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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孙
姓名：陈岱孙
原名：陈总
性别：男
生日：1910月20日生
籍贯：福建省闽候县
职务：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经济学总会顾问、外国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编委会副主任。
陈岱孙，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 北京大学教授。原名陈总, 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建省闽候县。19考入福州鹤龄中学。19考入清华大学, 19毕业后取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1922年6月取得威斯康星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同年9月入哈佛大学, 1924年6月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到清华大学, 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1949年任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1950～1952年, 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 任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一副院长和财政系教授。1953年秋, 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1954年担任经济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起, 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 兼经济学组副组长。1979年当选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经济法律委员会分会主任委员, 经济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经济学总会顾问、外国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编委会副主任。
半个多世纪以来, 他一直坚持不懈地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向主张要真正培养优秀的经济科学人才, 必须注重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 具备广博而精深的学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50年代开始, 他就一再建议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注意它的数量关系的分析, 认为经济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者不可偏废。他很早就注意到人口研究的重要性。1957年, 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曾与陈达、吴景超教授等共同提出提案, 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人口学课程或人口学专业, 并且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一个以人口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机构。1979年, 他在《经济科学》创刊号上撰文认为, 数学方法的运用以及开展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广泛运用现代数学分析方法、数理统计方法、现代计算技术、电子计算机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他还指出, 应当加强对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经济心理学、经济法学等与经济学有关的边缘学科的研究。
1979年, 他在北大经济系所作《魁奈＜经济表＞的版本、模式和再生产规模》的学术报告中, 根据国外新发现的有关材料提出了崭新的见解: 魁奈所著的《经济表》, 不仅涉及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 也涉及并阐述了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从而澄清了过去几十年中一般经济学说史教材关于《经济表》只谈简单再生产而未涉及扩大再生产这一错误的、教条主义的评介。
陈岱孙不仅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有很深的研究, 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造诣很深。在《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一书中, 他围绕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学说、经济危机学说四个方面,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综合分析中, 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理论渊源, 从而使读者能较全面、准确地看到马克思是怎样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说之精华, 又怎样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说史讲义》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1981)
《政治经济学史》(主编, 1981)等。
张岱年：国学大师 让智慧之花灿烂
王如
西方哲学一词，本来就由热爱智慧演变而来，如果说哲学是关于人类智慧的学问，那么先生就是一颗闪耀在智慧银河中的璀璨星座，他让智慧之花更加灿烂。
我的导师哽咽着告诉我“张岱年先生去了”时，我无法相信。
作为曾亲聆先生教诲的学子，我不会忘记拜见先生时的情景，也不会忘记临别时，他指着桌上摊开的书信，对我说：“我老了，不能授课了，也不能写文章，感到很惭愧……”生老病死，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先生95岁高龄之时，却以不能授课、不能著述而自憾自责，怎能不令吾辈感慨敬佩。
