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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法律问题初探 论文
[摘 要]经济的转制、中国的入世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是行业协会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凸显的层层外力。对行业协会法律问题的探讨需要对其法律特征与性质进行认定；同时行业协会法律适用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最后笔者从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行业协会发展的法律模型假想。
[关键词]行业协会；法律剖析；法律适用；模型假想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努力地进行着自我调整。为了达到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中国加入了WTO。入世的外力要求中国在WTO的规则下，使自身体制结构的调整趋于协调状态。对于被西方国家称为“行政国”的中国而言，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地成为首要问题。然而，政府职能转变后，原来的政府的部分权力如何分配，或者说，政府原来的行政职责由谁承受呢？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后， 一部分权力还给企业，一部分权力交给市场，一部分权力则放给社区组织，一部分监督职能转给社会中介组织。[1]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行业协会，①通过协调行业内部、行业之间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监督协会成员的社会经济活动，以追求整个行业或集团的总体利益。因此，行业协会作为新的历史条件和市场氛围下的新型组织体（对中国而言），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市场主体相互之间搭起一道沟通的桥梁，行业协会充当着组织协调的平等中立者角色。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探讨行业协会的有关问题已凸显出紧迫性与必要性。 并且中国目前存在的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不合理、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直接影响着行业协会作用机制。
一、 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考察
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追求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共同作用，我国的行业协会的生成出现了多成分、多形式的发展，并且有体制内的政府督办到体制外的自发自愿组建。然而，源于我国行业协会发展模式的弊端②：先发展，后管理；先繁荣，后规范；先规章，后法律的推进模式．我国现行的协会的成立绝大部分是依托行业主管部门。一方面，行业协会自身还没在市场中找到应有的坐标，缺乏被行业内部企业广泛承认的`基础；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被设制为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分流人员的＂过渡组织＂．浓烈的行政色彩必然直接影响了行业协会的经济职能，然而经济职能是其存续的价值所在．相应地，大多数的行业协会在职能定位上多偏重于为政府服务，有的则被视为所谓＂二政府＂，并不能真正反映行业的问题和要求．[2] 以下笔者将对行业协会有关法律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在法律上对行业协会作初步的解析。
二、 关于行业协会的法律剖析
㈠、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问题
对于行业协会的性质认定，直接关系到行业协会的法律适用及其本身的市场定位。认定其性质之前，首先应对其外在特征进行分析。根据行业协会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且结合对行业协会发展趋势的探讨，其性质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自愿性。各国的大部分行业协会均采会员制，即行业成员可以自愿申请入会，同时会员也有退会的权利。自愿原则是行业协会作为民事团体的本质特征所在。
2、非营利性。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并不以营利性为目的 ，它以追求整个行业的总体利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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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的转制、中国的入世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是行业协会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凸显的层层外力。对行业协会法律问题的探讨需要对其法律特征与性质进行认定；同时行业协会法律适用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最后笔者从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行业协会发展的法律模型假想。
[关键词]行业协会；法律剖析；法律适用；模型假想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努力地进行着自我调整。为了达到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中国加入了WTO。入世的外力要求中国在WTO的规则下，使自身体制结构的调整趋于协调状态。对于被西方国家称为“行政国”的中国而言，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地成为首要问题。然而，政府职能转变后，原来的政府的部分权力如何分配，或者说，政府原来的行政职责由谁承受呢？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后， 一部分权力还给企业，一部分权力交给市场，一部分权力则放给社区组织，一部分监督职能转给社会中介组织。[1]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行业协会，①通过协调行业内部、行业之间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监督协会成员的社会经济活动，以追求整个行业或集团的总体利益。因此，行业协会作为新的历史条件和市场氛围下的新型组织体（对中国而言），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市场主体相互之间搭起一道沟通的桥梁，行业协会充当着组织协调的平等中立者角色。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探讨行业协会的有关问题已凸显出紧迫性与必要性。 并且中国目前存在的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不合理、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直接影响着行业协会作用机制。
一、 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考察
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追求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共同作用，我国的行业协会的生成出现了多成分、多形式的发展，并且有体制内的政府督办到体制外的自发自愿组建。然而，源于我国行业协会发展模式的弊端②：先发展，后管理；先繁荣，后规范；先规章，后法律的推进模式．我国现行的协会的成立绝大部分是依托行业主管部门。一方面，行业协会自身还没在市场中找到应有的坐标，缺乏被行业内部企业广泛承认的基础；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被设制为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分流人员的＂过渡组织＂．浓烈的行政色彩必然直接影响了行业协会的经济职能，然而经济职能是其存续的价值所在．相应地，大多数的行业协会在职能定位上多偏重于为政府服务，有的则被视为所谓＂二政府＂，并不能真正反映行业的问题和要求．[2] 以下笔者将对行业协会有关法律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在法律上对行业协会作初步的解析。
二、 关于行业协会的法律剖析
对于行业协会的性质认定，直接关系到行业协会的法律适用及其本身的市场定位。认定其性质之前，首先应对其外在特征进行分析。根据行业协会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且结合对行业协会发展趋势的探讨，其性质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自愿性。各国的大部分行业协会均采会员制，即行业成员可以自愿申请入会，同时会员也有退会的权利。自愿原则是行业协会作为民事团体的本质特征所在。
2、非营利性。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并不以营利性为目的 ，它以追求整个行业的总体利益为己任，通过指导而不干涉，协调而不强制，监督而不管卡的原则服务于整个行业。
3、责任的有限性。行业协会在整个行业的管理体制中起着政府与行业、行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由它的非营利性与社会服务性决定了它的责任有限性，即行业协会以法人的身份承受着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4、自律性。行业协会通过各自的章程和规章制度实现着行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保护。
5、国际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国际间的互通往来将通过享有部分行业监管职能的协会组织实现。
从行业协会的法律特征中，可以归纳出行业协会的本质属性：社会团体法人。然而，从我国现有的行业协会设立、职能和组织形式等方面考察，如行业协会的“二政府”性质。我国的行业协会似乎是应属于事业单位法人。③该问题的辨析直接关系到行业协会是否具有法律法规授权形式行政权的主体资格，同时利于引起司法实践中关于行业协会的主体资格认定的尴尬局面得到重视。事业法人是指为了社会公益事业目的，从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新闻等公益事业的单位。[3]事业单位的显著特征是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因此决定了事业单位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而行业协会以整个行业的总体利益为追求，似乎也应具有公益性特点，但形式上的公益性，仅限于某一行业利益的狭义公益；事业单位的公益性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点的广义公益，包括文化、体育、卫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实践中，行业协会的组成人员并没有列入行政编制。另一方面，从社会团体法人的角度考察。社会团体法人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④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即非营利性要求。第3条第二款又规定，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责任的有限性。同时根据民政部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问题通知》的规定，行业性社会团体法人是社会团体法人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行业协会的外在特征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内在吻合出发，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可以从法律上进行认定：行业协会属社会团体法人，对于行业协会在中国的表现形式，行政依赖性，那只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完善的体现，并不能以静止的观点对其定性。
㈡、行业协会的类型和管理模式
纵观各国行业协会的生成于运行，存在着两种管理模式。第一种是“民管”模式，即纯粹的民间组织体。该模式是宪政上自由结社权的充分展现，但它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基础和成熟的市场条件下，以美国为代表。⑤另一种是“政社共管”模式，即以民间社会管理为主，辅以政府行政监管。此模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这些国家的行业协会分为“民办”和“官办”两种，但以民办为主，并逐渐实现着“官办”向“民办”体制的转变。该模式是“政府失灵”与 “市场失灵”双重因素整合的结果，它体现了行业协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政府管制和法律规制之间的错综关系与权衡选择。
我国现存的行业协会，按期地位与职能不同可分为协调服务性组织和监督服务性组织，与此相对应，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协会组织的生长途径，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方式。体质外的乃由市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自发形成，以期通过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而实现整个行业的总体利益，如作家协会，中国家具协会等；体制内的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在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下，分担政府的某些职能，主要体现为对行业内部的监督与服务，如消费者协会。[4]事实上，我国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诱发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动下正蓬勃发展，然而明显的表现出不合理之处：“官办”与“政管”成了行业协会生成与运营的主流。该模式扭曲了行业协会的存在价值。行政权力的触角在行业中过于发达，将影响行业协会社会价值的发挥。因此在行业协会的发展过程中，“模式效应”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我国行业协会生成途径的不同，决定了行业协会的合法性不同，也决定了立法所应采用的区别对待的态度：体制外生成的符合行业协会的本质与发
展趋势，法律应侧重于确认、扶持和保障的功能；而体制内生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转轨与过渡的不合理性，法律应侧重于规范、治理与整顿的功能。[5] 以期实现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良性转向。
三、行业协会法律适用探讨
对于行业协会特征与性质的认识与法律评价理念的建立是法律应用的思想基础。我国现行关于行业协会立法较为零乱、分散，并主要体现为行政法规与规章，如《社会团体管理条例》（12月30日）、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经贸委主管的行业协会管理意见》等；同时在一些单行法律特别就某些特殊行业协会作出规定，例如律师协会（《律师法》）、证券业协会（《证券法》）。立法的无序必然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以至影响司法实践中法律的权威性，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协会的发展。
关于行业协会的统一立法成了解决行业协会法律适用问题的必经途径。但是首先得明确行业协会是哪一部门法的.主体，即行业协会法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归属问题。缘于“政府――市场”完全平行、对立对等缘于“政府――市场”完全平行、对立对等、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和分析框架，[6] 行业协会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政府与行业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因此可以假设“政府――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市场”的三元社会结构的成立，与此相适应是以之为基础的“公法――经济法（社会法）――私法”的法律三元结构。[7] 从一定意义上说，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是对经济法主体理论的补充，经济法的社会理论发展必须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作为新型的主体。所以经济法的不断拓展性发展与完善将是关于行业协会统一立法的曙光。
四、行业协会发展阶段模型假想
