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张中行：宇宙和人生（共含7篇），希望大家喜欢！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不是江湖小骗子”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张中行：宇宙和人生
佛教，教义或佛理，来源于对人生（或世间）有某种看法，对人生问题有某种解决办法。因此，说禅，说佛教，有如寻长江、黄河的源头，不能不由人生说起。
人生是“一”，人生之道（包括看法和对待办法）是“多”。有一种道，在老庄眼里也许是最高的，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但这很不容易，即以老庄而论，赞颂“虚其心，实其腹”，赞颂，就是已经在比较、选择，也就是心里早已装了不少东西，并非虚其心，不识不知。这里的情况，正如郑板桥所说，是“难得糊涂”。不能糊涂，睁眼就会看见人生，闭眼就会为这样那样的人生问题所苦。如孔子就颇有这种心情，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回到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时期，至少就常态的人说，是办不到了。所以就只好接受现实，该看就看，该想就想。遗憾的是，有不少现象，简直想不明白；有不少问题，简直无法解决。一个最大的是人生的环境或基地，旧的说法是天地，新的说法是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弄不清楚。由有文献记录起，人们就在猜谜，阴阳五行，无极而太极，地水火风，上帝创世，等等，费了很大力，所得也许不值后来人一笑。笑人的后来人呢？所知显然多了，大的，由银河系到类星体，小的，由分子到基本粒子，外加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等等，可是，如果以彻底了解的要求为鹄的，究竟比阴阳五行之类前进了多少？像是只移动了一点点。我们住在“有”的世界里，“有”是怎么回事？甚至证明其为“有”，除了直观以外，我们也是想不出好办法。在这种地方，万不得已，我们还是只能接受或者可以称之为本能的信仰，我们既然已经“感”其为有，那就只好“信”其为有。
信为有，定了，接着会碰到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会“有”，不是“无”？有没有起因？如果有，这“因”或“最初”是什么？想到初，自然连带会想到“趋向”，向哪里？如果有所向，即传统所谓“天命”，是不是蕴涵着“目的”？目的，由“意志”的桥一跳，就会过渡到“生命”，与“人生”近()了，不可避免地又会引来一连串问题。
这一连串问题，因为接近，所以就更加迫切，甚至更加严重，而且就是以“个人自扫门前雪”为信条的人也躲不开。古今中外的贤哲，几乎都是不想躲。有的甚至追得很深远，如法国的笛卡尔，一疑再疑，最后对“我”的存在也起了疑心。左思右想，渴望证明其为有。最后还是借重左思右想，说：
“我思，故我在。”证明“我”不是虚假的，拍拍胸脯就是。这样证明，后来有人（如罗素）认为也是自己骗自己，因为“思”只能证明“思在”，“我”是偷偷跟进来的。我们是常人，可以不、甚至不应该这样走入思辨的奥境；那就还是借重于常识或本能的信仰，说，不管原因和证据是什么，“我”的确是存在。“我”有了稳固地位，与“我”有关的“人生”也就成为硬梆梆的现实。人生，与宇宙相比，虽然个头儿小得可怜，但它是家门之内的事，所谓休戚相关，因而就不能不引来更多的人的更深沉的思虑。
张中行
张中行 19出生。河北香河人。著有散文集《负暄琐话》、《留梦集》，论著《顺生论》等。
近访张中行
因了朋友顾之川兄的缘故，得知张中行先生就住在马甸一栋高层
公寓楼中，离我住宿的北师大很近。况且我于春节前还曾得到过他的
签名本《说梦楼谈屑》，登门道谢，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便萌发了拜
访这位文化大师的念头。明人不说假话，我之想见行公（文化人对他
的尊称），除了编辑的职业敏感外，主要还是他身上那层神秘色彩。
我们这一代人，谁没有读过《青春之歌》？小说中那位热血女青年的
不凡经历，曾让无数青少年激动和感奋不已。而我倒想看看，小说中
那位爱钻故纸堆的“胡适门生”，在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后，会是什么
模样。自然，小说终归是小说，与现实的人不能等同。
京都四月的一天，春日融融，满城飞絮。之川兄带路，我们敲开
了公寓三楼行公的家门。开门的是他的一个亲戚，随即行公也从书房
走了出来。一米七以上的个头，清瘦，但很硬朗，背脊挺得很直，不
像年届九旬的老人。行公很随和，让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后，自己在对
面一张老式四方餐桌旁坐下。我这才注意到，老人不是那类宽脑门、
大秃顶的智者形象，眼睛很小，看人时似乎特别专注，脸上布满细密
的皱纹，板刷式的灰白平头，让人觉得平易可亲。一身蓝布中山装，
一双黑色斜纹布鞋，朴素得就像一位退休工人。
如果拂去时间的烟尘，我们可以想象，眼前的这位老人，在过去
的革命年代，作为一个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原型，经历了怎样的炼
狱般的磨难。但就在这种磨难中，老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将他的喜怒
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与观照之中，先后写出了
《文言津逮》《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诗词读写丛
话》《顺生论》《说梦楼谈屑》等数百万言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这需
要化解生活的勇气，以求得心灵的平衡与内在的和谐，而把持这种平
衡与和谐，又该需要怎样不凡的精神定力？
