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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简介

2023-12-21 08:06:38|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作者：lvxz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吕叔湘简介（共含9篇），供大家参考。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lvxz”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吕叔湘简介

篇1：吕叔湘简介

吕叔湘：人民的语言学家

纪念吕叔湘先生诞辰百年

吕叔湘在题词

吕叔湘全家合影

在我的印象中,吕先生平时言谈中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内心对民族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时曾说中国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有个“志”,这是其人生的着落;“匹夫不可夺志”,其志就是爱国、学术,学术的根子是爱国。这些话真是说到了根上,可以作为对吕先生思想的最简约而深刻的诠释。

吕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了古典文献和西学的功底。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又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既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又立足于汉语的实际,坚持求真务实的学风,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学术潮流的前面,取得一系列既有理论建树又有方法创新的成果,成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

20多年前,当代语言学开始在我国传布流行,有很多学者都惊奇地发现,吕先生早年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有不少跟当代语言学尤其是功能语法学说的要义不谋而合。上个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在国内盛行,语法学借鉴于按意义划分词类容易导致词无定类的结局,因而主张用语法标准划分词类。吕先生一方面积极推动按语法标准划分词类,仔细研究各类标准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又在几乎人人强调语法标准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词类的语法差异背后的语义基础,并把是否符合语义作为判别词类划分好坏的标准。基于对大量语言事实的深入调查,吕先生看到类别之间经常存在难以判然划分的界限,他从不主张把那些边缘性的单位说一不二地归入某个类别,而且把界限模糊看作语言学中分类学的常态,认为界限模糊也不影响类别存在的客观性。吕先生对词类背后的语义基础的认识,对类别边界模糊的认识,都是功能语法后来引为基本共识的观念。

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法要略》是吕先生的成名之作,书中分“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分,首创以表达范畴为纲论述汉语语法系统的先例。当学界盛赞“表达论“的创新价值时,吕先生却坦言,这本书的写作受到法国学者ferdinandbrunot《思想和语言》一书的启发,“如果说我的书里有什么创造,那也只是在个别章节的细节上,至于全书的布局,我是不敢掠美的。” 《吕叔湘全集》第十九卷《致郭绍虞》吕先生的这番话,表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谦逊与诚实的品德;但不可否认的是,吕先生心有灵犀,认识到从意义出发的路子更适合没有多少形态变化的汉语,并把这种认识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过去的评论多从语言教学和适用的角度称赞“表达论”的价值,而现在,人们从当代语言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到“表达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意义。当代具有功能语言学倾向的历史语言学、类型学、语法化研究等领域,都很重视从语义表达范畴出发进行研究,因为语义范畴往往比形式范畴更具有语言的普遍性,更便于进行古今比较、历史演变研究和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在结构主义主导的时代,语法单位和语法结构为语法研究的唯一出发点,而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围绕语义范畴进行的研究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吕先生实为汉语语义表达范畴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吕先生不是那种只埋头于书斋进行个人研究的学者,也不是那种把自己划定在一个狭小研究领域的学者,他的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域,把通和专、理论和实践、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文献研究和活的语言研究等很好地结合在一志。吕先生学术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十分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关注语言学怎样为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作用。他一生中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发行4000多万册,不仅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巨大,而且还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跟他主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汉语八百词》一起,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他热心普及语文教育,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改革工作,77岁高龄时还认真准备了近万字的讲稿《怎样为中学生讲语法》。他几乎有求必应,认真回复中小学教师的来信,被称为中小学教师的挚友。他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对他们寄予厚望,不仅当面传授治学经验,而且还亲自为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修改文章,有的,还给予经济上的长期资助。他既是严师,又像慈父,他在后辈学子身上花费的心血根本无法计量。6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吕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后加的,叫做《人民的语言学家》,我觉得,吕先生是当得起“人民的语言学家”这一崇高称号的。

说起吕先生事业的成功,不得不提起吕师母和他们的家庭。吕先生家风敦厚朴实,夫妻相敬,兄弟友于,尊长慈爱,子女孝顺,既有中国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民主精神。吕先生捐款设立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资助生活有困难的学者,都得到家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吕先生家,吕师母是最有凝聚力的人物,七十多年中她与先生同甘共苦,悉心照料先生的生活起居,是先生事业的坚强后盾。

吕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其实仍旧和我们在一起。打开各种语言学期刊和一本本新出的语言学著作,在参考文献中吕先生的论著总是赫然在目,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依然在启迪、影响着后来的学者,成为后人学术创新不得不参考的重要成果。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这些年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势头良好,新的研究基地陆续建立,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新人层出不穷,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

回想26年前,我和杨成凯、李崇兴、王菊泉、周流溪、黄国营、陈平等6位师兄弟有幸成为先生的关门入室弟子,亲聆教诲,如沐浴春风,度过了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幸福时光,师恩如山,终生难忘。现在6位师兄弟都学有所成,聊可慰籍先生于九泉。6年来,我经常怀念吕先生,每当我计划写一篇文章而思路理不清时,就想起吕先生,要是先生还在,跟他谈谈一定能得到启发;每当自己研究偶有新得时,也想起吕先生,要是先生还在,让他也分享我的愉快,庶几可稍减他老人家对我这些年未能专心于学问的失望……。

6年前,吕先生的骨灰埋在香山一处山坡上,没有任何记号,陪伴吕先生的是山峦翠柏,是阵阵松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愿辛劳了一生的吕先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安息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

篇2：较真的吕叔湘阅读答案

较真的吕叔湘阅读答案

吕叔湘先生是丹阳人，不知道他在公众场合说不说普通话，几次见他和祖父聊天，腔调都接近苏州话。或许因为他曾在苏州生活，或许因为他治语言学，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一直以为他是苏州人。

吕叔湘和俞平伯都比祖父小又为祖父所敬重和钦佩。俞平伯是名士，两耳不闻窗外事，晚年喜读林译小说，突然有了兴趣，就找出来读，纯粹为解闷。俞平伯才华横溢，童心未泯，不算十分认真。吕叔湘正好相反，在做学问的路子上，俞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得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俞平伯身上多少有些遗老遗少的脾气，吕叔湘绝对没有。以俗名论，他没有俞平伯家喻户晓的影响，但在汉语言学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尊他为一代宗师绝不过分。我想说的是，吕叔湘具有人文关怀色彩，祖父就经常教导我向他学习。他是我见到的人中间，最讲究认真做人的。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叔湘一生都在维护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期，吕叔湘发现《人民文学》上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一一订正，杂志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象不出吕叔湘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误是免不了的，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了。记得当时《人民文学》当时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劝吕叔湘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最终没敢写，因为以吕叔湘的认真态度，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我觉得，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叔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从不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译文本身就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总说，自己最初的文笔是受了吕叔湘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叔湘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风行一时。70年代后期，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17万册，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他的强项是深入浅出。深，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能够浅，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

