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三位一体社区民主治理创新项目调研报告（共含9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一起分享。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照烧鸡排面”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三位一体社区民主治理创新项目调研报告
南街街道地处惠农中心城区，所辖面积5.2平方公里，现有人口4多人，商业网点集中、居民房屋老旧、基础设施老化，老年人多、流动人口多，为南街下辖的七个社区治理和管理工作带来不小的难题。在此基础上，南街街道主导并在下辖的七个社区推广“三位一体”创新治理服务模式：社区党支部联合业主委员会、社区物业齐抓共管，共建和谐社区。以三方联席会议为平台，协调街道社区、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组织、监督、指导各方共同研究处理社区重要事务，街道社区侧重组织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和业主自治活动，化解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纠纷，物业公司除了为业主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外，还要主动提供必要的服务设施，业委会发挥维权监督作用，监督物业公司履行物业服务合同，协助业主搞好社区自治管理。
街道支持。包括指导成立民办非企业社区物业服务中心、筹措资金整治小区楼院公共环境、为社会组织提供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配备公益性岗位人员等，为社区物业服务中心承接物业管理创造条件。
社区指导。指导各楼院成立物业自治协管会，引导居民实现物业自治。指导物业服务中心建章立制，承接好物业服务管理，监督物业中心按章办事、规范运作。制定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承接流程：
①动员楼院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自管会；
②张贴《致小区居民的公开信》；
③召开业主代表或居民代表会议；
④测算小区物业管理成本；
⑤社区居委会、业主代表与物业中心征求居民意见，商定服务价格并签订自治公约和服务协议 ；
⑥物业服务中心正式承接。同时组织社区党员义工社、韩哥志愿服务队等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整治、义务巡逻员、文体宣教、文明楼院创建等，与物业服务中心互联互动、优势互补。
业主自治。由物业自治协管会负责,通过入户走访、板报、公开信等形式开展准物业管理模式宣传,使居民了解服务管理内容和权利义务,达成思想共识,增强参与意识。通过组织业主协商,制定楼院物业自治公约,将物业费用缴纳纳入公约内容,动员居民签字承诺。同时,动员党员居民代表、楼栋长带头缴纳物业费,率先履行义务,带动居民缴纳费用。治理成熟后,逐步移交社区物业服务中心接管。
物业中心承接。社区物业中心承接后,在常规服务方面,坚持“低偿服务、保本经营、公开透明”,采取小区单独设帐、定期公示的办法,为楼院提供卫生保洁、安全治安、车辆停放、公共设施维护及应急维修等准物业服务。在增值服务方面,依托家政服务中介信息平台,提供家庭保洁、衣物清洗、室内设施维修、保姆介绍、病人陪护等个性化有偿服务。同时,依托数字化社区信息服务平台,提供网络代购机票代收有线电视费用、代缴网络年费等衍生服务,满足居民多层次需求。
“三位一体”创新治理模式彻底改变了社区组织各行其是、“单兵作战”的工作局面,形成了推进社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合力作用。
一是资源共享聚和力，老旧小区华丽变身。
以“支部资源联享、物业管理联做、精神文明联创、服务难题联解、公益事业联办、生活环境联建”为目标，南街街道凝聚多方力量共同投入到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当中。春晖27院是典型的一个单位盖一栋楼“凑”起来的小区，物业撤出后，小区陷入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在南街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春晖社区党委号召小区党员成立了小区业委会，自己当家做主，管起了小区各项事务。以来，三方共同完成了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拆除了“最大隐患”废弃小煤房，义务栽植花果树、马兰花等并主动承担起日常管护任务，赢得了居民的广泛好评。27院的华丽转身，正是南街探索物业自治管理新机制，打造和谐社区的缩影。春晖金融家属院、工行家属院、烟草公司家属楼等10多个无物业小区，也通过“三位一体”齐抓共管创新模式，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彻底解决居民反映的难点问题。
二是支部党员争做先锋、团结带领成主力。
社区治理工作多而杂，社区支部主动发挥能动性，成为“三位一体”社区服务队伍中的“老大哥”。在社区支部的组织带领下，小区党员亮明身份积极认领志愿服务项目，为辖区改革发展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张民科等老党员牵头成立了义务巡逻队，每天坚持走街串巷，为居民看家望门。韩全德是一位技术工人，几年来，他拉起了一支队伍，配合小区物业，带着维修用的家当，张家的锁子、李家的水龙头、王家的电灯泡......随来随修、随叫随到，家里进进出出、居民区里的.来来往往，见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情怀。
三是“现场解决”+“例会协商”，矛盾被化解，问题得解决。
面对居民纠纷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街道党工委结合辖区的实际情况，号召支部党组织、小区居民代表、物业代表，深入到楼栋、单元、家庭、社区百姓家中“说事、解难、化矛盾”，及时掌握、及时处置辖区内发生的各类矛盾，切实做到在第一时间广泛听取民情民意，在第一现场解决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并且定期召开例会,共同商议社区重大事项，会前征求业主意见建议，会后及时公布议定结果并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除此之外，南街所辖七个社区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百姓说事点”、“民情日记”等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在社区成立“百姓说事点”，老百姓有烦心事、不平事、纠结事，有了家长里短、“磕磕碰碰”都愿意到这里来“扯磨扯磨”，“说开了，心里也就不堵了；想通了，也就没啥事儿了”。先后通过组织召开楼院居民协商会、板凳说事会等形式，经常组织街道和社区党员干部开展“敲敲门”服务，为辖区的困难家庭、孤寡老人等居民开展水、电、暖检查等志愿服务活动，小区建成居民群众共建共享的和谐温馨大家庭。
