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鲁迅《集外集》杂文集:《爱之神》（共含5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只有我不快乐”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爱之神，古罗马神话中有爱神丘比特(Cupid)，传说是一个身生双翅手持弓箭的美少年，他的金箭射到青年男女的心上，就会产生爱情。
鲁迅不以现代诗著称，但有的诗写得很有意思，或者说很有深度，比如《爱之神》(《新青年》19第四卷5号)，就收在《新诗鉴赏辞典》里，邵伯周先生在鉴赏说“‘爱’的觉醒是人性的觉醒，要求得到爱情，更要求解决‘爱谁’的问题。”1并说，是让有头脑的人自己去思考，启迪他决定了爱谁，就没命的去爱。正如《华盖集﹒杂感》中说的那样：“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这样理解，一般而言我们是不需要提出异议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文本中的并存结构及其之间的歧异，便不难发现它的“歧义”，而这又可能是作者潜意识的某种流露，并为后来的他自己的反思埋下伏笔。这些歧义以不可阻挡的自身存在召唤我们进行“误读”2。这意味着，本文将要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进入文本。
我的感触是从“爱的觉醒”开始的。从觉醒这个可爱的词语联想到一个同样可爱的词语：启蒙。于是，我突然想把它当成一个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一个小小对话或者插曲来看待了，并且进一步当成启蒙这一历史命题的历史存在形态和前景“宿命”的象征。(邵先生说这是一首情诗，我却觉得这只是一首有关情的诗，由于本文的兴奋点不在“谈情说爱”，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存而不论。)
觉醒必然来自一个不觉醒的状态，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一，对这种不觉醒状态的认知或估价，究竟是怎样的。二，对这种状态的改变应该达到何种新状态才是“功德圆满”的。这当然又不得不牵涉到另外一些问题：不觉醒者的愿望或态度，所以要考虑这个，不仅由于它和启蒙的效果有关，而且对它的认识与处理也与启蒙者的态度或动机或者说精神境界有涉;启蒙者的状态。
我们不妨确定这首诗歌存在两个相异的话语结构;小爱神即启蒙者和“我”即被启蒙者。这两种话语其实是有冲突的，人们在进入这首诗歌时，多把自己的“倾向”全倒在启蒙者这一强势话语方面来“理解”该诗意义，很少有人平心持正，以中立立场肯定双方的合理性，指认各自的匮乏，至于“降志辱身”，潜入被启蒙者群落体味其难处与真实所需的，更是罕见。平心而论，邵先生可代表流行看法的观点是很有深度的，我不得不坦承受到了启发。但，有史以来的阅读中，爱神的合理性总是前置，暗含的虚妄则遮蔽;“我”受到的“待遇”，则恰好相反。既然人们都对对话的强势一方 “优点”如此兴奋，认识如此充分了，这里也就不必画蛇添足，故此，本文可能要着重在“另一方面”用力了。
2邵伯周：参《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15页，。 德比基：《新批评与解构：诗歌教学中的两种态度》，参见《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朱刚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8月第一版，327页。misreading,按德比基的说法，不是错误的误读，而是不完全的误读。
首先，爱神和“我”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对话”，而对话应该是具有主体间性的，是一种主体际关系，即双方是完全独立而且平等的，而不应是单向的说-受关系，一种强对弱、上对下的关系。从而，双方的合理性都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视域，双方的需求都被尊重，而不是仅仅是某一方的。
文本中，爱神之对于“我”，是一种全方位的超越，在对“我”一切行和言中，都有一种不可思议毋庸置疑的优越感，一种地道的强势话语。“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这种空间位置不妨看作精神位置的隐喻。“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这两行诗，既关涉“我”，也关涉启蒙者。虽然是“我”在看，但“我”一直没能在话语中出现，可见其“地位”的无足轻重。 “我”，作为一个低低在下、无知无识的凡夫俗子，在任何一个方面，与爱神相比都是弱势群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其被动、懵懂、不知所以之态可掬。而启蒙者，凭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就射了箭，即启蒙了。“一手搭箭，一手张弓”，姿态何其潇洒。“不知怎么一下”，就是说，已经潇洒到任意所之的地步。然后怎么办?撒手不管，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去。这可以看成是启蒙者思想开明，不强人所难。其暧昧处在于这和不负责任，显得缺乏耐心、脾气暴躁很相像，是有违启蒙为一项神圣严肃高尚负责的事业的。其态度，是非常的不屑一顾。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充分尊重被启蒙者的感觉了么?启蒙是为了什么呢?是真心为对方好，拯救苍生于水深火热呢，还是只想表演自己的天性，或者，仅仅是为显示自己的高明和伟大?“你也是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显然是讽刺对方没有心胸了，因为有心胸的是不会说“这宗话”的。也许他是纯洁的无私的，但他的做法和态度却没能体现出来，而是做了让人(首先指被启蒙者，然后可以指认为众生应当平等相待者)只能往相反方向联想。文本自身作为一个客体向人表达着这一切，而无论是否在主观上觉察到。启蒙者在态度上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些，而不是傲慢自负不可一世;以平等的姿态待人待事而非高高在上。在具体的进行中，因材施教，真正体贴出对方需要怎样的指导，怎样的精神需要，以对症下药，而不是凭一时兴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唯其如此，才能使“教导”产生实际效果，启蒙才能真正作为一项事业在历史中确立。然而，鲁迅自承的“黑暗”是当时启蒙者流行色么：“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