事物发展规律一般是从逻辑与经济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从法律的视角研究经济现象的发展阶段将更加接近社会学的理想――合法性。以下，笔者将应用法律原理从立方因素和行业协会设立发展考虑，设计一个阶段模型，行业协会发展假想，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社会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包含社会责任的承当、社会责任的忠实履行和社会公认的实现三个层次。行业协会作为法人是社会中的“人”，因为特定的社会宗旨和社会目标而设立、生长。所以行业协会的章程中是否把社会责任的承当作为根本的宗旨，是否把社会责任的记载作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这是行业协会创会理念的直接体现，是衡量社会合法性的硬性标准。模型的理论架构在引入社会责任理论之时开始形成：政会分开促进的协会运作的自主性，自主办会实现了整个行业利益的优益，进而在社会责任框架内的本行业利益本位是社会责任忠实履行的见证。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必然意味着社会的公认，而社会公认的实现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责任的分配合理化、公平化。因此社会合法性的三要素构成了理论模型的三角结构。
第二阶段：“行政”合法性。行业协会自身自治性与自律性运营构成了第二阶段的重点。为什么称协会自身管理为“行政”呢？因为模型作为一贯整体，犹如一个国家或集团，他的有效性运营离不开“行政”手段，“行政”是对管理因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达到组织结构的合理程度，行业协会的组织因素包括人员的组成、机构的设置、资金的运营等，组织因素通过“行政”手段的管理与整合，有序地、固定化地充实着模型三角结构的每一个空间。
第三阶段：法律合法性。法律合法性是对模型结构的最终完善，也是社会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的抽象与总结。它建立在法律对社会、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法律关怀的基础上。作为整个模型的最高追求，法律合法性使模型由理论向实践转化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丁玉霞：我国市场中介组织若干问题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三期。
[2] 行业协会尽快走出“二政府”误区，www.ica.setc.gov.cn -09-10
[3]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4]余晖：寻找自我：转型期自制性行业组织的生发机制www.unirule.org.cn/Academia/neib001-yuhui.nem
[5] 雷兴虎、陈虹：社会团体的法律归制研究，法商研究，20第2期。
[6] 郭冬乐主编：通向公平竞争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7] 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法商研究，20第4期。
（作者系山东财政学院政法学院韩荣和）
①刘光溪在《入世后的政府职能和中介组织》中把中介组织分为经营服务性组织与协调服务性组织，笔者认为就中国现存的中介组织而言，应加上第三类，监督服务性组织，如消费者协会、足球协会等。
②行业协会发展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先制定法律法规约束协会组织的设立与发展；第二种是先发展后立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没有之间的经验可循时，为了加快行业协会的发展，以适应国内、国外经济环境，第二种模式的约束机制更合理，然而也存在弊端。
③中国首例关于协会组织主体性质认定的案件，龚建平“黑哨案”，最后判处龚建平受贿罪。该判决从司法实践上间接的认可了足协的事业法人地位，这与国际上行业协会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不符，值得商榷。
④参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
⑤据美国1985年版的《美国协会百科全书》记载，全美约有18000多个协会组织，美国的协会组织都是民间的，由参加者自愿组织起来，在官方批准注册后展开活动。
电子邮件相关法律问题探析论文
内容简介：电子邮件以其快速、便利、成本低等优势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电子邮件所引发的种种法律问题也渐渐显露出来，如利用电子邮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电子邮件作为诉讼证据的地位和效力、电子邮箱提供者与用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都需要得到法律及时确认与调整。
关键词：电子邮件 垃圾邮件 证据 电子邮箱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Legal Problems about E-mail
Limei Zhao
Abstract E-mail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ortion of our life for its rapid, convenient, and economic predominance, but series of legal problems also appeared, which are in need of affirming and adjustment of law, such as utilizing E-mail to undertake illegal or criminal activity, the status and authentic of E-mail as litigation evidence, and the right as well as obligation between the provider of Electronic mail box and the user.
Key Words E-mail Spam Evidence Electronic mail box
一、电子邮件及其发展
电子邮件（E-mail）就是通过Internet或者Intranet网络从某一终端机输入并通过邮件服务器传送到另一终端的信件、便条、文件、图片或声音等信息。①通过模拟邮政系统的“投递――存储――转发”运作，可以将电子邮件从用户的电子邮箱经由两级服务器发送到目的地主机的电子邮件信箱，实现通讯目的。电子邮件从本质上来说仍是一种信函，但与传统邮件相比，电子邮件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既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消耗、节省了社会资源，又节约了时间、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电子邮件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可以忽略空间距离，达到收发的同步性，而与同样提供实时通讯的电话和传真相比，电子邮件所需的费用极低。正因为如此，比起Internet的其他功能，电子邮件从一开始就更容易被接受和使用，以其方便、快捷、经济等特点受到了网民的极大青睐。
作为网络中最早发展起来的部分，电子邮件的功能也最为强大，已成为目前网络上用户最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应用，甚至是人们上网的第一需求。②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表明，全球每天在网络上传送的电子邮件已达到14亿封，平均每分钟有97万封电子邮件被发送，全球平均每天每5个人中就有一人发送或接收一封电子邮件。①年1月CNNIC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则显示，电子邮箱以92.2%的比率高居我国“用户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之首位，用户平均每人拥有2.2个E-mail帐号，平均每周收到的电子邮件数为8.6，发出的电子邮件数为6.8。
电子邮件的'收发离不开电子信箱的存在，该信箱代表了用户在网络空间的邮件地址，现实中的通讯地址可能会随着户主搬迁而变动，但电子邮件地址却是唯一的、固定的。用户可以根据个人需要申请不同的信箱用于不同用途，既可以申请各大网站提供的免费信箱，也可以向网络服务商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取一个功能更为齐全的收费信箱使用。
电子邮件最初是美国科研人员为了军事国防目的而推出的，随着Internet的普及，电子邮件已经从简单的个人通讯应用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例如现代企业内部指令的传递、企业之间订单来往大部分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形式进行的。然而，电子邮件并非尽善尽美，它也存在着若干与生俱来的缺陷，一般认为，其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安全性能较差，用户的通信秘密权、商业秘密权和隐私权等易受侵害。②在为人们带来生活和商业便利的同时，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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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的法律问题论文
一、导论
在福建省泉州市的东南角，屹立着一座宏伟壮观的特大型公路桥梁，这就是我国首例民营经济以BOT方式建成的泉州刺桐大桥。这是一个官民并举、以民为主、完全采用BOT（建设—经营—移交）投资模式的建设项目。在国内，以民营经济为主，通过BOT参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刺桐大桥工程实属首例。它开创了以少量国有资产为引导、带动大量民营资本投资国家重点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1]笔者的家乡在泉州，所以对刺桐大桥给家乡带来的重大经济效益关注较多。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WTO），这使我国经济的发展逐渐与国际接轨，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相当薄弱，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发利用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必然要进行各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BOT投资方式将扮演重要的角色。鉴于BOT是一种效应很好的投资方式，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急需通过BOT方式引进外国资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有鉴于此，以下笔者拟对BOT的主要法律问题作一肤浅论述。
二、BOT的内涵界定与法律特征简述
BOT名称是对Build-Own-Transfer（建设—拥有—转让）和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形式的简称。现通常是指后一种含义。关于BOT投资方式的定义，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至少有下列几种观点：1，BOT是一种涉外工程承包方式；2，BOT是项目融资方式；3，BOT是一种国际技术转让方式；4，BOT是政府合同或行政合同；5，BOT是融资租赁方式；6，BOT是委托管理；7，BOT是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2]
笔者认为BOT是一种新型、特殊的投资方式（观点1到6均只是其内容的某一方面）。具体而言，它是指东道国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本国或外国均可）签订特许协议（以授予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将某一公共基础设施或基础产业项目交由私人投资者成立的项目公司筹资、设计并承建，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内，由该项目公司通过经营该项目偿还贷款、回收投资及获得利润，而政府则从行政角度对BOT项目进行行政管理、监督；特许期满后，项目无偿移交给所在国政府或其授权机构。[3]
BOT投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同以往其它融资方式相比，有其自身的法律特点：
第一，法律性质的特殊性。主要是指BOT特许协议的特殊性质（留待下文论述）。
第二，主体的特殊性。BOT合同主体，一方是东道国政府，另一方为私人投资者或企业，大多数为外资企业。政府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即其具有双重身份。
第三，投资客体的特殊性。作为BOT投资项目的标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如桥梁、电厂、高速公路等，不同于其他的投资项目，建设的又都是公益事业，东道国对其拥有绝对的建设权，私营企业则通过许可取得其专营权。又因其涉及到本国使用者的利益，国家必须权衡本国的国情和投资者利益两个方面，对其行使价格决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监督权。
第四，法律关系的复杂性。BOT投资方式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其内容涉及到投资、融资、建设、经营、转让等一系列活动，当事人或参与人包括东道国政府、项目主办人、项目公司、项目贷款人、项目原材料供应商、融资担保人、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公司以及其它可能的参与人。因此BOT投资方式形成了由众多当事人或参与人组成的多样复杂的法律关系。[4]BOT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复杂的合同安排，它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无一不是通过合同确立的。这些合同包括特许协议、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回购协议以及股东协议等。
BOT的以上特征把它与一般的合资、合作项目及工程承包区别开来。
三、BOT投资方式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
关于BOT投资方式中的主要法律问题，理论界已对其有了相当深入和宽泛的讨论。以下笔者选取BOT投资方式中几个有争议且比较重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加深对BOT的了解。
(一)BOT特许协议的性质问题
特许协议是指BOT运作政府主管部门授权特许私人投资者进行BOT项目建设和经营的协议，其不同于政府对建设和经营该项目给予必要的批准和同意[5]。特许协议是BOT方式赖以运行的基础，随后的贷款、工程承包、经营管理、担保等诸多合同均以此协议为依据，因此，从合同法的意义上说，特许协议是BOT法律关系的主合同，其他合同均为从合同。BOT特许协议被誉为“BOT项目合同安排中的基石”。
除BOT特许协议外，基于这一协议上的其他合同都是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可以通过有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而对于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争议则较大。有关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定性。其争论主要存在于两方面：第一，BOT特许协议是国际契约还是国内契约（其中一方为外商投资者的情况下）；第二，假如是国内契约，该契约是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
1，BOT特许协议属于国内法契约
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有分歧：有人认为特许协议应属国内法契约，有人认为特许协议是国际性协议，也有人认为特许协议属于“准国际协议”，还有人认为特许协议是“跨国契约”等[6]。争论的焦点在于：特许协议是国内法契约还是国际协议。
笔者认为特许协议是国内法契约。特许协议是根据东道国的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东道国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而成立。协议的一方为东道国政府，另一方为外国私人投资者，并非两个国际法主体。而持国际协议者认为主权国家与外国投资者签订专属于国家的某种权利，国家就已默认另一方外国公司上升到主权国家的地位。[7]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法律关系的主体都由法律确定，而不是由缔约一方赋予；任何一种法律关系的主体都有其本身的法定要素，而不能由任何一方赋予或默认。[8]因此，BOT特许协议不是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不属国际协议，不受国际法支配。
2，BOT特许协议是经济合同
BOT特许协议是属于国内公法契约还是属于国内私法契约尚有争议。英国学者一般认为它是政府契约，适用普通法上的私法规范，但又根据其自身的特殊性创造了“契约不能束缚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判例；美国学者将其当作“特许权”；而法国则将其视为政府执行经济计