19，张岱年先生出生在北京辟才胡同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家学渊源使他自幼就受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大学时期，他大量研读了罗素、摩尔等西方哲学家的英文原著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哲学译作。1933年，24岁的先生受聘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作为一介书生，他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更加潜心钻研中国传统哲学。1936年，历时两年、长达50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完稿。
先生自己坦言：“我写了很多书，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那本《中国哲学大纲》”然而，就是《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民族危难中写就的哲学力作，命运多舛，成稿后几经波折，直到1982年才得以署上张岱年的真名。而这一年，距先生1936年完成此书，已过了46年。尽管如此，从未听先生有过半句怨言，这也体现了先生一贯尊崇的精神，那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先生认为：国学中最具智慧的是先秦诸子，最经典的国学精神，就是《易传》中的“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它们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也是先生一生追求不息的自身品格的一种写照。先生认为，“厚德载物”的实质是一种宽容的态度，而“自强不息”则是一种对生命的体会。正是这种宽容的态度和坚强的意志，使先生战胜了各种坎坷磨难，不仅在知识上和智慧上，而且在人格上和品德上，成就为一代国学大师。
先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可谓历经磨难。但他并没有因个人遭受的大厄大辱而结怨于党。先生自己这样道来：“通过对百年中国近代史的考察，我还是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先生是公认的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近一个世纪来，他以扎实的唯物论根基和学术之锐气及科学之方法，建立了自己具有综合性的哲学体系，堪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最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师。他揭示出中国哲学的许多重要特点：即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体用统一”，宇宙观是“天人合一”，方法论是“真善同一”，理想与生活的关系上是“知行一致”，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又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架模式。
季羡林先生这样评价先生：“独对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决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
提到先生的贡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如是总结：“先生既是一位有自己哲学思想的哲学家，也是一位有独特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中国哲学史家。长期以来，他不仅创作了大批优秀哲学著作；而且在培育人才方面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观其一生求真求善之崇高境界和永不言退之学术锐气，则是语言难以表述的。”
但先生始终非常谦虚，他曾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研究得更少。要说有点成就那也是我勤于思考和多看书的结果。”
先生虽贵为“国宝”，是北大的重点照顾对象，然而接触过他的人，没有不被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动。先生治学虽忙，但对同事及学界友人，无论校内还是校外，一向竭诚相助。
而对学生，不仅学习上循循善诱、严格要求，生活上更是问寒问暖、慷慨相助。一位学生不幸病故，考虑到这位学生的父母无人照料、生活必定困难，先生便不声不响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寄往远在他乡的丧子的父母……
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刘鄂培教授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动情地写道：“在一个能容纳100多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其中有北大的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还有北大、清华及人大的教师。偌大一个教室，无扩音设备，连续讲授两个小时，即使是年轻教师也会感到吃力，何况岱年师已过七旬，还患有心痛病，不时发作。岱年师登上讲坛，服一次药，讲十来分钟；再服药，再继续讲……在座者无不为先生精彩的讲课和坚韧的毅力所折服。课毕，全体起立，报以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先生之志，青云不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梁宗岱
梁宗岱(1903～1983)，祖籍广东新会。19考入广州培正中学。1923年被保送入岭南大学文科。1924年踏上他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留法期间，结识了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并将其诗作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刊在《小说月报》上，使法国大诗人的精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年方28岁。1941年～1944年受聘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并跻身于著名教授，学者行列。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册、书信、名人字画被毁，被烧。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他随外语系转入广外，任法语教授。1983年11月6日辞世。
