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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聊斋，说心得。
一县令的轿子，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轿子里面的县官睡意惺忪，像是还没回过神来。这会，只闻街道上一阵喧哗，一村妇直面挡住了县官的去路。衙门里的随从慌忙报告县官，向其说明村妇拦路的来意。看到这场面，我还真为这位身有残疾跪地诉冤的村妇捏一把汗，准确地说是一种担心。很难预料坐在轿子里面的县官，是否肯为没有状纸的村妇伸张正义还其一公道?单凭我所见县官睡意朦胧的神态，就感觉这村妇有可能白跑一趟。心里却着实渴望县官可以明是非不再犹疑，果断地接下村妇的诉状为其申冤。结果，县官以其证据不足为由命随从把村妇赶到路旁，打道回府。故事还在继续。这名村妇看到县官对于她的冤情置之不理。为此，她没有打退堂鼓而是拖着残疾的双腿一步一步跪到了衙门。响亮的击鼓声，再次惊动了园舍里赏花戏鸟的县官。等县官听明白了衙役的一番通报和细述。这次，县官动了恻隐之心，有意要看看这位意志坚定的村妇究竟有何冤情?至于一路拖着残疾的双腿来告状。
村妇终于有了陈述冤情的.机会。可这位县官自走上公堂就没正眼看待这位公堂之下的村妇，不难看出他还抱有轻视心理。等公堂之上的县官大人往下一看，却实有些“眼疾。”原来，他看到堂下跪着的村妇相貌丑陋，称其为丑女。看到这一切，他没有身正公堂，而是侧身而坐，手里拿着一本书，边看边提问堂下“丑女”的案情。而此时的村妇，并没有躲避自身的缺憾，反而如实向县官大人诉说了村妇的母亲跟家人一样嫌弃她天生的丑相。听到这里，县官大人急切地转过身，对于村妇的这一说法深有不解！疑惑中，一再明示真理。自古哪有母嫌子丑之说。当然，村妇的长相如何，不在案情范围。言外之意，使公堂上的县官对村妇有了一丝同情心。当初的冷态度缓和了许多。则耐心地听村妇把案情的前后经过一一道来。村妇的冤情另县官大人及其愤怒。并当堂拍板为村妇伸张正义，并把逍遥法外的歹徒及早逮捕归案。村妇对于亡夫的用情至深和深明大义，以及今生无缘成为结发夫妻之名分却胜似结发夫妻之恩情。她为亡夫所作的一切善后事宜，皆另县官和村民心生敬意。
剧情经历一番波折之后，如我期盼的一样顺理成章。俗语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话一点不假。要说看人啊，还真不能用眼睛去看，关键时候要用心去看。还有一说：邪不压正，正义永存。
鬼魅浮窗飘渺，幽魂帘卷门敲。夜间少女闹荒郊，扰乱狐仙好觉。
美少偷尝禁果，娇芳媚献佳肴。忽闻鸡叫两情抛，却是松龄训教。
看到这本书熟悉的题目，不少人肯定会第一时间想起一个令人耳熟能详的故事电影——《画皮》，电影里那些恐怖夸张的故事情节时到今日仍然令我们心有余悸，所以很多人一定会误以为《聊斋志异》这本书是一本纯粹的恐怖小说，大错特错!这本经典耐读的小说如果单单停留在这么低级的层面的话，它还会从清代一直流传至今吗?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绝伦的一个个故事，它还通过让我们阅读这些故事从而领会到一个个意味深长的道理，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也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今年寒假，妈妈给我买了一本《聊斋志异》。《聊斋志异》非常有趣，不久我就看完了这本书。 《聊斋志异》是一部经典小说，是蒲松龄的著作。《聊斋志异》是古代灵异、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有“空前绝后”之美誉。《聊斋志异》看来偏偏讲的鬼、狐、仙、怪，其实字字都是人、情、世、态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着作者对人生的丰富体验和深刻智慧
从中我感受到，眼睛所看到那美丽的景象深处并不一定是美好的。正如俗话所说“人不可貌相，还水不可斗量。”往往那另人看不起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纯洁、美好加钻石般透明闪亮的心灵，比海还深比宇宙还深的心灵。
其实，《聊斋》表面上在讲鬼、狐一类的故事，而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败，在康熙时期的中后期，也就是蒲松龄所在的那个时代，贪污成风，赃官比比皆是，清官能有几个?比作者生活好的不少，比他生活差的更多，然而他们未必都会去思考这些社会问题。作者大胆地揭开了所谓“盛世”下的“烂疤”替那些饱受迫-害的下层人民提出控诉!在这里，我又不禁佩服作者的慧眼明珠，佩服他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古已有许多文人墨客钟情于‘志怪’类文学并留下脍炙人口的鸿篇，但真正将这类文学推向顶峰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空前绝后”之美誉。他将古代小说中的‘志怪’、‘传奇’和‘人情’融于一体，吸收了古代白话小说的长处，形成了独特的简洁优雅的文言风格。
聊斋中将世界分为仙界，冥界，妖界。
