定义决定于研究目的的广和窄;语法化常见模式在英语和其他语言中表现的共同性和特异性;语法化的单向性与脱语法化的关系;范畴化与脱范畴化的.辨证关系;有关自动化的最新研究;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两个视角;以及导致语法化的认知过程.文中也提供了汉语例证及其语法化特征.
作 者：胡壮麟 作者单位：100871,北京,北京大学英语系 刊 名：现代外语 PKU CSSCI英文刊名：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年，卷(期)： 26(1) 分类号：H030 关键词：语法化 单向性 范畴化 自动化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语法化的研究和报道日益增多，但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表述或分歧。本文对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整理，以供参考。1.语法化研究的目的和定义
语法化一般被定义为一个词语或若干个词语成为语法语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这些词语的配置和功能被改变了。试见较早的定义，“语法化存在于词汇语素进而为语法语素，或从较低的语法地位进而为具有较高的语法地位，即从派生构形成分进而为曲折构形成分，其范围有所增加。”(Kurylowicz 1965:69)
人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定义，主要受到最先使用“语法化”一词的Meillet(1912)的影响，他对语法化的过程主要理解为一个词语成为附着语素，一个附着语素成为词缀，以至于一个词缀成为另一个不能进一步细分析的语素。显然，这类定义失之过窄，它忽视了有些成分对结构的影响。如在许多语言中，双小句并列结构可以合成一个从属结构。(Harris & Campbell 1995:172-191)下面是两作者的举例。
(1) I saw that.He came. →I saw that he came.
因此，现在人们更多地开始接受语法化应当包括创立新结构的观点。如going to在I'm going to the store（我去商店）中不应看作是语法化，而要动词跟在to之后才算，如在I'm going to help you这样的句子中，going to应看作是语法化。这就涉及对语法化定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Bybee谈得比较清楚，他指出，所有的语言学理论都是为了阐明人类语言的语法的实质。但在回答“什么是语法的实质”这个问题时，便有必要了解“语言是如何获得语法的？”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导致了开展和深入语法化理论的研究，即探讨语法得以建立的过程。语法不是静态的，封闭的，或自立的系统。一种语言的语法，总是受到语言使用的影响，不时引起变化。可见，只有广义的语法化才能从根本上回答语言是如何获得语法的这一问题。
2.语法化的常见模式
语法化理论认为所有语言学表述都可以按开放类词语表述以至封闭类语法标记的级度排列。根据这个观点，所有语法项都是从词汇词衍生的(Hopper & Traugott 1993)。以英语为例，在公元800-11期间的古英语是没有冠词形式的，后来的定冠词the衍生于指示词that，不定冠词a/an衍生于数词one(Bybee 2002)。
同样，今天表示时态范畴的将来时will来自动词willan，其意义为to want（要），表示可能性的情态词can来自动词cunnan，其意义为‘to be acquainted with or to know how to’（熟悉或知道如何做）；情态词may来自动词magan，其意义为‘to be able to,to have the power’（能，有力量），而could和might分别派生自cunnan和magan的过去式。
词缀也衍生自词语。例如，英语的后缀-ly来自古英语中的名词，意为body（身体）。合成词mann-原先的意义为‘having the body or appearance of a man’（具有人的躯体或外貌），以后法则化为‘hav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man’（具有人的特性），最后发展成当代的manly的意义。
学者们从英语中发现的语法化现象，在与英语非同源的语言或无地理接触的语言中，找到类似的实例，如欧洲许多语言的不定冠词衍生自数词one，如德语的ein，法语的un/une，西班牙语的un/una，和现代希腊语ena。
如果说所有这些语言都源自印欧语系，研究者们从Burkina Faso的Moré语(Heine et al.1991)，口语希伯来语（闪语），达罗毗荼语都发现数词one做不定冠词的实例。用指示词做定冠词的实例也很多，如拉丁语的ille,illa(=that)演变成法语的定冠词le,la和西班牙语的el,la。
在情态词方面，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以及非洲的班图语，和斯瓦希里语都有意义为“要”的动词成为将来标记(Bybee and Pagliuca 1987,Heine et al.1991)。与英语can源自“知道”一样，伊朗诸语系的俾路支语，日耳曼语系的丹麦语，大洋洲巴布亚的Motu语，班图语中的Mwera语和藏缅语系的Nung语也使用类似的意义为“知道”的动词表述“能力”(Bybee,Perkins and Pagliuca 1994)，新几内亚的一种克里奥尔语Tok Pisin借自英语can而成的表示能力，它的表示能力的savi来自葡萄牙语的save“他知道”。拉丁语的potere或possum“能够”成了法语的pouvoir和西班牙语的poder，两者都可作为助动词can和名词power。这些词与英语的may（及其过去式might），较早的意义为“有做某事的体力”。至于表示向某目标移动的动词或短语在世界各语言中经常演变成为将来时间标记，如法语和西班牙语，非洲、美洲、亚洲和太平洋诸岛屿的语言。(Bybee
& Pagliuca 1987,Bybee et al.1994)同理，我认为汉语中的一些助词也是词汇词语法化的结果，如：
(2) a.我要走。／他要明天到北京。／他要去南京。
b.我会来的。／我会告诉他。／她会喜欢的。
c.我能行。／我能坚持下去。
d.我去跟她说／我来跟她说。／我去看看／我来试试。／我来唱支歌。
当然，语法化不一定都非得走英语的道路，也可有其他的发展过程。如班图语中表示结束或完成的标记（意义为‘have [just] done’）衍生自意义为finish的动词，在赤道附近的Cocama语和Tucano语、蒙高棉的Koho语、马来波里尼西亚的Buli语、尼日耳－刚果的Tem语和Engenni语、老挝语、藏缅语系的客家话和拉祜语、广东话、和Tok Pisin语里都存在(Bybee et al.1994,Heine & Reh 1984)。
3.单向性与脱语法化
单向过程(unidirectional process)主要指语法化反映了语言的发展经历了“词→附着语素→后缀”的过程，而不是“后缀→附着语素→词”的过程，因而是单向的。
Harns()对此提出保留意见，认为此话不能说得太绝对，因为人们已纪录到不少脱语法化的实例。单以英语为例，古英语的所有格演变成附着语素，如‘the king of England's hat’；后缀-ism已脱语法化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词，其意义为“主义，学说，制度，理论”；又如-etic和-emic，原来是phonetics（语音学）和phonemics（音位学）的后缀，现在都成了词汇词，其意义分别为“非位学”和“位学／素学”。为此，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词汇化”(lexicalisation)、“脱语法化”（注：相当于我国的“实词虚化”（沈家煊 1994）。）(degrammaticalisation)，、“再语法化”(regrammaticalisation)和“功能变异”(exaptation)(Lindstrom,2002)。最强烈的脱语法化例子涉及情态动词：英语的dare(Beths )；美国宾州德语的wotte(Burridge )；瑞典语的。
