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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角，1元的叙事作文500字
呀！教室中传出一阵阵痛苦地尖叫抱团游戏开始了，哼，我们女生为廉价的5角，男生则是1元！全班同学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圆圈，吴老师则站在中间，笑嬉嬉地看着我们，嘴中还唱着小曲儿：找呀找呀找朋友我们也随着老师的歌声跳了起来，可是，气氛并不是那么和谐，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味道，气氛是那么紧张，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只听吴老师从嘴中快速地报出了数字：一元五角。
我的好朋友相继被男生给抢去了，数秒以后，我便听见了一阵阵海豚音。我观望四周，试图寻找一个猎物，在人群中，透过同学们的缝隙，我看见了一个瘦小的身影，是男生1元，不正是我所缺的吗？正当我发呆之时，他立刻像一只青蛙似的`飞扑过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一把抱住了我，我那颗悬着的心，也渐渐落了下来。
第二轮游戏开始时，我再也不紧张了，因为我自认为感觉不错，便随着吴老师的歌声兴奋地跳起了小步，当老师报出：二元五角。时，原来一片寂静的教室，现已乱成了一锅粥，尖叫声，欢呼声凝成一片。我的大脑正在飞快地运转，二元五角，等于5个女生，等于我时不时伸出手指头数，两位一元先生正在四处游荡，突然，像似被一阵风吹来似的，只感觉有两人在不同方向拽着我的衣服，把我向两边拖，我感觉身体快要被撕成两瓣，我大声尖叫，可丝毫没有用，我被他们活生生地拉到一个角落，其中一个人用了锁喉功，死死地压着我的喉咙，压地我喘不过气来，直到吴老师宣布结束时，他们才肯放过我。5角，1元游戏结束了，但欢乐仍在继续
值得珍藏的100元钱叙事作文
在我的储蓄罐里存放着一张红红的100元，无论什么时候我总也都舍不得花掉它，我要把它一直珍藏起来。
那是去年三年级期末考试时我得了第一名，姐姐考上了河南理工大学，全家人都很高兴。躺在床上病重的爷爷听到后，他颤颤巍巍地从房屋里走了出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颤抖着数了数钱，笑眯眯地说：“我两孙女都很争气，有出息，爷爷要奖励你们。”说完，他颤抖着手先把钱递给姐姐说：“我大孙女考上大学是件大好事，为咱们李家争光添彩了，爷爷要重重的奖赏你，这一千元是给你上学用。”姐姐握住爷爷的手说：“爷爷，我不要，你有病，你收着治病吧！”“不行，不行，我还有钱，我还有钱，这是爷爷的心意。你不要，爷爷就生气了。”爷爷装着生气的样子，姐姐抹着泪只好收下了。爷爷又拿出一张100元，微笑着，颤抖着递给我说：“依依，你还小，爷爷就先给你100元吧！”“爷爷，爷爷，我不要，我不要，你治病用吧！”我急忙说道，“又一个不听话。”爷爷又装着生气了 ，我也只好收下了。
就在爷爷给我们钱16天后，爷爷就因病去世了，我们全家都非常悲伤难过。如今，爷爷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每当看到那张红红的100元，我就想到了爷爷，好像看到了爷爷那慈祥的笑，无论什么时候，我怎么也不舍得花掉它，我要把它好好珍藏着，它鼓励我一直前进，将伴随我成长！
总体性或元叙事的合法性论文
内容提要：
詹明信的新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融入到后现代理论话语中，而这一点恰好是经典理论与后现代状态的理论困境之所在。其中总体性问题是他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最大分歧。本文就这一问题对其基本叙事理论的根基进行分析，以探讨总体性观点在当代理论中的合法性。
关键词：詹明信/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总体性叙事/合法性
正文：
詹明信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目标，如他自己所说，是想用一个有调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来准确表达和描述各种文化现象整体的构造模式，从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考察。这就表明了他的理论建构出发点仍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内将经典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性反思。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综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一种当代重构。而这一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视角的选择。
在对后现代文化进行的全景式扫描之中，詹明信始终维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仍然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他甚至从文化层面上将美国乃至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视为“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统治世界新势头的一种内在的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表达”[1]（P57）。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论始终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理论原则。他坚持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每一种后现代立场从里到外无一不是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姿态。
虽然詹明信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场文化灾难。但他同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证地指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合逻辑的发展。他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和众多的后现代理论家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当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结构存在着具有断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转变，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指出，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从文化上统治着晚期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一种超越既往的资本主义所有现代形式的全新经验和意识形式。
正是这一经验意识形式构成的逻辑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转变：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界线被打破；对现代主义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丧失批判颠覆锋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批判性距离的消失；异化感、焦虑等现代人的困扰消失；主体性急剧解体引起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感在现代观念中的不断弱化；以及后现代的虚拟性超维空间导致的方向感的丧失。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由图像与幻影构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现实，它具有零碎或片断性的基本特点。
指出并承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断裂性特征是詹明信与多数后现代理论家的共同之处。但与其他许多后结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詹明信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点出发，认可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仅仅是对当代潮流的一种抗拒，更重要的是寻求历史感的恢复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而拒绝放弃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坚持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则是詹明信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理论分歧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对总体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一致认为，总体化理论意味着对多元的差异性事物进行镇压的图谋，是为一种总体性的暴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此基点上构筑其合法性。利奥塔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价值尺度，而现代理论描述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却又是不可靠的。这便导致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对总体性话语提出质疑。在利奥塔看来，这样的一个能够支配我们所有领域原则的总体性叙事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不同语言游戏的不同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的。语言游戏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表明，语言游戏具有多元性和迥异性特点，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叙事之下。所有对总体化理论的质疑便指向了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将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证明的陈述――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对于这种元叙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经典叙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元叙事话语便遭到颠覆。