传说中的仙界或在天上，或在海中，或在幽远之名山洞府，是不老不死的乐园。那里有奇树珍果，香花瑶草，美人仙乐，玉液琼浆，有永远的享乐和永恒的生命。 而聊斋中的仙女有平民色彩，她们跟凡人成亲，养儿育女，为夫君道德完善恪尽职守，追求道德完善、追求真正幸福，《翩翩》是代表。前人小说里的观世音总是手执柳枝，点洒几点救命水，到了蒲松龄的《菱角》里边，观世音变成了凡人的母亲，在人间吃苦耐劳，亲手给儿子做衣服和鞋子。真正成了跟黎民大众共甘苦的平民观音。前辈作家创造了星汉灿烂的神仙世界，蒲松龄让紫气仙人向人间回归，和世间的凡人一起过上了平平常常的生活。
冥界的鬼混早在先秦典籍中出现过，前人认为人死为鬼，鬼形成阴界。但在《聊斋志异》中，鬼世界和人间的世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鬼界成了人间的虚幻倒影，是人世间种.种现象的折射反映。
凡是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器物变化成人，或者虽然没变化成人却能像人一样说话，跟人交往，便为妖。这是妖的宽泛定义。《聊斋志异》中，千姿百态的精灵都来和人交往。蒲松龄神鬼狐妖画苍生，驰想天外的志怪，是沧海桑田的人生。
《聊斋志异》虽然讲鬼、狐、仙、怪的故事，其实字字都是人、情、世、态，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着作者对人生的丰富体验和深刻智慧，从书中不难发现，作者是通过一个个美丽奇异的故事将他对漆黑如墨的现实的不满，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及对贪官们狼狈为奸的鞭挞展现在我们眼前。它的内容广泛，并以此来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从书中我能时时提醒自己，往往那另人看不起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纯洁、美好般钻石般透明闪亮的心灵，比海还深比宇宙还广阔的心灵。 正如俗话所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多数小说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却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
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看《聊斋志异》奇异有趣的故事，当作一本消愁解闷的书来读，而应该深入地去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爱和恨，悲愤和喜悦，以及产生这些思想感情的现实生活和深刻的历史内容。
由于《聊斋志异》是一部经历了漫长时期才完成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来源不同，作者的'思想认识前后有发展变化，加上作者世界观本身存在矛盾，因而全书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比较复杂。
但从总体看来，优秀之作占半数以上，主要倾向是进步的，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
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艺术追求，也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突出的思想特色。
郭沫若曾说过: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近500篇，或讲民间的民俗民习、奇谈异闻、或讲世间万物的奇异变幻、题材极为广泛。
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异彩纷呈的艺术形象，作者蒲松龄一生科甲不利、生活清贫，对于当时的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创作的无数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及艺术形象，都有扎根于社会的思想内容基础，并由此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及爱憎等思想感情，其中，也熔铸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寄托了作者自己的孤愤心情。
《白话聊斋》为家庭书架丛书之一，选取《聊斋志异》中的经典篇章，翻译成白话文，定名为《白话聊斋》，以让现代读者也体味到作品的深远魅力。
“我想做一点实验，改写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1988年，汪曾祺在给《人民文学》的创作谈中这样写到。
《聊斋新义》是汪曾祺对蒲松龄《聊斋志异》部分篇章的改写，共13篇。汪曾祺保留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特点，削弱原著中传奇性的情节，以独有的清新质朴的语言魅力，将古本《聊斋》的故事和人物注入现代意识，从一个新的高度对原著中男女之间、人狐之间，甚至人与动物、死物之间的故事进行了颠覆、重构与提升，使其不再只是奇闻异事的记录。
汪曾祺之子汪朗先生认为，父亲独有的清新质朴的语言魅力，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改写《聊斋》再合适不过。“新书对原著‘小改而大动’，故事和人物的描绘变得清晰明了，从现代人的哲学观念、审美视角，注入更多的生命意义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即便是细致微小的情节也能引人深思。”
