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文心雕龙·体性》文言文(共含7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请叫我小姐姐先”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赞曰∶
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
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注释
翻译
《体性》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七篇，从作品风格（“体”）和作者性格（“性”）的关系来论述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谈起，指出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感的冲动，才发而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气、学、习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有着一定的关系。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他把各种风格大体上归纳为“典雅”、“远奥”等八种，并概括地总结了这八种风格的基本特点。在这八种中，刘勰对“新奇”和“轻靡”两种比较不满。不过他认为，一个人的风格不限于一种，而往往有参差错综或前后不同的发展变化。
第二部分以贾谊、司马相如、王粲、陆机等十多人的具体情况，来进一步阐明作者性格与作品的风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强调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长期刻苦地学习。八种风格虽然变化无穷，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就可融会贯通。因此，他主张作者从小就应向雅正的作品学习。
“风格即人”，它是作者个性的艺术表现。本篇能结合“体”、“性”两个方面来探讨，这是对的。刘勰以征圣、宗经的观点来强调或贬低某种风格，这给他的风格论带来一定局限。但在理论上，他正确地总结了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确了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这对古代风格论的建立和发展，都是有益的。
（一）
人的感情如果激动了，就形成为语言，道理如果要表达，便体现为文章。这是把隐藏在心中的情和理发表为明显的语言文字，表里应该是一致的.。不过人的才华有平凡和杰出之分，气质有刚强和柔弱之别，学识有浅薄及湛深之异，习惯有雅正跟邪僻之差。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决定，并受后天的熏陶而成；这就造成创作领域内千变万化，奇谲如天上流云，诡秘似海上波涛。那么，在写作上，文辞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总是同作者的才华相一致的；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弱，难道会和作者的气质有差别？所述事情和意义的浅显或湛深，也不会和作者的学识相反；所形成的风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和作者的习惯不同。各人按照自己本性来写作，作品的风格就像人的面貌一样彼此互异。归根到底，不外八种风格：第一种是“典雅”，第二种是“远奥”，第三种是“精约”，第四种是“显附”，第五种是“繁缛”，第六种是“壮丽”，第七种是“新奇”，第八种是“轻靡”。所谓“典雅”，就是向经书学习，与儒家走相同的路的。所谓“远奥”，就是文采比较含蓄而有法度，说理以道家学说为主的。所谓“精约”，就是字句简练，分析精细的。所谓“显附”，就是文辞质直，意义明畅，符合事物，使人满意的。所谓“繁缛”，就是比喻广博，文采丰富，善于铺陈，光华四溢的。所谓“壮丽”，就是议论高超，文采不凡的。所谓“新奇”，就是弃旧趋新，以诡奇怪异为贵的。所谓“轻靡”，就是辞藻浮华，情志无力，内容空泛，趋向庸俗的。这八种风格中，“典雅”和“新奇”相反，“远奥”和“显附”不同，“繁缛”和“精约”有异，“壮丽”和“轻靡”相别。文章的各种表现，都不出这个范围了。
（二）
这八种风格常常变化，其成功在于学问；但才华也是个关键，这是从先天的气质来的。培养气质以充实人的情志，情志确定文章的语言；文章能否写得精美，无不来自人的情性。因此，贾谊性格豪迈，所以文辞简洁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说理夸张而辞藻过多；扬雄性格沉静，所以作品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刘向性格坦率，所以文章中志趣明显而用事广博；班固性格雅正温和，所以论断精密而文思细致；张衡性格深沉通达，所以考虑周到而辞采细密；王粲性急才锐，所以作品锋芒显露而才识果断；刘桢性格狭隘急遽，所以文辞有力而令人惊骇；阮籍性格放逸不羁，所以作品的音调就不同凡响；嵇康性格豪爽，所以作品兴会充沛而辞采犀利；潘岳性格轻率而敏捷，所以文辞锐利而音节流畅；陆机性格庄重，所以内容繁杂而文辞隐晦。由此推论，内在的性格与表达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这不是作者天赋资质和作品中所体现的才气的一般情况吗？
