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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有文学作品及其传播、消费和接受以来，文学批评就随之产生和发展，并且构成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文学活动整体中的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既推动文学创造，影响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又推动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在文学批评逐渐成熟以后，更是如此。
目录概念分析模式价值价值取向女性主义收缩展开概念分析广义和狭义 文学批评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学批评属于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既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又是文学活动整体中的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既推动文学创造、传播与接受，又影响文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其涵盖内容宽泛，从作品评介到理论研究都包含其中，在西方几乎是文学研究的同义语。狭义的文学批评属于文艺学的范畴，是文艺学中最活跃、最经常、最普遍的一种研究形态。它是以文学鉴赏为基础，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作家作品(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等)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进行分析、研究、认识和评价的科学阐释活动，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 作用与影响 文学批评从文学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评论，既能影响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文学作品创作的发展，又能影响读者对文学的鉴赏以及文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优秀的文学批评不仅会对同时代个别作家作品起到支持、鼓励和指导作用，还会对同时代作家群体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倾向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能改变一代文学风尚。它不仅能提高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艺术趣味，还能促进社会和时代的审美理想的形成。
模式价值（一）伦理批评 （二）社会历史批评 （三）审美批评 （四）心理批评 （五）语言批评 （六）身份批评
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出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它科学地选择和包容着各种批评形态的合理因素，也作为权威性批评话语形式指导着各种具体批评方法的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在批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又形成了一些更具操作性的具体标准，这就是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要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前提下，正确运用批评标准去推动文学的创造和消费，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并使自己也得到发展。
女性主义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批评》)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文学批评心得体会
我相信，任何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都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独特而庄重的地标，令人着迷，令人神往，令人难忘。阅读许多江苏作家的作品，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这些作家对他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和土地的浓厚感情和真挚的迷恋，无论是汪曾祺的“大淖世界”，陆文夫的“小巷人家”，还是范小青的“裤裆巷”、苏童的“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故乡”，都像是渗透了精神磁场和醇厚情感的文学、文化地标。而且，这种感情和爱，绝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感情和爱，而是扩大化了的、延伸的、历经淘洗和沉淀过的感情和爱。这种写作，更是超越了地域边界、有着巨大张力场的写作。因此，虽然作为一个“外省”的读者，我对江苏文学的感觉非常特别。
我觉得，如果从写作发生学的角度看，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出世和成熟，乃至杰出和经典，除了取决于作家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精神价值取向等因素外，还会与作家和作品所处和涉及的具体人文、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甚至作家内在精神的生成过程中，精神心理世界的形态、审美判断力都会因其所处的“位置”、“方位”，而决定或改变作品的叙述方向、修辞策略、美学艺术形态。也就是说，作家写作中呈现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形态特征，他所想、所能承载的情感天平，都极有可能要在地理、地域的范畴和感觉中寻求、获得某种“器质性”的平衡和契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位作家的成就和辉煌，一位作家写作的“出发地”和“回返地”，无不与他对文化、地理环境的依存和自身的生态感之间，表现为一种依赖和融合。
简言之，对一个作家而言，写作也许就是一种宿命。从哪里诞生、出发，在哪里终了或成为一种近乎神性的存在，无论你的写作和文本价值有多大、生命力有多强，它都会宿命般地显示着一个地域的气象和格局，并且成为一个地域文学的地标。这个地标，最初可能只是属于一个作家个人的，是对自己的体温、气味和情绪的确证;接下来，它可能就属于一个地域的，现实和梦想在虚构的世界里，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拥有了一个特别的故事，这同样是一种机缘，是不期而遇的缘分和沉淀。继而，这个作家或文本的地标，就不单单是一种风物志般的`烘托和呈现，而是在更大程度上的地脉、地气和地缘的扩张，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在这里确立了他精神、心理、文化坐标的有机构成，他在文本中想要实现的艺术理想和冲动，从此生发、弥漫开来，并且呈现出应有的审美路径和人文意义。我想，这既是一个作家的叙事气度，也是一个地域的文化气象。这也是文学最终超越现实、拥抱理想的机缘和根源。
我最早喜欢江苏作家及其作品，应该说，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本所张扬出的超越了地域的强烈的文化感和诗学气象。既细腻绵密、氤氲诡谲，又不乏格局别致、大气磅礴;既曲径通幽、灵动唯美，又深刻持久、真挚沉实。我曾仔细思考过，我为什么会对许多江苏作家情有独钟呢?我所阅读和喜爱的几代江苏作家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赵本夫、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周梅森、朱苏进、储福金、毕飞宇、叶弥、鲁敏等等，似乎天然地都是“接地气”的高手，他们似乎都精于“精神地理学”、“情感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他们大都找到并牢牢地把握住了一个作家想象的源头和支撑点。他们的文本里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感觉和审美观，语言和文体丝丝缕缕发散出整体的、形象的、浑然一体的意象，这些汉语的创造，体现了南方的神韵、东方的思维和感觉，也让我们领略到中国作家对世界的认知、把握和表现维度。其实，这也体现出每一位优秀或杰出作家的力量和气度。
无疑，这些作家是当代江苏文学的地标，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地标。
怀疑论与文学批评