作为《聊斋新义》的特邀策划人，著名编剧、策划人史航坦承自己是《聊斋》的“铁杆粉丝”。他特意为这本书作序《我就是想说说我的惊奇》，并讲述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我最喜欢《捕快张三》，那是除了汪曾祺谁都写不出来的。”
在对比不同版本的《聊斋》时，史航列举出了很多《聊斋新义》中改写的故事。“《蛐蛐》中的儿子为了帮助父亲摆脱官府欺压，化身成为一只蛐蛐，但在结局最终死去，无意增加了小说的悲伤色彩;《双灯》中丫环对二小说‘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我就得走了’，这种超越旧时世俗的婚恋观在当下社会也毫不过时……”，汪曾祺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颠覆、重构、提升了聊斋原著故事，让这本古代小说充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异魅力，散发出更多时代新义。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屏幕上有一部吓唬小孩的大杀器《聊斋》，那诡异的灯光和瘆人的音乐一起，孩子就只敢从手指缝里偷瞄一眼，看看又飘来什么女鬼。
长大一些，我看的第一部“传统经典”，不是四大名著，而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尽管对文言文半懂不懂，可那些“鬼”的故事，似乎比人的故事要有趣得多，也直接得多。有时候，如果盖住“鬼”的身份识别，就是一幕幕人间百态。
很荣幸，很多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汪曾祺，还写下了这本《聊斋新义》。他说，自己想做一点实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而石能择主，人即是花，这种思想本来就是相当现代的，蒲松龄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思想，令人惊讶。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汪曾祺选了另外一条路——把旧的创造出来了。汪曾祺动笔，不是大刀阔斧地改，但给故事埋下了突出一条岔路般的未尽之意。
《促织》的结局原本是大团圆式的，变成蛐蛐的儿子复活了，他的父亲也功名钱财双收。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和之前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故事情绪是矛盾的，也让一个揭露黑暗的剧本在最后作了某种妥协。蒲松龄也许是化愤怒为慰安，汪曾祺却毫不犹豫地把儿子“写死”了——这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瑞云》的原著结尾，在贺生的“帮助”下，瑞云的脸又恢复了光洁。这个故事原本的主题是赞扬贺生的“不以媸妍易念”，这是道德意识，不是审美意识。歌德说过，爱一个人如果不爱她的缺点，不是真正的爱。在汪曾祺的改写中，当瑞云的脸晶莹洁白，一如当年，贺生却不像瑞云一样欢喜，反而若有所思。这样一改，就是一个现代意味的爱情故事了。
据说有记者问过科学家霍金，这一生有什么事情真正打动过你?霍金回答，“遥远的相似性”。“故事新编”的方式其实并不新鲜，民国时期，鲁迅写过一本名字就叫《故事新编》的历史小说集;林语堂也用英语改写过《虬髯客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中国古代小说，最后文言文转英文又转白话文，汇集成一本《中国传奇》。
鲁迅比较谦虚，1935年在给《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但鲁迅改写历史小说，绝不是闲来无事的文人消遣。比如，大禹治水的《理水》一文，就是那个时代的“官场现形记”，其中关于“考察员”的描述，至今读来仍觉眼熟。
林语堂的选择标准则是，“所选各篇皆具有一般性，适合现代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同情心”。林语堂的第一目标读者是西方人，目的在于普及中国文化，所以在选定篇目之后，改的只是文风，故事主旨并无太多变化。
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与电视剧《聊斋》几乎同期。他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闲适格调，他想写的，是人的现代意识，“中国的许多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从六朝志怪到《聊斋》，都值得重新处理，从哲学的高度，从审美的视角”。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个说法也许不严谨、不科学，但有据可考。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复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震动文坛，在一个作品研讨会上，几个青年学者给他定了个位;后来慢慢地就成了定论，学者孙郁在三联书店出过一本写汪曾祺的书，书名就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这里不讨论“士大夫”，但孙郁说的有道理，“汪曾祺的文章还被不断地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此前评价聊斋最普遍的观点之一，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固然没错，但人性在其中是缺席的，汪曾祺要做的，是把聊斋里的鬼，写成现代的人。
