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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钰简介
明代宗(1449-1457)，即朱祁钰(1428-1457)，宣宗次子。宣德十年(1435年)封王。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英宗为瓦剌所俘，奉皇太后命监国，一月后即皇帝位，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他任用于谦主持军事，加强北京守御，击退瓦剌军于京郊。瓦剌遣还英宗，置之于南宫。八年(1457年)，英宗复辟，他被废为王，死于西宫。成化十一年(1475年)复帝号，谥景帝。
朱祁镇简介
明英宗朱祁镇（公元1427－1464年），明宣宗朱瞻基长子。宣宗死后继位。他两次登基，在位共22年，病死，终年38岁，葬于裕陵（今北京市十三陵）。 明英宗朱祁镇，宣宗皇帝的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贵妃，姓孙，这位孙贵妃深的宣宗皇帝的喜爱，唯一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他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由于当时孙贵妃深的皇帝的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身边，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即通知宣宗，自己也装出一幅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就这样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皇后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明英宗朱祁镇。孙贵妃也因此得以正位后宫，胡皇后被迫让位。由于宣宗皇帝一手导演了废后的闹剧，因此在他的一生英明中点上了一个很大的污点。 这样一个宫女的孩子，在七岁时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朱祁镇继位初期，由三杨及张辅等人辅政，国家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但他年幼贪玩，宠信太监王振，随着皇太后和仁宣朝重臣“三杨”的相继去世与引退，后宫宦官势力急剧上升，著名的大太监王振就是正统朝宦官专政的代表人物，英宗对他言听计从，他也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大臣下狱者不绝，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激起了叶宗留、邓茂七等起义。 而当时的元朝余部（即北元）在漠北的势力已经一分为二，瓦剌与鞑靼，两个部落互相征伐，到了英宗时期，瓦剌强大了起来，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边，瓦剌部当时的实权掌握在太师也先的手里，他经常派人以向朝廷进贡为名，骗取赏赐，因为当时明朝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也先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派出的使臣不断增加，最后竟加到3000多人。王振对此忍无可忍，下令减少赏赐，也先以此为名对明朝发动战争。英宗年少气盛，想御架亲征，王振也想耀武扬威，名留青史，于是极力撺掇英宗亲征，但是由于当时明庭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因此朝中大臣都劝阻英宗不要亲征，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英宗的态度，于是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了50万大军，在英宗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开始亲征。由于连天大雨，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军队的士气非常低下。行到大同附近，看见被也先杀的尸横遍野明军尸体，英宗和王振都动摇了，于是决定撤军。但是王振的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进，于是他决定大军绕道蔚州撤退，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王振那里听的进去，加上英宗也希望给王振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大军开始朝蔚州方向移动。这时，王振又心血来潮，怕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自己就会背上骂名，于是建议按原路撤军，就这样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当大军行到怀来附近时，由于锱重还没有赶到，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待。如果这时英宗能够进怀来城驻守，那么历史将被改写，不过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假设，就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20里处），明军被也先军赶上，并包围。也先切断了明军的水源，明军被困死地。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也开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 英宗被俘后，也先也觉得非常难办，是杀是留无法决定，好在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英宗奇货可居，劝也先留下英宗，他的提议得到了也先的认同，英宗也得以保全了性命。英宗被俘的最初一段时间，也先总是带着英宗到处招摇撞骗，但都遭到了明朝边将的回绝，不久之后孙皇后与朝廷重臣立成王朱祁钰为帝，年号景泰，这样朝廷上下都安定了下来，同时皇帝也明发诏谕，不许私自与也先联系。这样，也先想靠英宗大捞一把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明朝方面早已做好了准备，北京军民在兵部尚书于谦的带领下给也先军以沉重的打击，也先率队败回蒙古。 