（三）
作者的才华虽有一定的天赋，但学习则一开始就要慎重；好比制木器或染丝绸，要在开始时就决定功效；若等到器具制成，颜色染定，那就不易再改变了。因此，少年学习写作时，应先从雅正的作品开始；从根本来寻究枝叶，思路便易圆转。上述八种风格虽然不同，但只要能融会贯通，就可合乎法则；正如车轮有了轴心，辐条自然能聚合起来。所以应该学习正确的风格来培养自己的习惯，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培养写作的才华。所谓创作的指南针，就是指的这条道路。
（四）
总之，由于作者的才华和性格有区别，因而作品的风格也多种多样。但文辞只是次要的枝叶，而作者的情志才是主要的骨干。正如古代礼服上的花纹是华丽而雅正的，过分追求奇巧就会使杂色搅乱正色。在写作上，作者的才华和气质可以陶冶而成，不过需要长期地观摩浸染才见功效。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
暨汉武封禅，而霍嬗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降及后汉，汝阳主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至于苏顺、张升，并述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其心实。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及潘岳继作，实锺其美。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压溺乖道，所以不吊矣。又宋水郑火，行人奉辞，国灾民亡，故同吊也。及晋筑虒台，齐袭燕城，史赵苏秦，翻贺为吊，虐民构敌，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设也。或骄贵以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
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沈膇。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间，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称者矣。
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末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
赞曰∶
辞之所哀，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恸。
虽有通才，迷方失控。千载可伤，寓言以送。
翻译
《哀弔》是《文心雕龙》的第十三篇。哀和弔是两种相近的文体，后来也总称为哀弔体。
本篇分哀和弔两大部分，共四段：第一段讲“哀”的意义、哀文的运用范围以及其发展情况。其中讲到两种类型：一是对夭殇小孩的哀悼，这是“哀”的本义；一种是对不幸暴亡者的哀悼。这方面的作品保存下来的不多，刘勰所论及的一些哀辞，也大都亡逸不存。第二段讲哀辞的主要写作特点，强调“情主于伤痛”，反对“虽丽不哀”。第三段讲“弔”的意义及其发展情况。也讲到两种类型：一是对遭水火之灾，或有关“国灾民亡”重大事件的弔慰；一是对前人的不幸遭遇进行追慰。前一种是口头上的慰问，后一种多是写成书面的弔文。“弔”这种文体主要指后一种。第四段讲弔文的主要写作特点，强调要对前人作具体分析，再予以赞扬或批评，从而起到发扬封建道德和防止过失的作用。
刘勰论文，重视因情立文，反对华而不实。哀、弔这两种文体，都以表达悲哀之情为主，因此，更为排斥华丽，要求以真切的哀伤之情，写出“文来引泣”、“读者叹息”的感人之作。
（一）
《逸周书·谥法》中说：“年纪很小死了的就叫哀。”哀就是依，哀伤之情必须依靠心，所以叫做哀。哀辞的写作，主要是对幼年死者的哀悼，因此，和年老的人无关，而必须用于短命死去的小孩。从前子车氏的三个好儿子为秦穆公殉葬；他们的'死，用一百个人也换不回来。这种情形和人的夭折相同，《黄鸟》诗中表达了对他们的悲哀，这也许可算《诗经》中的哀辞了吧。到汉武帝赴泰山祭天地，跟从去的霍嬗突然死亡，汉武帝哀伤霍嬗而写的诗，也是属于哀辞一类的作品了。及至东汉汝南王刘畅死后，崔瑗为刘畅所写哀辞，才改变过去只为夭折者写哀辞的格式。但其中写到死者冲进鬼门，怪异而不通；又说死者乘云驾龙，入于仙境而不悲哀；最后一段用五言句子，好像歌谣的形式，也略近于汉武帝为霍嬗写的哀辞。至于东汉的苏顺、张升，都作过哀文，虽然写得有感情、有文采，却未能充分表达其真情实感。建安年间的哀辞，只有徐赴幹写得较好，他的《行女哀辞》一篇，还有一些哀痛的感情。到晋代潘岳继续写作的哀辞，真是集中了哀辞写作的优点。他的想象丰富，文辞多变，感情深厚而悲痛，叙事如写传记，用词则摹仿《诗经》；那种音节紧促的四言句子，很少松散无力的描写；所以能写得意义正直，文辞婉丽，沿着旧的体式，却表现了新的情趣。特别是潘岳的《金鹿哀辞》和《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两篇，再也没有人能写得这样好了。
（二）
关于哀辞写作的主要点，是感情要哀痛，文辞要尽量表达出对死者的爱惜。由于死者年幼，他的品德还未形成，所以主要是赞美他的聪慧；因为死者幼弱，还未担任过国家大事，所以只能对他的容貌加以悼念。作者把悲痛的心情写成哀辞，就能令人满意；为了华美的文辞而去联结心思，就会写得浮夸不实。用浮夸不实的文风写成哀辞，那就虽然华丽，却不悲哀；必须使作者的思想感情融会在悲哀之中，写出的哀辞能引起他人哭泣，这种作品才是可贵的。
