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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政治意蕴探微
摘 要：《西游记》以魔幻题材位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实则是有着丰厚的意蕴内涵，如果从政治学角度出发，对这部旷世奇作的政治意蕴进行挖掘，不难发觉，书中所创造的天宫实际上就是以明代朝廷的设置为原形，而从孙悟空大闹天宫事件的始末则可以反映出明朝人才制度的种种弊端。
关键词：西游记 朝廷设置 人才制度 政治内涵
一、从天宫设置看明代朝廷
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在此之前，佛教和道教对于“天”都有着自己的解释，佛教的天叫极乐世界，又因为佛教来自西方，人们认为极乐世界也一定是在西方，所以有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道教的天有三十三重，有三清四御各路仙人，然而，佛道相争却又彼此影响融合的局面由来已久，长此以往，关于等级体系的理由，不仅两个教派之间纠缠不清，就连各教本身都有些模糊了。正是《西游记》结束了这一局面，整理出了一个尊卑分明、大小有序的神仙体系，描摹出一个威势森严、包罗万象的天宫世界。《西游记》尚未出世以前，道教诸神只有一个简单的神谱，玉皇大帝的地位其实并不高，而在《西游记》里，玉皇大帝却获得了至高无上、万神总领的位置，吴承恩创造的天宫一经出世就被世人接受和认可，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结合时代背景去考量，就会发现，其实吴承恩心中早已有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他所处时代的那个朝廷。
《西游记》的天宫是一个符合儒家尊卑标准和传统世俗眼光的天宫，整个天宫的配置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那个朝廷的复制。玉皇大帝要坐在中央，各路神仙都要上朝，甚至还要高呼万岁;玉皇大帝处理政事也要按照规程，要有人启奏，要层层落实;有玉皇大帝就要有王母娘娘，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古代神话也好，道教仙话也好，西王母与玉皇大帝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西王母原本是由先天阴气凝聚而成的母神，居于昆仑山，主掌瘟疫和刑法，在天宫中是所有女仙之首，她的来历比玉皇大帝要早得多，名头也要大得多。《西游记》里的玉皇大帝处理政事只有一句话：“依卿所奏。”既无主见，又无权谋，哪里像个三界主宰的样子，玉皇大帝确实不像主宰，但是他像另一个人——明世宗朱厚熜，总是一副神秘兮兮，似乎深不可测的样子，万事全由臣下，只爱御酒金丹，人间的帝王是这样，天上的帝王也是这样，朱厚熜倒真不愧是天子了，这样的玉皇大帝百姓可以接受，统治阶级似乎也可以接受，于是乎，尽管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剧之风大盛，尽管同为四大名著的《水浒传》《红楼梦》屡屡被禁，《西游记》却始终高枕无忧，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下层民众，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不禁要为吴承恩的绝妙手笔拍案称奇。《西游记》里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但却有着深刻作用的人物，就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的表现总结起来就是“万事不管，处处当家”。你看他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似乎并没有什么本事，但每次天庭有事，却都能左右玉皇大帝的决定，让玉皇大帝只能“依卿所奏”，这简直就是明朝首辅制度的翻版，你看杨一清、夏言、张居正哪个不是这样。
《西游记》中的天宫脱胎于现实的朝廷，符合大众的预期，而且又描写得生动形象、有模有样，所以大众都认可了、接受了，都相信天宫就是这个样子，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吴承恩费尽心思创造了这样一个天宫，就只是为了让它更像模像样，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吗?显然不是，从吴承恩笔下的天宫，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深刻反思。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最成熟逐渐走向没落的转型期，其标志之一就是明朝的封建官僚制度已经极为完善，完善到不要皇帝参与官僚制度也可以照常运转的程度，嘉靖、万历年间的朝政即是如此。在政治制度极度完善的情况下，皇帝本人根本不能够左右朝政，在内阁首辅带领下的朝臣们是自成一体的，他们对国家大事提出最为成熟的意见，皇帝本人根本无从决断，无从反抗，只能被动顺从。皇帝纵使可以一言定生杀，但是，国家的人才培养机制也是僵化的，所谓国家栋梁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皇帝的主体意志被无限削弱，显得微不足道。从这个角度来讲，嘉靖和万历常年深居后宫、不理朝政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事实也是这样，即使没有他们参与，朝政也没有丝毫紊乱。
二、从孙悟空大闹天宫看明朝人才制度
台湾学者萨孟武先生在其著作《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一书中对“人才”做了三重作用上的界定，并且指出了与之对应的取才之法 。首先是取人之贤，而甄别贤与不贤，则用察举;其次是取人之能，而甄别能与不能，则用考绩;最后是取人之知，而甄别知与不知，则用考试。这是一套完善而且合理的人才取用制度，在东汉以前，历朝历代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然而东汉以后，则取人多用考试了;隋唐以后，竟认科举考试为唯一的取才策略，考试内容又仅限于八股文。虽然如此，但至少还有门路可投，还有梦可做。天庭则不然，神仙都是长身不老之躯，只要受了仙箓有了官职，就是永生永世，无所谓更新换代，然而下界的凡人也好、妖魔也罢，都是可以通过修炼得道成仙的，其中不乏神通广大之流，孙悟空不就是这样吗?他学了一身本领，自然想要得到认可，想在天宫受到重用，这才上了天庭。结果，先是被封了个“弼马温”，为天庭养马，品级如何呢?原文中有云：“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低贱之役”。就是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孙悟空是怎么当的呢?“昼夜不息，滋养马匹”，“养得肉膘肥满”，可谓尽职尽责，绩效突出，对于孙悟空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官员，天庭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尪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实在令人心寒，孙悟空于是反下界去，然而报效之心犹在，才有了第二次招安，情况又是如何呢?孙悟空如愿以偿，得了个“齐天大圣”的封号，却被安排去看守蟠桃园，虽然位列仙幡，却没有参加蟠桃盛宴的资格，至此，孙悟空终于愤怒了，偷仙桃、盗御酒，搅了蟠桃盛宴，乱了兜率天宫，彻底断绝了“学而优则仕”的念想。
论中国儒文化的政治意蕴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两千年来始终受到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配.这就使中国文化不仅具有强烈的伦理情感,而且具有深厚的政治意蕴.
