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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
张中行 19出生。河北香河人。著有散文集《负暄琐话》、《留梦集》，论著《顺生论》等。
近访张中行
因了朋友顾之川兄的缘故，得知张中行先生就住在马甸一栋高层
公寓楼中，离我住宿的北师大很近。况且我于春节前还曾得到过他的
签名本《说梦楼谈屑》，登门道谢，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便萌发了拜
访这位文化大师的念头。明人不说假话，我之想见行公（文化人对他
的尊称），除了编辑的职业敏感外，主要还是他身上那层神秘色彩。
我们这一代人，谁没有读过《青春之歌》？小说中那位热血女青年的
不凡经历，曾让无数青少年激动和感奋不已。而我倒想看看，小说中
那位爱钻故纸堆的“胡适门生”，在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后，会是什么
模样。自然，小说终归是小说，与现实的人不能等同。
京都四月的一天，春日融融，满城飞絮。之川兄带路，我们敲开
了公寓三楼行公的家门。开门的是他的一个亲戚，随即行公也从书房
走了出来。一米七以上的个头，清瘦，但很硬朗，背脊挺得很直，不
像年届九旬的老人。行公很随和，让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后，自己在对
面一张老式四方餐桌旁坐下。我这才注意到，老人不是那类宽脑门、
大秃顶的智者形象，眼睛很小，看人时似乎特别专注，脸上布满细密
的皱纹，板刷式的灰白平头，让人觉得平易可亲。一身蓝布中山装，
一双黑色斜纹布鞋，朴素得就像一位退休工人。
如果拂去时间的烟尘，我们可以想象，眼前的这位老人，在过去
的革命年代，作为一个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原型，经历了怎样的炼
狱般的磨难。但就在这种磨难中，老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将他的喜怒
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与观照之中，先后写出了
《文言津逮》《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诗词读写丛
话》《顺生论》《说梦楼谈屑》等数百万言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这需
要化解生活的勇气，以求得心灵的平衡与内在的和谐，而把持这种平
衡与和谐，又该需要怎样不凡的精神定力？
之川兄见我作深思状，于是说明来意。我知道现在不是深思感慨
的时候，也就直奔主题，问行公手头有没有新作。行公摇摇头，连声
说没有。我不甘心，“给您出一部自选集如何？”还是摇头，“选集
文集都出了，再出，人家要骂我这个老头子到处骗钱了。”之川兄在
一旁敲边鼓：“给您编一部专谈古籍的本子，还是很有价值的。”行
公不好拂他的意，“以后再说吧。”我知道没戏了，于是碰了碰之川
兄，想采取迂回战术。之川兄会意，看了看墙上的钟，对行公说：
“我们下楼去喝几盅？”行公赞同。三缺一，于是喊上楼上的李君，
由行公亲自打电话。打完电话，行公从卧室取了帽子，围上围巾，在
将围巾一端抛向脖子后面的同时，喊一声“喝酒去”。看得出，行公
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很高。
一行四人，走进一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店主很热情，因为行
公是这里的常客。落座后才知道，行公曾在此宴请启功先生，一桌饭
吃了一百五十元。
行公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盛赞“芝麻花”的朴厚实惠，发表在《
北京日报》上，一时传为美谈。听说不乏慕名而至者，使这家不起眼
的小店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说到饭店，行公不无幽默地说“你在北京饭店吃饭，完了能将饭
店带回家么？”普通的一句话，让人咂摸半天。之川兄请行公点菜，
行公也不推辞，点了简单的几样。之川兄知道这些菜不合我这个湖南
人口味，建议他再点几样，行公说：
“够了，不要浪费。”早就听之川兄说过，行公是性情中人，每
次到社里，总要喊上几个年轻人喝一顿，四菜一汤，绝不铺张。不论
社会风气怎样变化，老人始终恪守着节俭的本色。我就亲眼见他将掉
在桌上的豆腐丝挟起，缓缓地送入口中。
我试图将眼前这位农民式的传统老人和受过五四新思想薰陶、至
今仍具有强烈科学民主意识的文化大师统一起来。而事实上，行公就
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有着新的思维方法的老人。谈到国事，他说不
能寄希望于一两个好领导，而要靠完善的法治制度。中国古代不是没
有好皇帝，但概率太低，靠不住。因为人作为动物，在其本质中可怕
地潜伏着一种叫做贪婪的毒汁，而只要有可能，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君，
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有效地监督掌权者，
扼制腐败与残暴的滋生。行公生于帝制，长于忧患，饱历沧桑，他渴
望国家安宁，百姓殷实。而对中国历史上政权的更迭，亦以此民本思
想为其评判的准则。我就见他正色敛容地说：“朱明王朝有什么好，
饿死那么多人，不亡才怪呢。”显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
历史积蕴，使行公脱去了某些观念的桎梏，而开放与激进，则丝毫不
比年轻人逊色。从行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
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
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自由
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行公的言谈和他的许多文章一致，我们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的忧患意识。行公即将出版的《流年
碎影》一书，据李君说，有许多精彩的篇章。行公为文，遵循“不宜
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
我相信这是一部说真话的书。88岁的高龄，功名利禄都成过眼烟云，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李君在席间调侃，要行公说说他和杨沫的过去。行公坦然一笑，
说：“夫妻关系有什么好说的，就那么回事。”谈到与杨沫的分手，
行公说：“我和她的差别，是‘信’与‘疑’之别，她信我疑。”据
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找到行公，要他揭发杨沫。行公十分认真地
说：“杨沫比我革命。”令小将们失望而去。历史就是这样一位嘲弄
者，常常让人尴尬不已。其实，读书之于革命，即使在当时也不应是
对立的。读书人可以投身革命，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必须从书本中
寻求理论武器。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信仰革命，就好像
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佛教徒一样。用一种思想去统一全体社会成