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喧嚣和骚动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作为精神背景的文化思潮还是作为思维方法论的哲学流派，都为20世纪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思考的温床和操作的工具，促使其诞生众多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并获得众多新的结论。因此，有理由推断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正如韦勒克所言：“18世纪和19世纪都曾被人称为‘批评的时代’，然而把这个名称加给20世纪却十分恰当。我们不仅积累了数量上可观的文学批评，而且文学批评也获得了新的自觉性，取得了比从前重要得多的社会地位，在最近几十年内还发展了新的方法并得出新的评价。”（注：《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冯黎明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然而，20世纪的文学批评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却是一个怀疑论(Scepticism)缺席的时代，这直接地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思想厚度和削弱其批判的锋芒。与此相关，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往往是充当思想鹦鹉和知识看守的模仿式批评，更难窥见怀疑论在批评舞台上的精神背影，这不能不造成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思想被遮蔽。因此，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接纳怀疑论作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理性工具，在一般形态上，把怀疑论引为基本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在具体应用上，将它作为思考和分析的技术工具。从而将怀疑论作为主流文学批评的对立者，以期诞生新的批评观念和获得新的批评话语。一
康德曾经以幽默的口吻把怀疑论称之为“哲学上的游牧民族”（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对怀疑论作出比较辩证的评价。参见蓝公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序言”。）。对它的颠覆性的思维方式和破坏精神安宁的理性冲动给以戒备，然而也对其动摇独断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价值给以积极的赞许。其实，我们对于怀疑论进行历史的溯源，无论是古典怀疑论、近代怀疑论，还是现代怀疑论或者后现代怀疑论，他们的思想投影都闪耀着对蒙昧主义、独断论、实在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存疑与否定、提问和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光辉，为诞生具有反叛色彩的精神存在开拓心灵道路。古希腊时代的皮罗(Pyrrhon)和先秦时代的庄子，他们的怀疑论都为以后东西方的哲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这些思想资源都潜在地影响了文艺。在21世纪的历史文化语境，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延请怀疑论作为思想资源和方法论的构成之一。
21世纪的文学批评延请怀疑论为思想资源和方法论最重要的思维策略之一是，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传统文艺理论的独断论，清除一切前思维的先验之见。换言之，就是对以往所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和观念与方法进行逻辑清理，采取怀疑论“悬置”(Epoche)方法，以存而不论的姿态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给予悬搁和加括号，使自我的文学批评达到一种没有任何思维限制性的宁静状态。正像胡塞尔宜称的现象学的一个口号，即“没有前提”(Voraussetzungslos)所提倡的摆脱他者理论话语束缚的那样，21世纪的文学批评也应该从“没有前提”开始自己的逻辑行程，这就意味着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拒绝各种虚假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方法的约束，不再俯伏于各种西方理论话语的压抑之下扮演一个思想奴仆的角色，而攫取到一张进入人格独立的精神剧场的入场券，获得自我的主体性求证和寻找到属于自我独白的话语。从怀疑论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独断论的理论意义上，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成为“从沉默开始”的求证自我的独立批评而不沦落为重复他者思想和话语的依附性批评。如果说胡塞尔认为“现象学从沉默开始”（注：赫伯特・斯皮尔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35页。）是借用了怀疑论“无言”(Aphasia)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一种思维方法对于他者话语的批判和拒绝从而倾听自己的声音这样的意义，那么，21世纪的文学批评借鉴现象学“从沉默开始”的方法，以怀疑论的姿态斥拒传统形而上学给予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所设定的先验逻辑、理性观念和思维方法，对它们进行怀疑和否定、反思和批判，从而寻求自我的精神投影。
怀疑论和传统形而上学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决裂是否定“真理”(Truth)与“真实”(True)的绝对性存在，而传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则信守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有关“真理”和“真实”的哲学原则。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借鉴怀疑论对于“真理”与“真实”的怀疑和批判，消解以往批评活动中对于它们机械的思维承诺。怀疑论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中所信奉的“真理”和“真实”是虚假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属于人类精神的“洞穴幻象”。如果说“在古希腊，真理这一术语是指公开展现人的理智之前的东西，具有确实、符合的意思”（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2册，第1155页。）是一种不够确切的表述，那么，海德格尔对于真理的后形而上学意义的探究，则如此运思：“真理意味着真实的本性。我们通过追忆古希腊的词语Aletheia（存在物的显露）来思考这种本性。但是这能规定真理的本性吗？”（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他认为：“人在作为表象之正确性的真理之本质意义上根据‘理念’来思考一切存在者，并且根据‘价值’来估价一切现实。”在海氏的视界里，真理是理念的逻辑异化，成为价值的潜在象征品。怀疑论在这样的逻辑行程行走得更远，它认为“真理”与“真实”是传统形而上学所信奉的精神偶像，是人类精神史上虚假意识的产物。它们共同体现理性思维的逻辑暴力和思想极权，也隐喻着一种强烈乌托邦色彩的心灵冲动，常常为独断论开辟道路，或者张扬一种知识论为前提的话语权力而实现对于主体的自由和智慧的压抑。因此，怀疑论否定任何一种外在的绝对“真理”与“真实”，认为它们是一种空幻的精神狂想或者机械的知识论。怀疑论认为，“真理”与“真实”只在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中显露，在主体的阐释和领悟之中。在这个理论意义上，文学批评就不应该再恪守对于“真理”与“真实”的机械信守，也不再沉醉于无论是以知识论为宗旨还是以虚假的精神信仰为前提的任何旧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和真实观。只有这样，我们21世纪的文学批评才不会再拘泥于“文学与真理”、“文学与真实”或者“文学作品是否表现出真理”、“是否符合真实”等等这样陈旧的命题和提问，也避免像以往的文学批评那样遵循着各种理论的真理性约定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戒律，可以抛弃对于西方话语的简单模仿而走出一条属于自我发现的心灵道路，从而使文学批评获得独立的精神品格。
迄今为止文学批评都没有逃逸出历史主义的思维阴影，当然这和所有的精神哲学和文化活动都无法超越对它的膜拜有关，所以，“历史”成为令社会大众和个体存在所有创造活动与诗性智慧的抑制性力量，它甚至成为外在的物质性的扼杀想象力和审美自由的客体，潜在地充当了一个毁坏精神民主的封建君主。人们对于历史的图腾和崇拜构成了一个近乎集体无意识的魔圈，历史成为主体存在的异己对象，主宰了人的一切生命活动。传统哲学的思维迷津之一，就是制造了一个历史的神话，让人在“历史”之中丧失自身历史创造激情和勇气。
怀疑论对于“历史”进行了后现代意义的批判：“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没有对历史抱友好的态度。他们认为，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
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特许这一个或那一个主体为最高的中心，为真理和意义的终极起源和记录者，而所有其他的事物必须借助于那些术语才得以被理解和被解释。”（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92-93页。）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甚至提出“历史”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创造物，它起到一种压迫第三世界民族和非西方文化的民族的精神功能。还有些怀疑论者主张：“历史是枯竭，生活在现在的人类总是要竭力忘记过去，超越历史、超越历史知识的任何普遍性根据。”（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版第92-93页。）这些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商榷和考量，然而它们毕竟揭示这样的“历史”实质，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构成了对于精神活动的强大的压抑性势能，消解了主体的创造激情和生命冲动。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对于“历史”和历史主义的信奉，具体呈现为对历史理性和历史规律的坚定信念，并凭借它们的思维规定性去解释文学现象，论述历史事实和艺术形象的逻辑联系，分析经济状况和宏大叙事的客观对应，以物质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作品意义联结估衡艺术的价值，因此，排斥超越历史情境的审美虚构和假定性的书写，拒绝精神的无限可能性在文学领域中的应有地位。面临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膜拜主义的思维迷津，恢复主体存在的诗性智慧和想象力，超越历史理性和历史逻各斯中心论，和以往的历史概念保持一定的精神距离，即仅仅把它视为人类事务中的一个边缘角色，作为多种事件延续性的见证。而在批评活动过程，更多眷注文学的符号象征形式和意象隐喻的审美表现，恢复批评主体的独立意识和当下感受，从而揭示生命体验的现实情境，为领悟精神无限可能性的审美结构开辟路径。