四是不光“排忧解难”，还有文艺建设，让百姓生活丰富多彩。
彰显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辖区各方文化队伍丰富、文化底蕴厚重、文化艺术骨干人才多的优势，七彩花龄、新飞、春之韵、馨乐康等十余家社团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秧歌社火”、“文化艺术节”、“一元复始，七春贺岁”等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了丰富的文化盛宴，全面提升社区的文化素质与人文素养，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居民凝聚力、归属感、自豪感，彰显文化魅力，坚定文化自信。为倡导“歌颂母爱、弘扬美德”的良好风尚，各社区还组织开展了“书香尚德话母亲”主题活动，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家庭建设相结合，形成良好的家风家训，将中国孝心美德与感恩文化之独特软优势永久保留和传播。南街街道大力培育各种文体娱乐群众组织和队伍，广泛开展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社区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不断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充分挖掘辖区单位、学校优势，繁荣社区文化。大力发挥发挥民间“草根”文化艺术团、社区晨练队、广场舞组合、老年秦腔艺术团等原有艺术团体的作用，积极开展以“我们的节日”“勿忘国耻·圆梦中华”“文化艺术节”为主题的系列主题活动，组织演讲比赛，邀请区纪委、宣传部、文明办、组织部相关领导担任评委，把区委、政府重点工作中融入到宣传活动中，营造了社区文化氛围，丰富了居民群众文化生活。
为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加强德治、自治、共治、法治“四位一体”体系建设，提升“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水平，鄂前旗政法委组织公、检、法、司分管领导，镇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综治办主任、优秀网格员代表，于5月中旬，在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干部培训教育基地，举办网格员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期间，赴上海浦东新区洋泾社区，浙江诸暨市枫桥镇、桐乡市高桥镇越丰村、环南社区学习观摩；参观了中共一大博物馆，聆听了两位专家的讲座。亲身感受了上海、浙江两省部分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新经验、新变化、新发展，普遍感到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认为学有所得、学有所思、学有所感。现将学习观摩情况报告如下：
一、外地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成功经验及做法
（一）上海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洋泾街道地处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东北角，西起源深路，东至罗山路，南临杨高中路，北濒黄浦江，面积7.38平方公里。现有居委会建制38个，居住小区110个，户籍人口10.4万人，实有人口15.8万人。其现有的区域形态和人口结构呈现综合性特点：“城中村”、旧式保障性公房与中高档商品房共存；“原拆原建”动迁农民、棚户区改造动迁居民、福利性保障性住房居民、来沪务工人员与商品房购入居民共驻，社会综合治理难度日益加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洋泾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会治理新机制，建立以“力量整合、职责明确、程序规范、网络健全、运转有序、工作高效”为目标的综治中心，通过整合接待平台和事务处置平台，形成“矛盾联调、工作联动、治安联防、平安联创、问题联治”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夯实了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的基础和力量。其主要做法：
1
明析职能定位，整合资源力量
一是整合多方力量，打造综治中心一个平台。中心通过对内整合综治、司法、信访、安监等科室，对外吸纳公安、市监、地区法庭、法律服务所、老娘舅调解工作室等单位或组织，打造出了集“维护稳定、治安防控、信访接待、预防犯罪、平安建设、来沪人员服务和管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矛盾调解、法律援助、安置帮教、生产安全、消防安全、食药卫生”等共计13项功能为一体的工作平台。二是信息一口受理，内部资源共享。中心通过设立一个办事大厅，整合原有接待平台与事务处置平台，将信访接待、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服务咨询、社工服务等4项职能集中到一起，实现了各类问题的一口受理，同时在内部就问题信息实现了资源共享。
2
“两个中心”并行联动，提高工作实效
为进一步加强对社区内人、地、事、物、组织等相关要素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综合管理，，洋泾街道与洋泾派出所加强联动，建立了以“常态和高效为目标，以高位独立运作机制为保障的洋泾街道综合管理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实现了社警联动网格化管理。综治中心加强与综合管理指挥中心之间工作联动、信息互通，积极发挥自身的平台协调功能优势，实现“两个中心”工作的并行联动、相互支撑，推动了“大综治”格局的逐步形成，实现了综治工作全覆盖。
3
“点、线、块”相结合，辖区综合治理全覆盖
