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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对教育评价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其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强调反思和批判精神、反中心和提升非理性、倡导多元化的'方法论和提倡对以及淡化价值判断是其显著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教育学者开始借助后现代主义的有关思想来审视教育,笔者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有关思想的观照,展开由后现代主义引发的对当前教育评价研究有关问题的思考.
作 者：王景英 梁红梅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刊 名：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5) 分类号：B089 G40-058.1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反思 对话 定性研究 多元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本文简要介绍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发展、沉寂,分析其主要特征以及对教育的影响,从而启示我们用反省的.态度开展现代的教育活动,努力提高主体间性,关注边缘,转换教师角色,改革课程知识,培养批判精神和创造力.
作 者：李方安 胡志英 作者单位：李方安(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山东,曲阜,273165)胡志英(曲阜杏坛中学,山东,曲阜,273100)
刊 名：青岛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DAO EDUCATION COLLEGE 年，卷(期)：2002 15(1) 分类号：B089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特征 教育 启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多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认为，知识本身参与着这人的理解，而不是单纯被理解的对象。多尔提到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特点时，阐述了知识的不确定性、知识的动态生成性、知识系统的非线性化性等特点。这对科学真理、绝对权威等观点形成挑战。其理论基础具有深刻的反本质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直指西方自启蒙理性以来所形成的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传统。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为我们对法学课程教学存在的肤浅的理性主义与狭隘的科学主义等不足，提供了批判和反思理论视角。本文基于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就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改革，从教学目的、教学关系和教学过程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思路。
第一、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的，要从理性思维转向生活存在性思维西方启蒙运动对于人的理性理解是：作为理性的自主的人，能主宰世界、摆脱宗教迷信。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传递法律知识，培养理性思维的人。法律知识不容质疑，课本中知识被认为普适性的、最权威的理性存在，它不以认知主体的兴趣、爱好所转移。教师拥有知识而取得权利和地位。传统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的，就以追求更多理性为目的，通过合乎规律的严密的教学行为，将学生培养成熟悉法条的理性化的“完人”。“完人”的观念在斯塔迪许眼中，属于典型的现代主义。以理性思维为代表的现代教学思维，通过严密的合乎规律的，体现控制和征服的本质教学行为，培养理性的人。经济法课程中有大量的成文法内容，要理解立法者对法条的立法用意及思路，表面上看经济法课程教学似乎适合理性为代表的教学思维。后现代主义却认为理性话语体系包括了极权主义和知识暴力，它对现代主义的理性权威、理性至上提出质疑。后现代知识观主张知识是交互作用的理解性产物，通过情境建构而生成。经济法课程的案例教学，从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视角判断，案例的分析结果不会是理性的客观的唯一存在，而是带有主体的价值、情感和差异性。典型情况是同一类型案件法院会有不同判决。例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晒工资单被辞退案，法院认为公司的薪酬保密制度制定程序不合法，因为未经职代会或全体职工讨论通过，所以公司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但该规定若符合民主程序呢，类似案例无锡中院以违反“同工同酬”认定公司规章制度中的“薪酬保密”违法。而上海二中院的一起截然相反的判决，认为双方应受薪酬保密制度的约束。这样，劳动合同法中的法律条文不应理性主义视角，当作权威的、普适性的、客观存在的知识，而应随情境从多角度理解。同一案例的分析往往带有主体的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福柯观点认为：一切知识都可被修正、质疑、甚至推翻，因为知识作为建构的产物，都不过是基于对个体的一种解释或假设。经济法的课程教学中，法律知识不能被视作等待占有的对象物。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真正的知识来自于在生活情境中的建构，对知识不能有机械的、割裂的价值认知。后现代主义教学目的就是培养有价值、情感的、懂得生活、能者生存的人，即由科技理性思维转向生活存在思维。用生活存在思维解析经济法教学目的，使人从法律条文理性冰冷的世界中解放，进入具有真实情感、价值和态度的社会生活情境，成为一个活泼生动的实在者。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的，能寻找到被理性淹没的教学本意，教学目的是培养学会生活的人，经济法课程独有的贴近社会生活特质，使教学能视为一种生活本身的存在。