与明朝的战争不仅使也先损兵折将，而且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赏赐以及与明朝交易的机会，当时的瓦剌是一个游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众的生活将是非常艰苦的，北京大败之后，也先开始着手与明朝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架西去”，可是当时景泰帝已经座稳地位，不想派人迎回英宗，但是在众大臣的不断建议下，只得派遣使者先去探听情报，第二次派往瓦剌的使者名叫杨善，他变卖家产买了许多奇珍异宝，并靠着他的巧舌如簧，硬是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迎回了英宗，英宗皇帝终于结束了他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 英宗回到北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短暂的仪式之后英宗被软禁在南内，开始了他7年的软禁生活。即便如此，景泰帝还是不放心，他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英宗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一些女红，派人带出去变卖了以补家用。景泰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英宗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 公元1457年（即景泰8年）正月，景泰帝得了重病，但是储嗣的问题还没有确定下来，众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进谏，请求皇帝早建储君。谁知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震惊华夏的“夺门之变”，原来五清侯石亨，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密谋帮助英宗复辟，希望成功后能够飞黄腾达。事有凑巧，当时北边传来了瓦剌骚扰边境的战报，于是石亨借机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兵进城，这时忽然天上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以为遭到天谴，都非常害怕，徐有贞站出来劝大家不要退缩，众人继续前进，并很顺利地进入了皇城，直奔南宫，石亨派人撞开了宫门，并请英宗登辇，这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英宗直奔大内。守门的军卒本想阻拦，这时英宗站了出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众人兵不血刃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先殿而来，并将英宗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献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帝了，而是8年前的正统皇帝，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上皇复辟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英宗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帝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完了。 英宗复辟后，改元天顺，景泰帝在一个月后病死，以亲王礼葬在了北京西山。在石亨和曹吉祥的极力劝说下，英宗以谋逆罪冤杀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大学士王文等。这是英宗即土木堡之变后的人生又一大污点。 但是天顺朝的政治比起正统朝来，要清明的多，英宗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英宗也应算是一代仁君，他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儿子），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使得明朝帝王以活人殉葬的残酷习俗得以结束。他的这些举措被史学界称为“盛德事可法后世者矣”。 公元1464年（天顺八年）正月，朱祁镇病逝于文华殿，享年38岁。朱祁镇就这样走完了他复杂的人生道路
《新唐书》
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帝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998～1061）、欧阳修等撰，前后费时十七年，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其《进唐书表》称，和《旧唐书》比较，“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立传纪实，或增或损”。据统计，《旧唐书》帝纪三十万字，《新唐书》帝纪简化为九万字，内容还有所增添。《新唐书》删去《旧唐书》中六十一人列传，增写三百三十一人列传，还增加志三篇，表四篇。全书所载史事比《旧唐书》多，特别是晚唐时的史事，比《旧唐书》大为充实。但为了追求事增文省，因而有不少删节失实之处。
参加编修的人先后变动很大，实际上是由宋祁和欧阳修主持编写。宋祁始终参加编写工作，撰成列传一百五十卷。欧阳修是在设立唐书局十年之后奉命参加，负责编修纪、志与表，后来只完成帝纪和志的一部分。律历、天文、五行诸志为刘羲叟、梅尧臣等人所作。
《新唐书》目录（明嘉靖本）
《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新书诸志大多比旧志详细，食货志由原来的两卷增至五卷，有关屯田、和籴、矿产、职田、俸料等方面的内容，是《旧唐书》所没有的。地理志由四卷增至八卷，内容也有不少革新，大量记载全国各地修筑河渠陂堰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唐代的农田水利；还详细记载诸道、州、县上贡土特产的情形；逐一开列各地所设军府、军、镇、守捉，反映了唐代的军事部署情况；集中叙述羁縻州，有助于了解唐代各少数族的居住分布及其开发情况；又根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扼要记述了唐朝与境外交通的七条道路，有助于了解唐代中原与少数族地区以及和亚洲各国的友好交往。其《艺文志》增补了《旧唐书·经籍志》所缺的中唐以后的唐人著作，甚为重要。
《新唐书》增写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在正史中是第一次，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兵志简略记载唐代军事制度及其变化。选举志主要记载唐代官吏的来源、学校科举和官吏铨选、考核等方面的内容。
《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立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共十五卷。四表对唐代宰相的任免，地方藩镇势力的消长离合，宗室支派的兴衰，以及曾任宰相的姓族升降等情况，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颇便于稽查人物。但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指出，它采用各家谱牒，多有谬误与遗漏。