二
21世纪的文学批评在借鉴怀疑论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工具方面也许存在一个比较宽阔的空间。限于篇幅，这里仅从存疑(Epokhe)、提问(Question)、对立(Antithesis)、宁静(Ataraksia)这几方面展开简略的阐释，
1、存疑(Epokhe)。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在《皮罗学说概略》里说：“怀疑学派，由于它的追求和研究的活动，也被称为‘研究派’，由于研究者探究之后所产生的心理状态，也被称为‘存疑派’，由于他们怀疑和探索的习惯，以及由于他们对肯定和否定不作决定的态度，也被称为‘犹疑派’，更由于我们觉得皮罗之委身于怀疑主义，要比他的前辈更彻底、更显著，所以也被称为‘皮罗派’”（注：《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9页。）。在前期的怀疑论存疑(Epokhe)还局限于消极的主体意识，缺乏对事物明确的态度。而后来的怀疑论显然对存疑灌注一种积极的`哲学态度，赋予这一方法以解构的功能和挑战的意味，在这些具有反叛意识的怀疑论者看来，存疑更应该具有斥拒和批判的意味。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说：“在认识批判的开始，整个世界、物理的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存疑这一思维线索在西方哲学史一直延续至今，启示着思想的发展和演变。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接纳存疑论这一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具体工具，首先，汲取怀疑论的批判精神，建立一种笛卡儿的“普遍怀疑”的思维原则，从而对东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虚假意识予以存疑；其次，借鉴后现代的怀疑论的解构策略，对以往的文学理论的种种概念、命题、观念、方法进行否定性的消解，清除文学批评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独断论，拉开文学批评和意识形态的距离，守护着文学批评活动的纯粹性和主体性尊严，以期盼获得批评的独立性。
2、提问(Question)。在怀疑论的哲学意义上，提问大于回答，回答或阐释是知识之学，而提问则为智慧之学。虽然怀疑论就提问这一方法没有明确的诠释，然而，它却以隐蔽出场的方式存在于古典怀疑论的思维殿堂里。庄子哲学里蕴含着丰富的东方式的怀疑论的提问。例如，他不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那样，满足于追问知识如何存在、如何获得的问题，而是转向追问主体的能否获取确定性的知识？知识如何可能？能否满足人的精神意义的要求？知识是否存在局限性？主体有否必要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存在？在怀疑论的提问方法的启发下，21世纪的文学批评，不能沉醉于以往的眷注于阐释性的批评，阐释学(Hermerneutik)视界的文学批评尽管有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哲学思维上，它毕竟是属于知识范畴的“回答”式，而不是智慧境界的提问式，因此就在方法论意义上决定了它的局限知识领域特性，并且难以提升到更宽阔的精神自由和思维创见的理论境界。所以，21世纪的文学批评必须在关注阐释的同时更大热情地瞩目于提问：一方面对以往的文艺理论、美学的所有命题、概念、观点，进行非知识论形态的提问，反思以往的诸多结论是否可靠、它们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的阐释是否合理与正确？不再去阐释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批评？而是追问文学如何可能？文学批评如何可能？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不再单向度解答问题，而是以提问的思维状态去关注作家与文本(Text)、世界与读者，去追问创作主体在生活世界、文学世界如何得以可能？文学作品如何得以可能？生活世界如何在文学世界得以可能？读者的阅读活动和所产生的接受意义如何得以可能？等等。总而言之，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以提问作为自我的精神目标之一。
3、对立(Antithesis)。作为怀疑论的主要方法，对立成为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进行对话和论争的理性工具，也成为怀疑论拥有探究和批判能力的重要来源。塞克斯都・恩皮里可在《皮罗学说概略》中说：“怀疑论体系的主要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与它相对立原则：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停止独断，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结论。”（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6页。）怀疑论者采用或者把现象与现象对立起来，或者把思想的对象与思想的对象对立起来，或者把现象与思想的对象对立起来的方法，从现象与思想的关系中发现种种矛盾并揭示对立的命题，以解构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寻觅到自我的精神存在可能性。
如果说怀疑论运用揭示矛盾对立的方式，呈现思想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以抗衡独断论的思维压抑，并试图获得概念相对性的哲学说明；那么，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借鉴于怀疑论的对立方法，明鉴以往的文学理论、美学存在着反面，它们都包含众多的悖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的命题，我们也可以为之寻找到对立的命题，因此，对于以往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命题提出反命题，以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逻辑抗衡，以求诞生自己的理论话语就成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先行任务。我们必须生成对立的文学批评意识：一是对以往的文学批评寻找对立命题和进行对立批评，二是对当下的文学现象进行对立的思维活动和批评活动。如果说古希腊的怀疑论所提供的对立命题有三种方式，那么，21世纪的文学批评也可以依
赖如此思维逻辑相应推导出文学批评上的对立命题。21世纪的文学批评，首先，把以往的文学批评现象和自己的批评对象予以对立。其次，将以往的文学批评的思想的对象和自己的思想的对象给予对立。最后，使以往文学批评的现象和21世纪文学批评所思考的对象对立起来。由此达到和传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同的思想境界，以获得心灵独创的批评果实。
4、宁静(Ataraksia)。怀疑论的创始者之一皮罗将怀疑论的起因之一归结为是因为主体“希望获得安宁”。宁静既是一种思维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古希腊早期的怀疑论者确信，在道德问题上没有确切的知识，也不应该做什么判断，放弃对这类知识的信仰和追求，才能攫取一片心灵宁静的空间和获得内在的幸福感。在庄子哲学里，对于道德、知识、经验、情感等等的悬搁和“坐忘”正是精神逍遥以游的内涵之一，也是心灵才获得宁静与快乐的手段之一。宁静在庄子的怀疑论语境里，还是一种“无言”的智慧，因为唯有宁静心灵可能领悟智慧和诞生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放弃对于以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道德信守，和传统的道德批评保持距离。在批评姿态上，应该借鉴怀疑论者的宁静修养，以古典主义的“雅量”从事文学批评，而放弃司空见惯的情绪化批评，因为情绪化批评往往脱离理性和智慧，导致文学批评走入错误的路径和思想的泥潭。21世纪的文学批评如果试图获得丰富的理性和智慧，必须选择宁静作为自己的批评品格和姿态。以往的文学批评存在着过剩的激情和狂喜、悲悼和苦闷，沉重的情绪化和担当道德、历史、政治、党派等意识形态的重负以及知识论思维的压抑，使它成为不是制造偶像就是抨击妖魔的虚假话语的狂欢场所，这些痛苦的记忆和经验应该被21世纪的文学批评所记取和反思。失落了宁静的文学批评往往沉湎于激烈的论争和空洞的对话而遗忘了内心的领悟和独白，因此也缺乏想象与智慧，不可能获得对于作家和文本的富于洞见的提问和解答，21世纪文学批评如果希冀获得想象力和智慧，就必须守护自我存在的宁静的姿态和方式，以期有所作为。
