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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归隐田园真实原因
辞去彭泽县令归隐，这是陶渊明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一年是义熙元年。无论这一年渊明多少岁，辞去彭泽令对他还说都是人生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一直到死，就像古人说的那样，渊明“死心塌地遁世无闷”，再也没有出来做过官了。
而记载辞彭泽令归隐最重要的文献，就是沈约的《宋书·隐逸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及《晋书》等都是来自沈约的记述)和陶渊明自己的《归去来兮辞》。
《宋书·隐逸传》是这样记述的：
(陶潜)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段记录透露了这样几个信息：一、从渊明对亲朋的话可以看出，他出来做官，是因为家境太穷，他想当“公务员”赚点工资，给以后隐居做做准备。二、当权者听见渊明的话就让他担任彭泽县令，说明当权者还是很赏识渊明的，看见他有做官的意向，马上就成全他。三、渊明是受不了官场的束缚辞官的。事情是这样：上级派督邮来彭泽县视察工作，渊明手下的官吏告诉他，应该穿着官府，整冠束带——按现在讲就是穿着制服，或是西装革履——去见特派员(督邮)。渊明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向这些狐假虎威、颐指气使的小人们鞠躬行礼。”您想，最起码的官场礼节渊明都做不到，更不要说阿谀奉承了。四、渊明当天就辞职了，写了《归去来兮辞》。
当然，沈约的记述都是来自传闻，总不如渊明自己的作品更为真实。现在一般选本只选《归去来兮辞》的正文，没选渊明写归隐缘由及过程的一大段序。序是这样说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从渊明这段话来看，沈约的记述大部分是从这段话中化出来的，或者是当时有许多人因渊明这个序言附会了许多事也未可知。比如渊明在序里说到：“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于是史书就有了“公田种秫”的说法。抛开公田种秫酿酒不谈，陶序和《宋书》有这样几点不同：一、《宋书》是渊明自己很主动地说要当官，陶序中则记录了陶是在亲友的鼓励下才求官的。二、陶序中隐约说了一下时局的动荡——“**未静，心惮远役”。所谓“**”具体指桓玄篡位被诛，往大里说则当时社会动荡，各种隐患很多。渊明很明确的说因“**未静”而“心惮远役”，可见他的归隐和东晋末年的混乱是肯定有关系的。三、陶序中说了自己辞官的另一个理由：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官场。渊明喜欢顺应自然、亲近自然，而在官场周旋则需要“矫厉”。矫厉指勉励磨练，指用各种礼法制度规则来束缚人。所以说渊明辞官重要原因确实有不适应官场的因素。他没有记录督邮一事，但这样的`事很可能是有的，“束带折腰”这是很典型“矫厉”。三、他本想等公田的粮食成熟了，自己有了收入再辞官，但当时他的妹妹程氏在武昌去世了，渊明因为要去奔丧，干脆也不等公田粮食成熟就辞职了。
两相比较，所以许多古人说，渊明绝不会为了和一个督邮怄气而辞官，很多人都认为东晋末年动荡的时局才是他归隐的关键。只有唐代山水田园派的大诗人王维不这样看，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说：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此字佚，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作“鞭”)其后之累也。
他认为渊明就是和督邮怄气，而且他认为渊明应该忍下这口气，以后就不会穷到屡次乞食的地步了(按，“屡乞而惭”是王维的误解)王维觉得，和对督邮低声下气比起来，乞讨不是更耻辱么?说实话，这段话真让王维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其实不只我气愤，古人早就不忿了。明代张自烈看了王维这封信，气得出来替渊明打报不平：
嗟乎!渊明赋《归去来》，真古今第一流襟期，后世皆莫能匹，王维妄肆讥议何哉!况偶尔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惭之虑，直是后世宦路上人展转妻子，狡窟屡营，到底不休也，又何以成靖节先生!(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张自烈认为渊明跳出浑浊的官场，是古今第一流人物，拥有古今第一流的胸襟。而且他把陶渊明的乞食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相提并论，认为渊明虽未像伯夷他们饿死西山，但他宁可向别人乞讨剩饭，也不向逆贼求取俸禄。如果渊明低声下气在官场周旋，那就和后代那些在官场疯狂牟利，却打着“我是为了养活老婆孩子啊”的旗号的无耻之徒没有区别了。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辞去彭泽县令归隐，这是陶渊明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一年是义熙元年。无论这一年渊明多少岁，辞去彭泽令对他还说都是人生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一直到死，就像古人说的那样，渊明“死心塌地遁世无闷”，再也没有出来做过官了。
而记载辞彭泽令归隐最重要的文献，就是沈约的《宋书·隐逸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及《晋书》等都是来自沈约的记述)和陶渊明自己的《归去来兮辞》。