员的思想，并采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来清除异教徒，这当然是最简单、
最切用的统治术，然而当阳光只剩下一种颜色，世界上只拥有一种声
音的时候，这个星球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
确有这么一批学者，他们不热心功名政治，而视学术为生命。王国维、
陈寅恪、沈从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
读书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存方式，社会应该充分理解并尊重
他们的前途选择，为他们施展才学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点，现在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几个后生在那里慷慨激昂，行公则静静地听着，时而呷一口
酒，慢慢地品味，仿佛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雨，都被他浓缩到了这杯
酒里，是苦是辣，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他淡淡地一笑，是对后学无
知的宽容？还是历经沧桑，化解了生之疲倦，抛弃了所有语言形式之
后的一种轻松？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张密布细纹的脸，因酒精的烧灼而开始微红，渐渐变得生动起
来。
行公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也不乏奖掖后进、成人之美的古道热肠。
一次，有个年轻读者买了金克木先生的著作，想请他签名，但又怕他
的耿介脾气，于是找到行公。行公二话不说，带着他上了金府。果然
不出所料，金先生一看来头，连连摇头说：“不签不签。”行公将钢
笔往他手中一塞，说：“签！”金先生无奈，只得签了。谁要他们都
是名人雅士呢。又一次，一位女青年想求启功先生的字，苦于无门，
找到行公，行公带她径上启先生家。启先生见是行公的客人，善心大
发，挥毫泼墨，写了一张又一张，乐得那位女青年直拍手。其实，行
公于金石书画，亦颇具见识，他的书法，能自成一格。我在席间冒昧
向行公索字，行公不以为忤，满口答应，过了不久就给我写好寄来了。
听说行公在办公室专门备有一套文房四宝，过一段时间就去那里写一
阵，以偿还各地忘年朋友的字债。
俗话说，老小老小，人老了，一切都看过了、经历过了，一切都
变得不再重要，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老人
是寂寞的，而当他从与年轻人的交往中获得精神慰藉，获得春风沉醉
般安详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平湖秋月般的心境，获得了新的生命激情
和灵感，其创作也就进入到新的一轮勃发，与生命的律动交相辉映。
白云苍狗，逝者如斯，行公无愧于天道，近年除完成了回想录《流年
碎影》外，还不时在《随笔》等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也就不时有集子问世。
他的文章虽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
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
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老人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
运的热切关注。
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更能引发读者
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我想，这恐怕就是行公的文章一印再印，
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吧。
一瓶北京醇渐渐见底，而菜却还剩下一些。行公叫来服务小姐，
要了一只快餐盒，打好包，交给李君。李君显然已熟知行公的为人，
也就坦然接在手中。
之川兄买了单，我们一行四人出了店门。因了前面提到的原因，
我回头又看了看这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和那些以“帝、王、富、
豪”命名的高堂大酒家相比，实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突然明白，
行公之所以对这家小店情有独钟，不就是为了得到普通百姓那份真实
的感觉么？而两位文化大师在这家普通小店的胜会，又是怎样地具有
了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转过身来，望
着已走在前面的行公，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大脑也迅速作出定位：一
位真诚的学者兼作家，一个普通而真实的老人。
张中行：晨光
习见之景，用自己的心灵之秤衡量，像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量很大，殆等于视而不见，例俯拾即是，近如室内的桌椅，远如版块状的林立高楼，等等，都是；另一类量不大，入目，不只见，而且会随来这样那样的情思，例也可以找到一些，其中排在首位的，专说我的一己之私，是晨光。
晨光指东方发白到太阳浮出地面那一段时间目所见的大景观。这景观有变化。以年为背景，冬夏差别最大，冬，晨光来得晚；夏，晨光来得早。以月为背景，月的有无、圆缺、位置，日日不同。一日，以起床早晚为背景，早，有稀疏的星光闪烁，晚，星就隐去。总之，都是晨光，也就都能引起这样那样的情思。情思，无形，以佛家所说五蕴的“识”来捉，也是恍兮惚兮，何况还有这样那样的杂乱，怎么说呢？不得已，只好用以事系情之法，主要说事。事与晨光的关系，也苦于多而不很清晰，挑挑拣拣，想只说两类，哲理的，家常的；家常的还可以分为两种，总起来就成为三种。
先说哲理的，是由辨析逻辑的归纳法来。我当年未疯学疯，念穆勒，念休姆，念罗素，才知道围绕着归纳法，也可以提出疑问。穆勒的疑问是枝节的，他在所作《逻辑系统》里说，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事例可以推出正确的归纳判断，什么样的事例不能，他就是最聪明的人。这样说，他是承认自己还办不到，但至少是理论上，也可能办到。可是到休姆和罗素手里，疑问就成为根本的，那是：归纳判断的可靠，要以自然齐一（永远如此运行，不变）为条件；何以知自然是齐一的？由于信赖归纳判断（赵大、钱二、孙三、李四都死，所以人都要死，等等，由部分如何推断整体如何），这就成为连环保，其结果必是都靠不住。记得他们还以明天太阳一定出来为例，也说是来于归纳判断，并非绝对可靠。这使我的思绪变为哲理和家常两半。
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家常，如傍晚，我从众到奶站去取牛奶，因为不疑惑明天必来，就还要吃牛奶。问题是还有那万分之一，通常是早起，忽然瞥见晨光的时候，哲理就闯进来，像是电光一闪，引来感慨万千。