之川兄见我作深思状，于是说明来意。我知道现在不是深思感慨
的时候，也就直奔主题，问行公手头有没有新作。行公摇摇头，连声
说没有。我不甘心，“给您出一部自选集如何？”还是摇头，“选集
文集都出了，再出，人家要骂我这个老头子到处骗钱了。”之川兄在
一旁敲边鼓：“给您编一部专谈古籍的本子，还是很有价值的。”行
公不好拂他的意，“以后再说吧。”我知道没戏了，于是碰了碰之川
兄，想采取迂回战术。之川兄会意，看了看墙上的钟，对行公说：
“我们下楼去喝几盅？”行公赞同。三缺一，于是喊上楼上的李君，
由行公亲自打电话。打完电话，行公从卧室取了帽子，围上围巾，在
将围巾一端抛向脖子后面的同时，喊一声“喝酒去”。看得出，行公
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很高。
一行四人，走进一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店主很热情，因为行
公是这里的常客。落座后才知道，行公曾在此宴请启功先生，一桌饭
吃了一百五十元。
行公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盛赞“芝麻花”的朴厚实惠，发表在《
北京日报》上，一时传为美谈。听说不乏慕名而至者，使这家不起眼
的小店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说到饭店，行公不无幽默地说“你在北京饭店吃饭，完了能将饭
店带回家么？”普通的一句话，让人咂摸半天。之川兄请行公点菜，
行公也不推辞，点了简单的几样。之川兄知道这些菜不合我这个湖南
人口味，建议他再点几样，行公说：
“够了，不要浪费。”早就听之川兄说过，行公是性情中人，每
次到社里，总要喊上几个年轻人喝一顿，四菜一汤，绝不铺张。不论
社会风气怎样变化，老人始终恪守着节俭的本色。我就亲眼见他将掉
在桌上的豆腐丝挟起，缓缓地送入口中。
我试图将眼前这位农民式的传统老人和受过五四新思想薰陶、至
今仍具有强烈科学民主意识的文化大师统一起来。而事实上，行公就
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有着新的思维方法的老人。谈到国事，他说不
能寄希望于一两个好领导，而要靠完善的法治制度。中国古代不是没
有好皇帝，但概率太低，靠不住。因为人作为动物，在其本质中可怕
地潜伏着一种叫做贪婪的毒汁，而只要有可能，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君，
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有效地监督掌权者，
扼制腐败与残暴的滋生。行公生于帝制，长于忧患，饱历沧桑，他渴
望国家安宁，百姓殷实。而对中国历史上政权的更迭，亦以此民本思
想为其评判的准则。我就见他正色敛容地说：“朱明王朝有什么好，
饿死那么多人，不亡才怪呢。”显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
历史积蕴，使行公脱去了某些观念的桎梏，而开放与激进，则丝毫不
比年轻人逊色。从行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
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
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自由
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行公的言谈和他的许多文章一致，我们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的忧患意识。行公即将出版的《流年
碎影》一书，据李君说，有许多精彩的篇章。行公为文，遵循“不宜
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
我相信这是一部说真话的书。88岁的高龄，功名利禄都成过眼烟云，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李君在席间调侃，要行公说说他和杨沫的过去。行公坦然一笑，
说：“夫妻关系有什么好说的，就那么回事。”谈到与杨沫的分手，
行公说：“我和她的差别，是‘信’与‘疑’之别，她信我疑。”据
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找到行公，要他揭发杨沫。行公十分认真地
说：“杨沫比我革命。”令小将们失望而去。历史就是这样一位嘲弄
者，常常让人尴尬不已。其实，读书之于革命，即使在当时也不应是
对立的。读书人可以投身革命，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必须从书本中
寻求理论武器。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信仰革命，就好像
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佛教徒一样。用一种思想去统一全体社会成
员的思想，并采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来清除异教徒，这当然是最简单、
最切用的统治术，然而当阳光只剩下一种颜色，世界上只拥有一种声
音的时候，这个星球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
确有这么一批学者，他们不热心功名政治，而视学术为生命。王国维、
陈寅恪、沈从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
读书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存方式，社会应该充分理解并尊重
他们的前途选择，为他们施展才学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点，现在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几个后生在那里慷慨激昂，行公则静静地听着，时而呷一口