划的一种方式，因此称之为“行政合同”，并通过行政法院的判例,发展了一整套关于行政合同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9]在国内，有人认为它是民事合同[10]，有人认为它是类似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行政合同[11]。
笔者认为，BOT特许协议是经济合同。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民事合同（广义上包括商事合同）、行政合同及经济合同做一区分。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这三种合同是分别属于民商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的调整范围。[12]具体言之，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意，那些为了明确上下级责任或将公权力具体化的合同，不属于民事合同[13]；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履行行政职能而与相对人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14]，其所侧重的是行政组织及其权利设置、行使、制约和监督；至于经济合同，此处其具有特定的含义，笔者认为其是指由经济法调整的、国家在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与相对人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其包括三种具体的法律关系，即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及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15]，“国家调节及参与”是其主要特征。经济合同所侧重的是有国家一方主体参与的、与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有关的内容。从前面对BOT投资方式法律特征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BOT特许协议的主体——政府具有双重身份，其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政府运用BOT特许协议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公用事业的需求，而且，政府还可以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单方面变更和中止合同，体现了“国家意志”和“经济”二者的统一。因此不难看出BOT不同于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它具有经济合同的一般特征。
(二)BOT的法律保证问题
由于BOT项目涉及所在国的公众利益，而且是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因此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政府是否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的法律保证：[16]
第一，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在BOT项目运作中，如果东道国政府违约，又不放弃主权豁免，会由于不能对其起诉而导致项目承办公司诸合同项下的权利不能享有。对这一问题的国际惯例是要求签约的政府就合同中的一切事项放弃司法豁免权，从而成为BOT运作中与其他当事人平等的法律主体。事实上，政府在BOT合同具有双重身份（如前所述），政府可以公益需要对项目进行征收或采取某些限制措施，而这对投资者是不利的。一般都在特许协议中订立相关的补偿条款，以弥补投资者的损失；同时也要求因投资者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政府损失由投资者对政府进行补偿。
第二，给予BOT项目公司政策及法律上的优惠。以BOT方式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投资者对项目不能带走或实施法律强制保障措施，相比于有投入有产出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承担的风险更大。所以应以法律的形式把对BOT投资者的优惠政策确定下来，以消除投资者的顾虑。但不能单纯依靠诸如税收优惠这样的手段来引导BOT的发展，因为这种以牺牲国家利益来吸收外资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外商更注重的是东道国投资环境是否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环境，包括有关BOT法律的制定及实施。
此外，BOT的顺利实施还有赖于东道国政府完善的风险分担结构。政府承担的是政治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项目公司则承担经济风险，如价格波动、供求变化、市场竞争压力等，这是由BOT项目中风险由最有能力规避的一方来承担的原则来决定的。所以项目公司对东道国法制环境、风险分担机制的健全和完备状况是很重视的。[17]
(三)BOT项目公司的经营权与政府的所有权问题
首先，可以从BOT的具体内涵解析。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定义,具体的BOT投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BOT；二是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意为建设—拥有—经营—转让；三是BOO(build-own-operate)，意为建设—拥有—经营。现在国际上的BOT投资方式是指第一种，它与后两种方式的主要区别是项目公司只拥有基础设施经营权，而无所有权。
其次，从权利转移看。政府通过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授予专营权），转移基础设施的经营权，项目公司则在一定期限后将其转交给当地政府。所有权自始至终由政府掌握。
此外，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外商投资基础设施有限制性规定，而国家政策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业的经营权放开更持谨慎态度。事实上，BOT投资项目与单纯的基础设施项目有所不同。在BOT投资中，外商只拥有一定期限的项目使用权和经营权，期限届满后即将之转移给政府。因此，政府可在符合产业政策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具体项目，允许外商独资经营和控股经营。经营权是关系项目成败的关键。政府作为BOT项目的最终受益人，应通过法律手段对外商经营BOT项目进行有效监督，用立法形式允许外商采用委托经营、联合经营、独资经营等方式行使经营权，但不允许转让和出售经营权。在经营期限内要求外商接受定期调查，公开财务状况，维持项目扩大收入，为政府提供技术资料、培训管理人员。政府可通过以下途径控制项目经营权：（1）确定指标——设立相关资产经营状况指标；（2）限定数量——明确规定每一指标的上、下限；（3）法律途径——若发生私自更改或超过数量限定的诉之于法律。[18]
(四)BOT投资方式引起的有关争议是适用国内法、国际法，还是采用意思自治原则问题
关于BOT投资方式引起的争议，发达国家主张采用意思自治原则或适用国际法，其主要理由是BOT方式为合同行为以及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健全，若适用东道国法律，会导致不公平、不公正。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由于BOT投资方式涉及的项目均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并且是在特许协议下进行经营的，因此应适用东道国的法律。
笔者认为，BOT投资方式中涉及两类重要合同，即辅助性合同和BOT特许协议（已如前述）。所以对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辅助性合同引起的争议可以依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来适用法律；至于BOT特许协议，如前所述，BOT特许协议属于国内法契约，加上其所具有的特殊标的，则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则上适用东道国法律，虽然如此，这一实践与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仍然有着密切联系。
有关BOT的法律问题还很多，如建设、经营等合同的法律问题、风险防范问题、环保法律问题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四、结语
BOT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并在许多方面具有传统投资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因而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广泛采用。其有利于促进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缓解东道国的财政负担资金困难，有利于东道国转移经营项目建设的风险，也有利于提高项目运作效率和质量。此外，它对东道国培养管理人才，发展经济等都有很大益处。[19]但是，由于BOT诞生的时间短、经验少,各国的立法尚不完善，尤其是在我国尚未有关于BOT的专门立法，所以更应该加快立法步伐，结合在实践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争取尽早制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出一部完善的、能够对BOT投资实践起积极指导作用的BOT法律或法规。
主要参考书目：
1，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3月版。
2，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0月版。
3，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1月版。
4，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月修订第三版。
[1]参见《应用“BOT”投资模式建设泉州刺桐大桥的探索》，《中国工商》，期。笔者较关注家乡的建设，对于BOT这种新型的投资方式也颇感兴趣。
[2]徐兆宏：《BOT投资方式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载《财经研究》19第2期（总第195期），第42页。
[3]参见谭秀环：《BOT方式的法律探讨》，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年3月版，第222页。
[4]徐兆宏：《BOT投资方式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载《财经研究》年第2期（总第195期），P43。
[5]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24页。
[6]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10月版，第147—148页。
[7]谭秀环：《BOT方式的法律探讨》，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总第91期)，第7页。
[8]同[6]。
[9]同[7]，第8页。
[10]王海波：《BOT方式法律性质分析——兼谈我国的立法对策》，载《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
[11]孙潮，沈伟：《BOT投资方式在我国的适用冲突及其法律分析》，载《中国法学》年第1期。
[12]“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关于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关系，可参看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39—143页。这有助于对“经济合同”的理解。
[13]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第644页。
[14]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8月版，第156页。
[15]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0页。
[16]参见李运霁：《BOT投资方式的法律问题及立法实践国际比较》，载《广西经贸》2001年6月（总第208期），第37页。
[17]龚晓春、王鸿波：《试析BOT投资方式的法律特征》，载《投资研究》1997年第1期。
[18]肖健明：《BOT投资方式法律问题探析》，载《财经理论与实践》11月，第102期（第20卷）。
[19]杨志祥、王承志：《BOT投资方式法律问题探析》，载《鄂州大学学报》207月，第9卷，第3期。
[摘 要]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和物业管理服务的市场化，物业管理纠纷也日渐增多。
由于我国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因而给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物业管理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本文仅针对物业管理纠纷经常涉及的、当前有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尚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属性、物业服务收费等几个主要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认为业主委员会是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组织，物业服务合同属于信托合同，应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收费标准，调整物业管理费收取及管理权的归属，并加大对物业管理收费的监管力度。
[关键词]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收费
所谓物业管理，是指业主自行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按照与业主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
物业管理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伴随城镇居民住房的商品化、社会化和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已经基本形成了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的运行机制。
为规范物业管理行业，6月国务院制定颁布了《物业管理条例》。
随着《物权法》的实施，国务院于8月又做出了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
由于我国物业管理行业发展很快，物业管理又很具体和复杂，而相关法律法规的某些条文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对某些问题的规定不明确，这就导致涉及物业管理方面的纠纷和诉讼呈继续上升的趋势，物业管理现状成为公众批评和责难的焦点之一。
本文拟就物业管理纠纷经常涉及的、当前有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尚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几个主要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一、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它由业主代表组成，得到全体业主经过法定程序的授权，代表全体业主行使各项权益，并监督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管理活动。
业主委员会作为维护全体业主合法权益的组织，在物业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物业管理条例》虽首次将“业主委员会”在行政法规中做出规定，但该条例主要是从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内部关系上来界定业主委员会的性质，至于在对外的法律关系中业主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如何，它是否为法人机构、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等问题，该条例都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在现实生活中，业主委员会这种不明确的法律地位导致不能正常发挥应有的作用及维护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不少困惑。[1]
对于业主委员会的主体资格问题，从国外立法来看，各国规定不一。
如德国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法国规定为有法人资格的团体，业主委员会可以代表全体业主为民事及诉讼上的一切行为;美国虽在法律上不承认其有法人资格，但有关物业管理的判例承认其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在我国，对此问题不仅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并且理论界、法学界争议较大。