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叔湘最重要的两部书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吕叔湘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上，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文化普及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

90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叔湘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受宠若惊，没想到他会关心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与伯父一样，一生中写了文章，常寄吕叔湘指正。写信就称“先生”，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小10岁。轮到我，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觉得怎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怎样都不太合适：称“先生”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称“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讨论半天，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因为平时就这么叫的。于是这么写了。不过仍然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嘴上喊和写出来，感觉不一样。而且，当时电视上热播武侠连续剧，“吕公公”听上去，仿佛反面人物一样。

当时寄赠的是台湾版本，装帧比大陆的好得多，用纸也讲究。书是够漂亮，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既希望能提些意见，又害怕挑出一大堆毛病。结果是没有反应。吕叔湘当时近90岁，能承他惦记，已非常感激。（有删节）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吕叔湘影响不大，而在汉语言学范围内，尤其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研究及文字功力一流可谓一代宗师。

B。《人民文学》发表信件向吕叔湘表达谢意，信很短，错误却很多，甚至把吕叔湘写成“吕叔相”，可见对吕叔湘意见的轻视。

C。作者父亲最终没敢写信劝吕叔湘在《人民文学》正吃批评的情况下放人一马，侧面反映了吕叔湘在治学方面的'认真程度。

D。吕叔湘翻译的民俗学作品和编写的语言学著作，都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国内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E。作者把自己写的《夜泊秦淮》寄赠吕叔湘，希望能提些意见，但又怕他挑一大堆毛病，对方没做出反应，让读者非常感激。

（2）文中“吕叔湘的文字功底是第一流的”，试分析他的“第一流”有哪些具体表现？（6分）

（3）吕叔湘在治学方面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回答。（6分）

（4）文章中说，“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挑小媳妇的刺儿。”对于中学生是否应该学习一点语法，你有怎样的看法？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8分）

参考答案：

⑴答C给3分，答D给2分，答A给1分。【解析】A项“吕叔湘影响不大”不妥，后文有“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B项“对吕先生意见的轻视”说得过于绝对；E项作者所感激的是近90岁高龄的吕叔湘还在惦记、关心自己，而不是对方没有挑自己的毛病。

（2）①他发现《人民文学》上很多错误，并一一订正。②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译文就是很好的汉语教材。③他撰写《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和《文言虚字》等，影响很大。（每点2分，意思对即可）

（3）①治学严谨认真，社会责任感。对《人民文学》中的错误忿忿不平，写信一一订正。

②治学生动，做学问深入浅出。把枯燥的语法教活，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

③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翻译、文言及现代汉语语法学、中学教育（或语文教学）等方面。

（每条2分，意思对即可）

⑷ 观点：中学生学习一点语法是很有必要的。

理由：①学习语法可以提高中学生的语言能力。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语法分析是一种技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会得到巩固和提高。②学习语法可以维护汉语的纯洁。中学生应该像吕叔湘先生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认真地纠正语言文字错误。③学习语法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中学生有文化传承责任，应学习吕叔湘先生，具有浓烈的人文情怀。④ 学习语法要“活”，深入浅出，培养自己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

（观点2分，理由任选3条作答，每条理由2分。只答观点不给分。意思对即可。其他如有道理亦可得分）

篇3：《较真的吕叔湘》阅读答案

叶兆言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叔湘一生都在维护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期,吕叔湘发现《人民文学》上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一一订正,杂志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象不出吕叔湘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误是免不了的，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了。记得当时《人民文学》当时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劝吕叔湘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最终没敢写,因为以吕叔湘的认真态度,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我觉得,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叔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从不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译文本身就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总说，自己最初的文笔是受了吕叔湘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叔湘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风行一时。70年代后期,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17万册,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他的强项是深入浅出。深,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能够浅，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

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叔湘最重要的两部书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吕叔湘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上,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文化普及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

90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叔湘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受宠若惊,没想到他会关心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与伯父一样,一生中写了文章,常寄吕叔湘指正。写信就称“先生”,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小10 岁。轮到我,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觉得怎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怎样都不太合适:称“先生”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称“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讨论半天,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因为平时就这么叫的。于是这么写了。不过仍然觉得不是很好, 因为嘴上喊和写出来,感觉不一样。而且,当时电视上热播武侠连续剧,“吕公公”听上去,仿佛反面人物一样。

当时寄赠的是台湾版本，装帧比大陆的好得多,用纸也讲究。书是够漂亮,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既希望能提些意见,又害怕挑出一大堆毛病。结果是没有反应。吕叔湘当时近90岁,能承他惦记,已非常感激。(有删节)

篇4：较真的吕叔湘阅读训练及参考答案

叶兆言

吕叔湘先生是丹阳人，不知道他在公众场合说不说普通话，几次见他和祖父聊天，腔调都接近苏州话。或许因为他曾在苏州生活过，或许因为他治语言学，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一直以为他是苏州人。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叔湘一生都在维护汉语的纯洁。40年代中期，吕叔湘发现《人民文学》上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一一订正，杂志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象不出吕叔湘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误是免不了的，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了。记得当时《人民文学》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劝吕叔湘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最终没敢写，因为以吕叔湘的认真态度，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我觉得，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叔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从不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译文本身就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总说，自己最初的文笔是受了吕叔湘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叔湘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风行一时。30年代后期，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13万册，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他的强项是深入浅出。深，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浅，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

50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叔湘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受宠若惊，没想到他会关心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与伯父一样，一生中写了文章，常寄吕叔湘指正。写信就称“先生”，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小10岁。轮到我，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觉得怎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怎样都不太合适：称“先生”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称“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讨论半天，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因为平时就这么叫的。于是这么写了。不过仍然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嘴上喊和写出来，感觉不一样。而且，当时电视上热播武侠连续剧，“吕公公”听上去，仿佛反面人物一样。

当时寄赠的是台湾版本，装帧比大陆的好得多，用纸也讲究。书是够漂亮，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既希望能提些意见，又害怕挑出一大堆毛病。结果是没有反应。吕叔湘当时近50岁，能承他惦记，已非常感激。

(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吕叔湘(1504～1554)，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校长。他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摘编自“百度百科”)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吕叔湘影响不大，而在汉语言学范围内，尤其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研究及文字功力一流，可谓一代宗师。

