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关于汉武帝的客观评价（共含7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您。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wahahashuma”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汉武帝逐渐发觉了巫蛊的虚妄，“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知道了太子当时采取非常行动确实出于不得已，于是“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把围捕太子的官员全家杀光，算是给太子出了口气。“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悲剧已经酿成，所谓思子宫，归来望思之台不过是一种安慰。
汉武帝必须重新考虑自己身后事宜，最终他选择了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可是刘弗陵很小，必须有心腹大臣辅政，于是想到了霍去病的弟弟霍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霍去病死后，这奉车都尉的职务一直是霍家人连任，从霍子侯到霍光，奉车都尉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卫戍部队总司令，丝纶出纳，职居密务，当然得是皇上信任的人!
汉武帝决定传位给刘弗陵，但是他也决定处死刘弗陵的亲生母亲钩弋夫人，理由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住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绝不给钩弋夫人仗着太后身份干涉政治的机会!“杀其母而立其子”皇权的绝对权威面前，人的感情再一次一文不值!
公元前 87 年，汉武帝病重，做出了身后的人事安排，“诏立弗陵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这几位算是辅政大臣，霍光和上官桀的恩怨情仇后面再说，但是这时候还算同心协力，准备辅佐少主!
其中，霍光尤其突出，小心谨慎，终于得到今日地位，通鉴说“光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祥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设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日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霍光的重用固然是自己努力和谨慎，当然也有霍去病的原因。此时担任大司马大将军，成为首席辅政大臣，刘弗陵年幼，霍光掌握了全部大权!
公元前 87 年“丁卯，帝崩于五柞宫;入殡未央宫前殿”汉武帝在历史舞台上终于谢幕!刘弗陵即位，就是汉昭帝。
班固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涣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对汉武帝的评价有些过高!
司马光的评价则比较适中“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尝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指出了汉武帝的过失，和秦始皇作了比较，“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确实是评价汉武帝的客观考语!
不管怎么说，送走了汉武帝，西汉的一段光辉岁月也走到了尽头，汉宣帝中兴只是回光返照，西汉后世之君没有一个达到汉武帝的高度。曾经沧海难为水，后面的西汉历史基本上没有这么精彩和华丽，我们不得不告别一段辉煌，也告别西汉的黄昏。
汉武帝是资治通鉴全书第一次集中笔墨刻画一位历史人物，虽然身死可必须讨论身后评价与影响。作者认为汉武帝一生丰富多彩也极富争议，文艺青年与多情皇帝之余，前半生偃文修武，剑锋所指，睥睨天下，何等英雄气魄!晚年倦勤，囿于群小，为巫医、黄门和弄臣所拨弄，加之自己穷奢极欲，好大喜功，追求长生不老，后半生行藏始终局限于宫闱之间，不复大漠狼烟的胸襟!终其一生，确实和秦始皇相似，算是一个功过分明，敢爱敢恨，真性情的汉子。 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采取了中央集权、反击匈奴的措施，使得西汉王朝空前强盛，这充分展示了汉武帝敢于开拓进取的雄才大略，为我们华夏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和强盛奠定了初步的基矗而在他之前的文景二帝，只知守成，“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是汉朝第六代皇帝，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
武帝16岁即位时，汉王朝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过多年战乱(从东周末年始)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平定了吴楚七国的叛乱，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已大为削弱。汉武帝在这样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
在内政方面，汉武帝采取了一些措施，进一步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严禁钦臣分附诸侯，内外勾结，使列侯的势力日益衰落。为加强皇权，强化了中央常备军，并录用人才，参与政事，以裁抑丞相的权力。
在军事方面，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率军出击匈奴，收复了失地，又派大将军霍去病几次攻击匈奴，迫使其残部迁徙漠北，从此无力南下骚扰，又派张骞为使联系西域，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国各族间的经常联系。他还派使者和出兵，说服和平定了西南夷地区，使之成为汉的郡县。并因朝鲜王派兵袭杀汉辽东都尉，派兵分海陆两路攻入朝鲜。
武帝还推行财政改革，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经济统制措施，重视兴修水利，促进了财政状况的好转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武帝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在统治期间，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当时世界上是文明程度最高，最富强的一个大国。
刘询做出的另一项变革是高级地方官员的任期问题。刘询认为像郡太守、封国丞相这样的高级地方官是维系一方稳定的关键因素，如果频繁地进行更换容易引发当地政局民生的动荡。于是，他建立了地方官“久任”的制度，即，无限期地延长地方官的任期。
小伙伴们乍一看可能会不理解，毕竟这与我们现在的惯常做法完全相悖。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包括现在，一般都会对地方主政官员的任期有明确的限制——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在同一个地方呆太久而坐大结党、威胁中央。不过，这也是把双刃剑，限制任期的弊端同样很明显——会导致地方官僚和地方百姓在价值追求上的“短视化”。对于官员来说，因为知道自己在任期届满后会被派往别的地方，出于自己仕途前景的考虑，都会尝试在自己的有限任期内最大化自己的政绩，却罔顾地方的长期利益，常常导致任期内“欣欣向荣”、任期后“百废待兴”的景象;对于下级官僚和百姓，同样因为有“老大到点了就走人”的预期，会不自觉地产生政治投机的冲动，抱有侥幸心理，也往往会对上多有欺瞒。这种局面并不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
这便是刘询设立“久任”制度的出发点——地方官员久任，让他们从地方的长期利益为出发点来施政治理，政策持续性就会有保障，不会出现频繁更换施政理念的情况，更有益于地方的长远发展，让当地百姓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
当然，在推出这一政策之前，刘询也是充分考虑过这一方案的弊端的。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也在地方高级官员的选任和考核两方面下足了功夫。
先说选任。对于所有地方高级官员的任命，刘询坚持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自己的亲自召见，通过面谈考察此人为政的水平以及未来的抱负。此外，在其赴任后，朝廷会持续关注此人的行为，看看是否存在言行不一的情况，一旦发现，必须要仔细查明背后的原因，如果问题严重，就会果断调任或撤官。这颇有点像我们现在企业用人“试用期”的规定，用人单位给自己留下了余地，不会因为老板在面试时看走眼就导致无法回头的结果。
再是考核。久任制的一个问题在于地方两千石大概率情况下会在太守、郡国丞相这种位置上干一辈子，很难再升迁到中央。所以，对于他们的考核和奖罚机制就要在官职升迁之外另辟蹊径。刘询采用的奖励办法多种多样，包括用诏书方式加以褒奖的精神鼓励、提升工资级别、赏赐金银、册封关内侯的爵位等等。
久任制的效果非常好，《通鉴》上说因为这个制度，“汉世良史，于是为盛”——在汉宣一朝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官僚。所谓良史者，循吏也。汉宣名臣们的故事，等我们下次讲“麒麟阁功臣录”的时候慢慢介绍。
在经济上，刘询延续了汉昭帝时期休养生息的主旨思路——不折腾，恢复大汉因汉武帝穷兵黩武造成的国力颓丧的局面。他一方面竭力控制政府开支，一方面想尽办法给天下百姓减轻负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最直接的手段便是减税。《通鉴》记载，刘询在地节四年(BC66)“诏减天下盐贾”降低盐税，又在甘露二年(BC52)“减民算三十”降低人头税。此外，在农产品连年丰收、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刘询在五凤四年(BC54)又下诏设立“常平仓”，由政府出面对农产品进行保护性限价收购，维护百姓的利益。这些政策效果显著，到刘询执政的中晚期，大汉又再次出现“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情景。
★ 客观的认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