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关注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强调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学史，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标准，并要求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谱写妇女作家的传统。本文着重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及解构男性中心文学的框架与建立女性主义诗学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富有的实践指导作用。
关键词：英美文学;女性主义;男性中心文学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而兴起的西方文艺批评新军。它以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个人色彩。之所以把英美文学合在一起，是因为二者不约而同地对女性理由中的社会历史因素给予格外关注。另外，同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批评者致力找寻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
一、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层背景和理由
以往所谓的文学传统一律以男性为中心，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也都被父权主义意识所统治。面对这种情况，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批评要具备普遍作用和有效性，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女性意识包括在内，坚决动摇和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对现存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总批判，整理提供掀起一场女权主义的文化革命。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是从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而开始的。这主要是通过考察、分析、审视男性文学中那些陈旧的女性形象。在男性本位创造的神话故事中，女性总是以虚幻、美化或扭曲的形象出现的。她们是象牙女郎、安德洛美达、夏娃、潘多拉，是为男人享用而创造出来的尤物，是一种被动、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在《性别政治》一书中，米勒特对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奈特等男性作家的思想意识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和分析，指出这些作家的小说中有很多细节描写都把女性给非人化了。小说中描写的场景和过程全都是从男主人公的角度出发的，女性人物自始至终都处于被制约的地位，男性人物则是绝对的操纵者。米勒特的分析说明，男作家正是通过这种夸张的描写，把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表现为正常的政治关系，让女人处于屈从、附属的地位。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指出，19世纪(乃至今日)占统治地位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把艺术创造力当成男性的一种根本优质，由于创造力被界定为男性，其结果必定是，占统治地位的女性文学形象也必定是男人幻想的产物，女作家们被剥夺了创造自我形象的权利，而必须努力遵照父权制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标准。吉尔伯特和格巴条分缕述地论证了19世纪的《不朽女性》是怎样被男人想象为虚无飘缈、温柔美丽的天使形象，认为从但丁的贝雅特里齐、歌德的葛雷特和玛甘泪一直到考文垂·帕特莫尔的《屋内天使》，理想的女性始终被视为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创造物。她们还指出，在天使形象的背后隐藏着妖妇的形象，男人把女性理想化的对应面就是对女性的恐惧。她既给男人带来满足，又会使他产生厌恶。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中心的文学把性别推向边缘，让妇女成为文化的接受者，批评的功能在于揭露隐藏在作品中的男性沙文主义的真正面目。因此，女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男性创造的女性神话，作一种对抗性阅读，把根植于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识根除。文学批评一旦揭开了这些形象的政治含义和文本的性歧视，就能帮助读者摆脱意识形态的制约，从而动摇父权制的根基，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二、建立女性主义诗学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一些实践
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试图通过对男作家笔下诸多女性形象的考察、剖析和审视来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但她们并不只满足于此，她们努力扩大批评的范围，拓展新的批评领域，确立女性主义批评原则，建造一座她们自己的文学宫殿，发掘被男人和社会所忽视的妇女文学传统，将批评的焦点对准女作家及其作品。她们要求拓宽妇女生活题材，创造一种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迥然有别于男性文学的妇女文学;她们系统阐述女性主义批评原则以此肯定妇女的文学经验和社会经验;建构女性主义诗学，以此对传统的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重新书写文学史;此外，她们还对男女作家在文学传统方面的差异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对女作家的创作经验、想象及其创作手法等方面显示出来的不同倾向进行初步研究，对既存的批评观念和文学的道德性质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审视。
具体做法就是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及作品。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丽娜·蓓姆指出，如果从已出版的文学史或文集来看，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女性大作家，而主要的小说很容易发现，早在移民时期，女作家就开始活跃了。到了19世纪中叶，在销售和品种方面，女作家已在美国文学史上占了重要位置，连霍桑那样的名作家都免不了担心自己的读者会被女作家吸引过去。然而，这些女作家在文学史上却名不见经传，因为文学史对她们不屑一顾，认为女人不能算是作家，其作品也够不上载入史册的标准。正是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标准将女性作家长期摒弃于文学史外。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任务之一便是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整个文学史，发掘被埋没或受冷漠的女作家的作品，纠正男性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重铸文学批评的策略。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承认一个女性文学的传统存在，但它时时被迫中断，妇女文学的发展呈间歇状态，直到19世纪以后才能较清楚地看到文学创作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女性文学传统。相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这一女性文学的传统无疑是十分短暂的，并且以阿弗拉·贝恩为代表的19世纪初期的妇女创作又被男性的文学批评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故导致妇女文学传统的难以发现。尽管有着种种困难，但妇女文学传统的存在是无疑的。伍尔夫认为她自己的创作也是沿着这条女性先辈开拓出的道路而进行的，这条道路是许多年以前开辟出来的，动手的有芬尼·伯尔尼、阿弗拉·本、哈利·马提诺、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许多著名的女人，以及许多无名的和被忘记的女人，曾在我之前修缮着这条路以使之平坦光滑，并且调整着我的步伐。所以，当我写作时，我的前面只有极少一些物质障碍。伊莱恩·肖瓦尔特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中最为活跃、影响较大者之一，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
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文学批评失落了什么
在当下这个难以言说的时代,那些专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以及对文学和文学批评心存感念的人,一定还会对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繁荣刻骨铭心,也就愈发对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发出无奈的感慨和责难.沉溺于往昔的`繁荣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似乎与当下大众文化、文化批评的流行不相宜.但若从一个相对的远处望去,以检讨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到底失落了什么,也许不失为一个有积极建构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举措.