在司法实践中，业主委员会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各地法院做法不一。
有些法院认为业主委员会没有合法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其理由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而业主委员会不是公民和法人，也不能算是其他组织，因为它只在房管部门进行了注册，并未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有些法院则认为业主委员会可以算是其他组织，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2]
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物业管理的自治组织，其职责内容主要是为了全体业主的利益而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协调业主之间的关系，它对外发生法律关系的机会较少，因此没有将它设立为法人的必要。
但是，基于业主委员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充当的角色及所起的作用，应当在相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赋予它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可作为原告或被告参加诉讼。
这不仅有利于有效预防和及时解决物业管理纠纷，而且也能从我国有关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中找到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9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这表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业主委员会不是公民、法人，但它能否属于“其他组织”?关于“其他组织”，我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的规定，详细列举了属于《民事诉讼法》第49条第一款中规定的“其他组织”的八种具体情形，并在第九项规定了一个开放性条款“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即“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
业主委员会就属于这一类组织，它应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理由如下。
首先，业主委员会是合法成立的组织。
建设部20制定的《业主大会规程》第五条规定：业主筹备成立业主大会的，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由业主代表、建设单位(包括公有住房出售单位)组成业主大会筹备组，负责业主大会筹备工作。
第六条第四款规定：筹备工作之一确定业主委员会候选人产生办法及名单。
第22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之日起30日内，将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及业主委员会名单等材料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实践中，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大会投票选举确定，并经其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批复后成立的。
这些法律上的规定和实践中的做法充分说明，业主委员会是在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由全体业主选举，并得到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成立的合法组织。
其次，业主委员会有一定的组织机构。
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大会选举产生的，其成员由业主代表担任，所在地的社区主任或副主任亦兼任成员。
业主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章程，业主委员会就是根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及业主委员会章程来履行职责的。
最后，业主委员会有一定的财产。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常设机构，得到全体业主授权，代表全体业主行使各项权利。
业主委员会与全体业主的这一法律关系表明，业主委员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可支配的财产为：住宅小区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物业管理办公场所、经营用房及由此产生的收益;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业主委员会的办公活动经费等。[3]
鉴于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及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责，应在有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赋予业主委员会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这既有利于业主委员会大胆地开展工作，从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有利于全体业主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且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管理活动也将起着促进和监督作用。
二、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性质问题
物业服务合同是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依法订立的，以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业主支付管理费用为内容的，规范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权利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
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显然，这一条仅对物业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做出了规定，但对其性质没有明确界定。
理论界对此问题也存在不少分歧。
有人认为物业服务合同是委托合同，也有人认为是服务合同或承包管理合同，还有人认为是无名、混合合同。
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不同。
物业管理纠纷很多就是因为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性质不确定，从而导致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而产生的。[4]
笔者认为，物业服务合同应为信托合同，并且它还具有一般信托合同所不具有的特征。
我国《信托法》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概括起来，信托合同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合同是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才订立的。
二是委托人移转财产权给受托人。
三是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管理或处分行为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点是信托合同与委托合同的主要区别所在。
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只能以委托人名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委托人承担。
四是具有特定的受益人或者特定目的。
物业服务合同完全符合信托合同的主要特征。
首先，物业服务合同是在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经营能力及管理水平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签订的。
业主通过业主大会自行选聘自己满意的物业服务企业，并由业主委员会与之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
其次，业主移转物业共有财产权给物业服务企业。
为了实施物业管理服务，物业服务企业必须占有业主的共有财产，业主与其共有财产权基本分离，单个业主不能以其享有物业共有权而排斥物业服务企业对它的管理。
再次，物业服务企业按业主大会的意志，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业主的名义进行管理，并自行承担物业管理过程中的法律责任。
这表现为物业服务企业以自己的名义自主决定聘用何人对物业进行维修、养护和管理，自行承担履行职责过程中的法律责任。
第四，物业服务合同存在特定的受益人即全体业主。
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对物业专业化的管理和维护，以实现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
从以上四点分析可以认定物业服务合同属信托合同而非委托合同。
至于认为物业服务合同属服务合同或承包管理合同，或无名、混合合同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理由如下：第一，所谓服务合同是指一方以其劳务、技术、知识等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合同。
从形式上看，物业服务合同属服务合同，但服务合同的外延较广，不能准确反映物业服务合同中业主移转物业共有财产权的个性特点。
将物业服务合同抽象地、笼统地认定为服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具体，难以预防和解决纠纷。
第二，虽然物业服务合同与承包管理合同都是由一方占有另一方的财产，但承包管理合同的承包方要支付发包方的承包金，以作为占有发包方财产的对价，而物业服务合同则是由业主向物业服务企业支付管理费用，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第三，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在法律对有关合同已有规定的情况下，应按照法律的规定确定合同的性质。
我国信托法既然对信托合同有了明确规定，物业服务合同又符合信托合同的主要特征，就应依信托法的规定确定其性质，以便恰当地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它不应归入无名、混合合同。[5]
综上所述，物业服务合同应属信托合同，并且具有一般信托合同所不具有的特征。
一般信托合同往往只涉及对某物或某事项的管理，而物业服务合同不仅涉及对业主所有的建筑物共有部分及共有设施设备等物的管理，而且还涉及对业主群居生活关系的管理，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由此可见，物业服务合同是一种比较复杂、特殊的信托合同。
三、物业服务收费问题
物业服务收费是物业服务企业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良好秩序，向业主所收取的费用。
按时交纳物业管理费是每位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但由于我国有关物业服务收费制度的不完善，业主拒交或延交物业管理费成了如今物业管理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物业服务企业由此与业主发生的纠纷时有发生。
这不仅影响了物业服务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且导致物业服务质量下降，最终损害了全体业主的利益。
这种状况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部分业主拒付或延付物业管理费的心理，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为有效预防和及时解决这一类纠纷，应从以下几方面健全物业服务收费制度。
第一，应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物业管理条例》第41条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区别不同物业的性质和特点，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办法，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因此，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和房地产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相关法律规定，制订本地区物业管理收费具体实施办法，完善物业收费价格形成机制，其规定要做到详细、明确、具体。
要将物业管理收费标准同服务水平和档次挂钩，把按房屋性质收费改为按不同的服务等级收费，以体现按质论价。
第二，应调整物业管理费收取及管理权的归属。
关于物业管理费收取和管理权的归属，《物业管理条例》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各地立法均规定物业管理费由物业服务企业收取并进行独立管理和核算。
在我国物业管理收费制度不完善、业主又缺乏一定的监督能力的情况下，这种规定为物业服务企业侵犯业主的权益埋下了隐患。
如有些物业服务企业出于某种目的，对个别或少数业主送、免物业管理费，其结果可能造成物业服务企业降低服务质量或把这部分经济损失转嫁到其他业主身上。
这种规定也为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不信任，甚至导致个别或少数业主拖欠管理费提供了可能。
物业管理费本是全体业主交付的用于物业管理的资金，其所有权本应属于全体业主。
其收取权及管理权归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选出的，由业主代表组成的，代表全体业主行使各项权益的业主委员会享有比较合理。
[6] 业主委员会应设立自己的专用账号，实行独立会计核算，物业服务企业每发生一笔合同约定范围内的费用，需经业主委员会审核，然后方可从业主委员会账户中支出。
这种做法能够使业主有效监控管理费用的支出。
物业管理费的收取权和管理权归业主委员会享有，既有利于维护全体业主的权益，也有利于保障物业服务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第三，应加强对物业管理收费的监管。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物业管理收费项目及其公示要求。
规定收费项目有车辆保管费、综合服务费(物业服务费)、物业维修养护费、特约服务费及代理收费共五项规定。
规定这些收费必须实行明码标价，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等，经过物价部门审查后，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进行公示。
虽有以上明文规定，但由于法规对不履行以上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物业服务企业财务公开透明的公示制度往往流于形式。
另外，相关法规对物业服务企业违反规定多收费、少服务等行为应当怎样处罚也缺乏具体规定，导致有些物业服务企业因经济利益驱动，损害业主合法权益。
[7] 因此，在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对物业管理收费的规定，在实践中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大对物业管理收费的监管力度。
随着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蓬勃发展，物业管理纠纷出现了许多新的类型及特点，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不断增多。
进一步完善全国性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健全地方物业管理规章，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解决不断攀升的物业管理纠纷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需要不断去研究、探索，不仅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且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物业管理经验，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物业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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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江平. 物业服务市场的自然垄断及其规制思路[J]. 法商研究，，(2).