（三）
所谓弔，就是到。《诗经》中说“神之弔矣”，就是说神的到来。正常死亡的人定谥治丧，是极为悲哀的事，所以，宾客对治丧主人的慰问，他们的到来，就是“弔”的意思了。《礼记》中说，被物压死、被水淹死等，因为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不必哀弔。春秋时宋国发生水灾，郑国发生火灾后，各国派使臣前往致辞慰问；这是国家遇上灾难，人民遭到死亡，所以，这种慰问和哀弔相同。还有一种情形：如春秋时晋国建成虒祁宫，齐国袭击燕国，史赵和苏秦认为这样的事不应祝贺，而应哀弔。因为建筑虒祁宫残害人民，攻打燕国结下仇敌，这都是亡国之道。大凡这样一些情形，就要运用弔辞：或者是过于骄贵而丧命，或者是褊急忿恨而违背常道，或者是有大志而生不逢时，或者是有美好的才能又连带着一定的缺损。追念这些而加以慰问的作品，都叫做弔。自从汉初贾谊渡湘江，感发愤激而写了《弔屈原文》，体制周密，事实准确，文辞清晰，内容悲哀，这要算是最早出现的哀弔作品了。到司马相如所写《哀秦二世赋》，完全是赋的体裁。桓谭认为它写得伤痛，能使读者为之叹息；赋的最后写得扼要而确切，读完后能使人为之哀伤。扬雄为哀弔屈原而写的《反离骚》，思考的很多，但成就不大；其立意重在反诘《离骚》，所以文辞音韵不很流畅。又如班彪的《悼离骚》，蔡邕的《弔屈原文》，也善于提出责问；但他们追随贾谊的《弔屈原文》，是很难与之并驾齐驱的。此外，如胡广的《弔夷齐文》，阮瑀的《弔伯夷文》，只有赞扬没有批评；王粲的《弔夷齐文》，对伯夷、叔齐的批评写得较好。但胡广、阮瑀是嘉奖伯夷、叔齐的清高，王粲则是不满其狭隘，这是由于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汉末祢衡的《弔张衡文》，辞采繁盛而忽于明洁。晋代陆机的《弔魏武帝文》，序写得不错，弔词却过于繁杂。从此以后，就没有值得称道的作品了。
（四）
哀弔的意义虽然古老，后来却出现华丽的文辞；华丽过分，音韵不紧凑，就演变成为赋体了。哀弔文本应用以伸张正义，纠正事理，彰明美德而防止错误；所以要有所分析地加以褒扬或贬斥，能够正确地表达哀情，那就不致破坏哀弔文的正当意义了。
（五）
总之，弔辞所哀伤的，在于幼弱的儿童。幼苗不能成长，自古以来都为之悲痛。虽有写作的全才，如果迷失以辞遣哀的方向，就很难正确运用。这种千古可悲的感情，只有用弔辞来遣送。
《文心雕龙·书记》文言文及翻译
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
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之《谒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琏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弥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才也。
详总书记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张敞奏书于胶后，其义美矣。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崔寔奏记于公府，则崇让之德音矣；黄香奏笺于江夏，亦肃恭之遗式矣。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刘廙谢恩，喻切以至，陆机自理，情周而巧，笺之为美者也。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也。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籍者，借也。岁借民力，条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区别，文书类聚，张汤、李广，为吏所簿，别情伪也。录者，领也。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其名数，故曰录也。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淮南》、《万毕》，皆其类也。占者，觇也。星辰飞伏，伺候乃见，登观书云，故曰占也。式者，则也。阴阳盈虚，五行消息，变虽不常，而稽之有则也。律者，中也。黄钟调起，五音以正，法律驭民，八刑克平，以律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法者，象也。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三代玉瑞，汉世金竹，末代从省，易以书翰矣。契者，结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负贩记缗，其遗风欤！券者，束也。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古有铁券，以坚信誓；王褒髯奴，则券之谐也。疏者，布也。布置物类，撮题近意，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关者，闭也。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庶务在政，通塞应详。韩非云∶“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盖谓此也。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牒者，叶也。