第二、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关系，要从对象性思维转向关系性思维教学关系即所谓师生关系。经济法的成文法条，从现代理性影响下的知识观角度，可认为法律知识是客观的、绝对的，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成文法条具有绝对性和权威性。这种知识观对教师课堂的权威寻找到合法基础。教师处于支配和控制的主体地位，在教学关系中具有话语霸权，而学生则弱化为课堂知识接受的机器。经济法课程有其特殊性，学生对于陌生法律条文的理解往往是一片空白与茫然，师生双方容易“主体一客体”两极对立，形成对象化的思维模式。在此模式中，师生关系成为简单的课程知识传递与接受关系，现代主义的机械控制观要求学生接受教师权威，课堂教学背后丰富的人性被掩盖或扼杀。教学关系中对象性思维主体一方的教师，会集中关注学习较好的学生，那些对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则被教师厌倦或无视，成为所谓的“边缘人”。这种现象在高职院的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尤为明显，因生源的关系会产生部分“边缘人”，他们听课精神涣散，对枯燥的`法理解说无法集中注意力。边缘人在福柯的眼中就是被社会生活所排斥和忽略的人。这种课堂师生关系危机重重。后现代主义否认知识的现代理性特点，包括知识的权威性、绝对性、客观性、静态性等，认为知识有多重特点，体现在情境性、建构性、不确定性、多元性、动态性等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知识权威合法基础的质疑，影响了教师权威的存在。经济法课程中，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条文内容常常发生变动，如公司注册资本及缴付方式的几次变动，可以看出知识不再是静态的、客观的、确定的、绝对的存在。死背“知识”，掌握“知识”，随着经济法律法规的变动，无法真正掌握“知识”。后现代主义通过对客观知识权威与科学真理的解构与去中心化，教师不能再霸占课堂的话语权，教师不再作为知识权威的存在，师生是平等的生命个体，从而解构了教师对于学生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使得师生关系从对象性思维转向关系性思维。在关系性思维下，师生平等对话交流，打破了主客体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师生基于不同主体各自的特征，以各自的学识经历，在生活与教学情境中相互融合、对话、碰撞，实现对意义的建构，人精神的转变，对知识形成共识。在关系性思维中，课程是我们与知识相遇的不同情境，师生相互之间是一种共生性的关系，教师的原有的权威被解构，改变以教或学为主体的方式，尊重师生等同的主体地位。多尔提出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建立师生共同研究探讨的课堂。关系性思维中的师生关系是内在的、有机的，不是彼此分离的、非构成性的，要把握主体之间的能动建构性，要构建经济法课程师生课堂的新关系。教师要尊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多尔从生物学世界观的视角，提出课程要有利于学生自我学习并不断自我完善。高职院校同一专业高职班与中职班生源差距很大，作为教师要理解不同层次学生的独特体验。关系性思维强调通过对话互动，淡化学生与老师之间固有的定型化概念，教师的身份随对话互动的过程而变化，答疑解惑时是一个教师，双向交流时又是一个聆听求知者，师生共同对求知探索的过程负责。所以，在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性思维看来，经济法课堂里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对话的关系，课堂教学就是相互讲述、聆听，特别是针对案例分析，不再刻意追求教师的绝对权威，案例本身有不同解读，师生更多是一种理解和沟通，承认课堂研讨交流的多元结果和尊重差异的存在。
第三、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过程，要从控制思维转向开放性思维现代主义知识观预设了科学知识的绝对性、自我确定性、存在性，以此赋予真理以权威、高贵性和优先性，知识权利的分享是自上而下的、压抑式的、单一的线性传递过程。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系统，控制是维持系统存在的必要手段。经济法课程若在这种知识观支配下，其教学过程必然是谋求控制的过程。由于法律法规等知识目标被事先所预设，课程教学只是师生完成预设目标，掌握法律知识的一个简单的机械操作过程。教师的工作只是一个封闭的控制过程，就是使教学精确高效地完成预设目标，排除一切混沌、干扰和不确定因素，师生在此过程中皆成为受知识控制的机械对象。后现代主义知识观下的经济法课程教学是一种开放的、自组织的过程。转变性的自组织导致远离平衡状态的发生。耗散结构理论认为，该结构包括了自组织、开放系统、非平衡状态三个条件。在普利高津看来，在平衡或接衡的系统中，转化性变化不会发生。当开放系统失去平衡状态时，与外界环境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能达到或维持自身结构稳定。系统通过平衡与不平衡的不断转化，维持自身存在与发展。系统的自组织能自行修复或更新。现代主义排斥复杂、混沌等不确定因素。后现代主义却容纳了“适量”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不平衡性、无效性、耗散性。经济法教学中案例富有的疑问性、干扰性、能赋予法律课程以丰富多样性及存在意义。多尔认为耗散结构理论框架运用到课程教学中，可改变我们的观念，即学习依赖个体的自组织能力，而不是教学的直接结果，课堂教学该从灌输走向师生间平等对话，使得知识的吸收成为的一个建构与理解的开放性过程。后现代主义知识观下，经济法教学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特别是案例的解析，总是通过不平衡、平衡化、相互作用、交互作用而主动实现。多尔的课程观认为，课程因其不断变动及不确定性，使得师生在课堂必须通过交往对话，来实现“信息协调”。经济法教学过程作为开放自组织系统，其良性运行及优化离不开“干扰”的诱因。