B．《人民文学》发表信件向吕叔湘表达谢意，信很短，错误却很多，甚至把吕叔湘写成“吕淑相”，可见对吕叔湘意见的轻视。

C．作者父亲最终没敢写信劝吕叔湘在《人民文学》正吃批评的情况下放人一马，侧面反映了吕叔湘在治学方面的认真程度。

D．吕叔湘翻译的民俗学作品和编写的语言学著作，都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国内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E．作者把自己写的《夜泊秦淮》寄赠吕叔湘，希望能提些意见，但又怕他挑一大堆毛病，对方没做出反应，让作者非常感激。

解析：选C、D。A项“吕叔湘影响不大”不妥，后文有“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B项“对吕叔湘意见的轻视”说得过于绝对；E项作者所感激的是近50岁高龄的吕叔湘还在惦记、关心自己，而不是对方没有挑自己的毛病。

2.文中“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试分析他的“第一流”有哪些具体表现。

答：

解析：抓住“文字功力”，在文中找出哪些材料能体现出这一特点，最后加以归纳概括即可。

答案：①他发现《人民文学》上很多错误，并一一订正。②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译文就是很好的汉语教材。③他撰写《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和《文言虚字》等，影响很大。

3.吕叔湘在治学方面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回答。

答：

解析：有关吕叔湘治学的材料在文中散见于好几段，作答时，可先进行梳理，找出关键信息，再进行归纳概括。

答案：①治学严谨认真，社会责任感强。对《人民文学》中的错误忿忿不平，写信一一订正。②治学生动，做学问深入浅出。把枯燥的语法教活，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③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翻译、文言及现代汉语语法学、中学教育(或语文教学)等方面。

4．文章中说，“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挑小媳妇的刺儿。”对于中学生是否应该学习一点语法，你有怎样的看法？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

答：

解析：先对中学生“学习一点语法”的观点给予肯定，然后结合文本谈看法，要重点落实学习语法的重要意义。

答案：观点：中学生学习一点语法是很有必要的。

理由：①学习语法可以提高中学生的语言能力。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语法分析是一种技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会得到巩固和提高。②学习语法可以维护汉语的纯洁。中学生应该像吕叔湘先生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认真地纠正语言文字错误。③学习语法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中学生有文化传承责任，应学习吕叔湘先生，具有浓烈的人文情怀。④学习语法要“活”，深入浅出，培养自己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

专题提分二分析手法、探究传主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

(?高考全国甲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吴文俊的数学世界

吴文俊小学时成绩平平，也没有显示出独特的数学才华，初中时数学甚至得过零分，高中时最喜欢的是物理而非数学，但他从小就对读书有浓厚兴趣，初中时国文成绩一直不错。尽管高三时物理得了满分，但教物理的赵贻经老师却看出了他的数学潜力，力荐他入数学系。正始中学决定，吴文俊必须报考数学系，才能得到每年一百块大洋的奖学金，加之他父母又不放心独子离开上海，吴文俊就进了上海交大数学系。所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吴文俊向来是以兴趣为先导来读书的。因为他对物理有兴趣，甚至一度想要转系。是大三时教数学的武崇林老师帮助他摆脱了专业上的困惑，使他认识到数学的巨大魅力。

1540年，吴文俊从交大毕业，先后在育英中学、培真中学担任数学教员，直到1542年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陈省身，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数学老师成为数学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员。对于吴文俊的数学研究，他的学生高小山总结说：“吴先生做拓扑研究，一下子就能抓住核心问题，为代数拓扑学的兴起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从事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极其敏锐地看出了信息时代数学的发展趋势，他的研究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汲取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养分。使用吴先生的方法，几乎所有数学定理的证明，都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从而让人类把精力放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去思考问题。”

对吴文俊来说，虽然最初选择数学是被动的，但综观其一生，数学已逐渐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事数学研究，吴文俊特别强调数学思维。他说：“要创新，就要独立思考，就不能总是跟着人家亦步亦趋，当然开始的时候参考借鉴也是必要的。牛顿就说过，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远。所以不能忽略学习，可是除了学习之外，还要能够独立思考，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数学就要靠下一代、下下代在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中华民族才可以得到复兴。”吴文俊自己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数学上的一系列成就，特别是他运用机械化思想来考察数学，发现了数学的不同侧面，并建立了新的模式，这全得益于他的独辟蹊径。

对我国的数学基础教育，吴文俊也颇有心得。我国中学生多次在国际奥数竞赛中获奖，被当作我国数学教育成功的证明，但吴文俊更赞同丘成桐的观点：“奥数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研究性、高层次学习，中国的奥数学习过分关注海量题目，直接与考试、竞赛挂钩，对系统学习数学不利。作为基础学科，应着重引导学习的兴趣，不应当过分追求功利。”吴文俊同样清醒地认识到：“竞赛获奖固然可贵，但也不能看得过重。因为它不能代表学生对数学的深度理解，也不能有效地训练数学思维。”他认为，数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数学的思维方式。

有人曾揶揄数学家迂腐，吴文俊不但不迂腐，而且兴趣广泛，内心充满童趣。他说：“我是个想怎样就怎样的人，想玩就玩，想工作了就会安安静静地工作，从不多想。”他喜欢看电影、读历史小说，也喜欢看围棋比赛。老伴说他“贪玩”，他却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我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

吴文俊33岁时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十多年后，他再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如此长的学术生命，在数学界是非常罕见的。当记者提出疑问时，吴文俊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这么长的'学术生命？”在他看来，学术生命是能够终生保持的，很多人做不到，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应该自我反省。他特别强调研究数学要下扎实的功夫。他说：“外国许多数学家，尽管有的我非常佩服，可是我并不认同他们靠所谓巧思妙想研究数学的方法。应该根据客观实际具体分析，一切以事实为主。这是我主要的想法。”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

[相关链接]

①1534年，吴文俊转向中国数学史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开创了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点的数学机械化之路。他提出的“吴方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数学基于“计算”的传统，与通常基于逻辑的方法根本不同，首次实现了高效的几何定理自动证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S.穆尔说：“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光明。”(黄婷、邱德胜《数学大师：华罗庚、陈省身、吴文俊》)

②一般说来，吴教授的工作，都是独辟蹊径，不袭前人，富有创造性的。(陈省身为吴文俊颁发杰出科学家奖时的评语)

作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吴文俊对物理学、文学艺术等也有广泛的兴趣。请结合材料，就兴趣广泛与专业研究的关系进行分析。

答：

解析：本题为探究性题目，具有开放性，回答时应在联系全文内容的基础上，抓住题干中的条件和要求。要分析兴趣广泛与专业研究的关系，就必须从文中搜寻吴文俊广泛的兴趣与日后专业研究成功的相关信息，然后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观点须起于文本，归于文本，脱离文本的妄加发挥是不可取的。