综治中心横向上借助指挥中心下属的`3个实体工作站，纵向上通过加强对38个居委综治工作站的日常管理，实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覆盖。一是“块”上的事情交出去。综合管理指挥中心通过整合公安、交巡警、市监、城管、安监等专业行政执法力量和市容协管、房屋协管、综合协管、社保、特保等综合协管力量，建立起3个实体运作的网格化综合管理工作站，提升了受理问题的解决效率。二是“点”上的事情抓起来。综治中心通过居委的“七位一体”议事制度，将分散在居委的基层综治维稳力量整合起来，实行集中管理、统一领导、统一调配，努力提高居委的自治能力。三是“线”上的事情协调好。对于其它实体工作站与居委综治工作站都不能顺利解决的非“块”非“点”类的条线类事物，由综治中心牵头相关条线部门，主动跨前解决。
一、外地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成功经验及做法
（二）浙江诸暨市枫桥镇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总面积165平方公里，总人口9.6万人，其中常住人口7.6万人，辖28个行政村、2个社区。1963年，枫桥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枫桥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当前，“枫桥经验”贯穿“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推动村民自治，实现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并提出“民主法治村”的建设口号，建立和完善了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各项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枫桥经验”50周年纪念大会的重要指示中明确的把“枫桥经验”概括为“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矛盾”，强调要“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枫桥镇创造了一系列“化解矛盾在基层”的有效机制和方法，主要包括：
1
“四前工作法”
“四前”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加强化解基层矛盾的组织网络建设，发挥党政机构和民间力量两方面的积极性；将化解矛盾的重点环节前移，强化预测、预防的环节；“四前工作法”的精髓是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2
“四先四早”工作机制
即预警在先、矛盾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工作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通过“四先四早”，着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四先四早”工作机制也是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机制和方法。
3
大调解机制
经过长期努力，枫桥镇形成了党政领导、部门参与、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全镇共建调委会59个，有人民调解员358名，纠纷信息员328名，已形成了“组织成网络、人员遍角落”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4
网格化管理
近年来，枫桥镇构筑起了“纵向到底、横向底边”和“纵向联动、横向整合”的社会管理网格系统。在纵向上，全镇分为三级网格：镇作为一级网格区，二级网格区是片区网格，三级网格区是村一级。在横向上，主要是从“纠纷化解网格化、土地管理网格化、社会人管理网格化、社区警务网格化、安全生产网格化和应急管理网格化”六个方面实现横向整合。
（三）浙江桐乡市高桥镇越丰村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高桥镇越丰村位于桐乡市南部，沪杭高速、高铁穿境而过，高铁桐乡站位于越丰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全村区域面积3.3平方公里，共有26个村民小组，759户农户，总人口2948人。近年来，一场以“三治合一”为手段，以“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为目标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在越丰村展开。在当前社会诉求多元化的背景下，越丰村开展的“三治”建设，为美丽乡村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正能量,依托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和百姓参政团这三个载体，越丰村有效化解了各类社会矛盾，()创新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让这个乡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和谐村。
“百姓参政团”，分别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村干部、小组长、老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共同参与村里大事小情的参与权和建议权。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对党委政府关注、百姓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民情民意，了解百姓利益诉求；二是对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提出意见建议，为百姓争取最大利益；三是对百姓参政团讨论后实施的重大决策项目，配合做好宣传，推动该决策项目的顺利实施。
“道德评判团”共有11名成员，他们大都是老党员、退休干部、村干部、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等，在越丰村都享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老百姓都比较认可道德评判团的作用。他们在评判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公信力，以及基于自身对农村社会的了解，综合考虑社会因素、人情世故和习惯等进行说情说理，让人心服口服。道德评判团的作用体现在评判陋习、弘扬真善美上，村里在评选十佳“五有市民”和十佳“四好家庭”的时候，都要邀请道德评判团来进行评议。在道德评判团的评判下，一些农村社会中常见的陋习渐渐得到修正，村风变得越来越好。
