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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
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面对我国加入WTO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全面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正视目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农业经营主体资本积累不足，政府扶农支农财力有限，农业基础不够牢固；千家万户小生产难以应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农产品质量卫生安全水平偏低，农业产业化经营总体水平不高；工业化城市化严重滞后，工商企业反哺农业的能力薄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农民增收渠道不宽。总的来说，最难解决、影响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上述问题的存在，说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农业产业内部的问题，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要发展，必须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为此，我们必须跳出农业抓农业，走出农村抓农村，用工业理念抓农业，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加快推进工业化，能为加大财政支农扶农力度提供可靠的保证。农业是弱质产业，突出表现在目前农业基础设施仍比较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受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双重约束，整体经济效益偏低。在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靠农业自身的积累难以解决，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增加投入，夯实农业基础。而政府支农扶农力度的大小依赖于财政实力的强弱，财政实力的强弱又取决于工业化程度的高低。我省之所以在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效益农业，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能取得巨大成效，关键就在于我省有效推进工业化进程，从而加快了经济发展，增强了财政实力，增加了农业投入。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9个有关农业和农村的政策性文件，加大了对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是全国各省、市中支农力度最大的省份之一，这关键取决于财政实力。
加快推进工业化，能为农业得到工商企业反哺创造有利的条件。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农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休戚相关，在工业化初期，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农业的积累，而此时的农业也只是传统的低效产业；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工、农业发展开始迈入工农互促、以工补农、反哺农业的阶段，而此时的农业也就发展成了现代的高效产业。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看，它们的农业之所以现代化水平高、市场竞争力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有一大批实力强大的工商企业参与农业投资经营。从国内省内看，工商企业投资农业也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工商企业投资农业，能够达到“企业增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强”的多赢之效，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新的实现途径。近两年来，浙江工商企业投资发展效益农业势头强劲，已有近140亿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为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加快推进工业化，能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充分就业拓展广阔的空间。当前，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富余劳动力转移缓慢是影响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的重大问题。实践证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通过创办乡镇企业，既转移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又促进了农民增收、财政增强。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不仅是拓展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入WTO后发挥我国农村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增强我国相关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通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整合城乡劳动力资源，合理调整行业之间劳动力结构，有利于实现劳动力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而且为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开辟了新的渠道。