答案：①吴文俊广泛的阅读面，为日后的专业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有助于科学与人文交融理念的形成；②物理与数学本来就关系密切，吴文俊对物理的兴趣，为他的数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③吴文俊兴趣广泛，视野开阔，使他的思维活跃，能够融会贯通，富有创造性；④吴文俊富有生活情趣，心胸开阔，能够保持罕见长久的学术生命。,[名师解读]

文本的基本特征和表现手法是传记常考点，描写手法、“引用”手法是命题的热点。

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文本所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是传记探究题的重点，分值高，失分现象严重。

[问题发现]

1．对传记常用的手法缺少应有的了解，对自传、评传中人称的使用和作者的分析评价在传记中的作用把握不准确，分析不正确。

2．对传记常用的手法，特别是传记中的“引用”作用没有掌握，不了解三类引用——引用传主语言、引用他人的评论、引用其他诗文故事在传记中的特殊作用。

3．脱离文本，随意发挥。探究题虽然有一定的开放性，但答题时忽略文本内容的架空分析或胡乱联系，不可能赢得高分。

4．部分学生忽略“相关链接”的内容，答题时出现遗漏要点的问题；还有部分考生纠缠于细枝末节，不从全文的角度、整篇的角度、传主整个人生的角度解题答题。

篇5：吕叔湘新时期语文教学思想略论

吕叔湘新时期语文教学思想略论

刘志忠

吕叔湘先生不仅在语言研究领域著述等身，是我国语言学界造诣殊深、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而且他长期关注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理论有着鞭辟近里的研究和独具只眼的见解，是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语文教育家。他在中小学语文教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涉及各个方面，性质也多种多样。他的有关言论，既包括对语文教学的总体认识，又包括对文言文教学、作文教学及阅读教学的具体意见；既有对语文教学的性质、任务及原则的精要阐释，也有对语文教学的过程、步骤及方法的透辟说明。通览吕叔湘先生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论文论著，不难发现，他在对我国传统语文教学思想的研究中，开创性地形成了系统的语文教学思想体系。这种教学思想体系，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及语文教学改革，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

本文拟着重就吕叔湘先生新时期的语文教学思想，谈一点儿粗浅的认识。

十年**，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遭受了严重而巨大的破坏，语文教学也是备受摧残。因此，“文革” 结束以后，语文教学质量亟待提高，语文教学界就此展开了热烈的探讨，首先尖锐的指出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问题的，是吕叔湘先生。

吕先生于1978年3月1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一文。文中说： “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是个老问题，也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十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67页―68页。本文引注的页码，系《吕叔湘论语文教学》一书的页码，下同）

吕叔湘先生的这篇文章切中了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问题的要害――“少、慢、差、费”，提出了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课题――“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它既是对“四人邦”破坏语文教学的鞭挞，也是对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期待与呼唤！这篇文章的发表，曾被当时的语文教学界称誉为震人心魄的“一声惊雷”，在整个中小学语文教学界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反响。发表此文后不久，1978年 4月22日吕先生在江苏师范学院讲《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时说：“现在中小学语文教学时间较多，效果并不很理想。这个当中是存在着问题的。究竟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又包括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肯定不止一个问题。”（70页）认真研读吕叔湘先生有关语文教学的论文论著，我们体会到，在吕先生看来，中小学语文教学效率不高、效果不好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文字”轻“语言”

吕叔湘先生始终强调，作为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人，必须首先明确“他教的是什么”，也就是必须首先认清“语文的性质，主要是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的问题。先生的许多著作，对什么是语文，对语文教学的性质都给予了明确的阐释。他说：语是语言，文是文字。“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口语’的意思，这里所说的‘文字’是‘书面语’的意思，这样看来，‘语文教学’就是‘口语’和‘书面语’的教学。”先生的这一认识，本来应当成为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的根本认识，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一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重“文字”轻“语言”，即重视“书面语”教学而轻视“口语”教学的现象。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早在60年代的最初几年，吕叔湘先生就在他的不少文章中做过反复的论述。他说：“学校里的语文教学应该以语言为主呢，还是以文字为主？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门径，以文字为重点，达到语言和文字都提高的目的。”“白话的教学可以也应该口语和书面双管齐下。”“如果只依靠‘读书’而不直接给以口头训练，要认真提高儿童的语言水平是做不到的。”“撇开语言教文字，这是一种半身不遂的语文教学。”“撇开语言教文字，教学的效率也一定很低。”（46―48页）与此同时，吕先生还尖锐地指出了在语文教学中，处理“语”和“文”的关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他说：“语言训练和文字训练，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从教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可是我们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良于行’。”（61页）还说：“尽管我们天天讲‘语文’教学，实际上我们教的和学的都仅仅是‘文’，并不包括‘语’，我们的语文教学仿佛有点半身不遂似的。”（59页）又说：“学校语文教学由于重视书面语（这是完全应该的），几乎完全忽视口语的教学（这是不应该的）。有的学生只说几分钟话，就杂乱无章。”（4 0页）

至1978年，吕先生认为这一问题仍没有很好地解决。他说：“语文课现在没有把它当作语文课来教” ，仍有不少语文教师“不那么关心他们的口头表达”，“没有尽到语文课的全部责任。只顾文，不顾语，是半拉子事情，不好”。（82页、83页）

面对语文教学中长期以来“重书面轻口语”的现实，吕先生曾痛陈疾呼：“让学生在语言方面得到应有的训练，说起话来有条有理，有头有尾，不重复，不脱节，不颠倒，造句连贯，用词恰当，还愁他不会作文？” “如果能在学校的语文课里，及时地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使一般人的说话效率都能大大提高，岂不是更好吗？”（61页）今天重温先生的这些教诲，彻底改变语文教学中的重“文”轻“语”倾向，真正做到“语”“ 文”并重，努力使学生既能“出口成章”又能“下笔成文”，无疑是我们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重要措施。这一点确实应该成为每位语文教师的共识。

二、重知识轻能力

吕叔湘先生在他的语文教学论著中对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做过十分精当的论述。他反复指出：“学习语言不是学一套知识，而是学一种技能。”（36页）“学习语言不应当满足于学会了一般的语音语法词汇，而应当进一步提高修养，特别是提高抽象思维的能力，分析理解的能力。”（39页）“教师培养学生，主要是教会他动脑筋，这是根本，这是教师给学生的最宝贵的礼物。就是给他一把钥匙，他拿了这个钥匙能够自己开箱子、开门，到处去找东西。你不给他这个钥匙，那有多少宝贝他也没有法子拿到手。”（88页、89页）“ 教学的目的首先是培养自学能力，让每个学生的学习潜力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102页）“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59页）“语文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语文能力，而不是传授语文知识。”（104页）“如果只是记住而不能运用，仍然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55页）由此可见，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是吕叔湘先生的一贯思想。

