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季羡林谈家庭：父亲荒唐离奇大起大落（共含6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SatelliTe”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季羡林的记忆里，在他十一二岁时就已离世的父亲，给他这个儿子留下的仅仅是“荒唐离奇”四个字。
季羡林出生在鲁西北一个叫官庄的地方。《文集》中“赋得永久的悔”一文中写道，“家里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当年贫困的家境，使季羡林不得不在年仅6岁的时候，离开双亲去过寄人篱下的日子。
季羡林是后来才听说了父亲“荒唐离奇”的故事：“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一下。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
母亲：大师一生永久的悔
季羡林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并不比和父亲的多，但他却始终心怀依恋之情：“我一生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这样一位母亲，似乎是乏善可陈的，但季羡林的心底却始终留有幼年时母爱的温情，“一讲到母亲就会讲到吃的东西来。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我们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真有点谈‘红’色变了。但我偶尔能吃点‘白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红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季羡林在母亲身边只待到六岁，“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以后，季羡林曾在极度痛苦中写了一幅挽联表达悲切的心情：
一别竟八载，多少次倚闾怅望，眼泪和血流，迢迢玉宇，高处寒否?
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婶母与爱妻温馨的家
年过九旬，让季羡林怀念的是他曾经有过的那个“温馨的`家”———季羡林、婶母老祖与爱妻德华三个孤苦的人共同组建的家庭：“老祖是我的婶母，全家都尊敬她，尊称之为老祖。她出身中医世家，人极聪明，因自幼丧母，没人替她操心，成了一位山东话称之为‘老姑娘’的人。年近四十，她才嫁给了我叔父，做续弦的妻子。她心灵中经受的痛苦之剧烈，概可想见。然而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从来没有对人流露过。德华是我的老伴，是奉父母之命，通过媒妁之言同我结婚的。她只有小学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闹过对立，发过脾气。她也是自幼丧母的，青年时代是在愁苦中度过的。”
就是这样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使季羡林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人生当中的六十年，据他回忆，“这个家六十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我想，这即使不能算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正当家庭经济濒于破产的时候，季羡林获得了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我并没有什么凌云的壮志，只不过是想苦熬两年，镀上一层金，回国来好抢得一只好饭碗，如此而已。焉知两年一变而成了十一年。”在季羡林心底充满对亲人的感激，“如果不是老祖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让一老，我的叔父;二中，老祖和德华;二小，我的女儿和儿子，能够有一口饭吃，才得度过灾难。”
猫猫狗狗心灵的安慰
在季羡林的脑海中，始终留有父母家门前一条老狗的影子，这条老狗揪住了季羡林的心，整整有七十年。
七十年前，季羡林正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在那年秋天，他得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回乡奔丧。极度悲痛的季羡林，每天晚上在家徒四壁的老屋为母亲的棺材守灵。“老屋的破篱笆门旁地上总有一团黑东西，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但感情确是有的。这一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它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笆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它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
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季羡林就要离开故乡。在他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那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季羡林当时泪流满面，俯下身，抱住了它的头，亲了一口，“虽然很想把它抱回济南叔父家，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眼泪向肚子里流”。
此后，他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女主人没了，少主人也离开了，它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究竟能够找多久呢?它决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它会永远趴在那里的，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它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
季羡林后来在家里养猫，养第一只猫叫虎子，脾气真像老虎，极为暴烈。但它对主人却十分温顺，晚上经常睡在季羡林的被子上。“晚上，我一上床躺下，虎子就和另外一只名叫猫咪的猫，连忙跳上床来，争夺我脚头上那一块地盘，沉沉地压在那里。如果我半夜里醒来，觉得脚头上轻轻的，我知道，两只猫都没有来，这时我往往难再入睡。”在白天，两只猫会跟随季羡林出去散步，上山下山，这样的情景甚至曾经成为燕园中一道著名的风景线，名传遐迩。
后来，季羡林又养了四只纯种的、从家乡带来的波斯猫，“它们活泼、顽皮，经常挤入我的怀中，爬上我的脖子”。其中一只尊号“毛毛四世”的小猫，在爬上季羡林脖子的时候，正巧被一位摄影家在不到半秒钟的时间内抢拍了一个镜头。照片赫然登在《人民日报》上，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扬，而“毛毛四世”也成为蜚声猫坛的一只世界名猫。晚年季羡林因这些猫而感受到安慰，“虽然我们家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你难道能说这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吗”?