梁宗岱：风流赢取身前身后名
1934年，一宗颇为“有趣”的离婚案件成为北京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一名家庭包办婚姻的媳妇何氏上京向一位北大教授讨回妻子“名分”，该教授并不承认婚姻的有效性，闹到法庭试图解除婚约，但由于不赞成朋友离婚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出庭作证，该教授一度败诉；直至后来又颇费了一番周折，该教授对何氏作了赔偿，婚约才正式解除。这件事听起来就像一宗近代版的“铡美案”，所不同的是，传统意义上的“陈世美”并没有因此而被强行押上“虎头铡”。时隔7年，又是这位已经名声远播的教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同居**”。他在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期问偶然看了一出粤剧，并对饰演女主角的花旦甘少苏一见倾心，遂不顾社会舆论压力，与现任妻子、女作家沉樱分手，跟甘少苏结合在一起。
对于“梁宗岱”这个名字，熟悉20世纪中国文艺的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即便不完全了解他的生平，也一定听说过他的奇闻轶事——至少，应该读到过他所翻译的文字：莎士比亚、歌德、里尔克、瓦雷里等世界文学大师的诗歌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国风行，与他的大力译介息息相关。“著名诗歌翻译家”的名号戴在他头上，相信谁也不会感到意外。而对于梁宗岱的诗人身份，要获得承认也许就不这么简单。著名的《芦笛风》，不过是一个旧体词的－－旧瓶装新酒?在白话文日益进入人们生活的当儿，在人们注重打破一切旧有形式的年月，这样的集子只会遭到大规模的批评甚至嘲弄。然而梁宗岱并不与人们苟同，“就是词又怎样呢，如果它能恰当地传达我心中的悸动与晕眩?”这是他的理由，也是他作为一名“诗人”独特个性的极佳表现。对梁宗岱来说，他这个人本身、他的所作所为、他一生的“传奇”，足以构成一首宏伟的大诗——即便他的诗写得很少，甚至在晚期完全放弃了诗歌创作。
用一生来完成一首诗，“一生”就注定要成为为这首诗所付出的代价。所有能够称作“传奇人物”的人都是如此，这是他们共同的宿命。20世纪初，一个大变革时代的起点，这样的传奇人物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少年得志，16岁时获得的“南国诗人”之美誉一直伴随他的一生；留学法国，所接触的中国同胞都是名声响当当的人物——这还不算什么，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瓦雷里的相识相知，以及从罗曼·罗兰嘴里所获的赞誉，成为他终身受用的人生经历；28岁，便被聘为北大教授，文学青年们源源不断地慕名拜访；再加上如上所述的“风流韵事”，使他早早步入了“文化明星”的行列，以强烈而突出的个性而受到公众的关注。人生的“得意之秋”匆匆度过，之后面临的是人生境遇风起云涌的大转变。
1951年，港澳及海外曾一度盛传他已屈死在狱中，“生前”好友甚至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死”的经历，第二次“死”，是在“文革”初期。1966年，粱宗岱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册、书信、名人字画被毁、被烧，于是香港第三次风传梁宗岱不在人世。
两次都没有“死”成的梁宗岱，依然个性强烈，乐观如旧，并潜心致力于“制药”，同时向人们赠送药品。这可能是很多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一代翻译大师，怎么会“沦落”到“制药”的地步?究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家原本就有制药施医的传统，祖籍广西百色又盛产药草，梁宗岱爱上制药在情理之内。若非时代发生变故，梁宗岱成为一名著名的制药者也不一定。
风流、乐观、好争辩的梁宗岱，由翻译家、学者转向“制药者”的梁宗岱，从1917年14岁时起，就与广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后半生——从1956年中山大学筹办法语专业，他被聘为教授起——全部都是在广州度过。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梁宗岱随外语系转至广外，任广外法语教授，之后广外便成为他最终的栖息地。在广外校园内，从一片五六十年代建的小阁楼丛中穿过，云溪路10号，记者看到了梁宗岱的故居。他曾经的学生、同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校长黄建华一边打量着熟悉的故人地，一边给记者讲述梁宗岱的生平，由衷的自豪与忧伤的怀念齐上眉梢。一首大诗已经完成，诗与诗人最终融为一体，不管称他做“翻译家”还是“学者”或其他什么名号，历史因为粱宗岱的曾经存在以及他所完成的人生之诗，而多了一抹定格了的奇妙色彩。
幼好斗 “翻天郎”
学龄前的宗岱顽皮好斗，从不服输，故有“翻天郎”的美称。他每次跟别人的孩子打架，总是得便宜占上风。所以，街坊邻里的大人都叮嘱自己的孩子别招惹梁宗岱，免得吃亏。看见宗岱从远处奔跑而来，大人们就急忙地把自已的孩子喊进屋里，并吓唬说：“梁全泰的孙子来了，别乱跑!”(粱全泰是梁家一间商店的牌号)这时的小宗岱浑身是劲，脑袋机灵，神气十足。有时还对那些躲在大人背后的小朋友吆喝：“梁全泰的太公来了，谁敢出来比试比试?”敢应声来比试者不见一人。但这不意味着宗岱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他只是喜欢打抱不平，看不惯那种欺软怕硬的拙劣行径而已。
少成名 诗惊世
少年时期的梁宗岱先后在广州《越华报》、 《群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诗作。
随着诗作接踵问世，各界赞誉亦随之而来，年仅16岁的宗岱就被誉为“南国诗人”。广州各报馆的记者闻讯纷至沓来。有一次，一位记者来访，梁宗岱出门迎接，问记者找谁，记者见他小小年纪，便信口答道：“找你父亲梁宗岱”。梁宗岱慢条斯理地说：“你不是要找梁宗岱么，我就是梁宗岱。”那位记者惊诧不已。
喜争辩 惹警察