你若爱谁，那就没命的去爱。固然很有哲理。但问题往往并不这样简单、绝对：既然只要没命的爱就是好的，既然爱谁是毫不重要的，那么爱汉奸也对么，爱侵略者也对么?你若谁都不爱，那就死掉吧。这就有点“谋杀”的嫌疑了。历史用来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大革命后的鲁迅，竟也确有了先前的启蒙对青年是一种谋杀的焦虑：“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高傲，对于强权者表达，是一个人不得了的表现，若是对“我”这样一个谦恭者、弱者、真心求教者表示，味儿可就变了。人家并没有请你来做什么，你来“启蒙”一下;弄得人家有意求你了，却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知识分子在一味省人时也当自省，尤其是，当我们把“启蒙”这个能指在其聚合群里找个表3 鲁迅：《鲁迅景宋通信集》(二十四)，转引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91页。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转引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91页。
达平等活动的词语进行替换时。
再看“我”的姿态。被弄醒后是这样说的：“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其近于搞笑的“语气”也并不是无知者无畏的轻狂样，而是把对方当成精神导师来对待的。然后则问进一步的行动方向：请问我该爱谁?这样固然显得很无知，很愚昧，但虚心就教之态可掬，孺子可教。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现在人家已经“愤”已经“悱”了，为什么还不启发呢?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这是虚情假意的奉承。鲁迅曾经说过，一条小河究竟是浅些好还是深些好呢?深的太混，搞不清是什么，也许还是浅些好吧。但一旦遇见浅，渊博者可能又无法自控的不能“欣赏”了。这也是“伟大的厄运”5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高明的导师，即使认识到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至少也应该给个方向，使这个刚刚觉醒，思想的羽翼尚未丰满的小羊羔不致迷失方向吧。既然是声闻而非辟支，那么，乍醒的一刻肯定对爱的方向以及精髓之类的不甚了了。时代是豺狼满布飞沙走石，如此幼小的心灵怎能立得住脚。所以，“我”的这个“请问”，不仅是在形式上谦恭，而且在精神内容上十分合理与必要，决非无厘头胡闹。对这样的请教都不屑指导，真不知要指导什么了。偏不说，当然很个性，但是又特别的像很深的水，有故作高明的嫌疑了。显然，我的矛头并不是指向爱神对“我”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爱神，这个众生的启蒙者，为了一个具体问题中的正误，忽略了表达的态度。正误是非当然重要，但表达这种正误是非的“语态”可能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
启蒙者-爱神的视点应该说是很高的.，揭示了一个更深的普遍真理而不局限于某个具体。强调人的自性，强调辟支，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不当成为取消启蒙的理由。爱神在启蒙的同时，又以其特殊的话语姿态消解着启蒙。抽象的东西总是要通过具体来体现的，历史只能在具体而不是抽象中前进，相对具体的指导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在他过于执拗的坚持他的“高度”时，显得大而不当：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造成对历史的误解和自我完成的虚妄。可见，启蒙也有其弊端。历史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在思维中作封闭式游行的圆圈。这首诗显示了启蒙的高超与洒脱，却客观上展示出某种自我悖谬。换言之，文本结构是分裂的，有两套互动然而相异的话语系统：启蒙者话语和被启蒙者话语，由其互动导致文本在“所指”上的结构分裂或曰自我解构：启蒙的高明和启蒙的虚妄。这根本也许在于，启蒙者自身的话语是分裂的，即自相矛盾的：朝我射箭时，是启蒙;回答我的请教时，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即拒绝启蒙。想想当时的启蒙者基本上不怎么接触真正的民众(他们的伟大抱负却正是唤醒苍生)就可以明白这个情节包含了怎样丰富的悲剧性历史内涵了。当时的启蒙大家有很多都是深居简出于象牙塔的，比如胡适，毛泽东当时作为一个“小人物”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的。五四是狂飙突进的，这很容易被转换为这样的表达：浮躁凌厉、“不切实际”。