作 者：杨本红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政法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刊 名：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5(4) 分类号：G0 关键词：儒文化 伦理 政治韩非政治哲学的意蕴及其现代意义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政府职能由全能向有限的转变势在必行,为稳步推进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构建和谐社会,探讨韩非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作 者：丁瑞兆 作者单位：临沂师范学院,山东,临沂,276005 刊 名：理论学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JOURNAL 年，卷(期)： “”(8) 分类号：B226.5 关键词：知识性、思想性、实践性的统一―――政治理论课教学探微
一、寓思想性于知识性之中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学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必要的。应依据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基本概念，论证基本原理，强化基本观点，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论知识性之中，一是要体现教学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尝观点、方法；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些学生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倾向：视为理论过时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机械静止地认为有的现行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必须用理论的科学性打通学生的思想，说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应根据社会进步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把真理当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学生对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错误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这就必须说理透彻，启迪学生辩证思维。
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师纯理论化、模式化说教，学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会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生会感到理论离他们遥远，从而会淡化学习兴趣，甚至对理论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出误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实效。
教学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做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四有”体现了合格人才的素质要求，为此应坚持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的倾向。
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知识素养，并广泛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使教学贴近学生实际。把教学内容放在社会大环境当中，贴近时代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
坚持《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评价标准。《教学大纲》规定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科学地表述了教学的内涵、外延、方法、途径，是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教学评价也应以此为依据。应加强教学目标管理，把教学目的、任务转化为教学目标，激励教师、学生为达到教学目标努力进取。
二、理论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是对实践的高度概括、总结和升华，并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直观教学学生容易接受，并可使学生具体应用理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体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丰富内涵及学习的重要意义。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思潮非常活跃，社会生活绚丽多彩。其中有正确的思想、行为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不乏有消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使学生耳濡目染，发生不良影响，对政治理论课教学冲击很大。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教学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培养学生识别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行为侵蚀的能力。学校教育是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起始阶段，使学生了解社会、体验社会生活，为将来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增强适应能力，这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理论如何结合实际，笔者认为：
1．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讲授体现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如讲解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及一部分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经济学问题，用现实情况说明理论、论证理论，用理论分析现实情况，进而深化理论学习，使学生提高观察和理解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2．学生有习惯于比较的思维特点，教学中可通过比较鉴别，给学生以冷静的思考和理论的启迪。如新旧社会及改革开放前后的纵向对比，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从感性到理性深化对执行基本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横向对比：把我国改革开放、人民当家做主、充分显示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同两级分化、虚伪民主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对比，使学生对资本主义本质有深刻地认识，坚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信念，真正明白“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①
3．体现主导性与突出主体性相结合。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双向活动，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不盲从、不迷信，然而往往因为其理论基础不丰厚，认识狭窄、肤浅，缺少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内心会有很多质疑、迷惘和误解。教师一言堂，学生对理论知识生吞活剥，教学难以奏效。教师要了解学生心理，欢迎学生提出问题并充分发表见解，教师顺势启发引导。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使学生在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中开拓视野，充实知识，接受教育。