其实，单向性不是语法化固有的理论，早期的语言学家强调循环性或螺旋性的变化，因此，反例不一定与单向性有矛盾，如Meillet(1912)并没有说过只有一种方向的可能。但他也没有说任何反方向的变化。本文最初引用的Kurylowicz的定义常被认为是单向性的观点，但在同一论文中，Kurylowicz讨论了逆反过程，他称之为“词汇化”。
学者们提出种种维护单向性的原则。如(2002)指出，研究者必须探讨处于词汇语义学和语法语义学之间的这类词语，从而证明：
1)变化成为不可逆转，在词义阶上，最紧密的词项移向语法成分，反之成为词汇词。
2)反例在情态词中出现最多，因为它处于“词义图”的中区。
3)最优理论容许以标记性使这些变异自然地模型化，而不必放弃单向性假设。
附图等人(2002)认识到如果脱语法化的确存在的话，将影响语法化单向性的特征。因而坚持目前脱语法化只是个别例子，未呈现总的趋向。当务之急是审查已有例子，考虑是否可把它们作为个案加以排除，如：
1)有构词力的构词法衍生的类型，如(iffy)，转化(down a beer,up the ante)和临时形式(but me no buts)。
2)词汇化的例子（isms和teens），可视为接近于转化的形式。
3)词尾消失(deflexion)的例子，如瑞典语的所有格，因词缀和附着语素太多，给分析带来不便而消失了。
Traugott(2002)脆把有些反例排除在脱语法化之外，但她也不得不承认有的反例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脱语法化的程度是否动摇了语法化的单向性的原则。她认为语法化是语义，词汇句法，有时涉及语音的变化，在时间过程中互相影响而形成的反复出现的变化；而语法化的单向性指一种强有力的假设，即词项和结构在有些语言语境中具有语法功能或从原语法项中发展了新的语法功能。至于“功能变异”(EXAPT)的共同特点都涉及“一个特征的起源与其后来的用途没有关系或仅有很少关系，仅仅是机遇而已”(Lass 1990:80)，也可叫做“分离的语义变化”(Greenberg 1991:301)。脱语法化的概念的主要表现为：1)使语法化材料从较强的语法功能成为边缘功能，如在语法化中是主要范畴（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结构获得“次要范畴”的语法功能；2)语义和功能的脱节，如语法化的词项早期的和后期的意义是不同的，但有明显的联系，至少是语用学的；3)不脱范畴化，如语法化中的脱范畴化是原型的（参见第4节）；4)不规则化，如跨语言的复制，在早期语法化中至今未见到证据。为此，Traugott(2002)认为脱语法化的例子不影响单向性的假设，因为脱语法化的例子为数很少，且不规则。
4.范畴化与脱范畴化
法则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结构所出现的语境可以扩展。如ne（动词）pas或be going to。结构总是含有一个可变化的空位，不然它只是一个固定短语而已。就是这个可变化的空位总是限定于一定的范畴。这些范畴一般可以在语义上限定，如“人类”，“意愿”，“状态变化”等等。有些范畴要求非常严格，如短语to wend one's way只许可移动的动词，或描写移动的动词，或有关拾路而走的一些习语(swiggled his way,made our way,cut their way)时，动词后的位置需要一个与主语参照相同的代词。可见，结构中不同的位置要求范畴化，这决定于经验(Rosch 1978，Lakoff 1987)。语言学的范畴或基于形式，或基于意义，都有一个原型结构。它不能用必要和充分条件定义，而是根据中央成员或更边缘化成
员定义。为范畴增加新的边缘成员的可能性导致可产性和变化。如果新词项可同现有成员一样使用，便可在该结构中使用。经过一定的积累，会导致中央成分和边缘成分的变化。上述情况也表明，对语法化的研究不必限制于语法语素，而应包括使这些语素得以起作用的大结，如Lord(1976)发现西非一些语言中出现了补语化成分(complementizer)和补语从句。
英语的补语化成分that的出现也绝非偶然，Hopper和Traugott(1993:185-89)从古英语举例说明，补语化成分that仍具有代词特性，其所在结构也较松散。
(3) gefremede Diulius hiora consul, angin wearth tidlice thurhtogen.
[DEM arranged Diulius their consul，COMP DEM beginning was in-time achieved]
今天，人们使用如下从属结构(Bybee 2002):
(4)Their consul Diulius arranged(it)that it was started on time.
英语的另一种补语结构为to不定式。介词to和不定式to非常相似也有其历史来由。Haspelmath(1989)以中古英语证明，当时将意义为‘to，towards’的介词发展为不定式标记，但在动词‘begin’，‘cease’或‘teach’之后有一个后缀来表示目的，不然是不能与动词并用的。
(5)thanne wolde he maken hem to drynken
[then he wanted to make them drink]
在使用过程中，to用在不定式之前的现象扩展到更多语境，直到不定式的后缀脱落。这样，在这种语境下的to失去其介词意义，而成为动词使用的一个新形式。
英语的有些结构使用不带to的不定式，特别是助动词（will,shall,may,can,would,could,等），但象‘want to go’中却是带to的，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语法化的时期。在古英语中，现代的情态助动词都已与不定式一起用，只是当时是用后缀标记的。至中古英语这种结构的使用频率增加了，定型了，而新不定式标记to在同一时期也得到扩充，但未影响到助动词不带to的结构；与之相比，［want＋不定式］的发展晚得多，因而使用了当时流行的不定式标记。
与范畴化相对的脱范畴化(decategorialization)是从另一个视角谈语法化，它指一个名词或动词，在成为一个语法成分的过程中失去其原来的词汇句法特性(Hopper 1991)，不再是原来的范畴了。在有些情况下，词汇项在语言中被保持下来，如在be going to中go被语法化了，go这个词仍保留它的词汇用途。在有的情况下，词汇项（如意义为“知道”的cunnan）消失了。在这两种情况下，语法化成分不再具有通常的名词或动词的习性。在古英语，主要动词cunnan可以带名词短语的宾语，今天can只能和动词补语连用，象*I can that和*I can her是不合语法的。
又如，连词while原为名词，指一段时间，今天做名词很受限制。当处于小句首位做连词时，不具有名词特性，它不能带有冠词或修饰语。
(6)*I was there the same while you were.
在其他语境中，while只能出现在固定短语中，如‘all the while’，‘a long while’，它不能随便做名词，以下用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7)a.* I've been there many whiles.
b.*I waited a boring while.
C.*The while was very long.
语法化也包括成分结构的消失，如英语中“主句＋补语从句”的结构正处于语法化过程，其结果是‘I think’的主句地位正在消失。
(8)I think that we're definitely moving towards being more technological.