[4]许步国. 对我国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与法律效力问题探讨[J]. 前沿，2006，(6).
[5]许步国，高榕. 对我国物业管理立法若干问题探讨[J]. 云南大学学报，2006，(19).
[6]王丽，王歆. 业主自治机构法律地位分析[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6).
[7]路斐. 评《物权法》“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J] . 民商法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8，(4).
行业协会与中介组织经济管理论文
一、基本情况
(一)行业协会发展状况
行业协会是一种主要由会员自发成立的会员制的、在市场中开展活动的、以行业为标识的、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的、互益性的社会组织。由于行业协会具有行政依附性强的特点,相比其他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发展更快速,特别是一大批由政府职能部门演变而来的行业协会成为了行业协会的典型代表。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兴的行业协会也得到不断发展,业务领域不断扩大,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些行业性社团为企业提供服务、开拓市场,促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协助进行行业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中介组织发展现状
中介组织是政府与社会、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其发展状况如何是衡量市场经济是否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一些五六十年代曾经消失的社会中介组织重新崛起。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规模扩大、质量提高、影响力增强。特别是近年来,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中介组织的改制脱钩和整顿发展工作力度,中介组织的规范化、法制化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中介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国家制定《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后，各地先后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服务、司法鉴定、劳动力市场、人才交流服务、担保等一系列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了收费原则，如自愿委托原则、服务有偿原则、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原则和无明确具体的服务内容不得收费的原则等，实行了服务价格登记制度，并参加物价部门组织的年度检审。同时，开展了中介服务收费清理整顿和监督检查，查处价格违法行为，有效地规范了中介服务收费秩序。
二、存在的问题
1、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
多数产业经济类协会未完全发挥在组织生产，推广先进技术、共同开拓市场方面的作用，活动开展较少，缺乏主动性、目的性。学术事业类、文艺类、奖励基金类协会工作开展较正常。维权类协会开展维权行动较少，作用发挥不够。
2、公正独立的地位不明显
不少协会、中介机构特别是公证类中介机构是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的产物，与有关主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是隶属关系，要么存在利益关系，例如工商的个协、消协、咨询服务中心等等。这类协会、中介机构负责人多为主管部门的分管领导，有的甚至连财务人员也是由主管部门指派，业务收入由主管部门“一支笔”审批。这样的中介机构缺乏独立性、公正性和竞争性。在这种情况下，中介机构借助主管部门的影响力包揽了有关方面的全部业务，部门垄断现象比较严重，而这种垄断防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阻碍了具有公正独立法人地位中介机构的出现，影响了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
3、中介服务和收费标准不规范
有的的行业主管部门从局部利益出发，利用部门权力优势，通过成立附属于部门性质的协会，以收取会费、捐赠之名，行乱收费之实，把行业协会作为本部门筹措经费的平台。由于不少中介机构不是依靠市场生存，而是依附于部门权力，指定服务，一些独家经营性的服务项目或垄断性行业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高，收费名目多，随意性大，存在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和收费情况，存在超范围服务及收费的情况。相当部分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带计划经济痕迹，从市场经济建设和廉政角度讲不适应形势。
4、监督管理职能不到位
多数行业主管部门本身就是行业协会的发起者、组织者，这种“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行业主管单位，难以对行业协会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登记管理机关，只是注重审批登记和年检验证，而对其是否按有关规定规范运作，很少进行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协会和中介机构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涉及面广，客观上造成了监督管理的困难，有些中介机构既没有固定人员，又没有固定场所，也无财务帐目，有些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无执业资格或借用别人的资质，凭一张广告，一个电话，或一个简易的招牌从事中介活动，一旦出现问题，顾客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有效保障。
5、自律意识不强
有的中介机构缺乏职业道德，不按行业规则办事，所有的经营活动都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利益的驱动下，只要赚钱，什么都干，虚假评估，缺乏诚信，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损害了市场中介机构的形象和声誉。
三、几点建议与对策
规范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服务和收费行为，促进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需要行业的自律，更需要工商管理、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笔者认为应针对出现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和完善。
（一）改革管理体制，加强规范管理
一是归口管理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各省（市）政府应指定一家综合经济部门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克服当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当前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远未形成，所谓中介服务市场竞争激烈实质上只是政府各部门之间权力和垄断地位的角逐，形成了各政府部门按照行政职责划分中介服务，中介机构为这些政府部门创收的中介服务市场的局面。而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更加剧了这种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竞争。二是理顺管理关系。重点是加快“政会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步伐，推动“官办”中介脱钩改制，割断其与政府部门的经济联系，彻底解决行政人员在中介机构兼职的问题，使中介服务真正成为建立在供需双方自愿基础之上的，符合市场交易规则的活动，中介机构真正成为自主经营、平等竞争的经济实体。三是加强对隶属于行政机关的各类协会的管理。行政机关的领导不应在协会中任职，协会的人员不应享受行政机关的待遇。
（二）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律保障
一是实行登记核准制度。中介组织必须依法设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从事业务活动。市场中介组织的设立要实行登记核准制度，应当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未办理登记的不得从事中介活动。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的，市场中介组织必须在取得中介资格证书和中介备案证书后，方可从事中介活动。中介组织应当在其营业场所明显位置公开悬挂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行业自律规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必须公开的有关材料，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二是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工商管理及行业业务主管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严格中介组织登记审核制度，从源头上把好中介组织执业准入和人员素质关，促使中介组织自觉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资质等级，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让所有符合市场准入条件、愿意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中介组织能够进入中介机构库，共同参与竞争。三是健全公开运作制度。健全中介代理机构产生制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建设工程、政府采购等市场活动过程中，中介组织和评估专家的选择应从相关的机构库和专家库中采取随机抽取的办法产生，产权交易中的拍卖机构实行公开竞价的办法产生，切实杜绝人为操作和干预；建立中介代理公示制度，相关部门要将各个市场化配置项目对代理机构的等级要求、确定的代理机构名称以及中介组织代理收费情况、代理过程的信息发布、代理结果等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示，促进代理行为“阳光作业”。
（三）完善服务项目，规范收费行为
一是完善服务项目。由省一级统筹安排相关职能部门对中介机构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对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痕迹，明显带有部门利益痕迹，不利于优化发展环境的服务项目，该撤销的撤销，该归并的归并，从政策上尽量减少行政许可的前置中介服务要求。对就业服务、人才服务等明显带有民生性质的中介服务纳入公共政务系统无偿提供。二是加快中介组织立法步伐。国家应尽快制定《中介组织法》，从宏观上对中介机构的地位、性质、功能、资格确认程序以及权利义务、法律责任、违法处理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根据《中介组织法》，修订、制订《中介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现行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最大的问题是，将中介服务收费划分为两大块，并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代行政府职能强制实施具有垄断的仲裁、认证、检验、鉴定收费排除在中介服务收费之外，按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人为地割裂中介服务收费管理体系，中介服务“不中介”由此而生。建议将《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更名为《中介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形成统一的、规范的中介服务价格管理体系。三是建立中介服务收费管理体系。中央一级主要负责中介服务收费管理法规、重要政策的制订和调整，对极少数带有强制性和垄断性的中介服务收费，以及跨省市服务且服务成本地域差别较小的，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省一级主要负责组织监督中介服务收费法规、政策的贯彻执行，制定本省中介服务行业收费管理规章和制度，审批、协调和调整大部分委托性中介服务收费标准，并向中央提供或反馈中介服务收费执行情况等有关资料，提供改进管理的建议。
市、县物价部门除负责上级收费法规、政策的贯彻执行外，也应有权制定少数新兴的区域性强、服务成本差异较大和当地特有的中介服务收费标准，研究制定竞争性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坚持开展经常性的中介服务收费监督检查，并向省级提供或反馈中介服务收费执行情况。四是明确中介服务收费原则。中介服务收费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委托者付费原则。中介机构接受国家机关委托对企业或其它单位进行年审、检验、评估等，其费用由国家机关支付，不得向被检验、年审、评估单位收取，国家机关将不再把本职工作委托给下属中介服务机构，中介机构只能依靠自身实力提高服务质量招揽生意。二是按完全成本加税金加风险金定价原则。公益性服务按部分运行成本定价，公用事业按完全运行成本定价，价格中均不包括投资成本在内。而中介服务价格则应按完全成本定价，既包括运行成本，也包括投资折旧和风险金。中介机构的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资金均须从服务收费中支付。三是非营利原则。中介服务机构与经营机构不同，不仅要提供有偿服务，更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四是区别定价原则。从中介服务分类可知，中介服务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事不同行业的中介服务，其服务性质、成本支出差异很大，不宜笼统定价，应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制定相应的作价原则和管理办法。