汪曾祺也是个有趣味的人，曾自嘲：“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他改了原著的一些篇名：把《郭安》改成《明白官》，但文中的官明明是个糊涂官;把《赵城虎》改成《老虎吃错人》，但老虎比人更有人性。林语堂也改写过《促织》，给文中的儿子起名“吉弟”，汪曾祺则起名“黑子”，还把篇名改成《蛐蛐》，风格十分统一。
《聊斋新义》只有13篇，当时有人催他多写几篇去出版，汪曾祺的回复是——“为写而写，为钱而写，质量肯定不会好，而且人也搞得太辛苦。”
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书，读来不累，读完能想很久。
“我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这是尝试的第一批。”1987年，汪曾祺在爱荷华写作中心访学期间拿起带去异国他乡的一本《聊斋志异选》，开始了“将旧的故事再创造”的写作。
汪曾祺做了哪些改写?他在前言中自述：“《石清虚》我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我把《黄英》大大简化了，删去了黄英与马子才结为夫妇的情节，我不喜欢马子才，觉得他俗不可耐。这样一来，主题就直露了，但也干净得多了。我把《促织》和《瑞云》的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尾改掉了。《促织》本来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揭露性的悲剧，原著却使变成蛐蛐的孩子又复活了，他的父亲也有了功名，这是一大败笔。这和前面一家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绪是矛盾的，孩子的变形也就失去使人震动的力量。蒲松龄和自己打了架，迫使作者于不自觉中化愤怒为慰安，于此可见封建统治的酷烈。……小改而大动，即尽量保存传统作品的情节，而在关键的地方加以变动，注入现代意识。改写原有的传说故事，参以己意，使成新篇。”
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最新版的《聊斋新义》，收入经汪曾祺改写的包括《石清虚》《陆判》《画壁》《捕快张三》《双灯》《同梦》等十三个故事，如汪曾祺在序言所言“小改而大动”，以白话重现演绎故事情节，改动多在结尾处。如《画壁》，结尾处以朱守素的驼队又上路了，“骆驼的柔软的大蹄子踩着沙碛，驼队渐行渐远”为收束，取代了原来的“即起，历阶而出”不了了之的草率和“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等说教的枯燥。
而对于《双灯》“魏伫立彷徨，遥见双灯明灭，渐远不可睹，怏郁而反。是夜山头灯火，村人悉望见之”这样本就富有情境意蕴丰沛的结尾，汪曾祺则如实写出“二小呆呆地站着，远远看见双灯一会明，一会灭，越来越远，渐渐看不见了，二小好像掉了魂。这天傍晚，山上的双灯，村里人都看见了。”
十三个故事的改写基本保持了汪曾祺一贯的简远萧散的风格，同时也保留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特点，削弱原著中传奇性的情节。汪朗认为，父亲汪曾祺“新书对原著小改而大动，故事和人物的描绘变得清晰明了，从现代人的哲学观念、审美视角，注入更多的生命意义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即便是细致微小的情节也能引人深思。”
1月9日举办的《聊斋新义》新书故事会中，汪曾祺之子汪朗，编剧、策划人史航，学者止庵也就该书进行了分享。
“繁笔”“简笔”及故事改写
止庵认为，《聊斋志异》是写作风格很芜杂的小说，主要有两种写作路径：一路是用繁笔，比较接近于唐人小说;一路是用简笔，接近于魏晋小说：“比如《阅微草堂笔记》用的就是简笔，是魏晋小说的路数，当时清朝人认为用简笔是正路，《聊斋》在当时的地位就不如《阅微草堂笔记》。魏晋小说通常就是用几十个到一百个字讲一个事情，这种写法留下了很多空白。”
严格来说那种简笔的那种小说更能给作家灵感和空间，但是汪曾琪带去异乡的《聊斋志异选》收的篇章都是繁笔，是最具有蒲松龄风格的，止庵认为，从汪曾琪《受戒》读起，他是自己写作的美学观念非常强的一个人，当他遇到《聊斋》这本书的时候，他就会要写一个汪曾祺的《聊斋》，不是重述一个蒲松龄的《聊斋》：“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跟蒲松龄之间有一个切磋，你这一笔我同意，我就照你这笔写，你这笔我要是不同意，我就照我的写。这个事确实是只有他这样的功底，他这样位置的人，才能做这个事。”