三、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教学与教育相结合。备课挖掘教材思想内容。讲课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克服盲目性、油水分离的弊端，增强说服力和实效性。
精心设计，优化教学过程。教师注入情感，创造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开展课外活动，补充和延伸课内教学。进行专题研究，组织讨论、论辩、知识竞赛，互相交流，加强学生自我教育，促进科学理论的内化。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任务，学校教育旨在育人，主要是通过教学过程、教学环节完成的。根据政治理论课固有的特点，切忌教学与育人分离，知识性与思想性分离，学校与社会、教学与实际分离。在新的形势下应更新教学观念，深化教学改革，努力探索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路子。
〔注释〕①《邓小平文逊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作者单位：辽宁工学院，邮编：121001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科学精神培育与现代政治文化形成的关联性意蕴论文
摘 要：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具有典型的理性文化特征的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与科学产生了复杂的互动，科学精神的不断发展在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形成申发挥了强大作用，但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又背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造成了科学的意识形态霸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文化，未曾受益和助推真正的科学精神，在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申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科学；科学精神；现代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转型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相对演进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科学一词是由scientia演化而来，本义是学问知识，源于中世纪拉丁文。过去人们总以为科学无价值偏向，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隐身书斋，埋首专业，不问政治，严守中立。然而近几十年来，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遭到许多科学社会学家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既影响着社会价值观念，又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对科学与政治、经济甚至宗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科学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人们越来越深入的关注。本文是从科学、科学精神对民主、现代政治文化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来谈的。
一、科学的政治性功能及科学精神培育与现代政治文化发展的融通性
从根本上来看，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植根于社会并从社会需要中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支持，因而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发展到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已成为一种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是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科学背景下的科研资金也主要是通过政府或企业投向科学事业的。如汉伯里，布朗所言：“科学共同体的特征发生了变化；科学共同体变得更庞大了，更‘工业化’了，更‘集体化’了，更多地卷入了政治。”科研活动已经从科学家个人的私事变成了由不同的社会组织进行运作的社会性活动，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就说：“科学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在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中进行的。”可以说，科学研究的目标已与社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为民主化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
当代科学的发展对民主化政治的实现在多个层面发挥促进作用。首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和运行模式为现代文明国家所推崇，并日益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可以为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乃至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建构模式，促使政治权力的运作以更为文明的方式向更为科学和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当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更是能够促进各种良性社会制度的建立。如韦伯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是同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所必须具备的宽容精神、无私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等正是民主化政治制度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其次，当代科技已经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所以，在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先进的科技手段，如通过高科技通讯手段传播民主政治理念，在政治运作的程序性方面更要吸收科学技术的操作规则。再次，由于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人们以往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参照系，社会也由此变成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自调节组织系统。因而，科学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可以为政治需要合法性的存在提供辩护。