这感慨，化为疑问是()，难道我们的宇宙真是规规矩矩，可以永远托靠的吗？如果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感谢吧？感谢谁呢？可惜我们不能知道。就这样，我常是始于怀疑，终慨叹，慨叹存在的神秘，己身的微弱。 《；再说家常的，先前一种。事非一，只说一次印象最深的。还是二卡《年代后期，在通县念师范的时候，照例于旧腊月中旬放假，回家乡年。其时还未改革升放，过年是大事，也是乐事，闲中忙，要买这个买簿j。个，贴这个贴那个，还要听鞭炮声，“今年元夜时”追花会，看红男绿女蒸’语云，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开学的日期近了，只得准备走。只有京公路上有长途汽车，最近的河西务站离家三十里，要九时以前赶驴代步，起程就必须在六时以前。起程了'照例是借西邻王家的呼之为韩大叔的长工送。天很黑，出村，几乎对面不见人。走出六・到村名大新庄的南侧吧，韩大叔牵着驴在前面走，我步行跟着，名得昏暗的程度稍减。我停住，转身，看到东方露出一线微明。
由衬，参照新学来的一点点天文地理知识，用目光远扫上下左右，到脚下，清楚感到，原来我们置身于其上的大地，真是个飘动的I它在向日光那一方转动，无知觉，无目的。我呢，与它相比，太渺，也在动，却有知觉，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明天，因不知道明样而惶惑。就这样，村野的晨光曾经使我感到人生的渺茫。
接着说家常的后一种。想哲理，慨叹人生，都是远水不解近如列子御风而行，虽然“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还是不得不返。
样，虽然也曾心逐白云而飞往天边，但天边是不能起火做饭的，于是不得不敛翅落地，仍然公则阿弥陀佛，私则柴米油盐。而一晃就到了庄子所谓“佚我以老”的时期。佚是好的理想，但能佚要有条件，专说主观方面，低级的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高级的是“回坐忘()矣”。这些可意的造诣，我都做不到，于是也就只好安于不佚。佚的反面是忙，忙什么呢？只说一种唯心而最放不下的，是感到枯寂，说具体些是心情有如行沙漠中，渴望遇到绿洲芳草。记得是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人是日有所思，不得，夜就有所梦。庄子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我不是真人，多有所思，所以入睡必有梦。遗憾的是，梦经常是杂乱的，远离现实的，也就大多是不可意的。我很希望有个可意的“犹恐相逢是梦中”的梦。而有那么一次，我就真人了这样一个梦，真切，细致，简直是梦的现实，使我惊异。可惜的是，和往常一样，梦断之后，情境就成为像是同样迷离恍惚；只记得当时想诌韵语抒情怀，苦思不得，只好略改贺方回句，默诵云：“凌波一过横塘路，渐目送芳尘去。”就是这次梦断之后，我早起出门，望见几颗疏星闪烁的晨光，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因为确认，在这样的晨光的映照之下，我的生活还不少温暖，并且，今天之后一定还有明天。有明天，我就期待着看明天的晨光，接受明天的温暖。
张中行散文精选三篇
张中行散文平实朴拙、散淡冲荡，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记人，他勾魂摄魄，写出人物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状物，他机智洒脱，常发出智慧之音;言理，他冷静超脱，化高深的学理为平实的意识，充满哲学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宁静邃远之美。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派,行文流畅,文笔精妙,较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水平与艺术素养。
《义务和善念》
目的，玄远，搞不清，或说鞭长莫及，我们只好缩小范围，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么样生活才好，才对;或者说，就一个人说，未来的路像是很多，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这太繁杂，不好说，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转为道德哲学的问题，是：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什么为最根本的标准?这答案，在古今中外贤哲的言论中也是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综合为两类，曰“义”，曰“利”。先说义。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只有合于义的行为才是善的，对的。历代道德哲学家，或不成家而也谈论这类问题的人，甚至常人，自觉或不自觉，几乎都可以算作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证);自然，说到实行，至少有相当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就理的方面说，以义为评价行为的标准，问题也不少，只说重大的。一是根基相当渺茫。义好，对，不义不好，不对，谁规定的?古人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虚无缥缈，难知，尤其难证。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诸己，说是内心有良知良能。可是这同天命一样，也是虚无缥缈，难知难证。而且不只如此，我们找它，它却常常和人欲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大失所望。总之，以义为有大价值，像是很应该，却有缺陷，是难于找到它的娘家。以人为喻，没有根，取得信赖就很难。二，穷理要追根，而义常常像是背后还有什么。以日常生活为例，遇见自寻短见的，救是违反被救人的意愿的，可是通常说是义，为什么?因为都直觉地认为，生比死好。又如撒谎是不义，可是医生向垂危病人说病状，却照例要撒谎，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可见我们所谓义的行为，都有所为;有所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义，作为价值观念，有时是浮动的，异时异地且不说，严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买卖双方，大至交战双方，义的所指总是冲突的。事同而评价异，义的实在性也就成问题了。
《快乐与众乐主义》
上面说到生比死好，苦少比苦多好，这就理说是由义跳到利。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可以不用利，而用道德哲学中习用的说法：生活现象虽然多到无限，而所求不过是快乐(偏于心理学的说法);或者说，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能否去苦得乐为标准(偏于道德哲学的说法)。与行义相比，这种求乐的想法也许更接近常识。当然，问题也不少。
一是乐与义有时候冲突(小如酗酒，大如吸食毒品)，怎么办?二，乐与品德像是没有血肉联系。没有联系，它就有可能被赶到道德规律之外，还会有道德规律之外的评价行为的标准吗?三，乐有人己之间未必协调的问题，如争夺心爱之人或物就是这样，甲乐则乙苦，甲苦则乙乐，怎么办?边沁主义就是想解决这最后一种困难，它把乐的范围扩大，说道德哲学所谓善，应该指能够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的行为。这样，乐在人己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就可以用计量的办法来解决(自然还难免有算不准的问题)。边沁这种想法，过去称之为功利主义，其实也是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不若与众。”(《梁惠王下》)可以称之为“众乐主义”。