而这也让我们想到同样改写了有名的文言作品的《故事新编》，《故事新编》中的神话故事原本都是很简单的小故事，甚至是一个梗概，可以理解为是“简笔”，这就让鲁迅有了充分的发挥空间，因而可以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学者汪晖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为现代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也对神话中的故事和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与演绎，并加入许多现代的语言、意识、行为，让神话人物言辞戏谑，甚至如他所言“不免有油滑之处”，同时也对社会现实有诸多影射，《故事新编》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鲁迅再创造的作品。而《聊斋新义》则像是汪曾祺与蒲松龄的某种“商榷”。
如《蛐蛐》中的儿子为了帮助父亲摆脱官府欺压，化身成为一只蛐蛐，但在结局最终死去，无疑增加了小说的悲伤色彩;《双灯》中丫环对二小说：“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我就得走了”是超越旧时世俗的婚恋观在当下社会也毫不过时的……汪曾祺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颠覆、重构、提升了聊斋原著故事，让这本古代小说充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异魅力，散发出更多时代新义。
汪曾祺的“心重笔轻”
汪朗回忆父亲每天的写作状态：一般早上起来比较早，下碗面吃，泡杯浓茶端着坐在家里的一个破沙发上，“我妹妹说是直眉瞪眼，我说是像老僧入定似的，想四十分钟，然后就开始写，写的时候，大多时候不太打磕巴，没有什么大删大改，他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这是汪曾祺的一种“心重笔轻”的状态，止庵说：“汪先生在80年代初出现，那时候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受戒》是当时不得了的作品。《受戒》将非常残酷的故事写得很自如。《聊斋志异》里很多故事内容也是很残酷，比如《促织》中，汪先生对蛐蛐有深入的了解，蛐蛐活一秋就会死掉，所以这个孩子化成蛐蛐以后也会在霜降死去，这样一个有点寿终正寝的结局冲淡了悲剧意味。他对于人命看得特别重，所以才会写这种作品。汪先生是一个心重笔轻的人。”
史航认为，落到“心重笔轻”这四个字已经比较圆满了，“《受戒》这个小说骨子里写的是破戒，对于当时的文坛也是一个破戒的行为。我举一个小花絮，当时这个小说出了之后，在江南的农村大队开会，两个小队长听着开会觉得无聊在桌布上写字，他们默写的是《受戒》里的台词，就知道那个时代，80年代初的时候，文学是真的营养了人。汪曾祺有一个散文《白马庙》，里面有一个哑巴是掏粪的，但是他在粪桶上画了画。这就是汪曾祺眼中的世界。”
今年正值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带来的新书《聊斋新义》在订货会上一亮相，就吸引了客商和读者的关注。
《聊斋新义》是汪曾祺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改写。新作保留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特点，削弱原著中传奇性的情节，使其不再只是简单的奇闻异事的记录，堪称对蒲松龄原著的“故事新编”，开“新笔记体小说”之先河。
当天上午，汪曾祺之子汪朗、编剧史航、作家止庵亲临订货会广东展区，解读他们眼中的《聊斋新义》。汪朗认为，父亲汪曾祺独有的清新质朴的语言魅力，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改写《聊斋》再合适不过。“新书对原著‘小改而大动’，故事和人物的描绘变得清晰明了，从现代人的哲学观念、审美视角，注入更多的生命意义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即便是细致微小的情节也能引人深思。”
作为《聊斋新义》的特邀策划人，史航坦承自己是《聊斋》的“铁杆粉丝”。他特意为这本书作序：“我最喜欢《捕快张三》，那是除了汪曾祺谁都写不出来的。”
在对比不同版本的聊斋时，他列举出很多新书中改写的故事。“《蛐蛐》中的儿子为了帮助父亲摆脱官府欺压，化身成为一只蛐蛐，但在结局最终死去，无意增加了小说的悲伤色彩;《双灯》中丫环对二小说‘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我就得走了’，这种超越旧时世俗的婚恋观在当下社会也毫不过时……”汪曾祺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颠覆、重构、提升了聊斋原著故事，让这本古代小说充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异魅力，散发出更多时代新义。
作家止庵觉得，《聊斋》在汪曾祺的改写下，成就出了一个生趣盎然的世界，“将古代汉语转化为简洁明了的现代汉语，人与妖的阴阳世界不再变得冲突、对立，故事的总体脉络没有多大变化，却更注重生活化和哲理性，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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