《宋书·隐逸传》是这样记述的：
(陶潜)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段记录透露了这样几个信息：一、从渊明对亲朋的话可以看出，他出来做官，是因为家境太穷，他想当“公务员”赚点工资，给以后隐居做做准备。二、当权者听见渊明的话就让他担任彭泽县令，说明当权者还是很赏识渊明的，看见他有做官的意向，马上就成全他。三、渊明是受不了官场的束缚辞官的。事情是这样：上级派督邮来彭泽县视察工作，渊明手下的官吏告诉他，应该穿着官府，整冠束带——按现在讲就是穿着制服，或是西装革履——去见特派员(督邮)。渊明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向这些狐假虎威、颐指气使的小人们鞠躬行礼。”您想，最起码的官场礼节渊明都做不到，更不要说阿谀奉承了。四、渊明当天就辞职了，写了《归去来兮辞》。
当然，沈约的记述都是来自传闻，总不如渊明自己的作品更为真实。现在一般选本只选《归去来兮辞》的正文，没选渊明写归隐缘由及过程的一大段序。序是这样说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从渊明这段话来看，沈约的记述大部分是从这段话中化出来的，或者是当时有许多人因渊明这个序言附会了许多事也未可知。比如渊明在序里说到：“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于是史书就有了“公田种秫”的说法。抛开公田种秫酿酒不谈，陶序和《宋书》有这样几点不同：
一、《宋书》是渊明自己很主动地说要当官，陶序中则记录了陶是在亲友的鼓励下才求官的'。
二、陶序中隐约说了一下时局的动荡——“**未静，心惮远役”。所谓“**”具体指桓玄篡位被诛，往大里说则当时社会动荡，各种隐患很多。渊明很明确的说因“**未静”而“心惮远役”，可见他的归隐和东晋末年的混乱是肯定有关系的。
三、陶序中说了自己辞官的另一个理由：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官场。渊明喜欢顺应自然、亲近自然，而在官场周旋则需要“矫厉”。矫厉指勉励磨练，指用各种礼法制度规则来束缚人。所以说渊明辞官重要原因确实有不适应官场的因素。他没有记录督邮一事，但这样的事很可能是有的，“束带折腰”这是很典型“矫厉”。三、他本想等公田的粮食成熟了，自己有了收入再辞官，但当时他的妹妹程氏在武昌去世了，渊明因为要去奔丧，干脆也不等公田粮食成熟就辞职了。
两相比较，所以许多古人说，渊明绝不会为了和一个督邮怄气而辞官，很多人都认为东晋末年动荡的时局才是他归隐的关键。只有唐代山水田园派的大诗人王维不这样看，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说：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此字佚，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作“鞭”)其后之累也。
他认为渊明就是和督邮怄气，而且他认为渊明应该忍下这口气，以后就不会穷到屡次乞食的地步了(按，“屡乞而惭”是王维的误解)王维觉得，和对督邮低声下气比起来，乞讨不是更耻辱么?说实话，这段话真让王维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其实不只我气愤，古人早就不忿了。明代张自烈看了王维这封信，气得出来替渊明打报不平：
嗟乎!渊明赋《归去来》，真古今第一流襟期，后世皆莫能匹，王维妄肆讥议何哉!况偶尔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惭之虑，直是后世宦路上人展转妻子，狡窟屡营，到底不休也，又何以成靖节先生!(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张自烈认为渊明跳出浑浊的官场，是古今第一流人物，拥有古今第一流的胸襟。而且他把陶渊明的乞食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相提并论，认为渊明虽未像伯夷他们饿死西山，但他宁可向别人乞讨剩饭，也不向逆贼求取俸禄。如果渊明低声下气在官场周旋，那就和后代那些在官场疯狂牟利，却打着“我是为了养活老婆孩子啊”的旗号的无耻之徒没有区别了。
陶渊明为何归隐田园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许多可议。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 “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在枭雄桓玄、刘裕手下任职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门阀时代的陶家与桓家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从陶渊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当有相当的亲切感。东晋是所谓门阀时代，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似乎也很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视野中加以观测。桓氏家族，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考，东汉大儒桓荣为其先人，中经曹魏时代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激烈斗争，桓范被杀，此后家族孤单势弱;桓彝渡江，为东晋功臣，其子桓温权倾一时，为桓玄最终代晋为楚确立基础。