众乐主义是“量”的原则的扩大：一方面，就己身说，一分乐不如两分乐，两分乐不如三分乐;另一方面，就社会说也是这样。兼及社会，肯定了利他，可以使道德规律找到更稳固的基石。可是以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终归是，就己身说容易圆通，因为有“实感”为证;推到己身以外，找理由就不容易，因为没有实感为证，尤其是人己苦乐不能协调的时候。此外还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四，量的原则难得普遍实用，因为有许多事是虽乐而不当做。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是边沁主义者，也承认快乐有高下之分。常识也是这样看，如平时，赌博与读诗之间，乱时，整人与宽大之间，绝大多数人认为前者卑下而后者高尚。可是这样一来，量的原则就不得不同质的原则平分秋色，作为评价的原则，允许平分秋色，它就完了。五，还是就常识说，人的日常活动，有不少显然与求乐无关，小的，如挤向前看车祸，大的，如已经苦于不能教养还要生育，等等，都属于此类。有不求乐的行为，而且为数不小，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推想，人生活动的种种花样，如果有动力，或说有所求，这动力或所求，也许是比快乐更为根本的什么。
《目的难证》
上面曾说到“目的”，人生有没有目的?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宏观世界为背景，像是不能给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现象，如何来，正在摸索;如何去，连摸索也谈不到。“人为万物之灵”，这是出于“人”之口的话;如果出于“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虑，目的是途程中的最远点，指定者应该是人以外的什么。古人设想是“天”，或说“上帝”，或说“神”，不管怎么称谓，都是性格远远超过人的什么，或说至上的什么。可是这“什么”是设想的，或说是由人能造许多物品推想的，证明其为有很难。退一步说，即使勉强以不能无中生有为理由，向一级地推出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个逻辑问题，这“什么”的上面应该还有什么，因为无中不能生有。这是说，在我们的知识系统里，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认有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有许多现象也显然与这种设想不能协调。
如一，目的应该是可取的，力求达到的，既然全能，为什么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应该是反善的，可是世间分明有不少恶，这怎么解释?三，还是说世间，根据地质学家的考证，有不少生物曾经盛极一时，可是灭绝了，这也是目的中应有的事吗?四，即以日常杂事而论，吸纸烟，打麻将，以及夫妻吵架，飞机失事，等等，说都是预定的趋向某远点的应有的阶段，就更不能取信于人了。其实，设想有目的，性质不过是小生意想赚大钱，自我膨胀。常说的“活得有意义”，“这辈子没白来”，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等等，也是这种奢望的表现。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处，或有大用处，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满足与事实如此是两回事。这引来的问题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没有。
目的，玄远，搞不清，或说鞭长莫及，我们只好缩小范围，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么样生活才好，才对;或者说，就一个人说，未来的路像是很多，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这太繁杂，不好说，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转为道德哲学的问题，是：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什么为最根本的标准?这答案，在古今中外贤哲的言论中也是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综合为两类，曰“义”，曰“利”。先说义。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只有合于义的行为才是善的，对的。历代道德哲学家，或不成家而也谈论这类问题的人，甚至常人，自觉或不自觉，几乎都可以算作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证);自然，说到实行，至少有相当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就理的方面说，以义为评价行为的标准，问题也不少，只说重大的。一是根基相当渺茫。义好，对，不义不好，不对，谁规定的?古人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虚无缥缈，难知，尤其难证。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诸己，说是内心有良知良能。可是这同天命一样，也是虚无缥缈，难知难证。而且不只如此，我们找它，它却常常和人欲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大失所望。总之，以义为有大价值，像是很应该，却有缺陷，是难于找到它的娘家。以人为喻，没有根，取得信赖就很难。二，穷理要追根，而义常常像是背后还有什么。以日常生活为例，遇见自寻短见的，救是违反被救人的意愿的，可是通常说是义，为什么?因为都直觉地认为，生比死好。又如撒谎是不义，可是医生向垂危病人说病状，却照例要撒谎，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可见我们所谓义的行为，都有所为;有所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义，作为价值观念，有时是浮动的，异时异地且不说，严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买卖双方，大至交战双方，义的所指总是冲突的。事同而评价异，义的实在性也就成问题了。
上面曾说到“目的”，人生有没有目的?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宏观世界为背景，像是不能给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现象，如何来，正在摸索;如何去，连摸索也谈不到。“人为万物之灵”，这是出于“人”之口的话;如果出于“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虑，目的是途程中的最远点，指定者应该是人以外的什么。古人设想是“天”，或说“上帝”，或说“神”，不管怎么称谓，都是性格远远超过人的什么，或说至上的什么。可是这“什么”是设想的，或说是由人能造许多物品推想的，证明其为有很难。退一步说，即使勉强以不能无中生有为理由，向一级地推出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个逻辑问题，这“什么”的上面应该还有什么，因为无中不能生有。这是说，在我们的知识系统里，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认有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有许多现象也显然与这种设想不能协调。