短简编牒，如叶在枝，温舒截蒲，即其事也。议政未定，故短牒咨谋。牒之尤密，谓之为签。签者，纤密者也。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列者，陈也。陈列事情，昭然可见也。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谚者，直语也。丧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称谚。廛路浅言，有实无华。邹穆公云“囊漏储中”，皆其类也。《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所引者也。至于陈琳谏辞，称“掩目捕雀”，潘岳哀辞，称“掌珠”、“伉俪”，并引俗说而为文辞者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岂可忽哉！
观此众条，并书记所总∶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譬九方堙之识骏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实焉。
赞曰∶
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既驰金相，亦运木讷。
万古声荐，千里应拔。庶务纷纶，因书乃察。
翻译
《书记》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五篇，文体论的最后一篇。本篇除对书牍和笺记做了重点论述外，还对各种政务中运用的杂文，共六类二十四种，都做了简要说明。刘勰认为：“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这种鄙俗的民间谚语，尚为古代圣贤所重视，并采用于经书之中，则其他文辞，“岂可忽哉”！这也是刘勰要全面论述各种杂文的说明。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书牍，说明书的含义、起源、魏晋以前书信的写作和运用情况，最后论书信写作的基本特点。第二部分论奏记和奏笺。刘勰认为对三公用奏记，对郡守用奏笺，这是就其大致情况而言。奏记和奏笺的区别，在当时并不是很严格的。笺记与书表也颇相近，刘勰在这部分的最后，简要说明了它们的异同。第三部分论二十四种杂文。主要是逐条解说各种名称的含义，偶举具体作品加以证明。最后强调这些文辞于己于国的重要，希望文人不要忽视。
本篇以书信为重点，其中评及的部分名篇，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在文学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所肯定的作品中，不仅《与山巨源绝交书》有“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离经叛道之论，刘勰仍评以“志高而文伟”；杨恽的《报会宗书》，更是作者横遭腰斩之祸的主要罪证，刘勰也称赞它是“志气盘桓，各含殊采”的好作品之一。本篇所论各种杂文，虽然没有多大意义，但其中对民间谚语也有一定肯定，认为圣贤不废，值得注意。此外，如主张书信要“散郁陶，托风采”；所有书记的写作，都是“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所以，披沙简金，其中还是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的。
（一）
大舜曾说：“书写以记载过错。”因为书是用以记载时事的。凡是古代圣贤的言辞，都总称为书；书的作用，主要就是用来记言的。扬雄就说：“言，是人的内心发出的声音；书，则是表达心思的符号。发出声音，写成文字，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书就是舒展的意思。把言辞舒展散布开，写在简板之上，就成了书；《周易·系辞》用《夬卦》来象征书契，就是取文字以明确断决为贵的意思。夏、商、周三代的政务不多，书面的文件也很少应用。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之间聘问频繁，持书往来的使者很多：如秦国大夫绕朝赠策书给晋国大夫士会，郑国大夫子家派使臣送信给晋国大夫赵盾，楚国的屈巫从晋国送信给楚公子侧，郑国大夫子产寄信劝告晋国的士匄。仔细读这四封书信，其辞就像在相对面谈。又如滕文公死后，鲁国大夫叔弓为使者到滕国送弔书。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外交使节，大都已经携带书面文件了。到战国时的献书，多用奇丽的文字组成。汉以后的书札，文辞气度纷纭复杂。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与公孙弘书》、杨恽的《报会宗书》、扬雄的《答刘歆书》等，写得志气宏大，各有异采；都是组织辞采于尺素之上，字里行间荡漾着方寸之心。到东汉时期的书记，则以崔瑗写得最好。三国时的阮瑀，曹丕称其“书记翩翩”；魏文帝搜集孔融的遗作，即使半片竹简也要收录；应璩爱好缀集时事，很注意书记的写作：但这已是较差的作者。魏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志气高大、文辞宏伟的作品了。西晋赵至的《与嵇茂齐书》，是年轻人的心情激切之作。至于西汉陈遵，他口授下属作书，数百封信，各有不同用意；汉末祢衡代黄祖写信，该亲该疏，各得其当：这两位又是作书的才了。仔细总结书这种体制，本在于把话说透彻，是用以舒散郁积的心情，表达美好的言行；因此，应该条理畅达而放任志气，从容不迫而悦其胸怀。能够条理畅达和从容不迫，就有效地发挥相互赠答、交流思想的作用了。