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对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决定的能力。“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无论它采取什么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解放的叙事。”[2]（P66）。在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在像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分裂或断片似的状态中，存在着只是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差异或异质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虽然主要也是依据现代语言学与叙事学理论，但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基本观点，声称“文学文本的政治阐释是所有解读与阐释的惟一视界”[1]（P17），并坚定地维护总体性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他用“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来说明总体性的主导叙事的合法性。这一术语，在其他后结构理论者看来，是带有权力话语的霸权特征的总体化叙事，是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种元叙事。而在詹明信看来，主导叙事或总体性叙事并非像利奥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在继续构筑着人们的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悄然地产生着无法抵消的作用。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非因果论，将社会历史结局视为任意性的结局的观点，詹明信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坚持社会总体性决定论模式，将历史看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连贯叙事。在对利奥塔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叙事理论合法性的回应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商品化的原始动因伸展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一领域，贯穿于知识、信息以及无意识自身在内的每一领域。依据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断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文化类型。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便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相应文化阶段。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新兴的文化与此前的某种主导性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上，“各时期之间的急剧变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更多地是一定现存因素的重构：前一阶段的或制度的从属性特征如今可成为主导性的，再往后又从主导性成为次要性的了。”[3]（P123）这一分析既辩证地包含有对后现代形式的断裂特征的强调，同时又含有对与后现代形式之前的形式在逻辑上的延续性推论。这一论述表现出詹明信的叙事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框架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语境化阐释。
詹姆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角度可以让人更为深入地理解他的总体性立场。他接受了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叙事中更能使人看到总体性的方式。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都显现出一致的社会批判倾向，而这种总体性倾向是在对矛盾的各个阶级和对抗的生产方式的综合连贯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对它的同化，行使着社会批判的功能。詹姆逊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应承认作品自身的整体性；其次，对一部完整的作品必须“依靠一般的背景（当然，这些背景也在每时每刻以及不同时代之间发生变化）来理解”，必须将它置入不同的阅读语境中来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把作为完整作品的个体放到一个较大的关系范畴中去进行解释。就文学的形式而言，他也认为，“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变化的，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与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因为各种文体是先存在于相对而言是一种系统的复合体中的，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3]（P125）。这样，单个的文学文本就被联系到更广的同类文体或不同文体的共时和历史的范围中得到对比研究，并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获得更全面的辩证的说明。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关于总体性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性表明，这一问题恰好是他与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理论分歧与论争的焦点。他指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哲学，只要试图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总体的压制性质。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欧美社会中的各种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后发现，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与挑战，能完满地阐释马克思原著中根本的哲学观念的便是卢卡契的思想理论。而卢卡契理论的最突出建树和核心观点就是总体化理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认识论原则，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会其中。他的先决观念就是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更进一步地说，尽管马克思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心智会受其自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就人类总体来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个让人难以直接把握，有着它自身规律的大网之下。因此，当今某些学者指责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地方，恰恰能证明它的生命力优于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基于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大胆地声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联结打通不同学科及其学术语言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容忽视。由于辩证法规则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种专业语言，而超越各专业之上的，詹姆逊称之为“超规则”系统。有了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便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况而言，詹明信进而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能将其置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范围内，并能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后现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释为商品化的更高级和更纯粹的阶段。詹明信同时坚持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不可还原，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导性文化，意味着抗争性、抵消性的逻辑和倾向在一个复杂的力量场里的运动。建构这样的一个描述模式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便体现了他的这一总体性理论构想。语境化是评估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径，“只有依据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观念或霸权主义式样，真正的差异才能得到估价”[4]（P146）。
詹明信对后现代理论的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将现象进行连接。他从两个方面为其总体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首先，差异自身不可能在关联着的系统的语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符号或代码意义都产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统之内，都是在其具体的语境中被理解的，因此，这一文化语境就具有总体性的价值特征。其次，总体化的分析对于描绘资本主义霸权化和体制的效果图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认为，对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强调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来将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忽略了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讳言，詹明信对总体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筑基于其发展进程中所依循的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而这一点又必然伤害到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立场，即认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显然与他的社会批判立场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论立场的致命伤。