屈指算来，搞农业网站已经有十个年头了，这是探索的十年，也是思索的十年。思索什么？思索农业网站究竟路在何方！
十年前，互联网登陆中国，大潮涌动。就像经济改革一样，农业没有因为行业的弱质而落伍，农业网站雨后春笋般涌出。资料显示，到，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网站近万家。但这万家网站，成功者凤毛麟角。这里所说的成功有几层含义：具有新浪、阿里巴巴等门户型网站的影响和关注度；拥有传统媒体的发布力量；在较好地服务农民的同时，能够自负盈亏；在某一专属领域有重大突破，对农业和农民有重大应用意义，等等。尤其是省市县这些具有明显的政务色彩的 ，大多数处于维持状态。好一点的，ip流量每天也就千八百而已。要知道，在中国，一个省的农民一般也有几千万之众，这样的流量——这里面非农民不在少数，与其实际的地位相去甚远。中国的农业网站除了农业部的，就没几个农民知道！
分析原因，老生常谈的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
——互联网和微机在农村的普及率不高，上网和电脑还是新鲜事，对大多数农民而言高不可攀，
——农业网站投入不足，导致设施落后，运营举步维艰。
——重视不够，多数网站维护人员寥寥数人，网站仅仅是一个门面，服务农民还只是一个概念或说头。
——农民的信息化意识淡薄，思想守旧。
笔者感受的还有几方面：
——农业作为产业很大，很宽泛，但产业链条太松散。
——农业市场需求不突出，不集中。
——农民生产经营分散，经营规模小。
——网站和农民“物理”距离太过遥远。
虽然罗列的不多，但每一个都是一道难题，每一个看起来都是一座大山，都是农业网站发展难以逾越的珠穆朗玛。而且，这些难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轻易改观的。
如此，农业网站如何突围呢？
原文地址：yifu.jinnong.cc/archives//2992.html
很多人通过email和MSN问我是否提供SEO服务，价格是多少？我一般都直接回答，我现在不做SEO项目，原因是我报出的价格肯定会吓跑95％的朋友。
我曾经提到，决定SEO服务价格的其中两个依据是，这个关键词的价值是多少，和做这个SEO服务花的时间是否值得。
举个例子，如果把某个这个词排到Google和百度的第一名，能够带来100块钱的年效益，我为什么要收50块钱帮客户做优化服务呢？我为什么不用同样的关键词把自己的网站做上去，然后赚这所有100块钱呢？而且是一次努力年年收钱。
对想做SEO服务的客户来说，他们的目的无非是通过搜索引擎排名取得商业利益。很多关键词一旦排到第一所带来的利润，都在每年几万几十万以上。可是你让客户一开始就花几万几十万在SEO上，绝大多数人又不肯。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要去做这些有利可图的网站，因为做自己不感兴趣的行业是很痛苦的。
站在掌握SEO技术的人的角度，你可以问问自己，如果你能把关键词做到前面，为什么不优化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
当然这要求做SEO的人不仅仅局限于SEO的技术，而是要站在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的整体去考虑。除了能优化网站外，你还必须知道怎样做市场调研，准确找到网站的盈利模式，知道怎样把浏览者变成付费的客户。
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是，优化自己的网站，做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这条路更为广阔，
可以选择的行业，可以针对的目标市场是无穷尽的。
掌握SEO技术虽然不是电子商务的全部，但毕竟是一个利器，是很多生意人没有的优势。
在点石论坛上也看到有的人谈到，做SEO项目很难拿到项目，客户的预期很高，对SEO并不全面了解，很多时候做SEO的人处在等项目的状态。
如果想通了做SEO的出路在于给自己做这一点，就完全不用等。你的时间是永远都不够用的，有那么多网站要做。
同时把精力放在优化自己的网站上，对做其他SEO项目也有好处。比如当客户想压低价钱的时候，你可以完全坦然的拒绝。从一开始就掌握主动权，省得养成跟着客户指挥转的习惯。
其实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虽然我的博客主题是SEO，但大家都知道我的主业不是SEO。虽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SEO，但我的主要盈利点不在SEO。SEO是我开拓其他盈利模式，建设其他网站的工具。
而且目前中国互联网的状况还比较不成熟，尤其是对SEO的偏见很多。这造成了对大部分做SEO的人来说，SEO项目本身很难足以支撑生存和发展。
也许过两三年情况会好转，企业会认识到SEO的重要性，投资于SEO。但是现在还不行。
我想就算所有读者都同意我这篇帖子，大部分人还是会去尝试找搜索引擎优化项目。这也是我估计过两三年会好转的原因，因为这大部分人一直在进行知识普及工。
本文出自：www.chinamyhosting.com/seoblog//09/27/give-up-seo/
网络的出路在于人性化！
4月19日，英国的网络主持人安娜的出场，成了世界各地媒体的焦点。人们普遍认为，安娜的智能化令人欣喜，但是，这个虚拟的安娜和机器人没什么两样。她毫无生气的双眼，呆板的面孔，永远是一个表情，应该说这个主持人更多的还是象征性的。
日前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各方面的有关人士。正在进行“互联网第一主持人”选聘活动的263首都在线负责人李风认为，网络的变革，只有人性化才是真正的出路。他说，我们推出“互联网主持人”这个概念，根本的出发点在于要搞人性化，我认为网络始终是一个机器，网页是一个冷冰冰的页面。人与网络的交流是人与机器的交流。我们要改变这一现象就要将它人性化。而今天看来，用虚拟的人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现象。