（二）
至于尊贵有别，就须严肃地合于礼仪。战国以前，君臣上下都用书；到秦汉时期确立仪法，臣下对帝王开始用表奏；在诸侯王国中，也称“奏书”；如西汉张敞对胶东王太后的奏书，其意义是美好的。到了东汉，逐渐有了名位等级的不同：对三公上书称“奏记”，对郡守上书称“奏笺”。“记”是言志，就是对上表达自己的情志。“笺”就是表，就是表明自己的情志。东汉崔寔给大将军梁冀的奏记，则是崇尚谦让的好作品了；黄香给江夏太守的奏笺，就是严肃恭敬的遗范了。汉末刘桢的笺记，写得华丽而有益于规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没有论及他的笺记，因而一般人都不知道；如抛开名称而看实质，刘桢的笺记更美于他的诗篇。三国时刘廙的《上疏谢徙署丞相仓曹属》，所用比喻极为确切；陆机自辩其枉罪的表笺，说理周密而文辞巧妙：这可算是笺表的佳作了。查笺记的格式，上和表奏接近，下与书记相似；要像表奏那样恭敬，但没有畏惧的表示；可以像书札那样从简，但不能表现得傲慢无礼。用清丽的文笔以施展其才能，借光华的盛采以加强其感人的力量：这就是笺记的基本特点。
（三）
书记的内容十分广大，它包括各种各样的事体。笔札的名目更为繁杂，古今门类甚多。关于总领百姓事务的，则有谱、籍、簿、录；关于医药、历法和星象占卜的，则有方、术、占、试；关于申明法令和讲兵法的，则有律、令、法、制；关于朝廷和商业方面讲求凭信的，则有符、契、券、疏；关于各种官吏之间询问事情的，则有关、刺、解、牒；关于百姓表达情志的，则有状、列、辞、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从内心出发来叙述事理，在笔札上写下言辞；虽然是各种文辞的下品，却是处理政事的要务。
所谓“谱”，就是普。编著世代相承的统系，必须完整普遍，汉代郑玄为《诗经》编的《诗谱》，就是取这个意思。
所谓“籍”，就是借。古代每年借用百姓的劳力，要记在简板上；《左传》中所说“司晋之典籍”，就指此事。
所谓“簿”，就是圃。和各种草木分别种植于园圃一样，有关文案也是分类汇集在文簿里面。汉代的张汤、李广，都曾被官吏按簿问罪，就是为了辨别真伪。
所谓“录”，就是领。如记载古史的《世本》，就是编成简策，总的记录诸侯大夫的户籍，所以叫做“录”。
所谓“方”，就是隅。用医药治病，各有主治之疾，用药的人也专精某个方面，所以称用药之术为“方”。
所谓“术”，就是路。要用最精的技术推算，道路才看得清楚；《九章算术》积聚了数学的精妙，所以称之为“术”。淮南王刘安的《万毕术》，也是这方面的著作。
所谓“占”，就是觇。根据星辰的变化来占验往来升降的吉凶，要通过观察才能看清；古人是登上观台进行观察而书写云物气色的变化，所以叫做“占”。
所谓“式”，就是则。天地之间阴阳五行的消长盛衰，虽然变化无常，但考察其变化是有一定法则的。
所谓“律”，就是中。乐律由黄钟起调，五声都据以正音。用法律来治理百姓，根据周代所制八法就能处理公平。用“律”这个名称，就是取公平中正之意。
所谓“令”，就是命。发出命令，申明禁戒，有如从天而降。管仲说下令如流水，意思是使百姓顺从。
所谓“法”，就是象。军事上的谋略没有一定，但战术的奇正有一定的兵法，所以称之为“法”。
所谓“制”，就是裁。由上而下贯彻执行，犹如工匠依照规矩制造器具。
所谓“符”，就是孚。为了防上征聘召集的虚伪，就依靠出自内心的诚信。夏、商、周三代用玉制的信物，汉代用铜虎和竹箭代替，魏晋以后从简，就改用书翰了。
所谓“契”，就是结。上古时期的人很质朴，以结绳为契约；至今羌人胡人验数，以及商贩记钱的办法，大概就是古代结绳为契的遗风吧。
所谓“券”，就是束。明确的约束，是为了防止虚伪。剖开约券上的文字各执一半，所以周代称为“判书”。古代还有丹书铁券，用以确保信誓。汉代王褒的《僮约》，可说是约券的楷模了。
所谓“疏”，就是布。布置陈列事物，只是摘要写明其大意，所以对短小的字据叫做“疏”。
所谓“关”，就是闭。进出都要经过门，关闭就必须慎重。各种事务决定于当时的政局，政局的顺利或阻塞是应该详细了解的。《韩非子》中曾说：“公孙亶回虽然是圣明之相，却起于地方官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刺”，就是达。《诗经》的作者写诗以讽刺统治者，《周礼》中说断狱要向三种人逐一询问。这种依次到达的方式，就像用针的刺通到底。
所谓“解”，就是释。解释凝结积滞的问题，证验有关之事加以核对。
所谓“牒”，就是叶。用短小的竹简编成碟，就像树枝上的树叶；汉代路温舒截断蒲叶编成牒，就是这种事例。议论政事尚未作出决定，便用简短的牒文相商议。牒文中更为细密的一种叫做“签”。所谓“签”，就是细密的意思。
所谓“状”，就是貌：描述其本原，采取其事实。古代贤人死后，要给他追赠谥号，同时写一篇死者生平事迹的行状，这是较重要的一种状文。
所谓“列”，就是陈。把有关内容一一列举陈述出来，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所谓“辞”，就是口头上的言辞，由自己转达给他人。《左传》中说，郑国于产善于言辞，诸侯都全靠它，可见言辞是不可没有的。
所谓“谚”，就是直质的话。丧弔父母的话不能有文采，所以弔辞也叫“谚”。民间的谚语，也是有实无华的。春秋时邹穆公说的“口袋虽漏仍在其中”，就是这类话了。《尚书·牧誓》中说，“古人有言，母鸡不司晨。”《诗经·大雅》说：“人亦有言，因忧而老。”这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谚语，《诗经》、《尚书》所引用过的。至于陈琳在《谏何进召外兵》中说的“掩目捕雀”，潘岳在哀弔之作中用的“掌珠”、“伉俪”等，都是引用民间俗语写成的。文辞的鄙俗，没有超过谚语的了，可是古代圣贤在《诗经》、《尚书》中，也采为言谈，何况不如谚语鄙俗的种种书记，岂能忽视呢！