法国巴黎是世界文人、学者、艺术家荟萃之地。在梁宗岱留法期间，中国的文人、艺术家，如刘海粟、朱光潜、傅雷、刘抗、陈人浩、张弦等先后踏足巴黎。他们在学习之余，有时会聚一起议论文学艺术，叙谈友情。梁宗岱虽不是画家，但对油画却颇有见地，常去美术馆参观画展，或去刘海粟住处欣赏油画。刘海粟一次去巴黎近郊玫瑰村探访朱光潜时作《玫瑰村》一画。完稿之后一直挂在墙上，自己颇为欣赏。一天早晨，他正想去美术馆，恰巧傅雷和梁宗岱两人来看画。傅雷说：“很好!在色块的处理上，构图上都接受了塞尚的影响。”梁宗岱说：“这画是海粟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傅雷耿直，认定的事就坚持到底，而梁宗岱也不肯随声附和，谁也不服谁，越争越激烈，眼看要动手。旅馆老板不懂华语，不知道争吵的原因，慌忙打电话请来警察局长。局长赶到一听经过，大笑而去。两位老友也都相视而笑，和好如初。
多情种 思白薇
在法国，梁宗岱倾心爱恋着一位姑娘安娜，并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姑娘的名字——白薇。1925年2月20日，他在认识安娜不久便在日内瓦湖畔写下一首《白薇曲》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情谊。9·18事变后，“祖国高于一切”这一观念深深扎根于他的脑海，因此，梁宗岱决心忍痛和安娜分手。宗岱回国前夕，安娜和她母亲正在西班牙游览。他饱含着难舍难分的心情写信给安娜，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她，并以此向她们母女告别。安娜接信后，十分惊讶、着急，立即回了一份电报，说她马上返回巴黎，要他千万等她回来再起程。可是，梁宗岱怕再见安娜，担心被安娜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深深吸引着无法脱身，便毅然起程回国了。安娜赶到巴黎时，已是人去楼空。她独自伫立窗前，望着塞纳河的滔滔流水失声哭泣，追思着梁宗岱的身影，怨恨梁宗岱太无情无义了。但她哪里知道梁宗岱内心深处的痛苦。他久久割不断心头的那一缕情丝，安娜的形象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后来，他和沉樱女士结婚，生的第一个女儿，就取名为“思薇”，可见他对那位法国“白薇”姑娘的一往情深。
轻权贵 重性情
1944年的秋天，在梁宗岱刚刚完成培训班一个学期授课任务后，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他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粱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前后三次召见都被他婉言拒绝了。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曾先打来电话通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我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章益校长一同去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在北碚兜兜风，就送我们回学校好不好?”就这样，终于巧妙地躲过了这一次的“召见”。
背后人物
沉樱（名分上的妻子）
沉樱是代末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中国新文学早期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她本名陈樱，笔名沉樱，另有小铃、陈因等别名。“沉”是陈的谐音，“樱”系指美丽的樱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她为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小说所倾倒，因此，她发表处女作时，就署了这个笔名，以寄托她对日本文学爱慕的感情。此后的几十年，她几乎都用了这个笔名发表创作和翻译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梁宗岱正是在沉樱沉醉
孙犁，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修改、教师等职业，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修改。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宣传工作，曾任《晋察冀日报》修改。1940年代发表的文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其中的小说《荷花淀》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开创了荷花淀派。1950年代又发表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7月11日晨六点病逝于天津，终年89岁。
学习总结（2）：
孙犁（194月6日～207月11日），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作家，短篇小说
孙犁大师，被誉为“白洋淀派”创始人。原名孙树勋。河北省安平县人。12岁在安平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向坚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之后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一向坚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笔名“芸夫”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
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那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后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修改。孙犁的小说有诗体小说之称。代表作：《荷花淀》，《芦花荡》，《度春荒》，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小说与散文《白洋淀纪事》。
孙犁1913年4月生，7月逝世，现代作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平安人。