时至今日，在言论上已经没有人说培养语文能力不重要了。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却仍有为数不少的教师重视语文知识的传授，轻视语文能力的培养。造成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一条是相当数量的教师仍未认识学习语文的一般过程。吕叔湘先生精辟地指出：“学习语言的一般过程是模仿→变化→创造。”（36 页）他说：“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任何技能都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要正确必须善于摹仿，要熟练必须反复实践。”（59页）又说：“归结一句话，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53页）还说：“一个人学习语文从模仿开始，而且一直在模仿，……教师是学生模仿的对象。”（55页、56页）教师“在语言教学中要注意模仿的重要性。”（36页）“教师的任务是指点学生摹仿什么，怎么摹仿，检查学生的实践，是否正确，是否熟练。技能的获得要通过学生的活动，教师是无法包办代替的。”（59页）

学习吕叔湘先生的这些论述，认识了学习语言的一般过程，认识到模仿在整个语文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革除长期以来困扰语文教学的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弊端，才能使我们的语文教学不再只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而取得“举一反三”的效果，达到“触类旁通”的目的，才能使语文课不再是“教师讲课能讲得眉飞色舞，能让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但是过后仔细想一想，“只是看了一场表演”，才能使我们的语文老师不再是“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式的老师了（89页）。

三、重讲解轻练习

在语文教学中，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给学生一些切合实际的语文知识是必要的，但教学这些知识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传授知识。因此，在教学中只强调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不重视语文能力的训练的做法是错误的；因此，必须十分重视语文教学的实践性，有讲有练，做到讲与练的有机结合。

然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确有不少人不能把握讲与练的正确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重讲解轻练习的错误倾向，严重影响着语文教学效率、教学质量的提高。正如吕叔湘先生批评的那样：“ 为什么中小学都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呢？原因很多，教学的方法不对是其中一个原因。”（72页）“有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头到尾非要按分析的公式一条一条都做到不可。”（75页）“上阅读课，基本上是 ‘先生讲，学生听’，又叫‘满堂灌’。”（100页）“逐字逐句地讲，旁征博引，讲得不厌其详。这就是 ‘过犹不及’了。”“如果不管学生自己看得懂看不懂都逐字逐句地讲，那就成了例行公事，只会引起学生的厌恶，鼓励学生的思想开小差。”（63页）“讲解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一环。教师们无不要求自己把讲解工作做好，”“然而这里面仍然有一个分寸问题，要讲得不多不少，要讲得切合实际。”“现在的问题，至少以白话课文而论，不是讲得太少，而是讲得太多”（53页、54页）讲风太盛，挤占了学生的练习时间，影响了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而且“不知不觉造成学生的错误认识，以为上语文课是为了学会讲语文，不是为了学会用语文。”（54页）这是造成语文教学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吕叔湘先生对讲解与练习的关系作了精辟恰切的论述。他说：“讲解和练习都是为了教好学好语文，很难分主次。但是如果要追问两者之间的关系，恐怕只能说是讲为练服务，不能说是练为讲服务。”练习不应“着重试验学生是否把念过讲过的东西记住了”，而应该“注意学生能否创造性地运用。”这才是“讲为练服务”。（55页）

针对语文课堂教学重讲解轻练习的倾向，吕先生说：“‘语文课当作语文课来教，又怎么个教法呢？’我想这也很简单，三个字：少而精。少讲，精讲。讲的要击中要害，学生哪个地方不懂，不太理解，就给他讲一下，点一下。学生懂的呢，就不讲。”（76页）“语文课既然主要是技能课，上课的时候就应该以学生的活动为主，教师的活动应该压缩到最低限度。”（63页）

值得一提的是，吕叔湘先生有感于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重讲轻练的现实，提出了“精讲多练”的做法，而有些人却借口“多练”，使语文教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教师搞大作业量训练，提出作业试卷化的口号；有的教师搞大阅读量、大写作量教学，阅读，一日一文，写作，一日一篇；有的教师搞频繁的过关考试：阶段考、单元考、章节考、随堂考，连续不断，使学生应接不暇；有的教师搞题海战术，各类习题，不加选择，东拼西凑，重复冗赘，使学生穷于应付。其实，先生所谈“精讲多练”中的“精”与“多”，主要对课堂上教学时间的分配而言，绝非指课下练习的多多益善。超负荷的盲目的作业练习，不仅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与精神负担，而且绝无助于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无助于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吕叔湘先生对此也做过精要的论述：“现在大家都说要少讲多练。少讲，讲什么？因为可讲的东西可多啦，你要少讲，就要有选择。这就很值得研究。多练，练什么？”“这个‘多’多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值得研究的。有人主张‘一日一文’，就是每天写一篇，这值得考虑。”（89页、90页）针对一些人以考代练，搞题海战术的错误做法，先生气愤地说：有些人“课本不读了，专门做习题，四面八方去搜罗习题，搞‘题海战术’！”有些人频繁考试，“从小学到中学，‘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考，考，考，考得学生头昏脑胀。”“大考，小考，把学生考苦了，健康很受影响。”“他要九十五分才算及格。真是岂有此理！”（95页、96页）

因此，我们的教学不仅要在精讲上下功夫，而且要在精练上费力气。一方面，精心取舍教学内容，精心组织教学语言，精心设计教学程序，另一方面，还必须要精心选择训练题目，真正达到纲举目张，“举一隅而三隅反”的教学效果。

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原因是多方面的，吕先生的文章中多有论及。这里仅就课堂教学方面，从语文教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三个角度，略加论述。我们相信，叔湘先生的这些见解，如果都能在我们的教学中付诸实施，如果我们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正确处理“语”与“文”、“知”与“能”、“讲”与“练”这三个方面的关系，驱除“重文字轻语言”、“重知识轻能力”、“重讲解轻练习”等弊端对语文教学的干扰和影响，那么，我们可以预期，中小学语文教学将尽快地走向科学化的轨道，极大地提高语文教学的实际效率，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必将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责任编校周祖谦〕

篇6：吕叔湘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启发

吕叔湘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启发

摘要：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对于如今的语文教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进行语文教学应该抓住语文教育的本质，学生在模仿和实践中养成语文技能。