新、旧《唐书》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各有所长。《旧唐书》保存了唐实录和国史的大量原始素材，《新唐书》则广泛利用宋人所能见到的各种历史资料，丰富和补充《旧唐书》的缺漏。因此，两唐书的史料价值互有短长。
《新唐书》最早刻于北宋仁宗时，现存八卷（每页十四行）；另有北宋十六行本，现存一百二十四卷；南宋刊十行本，现存两卷。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即据上述诸书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流行较广。1975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是以百衲本《新唐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刊本整理而成，其中地理志部分校勘最好，校点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祁韵士
(1751～1815) 清代学者。山西寿阳人。初名庶翘，字鹤皋，一字谐庭。乾隆时进士。由翰林官至户部郎中、宝泉局监督。嘉庆九年(1804)因局库亏损，遣成伊犁。赦还后，一意著述讲学，卒于保定书院。其学博洽，尤深于史学。在翰林院时，任国史馆纂修官，创编《蒙古王公表传》，博稽载籍及宫廷档册，详加比勘，条分缕析，仿司马迁《史记》纪传为体，人立一传，历时八年始成，用力极勤。后又仿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为体，撰成《藩部要略》，考论清代前期蒙古诸部史事，足资征信。遣戌伊犁期间，涉历万里，博访周咨，创议辑《伊犁总统事略》，其后徐松从事纂修，成《新疆事略》。赦还后，参以实地考察所得，著《西域释地》、《西陲要略》，考古证今，简要有法。其他著述尚有《万里行程记》、《书史辑要》、《袖爽轩文集》、《复瓿诗集》、《西陲百咏》等。
朱耷简介
八大山人
真名朱统筌，有雪个、个山、人屋、道朗、八大山人等别号。 “八大”二字，据人解释有“哭之”、“笑之”，哭笑不得的意思。南昌人。明末清初卓越的大画家。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朱权封宁王于南昌，繁衍八支，朱耷属弋阳王支，袭封辅国中尉。他的父祖都善书画，因此朱耷从小就受到艺术陶冶。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弱冠为诸生。明亡以后，他抱着对清王朝不满的态度，在奉新县耕香庵落发为僧，时年二十三岁。后隐居进贤县介冈及永丰县睦冈等地。顺治末年，当他三十六岁时潜回南昌，创建青云圃道院，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使这坐道院初具规模，并在这里过着“一衲无余”与“吾侣徙耕田凿井”的劳动生活。他想把这里造成一块世外桃源，以求达到他向来“欲觅一个自在场头”的愿望。但这个“自在场头”毕竟是建立在清王朝统治之下，“门外不必来车马”是不可能的。因为常有清朝权贵来此骚扰，他常浪迹他方。
康熙十七年他五十三岁时，临川县令胡亦堂闻其名，便延请他随其僧长饶宇朴等到临川官舍作客年余。这使他十分苦恼郁愤，遂佯为疯癫，撕裂僧服，独自走回南昌。一年多后，他又回到青云谱，并在这里度过“花甲华诞”。当他六十二岁时，不再做住持，便把道院交给他的道徒涂若愚主持。后又隐避在南昌附近的北兰寺、开元观等处。并常卖画度日。后来自筑陋室，名“寤歌草”堂。叶丹居章江有《过八大山人》一诗云：“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
八大山人一生以主要的精力从事绘画，他襟怀浩落，慷慨啸歌。由于时代特点和身世遭遇，他抱着对清王朝誓不妥协的态度，把满腔悲愤发泄于书画之中。所以画中出现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甚至禽鸟一足着地，以示与清廷势不两立，眼珠向上，以状白眼向青天。他常常把“八大山人”四个字联缀起来草写，形似“哭之”、“笑之”字样。他还有很多隐晦艰涩的诗句跋语，表示对清廷极端的仇恨和蔑视。
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表现了鲜明的爱和憎。如脍灸人口的《孔雀图》及其题诗：“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辛辣地讽刺了那班头戴三眼花翎乌纱帽的汉族大地主屈膝求荣、投降新主子的奴才丑态。有一幅山水册页题云：“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他称慕五代北宁间画家董源、郭熙，以其独特笔墨描绘没有受外族侵凌的宋朝江山，而激发起热爱故国的思想感情。《鹊石图轴》（现藏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画中描绘着两只喜鹊立于大石之上，究其画意，具有鹊巢鸠占，翔集浣磐的含义。《诗.召南.鹊巢》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传云：“尸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八大山人作此喻以讽刺清贵不善自谋而强占别人地主。并着意表现双鹊集栖于磐石之上，这不是尸鸠可以占据和动摇得了的。他常画的莲荷松石、梅兰竹菊、芦雁凫鹤、鱼鸭鹰鹿等等，大都象征他性格的倔强与高风亮节。他一生坚不为清廷权贵画一花一大石，而一般农民、贫士、山僧、小儿却很容易得到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这种不屈于权势的精神，历来为人们赞赏与称颂。
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以绘画为中心，对于书法、诗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在创作上他取法自然，笔墨简炼，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三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清代张庚评他的画达到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的境界。他作画主张“省”，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神情毕具。他的书法具有劲健秀畅的气格。篆刻形体古朴，独成格局。
朱耷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又自辟蹊径。他的花鸟画，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林良、吕纪、陆治的技法影响，尤致意青藤白阳的粗放画风。他的山水画，远尚南朝宗炳，又师法董、巨、米芾、倪、黄以至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在书法方面，他精研石鼓文，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的为多。