（四）加强行业自律，发挥约束作用
一是建立行业协会。业务主管部门要牵头引导市场中介组织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业务主管部门要注意加强引导，并扶持行业协会发展。二要健全行业行为准则。行业协会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定行规公约、行业质量规范和服务标准，规范会员单位的内部运行机制和执业行为，监督会员单位依法诚信经营。组织专业人员制定行业行为规范、行业自律等规章制度，明确职业技术标准、职业准则和纪律、执业资质以及从业人员资格要求等，指导本行业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要加强会员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三要建立同业互查机制。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人员，对业内中介组织执业资质、执业环境、执业质量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情况开展同业互查，促进同行业不断规范执业行为，切实提高执业质量。四要实行行业业务报备。中介组织承接业务应报行业协会备案，并定期向行业协会报告工作，便于行业协会掌握动态，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种以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行为。五要严格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协会应当掌握本行业市场中介组织及执业人员执业情况，对违反行业协会章程或行规行约、损害行业整体形象的会员，要按照行业协会章程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行业自律措施；对行业内违法经营的市场中介组织，应建议并协助政府有关部门予以查处，及时将查处情况在协会内通报。
（五）发挥监管职能，强化监督检查
工商、物价、监察和业务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管职能，严厉查处非法中介活动，对无证照、无执业资格从事中介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加大处罚和取缔力度。一是各级物价检查部门应加强对中介机构收费的检查，凡出现未按规定办理工商登记、未取得执业资格证、未办理服务价格登记证、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等价格违法行为应严肃查处；二是工商、监察部门要加强对中介机构执业情况和诚信度的信息批露。要在各行业业务主管部门专门网站公示的基础上，以工商管理部门为主，各行业业务主管部门配合建立统一的市场中介组织诚信公示平台，对中介组织不良诚信行为予以披露，向全社会公示，使之“一朝失信，寸步难行”。凡是经审查确认被列入“不良诚信名单”的中介组织和执业人员，工商管理部门、行业业务主管部门或建库单位应依法将其清理出相关中介机构库，并视其违法违规情节轻重，一定时期内不允许其从事中介业务，其法人代表及相关人员也不得以其它名称注册登记新的中介组织或从事中介活动。
试论BOT的主要法律问题论文
内容提要：BOT是本世纪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利用国际私人资本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方式。本文了简述BOT的内涵界定与法律特征，并对BOT特许协议的性质等BOT投资方式中的主要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最后简要提及了BOT投资方式的优势。
关键词：BOT BOT特许协议 经济合同
一、导论
在福建省泉州市的东南角，屹立着一座宏伟壮观的特大型公路桥梁，这就是我国首例民营经济以BOT方式建成的泉州刺桐大桥。这是一个官民并举、以民为主、完全采用BOT（建设―经营―移交）投资模式的建设项目。在国内，以民营经济为主，通过BOT参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刺桐大桥工程实属首例。它开创了以少量国有资产为引导、带动大量民营资本投资国家重点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1]笔者的家乡在泉州，所以对刺桐大桥给家乡带来的重大经济效益关注较多。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WTO），这使我国经济的发展逐渐与国际接轨，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相当薄弱，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发利用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必然要进行各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BOT投资方式将扮演重要的'角色。鉴于BOT是一种效应很好的投资方式，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急需通过BOT方式引进外国资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有鉴于此，以下笔者拟对BOT的主要法律问题作一肤浅论述。
二、BOT的内涵界定与法律特征简述
BOT名称是对Build-Own-Transfer（建设―拥有―转让）和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形式的简称。现通常是指后一种含义。关于BOT投资方式的定义，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至少有下列几种观点：1，BOT是一种涉外工程承包方式；2，BOT是项目融资方式；3，BOT是一种国际技术转让方式；4，BOT是政府合同或行政合同；5，BOT是融资租赁方式；6，BOT是委托管理；7，BOT是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2]
笔者认为BOT是一种新型、特殊的投资方式（观点1到6均只是其内容的某一方面）。具体而言，它是指东道国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本国或外国均可）签订特许协议（以授予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将某一公共基础设施或基础产业项目交由私人投资者成立的项目公司筹资、设计并承建，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内，由该项目公司通过经营该项目偿还贷款、回收投资及获得利润，而政府则从行政角度对BOT项目进行行政管理、监督；特许期满后，项目无偿移交给所在国政府或其授权机构。[3]
BOT投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同以往其它融资方式相比，有其自身的法律特点：
第一，法律性质的特殊性。主要是指BOT特许协议的特殊性质（留待下文论述）。
第二，主体的特殊性。BOT合同主体，一方是东道国政府，另一方为私人投资者或企业，大多数为外资企业。其中政府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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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票据的几个法律问题论文
内容提要：空白票据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的发达而产生的，由于它与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等基本法律特征相违背，因而各国立法起初并不承认空白票据的效力。但随着空白票据在日常经济交往中的大量存在，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立法上的规制。本文从空白票据的概念、构成要件、效力和失票救济制度四个方面对空白票据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空白票据 补充权 挂失止付 公示催告
一、空白票据的概念
空白票据，又称空白授权票据，英美法称之为未完成票据（incomplete instrument），日本法称之为“白地手形”，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时，故意将票据上绝对应记载的事项不记载完全，留待持票人以后补充的票据。空白票据包括预留收款人的空白票据、预留出票日的空白票据、预留票据到期日的空白票据、预留票据金额的空白票据等。
在票据产生之初,各国票据法都不承认空白票据。因为承认空白票据,是与票据记载的严格性以及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相违背的。⑴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出票人有时候在出票时基于某种需要,常将其签发的欠缺部分必要记载事项的空白票据交付并授权收款人补记。如作为原因关系的债务由于其金额、清偿期尚未确定,债务人签发票据只能不记载金额和到期日,授权他人于确定时再予补记。⑵因此，各国的票据立法及其司法实践，为确保交易安全，促进票据流通，保障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经济和金融事业的发展，逐渐认可了欠缺票据上绝对应记载事项的票据的效力，即承认或明确规定了空白票据制度。
从《美国统一商业法典》第3―115条、第3―407条有关空白票据问题的规定可以看出⑶，美国承认空白票据正当补齐后的效力,与自始为完全票据的效力一样;同时，空白票据如被不正当填充补齐,注重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英国票据法》第20条也有类似的规定。⑷ 依《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0条⑸《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3条的规定，⑹虽然没有积极地赋予票据关系人签发空白票据的权利，但事实上已承认了空白票据制度的存在。《德国票据法》第10条、《德国支票法》第13条，《日本票据法》第10条、《日本支票法》第13条均作了与《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0条相类似的规定。
相比之下，我国只承认空白支票（见《票据法》第86条、第87条第1款），而不承认空白汇票和本票。且空白票据仅存在于出票行为中，在附属票据行为如背书、保证、承兑中不允许空白票据存在，即不承认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附属票据行为。由于我国票据制度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商业信誉还不太好，因而《票据法》对空白票据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能够理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外国票据法对空白票据态度的演变一样，我国《票据法》对空白票据态度的演变也必然发生，关于空白票据的规定也必然要完善。
二、空白票据的构成要件
参照世界各国的立法规定,空白票据要发生法律效力,一般需要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1、空白票据为绝对应记载事项欠缺的票据
没有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的票据是完全票据，不存在空白票据问题。空白票据之所以称为空白票据,其原因为出票人出票时应记载的事项未记载完全。因此,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是空白票据的首要要件。要构成空白票据，就必须有应记载事项的`欠缺，至于是全部欠缺还是部分欠缺，对空白票据的构成没有影响。实践中，常见的欠缺事项有票据金额、发票日或到期日等。如果票据上欠缺的事项不是绝对应记载的事项，这种票据即使不加以补充，仍然有效。但行为人既然对此留待补充，实际操作中应适用有关空白票据的规定。
2、空白票据上已有空白授权票据行为人的签章
依据票据法基本原理，只有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人才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空白票据实际上是持票人在取得票据后补填票据绝对应记载事项后,原已在票据上签章的人依填充的事项确定票据义务的一类票据。票据如无行为人的签章,即不能确定票据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不能发生票据的效力。空白票据的签发可以欠缺票据法上所规定的其他任何绝对应记载的事项,但绝对不能没有出票人签章。⑺ 空白票据所指的签章一般是指票据出票人的签章, 但亦不排除承兑人、背书人以及保证人的签章。
3、空白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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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收视纠纷法律问题探讨论文
10月29日，烟台市民张春昌、徐强二人以在转播的电视节目上擅自加载广告的行为违约为由将烟台市广播电视局、烟台市有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中心告上法院，要求被告立即停止在其转播的电视画面上加载广告，公开赔礼道歉，返还原告交纳的电视接收费, 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失。1月18日，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下达了民事判决书，以《有线电视用户证》上未载有在电视节目中插播广告及如何插播广告事项为由，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对此并无约定，故原告提出停止插播广告的要求与约与法无据，驳回原先的诉讼请求。201月28日，两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起上诉。年6月3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不为民事纠纷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市民张春昌、徐强因不服一审法院对因当地广播电视部门在其转播的电视节目上擅自加载广告构成违约一案的判决而提起的上诉。据悉，7月21日，王忠勤一纸诉状将西安有线电视台告上法庭。这是全国首例此类案件，该案在西安市碑林区法院宣判，代表用户讨说法的西安市民王忠勤一审胜诉。然而几个月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王忠勤最终败诉。20月21日，福鼎市有线电视用户包崇雄便以福鼎有线电视台任意插播电视节目为由，一纸诉状将该台告上法庭。目前该案结果未知。