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便会陷入另一困境。否定总体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批评现代性的同时肯定了总体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与现代性断裂的后现代状态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预设。而且这个后现代性概念的预设实际上是设定西方社会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总体叙事，因此他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总体化的立场。正是现代性及其急剧的历史断裂的理论预设导致了对一个全新状态的描述，并以此证实后现代术语的合理性。总之，后现代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总的控制性叙事和总体性的概念的基点上。
从总体上看，詹明信的总体化理论比较令人信服地回应了后结构主义者对元叙事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果始终坚持对总体性理论原则或元叙事的否定认识，就无法再进行他的后现代语言游戏。因为被标上“后”这一前缀的术语终究会将人们带入历史的连续性的话语之中。任何承认后现代状态存在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此前的存在，而对“前”与“后”的历史叙事本身就预设了这一话语中所暗示着的某种总叙事、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历史的相继性的思想。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使他们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而他们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又恰恰使他们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们在描述中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状态确实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我们的文化批判，那么，我们对其进行批判的立场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又可能将我们带入到某种理论预设之中，从而使我们陷入现代思维模式，承认元叙事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詹明信对总体化理论的坚持正好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F.Jameson，1983，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in Hal 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
[4]F.Jameson，1984，Postmodem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in New Left Review，No。146。
口传文学：作为元叙事的符号权力
如果说，文学权力是一种话语权力或符号权力；如果说，文学话语可以凭借它所具有的文化能力、文化习性和文化产品的稀缺性，控制、支配或影响话语场，从而使自身构成符号资本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只是在共时性的意义上指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指出，文学权力的性质、范围、大小等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那么，影响文学权力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这里不能首先考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宗教权力、教育权力等权力，这并不是说它们对文学毫无影响，事实上，文学权力本身就可能是上述种种权力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某种投影，或者就是上述权力在表征领域的策略延伸乃至突围表演，而且，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文学权力与上述权力唇齿相依，不可相互取代；但至少就其现实性而言，上述诸权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学权力在社会世界中的地位和性质。它们可以让文学穿上五花八门的服装，但却不能调整文学在话语场上音量的大小。这是因为，上述诸权力对文学权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渗透或规定上，它至多只是强化了文学权力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固有的强度和水平。那么，谁是文学权力的合法审判者呢？
从权力总是基于资本的占有这一社会学常识出发，我们认为，文学权力决定于文学文本作为符号资本在整个社会世界中——特别是表征领域里所占的比重。换句话说，政治权力等诸权力总是寻找最能彰显自己利益的话语形式来为自己服务，因此，要探讨文学权力，在围绕着文学自身的逻辑展开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要结合人类历史上传播媒介手段的演变，结合其他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叙事话语形式如口传话语、报纸话语以及影视话语等等的兴衰来加以考察。这就是说，文学曾经由于它在表征领域的特殊地位，由于其文化资本的稀缺性，由于这些方面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从口传时代到大众媒介时代被建构成一种文学权力；但是，当其他的叙事话语形式（如现代传媒）基于另一种符号资源，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权力得以实现的功能时，文学权力必然要呈现出全面萎缩的征兆。
但如何对此进行论证呢？我们可以假定一定的文学观念是一定历史语境中文学权力的集中显现，因为文学在社会世界中所具有的符号资本的意义，必然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投射到文学观念特别是文学的合法定义上。当然，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权力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文学观念是权力意志的赤裸裸的表达，而只是强调一种内在的意义结构的同源性[1](P14)。文学观念固然无疑是交织着政治、经济、宗教等权力的某种程度的映射图像，但另一方面，从符号权力的逻辑看，主要是从文学家对于社会所持的基本态度、倾向和立场——比如是认同现实，还是拒斥社会，或者是对主流话语保持距离来看，又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权力意志的曲折表达。与此同时，由于文学权力总是伴随着其他形式的话语系统的兴衰、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变迁而发生历史性演变的，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媒介技术的进步来理解文学权力的失落。
因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由于作为文学载体的口头语言和文字、书籍在人类文明史上绝大多数时段里，曾经在传播学意义上起过支配性的作用，文学由此得以垄断表征领域，成为最重要的叙事手段。此一阶段是文学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确认的时候。文学家与统治者具有一种同谋关系：一方面，统治者迫使文学成为自己的符号工具，迫使文学负载着与她的自由本性相对立、相异在的使命；另一方面，得到体制认同的文学家们跻身于社会上层，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符号权力（注：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叙事形式。比如哲学的叙事，宗教的叙事，道德信条的叙事等等，但在表达与知、意并列的情的叙事上，在追求与真、善并列的美的`叙事上，文学的叙事仍不可替代。）。与此同时，他们自觉地将主流文学的叙事，表现为肯定现实的倾向。
但是，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升级所造成的技术可能性，出现了报纸，此后，在现代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广播、电影、电视等新的媒介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取得话语场的领导地位。伴随着可能的文学受众的注意力逐渐迁移到上述大众媒介那里，文学逐渐由稀有其匹变成稀松平常，文学权力逐渐由举足轻重变成无足轻重。这样，文学的生存空间受到空前的蚕食和挤压，并被迫走向边缘。文学为了强化自己的独特性，调整了自己的叙事策略。就其仍然追求稀缺性并在后来得到体制认可的所谓纯文学而言，它使自己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对大众而言，都变成了不可读的、不可解的甚至不再美的艺术。反映在文学观念里，就出现了追求艺术自主性，反对屈从于社会的、道德的或宗教的等所有其它功利价值的种种主义和思潮，文学的写作变成了为小圈子而创作的精英写作。与此同时，文学把传统的文学写作贬之为载道文学，把谋求读者大众认可的文学写作斥之为商业文学或通俗文学，通过对文学场所强加的这种区隔，把它们合法地排斥在文学的神圣殿堂之外；另一方面，文学家与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形式上，也变成了对立关系。这样，从权力的观点看，文学尽管仍然拥有某种程度的符号权力，但作为社会主流话语的他者，作为一种反话语，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屠龙之技，基本上失去实际效用。作为虽生犹死的活文物，文学尽管仍然以诸如文学教育、诺贝尔文学奖等种种形式被现存体制所继续认可，但这只不过是其文化惯性力量的滞后效应，最终改变不了其气数已尽的历史宿命。