作 者：范玉刚 作者单位： 刊 名：文学自由谈 英文刊名：FREE FORUM OF LITERATURE 年，卷(期)： “”(4) 分类号： 关键词：当代西方文学批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这是一个各种话语“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个面临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去为文艺阐释本身提供可资运作的理论洞见？如何突破传统封闭的文本分析模式使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之中？所有这些构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心课题。而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交互碰撞的时刻，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意味着，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不仅为这个激变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历史见证，而且其心智轨迹更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言说着更多的东西。
一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 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2）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3）这实际上表明，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活动。语境化意味着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时空参照系。正是从特定的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民族或政治等语境出发，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选择并实践着自己的转型机制，那就是走向文化研究，跨越文本分析樊篱而转化为一种“泛文化”批评。因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业已成为当代文化与文学分析的基本现实条件或语境。全球化潮流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多种文化现象就象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将包括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人文思考、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纳入其视野。这其中，文? ??赖奈幕?锞巢欢贤瓜郑涸谝桓龀┫?∷涤敕呀獾某橄笫?韫泊娴氖澜缟希?谝桓觥熬?渲?鳌庇搿吧桃祷?髌贰辈⒅玫氖澜缟希?难??兰也唤??剩菏鞘裁丛斐烧庑┣?穑克?鞘欠窠】担浚?）在一个隐喻与诗性不断消亡的时代，文学批评能否再次承担对世界的‘意义追问’？经典死亡后的文学是否从此必须向每一个时代的丑态献媚？向每一种物质给定性屈膝？如何解决文艺在当代工业文明中的困境？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学（如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能够摆脱主流社会的文化暴力压迫与控制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在充满它异与破坏性因素的历史表象下能够揭示出文化复杂运作的机制吗？意识形态那隐蔽的“遏制策略”能够在文本的文化分析中敞现其潜在的社会文化内容吗？在确立语言成为一切生活内在文本性尺度的新神话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界限还存在吗？批评还是一种既定的体裁吗？文学与文化是互文的，还是自主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5）这表明，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1] [2] [3] [4]
新疆当代文学批评
张春梅
内容提要：通过对新疆当代文学批评困境及诸种问题的察析，提出将“汉化”与“民化”的文化衍变机制作为批评突围的方法之一。这一视角有助于克服批评忽视地域差别、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等问题，并且是文学研究向文化深部的一种挺进。“汉化”与“民化”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实践研究，而且新疆民汉融合史的长时期存在，对之做出语境化的文化读解和“深描”．可使这一概念有理由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认知系统来看待。毕业论文
关键词：汉化民化地域性民族性・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曾几何时，文学批评失落了它的光辉。随着社会的步步演进，批评似乎也日复一日的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冲动和视野，日渐混同于媒介批评和影视大众评论，所谓的“时尚批评”“酷评”“热评”“吹捧式批评”“自诩式批评”甚嚣尘上。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似乎离这种前卫的批评还有段距离，但其批评又显得那么精神不振，故久为学界不满。1983年白崇人就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不但落后于一般文学理论研究，而且也落后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明了21世纪，仍有多人持同样的批评意见。底新疆作协在对一年度的创作总结之时，亦提出这一现实问题的严峻性。只不过这一严峻性不仅体现在批评话语的力度不够，还表现在专业批评人士的匮乏。这足以让人感觉到改变新疆文学批评现状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本文意在通过对新疆文学批评现状的深入察析，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点和方法，以突破新疆文学研究多年来的经济、政治、时代决定论和传统批评模式的制约，使批评在地域性、民族性、文学叙事的独特性等方面实现文化维度的有效 “突围”。
一、批评意识的缺席
返观新疆当代文学批评史，不难发现许多评论著述都受微观批评意识的束缚，造成对宏观性研究和文本的结构性把握的严重缺失。这些问题在新疆当代文学批评整体格局中，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的不良顽疾。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疆的文学批评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对“西部文学”、“新边塞诗派”、“屯垦文学”的提出与倡导，在这些口号背后，有许多能够在文学史中大书特写的理论依据。
在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发展史中，“新边塞文学”成为典型例证，突现出新疆汉语作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之根，比如杨牧、周涛和章德溢等新时期崛起的“新边塞诗”派诗人，以崇高的爱国情怀，忘我的创业精神，奇丽的诗歌意象，高昂的政治抒情，曾经给新疆文坛带来某种程度的辉煌。周政保、陈柏中、丁子人、夏冠周、郑兴富等评论家，也起到了这种描述的薪火传承作用。然而，这种时代情怀不是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学叙事中，不难看到这样的热情和气魄，如北大荒精神，大炼钢铁大跃进的激隋，那么，是否能得出边塞精神在祖国大地四面开花的结论呢?问题的存在，只能说明对新疆文学的边塞精神并没有找到其真正的立脚点，文学批评尚停留于表面叙事的.层次，缺乏文学性深入探求的力度。
再比如周涛提出“大散文”的概念后，这一术语便在很多作家评论话语中频频出现。对此我很有些不明白，到底怎么样的散文才够得上“大”的标准呢?是不是只要写了“西域历史人文”就堪称“大”呢?“西域历史人文”一说仍然是以地域特色遮蔽文学独立意识的话语。与此相仿的是“悠久深远的历史意识”。似乎“地域”加“历史意识”就足以将新疆文学或者“西部文学”推到卓尔不群的位置。这能否代表西部还有待探讨，但笔者想，就历史而写历史只是个受历史左右的叙事者，而面对历史怀有反思和审视的视野则更能体现出主体性。就此而言，一个新名号的提出，不仅要深入考察其形成动因，突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更要考察其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而且，将意识形态的东西与地域文化直接等同的逻辑是很不严密的。