如一，目的应该是可取的，力求达到的，既然全能，为什么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应该是反善的，可是世间分明有不少恶，这怎么解释?三，还是说世间，根据地质学家的考证，有不少生物曾经盛极一时，可是灭绝了，这也是目的中应有的事吗?四，即以日常杂事而论，吸纸烟，打麻将，以及夫妻吵架，飞机失事，等等，说都是预定的趋向某远点的应有的阶段，就更不能取信于人了。其实，设想有目的，性质不过是小生意想赚大钱，自我膨胀。常说的“活得有意义”，“这辈子没白来”，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等等，也是这种奢望的表现。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处，或有大用处，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满足与事实如此是两回事。这引来的问题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没有。
上面说到生比死好，苦少比苦多好，这就理说是由义跳到利。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可以不用利，而用道德哲学中习用的说法：生活现象虽然多到无限，而所求不过是快乐(偏于心理学的说法);或者说，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能否去苦得乐为标准(偏于道德哲学的说法)。与行义相比，这种求乐的想法也许更接近常识。当然，问题也不少。
一是乐与义有时候冲突(小如酗酒，大如吸毒)，怎么办?二，乐与品德像是没有血肉联系。没有联系，它就有可能被赶到道德规律之外，还会有道德规律之外的评价行为的标准吗?三，乐有人己之间未必协调的问题，如争夺心爱之人或物就是这样，甲乐则乙苦，甲苦则乙乐，怎么办?边沁主义就是想解决这最后一种困难，它把乐的范围扩大，说道德哲学所谓善，应该指能够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的行为。这样，乐在人己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就可以用计量的办法来解决(自然还难免有算不准的问题)。边沁这种想法，过去称之为功利主义，其实也是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不若与众。”(《梁惠王下》)可以称之为“众乐主义”。
众乐主义是“量”的原则的扩大：一方面，就己身说，一分乐不如两分乐，两分乐不如三分乐;另一方面，就社会说也是这样。兼及社会，肯定了利他，可以使道德规律找到更稳固的基石。可是以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终归是，就己身说容易圆通，因为有“实感”为证;推到己身以外，找理由就不容易，因为没有实感为证，尤其是人己苦乐不能协调的时候。此外还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四，量的原则难得普遍实用，因为有许多事是虽乐而不当做。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是边沁主义者，也承认快乐有高下之分。常识也是这样看，如平时，赌博与读诗之间，乱时，整人与宽大之间，绝大多数人认为前者卑下而后者高尚。可是这样一来，量的原则就不得不同质的原则平分秋色，作为评价的原则，允许平分秋色，它就完了。五，还是就常识说，人的日常活动，有不少显然与求乐无关，小的，如挤向前看车祸，大的，如已经苦于不能教养还要生育，等等，都属于此类。有不求乐的行为，而且为数不小，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推想，人生活动的种种花样，如果有动力，或说有所求，这动力或所求，也许是比快乐更为根本的什么。
五年级随笔集
有些事情想做的，
就要勇敢的去做。
不要在乎结果如何，
重要的'是享受过程。
不要待长大后才后悔，
说如果当初我怎样做了，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
这正是我最害怕的一点，
梦的舞台永远会因你而更精彩，
因你的梦而等待你的到来。
输了想哭泣，
不管泪水的宝贵，
卧在被窝里大哭一场。
或许直爽一点，
输了就输了。
何必哭泣呢？
就当是一个恶梦。
泪水流露，
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请好好的珍惜你的泪水。
每个孩子都是世界上的唯一的，
绝不会再有第二个。
都是世界的未来。
需要的是长辈们的关心和鼓励，
而不是更多的责骂和批评。
有些事，我们明知道是错的，也要去坚持，因为不甘心;有些人，我们明知道是爱的，也要去放弃，因为没结局;有时候，我们明知道没路了，却还在前行，因为习惯了。
以为蒙上了眼睛，就可以看不见这个世界;以为捂住了耳朵，就可以听不到所有的烦恼;以为脚步停了下来，心就可以不再远行;以为我需要的爱情，只是一个拥抱。
那些已经犯过的错误，有一些是因为来不及，有一些是因为刻意躲避，更多的时候是茫然地站到了一边。我们就这样错了一次又一次，却从不晓得从中汲取教训，做一些反省。
你不知道我在想你，是因为你不爱我，我明明知道你不想我，却还爱你，是因为我太傻。也许有时候，逃避不是因为害怕去面对什么，而是在等待什么。
正午过后，阳光依旧灿烂，一树一树的桂花开了。如果随便把一朵放在眼前，你都可以闻到精致的花瓣里隐隐跃动的香气是那样的迷人，触手可及。蝴蝶在花与花的间隙里游出来。透明的羽翼悬在秋天的骨节上……
寻着花香而来，在最好的时光里寻找一生一世的爱情——因为一朵花就职一只蝴蝶的今生。
这们的下午，用心倾听，你可以看见流动的日子像老式的水车，木制的轮子滑过缎子般的水面，是那样一种漫不经心……时间的花就这样开在华丽的水纹里，长盛不衰。流年和背影因此被一遍一遍洗涤干净。幻化成怀想的容颜和经的的影子。
秋天是人生的下午茶。
到了秋天，喧嚣的岁月已经宁静下来。变得和蔼可亲。彼时，安详心灵更像一件晾在窗台外面尚未干透的衣裳，秋风抚过，不露声色，却怀藏着青春的体温和梦想。
在那么那么静谧的柔软里，我们想去再次抚摸那棵开花的树，或者坐进时光里想象……
其实，一生仅有一次花开的时间。一个人就是一只蝴蝶，一直在寻找自己前世今生的爱情。也许我们刚刚出发，也许我们正在来的路上。
宁静的湖泊，无一点嘈杂，此番美景唯秋天才能观赏到。缓缓流进的湖水不掀起一点波澜，柔和的暖光普照着大地，也使湖面泛起白光。流动的湖水软绵绵的，清爽也十分平静，偶尔掉落的枯叶轻轻触击着水面，荡起小小的涟漪，后似一帆金黄色小船一般，浮在祥和的水面上。秋季的湖水不似春时的朝气，不似夏时的奔腾不息，也不似冬时的冰冷无情，它是沉稳的，它是平静的，它是与秋一样略带伤感，带着苦涩味道的，秋赋予了它悲伤，抹去了它的野性，它的冷酷，它变得通晓人情世故更加平静和伤感。四季，它总在不停的变化性格，可秋的它格外使人触景生情。
月色很美，星星挂在天边，一轮明月透过窗户在卧室的墙上留下一个倩影，我抬头望向玉盘，用不着像诗仙那样思念故乡，我本在故乡温暖怀抱之中。青蛙和一些不知名的昆虫奏着交响乐，很满足，不知在什么时候睡着了。朦胧中，仿佛看到一个人正透过虚掩的门向里张望，耳畔依稀听到轻轻地脚步声，有一个人走了进来，她替我盖好被子，又蹑手蹑脚地退出去，我感觉额头享受到一个属于妈妈的轻吻。亲情是一股轻柔的暖流，流进爱的河流之中，溅起层层涟漪，跃动着光，闪着金色，散发出幸福的温暖光芒。
幸福如此简单，为何不捡拾?