李风说，网络的现状大家都知道，它是虚拟的，网上的人很多，大家聊得很热闹，但是一关机，一切都消失了，所以，网络给人一种空幻、虚无的感觉。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考虑，要使网络变得不那么虚无，必须增加它的人性化，使它变得温馨。
我国著名传播专家、人大教授喻国明认为，网上的虚无是因为同人的真实性格和身份有一种倒错。比方说，一个性格文静的人要起一个特别鲁莽的名字，一个男人一定要装成一个女人，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才是人心中另一个真实的自我，是同生活真实恰恰相反的`真实自我。但是，这种虚假的真实使得网络变得毫无安全感。
那么设立一个网络主持人，是否会增加网络的真实感？李风说，他们设立主持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网络秩序，建立网络文明。
网络的无序人所共知。设立一个主持人是否会有助于秩序的建立？
喻国明认为，应该承认环境对人有很大的影响力。比如，一个人处于铺在高级地毯的房间会自觉不随地吐痰，而在另一个相反的环境就会做出不文明的举动，光凭推出一个主持人显然达不到这一点。这需要更多的努力。不过，网络主持人的推出，可以给人们带来亲切感，减少人机之间的距离，这是网络属性的一个根本改变
工业现代化成就了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工业信息化和服务化，则是下一轮持续发展的方向，工业要反哺农业，技术、设备只是表层的支持，资源整合意识、企业管理思维、产业发展布局，才是工业化种子在农业产业化土壤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生长素。
反观现时的农业产业化，千篇 一律地朝着种植或养殖单一化、产业链拼凑化、资本政策孵化到浮华、产品包装过度化等异端狂奔，忽视了农业产业化外在的需求和内在的规律，再好的产业愿望终究成泡影，三农只能被三弄，产业化非成笑话。机械化、技术化、规模化，到底是不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农业产业化如何借力工业化思维？这两个问题，不容忽视，它们才是农业产业化的命门。
面对大命题，我们不妨松弛一下思维。紧张兮兮的思考，容易是自己调入套话废话的圈套，思考成了走老路的虚掩的幌子罢了。有问有答，不问不答，问答式思考，也许是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带着问题去思考、思考指引行动，是干中学的务实姿态。那么，我们一起出发吧，从五个问题的自问自答中共同探寻农业产业化以及思维工业化的真谛。
一问：什么是工业化？
答曰：大规模生产、流水线、标准化部件，只是工业化的外衣。
福特流水线留给世人最大的资产，或许就是对工业化刻板的印象与固执的理解。工业化前期文明依然活跃不是坏事，可无视工业化内在的本质，也许是疯狂圈地、猛盖厂房、大添设备的心魔。被歪曲的工业化概念，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的始作俑者，也是高增长、低效益的破坏性建设的理念打手。
工业化的实质，是概念的创新主导了实体价值的巨大增长，而且是以实体小的改变而获取的。极低的费效比，会让我们走上资源消耗转向环境友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而工业化的持续发展，背后是知识经济，人的创造力又一次从机器里面释放出来了。从产业链的控制力来看，单体技术的突破与领先，不是国内企业的盘中餐，我们能做到的应该是以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宽视野，重新整合产业秩序与价值，并以国内的工业转型为契机，开辟属于自己的标准和领地，最大的工业化制造国夺回工业话语权是必须的，
二问：白酒是农业化产品，还是工业化产品呢？
答曰：白酒，生产已经工业化了，但运营仍然是农业化的。
品牌层面上，白酒一厢情愿地从千年古墓里刨死人的价值，与现代化、工业化渐行渐远；产品层面上，白酒一直没有找到品质的硬基础，口味上也抱残守缺，与现代饮食背离，年轻人投奔洋酒、葡萄酒与啤酒的阵营，是被白酒逼迫的，并不是他们天性崇洋媚外。战略层面上，即使是五粮液、茅台这样的领军白酒企业，依然缺少经营产业链的大气魄，企业运营中忽视财务、金融、HR等杠杆性资源，直截了当奔向营销和传播，企业命悬暴利、腐败消费的悬崖上，其兴也忽，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而众多跟随着，则欲速不达、得不偿失，卯吃寅粮者比比皆是。狂欢的白酒行业，是中国文化复兴名义下的怪胎。
三问：绿茶和红茶，谁是农业化产品、谁又是工业化产品呢？
答曰：绿茶，现在农业化产品，未来必须是工业化产品。红茶，国内为农业化产品、国际为工业化产品。
绿茶，产品被自然状态主宰，而且不能融入到多种生活场合，孤芳自赏的自我产品而已。绿茶，除了自然态产品之外，成功开发的新产品寥寥无几。绿茶的个人化饮用特点，注定了高端产品只能走礼品路线，难以像白酒那样成为社交聚饮的主角。产品传播难以借力于口碑传播与面子效应，绿茶品牌除了原产地这张底牌之外，品牌价值又将如何化蛹为蝶呢？绿茶、白酒，这些国粹级产品，必须要学习中式快餐的标准化、连锁化、特色化经营方式，没有工业化思维的洗礼，即使强大如茅台，也还是一个农业化品牌而已，一亩三分地里翻跟头，岂有大未来？
红茶，工业化产品，且不说英国人持之以恒二百多年的开发，就是在国内，红配绿的大好前途也是路人皆知。红茶，低成本产生高享受、高价值，可以与茶点搭配，可以与一种休闲生活方式完美融合。它是开放的、包容的，也是工业化的。相比之下，绿茶是独舞，自娱自乐的个人游戏。红茶则跳的是集体舞，产品线开阔、产品价值品牌化，产地、品质、口味不再成为束缚，社交体验、群体情感、生活符号等品牌塔尖价值随之而来。红茶，中国人可以折腾出国际品牌的沃土，不似国酒那般自说自话。
浅议武威绿洲农业困境和出路
武威绿洲是河西粮仓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甘肃省的头号粮仓.近年来河西地区普遍存在的产业结构调整,水资源短缺,人口超载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尤其以武威负担最重.针对武威农业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做了简要的'分析,并针对存在的农业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为河西地区提供一个解决思路.