季羡林谈做人
做人与处事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国家推崇“征服自然”，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表面上看，西方人胜利了，但是自然界以“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物种灭绝”、“人口爆炸”等多种形式，让人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善人，“真”和“忍”是箴言。
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多半起于私心。要解之，唯有消灭私心。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根据季羡林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而无价值。若要勉强找出一点与芸芸众生的区别，那便是：对人生有一些想法，动过一点脑筋，而且自认这些想法有点道理。
因此，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我们所处的时代，享受着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盛宴，也遭受着自然的反抗和惩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人类的生存前途就会受到威胁。
该如何破?“天人合一”。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
作为个人，在“性本善”和“性本恶”之间，季羡林先生更加赞成性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何为善恶?自己生存，也让别的人或动植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这就是恶。只要能做到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别人，这个人就算及格了，考虑别人的百分比愈高，则这个人的道德水平也就愈高。
走运与倒霉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迁就与适应
迁就与适应有原则性的.差别，两者的宾语不同。
“迁就”的宾语往往是不很令人愉快的、令人满意的事情。在平常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本来是不能或者不想去做的。极而言之，有些事情甚至是违反原则的，违反做人的道德的，当然完全是不能去做的。然而，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去做了，自己也感到万分痛苦。
“适应”则不一样，对象往往是好的事物，进步的事物;即使开始时有点困难，也必能心悦诚服地予以克服。
我们须“适应”，但不能“迁就”。
谦虚与虚伪
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季羡林谈经典语录
1、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2、时间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3、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4、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5、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6、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
7、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8、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9、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10、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11、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人的本性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同中国古代一句有名的话，完全是一致的：“食色性也。”食是为了解决生存和温饱的问题，色是为了解决发展问题，也就是所谓传宗接代。
12、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13、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14、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15、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16、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季羡林谈爱情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不同意这个意见的人，恐怕是不多的。爱情同时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东西。即使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与爱情完全“拜拜”;在这之前也曾淌过爱河，受过爱情的洗礼，有名的例子不必向古代去搜求，近代的苏曼殊和弘一法师就摆在眼前。
可是为什么我写《人生漫谈》已经写了三十多篇还没有碰爱情这个题目呢?难道爱情在人生中不重要吗?非也。只因它太重要，太普遍，但却又太神秘，太玄乎，我因而不敢去碰它。
中国俗话说：“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我迟早也必须写关于爱情的。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世人对爱情的态度可以笼统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现实主义，没有把爱情神秘化、理想化。没有卿卿我我，鸳鸯蝴蝶。这对某些高人雅士来说，这实在有点大煞风景，仿佛在佛主头上着粪一样。
另一派是理想主义, 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世所周知的。谁能怀疑这种爱情的纯真呢?就中国来说，民间类似梁祝爱情的传说，还能够举出不少来。“誓死不嫁”和“誓死不娶”的真实的故事，则所在多有。这样一来，爱情似乎纯真圣洁得不得了。
这些封建的爱情“俱往矣”。今天我们怎样对待爱情呢?我明人不说暗话，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爱情，特别是结婚，总是同“色”相联系的。家喻户晓的《西厢记》歌颂张生和莺莺的爱情，高潮竟是一幕“酬简”，也就是“以身相许”。个中消息，很值得我们参悟。
我们今天的青年怎样对待爱情呢?这我有点不大清楚，也没有什么青年人来同我这望九之年的老古董谈这类事情。
据我所见所闻，那一套封建的东西早为今天的青年所扬弃。如果真有人想向我这爱情的盲人问道的话，我也可以把我的看法告诉他们的。如果一个人不想终生独身的话，他必须谈恋爱结婚。这是“人间正道”。但是千万别浪费过多的时间，终日卿卿我我，闹得神魂颠倒，处心积虑，不时闹点小别扭，学习不好，工作难成，最终还可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真是何苦来!