从例(8)可以发现，该句中真正的陈述是在补语从句中，而引导的主句只是说话人对陈述有多大可信度的评估。正是在这两个真真假假的主要动词的语境下，that的省略最为频繁。或者原来的主句降格为插入语，如例(9)和例(10)所示：
(9)I think exercise is really beneficial to anybody.
(10)It's &
nbsp;just your point of view,you know,what you like to do in your spare time,I think.5.自动化
自动化(automatization)的`最新研究，是强调在语言成分组成的常现序列中，语法化是一个自动化过程。
Boyland()曾报道语法化过程中出现的形式变化，与非语言技能中出现的变化非常相似。由于不断重复，原先分别独立的成分成为一个单位或词组团块。这造成两个后果：首先，对本来独立成分的识别消失了；其次，整个词团开始在形式上简化。这在汉语方言中也可得到验证，如北京话的“不用”成为“甭”，出现在动词前，如“甭提了”，上海方言中“勿”与“要”的连读。这种自动化原则适用于所有的肌肉活动，如玩乐器、运动、炒菜等。由此可见，所有类型的语法结构都是自动化的肌肉常规活动，集中在一起以产生流利的言语。正如Kimura(1979/1993)的神经心理学研究所示，语法和肌动技能有联系。当然，语法不等同于肌肉活动，而是在特定语境下相称的有意义的肌肉活动。这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肌肉活动和意义如何联系以产生语法。
Haiman(1994,1998)认为语法化过程中的团块化和简约特征，与非语言的祭祀行为相似。有二种情况：一是反复活动导致“惯常性”(habituation)，即一个机体会停止对重复刺激产生反应，于是一个反复的词或短语会失去语义力。另一种情况是，反复活动可改变词和短语的功能，通过“解脱”(emancipation)的过程，原来的工具功能具有了从语境中可以推导的符号功能。这两点对理解语法化非常重要。
Hopper和Traugott(1993)从莎士比亚作品中引了一个对话：
(11)Duke:Sir Valentine,whither away so fast?
Val.:Please it your grace,there is a messenger
That stays in to bear my letters to my friends，
And I am going to deliver them.(Shakespeare,Two Gentlemen of Verona Ⅲ.i.51)
虽然公爵问的是活动‘Where are you going so fast?’（去哪里这么快？），他真正想问的是Valentine的意图或目的；同样，虽然Valentine回答的是活动，她也是根据他的意图提供恰当的信息。由于be going to总是和人物意图的语境联系，逐渐从早期有关空间活动的意义解脱出来。表示目标或意图的新功能逐渐演变为该结构的新功能。
6.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
语法化研究有两个视角：历时的和共时的。
较多的人倾向于语法化是语言内部的历时变化，例如功能词、词缀等是从早期的词汇演变的。既然是历时的，必然是渐进的，而不是离散的。它是一个级阶，一个语法化链，一个连续体(Harris 1997)。一种语言沿着连续体对一组范畴有各种称呼，但没有改变它们相应的位置。
但Lightfoot(1979，1991)持有不同立场，他认为变化不是渐进的。人们产生渐进性的影响，来自通过许多小变化形成了语法复杂性，此后出现一次大的变动，重新构建语法。Lightfoot(1991)建议通过建立两套语法进行对话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Harris和Campbell(1995)则提出渐进性部分是由于说话人在活动中对一个结构有多种分析的结果。
以上不同意见便引向另一个视角，即共时的类型学的方法。语言使用者采用不同方法，达到完成相似的言语处理过程。形式主义者对类型学方法做的工作不多。Bouchard(2002)认为它恰恰对语言的词汇句法有很大影响，而且可以解决形式主义者在描写时遇到的问题。Chomsky()曾经承认，使用无法解释的特征导致这样一个事实：生成语法提供的是“工程学的解决方法”，它只描写事实，但不做解释。例如，说某些形容词在法语中可以跟在名词之后，因为法语的名词具有这样的特征，但同样的形容词在英语中在名词之前，因为英语名词不具有法语的特征，这只是换个说法而言，无助于我们的理解。Chomsky采用外部动机来逃避正确的描写。他后来试探性地争论道，也许移位(dislocation)起到区分两种语义学——“深层”和“表层”解释原则的功能。这仍然是空的，因为不清楚这种区分是否真实的。其次，它也不能说明语言间变异的中心问题。但是，Bouchard(2002)认为寻找外部的逻辑为先的观点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比做一些空洞乏味的陈述前进了一步。但变异也可以在思维系统内部引起。一个集合可以根据所有成员共享的特性加以规定。因此语言完全可以使这个或那个概念语法化。由此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名词表达的功能。例如，有的区分物质／可数名词，有的区分单数／复数。因此TOMATO的所指不一定区分“一个西红柿”(a tomato)，“这个西红柿”(the tomato)，“一些西红柿”(some tomatoes)，“这些西红柿”(the tomatoes)，或作为物质名词的“西红柿”(tomato)。汉语和朝鲜语就是这样。
而在法语和英语做详细区分的语言中，数字起很大作用，因为它是细分一个集合的最小的方法。数字表示这个集合是有基数的，它有若干个成分。在这个基础上，数字的语法化带来更多的选择。数字可以表现为名词，在形态学中以N直接标记，在法语中可以编码为限定成分Det；数字在Walloon语中可以是纯粹的短语。总之
，跨语言的类型学变异决定于物体特性和人类的认知特性。语法化便是对这些逻辑为先的特性的适应。Taeymans(2002)的研究表明，在共时研究方面，还可发挥语料库的作用。如DARE和NEED具有双重特性：当作为情态词时，没有第三人称单数，没有简单现在时的变化，没有祈使形式，没有不定式，没有分词形式，可直接用NOT否定；在问句中可作为操作词，可带光杆不定式补语。
这种共时变异可反映历时变化。人们曾普遍认为，NEED越来越成为情态助动词，因而语法化了，而DARE似乎相反，脱语法化了。这就要比较其频率。从英国英语的语料库材料看，Taeymans发现实际数字否定了Quirk等人的说法(1985:138-139)；对DARE和NEED来说，作为主要动词结构几乎总是可用的，事实上更为普通。在口语中DARE作为情态词达58.5%之多，24%用于混合或杂合结构，只有17.5%是全动词结构。在书面语中，情态词和全动词变异几乎相等（分别为36.5%和34%），29.5%是混合结构。反之，NEED的语料表明，其用作主要动词形式更多更普通，书面语中达95%，口语中达98%；混合结构非常少。
否定形式和疑问形式的使用也很明显。在问句和否定句中，DARE作助动词用比作词汇词要多，而NEED在问句中一般另加DO。在口语的否定形式中也是如此，但在书面语中，助动词结构用得更多。Taeymans还注意到，这两个动词的情态形式主要出现在非肯定语境中，即主要为疑问结构和否定结构。这与语法化理论相符，更具有语法功能的形式局限于非肯定语境，而语法功能不强的形式总是常用的。
7.导致语法化的认知过程
Bybee(2002)认为有许多基本机制导致语法化过程，主要是认知过程，而不决定于语言问题。一些语法化过程的特征如下。
首先，发生语法化的词语和短语在发音上弱化了，如简约，同化和省略，产生使肌肉发力减少的序列(Browman and Goldstein 1992，Mowrey and Pagliuca 1995)。例如，going to弱化为gonna，甚至在有些语境下，进一步减弱为I'm(g)onna。显然，这是人们做事时的省力原则在起作用。
其次，进入语法化过程的特定的、具体的意义经过一段时间后法则化了，变得更为抽象，这样可以适合更多语境，如以下三例。第一句的本义是莎士比亚英语的唯一可能的解释，而今天另两式更为普通。
(12) a.移动：We are going to Windsor to see the King.
b.意图：We are going to get married in June.
c.将来：These trees are going to lose their leaves.