作 者：杨思忠 李海燕 陈秀萍 王建林 作者单位：杨思忠,李海燕,王建林(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兰州,730000)陈秀萍(西北民族大学数学系,兰州,730000)
刊 名：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ISTIC英文刊名：REVIEW OF CHINA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 6(4) 分类号：F327 关键词：武威 绿洲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 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30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
中国农民对工业化的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30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他们进而认为，在建国初期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现代工业还不到国民经济的10％的基本国情下，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和包围之中，要打下工业化这一前无古人、震古烁今的宏伟基业，只能要求甚至强迫农民兄弟做出牺牲。这既为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概言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的工业化注定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剥夺农民为代价的工业化必定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农业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农民的职业化（多数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职业）、乡村的城市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期间，我国的农村人口翻了两番；乡村贫穷落后依旧，城乡差距拉大；农业生产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一句话，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若以“三农”现代化而不是工业化的标准来衡量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农民几十年的巨大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当时中国惟一的选择？
至少，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民供奉＝工业化的新中国工业化的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奉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义务交售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给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等来剥夺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苏联剥夺农民太苦，我们不要效仿。但建国初期的经济形势，使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完全落空。一方面，土改消灭了解放前商品粮的供应主体――地主阶级，同时，农民翻身得解放，人均粮食消费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使城市人口每年以数百万的速度递增，粮食供应空前紧张。在此情形下，国家被迫实施对粮食以后逐渐扩及到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这项政策要求农民除口粮外，一切剩余均须低价（有时甚至低于成本）交售给国家。为降低交易成本，国家还逐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在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为30多年的统购统销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中国工业化对农业剩余的攫取，其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制度之健全在世界史上难有望其项背者。据经济学家计算，建国30多年来，国家从农业获取的农业剩余竟达6000多亿元，接近同期国家对工业的投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每年为国家提供的农业剩余200多亿元，每个农业劳力人均达80元。作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其每年收入的近一半用于交农业税、“公粮”和集体提留，剩下的另一半支付社员的口粮。所以，据笔者的考察，生产队的分配名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口”分配。风调雨顺之年，不过200多公斤口粮而已。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主要特征便是落后和贫穷。人民公社25年，社员年均增加口粮1市斤，年均增加收入1块钱。河北承德地区的一个“三靠”（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生产队，由于连年亏损，生产队欠国家的钱款，要由工分来均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社员接受生产队长派活的前提条件是不记工分，社员请假却要记工分。山西保德县一个生产队1979年分红时，不仅没有分钱，还要每个劳动日倒贴给生产队8分钱，社员把这样的分配叫做“分黑”。到1980年，全国近74％的生产队年人均收入低于100元，近2亿农民终年食不果腹。
为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推行以统购统销、户籍、就业、教育等制度为支柱的城乡隔绝政策，形成了壁垒森严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几十年来，几亿农民政治上无升迁的机会，经济上没有改善的可能，终年被牢牢地箍在土地上为国家工业化默默劳作。
在工业建设依赖农业剩余的前提下，中国农业的缓慢增长，主要通过成倍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年递减不仅是农民贫穷、农
村落后的重要根源，而且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城乡差距的拉大。因此，像中国这样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往往造成工农业的比例失调和城乡的长期隔绝，这样的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要侈谈什么现代化了。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多、为这个“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在于这个巨大的代价是不是换来了工业化的初步实现（中国经过30余年的努力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个结论值得商榷），还在于这个巨大代价的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中国乡村的贫穷与落后，因而也就没有全面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样的工业化其历史价值和真正意义何在？我们的结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前提之一，从本质上讲，是“三农”的现代化。脱离此点的现代化，只能使中国的.现代化徒增困难，多走弯路。
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50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但“三农问题”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国初变得更加尖锐和严峻了。
中国仅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较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13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超过9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3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是以占世界近40％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7％的非农民！这恐怕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让我们时常尴尬、又不情愿承认甚至有时有意无意地竭力掩饰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当欧美各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迈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9・11事件”之后，以欧美各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7％的年均增长率。有人甚至预言，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将独领风骚。面对过于乐观的预测，理智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醒世人：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人在土地上为百分之二十多的本国人刨饭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