转眼流逝的十五年，花样年华沉淀了我心中的那份幸福，幸福近在咫尺，幸福很简单，张开双臂，拥抱幸福，捡拾幸福。
早晚的体育运动，给身心很多快乐！感觉真好，在运动中，找回许多美好的东西。如一个退休的医生球友所说，只要做好三个方面：营养、运动、心态，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是的，这三条一定要做好，而自己的这些年，做得太不好，尤其是心态，好在现在明白也不晚，一定要有毅力，一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女儿去看她表姐，送她去车站，虽然我没去，但那份关爱也在女儿那里一并带去。与女儿在一起，很多时候，妈妈的感觉，女儿认为是OUT，也可能是真的那样吧。一个人的思维是无法改变的。 送走女儿，特意买礼物，去看一个生病的同事。
来到这所学校，除同教材同事外，李老师是最早接触我的，来这所学校的九年时里，她给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心里对她很感激。女人到四十五左右，总是有一个过度期吧，生病的机率太大。
这个暑假，去看过表姐，今天又再一次去看李老师，因为在春天里她因为喉部已经做过一个手术，这次又在腹部做一个手术，一年里，两个手术，够身体吃得消的。哎，人，尤其是女人，总是要受很多磨难的。陪她聊聊天，但愿她的心情达到最好的境界，早点恢复好，再次在羽毛球场上做我的老师。
下午，进修时的同学，也是我所有经历磨难时，帮我度过难关的她，开车带我去地里，把我种的西瓜，纯天然，原生态的，因为既没打过药，也没打过杈，没压过，更不用说抹药，种下种子之后，除给它拔草之外，没动过它。虽然结的不多，也可能不如别人的好看，甜，但它绝
对环保，吃着绝对放心，所以我把它们都送给我的好同学。种近两年的地，就是种点吃的东西，让我的好同学分享，让我心里感觉到无限的快乐。因为这里面有我对她的友爱，有我对她们的感激，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她们给予我太多，尤其是这些年，我能回报她们的太少。感谢这纯真的美好。
生活真的很美好，此生收获真的很多。快乐的度过每一天，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有一个好的心态，才能让自己的亲人放心，才能让自己的亲人少些牵挂，多些宽慰！
记得魏书生说过，一个人的贡献就是：你一生的付出所收获的物质与精神上财富，减去你享受的，剩下的就是人生的意义。我很平庸，创造的不多，所以一定要少享受一些，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让自己给别人多留下点什么。
快乐的过每一天，让这种心态，伴我们每一天！
公司很远，所以跟某老总说今天的饭局可不可以不参加，某老总说当然可以，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日本人也表示这种情况在日本是很常见的，况且我们这还有一个翻译，日本人也自己带来翻译。可谁知道这次的不参加造成今后什么事情都不让我参与，起初开会的时候还叫上我，但是晚上某老总就主动并很热情的跟我说让我早点回家，一个人晚上回去路上不安全。
我其实心里已经明白，本来就觉得我是多余的，借着上次的机会正好把我彻底排出来，因为另一个翻译是某老总的手下，我在另一个老总手下工作，所以某老总是比较中意自己部下的。可是我的直接上司却没有意思培养我，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上司的不满。
我一直以为我的上司是没时间，或者说还没计划好如何对我进行培养。因为我刚来他对我可能也不太解。抱着这种心态过有两个月左右，我还是没有看到我的上司对我有什么建设进行的工作建议，或者对我下达工作任务。一直都是他手下一个小处长对我指手画脚的。当时我心里想，公司一口一个重视人才就是这么重视的吗？
心中非常的生气，来到这个公司非但什么都没学到，更是感觉自己之前的拿手本领一点用武之地都没有，慢慢的被淡化，我发现自己走下坡路。心里想怎么办好？
离职？我才刚来不可能离职，可是照这样下去，自己曾经的斗志在这种环境下会被慢慢吞噬掉的（后来真的应验我的这个担心）。还有一次我从侧面消息中得知，这几天我的直接上司见几次日本客户，中午的时候和他们有饭局，但是我的上司完全没有交上我，这是多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呀，为什么不叫上我？
为什么不对我进行培养？我一心一意的想在这里发展下去，为什么你要扼杀我的这个目标，为什么要阻挡我前进的道路？（我的上司也会一点点日语，是出于初级阶段的那种）有我在不是更号沟通吗？虽然人家带翻译。通过这件事让我对这个领导失望透，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 年底，我们部门有很多项目，公司会分给我们部门一些分红。
这个事情有事令我声望的一个点，是对领导的贪心，还有一些事情上处理的不够公平。我不知道这几个领导是怎么当的。过一阶段听说我们部门的一些处室涨工资，开始却没有我，我还是被蒙在鼓里的（其实这件事我是过大半年以后从一个同事口中听到的）。
我有很失望，本来我进来的时候工资就不高，一个人干着N个人的活，处长的工作也帮忙做，为什么涨工资的事情我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这是什么领导，就是这么重视人才的吗？心中更是生气，慢慢的产生一种不平衡。
之后与日本来往的邮件或者相关事宜都找另一个翻译，我连知道都不知道，我的直接上司受邀去日本也没有让我办理手续，也没有带我去。这个也许带我去不方便吧。
第二年9月份，公司组织部分员工去贵州旅游，本来我就没打算能有我的名字。因为这次是给直接接触生产的一线员工的福利，但是呢，另一个翻译的老总给他争取到这个出去旅游
的机会，而我的这个领导连问我都没问，人员名额都定下来，根本没把我列入候选名单中（虽然推荐我去我也不会去的）。这让我自尊心非常的受伤害。为什么？凭什么？我心中的这个怒火不断地在烧，心好累，在这里我到底是为什么而工作？（和其他几个同事谈心，他们也是这样被忽视过来的，都觉得反正给工资，就混着呗，也不正经工作，能推卸的就推卸掉）我不想和其他同事一样每天干着流水线一样的工作，没有意义，所以我决定辞职。