酒，慢慢地品味，仿佛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雨，都被他浓缩到了这杯
酒里，是苦是辣，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他淡淡地一笑，是对后学无
知的宽容？还是历经沧桑，化解了生之疲倦，抛弃了所有语言形式之
后的一种轻松？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张密布细纹的脸，因酒精的烧灼而开始微红，渐渐变得生动起
来。
行公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也不乏奖掖后进、成人之美的古道热肠。
一次，有个年轻读者买了金克木先生的著作，想请他签名，但又怕他
的耿介脾气，于是找到行公。行公二话不说，带着他上了金府。果然
不出所料，金先生一看来头，连连摇头说：“不签不签。”行公将钢
笔往他手中一塞，说：“签！”金先生无奈，只得签了。谁要他们都
是名人雅士呢。又一次，一位女青年想求启功先生的字，苦于无门，
找到行公，行公带她径上启先生家。启先生见是行公的客人，善心大
发，挥毫泼墨，写了一张又一张，乐得那位女青年直拍手。其实，行
公于金石书画，亦颇具见识，他的书法，能自成一格。我在席间冒昧
向行公索字，行公不以为忤，满口答应，过了不久就给我写好寄来了。
听说行公在办公室专门备有一套文房四宝，过一段时间就去那里写一
阵，以偿还各地忘年朋友的字债。
俗话说，老小老小，人老了，一切都看过了、经历过了，一切都
变得不再重要，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老人
是寂寞的，而当他从与年轻人的交往中获得精神慰藉，获得春风沉醉
般安详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平湖秋月般的心境，获得了新的生命激情
和灵感，其创作也就进入到新的一轮勃发，与生命的律动交相辉映。
白云苍狗，逝者如斯，行公无愧于天道，近年除完成了回想录《流年
碎影》外，还不时在《随笔》等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也就不时有集子问世。
他的文章虽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
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
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老人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
运的热切关注。
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更能引发读者
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我想，这恐怕就是行公的文章一印再印，
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吧。
一瓶北京醇渐渐见底，而菜却还剩下一些。行公叫来服务小姐，
要了一只快餐盒，打好包，交给李君。李君显然已熟知行公的为人，
也就坦然接在手中。
之川兄买了单，我们一行四人出了店门。因了前面提到的原因，
我回头又看了看这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和那些以“帝、王、富、
豪”命名的高堂大酒家相比，实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突然明白，
行公之所以对这家小店情有独钟，不就是为了得到普通百姓那份真实
的感觉么？而两位文化大师在这家普通小店的胜会，又是怎样地具有
了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转过身来，望
着已走在前面的行公，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大脑也迅速作出定位：一
位真诚的学者兼作家，一个普通而真实的老人。
张中行：晨光
习见之景，用自己的心灵之秤衡量，像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量很大，殆等于视而不见，例俯拾即是，近如室内的桌椅，远如版块状的林立高楼，等等，都是；另一类量不大，入目，不只见，而且会随来这样那样的情思，例也可以找到一些，其中排在首位的，专说我的一己之私，是晨光。
晨光指东方发白到太阳浮出地面那一段时间目所见的大景观。这景观有变化。以年为背景，冬夏差别最大，冬，晨光来得晚；夏，晨光来得早。以月为背景，月的有无、圆缺、位置，日日不同。一日，以起床早晚为背景，早，有稀疏的星光闪烁，晚，星就隐去。总之，都是晨光，也就都能引起这样那样的情思。情思，无形，以佛家所说五蕴的“识”来捉，也是恍兮惚兮，何况还有这样那样的杂乱，怎么说呢？不得已，只好用以事系情之法，主要说事。事与晨光的关系，也苦于多而不很清晰，挑挑拣拣，想只说两类，哲理的，家常的；家常的还可以分为两种，总起来就成为三种。
先说哲理的，是由辨析逻辑的归纳法来。我当年未疯学疯，念穆勒，念休姆，念罗素，才知道围绕着归纳法，也可以提出疑问。穆勒的疑问是枝节的，他在所作《逻辑系统》里说，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事例可以推出正确的归纳判断，什么样的事例不能，他就是最聪明的人。这样说，他是承认自己还办不到，但至少是理论上，也可能办到。可是到休姆和罗素手里，疑问就成为根本的，那是：归纳判断的可靠，要以自然齐一（永远如此运行，不变）为条件；何以知自然是齐一的？由于信赖归纳判断（赵大、钱二、孙三、李四都死，所以人都要死，等等，由部分如何推断整体如何），这就成为连环保，其结果必是都靠不住。记得他们还以明天太阳一定出来为例，也说是来于归纳判断，并非绝对可靠。这使我的思绪变为哲理和家常两半。