怎样安置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机智并富有魄力、耐力。上个世纪70年代末，神州大地开始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场农民解放自己的革命。这场发端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冲破了排斥农民的“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在于开始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把“三农”的现代化作为这场革命的主题。中国现代化之门开启了。
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创制各种制度使几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近20年来，千百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去开辟新的天地，寻求新的生活。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而且为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经商创造了条件；崛起于8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1亿多个就业机会；遍布全国、几乎与乡镇企业同时兴起的近2万个小城镇，使近3000万农民告别了世代相沿的村居生活；星罗棋布于各大中城市边沿的所谓“浙江村”“河南村”等，也有近3000万农民工生活于其中。近2亿农民不再依赖土地过活，这是现代中国的大事件，是一场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革命。
然而，曾几何时，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国的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敞开城门（比如改革户籍、就业制度），亦断难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力；乡镇企业在经过了80年代中、90年代初两个高成长期之后，体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短期内亦难有大的发展；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变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还是依赖乡镇企业的兴衰而沉浮？尚难预测。由上而知，村民们弃农务工经商的规模和速度，短期内很难再现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日前，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有70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7亩，50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据社会学家在中原地区的调查，眼下一对夫妇加一台拖拉机可耕种50～100亩地，而当地每个农户平均承包的责任田还不足8亩。由此推知，农村一多半劳力处在闲置或半闲置状态。这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20多年，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投入其他职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职业转移浪潮。但是，仍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局面。据人口学家的推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8亿，到那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将是多少？这将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战栗的数字。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的世纪难题。说它难，一是难在农村人口还在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速度增长；二是难在现有的数亿农村剩余人口无从安置。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撇开了农民和农村，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这是已为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家庭承包已走到尽头了吗？新世纪“三农”现代化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持久如初，制度效应递减的趋向日趋明显，农村经济制度短缺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支撑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是所谓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权、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长期使用权。但目前的有关法令对“三权”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在实际过程中，“三权”交叉、“三权”主体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视承包地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抗捐拒税（河南的一个行政村，村民集体抗税达数年之久，上级派县公安局的一个处长亲任村委会主任，也被轰出）；村集体不尊重农户的土地使用权，随意更改承包合同，甚至背着村民把农民的承包地租让给村外的公司，引发村民的过激行为；某些上级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滥占耕地，乱建所谓开发区等等，不一而足。地权不稳，投资预期自然不佳，土地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不可避免，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还有，家庭承包还造成了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家庭承包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的“均田制”，即以分配承包地的方式承认每一个村民的村落成员权。中央要求土地承包15年甚至30年不变，但在实际执行中，大部分地区为适应人口的随时增减，往往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有的地方甚至每年一调。另外，土地的质量、位置亦大有讲究，这在山区尤其如此，像豫西南地区就有“三山六坡一分川”的说法。人口的增减、土地的好坏等都是决定承包地调整的重要因素，当平均“地权”是承包地调整的惟一目标时，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就不可避免了。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贵州湄潭县一朱姓农户，7口人分得7份承包地，共计128块！如此分散的土地经营，怎样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没有土地的规模经营，就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要实行土地的规模（集中）经营，被规模经营排斥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
村落后的重要根源，而且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城乡差距的拉大。因此，像中国这样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往往造成工农业的比例失调和城乡的长期隔绝，这样的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要侈谈什么现代化了。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多、为这个“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在于这个巨大的代价是不是换来了工业化的初步实现（中国经过30余年的努力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个结论值得商榷），还在于这个巨大代价的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中国乡村的贫穷与落后，因而也就没有全面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样的工业化其历史价值和真正意义何在？我们的结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前提之一，从本质上讲，是“三农”的现代化。脱离此点的现代化，只能使中国的现代化徒增困难，多走弯路。
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50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但“三农问题”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国初变得更加尖锐和严峻了。