本文作者注意到，将原为空间意义的词语语法化的情况，在汉语里也有：
(13)a.移动：他们去街道委员会办结婚证了。
b.意图：他们去办结婚证了。
c.将来：登记后他俩去旅游结婚。
第三，在没有渊源关系的诸语言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跨语言的相似性，往往是这些语言中同样的或非常相似的词汇意义能发生语法化。而且在总共几万字的一种语言中，只有少量的词可以参与语法化。这里，有没有法则化的东西呢？有。Heine等人(1991)注意到这些词往往是表述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具体的基本方面，重点是空间环境，包括人体部分。因而在将来结构中有come和go的词语，在进行结构中有sit,stand和lie等词语。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往往以人类身体各部分表述。这样，从head这个名词演变成介词‘on top of'，top或on（比较：汉语的“头几天”；“头上”；“头几排”等表达式）。
由此可见，语法的来源是从人类经验最具体、最基本的方面提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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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化机制探赜
1.语法化涉及的范围
学者们对实词虚化多有论述，如果将虚化的两端作一排列，则可见如下几种情况：
1.1 实词（名、动、形、代）向虚词（副、介、连、助、词缀）的虚化
名（时间） → 副 时、昔、今
名（方位） → 助 里、后
名 → 词尾 子、儿、头
动 → 介 以、为、从、及、与、将、连、和、把、被
动 → 副 毕、并、渐、共、还、更、终、试、没、没有
动 → 助 了、着、第、罢、休
形 → 副 良、殊、绝、精、独、诚、信
形 → 助 好
代 → 副 莫
代 → 连 斯、或
代 → 词尾 然、若、尔
量 → 助 个
1.2 某类实词向另一类实词的虚化
名 → 代 所、身、何物
名 → 量 块、株、枝、条、颗、粒
代 → 系词 是
动 → 系词 为
1.3 某类虚词向另一类虚词的虚化
和：（动－拌和） → 介－连带 → 连－连同
着：（动－附着） → 介（送着门外） → 助（把着手）
考虑到以上纷繁的情况，“实词虚化”就不是十分名副其实的说法，不如用“语法化”概括更妥。要之，“语法化”是语法意义抽象化的进程，其特点是：(1)语法化是语法历时变化的普遍现象；(2)语法化首先表现为词汇、语法意义的淡化和虚化；(3)语法化的结果是词性的变化；(4)语法化是渐次虚化的过程，虚化有程度之分，层次之别。
2.引致语法化的原因
2.1 语法变化 包括：
A.句法位置变化 如“无论”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无论去与住，俱是一飘蓬。（隋尹式诗）
前例中“无论”作谓语动词，意为“不要说”；后例中“无论”位于句首，并与“俱”搭配使用，表示无条件，已虚化为连词。
B.配合关系变化 如“还”：
还＋名 还圭（归还义） 还乡（返回义）
还＋动 忧喜更相接，乐极还自悲。（晋傅玄诗）
“还”用于名词前是动词，用于动词前虚化为副词。
C.句法功能变化 如“是”：
是日 是时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学而》）
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论衡·死伪》）
前例中“是”作指示代词；中例“是”复指前文，仍是代词；后例“是”已虚化为系词。
2.2 语义变化 如“大概”：
举其大概，惟在吊民。（宋叶适文）
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黄庭坚文）
前例“大概”意思是“大致内容”，后例“大概”表示估计和可能。“大概”的词义发生变化后，逐渐用作状语，因而词性也发生变化，成为副词。
3.3 语用变化 如“无”：
降魔须战否，问疾敢行无？（卢纶诗）
南斋宿雨夜，仍许重来麽？（贾岛诗）
前例“无”仍带有与“有”相对的词义，用于反复问句；后例“麽”在五代时作“摩”、“磨”，但不管字形如何，此例“麽”已与“无”不同，已虚化为纯粹的语气词，用于是非问句。
3.4 认知变化 如“差”：
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
今军士屯田，储粮差积。（《后汉书·光武帝纪》）
最差贵显。（《后汉书·贾逵传》）
前例“差”是动词，意为“相差”、“有差别”；后二例“差”均由此义引申出比较的意思，“差积”的“差”意为“稍微”、“颇”，程度还不高；“最差”的“差”与“最”连用，意为“很”，程度较高。（注：见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第十七章副词。）这种变化是认知起作用的结果。由于认知的变化，“差”由动词变成了副词。
3.语法化的机制
上述几种变化都可能对语法化产生影响，起一定的诱发作用，但这些因素和条件还不能看作语法化的直接原因，即不能认为是语法化的机制。因为这些变化的结果并不一定导致语法化。比如句法位置改变了的成分不一定就是虚化的成分，“醉把茱萸仔细看”中的“把”虽然也处在连动式中前一动词的位置上，却不一定非得看作介词，而不能看作动词（“把臂言誓”中的“把”也处在连动式第一个动词的地位，但词义丝毫未虚化）；词义变化也不一定必然导致该成分由实词变为虚词，如“打人”的“打”，词义实在而具体，而“打交道”的“打”，词义空灵而抽象，但二者均为动词，后者并未因词义变化而由实变虚。可见，当具备了诱因和条件以后，究竟是什么机制使得实词变成为虚词，还是值得进一步思索的问题。这里试图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语法化的机制作一初步探讨。
3.1 认同
先秦时期，“为”可以在主语和宾语之间起联系作用，表示主语和宾语的同异关系，有人认为它是系词。如果认为“为”是含义丰富、用途多样的动词，那么这种用法的“为”看作准系词应该是够格的。“是”在先秦有代词和谓词的用法，当“是”用作复指代词时，其语法位置正好也处在N1和N2之间，加之“是”本来就有谓词的功能，表示“是认”某一事实，这时的“是”与“为”语法位置相同，表示的语义相同（表示N1和N2的同异关系），所起的语法作用相同（“为”与N2及“是”与N2均构成动词与宾语或系词与表语的语法关系），这样，人们就自然地将“是”与“为”看成一样的成分，这就是一种“认同”的机制。例如《论语·微子》中的一段对话：“夫执舆者为谁？”“为孔丘。”“是鲁孔丘与？”“是也”；“子为谁？”“为仲由。”“是鲁孔丘之徒与？”“然”。对话中的“为”是准系词，可用于N1（如“子”）和N2（如“谁”）之间，表示同异关系，而“是”在此时还不能用于N1和N2之间，“是鲁孔丘与”中的“是”还没虚化，是复指“夫执舆者”的代词。但是到战国时期出现了“此是何种也？”（《韩非子·外储说上》）这样的句子，其结构与“子为谁”完全相同，“是”与“为”表示的语义关系也完全相同，因而将“是”与“为”认同为同类的成分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认同机制使得人们不再把处在这种语法位置的“是”看作代词和形容词，这时就完成了“是”由代词或形容词向系词的虚化。
连动式中的“把”由动词虚化为介词也可以发现认同机制起的作用。先秦时“以”作为介词，带上宾语后可以在动词后面，也可以在动词前面，《孟子》中有“分人以财谓之惠”，《庄子》中有“以才分人谓之贤”。“以财分人”可以看作“分人财”（如《谷梁传》“与之财”）的变化形式，亦即用“以”将“分”的一个宾语提前了，这样，“以”就带上了对事物处置的意味。连动式中的“把”由于处在非中心动词的位置，词义已弱化，当语言中出现“把粟与鸡呼朱朱”（《洛阳伽蓝记》）这样的句子时，自然会发生将“把粟与鸡”跟“以天下与舜”（《孟子》）、“以钱与君”（《搜神记》）“以裘与从弟”（《世说新语》）同等看待的认同感，于是将“把”看作与“以”同
类的成分也在情理之中。这样，“把”就失去其本来的动词义，虚化为跟“以”一样的能表示处置的介词。（注：参阅拙著《汉语历史语法要略》第十七章处置句。）概括地说，所谓“认同”就是：当某一实词成分甲在运用中变得跟另一虚词成分乙语法位置相同、句法结构关系相同、语义也相同时，使用语言的人们就会把甲看作与乙一样的语言成分，从而将甲的这一变化固定下来，完成甲由实词向虚词的转化。