中学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1938年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修改。1949年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修改工作，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顾问，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原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他从事文学创作75年来，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10种散文集传世。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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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修改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个性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修改典范。
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
孙犁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叙事诗集《白洋淀之曲》，通讯报告集《农村速写》，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书林秋草》、《耕堂散文》，作品集《尺泽集》、《曲终集》，论文集《文学短论》，还出版了《孙犁小说选》、《孙犁诗选》、《孙犁散文选》、《孙犁文论集》以及《孙犁文集》等。
学习总结（3）：
孙恩、卢循起义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反晋斗争。这次起义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
起因 在南北士族支持下建立的东晋王朝始终对士族持宽纵态度。东晋末年，由于地方割据，政府实际控制只限于所谓“东土”的三吴地区。这里南北士族田园别墅最集中，封建剥削最严重，政府又将绝大部分赋役加于此地，农民负担格外沉重。他们有的沦为奴隶、佃客，有的逃亡山海屯聚反抗。这是孙恩起义爆发于该地，并能坚持数年之久的基本原因。起义的导火线是隆安三年(399)朝廷征发“免奴为客”者(指本身或父祖是奴隶，但已放免为佃客的壮丁)当兵，他们不愿应征。征发这部分客，对其主人也是损失，从而引起世家大族对政府的不满。所以一时“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孙恩(？～402)，出自琅邪(今山东临沂)孙氏，属于低级士族。孙氏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是大教主。隆安元年兖州刺史王恭起兵反晋，孙泰纠合兵众，准备起事，事泄被杀。孙恩逃至今舟山群岛，聚集逃亡农民。
经过 隆安三年十月，孙恩带一百多人从海上登陆，攻下上虞，袭破会稽郡(今浙江绍兴)，杀内史王凝之。义军得到广大农民和奴客的拥护，也获得部分不满朝廷的地主分子的响应。于是，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今浙江大部和江苏东南)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史称“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孙恩自称征东将军，号义军为“长生人”。义军无情打击南北士族，如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惠、黄门侍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先后被杀，他们田园别墅的佃客和奴婢纷纷参加义军。朝廷派卫将军谢琰(谢安子)和北府名将刘牢之率北府兵镇压，孙恩率男女二十万口退入海岛。四年五月，孙恩自浃口(今浙江宁波东北)再次登陆，入余姚，破上虞。邢浦(今浙江绍兴北)一战，又大败官兵，并于山阴阵斩谢琰及其两子。后因朝廷增兵，义军于十一月再次退入海岛。五年二月，孙恩第三次自浃口登陆，五月，攻克沪渎垒(今上海)，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义军浮海进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威胁京师。因建康有备，义军乃北破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和广陵。后因与刘裕交战屡次失利，损失很大，终于被迫退入海岛。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最后一次登陆，不幸战败，投海而死，义军乃推其妹夫卢循为首，继续战斗。
卢循(？～411)虽出自范阳大族卢氏，但因渡江较晚，未受朝廷重用。元兴二年，卢循与刘裕战于东阳(今浙江金华)、永嘉(今浙江温州)和晋安(今福建福州)一带，不利，乃浮海南下。次年十月，卢循破番禺(今广东广州)，自称平南将军，接受朝廷所封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官号。并派姐夫徐道覆和亲党占据始兴(今广东韶关南)及其他各部。卢循、徐道覆虽接受朝廷官号并遣使献贡，但又派人到大庾岭一带伐木，秘密准备北伐船只。义熙六年(410)二月，卢、徐乘刘裕北伐南燕，东晋后方空虚之际，分两路北上。一路由卢循率领越五岭，经长沙、巴陵(今湖南岳阳)直指江陵。一路由徐道覆率领直下庐陵(今江西吉水北)、豫章(今江西南昌)，大败官兵，杀江州刺史何无忌。卢、徐即合兵东下，五月，在桑洛洲(今江西九江东北长江中)大败晋大将刘毅，军抵淮口(秦淮河入长江之口，今南京西北)，直逼建康。此时义军战士十余万，舳舻千计，楼船高达十二丈，舟车百里不绝，朝廷一片慌乱，刘裕星夜赶回，仓促应战。徐道覆主张立即登陆与刘裕决战，户循多疑少决，贻误战机，使刘裕得以集中兵力，周密部署。义军小挫，卢循下令退却。十月，义军西攻江陵，不利。十二月，义军与官兵在大雷(今安徽望江)、左里(今鄱阳湖口)相继展开死战，损失惨重，南退番禺。但此时番禺已被官兵抢先占领。次年三月，卢循攻番禺不下，转至交州，四月，兵败自杀。同年二月，徐道覆亦牺牲于始兴。
性质与影响 孙恩、卢循领导的反晋斗争主流是农民起义性质。这一斗争虽带有宗教色彩，但斗争双方并非按宗教划分，笃信五斗米道的王凝之等人被杀，就是证明。孙、卢是北来失势士族，起义初期也确有不少地主分子参加，但义军的基本成员无疑为会稽三吴地区的贫苦农民和奴客。起义席卷东晋大部分地区，东晋王朝业已名存实亡。起义还沉重打击了南北士族，特别是谢琰被杀后，北府兵为寒人掌握，士族从此失去军权。所以这次起义又是门阀衰落，寒人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次起义迫使刘裕采取一些减轻人民负担和抑制豪强大族的措施，从而为刘宋初期江南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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