案例教学在不同的思路干扰下，答案处于不确定与混沌状态中，自组织在远离中心时发挥着不断转化的作用。这种转化体现为无序中的有序。学生通过这个学习过程，获得对于意义的建构和法律知识的理解，从而实现对经济法课程内容的自我创生。教学中，传统的刺激———反应模式的教学因其控制性与乏味性而被课堂抛弃，转而运用强调多尔认为的隐喻的、基于生活场景的案例教学方式。自组织发挥作用就是基于干扰、问题和混乱的出现。这理论推广到经济法的案例教学，因课程富有的疑问性、开放性、启发性和生产性，能使学生创造地加入到与自己、教师以及文本的对话中，获得对知识更深层次的新的理解。史密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教学过程是一种对话式的舞蹈型课程，是一种自由开放之境界里的游戏艺术。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教学过程观，使得课堂不再被作为接受预设知识、实现预设目标的机械生产过程，由此打破了理性主义控制模式的主导，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过程由控制性思维转向开放性思维，师生共同营造一种共同探索的课堂氛围，实现经济法课程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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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教育研究方法论文
摘要：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对现代性进行了反叛和超越，强调主体的解构，破除了二元思维模式，尊重差异，强调平等。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研究方法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启示一是教育研究者应在对话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个性话语方式；二是充分认识和尊重教育对象的差异性；三是教育研究中应采取多元的、开放的方法。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教育研究方法；启示
当我们试图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清教育研究方法问题时，不仅产生了深深的困惑和矛盾，而且对教育进行所谓的研究中也是手足无措。文章其实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难道这不是一种荒谬吗？可是同样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这种研究和分析问题也是必然的、有意义的。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在《后现代社会理论》这本书的前言中也提及了这种矛盾。“本书对后现代社会理论采取了一种现代的阅读方式……从一种现代的观点来考察后现代社会理论就完全是可接受的”。
瑞泽尔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将后现代主义区别于后现代、后现代社会理论，但他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仅局限于艺术、电影、建筑等领域中的与现代文化产品不同的文化产品。显然，这种界定太过于狭隘，相反，它更倾向于他在随后提到的“后现代的观念”（包含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新的文化产品以及一种新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社会理论类型）。也有中国学者从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将其分为激进的或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的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简单化的或庸俗的后现代主义。
把后现代主义分解开来强行纳入不同类别的做法，本身或许就是违反后现代主义精神的。但正如上文的概念界定一样，也是为了我们理清思路和用于分析教育研究方法的方便之举。况且，后现代主义自身就是一种东拼西凑的产物，因此我们只取其中一部分对教育研究方法有所影响和借鉴的特征加以引述，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一、后现代主义的共性特征
1、颠倒主体，强调平等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中，主体性指的是个体性和自觉性――某主体的生存境况。而在传统哲学和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观点是主体居于主导地位，客体则属于从属地位。在后现代主义内部，对这种主体性的否定也存在了一些实质性的差异。极端的怀疑论者认为主体是虚构的，在极端意义上它只是一个建构，他们把主体看作是过去的陈迹，现代性的遗老，自由人道主义的杜撰，不可取的主客二分法的始作俑者。这个经过解构的主体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必须另一种不同与现代主体的形态出现，可以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不再是宇宙和万物的主宰，人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要关爱这个世界，与自然达成“同一性”。另一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相反，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处在与之相关的人群中，只有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才能被理解。因此，他们提倡平等、开放的“主体间性”，人与人要形成平等交往和伙伴合作的关系，而消除曾经蕴涵其中的不平等性或是等级关系。
2、对二元思维模式的批判，强调差异性