3.2 弱化
这里所说的弱化包括词义的弱化和语音的弱化两个方面。实词由于语法位置的变更逐渐减弱、淡化它本来的词义，被利用来实现说话中的间歇、停顿等功能和表达感叹、假设、要求、询问等语气时，经过经久的使用，便丧失其词义，虚化成语法成分。伴随词义的弱化，语音也随之弱化，或丧失声母，或变化韵母，并产生轻声现象。近代汉语中的语气词大都经由词义和语音的弱化而形成。
五代以后形成的语气词“后”和“好”最终融入“呵（啊）”，并被“呵”取代就是弱化机制的一个例证。“後”原来是前后的后，有实在的方位义。晚唐五代开始，当“后”用于分句之末时，词义渐渐淡化，用来表示句中的间歇、停顿，如“更得今霄开霁后，九衢车马未妨行”（韩wò＠①诗），也可用于假设句，表示假设语气，如“若听清猿后，应多白发生”（马戴诗）。“后”的此类用法延续到宋元时期。五代时形容词“好”用于句末时，往往不表示好坏的好，而是表示感叹或祈使的语气，如“惜取眉毛好”（《祖堂集》）“到处且子细好”（同上），宋代沿用了“好”的这种用法，如“莫辜负人好”（《景德传灯录》）“人间憔悴好”（刘辰翁词）。这两个语气词后来都没有继承下来，而是被“呵”取代了。“呵”是宋代产生的，一直沿用至今。从用法上看，“呵”兼备“后”和“好”的用途。我们怀疑“呵”是“后”“好”语音弱化后代兴的语气词。在“呵”字运用初期，由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惯性，“后”和“好”并未立即消失。但在“呵”与“后”“好”并存一段时间后，“后”“好”终于统一于“呵”。从“呵”对“后”“好”的取代，我们看到了“后”、“好”的词义和语音弱化的轨迹。（注：参阅拙著《近代汉语语气词》2.3.1和3.1.2中(3)。）动词“罢”、“无”虚化为语气词“罢（吧）”、“么（吗）”，方位词“里”虚化为语气词“里（哩）”也是此种弱化机制起作用的结果。
3.3 移位
移位是词语语法位置的变更，易位并不一定引起实词虚化，但移位往往是实词虚化的先导，特别是移位后的语法位置在语言中固定下来之后，随着虚化的其他机制的运行，虚化现象便日益加剧，终于使词汇成分语法化。以上两段，即“认同”和“弱化”机制，就是在词汇移位后接踵而至的。为此，我们以为移位也应看作语法化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在一些语气词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十分明显。
汉语中一批否定词在运用中可以移置句末构成反复问，如“不”、“否”、“无”，当这种句式定型、否定词的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之后，否定词的词义和语音逐渐弱化，因而虚化为表示反复问、是非问的语气词。（注：参见吴福祥《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麽”的产生》，《中国语文》第1期。）受这种机制的影响，不只是否定词发生虚化，连否定性的词组也可能虚化，成为专表语气的语气短语词。如“不是”用于句末时，有些“不是”就不再是否定性的“不＋是”结构，而是凝定成一个语气词了。（注：参见拙著《近代汉语语气词》4.4.6。）这种形式太田辰夫管它叫“准语气助词”。（注：参见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20.3。）例如“爹进来坐坐不是”（《金瓶梅》）“他在里间不是？”（《红楼梦》）
一些由词组凝定而成的连词也是在移位以后形成的，如前文所举的“无论”，又如“所以”用于主语后时还难以判定是否成词，如“偷本非礼，所以不拜”（《世说新语·言语》），此例“所以”似可看做连词，但也有人认为仍是词组；而“所以”用于主语前时，就可以肯定已凝定为一个连词了，如“所以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颜氏家训·慕贤》）。
3.4 泛化
“泛化”是指某一词汇成分原来只用于与该成分的词汇意义有关的事物，但随着运用范围的扩大，逐渐用于指称与此词汇意义无关的事物，从而使得该成分的本来词汇意义渐趋消失，虚化成某种事物的标记。名词的词头“老”、词尾“子”、“儿”、“头”就是循着这条途径逐渐形成的。“老”的本义是年老，作为形容词，一直沿用至今。称“老～”的事物名词一般均与年老、年久有关，但当“老”用于某些人的称谓如“老兄”、“老婆”，用于排行如“老大”、“老二”，用于动物如“老虎”、“老鼠”以及某些事物如“老酒”、“老玉米”时，“老”未必一定年老，这种“老”就可以看作虚化了的前缀。虚化的“老”是由专指年老的事物，扩大其使用范围，泛指某些非年老的事物而形成的。“子”在先秦时常用来指小而圆的东西，这个意义至今仍然保留，如“弹子”、“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秦时“眸子”、“瞳子”中的“子”还应看作实词。但汉代以后“子”用于并非指小的事物上，也就是从专指小发展到泛指不一定小的事物上时，“子”的词义便虚化为某些事物的标记即名词的词缀了，如“师子、茄子、房子、面子”等。“儿”、“头”以及作为词缀的“上”、“下”、“家”等，也是经由专指到泛指的路径发展而来的，此不赘述。
3.5 类推
“类推”是语法变化中常见的一种机制，19世纪的青年语法学派将“类推”当作研究语言变化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加以运用。所谓“类推”，就是指两个本来意义和功能相同的成分或形式，当其中一个成分或形式语法化以后，另一个成分或形式在相同的条件下，也可能受其影响，发生同类的变化。类推的作用可以造成实词的虚化，也可以是别种形式的变化，例如由“您”作为第二人称代词礼貌式，类推出第三人称代词礼貌式“tān＠②”的形式。还可能由类推导致新的句式的出现。
类推导致的实词虚化可以南京话中“瞧”用于尝试态为例。刘坚等(1995)认为动词“看”从“瞻视”义引申出泛指的“测试”义后，可用于主要动词后面，并且其后不带宾语，如“以手摸看”（《百喻经》），“看”义进一步弱化用于祈使句中，便变成了尝试态的助词，如“试作贵人行看”（《俗记》）。这个“看”现在普遍使用，如“做做看”、“听听看”。“瞧”与“看”是同义词，也是“看、看见”的意思。“瞧”似乎没有跟“看”一样的由动词泛指“测试”，而后虚化为尝试态助词的变化过程，但在南京话中有“看看瞧”的说法，表示“(1)尝试性地看一眼；(2)尝试性地考虑一下”的意思。（注：见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23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瞧”也可以用于“VV”之后，构成与“VV看”平行的格式。如：做做瞧—做做看，听听瞧—听听看。那么南京话中的尝试态助词“瞧”是怎么产生的呢？看来就是由“看”的这种用法类推而来的。这种类推的条件就是表示尝试语义的动词重叠式。在尝试义的动词重叠式后从用“看”类推至用“瞧”，因而使“瞧”也虚化为尝试态的助词了。
类推也可以导致新句式的产生，最显著的例证是汉语反复问句式的发展。汉语中从周代时起就开始出现“SV(O)不”这种将否定词“不”放在谓语动词后句末位置构成的反复问句，先秦
时文献中多作“否”。从汉魏至明清用“不”构成的反复问句不绝如缕。先秦时未见句末用“未”构成的反复问句，但汉代开始出现了这种句式，后代也沿用了下来。六朝时起，否定词“无”也开始进入这种句式框架，到唐五代成为十分常见的句式，如“秦川得及此间无”（李白诗）“解爱凤池无”（白居易诗）。否定词“没”、“没有”产生较晚，起初“没”只用于名词前，用于否定动词约在元明之际，一旦“没”用于否定动词，随之也出现了“SV(O)没”这样的句式，如“与客人们铺席子没”（《老乞大谚解》）。汉语反复问句从用“不”、“否”，到用“未”、“无”、“没（没有）”，是类推作用的结果。“类推”和“认同”有近似之处，二者都是认知趋同产生的机制，但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发挥作用的。“类推”是在相同的语境中由用甲推演至用乙，甲、乙是词义、语法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成分；“认同”则是在相同的语境中，本来用甲成分，后来用上了原先与甲词义和语法性质不同的成分乙，由于对甲的置换不影响整个格式的意义，由此产生了对乙和甲的认同。
3.6 诱化