“百事服务团”其宗旨是“为群众办实事，让百姓说党好”，其载体就是“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体现了一种邻里守望、民众自决、社会自治的愿景。这样的社会管理，不仅降低政府的成本，而且更体现了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百姓参政团”让与利益相关的百姓在重大问题上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形成大事一起干的氛围；“道德评判团”曝光不文明行为，让身边的德孝先进成为明星，好坏由大家来评判；“百事服务团”让辖区村民及时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服务，实现事事有人管。三个团的目的就是为了搭建一个让人民群众发挥民间智慧的平台，给老百姓一个合适的途径，放手让老百姓发扬志愿和首创精神。
文/胡凤岗
为全面了解掌握牛孔乡鑫盛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摸清该社区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探索促进该社区发展途径、发展方向和工作思路，确保新农村建设工作取得实效。根据局里面工作安排，今年4月，我对牛孔乡鑫盛社区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置身于他们的生存环境，查找社区居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并就如何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了一些思考。
发展现状
鑫盛社区位于牛孔乡政府驻地正北方，两地相距600米，距绿春县城36公里，东接者俄村委会，南邻平掌街村委会，西连龙洞村委会，北邻与模东村委会隔河相望，隶属绿春县牛孔乡，成立于20XX年4月，驻地海报980米，平均气温22.2℃，年降雨量1667毫米，国土面积22.15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1.23亩，辖5个居民小组，624户2522人，其中城镇568户2186人，农业44户290人;流动人口12户46人，设5个支部(含个私支部1个)，有党员65人(女党员9人)。辖区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稻谷、玉米等农作物为主，个体工商户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经营日用百货、五金、建材、农资、服装、副食品、蔬菜、水果、药品、农副产品等。社区内建有一块占地面积25亩，经营面积20亩的牛孔乡集镇新区(牛孔河坝)鑫盛集贸市场，内设交易柜台1580平方米，商铺4700平方米。
发展优势
社区目前的发展优势是利用区位和交通优势，实现人流、物流、资金的合理布置，提高辐射和带动作用，拓展地区发展空间，扩张经济总量。通过城镇辐射和带动作用，一是全方面把社区经济活跃起来，促进运输业、饮食业、娱乐业和加工业的发展;二是广泛吸纳周边乡镇的农副产品，促进品种质量、品种数量、品种种类，促进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三是开发一个辐射全乡及周边乡镇的生产、生活用品交易批发市场，加快资金周转。通过中心集贸市场建设，能够引导农民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从而激发和提高他们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开阔他们的眼界，逐步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培养出一批农村能人，并以他们的示范效应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发展劣势
由于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鑫盛社区经济发展仍然较为落后。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电力、水力等建设缓慢，教育、卫生事业落后较大。二是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农业生产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先进的生产技术难以得到推广、实施，优良农作物品种无法大范围耕种，农业资源的优化受到制约。三是农民收入结构单一，贫困人口比重偏大。受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劳动技能不强及耕地不足等局限，导致收入来源单一，农业发展受限，贫困人口比重大。四是群众文化素质偏低，等、靠、要思想严重。由于文化教育事业落后，群众思想保守，传统意识根深蒂固，整体素质偏低，自我发展意识不强，等、靠、要思想严重。五是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村党员干部适应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的能力不强，不能积极引导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村级组织没有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没有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发展建议
统筹规划，明确思路。根据鑫盛社区发展现状、资源条件等，认真分析项目经济上的合理性、技术上的可行性，量体裁衣，重点解决居民出行难、就医难、上学难、饮水难、收电视难、学科技难、听广播难、村容村貌差、致富产业培植难等民生问题和增强发展后劲，适度把握好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合理确定建设内容和项目布局，深入分析项目效益，制定鑫盛社区脱贫发展实施方案。
夯实基础，提高素质。一是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社区班子建设。采取从牛孔乡选派得力干部挂钩指导、选聘大学生村官和从外出务工经商的能人中选任社区干部等办法，充实加强社区班子，为鑫盛社区的脱贫致富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二是挖掘潜力，广辟社区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切实加强社区资产、资源、资金的管理，并努力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增加集体收入。三是大力开展针对贫困居民的转移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各有关部门要关注、倾斜贫困居民小组，加大转移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居民整体素质，促进居民转移增收和提高种养水平增收。