关键词：吕叔湘；语文教学

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70多年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吕叔湘先生在语文教育方面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一、语文教学的目的性

吕先生认为，搞清楚语文教学是教什么的问题，就等于抓住了教授这门学科的根本问题。“往往会使头脑更加清醒，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我国的语文教育具有一些其它学科所没有的特性，我们可以从对这些特性的了解过程中开始了解语文教育，进而了解语文教学中，所需要教授的东西。

我国的语文教育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特点。民族性主要表现在，汉语汉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汉字的变化历经无数变化，可以说我国的文明发起，就是伴随汉字的变化的。我国人民通过用汉语汉文来表达社会生活、思想情感。汉字和汉语言是我国人民所无法割舍的。

吕叔湘先生说：“从事语文教育就必须认清语言和文字的性质。”这也反映出吕先生对于语文教育的民族性特点的认可，这是所有语文教师在进行语文教育所无法动摇的根。任你教学方法千变万化，仔细明白的教授汉语言、汉字，才是真正的语文教师所必须做到的。叶圣陶先生也曾指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用嘴说出来的语言是口头语，用笔写出来的字是书面语，吕先生的观点是“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口语’的意思，这里所说的‘文字’是‘书面语’的意思”，“一个用嘴说，用耳朵听，一个用手写，用眼睛看”。其实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想吻合的。

书面语和口头语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符号”，我国人民在表情达意上需要借助于符号，用嘴出声来传递声之符号，用手写字来传递行之符号，我们的生活圈就是社会，我们人类本身就是社会群体，语言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适应在这个社会群体中交际的需要。“学语文就是学做人”，此话十分准确的指出在语文学科中，学习语文的同时也能学习到语文作为工具所传达的情感、道理、志趣等多方面的表达。

学生学习语文，不是为了“讲语文”，而是为了“用语文”，这是吕先生在语文作为工具性的作用认识之上所发展的认识。语文教学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告诉学生汉字怎么发音，怎么书写，关键是指导学生，汉字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应该如何使用。学生知道的知识，不是自己的知识，学生会用的知识才是自己的知识。

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起到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奠基作用，作为语文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必须深刻认识到讲授语文的目的，语文是中华民族的魂，语文教学是一项神圣的'工作，是传递中华民族文化的手段，是值得教育工作者奉献自己的青春所从事的伟大的事业。

二、语文教学的实践性

吕先生认为语文学习的目的“不是学习一套知识，而是学习一套技能”。他还说：“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乒球等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不过语文活动的生理机制比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更加复杂罢了。”这一观点体现出，语文的工具性特点，作为工具，就应该被人们拿来使用，语文学习可以作为一项技能来使用，而不仅仅是讲授一些知识。学习语文技能在语文教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既然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就应该把它使用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做到得心应手，拿来便用，从而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习惯的养成需要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所以语文教学要注重实践性，在不断实践中强化学生们语文能力。因此，吕先生提倡教师应该少讲、精讲，而以学生的训练为主。

前面所提到的“正确的模仿”对养成语言习惯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吕先生提出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让学生在其中模仿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学习语文从模仿开始，而且一直在模仿，不仅模仿书上写的也在模仿四周围一切人说的和写的。在学校教育中教师与学生是能做到频发接触的，那么教师就是学生所模仿的对象，教师的穿着，语言习惯，甚至拿笔的姿势，都是学生竞相模仿的地方，所以教师的语文功底有多高，学生的水平就会上升到一定的层面，如果教师的水平平平，哪怕使用的方法是最前沿的教学方法，也无法使学生的语文能力有所提高，言教不如身教。

前面也提到通过“反复实践”来养成语言习惯，语言的实践和训练跟整个学校、整个社会这个语文学习的大环境有关。也可以说语文就是生活，语文教学不应为语文而语文，而用为生活而语文。语文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并服务于生活。语文教学必须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深入生活，既“导流”，又“开源”，语文不等于《语文》，把语文限定在一个学科内，就扼杀了语文作为社会学科的巨大作用，语文教学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把学生引入广阔的生活中去，让学生懂得生活的到处都是语文学习的课堂。语文教学只有先融入生活，这个大实践的环境中去，才能作为一项技能来使用。在生活中使用语文，反复的使用语文，才能提高语文能力。

那么在课堂上，想要把语文作为一项技能来掌握，就要求教师要有选择性的讲，学生要适度的练，妥善的安排好讲和练的关系。实际操作中就是要求教师要少讲、精讲，尊重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尽可能有用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在学习到这些知识后，要多进行练习，以求把它掌握成一项技能。

吕叔湘先生说：“你会动脑筋，所有知识都供你使唤，你不会动脑筋，那些知识不为你所用，就不是你的东西。”“教师培养学生，主要是教他动脑筋。”学生作为一个发展的个体，对于方法的掌握方面还不成熟，需要教师来进行指导，引导学生开动脑筋处理问题，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语文作为一项技能来使用，在反复的实践中就能不断提高语文能力。当然语文教学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在使用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的过程中，最关键在于“活”。这个“活”的掌握与运用，需要师生共同努力，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教师的灵感所在。（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篇7：汉语方言的研究及其应用--纪念吕叔湘先生

汉语方言的研究及其应用--纪念吕叔湘先生

文章通过缅怀吕先生生前的教诲,特别是关于要使语言学研究在社会上发挥效益的一再教导,联系当前汉语方言研究的实际,论述了汉语方言研究如何与社会语言应用密切结合的问题.提出:一要深入探讨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关系;二要发扬上个世纪方言调查研究为“推普”、为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优良传统;三要加强方言词典的.编撰,研究解决方言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四要加强方言在相关学科中应用的研究.

作者：詹伯慧 Zhan Bohui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广州510632 刊名：语文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CONTENTS OF MAJOR PAPERS 年，卷(期)： “”(2) 分类号：H17 关键词：吕叔湘方言研究社会应用

篇8：试论吕叔湘语文教育改革观

试论吕叔湘语文教育改革观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不仅在语言研究领域著述宏丰，而且从40年代起直至今日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关注并研究着语文教学及其改革，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其内容博大精深，尤其是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一系列精辟见解，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