朱耷绘画艺术的特点大致说来是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旷；精力充沛，气势雄壮。他的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
朱耷对艺术修养与功力铸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读书至万卷，此心乃无惑；如行路万里，转见大手笔。”他认为画事有如登高，“必频登而后可以无惧”，说明他对艺术不断磨炼的精神。清初画坛在革新与保守的对峙中，八大山人是革新派“四大画僧”中起了突出作用的一人。为了纪念这位大画家，解放后已在南昌市青云谱建立了“画家八大山人纪馆”。朱耷的艺术已经在东方尤其在日本以至世界画坛引起了很大的反映。八大山人的书画有少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已不复得见。如：《荷塘戏禽图卷》、《河上花并题图卷》、《鱼鸭图卷》、《鱼乐图卷》、《杂花图卷》以及《杨柳浴禽图轴》、《芙蓉芦雁图轴》、《大石游鱼图轴》、《双鹰图轴》、《古梅图轴》、《墨松图轴》、《秋荷图轴》、《芭蕉竹石图轴》、《椿鹿图轴》、《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以及许多条幅，册页中的花鸟鱼鸭，山水树石等。书法方面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书轴册等，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院中珍藏。
义和团运动
清末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又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等地的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虽然这个秘密结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历来把它当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难以发展。甲午战争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外国教会亦在山东扩展势力，纵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国教徒），遇有民教涉讼事件，它们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各地反教斗争接踵而起。义和拳遂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
18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山东冠县义和拳以阎书勤为首，联合直隶威县赵三多等，聚众烧毁红桃园教堂，占领犁园屯，震动了鲁、直两省的毗连地区，成为义和拳反帝斗争兴起的讯号。次年10月，朱红灯、本明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在平原县杠子李庄、森罗殿等处，与地方营队战斗，促进山东许多州县反侵略斗争的迅速发展。12月，直隶南部枣强县以王庆一为首的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冀州开元寺武修和尚亦率众焚毁景州苏古庄等处教堂。山东、直隶两省毗连地区的反教斗争连成一片。
山东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后，当地传教士要求清政府严加镇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则建议清政府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控制，并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后，企图瓦解分化义和拳，采取“分别良莠”的办法，对参加义和拳的一般群众称为良民，默许他们设厂练拳，对武装反抗的人则诬蔑为“匪徒”，捉拿惩办。张汝梅、毓贤的计划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有利于义和拳的发展。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成员和一般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使其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
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贫困和愚昧使他们的反抗斗争只能沿袭过去农民起义利用秘密结社的办法，采取设立神坛的方式发展组织，操练拳术，吸引群众。义和团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八门。其中乾字号（以黄布为标记）和坎字号（以红布为标记）力量最大（有些地方出现“中”字号）。但各个字号之上以及每个字号本身都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集中的领导。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场或拳厂，是敬神、练拳、聚会、议事的场所。有的地方几个或更多的坛口之上有总坛口，它们之间也无统属关系。义和团的首领一般称为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也有称总大师兄和祖师的。各坛口往往各自进行分散的斗争，但当需要联合行动时，即使数百里外，也派人接应，义和团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和尚道士、散兵游勇，也有少数封建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官吏，还有地痞、流氓卷入。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他们信奉的神祇除佛、道以外，还有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义和团散发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同时这些传单、揭帖中也带有迷信落后意识和盲目排外的情绪。