首先，后现代主义者在解构主体时就指出，现代性主体观念造成了主―客二分法，把主体规定为积极主动的人，而客体规定为消极被动的物。因此要破除这种主―客二分法，摧毁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权威地位，中断同主体范畴相联系的独断权利关系，并由此消除了其隐藏的层系（等级关系）。其次，西方思想的主流一直受到现象―本质的二元分裂模式支配，而这种模式导致的思维则是从多中发现一，从异中求同，从现象中探究本质。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差异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事物中所蕴涵的差异总是会不断产出新的差异，而要根绝差异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发现差异，尊重差异，同时，要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而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和丰富的。最后，后现代主义对二元思维模式的批判还表现在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这也是他们最为重要和旗帜鲜明的观点。现代社会长期以来对理性和科学的无限推崇，相信人的无限理性和科学的发展可以创造美好的社会，然而也正是这种理性和科学的泛滥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灾难。对理性和科学的推崇也表现为对真理的追求，我在随后一段中再论述。
3、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
现代社会科学受到指导研究行为的一般方法规则的引导，试图以一种训练有素的方式来达到现实对于思想的检验。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方法，不存在他们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他们假定了这样的方法，它们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相反，它们进一步混淆了是非，杜撰了更加精微细致的问题，其中每一个问题都引发无限的解答。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使用的`所谓方法就是解构和直观的阐释，同时，他们认为只要是有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可以运用感觉、亲身经历、情绪、直觉、想象力、创造力等等的因素和方式。
二、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影响和启示
1、教育研究者
从主体性上来看，现代的研究往往把研究者置于专业的地位，因此拥有专门的特权，往往以知识的占有者和权威者出现在研究对象面前，从而可以主导决定研究的方向、性质、结果，甚至可以凌驾在被研究对象之上。然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体让我们看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是处于同一地位，我们要更多的是要面对活生生的人，具有思想和情感的人，研究者应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背景有所了解，从被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开展平等的信任的对话，在相互理解、相互关心中实现研究事实的自然流露，从而才能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因此研究者应该促进话语的平等，力求让处于弱势地位的话语发言，在对话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个性话语方式。
2、教育研究对象
教育研究的对象有不同的层次，既包括教育活动又包括教育观念等一切的教育现象，而且这些对象又有自己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我们在研究时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差异性，并且尊重这种差异性。以往的教育研究中，由于对科学主义的推崇往往就使我们使用单一的标准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和评价，而忽略的对象之间的不同和差异。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教育对象对研究的建构意义，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教育研究的进行。
3、教育研究方法
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否定方法的存在，可是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还是不得不运用一些所谓的方法，不管是有意的甚或是无意的。但是，在现代主义依存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着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争论，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就表现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垄断。教育研究者在把一种研究方法推向极至的同时就排斥另一种研究方法，而且由于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崇拜，往往更强调对教育现象采取定量的研究，用简单的方法量化教育问题。在教育研究中可以采取一切合适的方法，应该采取多元的、开放的方法，不论运用什么方法，都是为了教育研究的更好进行，从而促进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瑞泽尔著，谢立中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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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英语词汇研究对教学的启示
本文作者旨在通过对词汇词义的`研究,探索出更多更好的教学及词汇习得策略,并谈谈实际教学运用中的心得.