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文字发明之前即口传时代的情况。在早期社会，文学权力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话语实践，而且是一种被合法承认的现实权力。在传播学上，一般把人类通过运用口头语言进行信息传播的这一最原始的阶段称之为第一次媒介形态大变化时期，因而口头语言成为人类传递知识、经验和信仰的主要方式。正是通过口头语言，原始社会的现实才能被构建、维持和变换。但是，正如菲德勒所指出的那样，口口相传在穿越时空时是不稳定和不可靠的，“当故事从一个族群传递到另一个族群或是代代相传时，他们势必丢失了许多他们原有的意思和来龙去脉，最终变得不可理解或成了隐喻。”（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第51页。当然，原始叙事的传播过程也即是演义过程，许多原本不存在的意义被发明或增生出来，这导致了像《荷马史诗》这样的文化奇观，这一方面也不容忽视。）这样，为了挽救集体记忆，许多叙事采取了诗的形式。闻一多先生说：“说话时期当早于创造文字若干万年，既能说话，必会唱歌。话既成为整个意志的代表，人们必须记它或诵它，这就是诗，并且为了便于记忆，故诗必有韵，但与后世用韵带有音乐性者不同。同时必须有整齐句法，还要有连环句法，……又须有系属之特点，即在文章中分别子目而加详释，也是为了便于记忆。再又有排比句法，不但字句整齐，连句的结构也是一致，作用都是一样。”[2](P10-11)早期社会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存在方式是与文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与诗密不可分的（注：维柯写道：“各原始民族用英雄诗律来说话，这也是自然本性的必然结果。这里我们也应赞赏天意安排，在共同的书写文字还未发明以前，就安排好各族人民用诗律来说话，使他们的记忆借音步和节奏的帮助能较容易地把他们的家族和城市的历史保存下
来。”《新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文学变成了包括宇宙论、世界观、伦理信条、实用知识、神话传说、英雄传奇、抒情纪事甚至政府文告在内的元叙事。我们可以从中国最早的一些文献中，例如《尚书》、诸子，对诗的韵律或叙事技巧一定程度的依赖中，可以推想上古文化泛文学化的一种惯性力量。实际上，在上古诗歌、音乐、舞蹈是结合在一起的。《诗经》中重章叠句的程式化技法，即是明证。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普遍性的，“在各种艺术的原始混沌状态中．功能迥异的不同成分自然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例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礼仪活动中，舞蹈表示日常的动物图腾，歌唱是祖宗图腾的一种赞美形式。休息时，由神职人员担任的口头评论则复原了祖宗穿越临近部落领土的艰难而神圣的历程。由原始乐器所演奏的音乐、舞蹈、诗歌话语和散文话语就这样融亍一炉。”[3](P5)因此，在早期社会，口传诗人的这一角色决定了他们不仅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传统智慧和部族历史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注：闻一多说：“古代的诗的功用，相当于后世的韵语歌诀，它是由一段生活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精粹语言，可称它为格言或谚语。为了便于记忆，才创造了上述句法，这就是诗的起源。那些格言的作者，就被人称作圣人。”《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第11页。），他们常常在一些诸如庆典、集会、祭神仪式等公共场合上吟唱和演奏，他们负责定义世间万物，诊断社会万象的各种症候，并且预言人类的未来，因此，理所当然，“诗人是公共舆论和公共判断的创造者。”（注：Bloomfield,M.w.& Dunn,C.W.,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Cambridge:D.S.Brewer,1989,p.7.口传时代文学权力的惯性力量可以在《左传》中人物频频援引《诗经》以强化自己发言的合法性这一事实来得到说明。鲁文公在宗庙祭祀时，优先考虑自己的父亲僖公而非列祖列宗，被人引用《鲁颂》一段诗句而讥刺为逆祀，即是一个好例子。参见《左传·襄二十四年》，载《新刊四书五经·春秋三传》，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265页。）
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足够的资格可以充当口传诗人。这至少需要具备三方面的符号资本。首先，口传文学是转瞬即逝的，其发表的惟一途径就是当众吟诵表演。这除了需要精湛的表现技巧外，还需要良好的记忆力。由于盲人往往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因此，盲人每每成为一个族群或部落的主要叙事者。维柯说：“荷马自己曾称在贵人筵席上歌唱的诗人们为盲人，例如在阿尔岂努斯招待攸里赛斯的筵席上歌唱的以及在求婚者欢宴中歌唱的都是盲人。”[4](P440)中国古代负责掌管文化的乐师如师旷，以及后世凭自己的记忆谋生的口头文学家如说书人、瞽妓等，多为盲目者。其次，诗人还必须拥有一些专门的技艺，包括复杂的诗歌和音乐的韵律，部族的习俗和律法，并且熟谙神话和历史（注：布罗姆菲尔德和丢恩写道：一位口传诗人为自己的造诣感到自豪，因为他“借助于超越常人的旅行而获得了宇宙知识；他懂得与世界的统治者们联系在一起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以及，他在公开场合迎送的诗中颂扬了一些人的美名，并得到了他们的优厚酬报。”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p.96.）。早期社会的诗人被要求做一个文化上的通人。即以中国上古社会承担类似叙事任务的巫觋为例，他们必须：“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yīn＠①jié＠②之服，……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5](P559)他们实际上就是古代社会最早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最后，口传文学尽管常常借助于程式化的表达，但却总是即兴创作的，这就要求诗人具有普通人所无法拥有的灵感。因而，口传诗人被认为拥有某种神奇的魔力，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并窥见上天的秘密。这种信念在柏拉图的诗人“迷狂说”里，有着非常清楚的表达。布罗姆菲尔德和丢恩指出：“诗人被特别的认为是智慧的发现者、保存者和传播者。这是因为，与普通的尘世中人不同，他们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感知天赋而掌握了智慧，这种感知天赋是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天赋而专门授予他们的。”[6](P111)
借助于上述符号资本，他们就可以控制甚至垄断话语场，因此，不难想像，口头文学家所享有的符号权力在初民社会是不可匹敌的，而他们所陈说的话语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不容置疑的永恒真理。本雅明写道：“很少有人意识到，听故事的人对于讲故事的人的那种不加判断，听什么信什么的关系，其决定因素在于他全神贯注于把所听来的东西记在心里。”[7](P304)当初民们把故事牢牢记住的时候，他们也就在无意识之中接受了包含在其中的智慧（注：本雅明谈到了这种实用智慧的具体情况：“实用关怀是天才的讲故事的人所特有的倾向……这有三种情况：第一，有用性可能寓于一种伦理观念；第二，可能寓于某种实用建议；第三，可能寓于一条谚语或警句。在每一种情况，讲故事的人都向读者提出了忠告。”见《本雅明文选》，第294页。）。智慧，就是口传文学的最基本的文学观念。那么，这些智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布罗姆菲尔德和丢恩在研究了18世纪之前还不被人知晓的古代欧洲诸民族的口传文学之后，得出结论，智慧，作为西方早期社会的口传文学的中心概念，其根本的意义在于强调一种秩序：“那么，古代的智慧概念就是早期人文科学的自然宗教。无论其形式是多么离奇，那些神话和故事总是预设了秩序和合理性的观念。”[6](P108)这种秩序的合法性来源于何处呢？先让我们看看，古代口传文学在内容上的一般特征。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口传文学基本上已经失传了，像后世记载在文献中的女娲抟土造人、精卫填海或者夸父追日这样少数孑遗者只是鲁殿灵光，至于巫觋的作品虽然在《诗经》中“颂”的部分还保存有一鳞半爪，但绝大部分无疑已散佚不存了。但我们不妨说，窥一斑或可知全豹。这些叙事都是处理一个神的世界。放眼世界古代诸主要民族的口传文学，特别是史诗，例如荷马史诗、黎俱吠陀或《旧约·希伯莱诗篇》，这一特点，即叙述神的故事与展现神的观念，更为突出。所以，我们不妨推论，口传诗人所宣示的智慧，原本是借助于神的权威，向初民社会强加以信念秩序的一种符号策略。我们不可忽视这些智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意义，以及在整合社会时的功能意义，但在本文中，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诗人在传播智慧时的特权身份：因为诗人秉有神奇的天赋和魔力，他们就可以以巫觋、先知或预言者的身份成为一个部族的精神领袖，成为神的代言人，成为天（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借助于他们所传布的智慧，他们不仅仅在社会世界里灌输了一个社会所必需的种种经验和忠告，而且还控制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并
以此建构起一个能够最大限度突现自己符号利润的精神秩序。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指出了合法统治的三种纯粹的类型。即卡里斯玛性质的统治，传统性质的统治和合理性质的统治。我们认为，这三种统治类型恰好和前文字时代、文字印刷时代以及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学权力的性质相互对应。所谓卡里斯玛(charisma)型的统治，即是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8](P241)的一种统治。由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前文字印刷时代诗人的符号权力实际上就是神的代言人的权力，因而从性质上来说，文学权力可以说是一种卡里斯玛权力。在前文字社会阶段，口传诗人利用神赋的超人能力与统治者结成了一种现实上的同谋关系：一方面，统治者需要诗人为他们的权力、地位和历史提供合法化辩护。这在残存在文献中的诗篇中可以得到证明，“保存在书写中的最早的诗是为庇护人（保护神）、国王、首领和宗教领袖所创作的诗，创作要投合他们的口味，并以传统的方式来锤炼。”[6](P17)中国《诗经》中的“颂”的部分也是很明显的例证。另一方面，诗人也需要与统治者分享权力，并得到实际上的好处。正像一位西方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两者具有一种互换或互惠的关系：诗人向庇护人献上赞美诗，另一方面，庇护人也回敬以赏赐品给诗人。”[6](p76)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在一位口传诗人的诗句中表现得非常露骨：“君无臣兮，无言可听；臣无君兮，无诗堪吟。”[6](P86)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在中国口传诗人由巫觋充当的情形下，他们两者是合二而一的。张光直先生说：“从商人占卜的频繁和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在商人的观念中是有先知的；他们知道生人计划中要作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生人对神鬼的这种智慧是力求获得的。进一步的自然推论是掌握有这种智慧的人便有真正的权力。因此在商代巫政是密切结合的。”[9](P279)换言之，对于智慧——即祖先经验、宇宙知识和语言能力，甚至通神术等等的总和的拥有，乃是统治者使自己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认同的关键条件之一。