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家常，如傍晚，我从众到奶站去取牛奶，因为不疑惑明天必来，就还要吃牛奶。问题是还有那万分之一，通常是早起，忽然瞥见晨光的时候，哲理就闯进来，像是电光一闪，引来感慨万千。
这感慨，化为疑问是()，难道我们的宇宙真是规规矩矩，可以永远托靠的吗？如果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感谢吧？感谢谁呢？可惜我们不能知道。就这样，我常是始于怀疑，终慨叹，慨叹存在的神秘，己身的微弱。 《；再说家常的，先前一种。事非一，只说一次印象最深的。还是二卡《年代后期，在通县念师范的时候，照例于旧腊月中旬放假，回家乡年。其时还未改革升放，过年是大事，也是乐事，闲中忙，要买这个买簿j。个，贴这个贴那个，还要听鞭炮声，“今年元夜时”追花会，看红男绿女蒸’语云，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开学的日期近了，只得准备走。只有京公路上有长途汽车，最近的河西务站离家三十里，要九时以前赶驴代步，起程就必须在六时以前。起程了'照例是借西邻王家的呼之为韩大叔的长工送。天很黑，出村，几乎对面不见人。走出六・到村名大新庄的南侧吧，韩大叔牵着驴在前面走，我步行跟着，名得昏暗的程度稍减。我停住，转身，看到东方露出一线微明。
由衬，参照新学来的一点点天文地理知识，用目光远扫上下左右，到脚下，清楚感到，原来我们置身于其上的大地，真是个飘动的I它在向日光那一方转动，无知觉，无目的。我呢，与它相比，太渺，也在动，却有知觉，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明天，因不知道明样而惶惑。就这样，村野的晨光曾经使我感到人生的渺茫。
接着说家常的后一种。想哲理，慨叹人生，都是远水不解近如列子御风而行，虽然“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还是不得不返。
样，虽然也曾心逐白云而飞往天边，但天边是不能起火做饭的，于是不得不敛翅落地，仍然公则阿弥陀佛，私则柴米油盐。而一晃就到了庄子所谓“佚我以老”的时期。佚是好的理想，但能佚要有条件，专说主观方面，低级的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高级的是“回坐忘()矣”。这些可意的造诣，我都做不到，于是也就只好安于不佚。佚的反面是忙，忙什么呢？只说一种唯心而最放不下的，是感到枯寂，说具体些是心情有如行沙漠中，渴望遇到绿洲芳草。记得是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人是日有所思，不得，夜就有所梦。庄子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我不是真人，多有所思，所以入睡必有梦。遗憾的是，梦经常是杂乱的，远离现实的，也就大多是不可意的。我很希望有个可意的“犹恐相逢是梦中”的梦。而有那么一次，我就真人了这样一个梦，真切，细致，简直是梦的现实，使我惊异。可惜的是，和往常一样，梦断之后，情境就成为像是同样迷离恍惚；只记得当时想诌韵语抒情怀，苦思不得，只好略改贺方回句，默诵云：“凌波一过横塘路，渐目送芳尘去。”就是这次梦断之后，我早起出门，望见几颗疏星闪烁的晨光，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因为确认，在这样的晨光的映照之下，我的生活还不少温暖，并且，今天之后一定还有明天。有明天，我就期待着看明天的晨光，接受明天的温暖。
张中行散文精选三篇
张中行散文平实朴拙、散淡冲荡，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记人，他勾魂摄魄，写出人物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状物，他机智洒脱，常发出智慧之音;言理，他冷静超脱，化高深的学理为平实的意识，充满哲学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宁静邃远之美。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派,行文流畅,文笔精妙,较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水平与艺术素养。
《义务和善念》
目的，玄远，搞不清，或说鞭长莫及，我们只好缩小范围，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么样生活才好，才对;或者说，就一个人说，未来的路像是很多，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这太繁杂，不好说，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转为道德哲学的问题，是：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什么为最根本的标准?这答案，在古今中外贤哲的言论中也是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综合为两类，曰“义”，曰“利”。先说义。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只有合于义的行为才是善的，对的。历代道德哲学家，或不成家而也谈论这类问题的人，甚至常人，自觉或不自觉，几乎都可以算作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证);自然，说到实行，至少有相当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就理的方面说，以义为评价行为的标准，问题也不少，只说重大的。一是根基相当渺茫。义好，对，不义不好，不对，谁规定的?古人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虚无缥缈，难知，尤其难证。