这些天一直在想这件事，在网上也找几家和我专业对口的职位，但仔细想想，现在还不能走，出于一种自私的心里（在这个公司别的没锻炼出来，自私倒是培养出来），我决定暂时不离开，因为我马上要结婚，出在这各阶段是不好找工作的，况且我在这个公司随出去的份子也不少，我的收回来。
张中行：聚讼礼赞
一九九六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如宿昔之准时，送到面前。照例要翻翻，而一翻就像是嗅到一种气味。什么气味？新时代希有，也就难于找个适当的词语来说明。不得已，到故纸堆里去找，而一找就找到个“聚讼”。娘家是《后汉书・鲁褒传》，原文是：
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
文是旧时代的，且过简，要如昔年之学习宝书，对坐谈体会。我的体会是，几个人凑在一起讨论古礼，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我的理解有问题，我说你的理解有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还是未能定于一尊。“笔不得下”之下没有话，这就如赵州和尚“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中之“无”，更值得谈体会。我的体会是，谁也不服谁，到饭时，只好各自回家，吃自己尊夫人做的炸酱面，待有机会再争。聚讼是人人说己之所信，而且敢争，如果先师俞平伯先生仍健在，见此奇事，岂不高呼应“礼赞”哉！俞先生往矣，“有事弟子服其劳”，我写。先说扣紧现在当下的主旨是，《文学自由谈》的这一期，气氛不是说教，而是吵架，我觉得很好。这是如坐在街头的某些闲人，恨不得眼前的行人打起来吗？曰，非也，而是有大道理在，这大道理，恕我不避浮夸()之嫌，是用老而昏的眼看，可以窥见一些“精神文明”。于吵架中见到精神文明，亦有说乎？曰有，而且不只一种。以下依次说说。
其一是，唯物论，如实，唯心论，存诚，就应该这样。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因而对于同一事物，看法不同，正是意中事。这所谓看法，是偏于评价的，如面对一位二八或三八甚至四八的佳人或“所谓”佳人，身高，有脱掉高跟量的尺寸为证，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至于美不美，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常常来于有所偏重，如甲说美，是由于两眼死盯桃花面，乙说不怎么样，是由于迷时装模特，而这位个儿不高。退一步说，所看为全面，还有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不同有更深的根，概括说是性相近而不尽同，后天的经历，或说教养，差别更大。所以不同是常态，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世间的有些事可以更鲜明地说明这种情况，举《史记》为例，古今推为大手笔，可是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宋苏辙，金王若虚，就说不好。人各有见，不放弃如实和存诚，就只好让张三说张三的，李四说李四的。
张中行：宇宙和人生
佛教，教义或佛理，来源于对人生（或世间）有某种看法，对人生问题有某种解决办法。因此，说禅，说佛教，有如寻长江、黄河的源头，不能不由人生说起。
人生是“一”，人生之道（包括看法和对待办法）是“多”。有一种道，在老庄眼里也许是最高的，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但这很不容易，即以老庄而论，赞颂“虚其心，实其腹”，赞颂，就是已经在比较、选择，也就是心里早已装了不少东西，并非虚其心，不识不知。这里的情况，正如郑板桥所说，是“难得糊涂”。不能糊涂，睁眼就会看见人生，闭眼就会为这样那样的人生问题所苦。如孔子就颇有这种心情，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回到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时期，至少就常态的人说，是办不到了。所以就只好接受现实，该看就看，该想就想。遗憾的是，有不少现象，简直想不明白；有不少问题，简直无法解决。一个最大的是人生的环境或基地，旧的说法是天地，新的说法是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弄不清楚。由有文献记录起，人们就在猜谜，阴阳五行，无极而太极，地水火风，上帝创世，等等，费了很大力，所得也许不值后来人一笑。笑人的后来人呢？所知显然多了，大的，由银河系到类星体，小的，由分子到基本粒子，外加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等等，可是，如果以彻底了解的要求为鹄的，究竟比阴阳五行之类前进了多少？像是只移动了一点点。我们住在“有”的世界里，“有”是怎么回事？甚至证明其为“有”，除了直观以外，我们也是想不出好办法。在这种地方，万不得已，我们还是只能接受或者可以称之为本能的信仰，我们既然已经“感”其为有，那就只好“信”其为有。
信为有，定了，接着会碰到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会“有”，不是“无”？有没有起因？如果有，这“因”或“最初”是什么？想到初，自然连带会想到“趋向”，向哪里？如果有所向，即传统所谓“天命”，是不是蕴涵着“目的”？目的，由“意志”的桥一跳，就会过渡到“生命”，与“人生”近()了，不可避免地又会引来一连串问题。
这一连串问题，因为接近，所以就更加迫切，甚至更加严重，而且就是以“个人自扫门前雪”为信条的人也躲不开。古今中外的贤哲，几乎都是不想躲。有的甚至追得很深远，如法国的笛卡尔，一疑再疑，最后对“我”的存在也起了疑心。左思右想，渴望证明其为有。最后还是借重左思右想，说：