科学对政治民主化制度的意义还体现在对人的作用上，人既是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政治民主化制度的实现，而科学发展对提升人的素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运用，科学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这有利于科学体制和社会政治的优化：对于重大工程进行科学的论证；对于滥用和误用、恶用科技成果的防范呼吁有关立法；对于确定社会发展战略，呼吁建立科技、经济、社会与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大协调发展机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科技发展与人的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
科学精神是科学本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与科学的本质紧密相连。科学发展的成果，不仅表现为科学知识、思想和方法，更宝贵的是贯穿其中的经过长期科学实践形成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这些优良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的集中概括。从认识活动的视角来讲，科学精神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把握；从社会活动的维度来看，它体现了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精神。因此，科学精神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多重特征。它主要包括理性的精神、怀疑批判的精神、实践验证的精神、探索求知的精神、自由宽容的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早期对科学精神进行了比较系统研究的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他于1942年首次提出“科学的精神气质”，并把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四条基本规范概括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
科学精神所蕴涵和具备的诸多方面如开明和包容的品格、不以绝对真理自居的态度，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所必需的。现代政治文化要求服务社会整体利益，培育公民意识，强化对社会负责的公共权力观念，树立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全体人民自由宽容的平等协商精神和按法律、制度办事的求真求实的政治态度。培育科学精神与形成现代政治文化具有契合性，在实践上是相互促进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与民主完全是相通的，科学精神与现代政治文化是一致的。
二、科学精神对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促进及科技霸权的侵蚀
理性精神统摄下的怀疑批判和实践验证精神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的方面，而西方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正是一种理性文化，这里的“理性”特指西方思维方式中的理性，源自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承认自然界是一个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对象，并以此作为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古希腊文化肇始过程中所形成的纯粹理性思维特征孕育着使近代西方人受益无穷的科学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才使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萌生有了可能，使“古希腊社会有现代社会的一切胚胎”。
萌芽子古希腊、形成于近代的西方科学精神，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人类历史的一次急剧变革，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是指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虽然“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涵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但一般而言是指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动下，经济基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逐步脱离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
概括来说，现代化的特征是经济社会化、政治民主化、精神理性化的三个层次的综合互动过程。在这三个层次中，观念层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的实质是科学精神指导下的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过程。韦伯就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演变就是理性化的过程。哈贝马斯对此的解释是将理性化看作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或生活状态(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的产生，并且贯穿到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层面的过程。
西方现代政治文化是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西方社会整体上逐步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现代政治文化所要求的公民意识、公共权力观念、政治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平等协商精神、开明包容意识、以法办事观念，在与科学精神的融合互动中得以形成。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及其所蕴涵的工具理性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已经并正在创造着无穷无尽的令人惊羡不已的奇迹。但这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是无所不能的。任何决策、举措、行为和现象，只要被冠之以科学的名义，就意味着合理、成功，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一方面，科技理性内在的工具性特征在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用来控制整个社会的实用工具，进而由单纯的工具衍变为一种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力推进现代化的政府将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和增殖综合成为一个系统，使得科学失去了独立性而成为行政化的控制手段。