最后，还有必要强调我们开始所指出的事实，即与后代文学家所拥有的文学权力有异，口传诗人（当然包括巫觋）所拥有的卡理斯玛文学权力并不仅仅是符号意义上的，不仅仅只是话语实践的一种能力，而且还具有操作意义上的实践性。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初民们相信：“我们语言的天赋是个神奇的天赋，由于它能导致或引起某种行为奇迹的发生，我们便假定，要是我们知道适当的词语，我们便能产生或影响几乎任何事情。”[6](P14)因此，当口传诗人在特定的公共场合例如祭神歌舞或宫廷饮宴时进行诅咒或歌颂某人某事时，人们普遍相信，语言的魔力会施加到其指涉的对象上去，最终迫使其发生蜕变。在《早期社会中诗人的角色》一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作为口传诗人言说中心的智慧，并不是如同后代人所理解的某种沉思默想，其意义出场实际上总伴随着明显的干预性，“智慧必定不会被隐藏在某个角落，它是说服人、争取人的。智慧必须激发人们行动，并进入到生活的闹市街角中去。”[6](P24)口传诗人的话语实践不需要任何策略中介，就可以直接实现自身的权力意志。
收稿日期：-07-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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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9.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示加湮去氵
＠②原字契去大下加系去丿
元和观位于遇真宫和老营镇之间，始建于元代。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至十七年重建，明嘉靖以后，又曾改建和重修。观的主体布局方正有序，隔断适宜，院落深重，规矩谨严；石栏台阶，曲折宛转；殿堂大小均衡，其主体建筑在高台之上。殿内现存神像、供器，大多为铜铸鎏金，铸造工艺精巧。正位的上方供奉着木雕饰金的真武神像，服饰富有宋代风格，是武当山现存最好的.木雕艺术杰作。六丁、玉皇等神像，形态各异，造型生动，是我国稀有珍贵文物，可供研究鉴赏。元和观原为武当山道教监狱，是处罚违犯清规戒律的道士的处所。
元秋，本名张转男（Cheung Cheun Nam），香港前武打电影演员，用过的艺名还有甘家凤、林秀等等。元秋早年是以武打演员身份出身。她是元龙（先洪金宝再成龙）、元楼（成龙）、元彪、元奎、元华、元武、元泰七人担任的《七小福》的'师妹，从十岁开始便接受师傅于占元训练，七年后踏入电影圈担任替身，为当时少见的女替身。她曾在007电影《铁金刚大战金枪客》中饰演Lieutenant Hip的niece “Nara”，不过戏分少，字幕上没提到她的名字，不算是正式的邦女郎。随后因为结了婚而于八十年代息影。
目录演艺经历主要作品获奖记录演艺经历元秋在息影后，得到周星驰再三邀请而复出，演出电影《功夫》。她在《功夫》饰演猪笼城寨的女房东，与元华饰演一对夫妇。 11月，元秋凭《功夫》夺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10月，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主要作品参演电影
1974年： 《007大战金枪》 1975年： 《黑龙》 1978年： 《洪拳大师》 1978年： 《青龙探爪》 1978年： 《五大弟子》 1979年： 《龙斗破戒弟子》 1979年： 《五爪十八翻》 1981年： 《勇者五惧》 1982年： 《天蚕变》 1984年： 《新飞狐外传》饰 胡夫人 合作演员：梁家仁、万梓良、黄日华 1984年： 《游侠情》 1985年： 《霹雳十杰》 1985年： 《弟子也疯狂》饰 苗翠花 合作演员：汪禹、刘家辉、钱小豪 ： 《功夫》饰 包租婆合作演员：周星驰、元华、陈国坤 20： 《野蛮秘笈》 年： 《雀圣》 饰 十三飞 2005年： 《雀圣2》饰 十三飞 2005年： 《功夫状元》饰 戴三 20： 《得闲饮茶》 ： 《美女食神》 20： 《雀圣3》 年： 《东方海盗传奇》 饰 窦太太 ： 《大四喜》 20： 《桃花运》合作演员：葛优、范冰冰、郭涛 ： 《寻找成龙》饰 女道长 合作演员：张一山、成龙 ： 《越光宝盒》饰 包租婆 合作演员：孙俪、郑中基、黄渤 20： 《功夫咏春》饰 梁博涛母 合作演员：余少群、白静 年： 《笑咏春》合作演员：田亮、元华 ： 《桃姐》合作演员：叶德娴、刘德华
综艺节目
第一、二届国际影视新星选拔特邀嘉宾。
获奖记录台湾金马奖（2005年)：最佳女配角奖《功夫》 第二十八届（年）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功夫》 第一届全球华人全艺奖 ：最佳演员奖（和元华一起获得）
一般来说，类的私有成员只能在类的内部访问，类外的函数是不能访问它们的，
但是，可以将一个函数定义为类的友元函数，这时该函数就可以访问该类的私有成员了。
同时，也可以把另一个类B定义为本类A的友元类，这样B类就可以访问A类的任何成员了。
下面来具体讨论友元函数和友元类的概念。
友元之非成员函数
在类的定义中用friend声明了一个外部函数或其他类的成员函数(public和private均可）后，这个外部函数称为类的友元函数。
友元函数声明的基本格式为：
friend 函数原型;
友元函数中可访问类的private成员。
用下面的比喻形容友元函数可能比较恰当，将类比作一个家庭，类的private成员相当于家庭的秘密，一般的外人是不允许探听这些秘密的，只有friend（朋友）才有能力探听这些秘密。
友元之成员函数
A类的成员函数作为B类的友元函数时，必须先定义A类，而不仅仅是声明它。
注意：将其他类的成员函数申明为本类的友元函数后，该友元函数并不能变成本类的成员函数。也就是说，朋友并不能变成家人。
成员形式的友元函数见代码9-5
上述代码中，Line类的成员函数dis(…)的实现必须在类外进行，且必须在Point类的定义之后，
因为其参数中包含了Point这种类型。
Line类的dis函数本来是不能访问Point.x和Pint.y这种Point类的private成员的，但在Point类中将dis()申明为友元函数后就能访问了。但dis()函数依然不是Point类的成员函数。也就是说，dis()只是Point类的朋友了,可以访问Point类的私有成员变量x和y了。
友元函数的重载
要想使得一组重载函数全部成为类的友元，必须一一声明，否则只有匹配的那个函数会成为类的友元，编译器仍将其他的当成普通函数来处理。
class Exp
{
public:
firend void test(int);
};
void test();
void test(int);
void test(double);
上述代码中，只有“void test(int)”函数是Exp类的友元函数，“void test()”和“void test(double)”函数都只是普通函数。
友元类
类A作为类B的友元时，类A称为友元类。A中的所有成员函数都是B的友元函数，都可以访问B中的所有成员。
A可以在B的public部分或private部分进行声明，方法如下：
friend <类名>; //友元类类名
男孩走出书店，手里拽着自己的钱包，好几次回转头去。
那本书还真是好看，可就差那么1块钱。男孩心里思量着这事。
他一步一挪，不情愿地走在马路上，像有什么东西牵住了他似的，让他难以迈开步子往前走。
那本书啊，多有趣，多刺激啊。男孩满脑子都是那本书，他依旧沉静故事的'情节中。他好想好想买回那本书。
嗨，就差那么1元前，早知道就多带些钱出来了。
咚！噢不，男孩一心不在焉，就撞在了树干上。
真是倒霉，祸不单行呢……男孩还抱怨着，突然，他眼前一亮，1元钱！
男孩又惊又喜，拾起1元钱，左瞧右看，贴在心口，举过头顶，似乎不敢相信这真是1元人民币。
看来上帝真的很公平，让我头上撞了一下，又让我拾到了宝贵的1元钱。男孩美滋滋地想着。他可不管钱是谁掉的，撒腿就冲向书店。
真爽！男孩抱着那本已属于自己的书，洋溢着幸福快乐的笑容。
他哼着小调，一蹦一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到了刚才撞脑袋的大树前，男孩看到一位老奶奶猫着腰，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托着眼镜，像在找什么东西。
老奶奶，您在找东西吗？男孩问道，大概因为心情比较愉快吧。
是啊。老奶奶吃力地回答道，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忧虑。
找什么，我帮您找吧
那就谢谢你了，好孩子。老奶奶面带着慈祥和蔼的微笑。
我乘车的1元钱丢了。我正沿刚才的路找呢。老奶奶一脸无奈，又是一脸焦虑。
这三个字仿佛晴天霹雳，男孩愣住了。
他不知接着该说什么，干什么。
男孩低下头，摸了摸心爱的书，又看到老奶奶焦虑的眼神。心乱如麻，是惭愧，是抱歉，是内疚，是不舍……
老奶奶，这没有1元钱，天快黑了，我送您回家吧。不知为什么男孩吐出这么一句话。
好吧，那就谢谢你了，多好的孩子啊
是吗？好孩子？我是个好孩子吗？男孩一遍遍质问自己。
他默默地护送老奶奶回了家，也许是作为弥补，也许是良心的谴责，也许……
定川寨之战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在宋与西夏的战争中，西夏军进攻宋泾原路，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击败宋军的作战。
西夏于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获胜后，气势愈盛，频频攻掠宋西北边地。宋被迫完全采取守势。天授礼法延祚五年九月，西夏中书令张元向景宗元昊建议，乘宋精兵尽集边地，关中空虚之机，深入攻宋腹地，东阻潼关(今属陕西)，隔绝两川(今四川中部)，占据长安(今陕西西安)。九月下旬，元昊采纳张元之策，于天都山(今宁夏海原东)集左右厢兵10万，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一路出鼓阳城，一路出刘蹯堡(今宁夏固原西北)，钳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企图诱宋军出击，聚而歼之。闰九月初一，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自渭州(今甘肃平凉)至瓦亭寨(今宁夏隆德东北)阻击。初九，葛怀敏进抵瓦亭寨，会该寨都监许思纯、环庆都监刘贺部，违令北进，进屯五谷口(瓦亭寨北)。王沿遣使持书戒勿深入，命其背城为营，示弱诱敌，设伏奇袭，攻其不备。葛怀敏不从，会知镇戎军曹英、泾原路都监赵珣、两路都巡检李良臣、孟渊等部，集兵数万，继续北进。二十日，进至镇戎军西南，走马承受赵政以为距夏军已近，不可轻进。葛怀敏乃止，晚趋养马城(约今宁夏固原西北)。继旋曹英、泾原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镇戎都监李岳等亦自镇戎军至。诸将闻元昊移军新壕(今宁夏固原西北古长城壕)外，议次日黎明前往袭击。赵珣以为夏军远来，利于速战速决，建议依马栏城(今陕西旬邑东北)布栅，扼其归路，固守镇戎，以保障粮道，待其兵疲而击。葛怀敏不听，命诸将分兵四路趋定川寨。二十一日，沿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行至赵福新堡(约今宁夏固原西北)，遭夏军截击，退守向家峡(赵福新堡附近)。元昊乘势挥军抵新壕，向宋中军进逼。葛怀敏、赵珣、曹英等人守定川寨。近午，夏军毁新壕版桥，断宋军粮道和归路，又断定川寨水源，饥渴宋军。葛怀敏率军列阵出击。元昊集兵分别进攻，先败河(今宁夏固原北清水河)西刘贺军，再击阵于寨东葛怀敏军，因阵坚攻不动，转击阵于寨东北曹英军。时狂风突起，飞沙弥漫，宋军部伍相失，营阵大乱，士卒惊骇，争相入城。葛怀敏为众所拥，几乎被践踏致死。赵珣率刀斧手和勇士据门桥奋击，夏军稍退。是夕，夏军围城。葛怀敏与诸将商计，突围走镇戎军。赵珣料途中必遭夏军截击，力主出其不意，迂回笼竿城(今宁夏隆德北)前往，诸将不从。二十二日黎明，以曹英、赵询为先锋，刘贺、许思纯为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等殿后，结阵东进。临行，属下拦马再谏，请求转道而行，葛怀敏不允，策马东南，驰行二里，长城壕桥已断，归路被阻。夏军乘宋军混乱之机，四面夹击，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曹英，李知和、赵珣、王保、王文、刘贺等16将被杀，丧师9400余人。走马承受王昭明、赵政等退保定川寨，后军一部迂回笼竿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连破数寨，直抵渭州，在纵横600里地区，焚民舍、毁城寨，所到之处，宋军皆壁垒自守。十月初，元昊得知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范仲淹率军来援，又受陕西诸路20万屯兵的牵制，未再深入，大掠而还。