吕叔湘先生在1964年就指出：“在今天的中学和小学里，语文课的教学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一个相当普遍的意见，认为多数青年人在学校里没把语文课学好，使用语文的能力差，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语文教师、校长，以及学生家长，都很着急，都希望改变这一情况。”[1]到了1978年，吕先生又在《人民日报》上大声疾呼：“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第67页）吕先生的这篇文章，被誉为“一声惊雷”，曾引起语文教育界很大的震动，使语文教学的研究与改革掀起一个高潮。十几年过去了，语文教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教学质量已有较大提高。但中学生的语文水平从总体上说还比较低下，特别是在提高语文教学效率方面还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这是为什么？今后又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语文教学改革的目标？对此，吕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他说：“每逢在种种具体问题上遇到困难，长期不得解决的时候，如果能够退一步在根本问题上重新思索一番，往往会使头脑更加清醒，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44页）他又说：“对于语文教学首先得有两点基本认识：(1)语文的性质，主要是语言和文字的关系；(2)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58页）关于语文性质的认识，30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致使语文教学走了不少弯路。语文的性质决定语文教学的目的、内容、方法、效果等。搞清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实现语文教学改革，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使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必要前提。吕先生认为：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字，“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离不开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种知识也少不了它。”[2 ]“语文教学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字为主导。”（59页）这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语文（口语和书面语）的社会功能是交流思想感情，它可以通过口语（听、说）来交流，也可以通过书面语（读、写）来交流，因此，可以说语文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吕先生这个工具论的观点正是抓住了语文的本质特征，抓住了特殊性。他以工具论为核心，形成了自己整个语文教育思想和理论体系。关于学习语文的过程问题，吕先生说：“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53页）由于语言技能是一种心智技能，它要借助于内部言语在头脑中进行一系列的认识活动来完成。语言的模仿要着眼于认识活动的模仿，把观察、思考与表达结合起来。学习语文的过程是一个正确模仿、反复实践、养成习惯的动态过程。所以，他说：“教师的任务是指点学生摹仿什么，怎样摹仿，检查学生的实践，是否正确，是否熟练。技能的获得要通过学生的活动，教师是无法包办代替的”。（59页）

二

明确了语文的性质和学习过程这一根本问题后，就能居高临下地正确处理语文教学中的种种矛盾。吕先生针对语文教学中的一些陈腐的旧观念，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精辟的见解，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思想观念上的“革命”。语文教学“要变被动为主动”、教学法的“关键在于一个‘活’字”，则是吕先生语文教育改革观的精髓。其具体内容有：

1.在知识与能力的问题上，改变把语文教学过程仅仅看成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的单一过程的观念，提出以培养学生语文能力为主体，使知识、智力和谐发展的综合过程的观念。诚然，语文教学应当重视知识的传授，但旧式语文教学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读文章的内容，而忽视语文本身的特点和运用规律的探究，因而造成了偏重知识的传授，讲课主要讲知识，考查主要考知识的倾向。由于语文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学习它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知识的“接受”与“理解”，还必须会“运用”，教师应该把传授知识和指导运用结合起来，并在指导运用、培养能力上多下功夫。吕先生认为：“语文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而不是传授语文知识。”（104页）又说：“我们要有知识，这是不错的，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84页）“教学的目的首先是培养自学能力，让每个学生的学习潜力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102页）。这就讲明了知识与能力的关系，传授一定的知识是必要的，科学的知识是语文能力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但由于语文是技能性的课，它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也就是要掌握一套语文技能。如果这一认识解决了，语文教学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2.改变教学就是使学生“学会”的观念，提出教学生“会学”的观念。吕先生说：“教学，教学，就是‘ 教’学生‘学’，主要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交给学生，而是把学习的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就可以受用一辈子。” （134页）教学生“会学”，即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这是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法指导不应看作是简单的传授方法，而是突出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地位，把内因作为事物发展变化决定因素的辩证教育观的体现。由于当今时代信息的激增，使教师传授知识的局限性与知识的迅速扩展更新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此，教师的主要职责，不在于“奉送真理”，而在于“教学生发现真理”；教师的功能由“泛智”发展为“开智”。要以自己的导学意识去唤起学生的自学意识，实现“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起点转移。所以，对学生的智力与自学能力的要求，使得“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成了当务之急。吕先生说：“要逐渐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不能老等人家给，要学会自己去拿。”“就是给他一把钥匙，他拿了这个钥匙，能够自己开箱子，开门，到处去找东西。你不给他这个钥匙，那有多少宝贝他也没有法子拿到手。”（88页）这个“钥匙 ”，就是认识方法、规律。在教学中，只有让学生自己去经历注意、思考、生疑、释疑等心理过程，才能使之理解与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语”与“文”的规律，养成自学的兴趣和习惯。应该说，学生自学能力的形成，就是教师实现“不教”的标志。当然，教学生“会学”，不仅对学生，而且对教师都提出了更高的知识、智力、能力的要求。吕先生说：“教师是学生模仿的对象。”（56页）所以他对教师的要求标准定得是相当高的。他说：“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说，一位高明的历史学家要有三方面的修养：史才、史学、史识。我想一位高明的教师也应当有才、学、识这三方面的修养。”（139页）吕先生认为：“识”就是要“掌握教学方法，并且能够运用自如。”（139页）他把教师掌握和自如地运用教学方法放到与教师的“才”和“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教学方法的实质是赋予教学内容以明确的目的性和达到教学目标采用手段的有效性。吕先生的教学方法思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活”。他说：“关键在于一个‘活’。……如果说一种教学法是一把钥匙，那么在各种教学法上还有一把总钥匙，它的名字叫做‘活’”。[3]吕先生说的教法活，是指要符合语文规律，在教学语文过程中活教规律，活学规律；要结合学生的知识、能力、心理、班级状况、教师条件、社会实际等教学的实际，采用随机应变的方法；要让学生感到学语文有用，并且会用，要教会学生动脑筋，积极思维。

3.改变教师“灌输式”教学的观念，提出教师是导师，重在“启发”、“引导”的观念。传统观念认为教师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学生是贮存知识的容器，因此在课堂上，教师独占讲坛滔滔不绝地讲解，学生默默地接受，把复杂的教学过程看成一个简单的口耳授受过程，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现代教学论认为，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是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指导下学生自觉主动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学是内因，读书作文一定要通过学生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们的愿望与动机，才能使他们行动起来，通过自觉主动的学习来完成。而教师的作用是致力于导，旨在使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自求得之。吕先生十分重视学生的内因作用，一向把学生看作是活的教学对象。他在一次讲话中，把给学生提供条件的教学方法与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方法作比较，打了个精彩的恰当的比方：“这两种教学法的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跟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分别相比，工业生产是用人为的手段把原料改变为成品，原料是听凭处理的对象。农业生产则是依靠作物自己发育生长的能力，仅仅为它顺利成长提供最好的条件。”[4]因此，他说：“上课的时候就应该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的活动应该压缩到最低限度。”（63页）教师“讲的要击中要害，学生哪个地方不懂，不太理解，就给他讲一下，点一下，学生懂的呢？就不讲。”（63页）他又说：“还有课堂讨论也很有用，有的教师有意识地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大胆提问，这样，学生的思想活泼了，阅读的'收获和写作的能力都会提高。”（107页）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较之讲授式的教学方式是崭新的教学方式。讨论是学生群体的相互启发，相对于个体的自读，它是一个开放系统，有利于深化学生自读的认识，纠正自读中的错误。重视讨论，班级中的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这种由学生通过思考所得到的知识，容易使他们懂得深，记得牢，其效果比教师把现成的结论一下子塞给他们要好得多。在讨论中，学生能够发现问题，大胆地提出问题，这反映了学习的深入，是他们好学深思，学习主动性得到充分调动的表现。