现在，我们何不从文本的“格调”及其和“语义”的关系来瞧一下呢。文本谈论的是爱的觉醒，是启蒙，应该说，是个于人世人生很重大很严肃的课题，但文本的风格却举重若轻，有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样的感觉。或者换一种 “放肆”的说法，文本的格调非常滑稽，油滑，搞笑，令人有一种忍俊不禁的爽快在口里含着。启蒙者竟然是个“小娃子”，而不用儿童、甚至小孩这样相对庄重的称谓，于是从形象到语态都带着游戏、戏谑或谐谑的“格调”。而且，要命的是，这种语态，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被贯彻到最后，不能不让人在这一层面停伫片刻，玩5尼采：《人性，太人性了》第1卷第4章158节，参《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岳文艺出版社，5月，171页。
味其不可思议的真意了：“翅子，小娃子先生，着慌，摇头，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这里，启蒙者没有任何我们平常设想中的神圣光环，而更像一个贪玩的调皮蛋，不知所措的闯祸精。特别有趣的是“小娃子先生”这个不伦不类的搞笑级组合：既然是“先生”，就应该比“我”年长才“像”，谁知竟是个“小娃子”;虽然只是个“小娃子”，却又不得不正儿八经的喊一声在感觉上应该比“我”老的“先生”。文本的幽默风格于是对启蒙这一神圣严肃事业产生某种去神圣化的“解构”。(关于形式对内容的悖反，还有刚才已经涉及的例子，就是爱神回答“我”时的态度，让人不太容易认为是尊重“我”关于“爱谁”的见解，从而使邵先生的“启迪说”多少有牵强之感。)以轻驭重，以调侃言肃穆，以极不严肃演绎极其严肃，这种油滑的方式其实渗透在鲁迅先生几乎所有门类的创作中，如其杂文的嬉笑怒骂，小说《孔乙己》《阿Q正传》等，尤其是《故事新编》，鲁迅先生更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油滑”写法。这应看作一种对人世人生的特异姿态，一种高的姿态，一种嘲人也自嘲的开明、彻悟的人生境界。这种油滑的态度，也是鲁迅先生写作新诗的主要态度。鲁迅自己说写新诗只是打打边鼓，振奋新文化阵营的军心，因为当时诗坛有点寂寞，而他自己是不喜欢写新诗的，等真的自称为诗人的人一出现，他就立刻不做了。我也许想说，以这种态度来作言说启蒙的诗歌，本身就会对启蒙起到意想不到的另一种作用。
客观会侵入主观，这种对启蒙无意的消解不久之后竟然成为先生对启蒙深刻的反思，质疑。关于启蒙立场的质疑，鲁迅先生后来是反复表示过的，比如在《呐喊·自序》里的铁屋子说以及其他一些场合的说辞，和我刚才从这首诗中分析出来的“结论”颇有相似之处，如启蒙可能只会徒增烦恼痛苦，或者是对被启蒙者进行“诱杀”，等等。有论者认为，“当鲁迅以‘我’的名义对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原则与物质文明提出抗议的时候，在思维内容上，他的‘怀疑主义’已经远离了18世纪启蒙主义，毋宁是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思”。6“救救孩子”，后来觉得“空空洞洞”;“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有论者锐利的指出：“鲁迅的失败感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心理倾向和情结”、“失败感总是与幻灭感连结在一起”。7启蒙大业，竟终至老境颓唐。
从这首诗写作时间来看，他也许还没意识到“启蒙的虚妄”，而只是用这一首诗表达爱的可贵和必要，以启蒙(弄醒)的宝贵和必要为潜台词(前提)。当然，我不是不能找到这种意识可能存在的证据，只是不愿坐实罢了。“实际上，即使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也对科学理性的功能持冷静态度”。8换言之，对于“隐含的作者”而言，这种虚妄意识或许只是“无意识”中的，暗含而未必暗示的。但我从文本自身所包含的相互歧异的话语系统中却品出了这另外的意向(这些意向不妨看作鲁迅后来明确反思、质疑启蒙立场的“种子”)，尽管和作者原意大异其趣，却有文本本身的支撑，所以，大约也可以算作是对文本模糊空白处的填充，一种解构式的有意误读，以便从一个“意外”的视角看一下启蒙的世纪面影。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1月，62页。 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90、91页。吴先生以《虚无的包围与纠缠》整章的篇幅讨论了鲁迅的虚无意识，虽然主要针对鲁迅人生而言，但无疑包含了他的启蒙事业。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1月，62页。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注解】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今天来谈鲁迅，似乎不合时宜。
鲁迅已经逐渐被人淡忘。这种淡忘，有些是因时间流逝的自然淡忘，有些是人为的强制性淡忘。比如，中学教科书中鲁迅的篇章逐年递减。或许有些人以为，不让新生代读到鲁迅的作品，鲁迅自然就被淡忘。
真的会这样吗?不尽然。好的作品，即使封存千年，它仍然会闪耀思想的光芒，就像金子，就像宝石，你可以把它们埋在土里，但你无法使它失去光芒。鲁迅也是这样。
当今的中国，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那么，中国梦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梦，实现中国梦，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些什么呢?此时，我们如果品读一下鲁迅，可能会对自己理解中国梦并投身中国梦的实现，多一个层面的理解。
鲁迅以批判著称。读鲁迅的文章，可以感知到他总是生活在一种对现实的愤懑之中，“看不惯”是鲁迅文章的常态。那么，鲁迅的批判，鲁迅的看不惯，和中国梦有什么关系呢?