点评:此战，元昊料敌用兵，首先占据有利地形，诱宋军出战，尔后断其粮道与归路，集兵围攻。一举获胜。宋将葛怀敏不谙兵法，轻敌贪功，违令冒进，屡拒部将正确建议，招致失败。
元宪宗
中文名称: 元宪宗
又 名: 蒙哥
性 别: 男
所属年代: 元代
民 族: 蒙古族
生 卒 年: 1209—1259
相关事件: 宋蒙钓鱼城之战 蒙古攻宋
相关人物: 忽必烈 成吉思汗 窝阔台
生平简介
蒙哥(1209～1259)，即元宪宗(1251-1259)，蒙古国大汗，成吉思汗孙、拖雷长子。元太宗七年(1235年)，与拔都、贵由等西征不里阿耳、钦察、斡罗思等地。元宪宗元年(1251年)，被拔都等拥立即大汗位。随后，镇压窝阔台后王，制定限制诸王的措施，又以弟忽必烈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派亲信分管各地，加强统治。元宪宗二年，命忽必烈攻大理，也古攻高丽。三年，命弟旭烈兀西征。八年，大举进攻南宋，并亲率主力攻入四川。次年，在围攻合州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时，死于军前。在位九年，庙号宪宗，谥桓肃皇帝。
丰利山之战
开皇元年(581年)，隋反击吐谷浑侵扰的一次重要作战。
元年八月，吐谷浑攻扰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隋命上大将军元谐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峻、元浩等步骑数万出鄯州(治西都，今青海乐都)，直趋青海，欲抄吐谷浑军后路。吐谷浑急忙回撤，与隋军交战于丰利山(在今青海湖东)，吐谷浑大败。吐谷浑太子可博汗率劲骑5万前来增援，隋军再次大败吐谷浑军，斩俘万计。吐谷浑王侯30人率所部前来归降，可汗夸吕率亲兵远逃。隋诏封吐谷浑高宁王移兹裒为大将军、河南王，负责统领降隋部众。其余酋长也分别赐予各级官爵。并留贺娄子干镇守凉州，防御西部来犯之敌。
点评：此役，隋军采用长驱直入，断敌退路的战法，两次打败吐谷浑，使其分崩离析，难以对隋构成威胁。
延州之战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在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夏景宗元昊率军进攻宋西北要地延州(治今陕西延安)的作战。
元昊继西夏王位后，对内锐意改革，立法建制，厉兵秣马，逐步加强了党项贵族的专制统治；对外联辽拒宋，不断向外扩展，形成宋、辽、夏鼎立之势。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建元天授礼法延祚。旋遣使至宋，要求予以承认。宋廷不允，并下诏停止互市，悬赏捕杀元昊，宋夏矛盾激化。次年，元昊加紧攻宋准备，遣人多方刺探宋军事、政治情报；采取离间、策反、诈降等手段，分化瓦解驻金明寨(今陕西安塞东南)宋军，企图攻取延州。金明寨系延州北部门户，周围有36寨互为依托，由都监李士彬率蕃兵扼守。元昊知强攻难破，先使人诱李士彬叛，被李斩杀。继又置伪书、锦袍于边境，诡称李士彬约降，被宋都部署夏元亨识破。后又利用李士彬对部下严酷，上下不和的矛盾，以金帛、爵位收买其部将为内应。并示以卑弱，令夏军遇李士彬不战而遁，以骄其气。又使人诈降，宋鄜延、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范雍不察实情，令李士彬纳降，于是“降者”日增，分隶诸寨。
天授礼法延祚二年末，元昊声言将攻延州。范雍闻讯，令诸军据寨抗击。元昊为麻痹宋军，遣牙校贺真至延州请和，谎称愿归命朝廷。范雍轻信，放松戒备。次年正月，元昊率兵数万乘隙猝然从土门(今陕西安塞西北)突入，明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暗袭金明寨。范雍获知夏军来攻，令鄜延、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自庆州(治今甘肃庆阳)至保安军，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军趋土门，阻遏夏军深入；命李士彬严兵以待，分守诸寨。十八日晨，李士彬方释甲就寝，夏军骤至，叛降者起而内应，李士彬未及应战，即被擒获，诸寨不攻自破。夏军乘胜南下，直逼延州。
刘平率兵急趋4日，与石元孙合兵抵土门，又接范雍还救延州之令，复引军至保安，经万安镇(今陕西志丹东南)趋延州。元昊侦知宋军动向，于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设伏打援。刘平恃勇轻敌，贸然轻进。二十二日夜，进至三川口西10里驻营，令骑兵先趋延州夺门。次日晨，因步卒未至，折返回迎，途中与奉命增援的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等会师，合军万余，结阵东进。郭遵建议先侦后进，刘平不听。行至大柳树(延州西20里)，元昊遣人伪装范雍使者谎报：范太尉已在东门等候，令将士分队行进，以防奸细混入。刘平不辨真伪，放及50队，伪使逃失，方知中计。复整阵前进，进抵三川口，遭夏军阻击，激战多时，宋军小胜，然郭遵战死，刘平负伤。黄昏，夏军重兵围攻，居于阵后的黄德和见夏军兵多势众，率部先逃，宋军大溃。刘平遣子宜孙驰追黄德和，令其勒兵还击。黄德和不从，逃往甘泉(今属陕西)。刘平仗剑阻拦，仅留1000余人，被迫退至西南山下，立7栅抵御。二十四日，夏军四面冲击，攻破山栅，俘刘平、石元孙等。继元昊集兵攻延州，7日未下，适逢大雪，气候严寒，难以久战，又闻宋麟州团练使折继闵、并代钤辖王仲宝率军从侧后攻入夏境，乃回师。
点评:此战，夏军准备充分，以诈和假降及声东击西之策，巧取金明寨。围延州据险设伏打援，以众击寡，大败宋援军。宋经略安抚使范雍疏于方略，不察夏军动向，指挥失措。刘平轻敌冒进，指挥不当，招致大败。
元英
元英(？—510.12.9)，字虎儿，原名拓跋英，孝文帝改革后改姓元，代(今山西外长城以南大同、左云一带)人，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的军事将领、音乐家。
拓跋英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的后代，由于拓跋晃先拓跋焘而死，所以拓跋晃一支没能当上皇帝。拓跋英的父亲是南安王拓跋桢。拓跋英“性识聪敏，善骑射，解音律，微晓医术”(《魏书·拓跋英列传》)，而且博闻强记(《北史·拓跋英列传》)。
孝文帝时，拓跋英为平北将军、武川镇都大将、假魏公。不久迁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都大将、梁州刺史。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魏孝文帝南伐，拓跋英为汉中别道都将。魏孝文帝率军攻南齐(今安徽凤阳东北)之际，诏拓跋英率军于边境一带进行防御，拓跋英认为“大驾亲动，势倾东南，汉中有可乘之会”(《魏书·拓跋英列传》)。便于四月上表请求率兵会同平南将军刘藻进攻汉中(今属陕西)，此举得到孝文帝的同意。
拓跋英军至沮水(位今陕西黄陵洛河支流沮河)时，南齐梁州刺史萧懿派部将尹绍祖、梁季群等领兵2万占领险要，徼山立五栅，居高临下，隔水为营，以抗击魏军。拓跋英认为：“彼帅贱民慢，莫能相服，众而无上，罔知适从。若选精卒，并攻一营，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军，四营自拔”(《魏书·拓跋英列传》)。随即发起进攻，果然克齐军一营垒，其它四营也不来相救，四营溃，俘梁季群以下700余人，斩杀3000余人。拓跋英乘胜长驱直入，进抵南郑(今陕西汉中东郊)城下。一时“汉川之民，以为神也，相率归附”(《魏书·拓跋英列传》)。梁州百姓李天干等归降于魏军，拓跋英以国士之礼待之。
萧懿闻后，又派部将姜修反攻。到了晚上，拓跋英率军进攻，颇有杀伤。姜修屡战屡败，尽为魏军所获。姜修又向萧懿求援，魏军阻援之敌抵挡不住齐军的进攻，向拓跋英告急。拓跋英率骑兵1000，倍道救援。未至，齐军已然退还。拓跋英担心齐军回城之后便不易歼敌，于是令统军元拔尾随齐军，自率军于前面拦劫，将齐军合围并歼灭。
魏军收兵之际，萧懿派出的另一支部队抵达战场。魏军皆已疲惫，未料齐军突至，加上敌众我寡，皆大为恐惧，准备遁走。拓跋英见齐军来攻，故意放松缰绳，驱马缓行，神色自若。而后登高瞭望，指指划划，如布置阵势状，等各军行到齐，整列后才命前进。萧懿疑心魏军设有伏兵，徘徊不前。拓跋英率魏军乘机反击，大破齐军，遂包围南郑。同时严令军纪，一无所犯，使远近百姓悦附，皆供租运。
拓跋英未至南郑时，萧曾派军主范洁率3000余人伐獠。拓跋英包围南郑后，萧懿据城固守。范洁闻讯后，欲回军救援。拓跋英派统军李平敌、李铁骑等收合巴西、晋寿的土人，切断范洁的退路。范洁以死决战，遂败李平敌之军。拓跋英待其稍近，以奇兵攻之，尽获其众。魏军围攻数十日未克。时守城士卒惊恐，南齐录事参军庾域把数十座空仓库加封后指给将士说，这里面全是粟米，足以支持两年，你们只管放心守城。城内守军才安定下来。就在这时，魏帝下诏班师。拓跋英遂命老弱将士先行撤退，自率精锐部队殿后，还派人向萧懿告别。萧懿认为其中有诈，不敢追击。拓跋英离开一日后，萧懿仍闭门不开。二日之后，萧懿方派兵追击。拓跋英与士兵下马交战，使齐军不敢相逼，如此四日四夜，齐军乃返，魏军得以安全撤回。拓跋英入斜谷，时值天降大雨，行军异常艰苦，魏军截竹贮米，执炬火于马上炊之。
汉中之战，拓跋英智谋过人，几次智胜齐军，达到作战目的。而齐军则因兵力不足，增援不及，指挥不当，以至接连失利。
此前，萧懿已派人说降仇池的氐族人，所以当拓跋英撤军时，诸氐便派兵切断拓跋英的粮道和归路。拓跋英率军奋勇作战，且战且行。拓跋英面颊为流矢所，为稳定军心，拓跋英没告诉任何人，军人莫有知者，魏军这才全军回到仇池。然后派兵讨平诸氐。拓跋英因功升为安南大将军，赐爵广武伯。
太和二十年(4)正月，孝文帝下令改拓跋姓为元，其余鲜卑诸姓都改成汉姓，拓跋英改名为元英。元英在仇池六年，甚有威惠之称。后其父去世，元英才离职。
后孝文帝征汉阳，以元英为左卫将军，加前将军，不久迁大宗正，又转尚书，仍本将军，镇守荆州。
太和二十三年(4)正月，齐太尉陈显达率平北将军崔慧景等领兵4万攻魏荆州，欲收复上年所失雍州(治今湖北襄樊)五郡。孝文帝命前将军元英率兵抵御。二月，元英与齐军作战，但连战皆败。三月，孝文帝自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出发，领兵亲征陈显达。到南阳后，免去元英的官爵。
四月，孝文帝因病退兵北还洛阳，于途中病卒，太子元恪即帝位，是为魏宣武帝。宣武帝重新启用元英，任尚书、广武伯。
景明元年(5)六月，齐冠军将军陈伯之再引兵攻寿阳，于八月为魏彭城王元勰、汝阴太守傅永率军击败，被杀9000人，被俘1万人，淮南地区亦为魏军占领。元英奉命前去救援，未至，魏军已胜。是月，彭城王元勰回京，元英奉命行扬州事。