早在1898年反教会斗争兴起时，义和团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初期曾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但同时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以至后来因此受统治者的欺骗利用，最后被出卖。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与“抚”义和团在山东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惧和仇视，他们指责地方官吏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士、教民，对毓贤尤为不满。1812月初（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国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卫右军统领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以便统带所部新军镇压反教群众。清政府接受了这项无理要求。袁世凯就任后，把镇压义和团当作主要任务，发出布告称义和拳“向干例禁”，要群众“传送首犯”，隐匿不报者作为窝主治罪。他命令各属悬赏购缉义和团，并派道府大员督同营队四出攻剿。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在黄河北岸领导斗争的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东、孙洛泉等先后被捕杀，山东义和团实力遭到重大摧残。
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起，清政府官员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主“剿”和主“抚”两种不同意见。前者认为义和团源自白莲教，必须严加取缔，坚决镇压，以防止事态扩大；后者认为对义和团采取高压政策，很可能对清朝统治带来严重危险，主张实行“招抚”，加以操纵利用。这两派意见交互影响清政府，使它举棋不定，对义和团的镇压忽松忽紧。19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即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半个月，清政府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必须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表明清政府采纳了主“抚”派的意见。各国驻北京公使对这道谕旨反应强烈，断定清政府有意纵容义和团。法、美、德、英等国公使会商后，于1月底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3月上旬，他们又胁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中国不接受要求，各国公使将报请本国政府派军舰来华，实行武装干涉。清政府于是又颁布谕旨，命令直隶、山东督抚出告示严禁义和团。清政府的态度反复，同当时国内局势有关。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主政，幽禁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主持、拥护变法的官员或死或逃，或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虚弱。当义和团开展反侵略斗争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险，因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不能不有所顾忌。清政府利用义和团，还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和废立问题有关。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顽固派，力图废黜光绪帝，拥立载漪之子溥即位，以巩固权位，但得不到外国公使的支持。载漪等人计划受挫，蓄意进行报复。他们看到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巨大声势，又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幻想利用群众斗争来实现夺取皇位的目的。
清政府在“剿”与“抚”之间的徘徊，导致义和团在受挫于山东后，又将反教斗争转至直隶地区。当地官员对此虽十分惊恐，却不敢贸然进行武力镇压。义和团因此迅速发展。当清政府下谕旨明令在直隶严禁义和团后，直隶总督裕禄才调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所部六营及武卫前军邢长春马队两营到冀州、深州、河间等地镇压。义和团避实就虚，转向西北，势力大振。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裕禄惊呼“燎原大祸，恐在目前”。5月22日，涞水义和团会同安肃、定兴拳众，在石亭地方设伏，击毙淮军副将杨福同及清军多人。裕禄急调武卫前军杨慕时所部三营到芦保铁路沿线，又派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亲率所部到杨村、丰台实行镇压。义和团为阻止清军调动，破坏芦保铁路和电线。27日义和团进驻涿州城，“城头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老团、新团，时出时入，常有一万余人”，接着又破坏涿州到长辛店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逼近北京。义和团的空前发展，已使清政府既无决心、亦无可能在短期内将其镇压下去。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清政府在义和团问题上犹豫摇摆，各国公使决定用武力胁迫清朝统治者就范，遂调集停泊在大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于5月底、6月初分两批到北京。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又统率多国联军（史称八国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直趋北京，形势愈发紧张。时旅顺俄军一千七百人赶来参加西摩特遣军，因迟到滞留在天津租界内，待机出动。6月中旬，大批义和团亦准备进入北京城。清政府这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为了保住政权，必须作出抉择，或者利用义和团抵抗西摩联军，或者联合西摩联军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声势浩大，反抗斗争得到北京广大居民的同情和支持，部分北京驻军也倾向义和团，加之“扶清灭洋”的口号，更使清政府感到义和团无意与它为难，大可利用；而西摩联军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且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等奉命到使馆交涉，要求其中途折回，遭到坚决拒绝，更增加清政府的疑惧。清政府派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分批前往涿州“视察”义和团后，6月13日终于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准许他们进入北京内城。