笔者想说，鲁迅和中国梦的关系很大，鲁迅的所有对时弊的批判，都源自他对中国梦的追求。“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他心中的中国梦，美好、坦诚、公平、正义、忠实、谦逊、发达、富足、圆满、大同，莺歌燕舞、鸟语花香。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上述的这些词汇都不是现实，而恰恰是相反。所以，鲁迅就充满了批判，就只剩下了批判，而内心中，鲁迅是中国梦的最强烈追求者，只不过他使用的方法很另类。
对于中国梦，鲁迅走的是一条最不易被人理解的路，并且也是最艰难的一条路。然而，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正义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路。鲁迅用抨击时弊的方式，诠释他对中国梦的理解。鲁迅思想的彻底性，鲁迅批判立场的彻底性，正在于他的批判是建立在充分的自我反省基础之上的，他把他的批判首先指向自己，他不仅不能容忍整个社会的对美好的亵渎，同时也警戒自己，要做匕首和投枪，去坚持批判。
鲁迅抨击时弊，目的是消除时弊，让中国变得更好，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鲁迅当年抨击的时弊，今天仍有存在，或者在某些方面十倍百倍地膨胀，甚至恶化，比如高官贪腐，比如道德及秩序的`迷失，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些时弊，或者不允许去抨击这些时弊，那中国梦还能实现吗?鲁迅说：“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了。”实现中国梦，需要的正是纯粹之师、精锐之师。
我们之所以今天谈起鲁迅，是因为鲁迅的文章在当下仍富有生命力。品读鲁迅，思考鲁迅梦与中国梦，不人为地淡忘鲁迅，对实现中国梦大有帮助。让我们记住鲁迅这句话：“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鲁迅心中的“巨大的建筑”，就是我们今天所为之奋斗的“中国梦”。
英豪解析鲁迅作品《梦》：
这里的梦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段社会现实与活动。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这句话非常精要，一个“黄昏”，是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整个的描述，“起哄”也用得妙，这把军阀混战，党派纷争的社会现象描写得入木三分。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也就是说，一个政治运动过去，又一个政治运动到来。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这里鲁迅用黑的颜色的梦作喻，指变动的黑暗的社会现实。
“去的在的仿佛都在说，‘看我真好颜色。”就如当时的各个政党都在自嘘自己一样。这是鲁迅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讽剌。后一句话就说明了这点：“颜色许好，暗里不知。”意思就是说，你们说的也许是真的吧，可是，在这昏天黑地的社会现实面前，天晓得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有的政党都是这样的说，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了，所以说，“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这里暗喻黑暗的社会处境下麻木的大众。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明白的梦，这里也是一个比喻，指光明民主的社会，鲁迅盼望着一种新社会的到来。
(英豪：看到这首小诗，写下了自己的一点理解。结合鲁迅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关于黑房子的描述，我想，理解这首小诗不算是太难。当然希望与朋友们一起商榷。)
鲁迅《集外集》杂文集序言
序言〔1〕
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2〕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先前自己编了一本《坟》，还留存着许多文言文，就是这意思;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没有变。但是，也有漏落的：是因为没有留存着底子，忘记了。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像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但使我吃惊的`是霁云〔3〕先生竟抄下了这么一大堆，连三十多年前的时文，十多年前的新诗，也全在那里面。这真好像将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装潢起来，并且给我自己和别人来赏鉴。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识羞。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的确是我的影像，——由它去罢。
不过看起来也引起我一点回忆。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4〕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5〕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后又受了章太炎〔6〕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
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霁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