“诱化”是伴随着语义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实词在毗邻同义（或近义）词语的语义环境下表示的是某个实词意义，但在毗邻词语并不同义（或近义）的环境下，由于相邻词语语义特征的影响，逐渐失去本来的词义，演变为表达抽象理念的概括的范畴义，这时该实词便被相邻词语诱化为一个语法成分，这就是“诱化”。
刘坚等(1995)和曹广顺(1995)所述“却”、“取”、“著”、“将”、“得”的虚化都是循着诱化的机制形成的。这里再简要勾勒一下这个进程。
却：却（动词）→杀却（结果补语） →活却（完成态助词）
取：取（动词）→斫取（连动式） →教取（结果补语）→嫁取（完成态助词）、留取（持续态助词）
著：著（动词）→缠着（连动式） →掘着（结果补语）→钉着（持续态助词）、擂着（进行态助词）
将：将（动词）→曳将（连动式） →衔将（完成态助词）、留将（持续态助词）
得：得（动词）→猎得（连动式）→思得（结果补语） →失得（完成态助词）、衔得（持续态助词）
这几个助词大体上都经历了从动词到连动式到充当前一动词的结果补语，最后虚化为动态助词这样几个阶段。在连动式阶段该动词与前一动词同义或近义连用。在充当结果补语阶段，其词义已发生变化，仅表示前一动词的结果，词义的变化是受不同义近义的前一动词的诱发而形成的。随着前一动词使用范围的扩大，表示结果的成分词义更加抽象化，因而依从前一动词的语义特征而分别成为表示完成态或持续态的`动态助词。从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前一动词的词义对该成分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成语境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词义配合关系变更的影响，但从这些成分虚化的机制而言，这样概括似乎外延过宽，特点不显，所以我们在此姑且名之曰“诱化”。
3.7 暗喻
暗喻是一种认知方式，在词汇语法化的过程中，暗喻是指将一个具体的概念抽象化，并通过该抽象的概念去理解和称述别的具体事物。Joan Bybee,R.Perkins和W.Pagliuca合著的《演化而来的语法》提到五种虚化的机制，其中一种就是“隐喻”。这里所说的“暗喻”就是受此启发引进汉语之中的。作者以英语情态动词may为例，说明may由表允许虚化为表或许，就是由“行”域（允许别人做某事跟行为有关）投射到“知”域（可能性的推测与知识有关）的隐喻。行域具体，而知域抽象，所以用具体隐喻抽象。作者认为“这种隐喻是各种语言情态动词虚化的普遍机制”。（注：见沈家煊《〈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当代语言学》第3期。）汉语中也有类似情形，如助动词“能”本表示有能力做某事，如“他能做好这件事”，后来在运用中也可以表示对客观可能性的推测，相当于“会”，如“这么大的太阳，哪能下雨？”
名词虚化为量词的过程或许可以更好地说明“暗喻”这种机制。汉语中的量词——不管是名量还是动量——都是从别的类别的词演变而来的。拿名量词来说，大多数名量词是由事物名词转化而来。比如“株”本指树根，是名词，如“兔走触株”（《韩非子》），凡树都有根，这就为用表示根义的“株”来计量树木提供了理据。六朝时人们用“株”来称说树木的量，如“令口种一株榆”（《齐民要术》序），这时“株”不再表示“树根”的本义，而是表示抽象的计量树木的单位了。“株”从名词变化为量词，实际上经历了从具体词义到抽象词义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人们对“株”这个概念认识上的转化，即用具体的概念暗喻抽象的概念。这种暗喻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二者确实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株”是树根，凡树都只有一个根（主根），因此可以用树根（“株”）作为树的单位。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枝”、“条”、“粒”、“颗”等。
动量词的由来也有类似的过程，不必赘述。
＊ ＊ ＊
汉语中语法化的现象量大而面广，其中有实词变为虚词的虚化，有词义更实一些的实词向词义稍虚的另一类实词转变的虚化，还有虚词向更虚的虚词或词缀成分转变的虚化，各种变化肯定都有一定的机制在起作用。探索这些机制也就是摸索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规律。有时某种虚化的完成是多种机制起作用的结果，不过在虚化过程的某一时段应该有一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机制。将这些交叉运作的机制发现出来，分清主次，说明关系，才能更好地解释语法化的种种现象。阐述语法化的机制是历史语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这项研究成果对共时语法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因为词汇的语法化是长期的演变过程，共时语法是历时语法的积淀，共时语法中的一些复杂现象可能正是语法化在共时这个阶段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法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当作历时语法与共时语法相连接的纽带，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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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坚 曹广顺 吴福祥 1995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第3期。
4 沈家煊 1998 《实词虚化的机制》，《当代语言学》第3期。
5 解惠全 1987 《谈实词的虚化》，《语言研究论丛》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亻加屋
＠②原字他下加心
摘 要：语法化理论进入中国后，介词研究进入全新阶段。
据目前研究，介词语法化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普通话研究成果多，方言研究不充分且停留在比较其与普通话不同的层面;第二，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研究集中于普通话层面，方言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研究少;第三，汉语方言介词语法化研究较少。
关键词：介词 方言 语法化 综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语法化理论引入中国。
沈家煊(1994)在《“语法化”研究综观》一文中提到了“到”“被”“在”等介词的语法化，并提出语法化研究的两条路子与九条原则。
孙朝奋(1994)同年发表《<虚化论>评介》，介绍国外语法化研究的最新情况。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发表《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要素》一文，提出句法位置、语义变化、语境及重新分析是四种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要素。
以上三篇文章构成我国语法化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对汉语语法化研究产生引领性作用。
随后，沈家煊(1998)又介绍了国外最新语法化理论著作《演变而来的语法》，明确表示赞同此书作者的观点，认为弄清语法标记形成的历史过程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弄清词义虚化机制。
语法化指导性理论建立后，介词语法化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介词语法化动因与机制