4.改变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让他们死记硬背学好语文的观念，要提倡开辟语文课外活动的广阔天地，加强指导，让学生在社会的大课堂中，接受时代的信息，不断交流，反复练习，学好语文。语文课外活动包括课外阅读、写作和听说活动等，在这些主要由学生自己开展的活动中，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能更好地发挥主动学习、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的精神，这是对传统语文教学的重大改革，也就是近几年所说的“大语文”观念。由于语文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根本功能是充当人们社会交际的工具。在母语的社会环境里，学生耳濡目染，每天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从周围的环境中学习着语文。因此，学习语文，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而必须由课堂扩大到社会。吕先生说：“语文课跟别的课有点不同，学生随时随地都有学语文的机会。逛马路、马路旁边的广告牌，买东西，附带的说明书，到处都可以学习语文。特别是看小说，那是更普遍了。”（90页）他又说： “要提高学生阅读能力，靠薄薄的课本解决不了问题。”（107页）“要大量阅读，有精读，有略读，一学期读它80到100万字不为多。”（101页）“要是我们把课外阅读抓起来，就能够把喜欢看书的学生由少数扩充到多数，这对课内的教学有很大帮助。”（91页）只有这样把课外的书籍和文章也看作是语文教材，才能有意识地由课内延伸到课外，从课堂拓展到社会，为学生培养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和习惯提供广阔的天地。对此，他从孤立地、封闭式地搞语文课堂教学的教训和学生得益于课外阅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语文观念指导下，通过开放型的语文教学，语文教学的效率才会提高。

5.改变只重视对学生传授前人已经获得的思维成果的观念，提出更要注重向学生展示获得这些思维成果的思维过程的观念。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逐步由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到思维方式的改革。多年来，学校比较注重对学生传授前人已经获得的思维成果，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亟需的是大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如果学生只停留在追求思维的成果，只将自己的头脑作为贮存知识信息的仓库，教师的教学只将思维的成果传授给学生，而不向学生展示获得这些成果的思维过程，这是一种“无思考”的教学，显然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学生不仅要知道结论，而且要搞清楚产生结论的思维过程与内在规律，这样才能学得主动，才能举一反三。吕先生曾以教中学生语法为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应当把语法教活。就是说，不仅仅告诉学生这是什么词，那是什么句，而是着重讲语法，着重引导学生观察人们怎样运用各种虚词和各种句法。简单说，就是少问几个‘什么？’多问几个‘怎么样？’打一个不一定很确切的比方，要让学生看到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标本室里的动物标本，而是动物园里的飞禽走兽，看它们怎样在那里活动。”（144页）“希望学校里讲语法要把它讲活。……要把重点放在用法的探讨上，使他感觉有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自己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这不仅有利于他的语文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他的智力的开发。”（152页）由于语文是技能性的课，要在学习、使用语言的动态过程中教学语言。因此，教师应该把对结果的关注转移到对过程的关注上来。吕先生的论述就很强调这点。

6.改变重读写、轻听说的观念，树立听说读写都重要的观念。语言是人类社会交流、交际的工具，接受和表达是语文活动的两大分野。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特点，又使语文活动形成了听、说、读、写四种相对独立的基本形态。所谓语文能力就是在听说读写语文活动中形成的能力。可是长期以来，在语文教学中产生重读写，轻听说的倾向，分析其原因与“五・四”以前学校教的全是文言文有关；与历来学

语文主要为了适应考试，而考试又一直以书面语言为主，作文又在考试中占的比分很大有关；还因为语文教学长期脱离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封闭式的教学使教材、教法更新缓慢，教学大纲长期以来对听说无明确要求，教师也为传统教学的习惯势力所宥，对重读写，轻听说的偏向习以为常造成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吕先生态度鲜明地提出“语文训练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112页）的观点，并多次呼吁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要并重。这是很有远见卓识的。现代社会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用声音来交流和保存知识的机会比过去多得多了。比起书面语言的使用，口头语言不仅年代要久远得多，而且使用的人数更多，使用的领域更普遍。因此，为了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相适应，及时、快速、准确地摄取信息，中学语文教学必须要重视和加强听说能力的培养。他认为：“语言和文字本来应该是两条腿走路的，可是我们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良于行’。我们吃尽了不会说话的亏，不能让现在的青少年走上我们的老路。”（61页）他还说：“在实际生活中，用语言的时间比用文字的时间多得多。…… 口头表达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些观点是从学生未来终生受用出发的，要求我们的教学必须全面培养语文能力，而不能以应试来决定教学任务的取舍。这也是能否真正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试金石。（60页）

三

1946年，叶圣陶先生对中外教育史上的各种流派作过一次精辟的分析：“关于教育的见解，千差万别，可是扼要地区别起来，也很简单，大致可以分为相反的两派。就教育的目标说，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工具；另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人，独立不倚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浅陋的人。就教育的理解说，一派认为受教育者象个空瓶子，其中一无所有，开着瓶口等待把东西装进去；另一派认为受教育者自有发掘探讨的能力，这种能力只待培养，只待启发，教育事业并非旁的，就只是做那培养和启发工作。就教育的方法说，一派注重记诵，使教育者无条件地吞下若干东西；另一派注重创发，不但使受教育者吞下了若干东西，尤其重要的在使受教育者消化那些东西，化为自己的新血液，新骨肉”。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明，吕叔湘先生与叶圣陶先生一样是属于“另一派”，即认为受教育者应成为“独立不倚的人”，他们“自有发掘探讨的能力”；在教学方法上应“注重创发”，注意“消化教学内容而不是吞下教学内容”的一派。他们是极力倡导现代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综上所述，吕叔湘先生一系列语文教学改革的科学论述，为解决长期解决不了的语文教学的根本问题阐述了规律性的认识，为语文教学适应时代需要开创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我们只要能真正地按照吕先生的教导来做，朝着这个方向大胆地改革，那么，语文教学的喜人景象必定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