虽然如此，桓氏当初仍很受高门世族的鄙视，《世说新语》里记载桓温为儿子向当时在自己手下为官的王坦之提亲，王坦之不敢自主，答应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相中的儿媳的爷爷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气急躁的王蓝田，曾想吃鸡蛋，筷子夹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还踩不着，于是就地抓起来，直接放进口里咬开再吐出来。这回，王述还是很暴躁，本来他是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的，儿子虽然是大人了，还抱着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但一听桓温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开儿子，骂道：“你犯浑了吗?怕桓温吗?他不过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将女儿嫁过去!”王坦之于是回报桓温说：“卑下女儿家里已为她定了婆家了。”桓温当然是明白人，说：“我晓得了，这是你爹不答应啊。”王述以桓温为“兵”，当时这是强烈蔑视的表现。至于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认为本来出自溪族杂处地区“业渔之贱户”，因而士族胜流视同异类，只因东晋初年以军功致显，但仍受到歧视。《世说新语》里记有一则故事：王胡之住在会稽东山的时候很穷，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送一船米给他，结果竟然被拒绝了，王直截了当地说：“我王家的人没米下锅，自会去找谢家的谢尚讨，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说新语》极为精深的余嘉锡先生对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陶侃)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但对这条文字，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的时候引了另外一本史书《续晋阳秋》的记载：
(袁)宏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之父桓彝)。”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
陶渊明归隐原因
隐逸诗人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二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归隐田园的陶渊明真的很贫苦吗
很多人一直以为，陶渊明辞官归隐以后，就成了贫下中农，生活质量一天不如一天，有时揭不开锅还要去讨饭。梁启超甚至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
其实，陶渊明的祖辈已仕宦三世，是浔阳的名门望族，陶渊明出生后，虽家境中落，但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陶家仍不失为有家产田业的官宦门庭。归田后，诗人的居地可考的就有上京闲居、园田居和南村等处，田庄别业则有西畴、南亩等处，远不止“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归田初，陶渊明在家饮酒赋诗，琴书自娱，生活清闲。这时的诗人，过的是舒适的文人闲居生活。50岁以后，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再加战祸绵延，境遇确已非昔比。然而，他仍能“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常著文章以自娱”，劳逸结合，也不是一位赤贫的农民。
陶渊明晚年的《乞食》诗被很多人看成他沦为乞丐的重要证据。但清人陶必铨指出这是借韩信乞食的故事以起兴，故题曰《乞食》，不一定真有此事。而且《乞食》是诗人晚年遭灾时所作，并非反映其平时生活状况。诗人写此诗的意旨，主要是让子孙后代了解他在贫困的情况下如何励志苦节。
陶渊明的晚年，与有“五斗米”俸禄的'时期相比，生活状况是有变化，但他除农业收入之外，另有教授生徒的酬资，还有显贵的馈赠。至于故人延请，新知相邀，饭局一直不少，给诗人的资助也是司空见惯的了。所以，鲁迅先生就断言：“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
陶渊明确实叙说过自己的清贫景况，并写有相当多的叹“贫”苦“寒”之句。其实他的“穷”，只是比起祖辈来要“穷”，晚年比起前半生要“穷”，比起门阀世族的巨富来是“穷”。但是，他绝非一贫如洗，与真正的贫农相比，则要小康得多。
陶渊明归隐原因知识积累
【—知识积累之陶渊明归隐原因】，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
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
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
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总结：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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