上述六类各四条，都包括在书记之中：其中有的本是相通的，但文意各不相同；有的完全用质朴之辞，有的则杂以文采。应根据情况的不同来确定体制，而以精当简要为贵。意思缺少一字就会不全面，一句之中多一个不必要的字也有防害。这都是各级官吏必须实行的，而为追求浮华藻饰的作者所忽略。但有的作者其才气虽为巨著之冠，却常常疏于书札小文，这就如善于相马的九方堙，虽能识别千里骏马，却不能辨别马的毛色和雌雄。文辞不仅可以美化作者自身，也是一个国家的光彩；因此，文坛之土，应该考虑从事实务。
（四）
总之，文章的各种支流，都容纳在笔札之中。有的要驰骋文采，有的则运用朴质。优秀的书札使作者声名显扬于万古，影响很快就传遍千里。众多纷杂的政务，就靠书记得以明察。
作者： 佚名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偶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赞曰∶
洪锺万钧，夔旷所定。良书盈箧，妙鉴乃订。
流郑淫人，无或失听。独有此律，不谬蹊径。
知音多么困难啊！音乐实在难以理解，懂得音乐的人又实在难遇到，碰到知音的人，千年只有一次吧！从古以来的“知音”，大多看轻同时代的人而怀念古代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每天在面前不信用，老远听见名声便想念”啊！从前韩非的《储说》方才传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刚写成，秦始皇和汉武帝看了，都怨恨不能和作者同时。后来知道同时相处了，结果韩非却被囚禁，而司马相如也遭轻贱待遇。这岂不是明白地看出了对同时的人看轻吗？至于班固和傅毅，文章不相上下，然而班固却嗤笑傅毅说：“下笔便没完没了，不能自己休止。”及至陈思王曹植评论文人的才能，也极力贬低孔璋，丁廙请他修饰文辞，便感叹他的话说得好，刘脩喜好诋毁别人的文章，便把他比方为爱攻击人的`田巴：从这些议论里，曹植的用意也可以看到了。所以魏文帝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这并不是空话。至于像楼护这种摇唇鼓舌的人，却荒谬地想要评论文章，说什么“太史公司马迁著作《史记》，要咨询请教东方朔”。于是桓谭这些人，都对楼护的谬论相视而笑。他本来没有地位，轻率的发言被人耻笑，何况是文人，难道可以乱说吗？所以观察得深切明白，却又看重古代而轻视现代，两位君主便是；文才确实鸿博懿美，但却只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的，班固和曹植便属于这一类；学识够不上谈论文章，却把伪谬当成是真实的，楼护便属于这一类。刘歆看了扬雄的《太玄》后说：“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瓮。”这难道是多余的感叹吗？
文心雕龙初探
一，》文心雕龙对作家的要求＜一＞，作家应是博学多识的文人
在》知音》篇中他明确指出博见。他在该篇中批评一些人说他们各抱一隅之解，欲凝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板不见西墙也。是说他们目 光短浅，所见有限。还自以为正确。他在》神思》篇中说博而能一。这就不仅仅是知识掌 握多。还要成为一个知识体系。你的大脑不应该是一个材料箱。还要知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知音》。这是一种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种思想已经在当时很先进了。
＜二＞，具备良好的思维习慣
在》神思》篇中说视通万里。吟 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 之前卷疏风云之气。是说要多看要眼到口到心到。又说思理为妙，思与物游，神 居胸臆，而志气流其关键 。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是说应该追求磊千世界的客观真理。又在》神思》篇中说不必劳情也直接指出追求真理时要脱离情感。不能有情的参与又说贵在虚静这种静思的思想当是受了佛道的影响的结果。又说应有相如含笔而腐毫，杨雄缀翰而惊 梦，桓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绝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研都以一纪的思考精神。
＜三＞积极入仕
他在》神思》篇中说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在》程器篇中说安有文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乎。可以看出他的入仕的积极了。这正是儒家学说而优则仕的明写照。在政事中应如日月之明，如星辰之行，要有太阳一样的光辉温暖，有月亮的光华，在极黑暗的社会中有群星灿烂的星星之光》宗经》。在》奏启》篇中说强志足以成务。鼓励应有坚定的信念。
但是如愿的事很少。在》时序》篇中说时运代变。对于多变的时运他在程器篇中说侍时而动发挥事业，要善于等待时机。要善于创造时机，还要善于把握时机。在熔裁篇中说刚柔以立本，变通以驱时。不是每一个文人都 能入仁，在》程器》篇中说穷则独善以垂文 ， 达则奉时以骋绩。不能为官，就要在文学领域中有所作为。要作文使之传于后世。在》时序》篇中说君子处世建德树言，干一番事业。
二，》文心雕龙》对作品的要求。
1，刘勰对作品的思想作了整体的要求。