我并不提倡二人“一见倾心”，立即办理结婚手续。我觉得，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这过程不必过长，短则半年，多则一年。余出来的时间应当用到刀刃上，搞点事业，为了个人，为了家庭。
在旧社会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办法，男女青年不必伤任何脑筋，就入了洞房。我们可以说，结婚是爱情的开始, 最后终成“绿叶成荫子满枝”。
到了现代，实行自由恋爱了，有的时候结婚竟成了是爱情的结束。西方和当前的中国，离婚率颇为可观，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据说，有的天主教国家教会禁止离婚。但是，不离婚并不等于爱情能继续，只不过是外表上合而不离，实际上则各寻所欢而已。
在中国，我们创造了一个月老，他手中拿着一条红线，谁被红线拴住，不管是相距多么远，天涯海角，恍若比邻，二人必然会走到一起相爱结婚。
从前西湖有一座月老祠，有一副对联是天下闻名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多么的质朴，多么的有人情味!
对某些人来说，“前生”和“姻缘”显得有点渺茫和神秘。可是，如果每一对夫妇都回想一下你们当初相爱和结婚的过程的话，你能否定月老祠的这一副对联吗?
我自己对这副对联是无法否认的，但又找不到“科学根据”。我倒是想忠告今天的年轻人不妨相信一下。
人生
在一个“人生漫谈”的专栏中，首先谈一谈人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未可厚非的。
而且我认为，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也并不难写。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人生中已经滚了八十多个春秋了。一天天面对人生，时时刻刻面对人生，让我这样一个世故老人来谈人生，还有什么困难呢?岂不是易如反掌吗?
但是，稍微进一步一琢磨，立即出了疑问：什么叫人生呢?我并不清楚。
不但我不清楚，我看芸芸众生中也没有哪一个人真清楚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谈人生者众矣。什么人生意义，又是什么人生的价值，花样繁多，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是越谈越糊涂。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哲学家的哲学，至矣高矣。但是，恕我大不敬，他们的哲学同吾辈凡人不搭界，让这些哲学，连同它们的“家”，坐在神圣的殿堂里去独现辉煌吧!像我这样一个凡人，吃饱了饭没事儿的时候，有时也会想到人生问题。
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定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住在天上，忽然想降生人寰，超度众生。先考虑要降生的国家，再考虑要降生的父母。考虑周详之后，才从容下降。但他是佛祖，不是吾辈凡人。
吾辈凡人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被动的，一点主动也没有。我们糊里糊涂地降生，糊里糊涂地成长，有时也会糊里糊涂地夭折，当然也会糊里糊涂地寿登耄耋，像我这样。
生的对立面是死。对于死，我们也基本上是被动的。我们只有那么一点主动权，那就是自杀。但是，这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除非万不得已，是决不能使用的。
我在上面讲了那么些被动，那么些糊里糊涂，是不是我个人真正欣赏这一套，赞扬这一套呢?否，否，我决不欣赏和赞扬。我只是说了一点实话而已。
正相反，我倒是觉得，我们在被动中，在糊里糊涂中，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劝人们不妨在吃饱了燕窝鱼翅之后，或者在吃糠咽菜之后，或者在卡拉OK、高尔夫之后，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活着?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恣睢的享受吗?难道就是为了忍饥受寒吗?问了这些简单的问题之后，会使你头脑清醒一点，会减少一些糊涂。谓予不信，请尝试之。
11月9日
再谈人生
人生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万花筒，用千把字来谈，是谈不清楚的，所以来一个“再谈”。
这一回我想集中谈一下人性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争论问题：人是性善，还是性恶?这两个提法都源于儒家。孟子主性善，而荀子主性恶。争论了几千年，也没有争论出一个名堂来。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人的本性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记错了，由我负责)这同中国古代一句有名的话，精神完全是一致的：“食色，性也。”食是为了解决生存和温饱的问题，色是为了解决发展问题，也就是所谓传宗接代。
我看，这不仅仅是人的本性，而且是一切动植物的本性。试放眼观看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哪一个动植物不具备上述三个本能?动物姑且不谈，只拿距离人类更远的植物来说，“桃李无言”，它们不但不能行动，连发声也发不出来。然而，它们求生存和发展的欲望，却表现得淋漓尽致。桃李等结甜果子的植物，为什么结甜果子呢?无非是想让人和其他能行动的动物吃了甜果子把核带到远的或近的其他地方，落在地上，生入土中，能发芽、开花、结果，达到发展，即传宗接代的目的。