作 者：梁雷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陕西,西安,610065 刊 名：考试周刊 英文刊名：KAOSHI ZHOUKAN 年，卷(期)： “”(50) 分类号：H3 关键词：英语词汇研究 教学策略 学习方法脑机制研究对我国双语教育的启示的教育理论论文
摘要：双语学习在社会交流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二语学习的年龄与使用频率这两个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着手，分别证实早期双语教育的必要性与提高晚期双语者二语使用频率对学习效果的重要性。在借鉴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我国的双语教育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双语；脑机制；双语教育
1前言
双语学习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促进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达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技术上的利益共享。因此，双语教育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它是一种旨在培养和造就双语并用人才的教育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怎样利用外界环境以及自身因素的改变，最大效益地掌握与使用第二种语言。
早教计划以及错过学习关键期儿童的双语学习是这个教育领域的研究重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分别涉及双语学习的年龄与第二语言使用频率这两个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者在双语学习相关脑机制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早教计划以及错过学习关键期儿童的双语学习提供重要启示。
2双语学习的影响因素对于双语学习的作用
2.1学习年龄对双语学习的影响
双语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儿童应该何时开始学习第二语言，是不是越早越好？研究者从早晚期双语者的表征结构和激活区域这两个脑机制的研究中得到了答案，同时这也涉及到学习关键期的问题。
2.1.1双语表征与激活区域脑机制对双语学习影响
首先，许多研究表明早晚期双语者双语表征的脑结构是不同的。chee等人选取汉英两种语言的早期（6岁以前）双语者完成句子判断任务，脑机制结果记录激活最强的区域在前额皮层中部和下部，左侧的激活范围更广，两种语言的激活区没有差异。还有的实验也显示早期双语者的双语表征是在同一个系统中进行，而晚期双语者则是在不同的脑结构中进行双语表征。从不同的表征系统中提取与编码两种语言的路径，肯定多于从相同的表征系统中提取与编码语言，所以晚期双语者提取与编码双语的速度慢，学习与使用双语的消耗代价更大。
其次，第二语言的.学习需要动用更多的脑功能区域即语言加工资源。在激活区域方面的脑机制研究发现，早期双语者比晚期双语者学习二语时激活的脑区更多，尤其是大脑的前额皮质这个负责工作记忆的部位，这意味着早期双语者拥有更多的资源去加工语言。因此早期双语者在加工资源方面有更多的优势，使得个体可以有更加丰富的加工资源去加工第二语言，而晚期双语者的加工资源就比较匮乏不能够胜任其加工任务，使得第二语言的加工速度与准确度大大下降。
2.1.2双语学习关键期对双语学习影响
个体第二语言的学习年龄的问题总归为个体的语言学习生理关键期，即个体发展的某些特定时间段，大脑的结构与功能此时容易受到某些经验的影响，从而改变脑结构及其功能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同类型的人的可塑性只在人一生的某些确定时期占据优势地位，而在其他时期较少发生。个体过早或过晚的开始学习第二语言都是不利的。有脑的影像学证据表明学习开始得越晚，学习越困难，特别是在语音和语法方面。gopnik的实验表明，6~12个月是婴儿区分各种不同语音的敏感期，而到1岁半时，只能保有接触到的母语的语言能力，其他语言能力均下降。最初十个月的特定语言经验会使大脑对该语言的语音很敏感。同时，10岁是学习语法的关键期，过了关键期后双语加工的大脑激活模式已发生异常。因此，晚期双语者处理信息的大脑功能不如早期双语者。大脑关键期对于双语的学习有着重要的作用。
2.2双语使用频率对双语学习影响
当人们经常练习或是使用一种东西的时候，就会增加对这件事物的熟悉感，而熟悉感会改变学习结果。因此，提高第二语言使用频率就会增加对第二语言的熟悉感。
根据kroll非对称性模型的观点，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都有联系，只是它们之间的强度不一样。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之间的词汇表征强度弱，而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之间的词汇表征强度强。如果直接采用第二语言与第二语言的联系进行反应，排除一语在二语学习中会形成的负影响，增加二语使用的频率，就可以使学习者在学习时更倾向于通过旧有的第二语言去连接要学习的第二语言，避免一语的负迁移影响，这对于学习二语是十分有利的。当个体通过二语使用频率的提高使得二语的熟悉度增加后，他在脑机制上也会有所改变，额叶是负责控制非目标语言的脑机制，如果经常的使用第二语言，能够使额区得到锻炼，并且能增加第二语言的激活程度，使双语者在使用第二语言的时候可以有效的避免第一语言的干扰，直接提取二语。因此，错过双语学习关键期的学习者要注重提高二语学习以及使用的频率，增加其对于第二语言的熟悉度。
上述研究表明，早期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更容易达到流利水平，晚期双语者的第二语言不容易达到高度流利的状态，即使能达到，在语音和句法上也不能达到母语的水平。因此，对儿童实施语言的早教计划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对于已经错过早教年龄的学习者来说，也可以通过练习、提高二语的使用频率来使得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增加，弥补其早期的学习缺陷。
3双语学习年龄与熟练度对我国双语教学的启示
3.1尊重个体的语言习得关键期，实施双语的早教计划
研究中存在着关键期划分的争议，因此首要任务是依据学习者内部生理机制的成熟划分双语学习的关键期。在确定学习者的关键期后，应针对生理成熟尤其是大脑结构完善的个体实施相应的双语教育，特别是语音方面的教育，语音训练对幼儿英语语音意识和字母知识有促进作用。要注重二语学习关键期的大脑结构的培养，提高学习的效率。
3.2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创设纯二语的学习情境
长期以来，我国双语教学的模式都是通过第一语言连接第二语言的方式进行，这会产生语言的负迁移即语用失误现象。因此，创造一种纯二语的教学环境十分必要，让学习者进行角色扮演活动，使其感受到一种非说不可的紧迫感，激发其对于二语使用的渴求。对同一内容的学习在不同时间内多次进行练习，提高个体的二语使用的频率以达到一定的二语熟练度。