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诸己，说是内心有良知良能。可是这同天命一样，也是虚无缥缈，难知难证。而且不只如此，我们找它，它却常常和人欲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大失所望。总之，以义为有大价值，像是很应该，却有缺陷，是难于找到它的娘家。以人为喻，没有根，取得信赖就很难。二，穷理要追根，而义常常像是背后还有什么。以日常生活为例，遇见自寻短见的，救是违反被救人的意愿的，可是通常说是义，为什么?因为都直觉地认为，生比死好。又如撒谎是不义，可是医生向垂危病人说病状，却照例要撒谎，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可见我们所谓义的行为，都有所为;有所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义，作为价值观念，有时是浮动的，异时异地且不说，严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买卖双方，大至交战双方，义的所指总是冲突的。事同而评价异，义的实在性也就成问题了。
《快乐与众乐主义》
上面说到生比死好，苦少比苦多好，这就理说是由义跳到利。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可以不用利，而用道德哲学中习用的说法：生活现象虽然多到无限，而所求不过是快乐(偏于心理学的说法);或者说，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能否去苦得乐为标准(偏于道德哲学的说法)。与行义相比，这种求乐的想法也许更接近常识。当然，问题也不少。
一是乐与义有时候冲突(小如酗酒，大如吸食毒品)，怎么办?二，乐与品德像是没有血肉联系。没有联系，它就有可能被赶到道德规律之外，还会有道德规律之外的评价行为的标准吗?三，乐有人己之间未必协调的问题，如争夺心爱之人或物就是这样，甲乐则乙苦，甲苦则乙乐，怎么办?边沁主义就是想解决这最后一种困难，它把乐的范围扩大，说道德哲学所谓善，应该指能够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的行为。这样，乐在人己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就可以用计量的办法来解决(自然还难免有算不准的问题)。边沁这种想法，过去称之为功利主义，其实也是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不若与众。”(《梁惠王下》)可以称之为“众乐主义”。
众乐主义是“量”的原则的扩大：一方面，就己身说，一分乐不如两分乐，两分乐不如三分乐;另一方面，就社会说也是这样。兼及社会，肯定了利他，可以使道德规律找到更稳固的基石。可是以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终归是，就己身说容易圆通，因为有“实感”为证;推到己身以外，找理由就不容易，因为没有实感为证，尤其是人己苦乐不能协调的时候。此外还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四，量的原则难得普遍实用，因为有许多事是虽乐而不当做。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是边沁主义者，也承认快乐有高下之分。常识也是这样看，如平时，赌博与读诗之间，乱时，整人与宽大之间，绝大多数人认为前者卑下而后者高尚。可是这样一来，量的原则就不得不同质的原则平分秋色，作为评价的原则，允许平分秋色，它就完了。五，还是就常识说，人的日常活动，有不少显然与求乐无关，小的，如挤向前看车祸，大的，如已经苦于不能教养还要生育，等等，都属于此类。有不求乐的行为，而且为数不小，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推想，人生活动的种种花样，如果有动力，或说有所求，这动力或所求，也许是比快乐更为根本的什么。
《目的难证》
上面曾说到“目的”，人生有没有目的?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宏观世界为背景，像是不能给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现象，如何来，正在摸索;如何去，连摸索也谈不到。“人为万物之灵”，这是出于“人”之口的话;如果出于“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虑，目的是途程中的最远点，指定者应该是人以外的什么。古人设想是“天”，或说“上帝”，或说“神”，不管怎么称谓，都是性格远远超过人的什么，或说至上的什么。可是这“什么”是设想的，或说是由人能造许多物品推想的，证明其为有很难。退一步说，即使勉强以不能无中生有为理由，向一级地推出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个逻辑问题，这“什么”的上面应该还有什么，因为无中不能生有。这是说，在我们的知识系统里，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认有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有许多现象也显然与这种设想不能协调。
如一，目的应该是可取的，力求达到的，既然全能，为什么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应该是反善的，可是世间分明有不少恶，这怎么解释?三，还是说世间，根据地质学家的考证，有不少生物曾经盛极一时，可是灭绝了，这也是目的中应有的事吗?四，即以日常杂事而论，吸纸烟，打麻将，以及夫妻吵架，飞机失事，等等，说都是预定的趋向某远点的应有的阶段，就更不能取信于人了。其实，设想有目的，性质不过是小生意想赚大钱，自我膨胀。常说的“活得有意义”，“这辈子没白来”，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等等，也是这种奢望的表现。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处，或有大用处，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满足与事实如此是两回事。这引来的问题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没有。