科技理性内在的工具性特征，连同其数学化、程序化、标准化、机械性特征，又会渗透并流行于社会结构的其他领域，并与特定历史主体、社会生活、文化观念、政治生活整合在一起发挥效力，从而使实用、效率、功利等成为新的标准，而且会以这种特征塑造社会生活的方式，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现代化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是一个与人性不容的“病态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技术取代权力成为统治人类灵魂的另一个至上神，悄悄地攫取了人们的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究、对自身解放的深切企盼、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渴望和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都被“技术化”所消弭和化解。这就在造就现代化的同时使人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则通过把“技术的合理性变成政治的合理性”而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现代政治文化成为一种科技霸权文化，使现代民主文化发生了变异。与人文相背离的科学扩张在形成科学这一当代社会新的神话的同时，也严重偏离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三、培育现代科学精神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
中国文化与西方迥然不同。中国先秦学术产生于群雄割据、利害攸关的大变动时期，发端于巫史学术，以对社会致治之术的探索为目的。而希腊哲学却肇端于好奇冷静地观察自然、思考自然的自由思维活动中，发端于自然哲学。古希腊哲学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什么是自然的本质?然后是――因而怎样才能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而中国哲人所首先提出的问题却是――什么是理想的社会状态?然后是――应当怎样认识“天道”、“自然”、“阴阳”。
与具有客观分析倾向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希腊学术相异，中国哲学的核心是具有主观神秘倾向的人伦主义学术。中国哲学是政治哲学、人伦哲学，注意研究人伦文化，缺乏本体论的宇宙整体观，忽视形式逻辑，不追求建立严密的公理演绎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经验论的思维模式。这种经验论的思维往往缺乏实验事实基础，对中国传统科学来说，尤其缺乏的是进行特定的实验，即使少数的人(如炼丹家和赵友钦等)做了某些实验，也不为人们所重视。在经验论的思维模式指导下，人们排斥实践验证，往往以经验替代实验，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无积极影响。这种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时期并没有受到批判和得到扭转，因为那时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局限于反对迷信，没有注重反对经验论的思维模式和建立科学理性思维，结果科学精神没有得到巩固，意识形态主义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
可以这样讲，“在学术源头上既缺乏古希腊那样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传统，而在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又长期承受着儒教经学的沉重压抑和排斥”，这就形成了中国科学不发达、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本源。在科学不发达、科学精神缺乏背景下形成的经验论的思维模式和人伦文化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有助于人治型的专制文化的形成。
因此，在促进经济社会化、政治民主化的同时，要大力促进整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理性化，确立科学精神在国民文化素养中的主导地位。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更要看到精神层面的理性化在现代化达成中的核心地位。在现代化运动中人的观念的科学化与理性化的实现居于核心地位，否则无法全面地真正推进器物、制度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现代化，这也为西方现代化历史所证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由于传统人伦文化、实用工具取向、现实社会环境制约等因素的影响，科学精神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加上我国基础教育薄弱，科普工作又极为有限，精神层面的`现代化无法实现，自然造成了现代化运动中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人的现代化始终没有完成，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极为低下。时至今日，在中华大地上仍然出现许多令人感到悲哀的与现代文化背道而驰的奇怪现象：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占卜算卦、看相测字、巫婆神汉、邪术害人比比皆是，宗教非法活动、各种伪科学、反科学活动戕害现代科学文明。
在民族心理上，我们要培养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科学精神，抵制工具理性的不良影响。确立理性精神统摄下的怀疑批判、探索求知的科学精神在国民文化素养中的主导地位，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极为重要。“在整个科学史上，已最终证明，有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而是由满足好奇的愿望所推动的。”
重建当代科学精神，必须克服虚妄的文化心态和僵化的思想观念。人类社会已步入电子、科技和信息整合为一体的时代，全球化浪潮在不断推进，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全世界的经济、文化以及信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全球观念，不失时机地把握发展机遇。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认识态度、文化判断价值也应具有全球思想。用人类的、世界的、科学的标准去审视传统文化，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大胆地借鉴西方文化精华。唯有如此，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才能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我们要吸收西方科学的观念、方法和体制，更要培植以理性为核心特征的科学精神，以完成传统人伦文化向新型科学文化的转型。任鸿隽早在“五四”时期就认为正在激烈展开的东西文化之争的焦点就在于有无科学精神，他说：“东西文化及国势强弱之分界，一以科学而定。”中国要富强，必须吸收西方以科学精神为特征的文化。
应当注意的是，科学精神与科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我们要弘扬融入文精神于一体的现代科学精神，警惕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对科技的盲目崇拜促生的脱离人文向度的霸权性意识形态与绝对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科学和人文本来就是一体的，只是在近代西方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发生了分离，“将科学的有限原则转换为无所不包的教条，从而使之超越了具体的知识领域”，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这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机械力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的反映。然而，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中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交融提出了客观要求；加上重大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问题所具有的高度综合的性质，决定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趋势，形成了当代科学发展和时代精神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交融的新特点。可以说，在当前的现代化发展中，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无论西方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都面临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由断裂到交融的趋势。