以后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话;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7〕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8〕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9〕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在《热风》里，漏落，还是故意删掉的呢，已经记不清，幸而这集子里有，那就是了。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10〕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11〕，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12〕，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13〕;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14〕。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期。
〔2〕“悔其少作” 语出三国时杨莽《答临淄侯牋》：“莽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按子云即杨(一作扬)雄。他早年曾仿司马相如作有《甘泉赋》、《长杨赋》等，后来在所著《法言·吾子》篇里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抱(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3〕霁云杨霁云，江苏常州人，文化工作者。
〔4〕“被发大叫”等语，出自《浙江潮》第一期、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三月)连载文诡作《浙声》一文。该文概述越王勾践和明朝亡国时有关浙江的史实，第二期所载部分中有“荒天绝叫，鬼哭 飞，无涕可挥，大风灭烛”;“我自被发东走，虽获一二之传之书，则又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二百年来，安见无名山万重，抱经独往之徒遁灭其中”等语句。
〔5〕严又陵(1853—1921)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九五年他译述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两篇，于一八九八年以《天演论》为题出版。“涅伏”，拉丁语Nervus的音译，见该书卷上《广义篇》：“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以达脑成觉。”
〔6〕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他很推重三国两晋的文章，自述“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后来“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作者在日本时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在文风上受到章氏刻意求古的影响。
〔7〕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派的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鲁迅因他向《语丝》投稿而作的一篇杂感，即本书《“音乐”?》一文。
〔8〕《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时一度担任编辑。
〔9〕“新月派”指新月社成员。该社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出版《新月》月刊。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他们原来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后来转而投靠国x党政权。
〔10〕删去的几篇讲演指《鲁迅先生的演说》、《读书与革命》、《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等。《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经鲁迅删订同意收入，但在本书书稿送审时被国x党检查官抽去。关于删存各篇讲演稿的经过，参看作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十四、十六、十八日致杨霁云信。
〔11〕“乳犊不怕虎”语出《荀子·荣辱篇》：“乳彘触虎”。
〔12〕黄汉升(?—220)名忠，三国南阳(今属河南)人。本是荆州刘表的部将，归顺刘备时已年近六旬，所以称为老将。京剧《定军山》中有他用拖刀计斩曹操的大将夏侯渊的情节。
〔13〕张翼德(?—221)名飞，涿郡(今河北涿县)人。三国时蜀汉的大将，后为部将张达、范皺刺杀，割了他的头颅投往东吴。
〔14〕李逵、张顺都是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李逵抡板斧“排头砍去”及张顺水淹李逵的故事，分别见该书第四十回和第三十八回。
鲁迅所用笔名
1898年-戛剑生
1902年-树人
1903年-庚辰、自树、索子、索士
1907年-令飞、迅行、周逴
1910年-树
1912年-黄棘、周豫才
1913年-周树
1918年-鲁迅
1921年-风声、尊古、巴人
1922年-某生者、小孩子
1923年-雪之
1924年-者、宴之敖者、俟堂
1925年-冥昭、杜斐
1927年-楮冠、华约瑟、中拉
1928年-旅沪一记者、旅沪记者、葛何德、记者、许霞、封余
1929年-许霞、许遐
1930年-隋洛文、洛文、乐雯
1931年-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它音、乐贲(bēn)、丰瑜、阿二、佩韦、明瑟、不堂
1932年-白舌、遐观
1933年-何家干、罗怃、动轩、干、何干、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苇索、旅隼、越客、桃椎、虞明、荀继、史癖、尤刚、符灵、余铭、元艮、子明、白在宣、敬一尊
1934年-张承禄、赵令仪、倪朔尔、栾廷石、张禄如、邓当世，宓子章、翁隼，孟弧、韦士繇(yáo)、黄凯音、常庚、燕客、白道、曼雪、梦文、公汗、崇巽(xùn)、霍冲、杜德机、莫朕、中头、史贲、康伯度、朔尔、焉于、茹莼、越侨、华圉(yǔ)、张沛、仲度、直、苗挺、及锋、隼、直入、阿法、且介、乐雯
1935年-庚、敖、越山、康郁、洛、越丁、姜珂、旁
1936年-齐物论、晓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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