该类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涉案当事人一方为普通公民，一方具有政府支持的垄断行业，力量对比玄虚。另外，由于该种行为社会影响大，电视收视的用户太多，由于侵害对象多，在实践中，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被侵权而没有提起诉讼，有的人可能因损失不大而没有提起，也有的因不知如何索赔或考虑到诉讼费用等原因也未提起诉讼。基于减少诉累，提高效率考虑，有的学者提出了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在当事人不确定时引用代表人诉讼制度，即集团诉讼制度。但实践中，这种诉讼很难进行，原因一是我国公民法制观念和意识尚未达到该水平，全体受害人共同提出索赔的可能性较小。二是集团诉讼本身存在着弊端，因为如果仅有一部分人提起诉讼且成功，未参加诉讼的人照样可以依别人的判决而从中获利。
二是被告的行为不仅违反了行政法规，并且构成违约，同时也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法律适用存在着争议，因此，当事人是选择民事合同纠纷、民事侵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还是提起行政诉讼达到制止被告的违法行为的目的，值得探讨和深思。笔者认为，有线电视接收用户根据规定缴纳收视费后，与有线电视单位的有线电视服务合同就依法成立。而本案，二审法院以争议不属于民事纠纷为由驳回上诉，更值得深思。用户已按约缴纳收视费，就应该接受保质保量的电视讯号，而有线电视单位任意在其转播的电视节目上加载广告，挡住了原有节目上的部分内容，已破坏了原有电视节目的完整性，因此，认为有线电视单位未在公平的原则上履行其义务。并且，对于该种电视转播服务应理解为保质保量、完整全面的服务，而不应理解为存在着瑕毗的服务。而实际上目前有线电视单位所提供的'服务既不符合相应标准，甚至是违反了行业管理法规所确立的通常标准，也不符合双方当事人关于提供和接受完整、全面的收视服务这一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
三、笔者认为，对于典型的案件严肃执法，就会给同行业以一个极好的警醒，提醒该行业的从业人员要把用户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心头，而不是将“钱”和“利润”建立在用户的利益之上。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法律如果对违约者，尤其是将用户的利益放在一边，只追求自己的利润的违约者放任自流，无疑就是对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人的鼓励和纵容。
浅析探望权的法律问题 论文
论文提要：
探望权制度是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增加的一项新制度。对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应如何理解，实践中应如何运用，都应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就这一制度产生的根源及探望权的主体、内容、行使及强制执行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探望纠纷与探望权制度的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率有增无减。随之而来，离婚后父母探望子女的纠纷也逐渐增多。从司法实践来看，此类纠纷多由以下原因引起：一是错误认识。部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亲（或母亲）一方错误认为，既然法院把子女判归自己，子女就属于自己，与对方无关，因而不允许对方探望子女；而相对方有时也认为，既然法院将子女判归另一方，另一方就应完全承担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而与自己无关，甚至主动断绝与子女的往来，以达到推卸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二是报复心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出于对对方的报复、刁难等心理，故意以种种理由拒绝或设置障碍，甚至强行阻止对方对子女的探视，以对方的痛苦作为自己渲泄怨恨的通道。三是抚养费给付不到位。有的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因经济困难，一时给付不了抚养费，对方即以“不给抚养费别想看孩子”为由相要挟，故意阻断子女与父母他方的亲情与联系。四是错误教育，部分未成年子女在父母一方的.错误教育下，对另一方产生错误认识，致使其在感情上不愿接受父母他方。五是探望权滥用。部分未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借频繁与子女见面之机干扰对方的正常生活，致使对方进行“曲线自保”。
为解决这类纠纷，保证子女生理、人格、情感等健康成长，新修订的《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对1980年《婚姻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作了重要补充。该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这是一个很有人文意义的法律规定，对于离婚双方当事人的亲权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应该说，在《婚姻法》修订之前，这个权利也是存在的。因为离婚解除的只是因法律行为而产生的配偶关系，而不能消灭具有自然血缘的亲子关系。因此，不论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夫妻离婚后，任何一方都是有权探望子女的。只是在《婚姻法》对此无明文规定时，当事人一旦在探望问题上出现争议，总显得不理直气壮。现在，法律正式规定了这个权利，就使它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了名正言顺的法定权利。其后果就是确定了探望子女在一方是权利，在另一方就是义务，不履行义务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见注①）
探望权，在有些国家或地区也称探视权或交往权，主要是指离婚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享有对该未成年子女进行看望并与之保持直接联系与交往的权利。该权利重在维护未与子女朝夕相处的父母一方与子女间的交往，保障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联络。建立探望权制度，既是亲子关系的本质体现，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当前，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父母一旦离婚，双方争要子女随其生活的情况非常普遍。但由于种种原因，子女通常只能与父母中的一方共同生活，而不得不与父母另一方分离。司法机关遇此局面，倍感为难与棘手。探望权制度确立的意义就在于，其一方面保证了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满足了其对子女关心、抚养、教育、亲近的自然情感需要，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情感伤害，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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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保险利益的法律问题论文
目前，学界关于保险利益的定义主要分为三种观点：1经济利益说。该学说认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具体包括实际利益和期待利益。2利害关系说。由于人的寿命和身体属于人格权的一部分，无法以经济价值衡量，经济利益说很难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因此，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提出了利害关系学说，他认为“：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对于投保人本人为其主观价值，对于第三人则为投保人和该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利害关系说中的“利害关系”不仅指投保人或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或被保险人所具有的经济上的利益，还包括精神上的利益。3适法利益说。该学说认为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或被保险人所具有的合法利益。我国《保险法》即采用此种学说进行立法，其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此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凸显了保险利益必须具有合法性。
针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①经济利益说重视保险标的物的价值因素，突出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功能，但依照其理论仍然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现实问题。例如：人身合同中，人的寿命和身体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保费难以确定；像山川、河流等标的物虽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却不能投保。②利害关系说涵盖范围宽泛，既能解释财产保险合同，又能解释人身保险合同，但是这种过于模糊的定义容易导致对保险利益概念的扩张解释。而且，关于何种关系属于利害关系、利害关系者拥有保险利益又该如何履行等问题，无论在学理层面还是在立法层面，都无法形成清晰地共识。③笔者较为同意适法利益说，它强调保险利益必须经法律规定所确认，注重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更能防范道德风险，体现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作用。但是，法律天然具有滞后性的缺陷，仅仅以法律承认为依据将会使得新的保险险种因未得到承认而不具有法律上的保险利益，导致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也会限制保险业的发展。因此，对于适法利益说的进一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保险利益的适用主体
关于保险利益应归属何人，即保险利益的适用主体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更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大致牵涉到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四方主体，除去保险人与保险利益无关以外，以下笔者将会一一分析。
1投保人
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在人身保险中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在财产保险中则不需要。关于投保人是否应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有些学者大多认为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如台湾学者施文森认为“：无论在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要保人对于保险标的须具有保险利益为保险契约之前提要件”。台湾地区的《保险法》也采纳了这一观点。第二，有些学者认为投保人不须具有保险利益，如学者孙积禄认为，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非同一人时，“投保人实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适应代理的相关规定不仅能自圆其说且与事实完全相符，故投保人不须具有保险利益。”第三，有些学者认为应将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区别对待。
2被保险人
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在人身保险中则未规定。关于被保险人是否应具有保险利益，学界大致有四种学说：第一，肯定说。其认为被保险人应具有保险利益，因为被保险人是在发生保险事故后遭受损失的人，只有具有保险利益才会有损失发生。台湾学者黄川口曾说：“被保险人是遭受损害，而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倘无保险利益之存在，哪有损失可言？”第二，否定说。其认为被保险人不应具有保险利益，因为被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的直接当事人，仅有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即可。第三，移转说。其认为保险合同订立时，被保险人不须具有保险利益，但之后保险利益发生变动而使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时，被保险人须具有保险利益。第四，折中说。其认为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对自己的寿命或身体当然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中，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即采用了折中说的观点。
3受益人