不久，元英回京。景明二年(5)十一月，元英上表请求南伐，表曰：“臣闻取乱侮亡，有国之常道；陈师鞠旅，因机而致发。窃以区区宝卷，罔顾天常，凭恃山河，敢抗中国。今妖逆数亡，骄纵日甚，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淫刑以逞，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唯有孤城，更无重卫。此则皇天授我之日，旷载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将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扬徐二州，声言俱举，缘江焚毁，靡使所遗。建业穷蹙，鱼游釜内。士治之师再兴，孙皓之缚重至，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伏惟陛下暂辟旒纩，少垂听览，独决圣心，无取疑议。此期脱爽，并吞未日”(《魏书·拓跋英列传》)。但此事被搁置起来。
元英再次上表说：“臣闻乘虚讨弱，事在速举；因危攻昧，徼捷可期。今宝卷乱常，骨肉相贼，蕃戍鼎立，莫知所归。义阳孤绝，密迩天境，外靡粮援之期，内无兵储之固。此乃临焚之鸟，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缓斧。若此行有果，则江右之地，斯为经略之基；如脱否也，非直后举难图，亦或居安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马悦已戒严垂迈，而东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拟守三关，请遣军司为之节度”(《魏书·拓跋英列传》)。宣武帝乃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后元英因军功拜吏部尚书，又以前后军功进爵常山侯。
元英还曾上奏说：“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臣伏惟圣明，崇道显成均之风，蕴义光胶序之美，是以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瀍。计习训淹年，听受累纪，然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宜返于齐民，使就郡练考，核其最殿。顷以皇都迁构，江扬未一，故乡校之训，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均诲学庭；兰萧之体，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铨考向讫，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宣武帝下诏说：“学业堕废，为日已久，非一使能劝，比当别敕”(《魏书·拓跋英列传》)。
北魏景明四年(5)三月，投降北魏的原鄱阳王萧宝寅和江州刺史陈伯之请求北魏出兵攻梁。宣武帝元恪应允，遂于四月诏萧宝寅为都督东扬州等三州诸军事，招募英豪，配合南攻；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六月，宣武帝遣任城王元澄率军5万及萧宝寅、陈伯之等并力攻钟离。
八月，宣武帝又诏命元英为使持节、假镇南将军、都督征义阳诸军事，率军进攻义阳(今河南信阳)。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闻魏军将至，遣骁骑将军杨由率城外居民3000余家于城西南十里贤首山(今河南信阳西南)依山做成三营寨，作表里之势。
十月，元英领兵围攻贤首山，焚其寨门。杨由乃驱水牛从营而出，继之以兵。魏军为躲避水牛从，只好退军。元英于是分兵围守。当晚，寨民任马驹斩杨由投降北魏。十一月，元英在白沙(今河南光山西南)击败梁将吴子杨，围攻义阳。
正始元年(5)二月，梁帝萧衍派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等率步骑3万增援义阳。其中王僧炳率军2万人进驻凿岘(今河南信阳南)，曹景宗率军万人为后继。元英派冠军将军元逞、扬烈将军曹文敬等进驻樊城(今属湖北襄樊)，抗击南梁援军。三月，元逞率部击败梁增援部队，斩俘4000余人。
魏军围义阳，昼夜不息，但因梁刺史司州蔡道恭指挥有方，使相持了百余日，魏军颇有损伤。不久，蔡道恭忧郁而死，其从弟骁骑将军蔡灵恩代行州事。魏军见蔡道恭死，遂加紧攻势，短兵日接。而梁将曹景宗滞留凿岘，整日耀兵游猎，不敢增援义阳。
七月，梁帝又派宁朔将军马仙琕救义阳。马仙琕转战而前，兵势甚锐。元英于士雅山(今河南桐柏境内)构筑工事，与景宗相抗。并布阵防御，示之以弱，设伏后引诱梁军。马仙埤不知是计，领兵万余直追至义阳城下，突击元英大营，元英佯败。马仙埤部追击，至平地，魏军伏兵四起，统军傅永擐甲执槊，单骑先入，唯军主蔡三虎副之，突阵横过。梁兵箭射傅永，洞其左股，傅永拔箭再战。马仙琕大败，被斩2300级，羽林监军邓终年及马仙埤一子也都战死，马仙琕退走。元英见傅永受伤，便对其说：“公伤矣，且还营。”傅永说：“昔汉祖扪足不欲人知，下官虽微，国家一将，奈何使贼有伤将之名！”遂与诸军追之，至夜方回，时傅永年已七十余岁，军中莫不壮之。马仙埤率部万余人又连续进攻，均被元英击退，并斩梁将陈秀之。曹景宗、马仙琕知义阳危急，尽率所部精锐与魏军决战，双方一日三战，梁军皆大败而归。
八月，义阳守将蔡灵思在援兵未奏效、守城力竭的情况下，开城降魏。三关守将闻后，均弃城而逃。魏军占领义阳后，置为郢州，以司马悦为刺史。同时，在钟离方向的魏这也进展顺利，但三月时，因淮水暴涨而撤还寿阳。
此战，魏军主攻方向明确，增援及时，元英更是战术灵活，屡破梁军，使魏军一举取得东西两方向作战的胜利。而梁军被动出战，防守无力，导致战败。
宣武帝下诏褒奖元英：“知贼城已下，复克三关，展威辟境，声略宣振，公私称泰，良以欣然。将军渊规内断，忠谟外举，受律扬旌，克申庙算，虽方叔之制蛮荆，召虎之扫淮浦，匹兹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广经略，想善加检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后凯旋耳”(《魏书·拓跋英列传》)。
当初元英在平汉阳立功后，孝文帝曾许诺复其封位，但因元英后来败于陈显达，便将此事搁置起来。义阳之战的胜利，使宣武帝大喜，遂复其封位，并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户。遣大使、鸿胪少卿睦延吉持节就拜。
元英送蔡灵恩及梁尚书郎蔡僧勰，前军将军、义阳太守冯道要，游击将军鲍怀慎，天门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马宗象，平北府咨议参军伏粲，给事中、宁朔将军蔡道基，中兵参军庞修等数十人至京城。宣武帝下诏说：“会平江南，此等便可放归也”(《魏书·拓跋英列传》)。元英回京后，宣武帝对其大加褒将，又增其封邑一千户。
正始二年(5)八月，元英又奉命攻打雍州。十月，梁帝萧衍兴师进攻北魏，以其弟萧宏为统帅，率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境)。
正始三年(5)二月，梁徐州刺史昌义之与魏平南将军陈伯之战于梁城(今安徽淮南田家庵附近)，昌义之败走。四月，北魏以中山王元英为使持节，加散骑常侍，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率军10万迎击梁军。宣武帝对元英说：“贼势滋甚，围逼肥梁，边将后规，以至于此。故有斯举，必期胜捷，而出军淹滞，肥梁已陷。闻之惋懑，实乖本图。今众军云集，十有五万，进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复当远近？竟以几日可至贼所？必胜之规，何者为先？故遣步兵校尉、领中书舍人王云指取机要”(《魏书·拓跋英列传》)。元英表陈事机。
七月，元英于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击破梁南徐州刺史王伯敖，斩梁将25人，梁军亡失5000余人。九月，元英与邢峦会师。梁军统帅萧宏怯懦愚劣，得知魏军会师共同攻梁的消息后，甚为恐惧，决定撤军。魏将奚康生驰遣杨大眼对元英说：“梁人自克梁城已后，久不进军，其势可见，必畏我也。王若进据洛水，彼自奔败。”元英说：“萧临川虽騃，其下有良将韦、裴之属，未可轻也。宜且观形势，勿与交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六》)。
适遇洛口天气突变，一夜狂风暴雨，萧宏不顾昌义之等将领的反对，抛下大军，领数骑落荒而逃。洛口的梁军将士随之散归，魏军追击，梁军失亡近5万人，并斩梁将42人，获粮米30万石。并迫使昌义之放弃梁城，移军扼守钟离。
时宣武帝已有灭梁之志，在慰劳元时说：“知大摧鲸寇，威振南海，江浦无尘，三楚卷壒，声被荒隅，同轨斯始。公私庆慰，良副朕怀。便当乘威藉响，长驱吴会，翦拉遗烬，截彼东南也”(《魏书·拓跋英列传》)。元英遂率军南攻，攻克马头(位钟离西，今安徽怀远南)，将城中储粮尽数北运。
十月，元英与镇东将军萧宝寅率众围攻钟离。十一月，梁帝诏右卫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20万救钟离，屯道人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待众军集齐后并进。
正始四年(5)正月，元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率数十万大军攻钟离，并在邵阳洲(位于道人洲西)两岸架桥，树栅，作为跨淮通道。元英据南岸攻城，杨大眼据北岸立城接应，以通粮道。时钟离城中仅3000人，昌义之督率梁军将士奋力抗击。钟离城堑水深，魏军以车载，人负，运土填堑，设飞楼冲车撞击城墙。梁守军用泥土补修被撞坏之处。魏军昼夜苦攻，轮番冲击，一日之内战数十合，被梁军杀伤者以万计。仍未克。
二月，宣武帝以彼土蒸湿，久攻力疲，不宜再战，诏元英还师。诏曰：“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冬春之交，稍非胜便，十万之众，日费无赀。方图后举，不待今事。且可密装徐严，为振旅之意，整疆完土，开示威略。左右蛮楚，素应逃亡，或窜山湖，或难制掠。若凶渠黠党，有须翦除者，便可扑扫，以清疆界。如其强狡凭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烦肆兵。凯旋迟近，不复委曲。”元英上表请求宽延时日：“臣奉辞伐罪，志殄逋寇，想敌量攻，期至二月将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来，霖雨连并，可谓天违人愿。然王者行师，举动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异议。臣亦谛思：若入三月已后，天睛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图，以得为限。实愿朝廷特开远略，少复赐宽，假以日月，无使为山之功，中途而废。”宣武帝又下诏说：“大军野次，已成劳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见。比频得启，制胜不过暮春，及省后表，复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泞，无宜久淹。势虽必取，乃将军之深计；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忧。故遣主书曹道往观军势，使还，一一具闻。”等曹道回，元英仍上表说：“可克”(《魏书·拓跋英列传》)。魏帝遂遣步兵校尉范绍至元英营，共商攻取事宜。
时梁帝已命豫州刺史韦睿自合肥(今属安徽)领兵增援钟离，受曹景宗节度。曹、韦两军进屯邵阳洲，夜间，韦睿率众于曹景宗营地前20里处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距魏军城堡仅百余步。拂晓，元英见后大惊。曹景宗又派人潜水入城送信，昌义之始知援军到达，勇气倍增。元英又率众出战，一日数合，入夜复攻，均被击退。
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睿派水军乘斗舰袭击洲上魏军。另以水船载干草，灌以油，趁风纵火，以焚其桥。同时，派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时大水特别湍急，倏忽之间，桥栅俱尽。梁军奋勇冲杀，魏军大溃，争先投水，溺死、斩杀各10余万。元英侥脱身，杨大眼亦烧营而去。梁军乘胜追击，又俘虏5万人。
钟离之战是北魏建国后第一次惨败，损失25万人。元英至扬州后，派人送节及衣冠、貂蝉、章绶。八月，有司弹劾元英，认为其军为主帅，指挥不利，应当处死。宣武帝免元英死罪，贬为平民。