傅查新昌的《病诟新疆文坛》能够无视自己的新疆作家身份和新疆人身份，敢于直接向文坛开炮，笔者对这份勇气表示深深的敬意。然而，有些问题却不能不说。一是批评语言的问题。批评语言应该尖锐，但尖锐与有人格攻击之嫌的话语理当分开。二是要将作家批评、作品研究与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实际上傅查新昌在论述时是想这样做的。但每当批判的情绪占据上峰时，反而会忽略了他一直都很重视的文学的文化掘进问题。如他提到“当新疆作家沉醉于‘新边塞诗’的极度狂热状态之中时，聪明的周涛转而写起了散文，再次营建了个人辉煌，并自以为承担着‘文化启蒙’作用。以‘文坛领袖’的身份，到充当启蒙察析耨疆当代文学批评者，这是周涛出于本意或乐意做的事”。嚯我看来，这并不是周涛的问题，而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五四以来文化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社会功能的影响所致。不管启何种之蒙，关键在于这种启蒙的身份被历史附加在作家和知识分子身上。身份的失落，光环的丧失，知识分子社会权力的转移，是～种文化现实，而不应归到哪一个具体人的责任。再如对刘亮程的“村庄”意识的解读：我把他的散文视作一种自我否定、压抑、禁忌性的阐述，这种农民式自顾不暇的权力话语，给人一种窒息、收缩、丧失自由的感觉。在描写一个人的村庄与牲口时，权力话语就扮演了这样一种暴君角色，这种权力意识在本质上同国家模式、集权模式、统治模式没有太大的差别，差别只是在于，刘亮程的权力和捕捉的对象具有弥散性、更小型化、更隐密，它的实施对象更边缘化，处于一般历史之外，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禁闲权力。‘咽此，农民式的权力话语能不能写呢?笔者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农村叙事近几年有萎缩之势，但对于一直占据中国文学叙事主体地位的农村叙事而言，农民式权力的体现却俯拾皆是。这说明这种叙事指向是有其现实土壤和历史语境的。这不仅能写，而且给文学批评者和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扎实的文学资料，引导批评关注这一扎根于田野中的文化现实。再者，权力无分大小，本是无处不在的。到了后现代，权力的争夺和显影更是有增无减。在这样的语境中，权力的延伸过程和权力的争夺不再被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在历史中发生，在人们的话语中浮现，文学中隐蔽的权力叙事也加入到了权力制造的行列。这正体现出文学还有揭示权力、暗示权力的功效。因此，写不写农民，还是只写农民，这并不是关键的。关键在于，不仅写者要有反思的意识，批评者也要有编码解码的意向；不仅要注重对文本进行细读，而且要注意从文本的蛛丝马迹中挖掘被忽视的文化意识，从而彰显出文本的独特性来。对新疆来说，这种独特性是具有地域性的、民族性的，更是意识形态的。就此而言，傅查新昌下面这句话是值得借鉴和引起思考的：“新疆评论家的文学概念永远是一个支边青年式的观念，是历史性地生成的，是现代移民思想的产物，既是不科学、公正的、也不是艺术分治这种现代知识合理分化的结果，同时又与现代性充满了矛盾对立的紧张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这种结果无论新疆想不想接受都已成为现实，并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在这种生存状况逼仄的情形下，民汉之间的文化互动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其文化叙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新的征相，并触及到意识形态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这之间有历史原因，有经济原因，还有随着经济差距日益加大所产生的东西部意识。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对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成为一种要求和必然。我们的文学批评不能止步于对具体的作品进行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若要寻找到自身的言说能力和话语资源。改变面对内地文学话语和理论话语的失语状态，那么，首先要做的恐怕就是正视自身周遭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从一厢情愿的固步自封中走出来。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是语境的吁请，更是新疆文坛从自娱自乐的现状中突围所必须付出的努力。这一切，都与文学El渐边缘化的文化状况紧密关联，而要发见文学的当代价值更需要热爱文学的人、文学工作者、文学研究者具备田野调查的勇气和魄力，对现实做出独特视角的“深描”(格尔兹语)。
二、敞开足下的裂隙
改变批评现状的呼声从未停止却又如此迫切，那么，对于新疆的文学批评而言，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呢?这些问题将会把我们改变批评现状的努力引向何处?要回答最后的问题，首先要对新疆当代文学批评予以深究。在笔者看来，以下疑问是至关重要的。
其一，民族创作个性到底在哪里?各种文学史中总是强调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其民族特色与创作个性，但是涉及到具体作品对创作如何个性化却讳莫如深。研究新疆文学史的专著很多，但要么只以描写的地域、场景和风格说话，要么以介绍作品内容为能事，或以固定的描述西部、边塞、西域的语句对作品进行笼而统之的概括。其结果不仅未体现出作品的民族性和个性所在，而且大大损减了作品的光彩。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讲，其个性不应只以题材来定，作品的文化观念、叙事方式、审美意识，民族性格、民族心态，与以往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叙事张力等等可能更为重要。对于民族文学叙事，还应注意在不同民族叙事的内部转换之中所体现的民族创作个性，这种转换不仅深有意味，而且体现了叙事者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调控能力。这一点在以往的民族文学研究中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二，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似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来叙述，因而汉族成为影响的中心。但汉民文化转换制尤其是汉族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心理却很少有人问及。新疆汉族的社会位置是非常特殊的，她既不同于内地的汉族，又不同于少数民族，她既是内地人眼中的“新疆人”，又是少数民族眼中的“汉族”，这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可以说，新疆的汉族是两度被边缘化的民族。对这一点，以往的研究或忽略或用汉族的宏大叙事遮蔽了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其三，一般的影响研究将重点多放在“相互影响”上，而对影响背后的曲折过程忽略不
计。如《新疆多民族文学史文学翻译卷》中所提到的“新疆多民族文学相互影响大致可以分
好看的皮囊千篇 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句话成为了很多人的至理名言，而我从《皮囊》一书中所体会到的是：透过那皮囊看到自己的灵魂才是我们不断经历的真正目的。
它没有华丽的语言去刻意装饰什么，有的像是一个老朋友一样娓娓道来说着过往。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父亲作为家庭支柱精神之光的中国式家庭的精神命脉，看到了最底层人民面对现实用力强悍活着的尊严和自强，看到了面对生与死人性最初的一面。在这些片段中，我能感受不同人在面对生活的打击下是如何将精神一步步从脆弱的肉体中狠狠撕扯出来的，血淋淋的是阿太的坚强，千疮百孔的是母亲的坚持，还是“藕断丝连”扯不断的父亲的无奈。
99岁的阿太在作者年少时眼中是个无情冷血的人，但在阿太年迈的身躯里，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自由的渴望，骨子里藏着的是对活力的憧憬，然而这一一切却只能永远被困在这副苍老无力的身躯中。正如作者在文中的话“在阿太的生活观里，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