当西摩统率联军自天津出动时，义和团拆毁铁路，阻挡侵略军前进。11日和12日，联军只前进40多英里，13日下午义和团与西摩联军在落垡、廊坊交锋。他们使用大刀、长矛、抬枪等落后武器，同侵略军浴血苦斗，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参见彩图插页第117页）。义和团在拆除通北京的铁路后，又破坏落垡以东的铁路、电杆，烧毁杨村大桥，断绝了侵略军同天津租界的交通和电讯联络。18日，董福祥统率的武卫后军（甘军）加入战斗。西摩联军遭到痛击，被迫撤退到杨村，夺得几只木船，运载伤员和辎重，顺流而下。其余军队沿河徒步向天津方向逃窜，一路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追击和堵截。22日，他们抢占西沽武库，获得喘息机会，接着又被清军和义和团重重包围，直到26日才被天津开来的一支援军救出，狼狈逃回祖界，死伤近三百人。西摩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
西摩联军被围后，与外界消息不通。6月15日，大沽各国海军将领会商营救办法，俄国提出各国军队联合夺占大沽炮台。16日晚，他们向中国守军发出通牒，限第二天清晨二时前交出炮台营垒，由各国接管，否则届时以武力夺取。大沽守将罗荣光断然拒绝。当晚，英、俄、日、德等海军组织突击队，在炮舰掩护下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守军英勇抵抗失利，炮台陷落，天津的门户被打开。大沽炮台失守消息传到北京，21日，清政府发布对外宣战的谕旨。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运动的大爆发，特别是义和团进入北京和清政府对外宣战，促使人民群众反帝斗争很快席卷全国。直隶全省、顺天府（治今北京）所属三十四州县，几乎全投入反抗斗争。山西五十多个州、厅、县，共拆毁教堂九十多处。内蒙古广大蒙、汉、回族群众积极参加进攻天主教堂的斗争，持续到9月中旬。山东拆毁曹州府大小教堂。东北地区群众破坏沙俄在奉天境内强修的铁路，焚毁吉林、长春、呼兰等处教堂。河南省黄河以南的教堂，除南阳、新野外，全被拆除。浙江秘密结社群众毁教堂，在衢州杀死教士多名。江西群众捣毁法、英、美、德教堂三十九处，湖南烧毁衡州天主堂，安徽宿松等处教堂被焚。江苏南京、福建厦门、广西象州、甘肃凉州等地出现义和团揭帖，号召进行反教会斗争。云南昆明群众烧毁法、英教堂，四川大邑、邛州、名山等地十多处教堂被焚毁。广东顺德、南海等地会党集合，焚毁教堂。贵州相梓县传习义和拳，分棚操练。陕西渭南哥老会捣毁华县等地教堂。天津派人到新疆的伊犁地区开场练拳。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上海租界内也“谣言繁兴，人心惶惑”，使侵略分子坐立不安。
天津义和团在大沽炮台陷落前，已焚毁仓门口、望海楼等处教堂。租界内的侵略军出来干涉。盘踞老龙头火车站的俄军炮击义和团，造成重大伤亡。曹福田统率的义和团进攻租界和火车站，揭开天津战斗的序幕。他们破坏铁路，阻击从大沽开来的援敌，顽强奋战。大沽失陷的消息传到天津，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参加战斗，炮击天津租界。大沽各国军队急速向天津进犯，企图与祖界内侵略军会合。6月21日，义和团与清军击退俄美军队的联合进攻。23日，俄、英、美军两千余人强行闯入租界。英、美等国军队接踵赶到，人数增至八千以上。西摩联军逃回租界后，天津联军总数超过一万。他们组织力量反扑，对天津城外围发起攻击。27日，大队俄军联合英、美军队进攻海河东岸贾家沽的北洋机器局（东局子），守军顽强抵御后失利，机器局被夺占。6月底，张德成率静海独流镇义和团到天津参战，驻扎山海关内外的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也陆续开到天津。7月初，清军与义和团组织了一次联合作战。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马玉昆部清军进攻租界，曹福田为首的义和团攻击老龙头火车站，聂士成所部守南门外海光寺机器局（西局子），并派出一部分军队与练军进攻东局子。这次战斗，义和团与清军互相配合，打得主动顽强，使侵略军胆战心寒。
7月9日，各国军队联合进攻海光寺一带，聂士成率部迎战，中炮阵亡，海光寺西局子被夺占。聂士成勇敢善战，与租界敌军恶战多次，为侵略军所惧惮。当时人记载称：“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聂士成战死后，所部步马三十营多半溃散，天津城防因此削弱。次日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到天津主持战局。13日，联军大举进犯，炮轰天津城，全城大火。时俄、德军为一路，由俄军中将率领进攻东北角水师营炮台（黑炮台）；另一路由日、美、英、法、奥军组成，约五千人，由日本福岛少将任指挥，从海光寺直扑天津南门。南门外原是水塘和洼地，义和团掘堤放水，顿成一片泽国。马玉昆部和何永盛部练军，凭城固守，炮击敌军。义和团在城外濠沟里和芦苇丛中阻击敌人，战斗中击毙美军第九步兵团上校团长及其以下军官多名，打死八百余人。这是天津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晚，裕禄在马玉昆等保护下，逃到北仓。14日，日本工程兵轰塌南门，敌军从城墙缺口攻入天津城，黑炮台也为俄军占领。天津失陷后，侵略军大肆焚掠，残暴罪行，令人发指。
天津陷落后，俄军统帅召集各国高级军官开会，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都统衙门”），企图由俄军上校担任行政首脑，其他国家表示反对，遂改由俄、英、日各派一名军官组成委员会（后来又增加德国军官一名）。这个机构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98月被撤销。天津刚失陷，俄国即抢占海河东岸近六千亩地方，划为俄租界，超过原来英、法、德、日祖界的总面积。其他在天津没有租界的比利时、奥匈帝国、意大利要求建立租界，已占有租界的英、德、日则要求扩大，因此出现了帝国主义分割天津的局面。