“我思，故我在。”证明“我”不是虚假的，拍拍胸脯就是。这样证明，后来有人（如罗素）认为也是自己骗自己，因为“思”只能证明“思在”，“我”是偷偷跟进来的。我们是常人，可以不、甚至不应该这样走入思辨的奥境；那就还是借重于常识或本能的信仰，说，不管原因和证据是什么，“我”的确是存在。“我”有了稳固地位，与“我”有关的“人生”也就成为硬梆梆的现实。人生，与宇宙相比，虽然个头儿小得可怜，但它是家门之内的事，所谓休戚相关，因而就不能不引来更多的人的更深沉的思虑。
张中行：求转败为胜
阅报，知道邵燕祥先生又印了一本书，名《人生败笔》，收昔年写的学习心得、思想汇报、检讨、交代一类文章，据说竟有三十万字之多。专由性质方面看，这是一本奇书，很想找来看看。只是近年来我精力日下，很少出门，尤其不跑书店，间或翻翻书，都是守株待兔式，兔不来，纵使闻名而想看看，也只能徒唤奈何。幸而我也写过这类文章，确知如远年之多种颂圣文，只有历史价值而没有欣赏价值。或曰，你不欣赏，有人欣赏。想想，确是如此，比如专制帝王高坐在宝座之上，臣民跪在下方，自称奴才，高呼万岁，有人会感到难堪或肉麻，可是，至少那位坐在上面的，以及不只口，心也乐于当奴才的，必感到舒服，舒服，欣赏之更上一层楼也。这样，我的“没有欣赏价值”的判断就该缩小范围，说“有些人”会认为。仍嫌过于武断吗？那就再缩小，说“我”认为；还可以加上作者邵燕祥，因为他标明是败笔，而非胜笔。
目为败笔，除了人各有见的问题以外，还有时间问题，即如提出书中的某一篇，写的时候，邵燕祥先生也觉得是败笔吗？这样，时间问题就明朗化为真心抑假意问题。总是五六年以前了，我写了一篇小文《降表之类》，推想如果能把九字号的自骂的文章，如俞平伯先生的检讨、我的请罪辞之类，集为一册出版，必可畅销，大赚其钱。那所收是来自假意的，可惜是写的时候都不想藏之名山，集而出版就做不到了。要钦佩并感谢邵燕祥先生细心，这类文章，不管出自真心还是来于假意，写成都留底，藏之无名的箱箧，又幸而有三十年河西，能够印出来问世，使主要是年轻一代，昔日未能躬逢“伟大”的时代，参与请罪、写检讨的，今日跳交际舞、唱流行歌曲之余，翻开，不说欣赏，见识见识吧。
见识（动词），意思是温习历史。这有何用？可以请《韩诗外传》来作答，是：“前车覆而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用现在的话说是可以吸取教训。什么教训？不简单，只好分项说。
一，出于自己笔下，有这类文章，如果都是假意的，就可证自己曾经装胡涂，如果兼有真心的，就可证不只曾经装胡涂，而且曾经真胡涂。年轻一代，未能躬逢“伟大”，也就没写过这类文章的人呢，也可以“能近取譬”，想想自己如果早生几十年，会不会也随波逐流，大写其自骂八股，如果竟是未能免俗，就可证自己也会装胡涂加真胡涂。
二，胡涂，除了七品芝麻官郑板桥曾经认为难得以外，大概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吧？不愿意这样而竟至这样，有原因。原因之远者是醉心于乌托邦式的教义，然后化为行，不很久就形成个人迷信加不少人狂热的大环境。个人迷信的结果是某一人神化，一人上升为神，其下的凡人当然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检讨检讨再检讨。再说不少人的狂热，头脑发热而至于狂，就必致视献己身为无上光荣，杀异端（有些人只是无告）为天经地义。始于信，终于杀，所以其中蕴涵不少可怜和可怕。反事正用，成为教训，是与其迷信，不如“多闻阙疑”。
三，迷信来于少知，甚至无知。治少知或无知，药只有一种，是多吸收知识，并进一步，培养成为能够分辨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好坏等的见识（名词）。这就一个人说，不容易，就群体说，更不容易，因为自觉以外，仍是不能离开大环境。但药只此一种，也就不能不学习白娘子，舍命去盗仙草。改为说实况就是，讲治平之道，应该把提高人民的教养放在第一位，所求是人人能够有并敢于表示自己的所知，而不是长年背语录，写检讨。
四，在下者背语录，写检()讨，是因为在上者喜欢听别人背他的大作，喜欢看别人写的“君王明圣，臣罪当诛”式的文字，总而言之是喜欢也就要求在下者都成为驯服工具。都成为驯服工具，自己才可以“无法无天”。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嗜好吧？小人物，比如喜欢吃观音土，太怪了，可是关系不大。大人物就不同，如三武一宗不喜欢佛教，无数信佛的出家人就受了大苦。在这方面，孔孟希望君主是个善人，对小民有不忍之心，行仁政，由孟德斯鸠看虽不免有磕头主义之讥，退一步，人，对小民有不忍之心，行仁政，由孟德斯鸠看虽不免有磕头主义之讥，退一步，不得不接受“天降下民，作之君”，为小民的平安和幸福着想，还是颇有道理的。问题是在上者善不善，要碰运气，磕头主义是不能打保票的。
五，至此，形势是图穷而匕首见，我们总当想个办法，使在上者，不管是否为善人，只能做小民欢迎的事，不能做小民痛心的事。能和不能表示有某种限制，这限制从何处来？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制度”。这所知就送来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我们要的不应该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
六，最后还要说说，着文曾有败笔，盖棺前知为败笔，只此一知，形于言，就成为胜笔。何以能成为胜？因为已经确认败笔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都要不得。可惜的是，几十年来，花样繁多、主旨单一为喊万岁的败笔不少，而自承为败笔的则寥寥。时之为义大矣哉！大之下我想塞个小希望，是都向邵燕祥先生学习，知而形于言，以求转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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