动因与机制问题一直是介词研究的重点。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动因”与“机制”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但都不外乎回答动词为什么能够虚化为介词及怎样虚化为介词这两个问题。
石毓智(1995)分析汉语介词衍生的原因，认为汉语介词的衍生与连动结构的时间一维性有关。
时间的发展只有通过运动变化才能为人所感知，它又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一维地向前流逝，那么在计量它时，如果同一时间内发生多种多样的运动变化，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个来计算。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提出，诱发汉语实词虚化的因素有四种，即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的变化、语境的影响和重新分析，并讨论了汉语“把”字句与“被”字句的产生机制。
金昌吉(1996)谈到介词来源问题时，赞同徐通锵提出的“结构的不平衡是变异之源”的观点，认为用“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这一公式可以解释介词的虚化问题，并分析了“把”字句、“被”字句、“比”字句的形成。
洪波(1998)不同意石毓智的观点，他认为时间的一维性对于汉语介词的衍生只起间接作用，即它使得汉语介词所从来的那些动词在句法结构中的某些句法能力(如时体表现)大大弱化，从而为这些动词向介词虚化创造了条件。
他认为，汉语实词虚化的机制有两种：一是认知因素，一是句法语义因素。
刘丹青(2OO1)指出了介词的前置与后置之分。
他认为，动词虚化为介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赋元动词，这是介词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是连动句的句法环境，这是汉语前置词来源的主流。
陈昌来(2003)也认为句法结构位置是动词虚化的机制。
首先，虚化为介词的动词首先得能充当连动句的第一个动词，构成“Np+Vp1+Vp2”的格式，或充当连动句的第二个动词，构成“Np+Vp1+Vp2”。
其次，句法结构的变化和固定使得动词向介词虚化有了基础或前提，而实现这种虚化还需要动词词义的泛化以至弱化、虚化。
另外，张旺熹(2004)对汉语介词衍生的语义机制，李永(2007)对动词词义虚化过程中的义素变化，何洪峰(2012;2014)对汉语限域性介词、汉语次生介词的演化机制都作过详细地分析。
根据目前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介词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问题，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解释，但总体来看，都肯定句法位置是最重要的前提，语义的弱化则是另一重要的条件。
二、介词语法化的过程
(一)普通话介词
90年代以来，运用语法化理论分析汉语介词语法化的个案研究硕果累累。
主要包括单个介词的语法化研究及同类介词的对比研究，以下为近年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
马贝加撰文研究“向、沿、同、就、经”等介词的虚化过程，后又撰写《近代汉语介词研究》一书，集中研究了各介词从古至今的演变。
相关研究的文章还有李琳莹《介词“对于”的意义和用法考察》(1999);陈安平《介词“问”的产生》(2001);蒋绍愚《“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2003);陈勇《上古汉语“从”的虚化及发展》(2005);章家谊《“让”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2005);陶振伟《“到”的语法化》(2006);何洪峰、苏俊波《“拿”字语法化考察》(2005)。
邵宜《介词“往”的语法化过程考察》(2005);刘永耕《动词“给”语法化过程的义素传承及相关问题》(2005);肖任飞、陈青松《介词“向”“往”“朝”的句法语义模式分析》(2006);周芍、邵敬敏《试探介词“对”的语法化过程》(2006)。
黄敬轩《汉语介词“就”的语法化历程》(2007);刘祥友《“向”的介词化过程》(2007);林运运《“把”语法化过程及其机制》(2007);郑宏《介词“将”的产生》(2008);刘瑞红《介词“自”和“从”历时比较简析》(2008);晁端《汉语“给”的语义演变》(2013)等。
(二)方言介词
随着语法化研究的深入，方言介词也成为语法化的主要研究对象。
以下是一些学者对汉语方言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成果。
鲍厚星在《长沙方言研究》(1999)一书中分析了“得、哒、在、到”四个虚词的异同，构拟了它们演变和发展的路径。
刘丹青(2003)发表《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单向性与双向性――以北部吴语的同义多功能虚词“搭”和“帮”为例》一文，通过分析吴方言中的虚词“搭”和“帮”的语义、用法和语法化路径，发现两者的多功能性和相反的语法化途径。
荣晶、丁崇明(2004)《昆明话的“着”字及其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一文通过对比新老昆明话的语音差异，结合历史文献和其他方言，论证“着”的不同读音是语音演变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
李宇明、陈前瑞(2005)的《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地位及其历史发展》一文考察了“给”字被动用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制约因素，认为北京话中的介词“给”在助词“给”的诱导下逐步发展出被动用法。
陈泽平(2006)《福州方言处置介词“共”的语法化路径》一文，认为“将”是来自书面语的外来成分，“共”是方言自源的成分，并且是个多用途的虚词，讨论了这个处置介词的产生时间和语法化途径。
吴福祥(2010)《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一文从共时角度讨论汉语方言中趋向动词的若干语法化过程，概括出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四个语法化模式。
刘春卉(2009)《河南确山方言中“给”的语法化机制考察》认为，河南确山方言中的“给”首先在动词“给予”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为、替、帮”义;后来随着“受益”意味的逐步弱化，它又开始引介动作的接收者、协同者以及比较对象或关系对方，表示“向”“对”“跟”;而当两对象之间的主从关系不明显或无关紧要时，“给”进一步向连词发展。
三、汉语介词语法化的其他视角
(一)介词语法化的语音表现
关于介词语法化过程中的语音表现，学者们做出了许多探索。
江蓝生(1999)以“动词+介词+处所名词”结构中的介词为例，探讨了音变与语法化程度的对应关系，指出伴随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
杨成虎(2003)从语法化连续统渐变角度分析这一问题，认为音变也是一个连续统，其渐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重读到轻读(包括原有的重音失去，音节中的元音被弱化等)。
石毓智(2001)在其著作《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一书中提出，一个实词的语法化过程往往导致其语音形式的弱化。
就汉语来说，语音弱化主要表现为声调的失落、韵母的简化或者央元音化、声母向舌尖音靠拢等现象。
潘悟云(2000)在《温州方言的介词》一文中指出介词具有前附的语音特征，表现为声调的弱化，即失去了固有的调值和调类，声调会中性化为一个短低调，略呈降势。