整合资源，多渠道筹措扶持资金。在项目实施中，在试点项目专项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充分整合整村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新农村建设、饮水安全等其它资金项目，通过项目整合，真正起到 四两拨千斤的拉动作用。同时，坚持党政机关挂钩帮扶制度和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制度，对特困户进行重点帮扶。
营造良好氛围。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把居民作为经济发展的决策主体、建设主体，受益主体和监督主体，认真落实居民的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参与权，掀起自己的家园自己建、自己的事业自己创的热潮，鼓励社区致富能人、外出务工人员及业主到鑫盛社区投资兴业，参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植和公共公益事业建设。
顺德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调研报告
顺德区妇女联合会
编者按：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及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提高妇女在基层民主治理的参与比例及能力也有了新的内涵。省妇联在全省妇女参与基层治理工作珠三角片区推进会上提出，推进妇女参与基层治理工作，一是省委、省政府作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二是历年来妇女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得显著成效，需不能断加强及推广。基于妇女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本栏目特推《顺德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调研报告》，为妇女参与基层治理提供地方实践经验。
一 课题立意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微观设计，基层的治理现代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绩效。基层位于国家和社会的交会点，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加强党的领导，选好“领头人”，做好共治、善治、德治，将有利于打牢基层治理的基石。
11月，顺德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出台了《顺德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建设加强农村管理的意见》及10个配套文件，涵盖基层党建、基层治理、农村集体经济管理、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是新时期顺德基层治理的总纲领，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同时，随着上千亿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5年后顺德将有过半的镇（街道）通地铁，城市发展格局将迎来重大改变。政策的支持及交通的升级，为顺德的基层发展扩宽了空间、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加大了挑战。
怎么让这些举措真正“落地”、让顺德基层工作不是“摆平问题”而是“解决问题”？选用及培育到基层治理中的“领头人”至关重要。而妇女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是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应在基层治理中拥有相应的参与权、话语权。如何提升和强化妇女在基层民主治理体系中的水平和能力，这是顺德的必答题。
二 成绩和问题
（一）取得的成效和经验
顺德区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一是营造公开公平的民主治理环境。利用村（社区）行政服务中心将村居“两委”成员纳入管理范畴，以薪资和制度约束“两委”成员，配合开展政务工作，推动权力透明化；引导集体经济组织组建股份合作经济社，完善组织登记，将干部、财务管理及表决机制纳入监管范围，通过股份社将集体经济分离出村（居）委事务，减少利益争夺。二是妇代会改建妇联工作顺利完成，一大批女致富带头人、公益事业热心人、大学生村官等优秀妇女进入到村居妇联执委队伍，参与基层工作，进入群众视野。三是培育孵化妇女儿童社会组织共40个，蓬勃发展的女性社会组织成为基层妇女参与民主治理工作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204月，换届选举启动后，顺德区加大正面宣传，引导妇女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参与选举。借助非户籍试点工作，多途径推动非户籍女性参加“两委”换届选举，提高女性比例。以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下发指导性文件《关于在年村（居）委会换届中进一步推进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具体要求和措施。换届后，女村委会主任比例从1.85%提高到5.61%。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妇女的发展，是社会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尺度。妇女参政既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也是妇女政治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权力领域是否有妇女参与、以何种方式参与以及达到何种程度，其人数的多少是衡量妇女参政的关键性数据。而且，妇女的性别优势在于擅长沟通、做事认真、考虑周到，妇女干部在基层民主治理工作中能够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从纵向比较而言，顺德妇女参政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但从横向比较来看，顺德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仍然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村居女干部数量比例低、正职少