他认为作品思想必须是宗照古代贤人的思想的精华所在。在》序志》篇中评价当时的诗坛说去圣久远。是说现在的诗文的思想已经脱离古代圣人贤人的思想主旨很远了。他在》宗经》篇中引用舜的话说诗以言志，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就是说思想有心为志。在口为言，在手为文。认为在宗古的时候应知道变通。在》封禅书》中说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隧于浅。就是说作文章宗古同时应懂得变通。以古为准绳，以今为变化。知道万变不离其宗。所以他在》原道》篇中说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2.他在》宗经》篇中对作品的具体要求。
A，对情感方面的要求。
情深而不诡。就是说文章的内在情感应真实深刻。
a.真情
他在》情采》篇中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日形文，五色是也。二日声文五声是也。三日情文，五性是也。认为文章中的情是非常重要的。是立文的三要素之一。并说风雅之兴。志思蓄意，而吟咏情性是也。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在》章表》篇中说辞为心使.文章中的情应是最真实的，最能打动人心的，是作者的第一直接的感触。
b.情趣
文章中应有情趣所在。他在》情采》篇中说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他用这种滑稽的事例来说明没有情趣，如同男子树兰一般。在》物色》篇中说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说出清风与明月就应同时出现，并在夜晚，这才是最美丽的景象。温暖的阳光照耀下的春天的树林才更显得富有生机。用最常见的事物告诉我们情趣就是情感的意趣所在。有情趣的文章才是能吸引人的作品。
情感也是变化的，他在》物色》篇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迹摇焉。又说情哗哗而更新。点明情感也是变化的。没有一尘不变的情感。变化的根基是情随物迁。所以作文章在物色篇中说设情位体。
B，风清而不杂
在》正纬》篇中说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他用织布来说明，作文章应有统一的岸风格。在》风骨》篇中说诗宗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也。又说风格峻整。作文章 应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不能在同一文章中即有这种风格，又有那种风格。又说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作家的风格就是个人风骨所在有了风格文章才显得有感染力。
C事信而不诞。
事信就是要立足于客观现实之中b
a现实的真实。
他在》原道》篇中说文章应察人文，文章取材应是现实中的可信的材料。不能荒诞不经。要使人人相信你说的就是真的，无可置疑的。这样文章才能被人们接受，表达的思想才能被人们了解。文章反映现实中的千真万确的重大事件。包括各种各样的人们的行为，思想等状况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文风。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是自古以来的作文要求。
b，艺术的真实
他在》夸饰》篇中说夸饰恒存，就是说文章要有艺术表现手法。要饰而有节。作艺术加工应有适度的原则。人们常说的七分实，三分虚。这三分虚就是艺术表现了。他提出了有且要适度。这还是为了让人们相信你说的都是实情，使人们死心踏地的不怀疑你的内容。而使整个文章有文采。
D义直而不悔
在》史传》中篇中说良史贵在直笔。就是说文章的思想应明白正确，不能是歪理邪说。这与他所认为的文章的`教化功能是相对应的。要让文章正直的做到使人民成化。那么你的文义就不能是错误的。要以正确的思想导入到人们的头脑中去。
E，体约而不芜
他在》附会》篇中说凡大体文章 ，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 ，群辞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这主要说明了作文章应有详略，轻重，主次之分。他用树来比喻作文说文章中的详与重与主如同树木向阳的枝叶一样茂盛。略与轻与次如同背阴的一面而被藏起来。文章的首，腹，尾的设定也应如此。首应开宗明义，点明主旨。要短小精悍。腹作为具体的内容应丰富多采，耐人寻味。尾应对文章作一定的升华。这是点睛之笔。当然也是短而精的。首腹尾同样重要，不能忽视。
F，文丽而不淫
在》丽辞》篇中说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句。认为作文时取法自然，自然而然的完成。而不是像熔裁篇中批评那样穷声极貌的描写。他在明诗篇中说楚艳汉侈。这种文字游戏是不足取的。他在》丽辞》篇中说若气无异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山昏睡耳目已也。文中言语不能太繁，说的问题的大小决定文 句的多少。不能说了半天。洋洋数万言中说了一个芝麻大的问题，这样就不好了。