3.3合理使用双语学习的策略针对不同个体综合运用教学策略，如记忆策略、形象结合等，使个体的双语学习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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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及其对教育研究的启示论文
论文关键词：实践理性 教育学知识 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为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理想性、创造性等方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佐证，这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回应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本文的教育学知识是指作为知识存在的教育学，也就是所有通过教育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是所有构成教育之学的知识。
一、实践理性的特点
1.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理性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人类关于认识世界的观点就是理论理性，人类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就是实践理性。在两种形式中，实践理性是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它高于仅以合对象、合规律为根本标准，也高于仅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理性，是主体观念掌握外在世界和观念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形式。康德最早认识到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他认为，理论理性是机械的、必然的、因果的世界，实践理性是目的论的、自由的世界［1］。实践理性优先的基础在于：不是在理论理性那里，而是在实践理性那里才能达到对自由概念的确立；与此同时，在理论理性批判里不认为是矛盾但又没有得到确认的东西，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却又被确认下来。
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实践理性之所以高于理论理性，在于理论理性是求真，而实践理性不仅求真，还在此基础上求善，在理论理性提供的“是什么”和“怎么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应如何”、“怎么做”的问题，实践理性以合目的为根本标准，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
2.实践理性的特点
第一，现实性。实践理性直面人的生活实践，是立足社会现实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源于人的生活实践，是人的生活实践的理性形式。真正的实践理性应是直面现实的。
第二，价值性。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对人与世界关系“应当如何”的反应，是“求善”的智慧。表现在：一是选择和确定实践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二是对实践活动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目标的价值判断；三是人们对实践活动是否适合社会行为规范等所做的社会价值判断。
第三，目的性。实践理性是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和实现自己目的的理性。目的性是实践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建立在主体需要的基础上的。
第四，情境性。实践理性是特定情境中的选择。由于实践情境带有多种难以预料的可能性，需要主体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理性基础上的灵活的实践之知，情境性也决定了实践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存在，从无限可能性中予以选择就需要实践智慧。
第五，创造性。实践理性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意识，且在这种批判否定和超越中实现对现实可能性的不断建构，实现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现实客体和创造新客体的过程。实践理性所选择和确立的客体发展的可能性趋向是一种对外部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对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特别是在对客体发展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过程中也体现了高度创造性。
第六，理想性。实践理性意味着对当下人与世界关系现状的不满足，是一种含有超越现有人与世界关系状态，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欲求。实践理性的确立和建构，意味着主体按照自己的需求、意志、能力和客观条件来确立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的实践目标，这一目标是对外界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一种对主体所追求的未来实践活动结果――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
二、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教育学是植根于人类的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而且指向实践的实践之知。赫尔巴特最早强调实践对于教育学的基础性和优先性，杜威也曾主张“教育实践不能忽略，教育科学的最终的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中，在实际的教育生活中”［3］。
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在：
1.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
教育学知识是直面教育现实的'知识，它不是一种建立在理论哲学基础上的思辨性知识，而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直面教育现实的实践之知。
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意味着：首先，教育学知识是指向现实中的人的，是一种教育理想。如果它远离具体本原的教育世界与真正的教育实践中的人，就不能在具体的实践生活中促进和完善实践之知。