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后，内部矛盾重重，对何时进犯北京争吵不休。直到8月4日，各国联军约两万人，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其中日军约八千，俄军四千八百，英三千，美两千，法四百，意、奥不满一百人，德军没有参加。侵略军兵分两路，日、英、美军为右翼，沿北运河西岸前进；俄、法、意、奥军为左翼，沿北运河东岸推进。当时没有统帅，商定每晚各国头目开会，制定第二天作战方案。清军为阻敌前进，在北仓修筑阵地，决堤放水，淹没西沽、北仓间的大片地段，并在有些地方布了水雷和地雷。次日，联军以日军为主进攻北仓。清军奋力抵御，毙伤敌军四百人，但北仓失陷。6日，英、俄、美军进攻杨村，清军迎战失利，裕禄自尽。清政府宣战后一个多星期，就指示驻外各使馆，要它们向各国政府保证，由它“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并命令军机大臣兼武卫军统领荣禄派人到外国使馆商议停战，后来又一再向俄、日、英、法、德、美政府乞情，请求它们出面调停。但清政府的一切求和活动都没有结果。8月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代表，电商各国停战，前线将领因而更无斗志。11日，联军逼近张家湾，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自杀。12日，侵略军占领通州。次日，俄军率先进攻东便门，日军随即攻朝阳门、东直门。战斗都很激烈，大队清军前去增援。广渠门守备空虚，英军乘隙攻入。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于次日清晨仓皇出逃。16日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战斗结束。慈禧在流亡途中，颁布“剿匪”谕旨，通令各路官兵剿办义和团，要做到斩尽杀绝。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烧杀抢劫。除侵略军官兵外，传教士、外交官和侨民亦有参与掠劫者。北京许多房屋成了瓦砾堆，被杀者的尸体到处可见。八国联军将北京全城分为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统治，镇压居民反抗。英、德、法等军继续派出部队，四出攻城略地。9月间，俄军占领北塘、唐山、秦皇岛等地，控制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德国元帅瓦德西又率领两万德军到中国，并任联军统帅。10月中，他派出德、英、法、意军队从北京、天津两路进攻保定。直到次年4月，瓦德西组织了四十六起“讨伐队”（其中三十三起为德军）四出侵扰，西至直晋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西北到张家口，南到直鲁边境。所到之处烧杀掠劫，无恶不作。
东南互保 当西摩统率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阻击，与外界消息隔绝时，英国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于6月14日电告其外交大臣索尔斯伯理，建议英政府如果同北京政府决裂，最好与湖广、两江总督立即取得谅解。他相信张之洞、刘坤一如能得到英政府的有力支持，“必能尽力维持其辖区内的秩序”。索尔斯伯理复电采纳霍必澜的建议，授权他向刘、张等提出保证，如果决心“维持秩序”，就能得到英国军舰的全力支持。英海军部又电令在上海的高级海军将领派军舰到南京、汉口，传达英政府的决定。英国为了阻止群众起来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排除其他帝国主义乘机可能在长江流域扩充势力，决定利用地方当局保护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刘坤一、张之洞经过几度电商后，同意霍必澜的计划。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后，京广铁路督办盛宣怀竭力劝说刘坤一、张之洞赶紧与上海各国领事而不是单独同英国订约，成立所谓“东南互保”。刘坤一认为北方战事无法避免，电告张之洞及江苏、安徽、江西巡抚：“为今计惟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事至危急，未可拘泥。”清政府宣战诏书发表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相互约定扣押这道谕旨，防止泄漏消息。他们又以“矫诏”为由，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
刘坤一、张之洞接受盛宣怀的主张，于6月26日，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九条。主要内容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各国领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声明订约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授权。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并拒绝清政府要他们“招团御侮”的命令。以后，实行“互保”的地区，从原来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扩大到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福建省还单独与福州各国领事直接达成类似的协议。
上海道台不断催促各国领事正式订约，但这个“中外互保章程”最后并没有签字。7月4日，索尔斯伯理告诉中国驻英公使说：“中外互保章程其意甚美，自当竭力体会，惟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因其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中国责成不便越俎。”7月13日，上海领事团根据各国政府指示，照会余联沅，拒绝在“互保章程”上签字。这个章程虽没有订立，但由于刘坤一等地方督抚竭力镇压群众响应义和团运动，“互保”的局面终于保持下来。
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经太原逃往西安。出逃前，已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乞和，但侵略者不急于立即开议。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法国于10月4日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平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为各国所赞同。英、俄、德、日、美等国又在法国提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十二条，于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此后它们又依照大纲拟出详细条款，于19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与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正式签订《辛丑和约》（又称《北京议定书》，通称《辛丑条约》）。这个条约除正约外，还有十九个附件。它的主要内容有：①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连利息在内，共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史称“庚子赔款”。指定海关税、通商口岸常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俄国索取赔款最多，达一亿三千余万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其次为德国，占百分之二十。