时至刘勰去世，将近十五个世纪，但是他的名字在现在并不陌生，他的作品《文心雕龙》更可以称得上是绝世大作。《文心雕龙》这种文学巨作顷刻间注入我的脑海，冲击着我的感官，我想，是刘勰的智慧洞彻了我的灵魂，让我在这一刻与之共鸣。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勾勒出一个以“道，圣，人”为核心的和谐之圆，同时又从“道，圣，人”流动地，动态地，自然地过度到“宇宙，想象，语言”。在这由外因到内涵的发展过程中，在这和谐之圆的中心，我品味到两个字――体会，文学的根本在于理性，感性，灵性的融合。这样一来遵循这种思路的开展，我一路走下去，在风光旖旎，芳草鲜美，惊奇迭现的精美文字景观中，感性地滋养自己文学的灵性，在文化的芳香和缤纷中，重新感受到一次高贵的文学“灌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泪光朦胧了苍颜白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云帆点缀了沧浪之水;“金戈铁马去，马革裹尸还”陆游的梦乡回荡着铁骑铮铮;“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挣脱并超越了自己的苦难，显露出普度众生的情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柔情似水地掀开了文学神秘的面纱。当我站在《文心雕龙》的高度重新去细细体会，品味文学，我发现了文学的真实足以穿透时空，足以穿透心灵。
诚然，《文心雕龙》用将古典的才智和韵律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赏心悦目;它有关写作的具体建议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厚非的价值;它有关文学批评的精辟见解比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斌”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都更具深度和广度。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文心雕龙》的真正魅力所在是它向世人表达了一种文学观。这是我从未思考过的，但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刘勰却把它那么清晰地渗透在它的作品中。刘勰的文学观，视文学为人生之根本，而人生是宇宙法理之根本。他把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巧妙地结合，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去审视这三者的因果循环。这一观点为中国文化和生活注入了文学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文学和文学的活动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文的诉求。刘勰通过对文学外因的追溯，把文学的重要性提高到宇宙法理的位置，再通过揭示文学的内因，把文学的创作提高到神圣的地位。
宇文所安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兆世之言》曾写：“模仿、表现、甚至表达这类概念永远不会改变文学的从属地位，也就是说文学总是晚于又仅次于“原作”(就表达而言，“原作”就是思想状态)。”刘勰的文学观摆脱了这种缺陷，因为刘勰把文学看作是宇宙呈现过程的必要阶段，用刘勰的话讲就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我是这样理解的：文学既是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纽带，又是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它们相应的也是文学的根源。我们不必穿洋过海，但是我们在文学的世界里却可以身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当胸生成云，决眦入归鸟”的泰山极顶，还有那“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九曲，“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三峡，“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古朴塞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秀丽江南...。你可以在梅雨潭边陶醉于朱自清描述的绿色，你也可以在西湖边聆听柳浪与黄莺的对话;你可以“小桥流水人家”，也可以“古道西风瘦马”;你可以手持长剑，独立朔漠，感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你也可以手握画笔，船头簪花写韵，领略一下“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闲适。从西域到东海，从朔北到江南，绮丽的风光为文学增添了一笔耀眼的亮色。
《文心雕龙》在整个文学史上，在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应该算是一座里程碑了。我想刘勰正在通过《文心雕龙》与我们共鸣，给我们带来最直接震撼。
★ 文心雕龙翻译
★ 文言文
★ 文言文翻译网
★ 文言文辞职报告
★ 三人成虎文言文
★ 杯弓蛇影文言文
★ 琵琶行文言文
★ 郑人买履文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