我认为《皮囊》一书写的最为感人的内容是发生在那二百平土地里的心酸故事。父亲的不幸，母亲维护爱情的独特方式。她一直坚持要把房子建完，哪怕是建完后不久就要被拆掉，她也义无反顾。作者当时很不理解，毕竟自己家过得很贫苦，却还“死要面子活受罪”。然而母亲不管这些，她一直坚持建房子，直到最后，作者才理解，这个所谓的“房子”，是母亲与父亲爱情的见证。尽管父亲残疾了，去世了，但母亲认为这个房子代表了父亲的脸面，她希望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
作者的母亲信仰神明，她始终相信丈夫只是肉体的离去，灵魂一直陪伴她左右。所以她问卜，求神拜佛，祈求为丈夫的灵魂找到适合安放的地方。读后感。有时候有这种信念是一种好事，起码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的信念还会支撑着你的肉体一路前行。这一点作者的母亲完美的诠释。
人民的经历是时代的经历，人民的精神是时代的精神，我们是平凡的大众，也是不可或缺的群体，我们是社会的骨血，若是抓不到我们的灵魂，那么这副躯体也只会是奄奄一息。在《皮囊》里，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作者的人生，我也看到了大多数人的人生，他们一直在生活的苦难中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信念，努力地在生活着，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第一次听说蔡崇达的《皮囊》，就被包的书名深深吸引。我在思考，皮囊究竟是什么，这木书又讲述了什么故事。看完这本书，我认为它是作者的自传，他通过文字和读者分享他痛彻心扉的人生历程。
谈及这本书，我不得不提及杨绛写的《我们仨》，她的《我们仨》如果不是因为她的离世，我可能不会知道，这本书是我在暑假期间阅读的，可是看到三分之二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温馨、幸福的学者家庭，讲一家三口细水长流般的生活。这种平凡的生活我没对大兴趣，甚至我觉得看得有些无聊和枯燥。所以我宁愿看到一个真实、现实、有些伤痕的中国式家庭。自然让我想到一名话：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言传正传，详细阐诉我对这本书的看法。这本书主要讲述了蔡崇达的阿太、父母、朋友对他人生不同阶段的影响，揭示了每颗皮囊下跳动的心灵
看这本书，我哭了三次，三次戳中泪点，而让我感动的并不是作者的母亲为了父亲的面子要把过几个月就要拆的房子建立，不是母亲每天辛苦工作后回家还要照顾残疾的父亲，也不是母亲在父亲逝世后召唤他的魂灵。而是作者那些普普通通却又有各自鲜明个性的小伙伴们。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我能感同身受。
首先，我想说说作者的两个名叫阿小的朋友，一个是来自香港的阿小，一个是来自小镇的阿小。香港阿小暂住在小镇，虽然他外表时尚，生活殷实，给小镇带来了许多新奇的玩意和文化，成为小镇的焦点人物，他瞧不起小镇的孩子，但是后来他去香港并未过得开心，而是和那里的同学格格不入。而且父亲的突然去世，他必须承担家庭重担，从事安装防盗门的工作。后来他渐渐发现他看不起的小镇才是他的家。然而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小镇阿小，成绩不好，但他不甘平凡，他渴望走出小镇，摆脱靠捕鱼谋生的宿命。他刻意模仿香港阿小的装扮，讨好香港阿小，后来渐渐地学会翘课，欺负打工仔，偷钱……最后他被学校开除了。香港阿小走后，他很难过。即使最终迫于无奈还是当了渔民，但是他是以买摩托车为前提才答应的。他骑摩托车在海边狂飙，引发不幸，不过他命大，抢救过来了。之后，他每天下海捕鱼，和家人过着平凡却幸福的生活。命运总爱造化弄人，没有人能预测自己的未来，按照设定的人生轨迹一帆风顺地走下去。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自暴自弃，而应该在顺其自然的基础上，积极乐观地面对接下去的生活。
接下来介绍天才文展，为什么说他是天才呢?因为他对自己的人生有明晰地规划，甚至具体到一点点的事情。他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为此付出辛勤的努力，即使失败了，也有重头再来的勇气。虽然他未能考上重点大学，但他如愿考上了重点中专。可是到了学校，同学都嘲笑他的兔唇，这使他很困扰，他还为此打架。以及他认为功课太简单，所以他选择中途辍学。他自命不凡，一心想逃离小镇，进入大城市，但后来因种.种原因，他选择留在小村庄，做一个普通人。他注定是无处安身的，他羡慕并嫉妒着作者去了他想去的大城市，成为了他想成为的那种人，同时他也恨自己的无能。我认为他活成这样，主要是因为他给自己设定的期望过高，当他一旦没达到，他就会感到失落和失望，他还害怕别人因此质疑他，取笑他，他的自尊心也会受到重创。
最后，我想说厚朴。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完全活在自己那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他向往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也确实像他想象的那般生活着，疯狂地谈恋爱，组建乐队，发表诗集……到后来他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可是，现实却是残酷的，处处充满着规则，没有那么多美好的幻想。最终学校因为他的种.种违规行为，在他毕业前半年，让他勒令休学。他的结局也是悲哀的，最终他被冰冷的现实打败。其实我想对他说，人充满美好的幻想本来并没有错，但是它必须靠脚踏实地的努力来支撑，否则它只会是空中楼阁，不堪一击。只有当能力和耐心足够接受你的想象时，设想才有可能变成现实。
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一个个风格迵异的人，构成了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丰富的世界。但人本质上又那么一致，这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通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总之，我想说的是，人各有命，或顺遂，或坎坷，或平凡，或伟大……但无论何种，都需努力活下去，因为人生处处有惊喜。当然人各有志，有的人胸怀大志，有的人甘于平凡，还有的人苟且偷生。但是我希望我们都要有梦想，不然我们和咸鱼没什么区别，再说万一实现了呢。
不管这具皮囊是什么质地，它包裏着一颗心。人生或许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的羁旅。
以及每个活着的灵魂。
《皮囊》
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构成了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丰富的世界。但人本质上又那么一致，这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通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蔡崇达《皮囊》
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蔡崇达《皮囊》
“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蔡崇达《皮囊》
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蔡崇达《皮囊》
那结局是注定的，生活中很多事情，该来的会来，不以这个形式，就会以那样的形式。但把事情简单归咎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某个点，会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
——蔡崇达《皮囊》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镜，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蔡崇达《皮囊》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太，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蔡崇达《皮囊》
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躁动起伏。
——蔡崇达《皮囊》
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就是一个个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蔡崇达《皮囊》
“有没有把世界掌握在手中的感觉?”