②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除使馆区驻兵外，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处驻扎外国军队。③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具有反帝性质的集团，违者一律处死；地方官自总督、巡抚以下，对其辖区内发生伤害外国人或违约行为，如不及时弹压惩办，“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对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中央自王公大臣以下，地方自巡抚以下，监禁、流放和处死一百多人；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科考五年。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在各部之前”，由清朝近支王公主管，另设尚书二人，其中一人为军机大臣。⑤修订新商约，清政府将通商行船各条“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并疏浚天津、上海河道等。《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之大，条件之苛刻，都是空前的。它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大勒索、大屈辱，也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
义和团运动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但义和团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他们奋不顾身，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朱纨
（1494～1549）明朝大臣。字子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官景州知州、开州知州。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屡迁至广东左布政使。嘉靖二十五年（1546）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次年改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防御倭寇。当时，倭寇大肆侵扰东南沿海。浙闽海防废坏不堪，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海盗商人、浙闽豪门势家多与倭寇勾结，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货物。将吏不敢诘。朱纨到任后，采纳佥事项高和当地士民的建议，革渡船，严保甲，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二十七年四月，他指派都司卢镗率福清兵由海门进兵，攻克倭寇巢穴双屿港，活捉日本人稽天和中国海盗许栋等，并筑塞双屿，堵击倭寇。又将捕获之通倭罪犯统统处死。朱纨的行动触犯了闽浙地主豪绅的利益，又因在日本贡使周良的处置问题上，与主客司、福建籍的林懋和发生矛盾，招致闽人官僚仇恨。二十七年七月，吏部采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言，奏改纨为巡视，以弱其权。纨愤而于次年春上疏争之，并陈明国是、正宪体、定纪纲、扼要害、除祸本、重断决六事。次年三月，俘获海盗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亦尽诛之。而御史陈九德却劾其擅杀。朝廷遂革纨职，纨愤而自杀，朝野为之叹息。但自此明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海防废弛，倭寇更加猖獗，荼毒东南沿海十余年。朱纨有《甓余录》十二卷传世。
明穆宗朱载后简介
明穆宗朱载后，年号，隆庆，世宗皇帝的三子，三十岁登基，是为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
朱载后可以说是明朝比较幸运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他得以稳坐皇位六年。这与他的性情是分不开的，由于在作皇子期间处处小心谨慎，很少张狂，从小就养成了贞静、仁义的性情。
同时隆庆朝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这些人之所以出名，还要归功于隆庆皇帝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反观历史，成化朝也曾人才济济，但由于皇帝的限制，他们终究没有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朱载后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改观，可以说朱载后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有人将万历前十年繁荣的功劳全部归功于张居正，没有朱载后放手让张居正在政务中去锻炼，没有穆宗皇帝对嘉靖朝弊政的改革，万历朝的繁荣就无从谈起，因此将朱载后归于明朝比较好的皇帝之一。
当然，人不是完美无缺的，朱载后也有自己的缺点，有人说他懒，的确他只召见过两次阁臣，朝会，经筵也经常不发表意见，从这方面看他是很懒，但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不也是懒与政事，把朝政都托付给管仲吗，他照样不失春秋五霸的称号。
不过朱载后的懒于政事毕竟是不可取的，同时他贪色，整天在后宫里忙来忙去，被人比作后宫中辛勤的小蜜蜂，最后他也是死于色，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
隆庆朝也并非太平无事，“庚戌之变”就是在他统治期间爆发的，这也是土木之变也先率兵包围北京城后，蒙古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入侵。蒙古骑兵从山西方向，土蛮部队从卢龙、滦河方向进逼北京，隆庆皇帝急调边兵放弃防地，入卫京师。
好在蒙古人关心的并不是北京城，而是金银财宝，壮丁工匠，因此这次蒙古人并没有大举进攻北京，而是大肆掳掠了一顿后，驮着战利品回了老家，不过这次战争也着实吓了隆庆皇帝一跳，从此他更加关心北边的防御，此时张居正在朝，戚继光在边，为巩固明朝的边防做了很多努力，使得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再爆发蒙古大规模入侵的事件。
隆庆六年五月，宫中传出了皇帝病危的消息，被女色掏空了身子的隆庆皇帝，从此再没有站起来，他匆匆走完了六天的帝王生涯，把大名江山留给了年仅9岁的皇子朱翊钧，终年三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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