其次，教育的本质在实践。教育学知识的深层底蕴是实践的品性，教育学因思想实践而成为一种实践，思想也是生活，因为它也是与事物应对的一种方式――去思考事物。教育活动正是在本真的教育之思的不断追问、找寻、看护、批判、导引下不断地返回根本的地基中获得实践的品格，成就教育活动之为教育活动的。正如雅思贝尔斯所言，“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4］，而本质的获得就在于教育学作为一种实践之学的对教育实践的不断追问，甚至它“并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行动”［5］。教育学知识是一种守护教育存在，是一种
自身即是目的的生命实践。
2.教育学知识的理想性
教育学知识既具有丰富的现实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想性，教育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学者的理想。它始终充满主体的人对教育过程中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理论预设，即教育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教育理想像光，指引着教育主体守住教育本真，引领人成为人，获得生命成长的路途。
3.教育学知识的价值性
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重要特点，而充满实践理性的教育学知识也蕴涵着彻底的价值色彩。教育学作为成人之学，一直贯穿着“成如何之人”及“如何成人”的主题，这显然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成如何之人”直接决定“如何成人”，目的决定手段。通过教育，实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思维与感知、身体与心灵的统一。教育作为生命展开的一种方式，在于引导人的解放，这也是教育最重要的一条价值选择。
4.教育学知识的创造性
任何一种知识都隐含着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可教育学知识作为建基于实践的知识，其创造性具有独特的表现。主要表现为，作为体现实践智慧的教育学知识是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实践情境的反思和认知，充满着不确定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任何一种教育学知识都是知识主体基于对教育实践的体验、理解和反思的结果，都体现着充满个体色彩的创造性。无论是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卢梭还是后来的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及今天的教育学者，体现他们教育学知识的教育学作品皆是建立在他们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或对实践的长期的学术反思基础上的，尤其是前者，更是无可辩驳地体现了知识主体的创造性。
5.教育学知识的目的性
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的理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实践作为人特有的类本质活动在于其鲜明的目的性。“自身即是目的”是实践的本体特点。教育学知识作为直面教育实践的知识是充满以人为目的的目的之知，没有目的的活动不足以构成人的实践活动，而教育实践作为人的生命展开的一种存在的形式，始终贯穿着引导人的生命成长的目的。 6.教育学知识的情境性
教育活动是在特定情境中展开的活动，教育学知识具有情境性的特点。任何教育实践本身都与特定的时空场景关系密切，教育学知识是教育活动主体在特定教育时空中的知识。教育实践的时空性决定了教育活动的节奏、展开的形式和操作模式以及实践主体活动的方法和策略等等。教育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可以完全预测的教育情境，实践主体活动的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完全相同的教育情境。教育活动的情境性也为教育活动创造性和教育实践主体的实践智慧提出了要求。教育实践的情境性既体现了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也决定了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三、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了佐证。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该回归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从认识层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特质表明，教育学知识与客观的科学知识完全不同，不能盲目用“科学”的标准衡量教育学知识。有人认为，“知识是人在实践中对世界的某一事物的相对稳定的理解和领悟”［6］。由于人类实践类型的多样性和理解类型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知识类型的多样性。教育实践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属性的结构，有事实层面的东西，但更多的是价值层面的意义，而“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价值的事业”［7］，所以不顾教育学知识的本真和特质，盲目追求科学性而一味地去说着“科学的话”，对教育学而言无异于寻求镜中花和水中月。“人文知识试图像科学那样成为自律自治的知识从来都是一种幻想。人文知识与其说是事实的知识(knowledgeoffact)，还不如说是命运的知识(knowledgeoffate)，就是说，人文知识不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生
存智慧”［8］。所以，“我们或许应该跳出科学主义的视界下的教育学科学化的进程，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see)教育和教育学，将教育学理论降解到日常实际进行的教师与学生的教与学的活动的观察与分析之中，呈现教学活动的真实过程，并将教学过程的意义建构活动与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分析联系起来，增强教育学研究的实践性”［9］。
从教育学知识研究的角度看，在教育学知识问题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教育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教育学研究者面对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前者属于纯粹思辨的过程，而后者就不仅仅是思辨的结果，一定还要加上研究主体的体验，即使前者真正地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也离不开教育实践的间接地确证和检验。“教育研究并不是作为主体的我对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纯客观性的研究，任何真正的教育的研究都是或者理应是我所体验的教育生活的研究，所以任何真正的教育研究都是或应是个体性的，是我在性的”［10］。教育学知识应是知识主体在教育实践中通过体验、反思和理性认识的结果，是知识主体和作为知识发源地的教育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主观臆测、闭门造车的结果。