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必须慎重对待科学应用与近代科学精神彰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批判，尤其是西方部分学者对科学霸权和工具理性导致的科学意识形态功能的鞭伐。与弘扬现代科学精神相应的是，我们应在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确立现代科学的中心地位，甚至建立政治与现代科学的某种联盟：政治为科学确立话语权，科学维护政治的稳定，而且要自觉充分地利用科技新成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为这种过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尤其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下，现代化是最紧迫的任务，对于当代科技，不能无批判地全盘接受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一切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西方国家步入现代化，依靠的是科学技术；今天发达的西方国家从现代工业社会逐渐步入后现代工业社会，仍是建立在其强大的科技基础之上的。反科学并不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依托科学多重功能的发挥。
尽管科学精神与现代政治文化确有密切的关联，科学精神对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有推动和促进作用；但二者毕竟不属同一范畴，这种促进作用是有限的，五四运动中的自由派学人都曾在“民主所需要的科学”意义上提倡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但后来态度都有所转变或缓和，培育科学精神对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既非一定会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也不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一点是论者在强调科学、科学精神对民主、现代民主文化形成的积极作用时所不应忽视的。
“方向”之思 “标准”之学──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意蕴与价值
有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纵算此语言过其实，而儒学之于中国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实为任何思想学说所难及。对儒学的研究与反思也是历久弥新的问题。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在西方自由主义权利话语的冲击下对儒学的态度基本上趋向两极：要么穿凿附会把源于西学的自由主义观念强加于儒学，孔子似乎成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伟大先知；要么憎恨批判，认定儒学为现代民主政治和权利文化的绊脚石，要打倒孔家店。在当今学界，赞颂者既有如强调儒学“内在而超越、为现代民主科学奠定形上根据”的新儒家，也有如认定“孔子为万世立法‘’也能为当今的制度建设开出若干具体良方的所谓当代”公羊学家“；批判者亦然视儒学为专制主义的渊源。当然，对儒学的认识中更为常见的似乎是认为儒学与政治无涉，连西哲黑格尔也认定儒学只是”道德训条＂，国内人们更乐于称道的是儒学的“人生哲学”、“人生智慧”……这诸多聚讼纷纭见仁见智的论说，究竟是“千江有水千江月”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倘若孔子重生，他是欣喜于“百家争鸣”的气象？还是继续喟叹一句“知我者，其天乎？”……
在这种情景下，读到>一书，是一种兴奋也是一种警醒。该书作者认为，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该书力图重构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意义逻辑，凸显其基本问题意识，呈现出人们所常称的儒家“道德哲学”的政治哲学意蕴。儒学的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究是为其政治哲学而奠基。政治秩序的重建才是其基本的'思想主题。这一主题通过对“圣人”“君子”“成人”等问题的具体讨论而展开，“正名”则是君子之“为政”的根本。围绕这一问题、作者详细讨论了儒家礼制秩序建构的人性依据（关涉人性培育方向的具体规范意义的性善论）、价值基础（表达政治终极价值、关涉立法创制之权归属的“道”）、秩序创立的主体（关联于“道”、建构秩序的理想范式和标准的“圣人”与关联于“德”、担负实际政治使命的“君子”）、理想范本（周代的礼乐文化秩序）、实践方案（针对政治中人的＂克已复礼＂）等问题。儒学关注的是政治的精神性方向，是理想政治秩序的标准，关注的是何种秩序更有利于人之精神品质的守护与提升。就此而言，先秦儒学是一种政治与人性的“方向”之思、“标准”之学。现代政治哲学大师施特劳斯曾说过，政治领域中人们的态度涉及到正义与不正义等的判断标准，政治哲学的努力就是要探讨这些标准，以期获得关于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1]先秦儒学自然也是这样的政治哲学。在将儒学简单等同于“道德训条”的论说汹涌弥漫时，澄清先秦儒学作为政治哲学的本来面目，颇如“拨开云雾见青天”之警示。
单从表面的文本来看，儒学确实像修身养性的道德训条。但其自觉探求的是人之精神价值问题，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儒学强调“人禽之别”，道德作为精神性力量，其功能首先体现在对人原有的动物性本能欲望的理性规制上。更重要的是，道德言说的实际目标在于政治秩序的创建和维护。荀子论述‘“人禽之别” 时说“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群”即今人的政治，是人特有的秩序。这一秩序形成的前提在于“分”，在于“义”。实际指涉的是政治的道德问题。儒家的政治之“道”，是关于政治之正性的检讨与批判，绝非空泛的道德说教。诸子百家的兴起都源于对当时政治秩序失坠与重建的忧思。只是各家的解答各有千秋。如法家开的药方是君主的“刑赏二柄”。而在儒家看来，其有效性只是建立在动物性欲望与功利心基础上的。从根本上说，缺乏精神的引导，动物性的欲望保证不了秩序的建立。因为原有秩序的破坏正源于人之欲望的紊乱。而儒学所关注的则是秩序重建的精神方向问题。
在“先秦儒学的本质是政治哲学”的基本立论下，作者对儒学诸多具体问题的解说也别开生面。
如儒家关于“圣人”“君子”“小人”的区分，“小人”被排除在立法创制的主体资格之外。儒学也因此常被定性为专制集权的学说而遭到批判。作者不否认如果从经验社会学去理解和批评此问题的意义。但他以政治哲学的视角敏锐地指出：在儒学的思想世界里，圣人君子小人的区分并非经验意义上的社会学分层，而是就人之内在精神品质所作出的逻辑层次的判断圣人与道贯通达于至善，在逻辑层次中居于最高地位，君子则是向着善去努力，达到了某种人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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