中国仅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较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13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超过9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3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是以占世界近40％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7％的非农民！这恐怕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让我们时常尴尬、又不情愿承认甚至有时有意无意地竭力掩饰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当欧美各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迈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9・11事件”之后，以欧美各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7％的年均增长率。有人甚至预言，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将独领风骚。面对过于乐观的预测，理智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醒世人：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人在土地上为百分之二十多的本国人刨饭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
怎样安置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机智并富有魄力、耐力。上个世纪70年代末，神州大地开始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场农民解放自己的革命。这场发端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冲破了排斥农民的“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在于开始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把“三农”的现代化作为这场革命的主题。中国现代化之门开启了。
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创制各种制度使几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近20年来，千百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去开辟新的天地，寻求新的生活。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而且为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经商创造了条件；崛起于8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1亿多个就业机会；遍布全国、几乎与乡镇企业同时兴起的近2万个小城镇，使近3000万农民告别了世代相沿的村居生活；星罗棋布于各大中城市边沿的所谓“浙江村”“河南村”等，也有近3000万农民工生活于其中。近2亿农民不再依赖土地过活，这是现代中国的大事件，是一场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革命。
然而，曾几何时，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国的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敞开城门（比如改革户籍、就业制度），亦断难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力；乡镇企业在经过了80年代中、90年代初两个高成长期之后，体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短期内亦难有大的发展；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变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还是依赖乡镇企业的兴衰而沉浮？尚难预测。由上而知，村民们弃农务工经商的规模和速度，短期内很难再现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日前，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有70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7亩，50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据社会学家在中原地区的调查，眼下一对夫妇加一台拖拉机可耕种50～100亩地，而当地每个农户平均承包的责任田还不足8亩。由此推知，农村一多半劳力处在闲置或半闲置状态。这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20多年，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投入其他职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职业转移浪潮。但是，仍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局面。据人口学家的推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8亿，到那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将是多少？这将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战栗的数字。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的世纪难题。说它难，一是难在农村人口还在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速度增长；二是难在现有的数亿农村剩余人口无从安置。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撇开了农民和农村，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这是已为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家庭承包已走到尽头了吗？新世纪“三农”现代化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持久如初，制度效应递减的趋向日趋明显，农村经济制度短缺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支撑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是所谓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权、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长期使用权。但目前的有关法令对“三权”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在实际过程中，“三权”交叉、“三权”主体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视承包地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抗捐拒税（河南的一个行政村，村民集体抗税达数年之久，上级派县公安局的一个处长亲任村委会主任，也被轰出）；村集体不尊重农户的土地使用权，随意更改承包合同，甚至背着村民把农民的承包地租让给村外的公司，引发村民的过激行为；某些上级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滥占耕地，乱建所谓开发区等等，不一而足。地权不稳，投资预期自然不佳，土地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不可避免，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还有，家庭承包还造成了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家庭承包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的“均田制”，即以分配承包地的方式承认每一个村民的村落成员权。中央要求土地承包15年甚至30年不变，但在实际执行中，大部分地区为适应人口的随时增减，往往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有的地方甚至每年一调。另外，土地的质量、位置亦大有讲究，这在山区尤其如此，像豫西南地区就有“三山六坡一分川”的说法。人口的增减、土地的好坏等都是决定承包地调整的重要因素，当平均“地权”是承包地调整的惟一目标时，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就不可避免了。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贵州湄潭县一朱姓农户，7口人分得7份承包地，共计128块！如此分散的土地经营，怎样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没有土地的规模经营，就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要实行土地的规模（集中）经营，被规模经营排斥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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