目的，玄远，搞不清，或说鞭长莫及，我们只好缩小范围，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么样生活才好，才对;或者说，就一个人说，未来的路像是很多，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这太繁杂，不好说，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转为道德哲学的问题，是：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什么为最根本的标准?这答案，在古今中外贤哲的言论中也是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综合为两类，曰“义”，曰“利”。先说义。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只有合于义的行为才是善的，对的。历代道德哲学家，或不成家而也谈论这类问题的人，甚至常人，自觉或不自觉，几乎都可以算作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证);自然，说到实行，至少有相当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就理的方面说，以义为评价行为的标准，问题也不少，只说重大的。一是根基相当渺茫。义好，对，不义不好，不对，谁规定的?古人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虚无缥缈，难知，尤其难证。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诸己，说是内心有良知良能。可是这同天命一样，也是虚无缥缈，难知难证。而且不只如此，我们找它，它却常常和人欲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大失所望。总之，以义为有大价值，像是很应该，却有缺陷，是难于找到它的娘家。以人为喻，没有根，取得信赖就很难。二，穷理要追根，而义常常像是背后还有什么。以日常生活为例，遇见自寻短见的，救是违反被救人的意愿的，可是通常说是义，为什么?因为都直觉地认为，生比死好。又如撒谎是不义，可是医生向垂危病人说病状，却照例要撒谎，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可见我们所谓义的行为，都有所为;有所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义，作为价值观念，有时是浮动的，异时异地且不说，严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买卖双方，大至交战双方，义的所指总是冲突的。事同而评价异，义的实在性也就成问题了。
上面曾说到“目的”，人生有没有目的?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宏观世界为背景，像是不能给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现象，如何来，正在摸索;如何去，连摸索也谈不到。“人为万物之灵”，这是出于“人”之口的话;如果出于“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虑，目的是途程中的最远点，指定者应该是人以外的什么。古人设想是“天”，或说“上帝”，或说“神”，不管怎么称谓，都是性格远远超过人的什么，或说至上的什么。可是这“什么”是设想的，或说是由人能造许多物品推想的，证明其为有很难。退一步说，即使勉强以不能无中生有为理由，向一级地推出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个逻辑问题，这“什么”的上面应该还有什么，因为无中不能生有。这是说，在我们的知识系统里，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认有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有许多现象也显然与这种设想不能协调。
如一，目的应该是可取的，力求达到的，既然全能，为什么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应该是反善的，可是世间分明有不少恶，这怎么解释?三，还是说世间，根据地质学家的考证，有不少生物曾经盛极一时，可是灭绝了，这也是目的中应有的事吗?四，即以日常杂事而论，吸纸烟，打麻将，以及夫妻吵架，飞机失事，等等，说都是预定的趋向某远点的应有的阶段，就更不能取信于人了。其实，设想有目的，性质不过是小生意想赚大钱，自我膨胀。常说的“活得有意义”，“这辈子没白来”，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等等，也是这种奢望的表现。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处，或有大用处，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满足与事实如此是两回事。这引来的问题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没有。
★ 遨游宇宙
★ 宇宙作文
★ 宇宙体检作文
★ 宇宙蛋读后感
★ 宇宙与人观后感
★ 宇宙奥秘读后感
★ 人生信条和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