你再观察，一棵小草或其他植物，生在石头缝中，或者甚至被压在石头块下，缺水少光，但是它们却以令人震惊得目瞪口呆的毅力，冲破了身上的重压，弯弯曲曲地、忍辱负重地长了出来，由细弱变为强硬，由一根细苗甚至变成一棵大树，再作为一个独立体，继续顽强地实现那三种本性。“下自成蹊”，就是“无言”的结果吧。
你还可以观察，世界上任何动植物，如果放纵地任其发挥自己的本性，则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哪一种动植物也能长满、塞满我们生存的这一个小小的星球。那些已绝种或现在濒临绝种的动植物，属于另一个范畴，另有其原因，我以后还会谈到。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哪一种动植物——包括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内——能塞满了地球呢?
在这里，我要引老子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造化小儿——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他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不信什么上帝，什么天老爷，什么大梵天，宇宙间没有他们存在的地方。
但是，冥冥中似乎应该有这一类的东西，是他或它巧妙计算，不让动植物的本性光合得逞。
1911月12日
三论人生
上一篇《再论》戛然而止，显然没有能把话说完，所以再来一篇《三论》。
造化小儿对禽兽和人类似乎有点区别对待的意思。它给你生存的本能，同时又遏制这种本能，方法或者手法颇多。制造一个对立面似乎就是手法之一，比如制造了老鼠，又制造它的天敌——猫。
对于人类，它似乎有点优待。它先赋予人类思想(动物有没有思想和言语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又赋予人类良知良能。关于人类本性，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不大相信什么良知，什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又无从反驳。古人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极少极少之谓也。即使是极少极少，总还是有的。我个人胡思乱想，我觉得，在对待生物的生存、温饱、发展的本能的态度上，就存在着一点点“几希”。
我们观察，老虎、狮子等猛兽，饿了就要吃别的动物，包括人在内。
它们绝没有什么恻隐之心，绝没有什么良知。吃的时候，它们也绝不会像人吃人的时候那样，有时还会捏造一些我必须吃你的道理，做好“思想工作”。
它们只是吃开了，吃饱为止。人类则有所不同。人与人当然也不会完全一样。有的人确实能够遏制自己的求生本能，表现出一定的良知和一定的恻隐之心。古往今来的许多仁人志士，都是这方面的好榜样。他们为什么能为国捐躯?为什么能为了救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就是这样的人。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只有这样的人能有。禽兽中是决不会有什么“脊梁”，有什么“浩然之气”的，这就叫做“几希”。
但是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能够做到，有的人就做不到。像曹操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他怎能做到这一步呢?
说到这里，就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我没有研究过伦理学，不知道怎样给道德下定义。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反之，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到了曹操那样，就算是坏到了顶。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普天之下倒是不老少的。说这话，有点泄气。无奈这是事实，我有什么办法?
年11月13日
季羡林谈佛
佛教在印度的形成及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季羡林是如何谈佛的?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在历史上，佛教曾经在印度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里流行过。一直到今天，它还在这些国家里不同程度地流行着。
但是，尽管古今中外研究佛教的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真正搔着痒处的却是绝无仅有。这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个有世界意义的宗教的理解。
恩格斯说过，基督教的历史起源问题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想，对我们来说，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也是这样。下面我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
佛教兴起时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五六世纪。这时印度情况是怎样的呢?