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特有的概念，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指定的，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关于受益人是否应具有保险利益，各国的立法规定各不相同，在学界也有一定的争议，大致分为肯定和否定两派。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受益人须具有保险利益。如学者尹田认为：对某项保险标的具备保险利益者以自己为被保险人而投保，并且在保险合同中不另行指定受益方，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而为一，要求受益方具备保险利益，实质上等于要求投保人具备保险利益；但当受益人与投保人发生分离时，仍机械要求投保人的保险利益，不仅无任何益处，且阻碍保险之发展与人类之互助。台湾学者王卫耻、刘宗荣等都认为为防止道德风险，受益人应具有保险利益。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受益人不须具有保险利益。如学者孙积禄认为：“受益人的受益权实际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金请求权的处分，被保险人的处分行为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即可，故受益人不必具有保险利益。”
结合以上学者观点，笔者认为：①投保人在财产保险中不须具有保险利益，因为被保险人才是发生保险事故后有赔偿请求权之人，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也不会诱发道德风险。而且，如果规定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那么基于无因管理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就会因缺乏保险利益而被认定为无效，这不仅阻碍了保险业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形成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在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因为人的寿命和身体具有人格属性，如果不对投保人的资格加以限定的话，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为他人的寿命和身体投保，如果被保险人还被迫指定投保人为受益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②关于被保险人是否应具有保险利益，笔者较赞成折中说。财产保险以赔偿损失为原则，被保险人如果不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也就不会因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如果未受损失的人领取了保险金，就会产生额外收益，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人身保险中，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寿命和身体投保，被保险人对自己的人身具有保险利益是毋庸置疑的。③受益人不须具有保险利益。因为受益人是由被保险人指定的，如果投保人指定，则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被保险人指定一个可能会危害自己利益的人为受益人的情况微乎其微。为了防止被保险人在受到胁迫等情况下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可以借鉴“剥夺受益权”的规定规制投保人的行为。
二保险利益与合同效力的关系
保险利益应该何时存在，它是合同的生效要件还是失效要件，与合同的效力有什么关系？这是与保险利益的定义、适用主体并列的`有关保险利益的第三个基本问题。由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在此问题上差别较大，笔者将分别分析。
1人身保险
传统理论认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不同，其必须在缔约时存在，至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可保利益是否存在，则无关紧要”。即保险利益是人身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失效要件。其主要考虑人身保险涉及人的寿命和身体，如果订立合同时不要求保险利益的存在，可能会引发和道德风险。也有学者认为，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应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存在，即既非生效要件也非失效要件；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分损失补偿性保险合同和定值性保险合同，进行不同的规定。笔者较赞同生效要件说。因为在人身保险中，投保人一旦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后，除缴纳保费外，保险合同与投保人关系不大，反而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关系密切。之后投保人是否丧失保险利益无须关注，再对保险事故发生时进行保险利益的规定，显得过于累赘。此外，将损失补偿和定额给付作为分类的标准并不恰当，即使分类对待，应以人身保险利益的稳定性作为标准。
2财产保险
在我国，保险利益既非财产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也非失效要件，而是保险金请求权的行使要件，保险事故发生时若无保险利益，合同仍然有效，但被保险人丧失保险金请求权。也有学者主张“生效要件”说，即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合同才生效。还有学者主张“失效要件”说，即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若无保险利益，合同失效，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笔者较赞同保险金请求权欠缺说。因为财产保险的目的是补偿损失，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保险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险利益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未遭受损失，如果其还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话，是不公平的。但是，是否具有保险利益一般由保险人认定，双方地位不平等，丧失保险利益就使合同失效的话不利于合同的稳定性。此时，投保人应有权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就保险合同的存续做出选择，不愿继续保险的，可以通知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
三结语
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或被保险人所具有的合法利益，但此处的“合法”还需进一步的明确。在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应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人身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之一；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应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要件之一。尽管关于保险利益的定义、适用主体、与合同效力的关系等问题学界并未形成一致意见，但不同学说的争论才能促使立法者去寻找更加合理的制度。（本文作者：杨安琪 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企业破产抵销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破产法都对企业破产抵销进行了规定，我国也不例外，对破产抵销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规定和限定，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可操作性、公平性、效率性就很难得到兼顾。本文对我们企业破产抵销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企业破产抵销;法律问题;破产程序;抵销权
在破产程序中企业破产抵销权是民法抵销权的延伸，企业破产抵销具体来说是企业破产债权人如果在宣告破产还对债务人负有债务，那么都可以向破产管理人申请使用债权抵销债务，此方法不涉及债务、债权种类及债权债务是否到期或有其它附加条件，均可适用。我国《破产法》第40条的相关规定虽然很好地解决了一般性的企业破产抵销问题，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
一、我国企业破产抵销的相关法则
(一)企业破产抵销的一般规则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40条有明确的规定，债权人可以于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受理前向管理人主张抵销。这项规定具体来说可以做以下解读:①要想行使企业破产抵销权，必须要进行债权申报，对于债权人来说，抵销是一项特殊赋予的`权利，破产抵销权人依然是债权人。如果没有依法申报债权，债权人会议没有审查确认债权的准确性真实性，那么就无法主张抵销［2］。②破产管理人与破产债权人在主张抵销这一理念上属于相对人，破产债权人向破产管理人作出抵销的申请时就尅是行使抵销权，如果破产管理人通过抵销申请，那么即可抵销;如果破产管理人没有通过抵销申请，那么破产债权人也有权实施诉讼。③破产抵销权是法律赋予破产债权人的特殊权利，破产债务人和破产管理人都不具备此项权利。④企业破产抵销权与民法抵销权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企业破产抵消权中，无论哪种类型的债权、无论债权是否到期或者具有其他附加条件都可以实施抵销。⑤在实施债权抵销权之后，其余还没有抵销的破产债权应进行破产分配。
(二)企业破产抵销的限制性规定
为了避免一些不法人员滥用企业破产抵销权，对他人的利益造成侵犯，我国《企业破产法》第40条又对破产抵销权进行了限制性规定，指出以下三种情况不适用企业破产抵销:①债务人的债务人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发生在破产案件受理后，不得抵销。破产债务人应严格遵守破产程序，完全履行债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产生利益则应纳入债务人财产。②在明知道债务人破产申请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仍然要承担债务人的债务，不得抵销，不包括破产申请发生在一年前或法律规定而负担的债务［2］。③在明知道债务人破产申请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务人的债务人依旧取得对债务人的债权，不得抵销，不包括人破产申请一年前发生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债务人的债务人明知道对债务人的债权很大可能转化为破产债权时，依旧取得对债务人的债权时在法律上会被推定为恶意，可禁止其行使抵销权。
二、如何更好的完善我国企业破产抵销相关法律
(一)对企业破产抵销权行使时间进行明确规定
现行的《破产法》中只是规定了企业破产抵销权的行使人、行使方法和行使限制条件，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其行使时间。笔者认为需要通过法律来对这一行使时间进行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在这一时间段内及时决定是否抵销，若超出这一时间段或者在时间段内做出不抵消的决定，那么即可判定破产债权人放弃了破产抵销权，并直接进行下一步分配程序［2］。
(二)明确规定管理人违法行使破产抵销权的效力
现行的《破产法》没有规定在债权人不能旅行债务又拒绝抵销时，管理人能否行使抵销权，也没有明确破产人作为债权人时，管理人能否行使抵销权，且管理人主张破产抵销权的效力问题也没有明确解释。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应禁止管理人行使抵销权，但对于管理人违法行使破产抵销权的效力却又不同的结论，或有效或无效。在实际的企业破产程序中，债权人大多数都没有参与破产程序，破产管理人行使抵销权缺乏有效监督，若破产管理人承认破产抵销权有法律效力，那么债权人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有失破产程序的公正性，因此笔者认为无效更为合适［1］。
(三)对企业破产抵销债权的禁止范围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我们的《破产法》关于企业破产抵销权的禁止性规定只有三项，且较为粗疏和非常简单，只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细节仍待进一步加强。例如，针对因注册资本未到位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债务能否抵销这一问题，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40条的反对解释和文义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股东欠缴出资的债务也被包含在可抵销的范围内，这明显是不合适的［1］。故而，应进一步详细规定和注释企业破产抵销债权的禁止范围，以确保含义准确、明确，提高操作性。
三、结语
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国家法制建设的推进，我国的《破产法》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完善企业破产抵销权的条文和规定时，应多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但也应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公正性，提高实际的可操作性，解决好效率不高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聂德明，周梁云．破产抵销权的法经济学分析［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3，14(5):160－162．
［2］宋青海．破产抵销的限制及其完善［D］．西南政法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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