回归日常教育实践并不意味着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分工的完全消失，而是强调教育学知识作为具有丰富实践之知的知识，理论主体应该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的视角，实践主体则应该具有反思的理论素养，二者互相渗透，共同构成教育学知识创造主体的家族，在教育学知识面前共同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实际上，“在中国目前教育学研究领域，理论视角上的最大变化就在于一些研究者放弃了建构宏大理论的企图，从教育学科学化(学科化)的路途中停止下来，开始关注学校日常进行的教以及学的实践活动，让被研究者的声音和话语凸现出来”［10］。唯此，教育学知识才不会成为理论主体的自说自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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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4.
［6］［美］卡洛斯?E?奥利韦拉.比较教育：一种基本理论在发展中［J］//李长伟.实践哲学：教育迷惘中的选择.曲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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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1.
［9］赵汀阳.心事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82~195.
［10］谭斌.从追求宏大理论到走进学校日常生活――对教育学科学化进程的一种系谱学描述［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加强交流整合推进教育评价研究
教育评价改革是目前教育改革的热点与核心，随着教育评价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对教育评价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需要拓宽评价交流的平台，整合评价发展的资源。世界范围内的教育评价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评价理念和技术手段汇聚了新的研究成果，各国政府提出了评价教育的新需求，所有这些都对我国教育评价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要求评价改革在新形式下打破壁垒，畅通渠道，互补共赢，使交流功效最大化，资源整合最优化。
教育评价研究初现繁荣局面
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快速发展的国际环境，适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新形势，如何加快推进教育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员和大批精英创新人才，是我国教育评价改革与创新面临的重要任务。教育评价科学研究活动有效的交流与改革经验合理的整合是推动教育评价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我国当前的教育评价科研活动尚存在着条块分割、缺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状况，不同形式、不同类别的教育评价科研活动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不同层次、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缺乏交流对话的机会和平台。在一些地区，教育评价改革的试点工作进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评价改革整体功效的最大化，削弱了教育评价改革在教育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不利于整个教育评价改革的协调发展。
我国目前教育评价科研交流的主要平台是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测量与统计分会的年会和期刊。国内学术年会议题虽紧贴当前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核心，但主要议程为单向的学术报告和专题论坛，缺少百家争鸣的学术交流氛围。从目前国内几个相关的期刊来看，其大多涉及教育各个方面，或侧重发布信息，为广大考生服务；或报道考试领域的重要政策及规定，刊登考试领域研究报告，分配给教育评价的版面相对较少。日前，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的《中国考试》杂志社牵头成立了“全国考试理论期刊联谊会”，以推动全国考试与评价理论刊物的交流合作与共同发展，打破现行期刊存在的地域壁垒，以合作共赢求得教育评价研究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随着国内对于教育评价改革呼声的不断高涨，许多教育机构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教育评价的重要性，正在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开展相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正在筹建“中小学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开展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中小学生学业成就调查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进行“中小学生学科学业评价标准的研究与开发”的科研项目。在国内教育评价研究与实践渐入佳境的氛围下，我国教育评价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教育评价理念不够先进的状况，容易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最前沿的教育测量与评价的方法和技术，未能相互配合有效监测教育体制的效力与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对教育质量、公平和效率的评价目标。
★ 对员工评价
★ 对领导评价
★ 对自我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