永平元年(5)八月，京兆王元愉谋反。九月，宣武帝恢复元英的官职，食邑一千户，除使持节，假征东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率军前去平叛。元英尚未出发，元愉叛乱已被平。
是月，北魏郢州(治义阳)司马彭珍等叛魏，并暗中引导梁军进攻义阳。同时，北魏三关(即：武阳关、平靖关、黄岘关，位今河南罗山及信阳南)戍主侯登等举城降梁。魏郢州刺史娄悦据义阳城守御。魏宣武帝元恪诏中山王元英为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假征南将军，率领步骑兵3万人，自汝南(今属河南)前去援救。十月，悬瓠城民白早生等杀豫州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
宣武帝对元英说：“娄悦绥御失和，铨衡暗于简授，故使郢民引寇，关戍外奔，义阳孤窘，有倒悬之切。王，国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亲总元戎，扫清氛秽。昔卫霍以匈奴之故，居无宁岁；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屡劳为辞也。”元英回答说：“臣才非韩白，识暗孙吴，徒以宗室之长，频荷推毂之寄。规略浅短，失律丧师，宜章子反之戮，以谢天下。陛下慈深念屡，爱等钟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报复为期。关郢微寇，何足平殄？灭贼方略，已在臣目中，愿陛下勿劳圣虑也。”宣武帝又说：“截彼东南，再清随楚，所望于将军。钟离一眚，岂足以损大德。今王董彼三军，朕无忧矣”(《魏书·拓跋英列传》)。
十一月，宣武帝频接尚书邢峦讨伐叛将、魏悬瓠军主白早生的捷报，遂再次诏元英速援义阳。元英因兵力不足，不断请求援兵，而宣武帝不肯增派。于是，元英转至悬瓠(今河南汝南)，与邢峦会师，联兵进攻悬瓠。
十二月，南梁副将齐苟儿等打开城门出降，魏军斩白早生及其党羽数十人。随后，元英率军直趋义阳。南梁宁朔将军张道凝闻元英将至，弃楚王城(今河南汝南南)逃跑。元英追击，斩张道凝和虎贲中郎曹苦生，尽俘其众。郢州全境复告平静。
永平二年(5)正月，元英至义阳后，将取三关，元英认为：“三关相须如左右手，若克一关，两关不待攻而定。攻难不如攻易，东关易攻，宜须先取，即黄石公所谓战如风发，攻如河决”(《魏书·拓跋英列传》)。元英担心敌军将兵力集中于东关，便派长史李华率五统向西关，分其兵力，然后亲自督军攻打东关。此前马仙琕派云骑将军马广率众于长薄防御魏军，军主胡文超另屯于松岘。元英至长薄，马广乘夜逃入武阳，元英率军进攻。元英闻梁帝遣冠军将军彭瓮生、骠骑将军徐超秀增援武阳，于是停止进军，对众将说：“纵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观其形势，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遗也”(《魏书·拓跋英列传》)。但众将不信。等彭瓮生等入武阳后，元英才围攻武阳，只用六天，马广等便出降。于是元英进击黄岘，梁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城逃窜。元英又进讨西关，马仙琕也退走。作战的过程和元英所预料的完全一样。此战，元英共俘梁军大将6人，部将20人，士兵7000人，米40万石，军资相当。
时元英急追马仙琕，将雪钟离之耻，后闻梁帝派韦睿前来增援，便停止的追击。此时，宣武帝诏令罢兵。回朝后，元英任尚书仆射。
永平三年十月辛卯(即公元512月9日)，元英去世。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赠司徒公，谥曰献武王。
钟离、义阳之战
北魏景明四年(梁天监二年，503年)至次年，北魏军分路进攻南梁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义阳(今河南信阳)地区获胜的作战。
景明四年三月，投降北魏的原鄱阳王萧宝寅和江州刺史陈伯之请求北魏出兵攻梁。魏宣武帝元恪应允，遂于四月诏萧宝寅为都督东扬州等三州诸军事，招募英豪，配合南攻；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六月，魏帝遣任城王元澄率军5万及萧宝寅、陈伯之等并力攻钟离；八月，又派镇南将军元英进攻义阳。南攻魏军在钟离方向发展顺利，于十月连克颍川(今安徽寿县西)、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焦城(今河南中牟西南)、淮陵(今江苏盱眙西)等8城。在攻阜城(今安徽全椒东)时，遭南梁太守冯道根所率百余骑的攻击，粮秣被切断，魏军被迫撤军。魏正始元年(504年)正月，陈伯之军击败梁征虏将军赵祖悦于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二月，梁将姜庆真乘北魏攻钟离，寿阳(今安徽寿县)空虚之际，袭占寿阳外城。任城王元澄之妻率军守城，萧宝寅来救，魏军内外夹击，大败姜庆真军。元澄率魏军主力围攻钟离。梁武帝萧衍派冠军将军张惠绍等率兵5000人运粮袜接济钟离。这时，元英又派平远将军刘思祖部拦截梁军运粮部队，于邵阳洲(今安徽风阳东北淮河中)大败梁军，擒张惠绍等10将领。三月，攻钟离魏军因淮水暴涨而撤还寿阳。在义阳方向，魏将元英于景明四年十月领兵围攻贤首山(今河南信阳西南)．寨民任马驹斩守将杨由投降北魏。十一月，元英在白沙(今河南光山西南)击败梁将吴子杨，围攻义阳。正始元年二月，梁帝萧衍派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率步骑3万增援义阳。其中王僧炳率军2万人进驻凿岘(今河南信阳南)，曹景宗率军万人为后继。元英派元逞等进驻樊城(今属湖北襄樊)，抗击南梁援军。三月，元逞率部击败梁增援部队，斩俘4000余人。梁将曹景宗滞留凿岘，不敢增援义阳。七月，梁帝又派宁朔将军马仙埤救义阳。元英于上雅山(今河南桐柏境内)构筑工事，布阵防御，并示之以弱，设伏后引诱梁军。马仙埤不知是计，领兵直追至义阳城下，突击元英大营，元英佯败。马仙埤部追击，遭伏击，大败。马仙埤部又连续进攻，均遭失败。八月，梁军义阳守将蔡灵思在援兵未奏效、守城力竭的情况下，开城降魏。魏军占领义阳，并置为郢州，以司马悦为刺史。
点评：此战，魏军主攻方向明确，增援及时，加之元英战术灵活，一举取得东西两方向作战的胜利。梁军被动出战，防守无力，导致战败。
《辽史》
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脱脱等奉敕修。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记载辽代(907～1125)和建国以前的契丹及西辽的历史。末一卷是《国语解》，凡官制、宫卫、部族等以契丹语为称号者，多参考史文，略加注释；也解释了部分非契丹语的名物制度。
辽朝沿承中原文化传统，曾编修《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最后由宰相耶律俨(燕京李氏，赐姓耶律氏)集成一代《实录》。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实录》作底本。第一次由耶律固、萧永祺编修，金皇统八年(1148)完成，未刊行，元修《辽史》时已佚；第二次由耶律履、党怀英等编修，泰和七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也没有颁行。元代在中统二年(1261)、世祖至元元年(1264)先后拟议修辽、金两史。灭亡南宋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均因义例正统等问题争论未定，长期拖延。直到元末顺帝至正三年(1343)始由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则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兼采《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前朝各史《契丹传》等参订编排而成。辽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历年甚长(共2)，但《辽史》记录简略，篇幅很不相称。往往同一事实，分见于纪、志、表、传；且因史料来源相同，故所记仅只互有详略，而重复甚多。前人讥《辽史》编纂为“纵横舞剑”，即指此类而言。此外，《辽史》中的错讹、疏略及各纪、志、传相互牴牾之处也不少，史笔不够规范，不少人有名无姓，甚至仅载“皇太妃”之类称号，而无姓名。由于辽代的记载流传不多，《辽史》以外，有关的资料极少，因此它成为辽代的唯一史书，更加珍贵。《辽史·营卫志》在二十四史中是独有的篇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牧社会的差别。契丹宫帐的四时移动；冬夏捺钵(会议处理政务)，春水(捕鹅、钩鱼)，秋山(哨鹿)，属于草原游牧生活传统，与中原农耕社会不同。《百官志》分列北面官(契丹草原旧有的官职)、南面官(中原传统的官职)，也属于记实的做法。
元人修《辽史》是在一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内仓促完成。发凡起例，欧阳玄是实际负责人。但在修史过程中却多草率从事。苏天爵所提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也未能正视与采纳。甚至对同时修成的宋、辽、金三史，也没有互相进行参考补充。加王称《东都事略》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改国号大辽。出土碑志，并与《东都事略》相合。而对于更改国号一事，《辽史》却没有记载，可见修辽史的人对史局里已有的资料也未曾充分利用，造成不应有的疏漏、混乱和错误。《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在江浙、江西二行省刻板印行。现在通行的百衲本《辽史》虽系元刊本，恐非初刻，其中讹错亦多。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刊本，取百衲本为底本，并吸取殿本等其他版本和前人成果，进行校注，是目前比较好的版本。
清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则分析考订，缀以按语，引用群书至三百余种，足备参考。杨复吉又以厉鹗未曾见到的《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等征引未臻周备的资料作《辽史拾遗补》五卷，都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胡同来了个捏面人的老艺人，大家都说他捏得好。买的人也多。这让我有了很大的好奇心。
我半信半疑的走进胡同，只见那里围了许多人。我好不容易才挤进去，里面坐着个瘦小干练的老头，黑黝的皮肤，一双粗糙的大手拿着武松的半成品。只见他拿起一团子面团，捏成细丝，粘在武松的手臂上，就成了暴露的青筋。接着又拿起一个小红球，用针挑几下。插在武松的帽子上，就成了红绒球……此时，人群中响起“盖了，绝了，神了。”一阵赞叹声。不一会，做好了“卖我”。“卖我”一群人沸沸扬扬，争得不可开交。最后，老爷爷说：“嗨，总得先来后到吧！”他笑着说，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接着捏的是“李白醉酒”也是精美绝伦呀。只见老爷爷拿出一团面，捏出一个基本形状，他捏出了眼睛、耳朵，粘在脸上，又拿出一片扁面，站在“李太白”的嘴边，“李白”一副烂醉如泥的样子。他靠在酒坛旁，手里还端个酒杯。“多精妙呀”……我正要掏钱。忽然，有个年轻人挤了进来。向木箱扔了十元钱，拿起面人，匆忙的走了。老艺人喊道：“小伙子，找你钱。”“得了，甭找了”老爷爷紧走几步追上他，把钱塞在他手里，拿回泥人。气愤的说：“你以为俺家少这几个钱吗？告诉你，我家年收入六万八！六万八呀！俺到这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让天下人知道中国还有这门子手艺。”
没几天，他走了。但他的话还在我的耳边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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