雅利安人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从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侵入印度。他们先在西北部旁遮普一带立定了脚跟，然后逐渐向东扩展。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了孟加拉或者更东的地方，他们的势力遍布整个北印度、恒河和朱木拿河汇流的地方，成了婆罗门教的文化中心。印度原有的土著居民有的被迫南迁，或者向北方和东方撤退;有的还留在原住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忍受着外来侵略者的奴役和压迫。当时印度正处在奴隶社会，这些人就是奴隶或者接近奴隶的人。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雅利安人显然低于本土居民。最近几十年来的发掘工作，证明了本土居民创造的所谓“印度河流域的文化”水平是相当高的。雅利安人继承了这种文化，与本土居民共同努力，加以发展。到了佛教兴起的时候，北印度早已由青铜器时代转入铁器时代了。
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原始居民多从事农业，而雅利安人则本是游牧民族，到了这时候，农业的地位也渐趋重要。农村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农村公社，土地是公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手工业的分工已经比较精细，有各种不同的手工艺人。而且农村公社也似乎在手工业方面有了一些分工，有专门从事一个行业的村社。这就证明，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日益扩大。居民依其职业结成了集团，不同民族相互杂居，阶级矛盾和阶级分化日益加强。原有的氏族部落机构逐渐变成了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根据佛典的记载，当时在北印度出现了16个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摩揭陀(约当今天的比哈尔邦)、萨罗(约当今天的乌德)、阿槃提(约当今天的摩腊婆)和跋蹉(今阿拉哈巴德一带)。这些国家的都城都是宝货充盈，富庶繁华。这时候印度的许多产品，像细布和钢，都已名扬海外。古代希腊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有所记载，海外贸易早已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利安人统治比较集中的地方，新兴的国家都是君主制。在婆罗门文化圈外，也就是在雅利安人统治薄弱或者还没有达到的地方，政治制度则迥乎不同。在这里没有世袭的君主，执政者名曰罗阇，是定期选举的，有点像古代罗马的执政。汉译佛典虽称之为“王”，实际上与王是不一样的.。西方学者一般把它叫做“共和国”，也只是说明与世袭君主制不同而已。这可能是氏族公社的残余，不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出生的释迦族就属于这个类型。
在这些国家中，阶级关系是什么样子呢?阶级关系表现形态之一就是所谓种姓制度。种姓共有四种：婆罗门(祭司、知识的垄断者)、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牧民、商人)和首陀罗(工匠等)。这种制度萌芽极早，但是最初并不十分严格。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由于统治的需要，逐渐严格起来。在这方面，婆罗门卖了大力气，他们大肆宣扬，想把这种制度神圣化，加以巩固。他们把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民的权利、义务，甚至生活细节，都刻板地规定下来，不得逾越。四姓间不能通婚，甚至不能共食，把一个统一的社会拆得支离破碎。
婆罗门和刹帝利虽然是两个种姓，却是一个阶级，他们都是奴隶主。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但是一般说来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吠舍名义上与婆罗门和刹帝利同属所谓再生族，都是雅利安人。但是他们中间不断产生阶级分化的现象。少数人经济地位提高，变成了中小奴隶主，或者成为大商人，甚至官吏。绝大多数经济地位下降，沦为同首陀罗类似的人，处于奴隶边缘。如果从地域方面来看的话，西部是婆罗门当权，东部则是刹帝利当权。吠舍的地位在西部和东部都差不多。
至于首陀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人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说，他们是等级制的最下层，但毕竟还是自由民，与奴隶有所不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法经里面用种种方式强调前三个种姓与首陀罗的不同，可见首陀罗是不属于雅利安族的。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后，原始居民一部分变为奴隶，从事家务劳动;一部分仍从事原来的工作，绝大多数是手工业者，以后又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变为各种工匠。首陀罗就是这一部分人，他们实际上是种族奴隶。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种姓制度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混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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