李如龙(2007)在《闽南方言的介词》中指出福建泉州话的介词“共、护、度”等作动词时重读，而用作介词时往往与单音节名词和音。
(二)介词语法化与重叠现象
曹广顺(2003)发现汉语语法化过程中的“并存原则”有时以一种特殊形式出现，即把新旧两种格式或虚词重叠起来在同一句子中重复使用，构成对语法意义重复表达的格式。
两种格式经过长时间的选择，一个消亡，一个保留;有时也会把不同表达方式凝固成一个整体使用下去。
并存原则与重叠现象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表达同一语法功能的`不同语法形式在一个共时系统中同时存在;而后者是指新旧两种形式重叠使用，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结构中。
因此，重叠是并存的特殊情况。
王姝、王光全(2014)指出，从语法化的角度观察，汉语史上介词和连词的形式由小变大，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介词和连词也不断增多，这两个现象令人不解。
该文提出一种“叠加结构”假说，由于单音介词叠加，使介词的音节数目增加――由单音变双音，由双音变三音;某些连词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
同时，叠加不断产出的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增加了同义介词和连词的数量。
(三)语法化与双音介词
马贝加(2002)在《近代汉语介词》一书中指出，学界大多认为，汉语介词全部(或绝大多数)是从动词衍生出来的。
如果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仔细观察，现代汉语平面上，就介词范畴来源而言，所有的单音介词都脱胎于动词。
但是，双音介词却不同，双音介词的来源可以分为5种情况：
1.由两个介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按照、依据、依照”等。
2.由一个介词性语素加一个助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为了、为着、趁着”等。
3.由一个动词性语素加一个介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关于、由于、对于”等。
4.由一个名词性语素加一个动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根据”。
5.由两个动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经过、作为”等。
金昌吉(1996)、陈昌来(2003)、刘丹青(2003)都对双音介词作过一定的研究。
(四)语法化与框式介词
关于框式介词研究，不得不提的是刘丹青(2002)的《汉语中的框式介词》。
“框式介词”是指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
该文分析了汉语后置词发生发展的动因，认为前置词短语从以动词后为主演变为动词前为主，使汉语前置词不再位于联系项倾向占据的中介位置，违背了联系项居中原则，从而促使方位名词等一些词语发展出后置词的用法，并与前置词一起组成框式介词。
陈昌来(2002)《介词与介引功能》一书设专节详细地描写了介词框架。
他根据后置词的词性将介词框架分为四种类型：介词与方位词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名词性短语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连词、动词、副词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准助词构成的介词框架;分析了介词框架的句法功能、语义性质、语用功能，讨论了介词框架中前置词和后置词的自由度问题，并简要分析了介词框架形成的动因、介词短语的前移等问题。
(五)类型学视角的研究
语言类型学是当前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与语言类型学结合，对于汉语介词研究的深入拓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吴福祥《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2003)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研究汉语伴随介词。
通过对汉语的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发现在汉语中存在着“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样一个语法化链。
从汉语观察到的“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一演变模式，体现的是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一种演变类型。
与之对立的另一种演变类型是“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这种演变模式广泛见于SVO型语言。
分析表明，导致伴随介词在SVO型语言里具有上述两种不同演变模式的因素是句法条件。
“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这两种演变模式的认知动因也不相同。
前者由转喻操作诱发，后者为隐喻操作促动。
刘丹青(2002)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了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就汉语框式介词的存在动因、句法性质、语义特点等问题作了探讨。
其著作(2003)《语序类型学》对框式介词进行了更为广泛而全面的研究：介绍了框式介词，探讨框式介词的历史来源;讨论了先秦汉语中框式介词的形成及其诱因;在研究吴方言介词系统的基础上，将框式介词进行了跨吴语比较;按句法特点将框式介词分为四类：双重赋元框式介词、词汇性框式介词、强化式框式介词和连接式框式介词。
四、结语
汉语学界对介词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以上只提及一些语法化理论引入后的重要研究成果。
其实早在“语法化”理论引入之前，汉语介词的研究就已非常发达。
根据目前的研究，学界对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普通话介词研究成果较多，方言介词的研究不够充分，且多停留在比较其与普通话不同的层面，对各地方言介词系统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2.双音介词与框式介词的研究也集中于普通话层面，涉及到方言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的研究少之又少。
3.涉及汉语方言介词的本字及语法化过程的研究比较少，各地记录方言时如遇不明本字的情况大多用同音字替代，这就造成了方言中误用、误读、不明真相的情况。
综上所述，汉语介词语法化特别是方言介词语法化研究仍将是汉语介词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鲍厚星.长沙方言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金昌吉.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4]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刘坚，江蓝生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6]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石毓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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