这样提问的人，显然没有试过在现实生活中去真正奔赴梦想。
——蔡崇达《皮囊》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
——蔡崇达《皮囊》
我真想和你好好聊聊，关于我们要怎么享受生活，而不是如何让虚妄的梦想膨胀自己。
——蔡崇达《皮囊》
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
——蔡崇达《皮囊》
任何事情只要时间一长，都显得格外残忍。
——蔡崇达《皮囊》
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脸上仿佛长出一个面具。每天晚上回家，深深吸口气，仿佛职业表演者的卸妆仪式。
——蔡崇达《皮囊》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浑浊给拖住。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蔡崇达《皮囊》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蔡崇达《皮囊》
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和荷尔蒙相互催化，给人带来“世界确实无限展开”的那种眩晕感。这样的地方，确实需要大量想战天斗地的人。
——蔡崇达《皮囊》
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让人会开发出不同的想象来安放自己。
——蔡崇达《皮囊》
这样的感觉，不激烈，不明显，只是淡淡的，像某种味道。只是任它悄悄的堆积着，滋长着，会觉得心里沉沉的，闷闷的，像是消化不良一般，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悲伤。.
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所谓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
——蔡崇达《皮囊》
我知道那种舒服，我认识这里的每块石头，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怎么被岁月堆积成现在的光影，这里的每个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时间滋长出这样的模样。
——蔡崇达《皮囊》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
——蔡崇达《皮囊》
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闽南依旧是个世俗生活很强大的地方。而世俗就是依靠着流传在生活里的大量陈规存活。
——蔡崇达《皮囊》
仿佛我的胸口淤积着一个发酵出浓郁沼气的沼泽，淤积着一个被人拼命咀嚼，但终究没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团的整个世界。
——蔡崇达《皮囊》
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蔡崇达《皮囊》
我，或许许多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者责任。
——蔡崇达《皮囊》
零零散散用了两个周的时间才读完这本书，从阿小开始，我便有些拒绝继续，或许我开始嫉妒作者可以把人看的那么通透，有时会怀疑，蔡崇达笔下的那一个个努力生活的人是不是真如他想的那样，那个年龄的“阿小们”会有那样复杂的想法吗？天才文展是否真的如他所说？他们的故事会让人觉得沉重，用尽全部力气想要改变，只是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写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与自己形成对比，仿佛炫耀什么一般……这让我很厌恶。看到最后反而没有反感了，可能是下面他的这段话：
“我应该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很喜欢那个倔强的阿太，可爱的父亲，还有痴情的母亲。不可否认，被<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里为父亲放烟花的儿子模糊了双眼，本能的喜欢一切能被感动的东西。
看见什么？看见空旷的荒野上，一具干瘪的皮嚢。书名皮囊，不单指身体吧，我觉得更像是每个人掩盖住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生活状态，像阿太的身体，母亲的房子，父亲的左半边身体，阿小对城市的追求，还有各种青春热血，这些我们以为自己想追求的东西，像一具皮囊，包裹住了我们对自己的探问：我是谁？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会怎样地生活？也许像作者说的，我们的生活塑造了我们的皮囊。我最想问问我自己，我想怎样的生活，我好像给出了答案，却从来没有人认真的实操过，我不知道，如果我实现了这个答案，我的欲望会不会又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别人的内心，也许是各色烟花，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空荡荡的，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深刻到骨的爱，对亲近的人，我更习惯的是责任，不是情感，我好像只爱我自己，经常想象，那些有信仰的人啊，心里是不是没有空的感觉。我好像按着周围人的期望，努力活成一个过得去的状态，可是我想要的状态呢，问问心呢，总是空荡荡。我现有的皮囊下，是一具更干瘪的皮囊吧！
第一次听到《皮囊》这本书是好多年前还在上大学，去书店好多次翻了这本书也没有任何想买下的冲动。第一次扫眼看见《皮囊》法国版电视剧，打开看了几分钟就看不下去了，就是喜欢皮囊这两个字，所以总有其奇怪的期望。
去年去书店看见封面书壳还是忍不住再次翻看，这一次我买回家了，一口气花了看完了快三分之二的时候，不舍得看完它了。刚看完第一，二个故事都掉眼泪了，说明对目前状态的我而言还能吸引我看下去，接着看下去没有了想哭的激动，但越看越入迷。终于在看到《回家》这篇的时候，停了下来把这之后故事留着慢慢看。
我看书有个奇怪的习惯，几乎没有一气呵成在一段时间内看完的书，我总会看到某一部分然后停下了，觉得没有感觉，又开始看其他的书看到一部分，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可能我会再打开没看完的书慢慢看下去，也可能不会再翻开。
想写这些废话是我在对着房子里自己布置得一切第n次发呆后，突然有了这些话闪现。你可能会想，我的房子里有什么？懒得让你猜，但我就这么说吧还算情趣浪漫。
布置的风格是我所有幻想过的房子风格里都没有出现的。但谁的心里没有个小天使，这个房子的布置就是我的天使作祟使然：鲜花，白色棉麻布，蜡烛，星星挂灯，壁画，香薰。小朋友们的画，终于在写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知道了小天使从何而来。这些布置对我而言温馨过头了，不是我的风格但却是我的元素。看着这些白色我就想到了死亡，然后想到了生命。
上班以前我没有买过那么多白色衣服，没有穿过那么多白色衣服，也没有那么喜欢白色。
看到开篇，有种莫名的熟悉感，阿太似乎看都了一切，十分绝情。她说：“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这对作者影响十分的深，也点了题---《皮囊》。
觉得这本书十分的有时代感，特别是《母亲的房子》这一篇，生活十分紧迫，拿捡来的叶子当饭吃，也要倾家荡产建房子，因为房子就是这家人的脸面。作者的父亲后来得了中风，变成了一个残疾人，而母亲在父亲死后，甚至在拆迁通知已经下来的时候，还是坚持要拿出来一点一点省出来的积蓄建房子。她想让父亲体面点，房子就是脸面。
总之，《皮囊》这本书，写出了作者经历的印象比较刻骨事情。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但是总会有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观。为脸活还是怎样，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需要被尊重。
★ 皮囊的经典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