2017年顺德区205个村居“两委”完成换届，居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只有29.93%，这一数据离《顺德区妇女发展规划（-）》制定的目标值50%以上差距很大。村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只有27.89%，也未达到规划要求的30%以上。担任村委会主任（一把手）的女性比例只有5.61%，远低于规划要求的10%以上。
2.女干部在基层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化
从任职情况看，妇女在村居两委中有“三多三少”现象：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闲”职多、要职少。虽然实现了每个村居都至少有一名女性委员，但她们绝大多数是担任村居妇联主席、计生主任，职位单一。村居“两委”分工时，女干部通常只分管计生、档案和卫生等工作。随着计生工作的难度减轻，村（居）委会对妇女干部的重视度也随之降低，妇女干部的号召力和认同感被削弱。女干部没有足够的锻炼和展示平台，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导致优秀女干部难以涌现。
3.村居后备女干部严重不足
基层妇女在权力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化大大消减了妇女精英参与竞选的积极性。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是顺德村居女干部群体中的普遍现象，在村委会和“村改居”的居委会中尤为明显。女党员少、尤其是年轻女党员数量匮乏，导致女干部源头不足，选举时只好“矮子里面挑高佬”。
（三）原因分析
妇女权力的现实状况与妇女所处的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和条件紧密关联，影响妇女参政的因素复杂而多元，既有妇女自身因素，也有社会及选举等客观因素。就顺德而言，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受限的主要因素有以下3个方面：
1.传统的性别观念根深蒂固
一方面，基层群众对妇女的角色定位仍然是“贤妻良母”“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很多男性认为妇女只要在家干农活、做家务、带孩子，相夫教子就好，不愿意妇女参与过多的社会公共事务，更不愿意妇女在政治上强过男人。而大部分妇女在家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自身也默认社会对她们角色的定位，甚至认为参政议政是男人的事情。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妇女主体意识的缺乏，导致她们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意愿淡薄、议政热情不高。同时，仍有相当多的基层群众认为妇女缺乏担当精神，工作中怕得罪人、不敢碰硬、大局意识差、决断力不够、压不住场，即使当选也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对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有抵触和怀疑态度，对妇女担任一把手更加态度消极。
2.基层民主治理制度尚未完善，利益争夺和各种矛盾较为突出
现行的基层组织法虽然为保障妇女参政做出了相应规定，比如“村民委员会中，妇女应当有适当名额”“村民委员会中妇女应有适当比例”，但缺乏硬性条文，没有一套可操作的程序制度做保证。许多基层组织在执行培养选拔妇女的目标规划上，往往把“至少有一名女干部”理解为“只要一名女干部”。因为没有明确规定妇女的人数，就无法找到妇女参与最广泛的民主治理和民主决策的法定依据。同时，由于顺德现有的97个居委会中，有75个是“村改居”，相关管理制度没有因应调整，选举方式和管理办法依然沿用村委会的模式。并且基层利益关系纷繁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存在较多的宗族关系割据和利益争夺，导致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时承受压力大、怕遭报复和冲击家庭，不愿意去竞争或缺乏竞争力，导致这部分居委会中的女干部比例较低。
3.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力度不够
女干部少、女一把手少、优秀女干部少，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机制支撑。一方面，村支书、主任对女干部的培养重视程度不足，认为女干部只要抓好卫计、妇女工作就行了，进不进班子无所谓，对培养女干部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更缺乏健全的培养机制。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往往把女干部配备当成完成任务，换届时仓促应对，缺乏长期性、系统性的培养任用机制，并且没有因应男性和女性间的差异，进行区分培养，制定相关措施，造成女干部数量不足、质量不佳，青黄不接。现有女干部也缺少传、帮、带意识，不想培养后备干部，害怕有竞争对手，怕丢了自己的饭碗。
三 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顺德的基层治理应根据《顺德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建设加强农村管理的意见》及10个配套文件的要求，探索在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管治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制度营造公平公开的基层民主治理环境，依法依章推进基层治理工作。
妇女在基层权力结构中属于边缘阶层。如果不从源头上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妇女的政治地位、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深度广度就难以得到大幅度提升。毫无疑问，参与政治性组织和寻求法律保护是保证妇女政治权利实现的主要方式，但现有的居委会和村委会组织法有关妇女参政比例的规定多是倡导性而非强制性。顺德作为一个县区级政府，没有制定相关法律的权力空间，但在健全女干部的培养、选拔、任用机制上可以主动作为。
（一）把培养女干部纳入顺德发展的战略设计框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到妇女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主要作用，采取切实措施让更多女干部有机会脱颖而出。
首先，要按照“党建带妇建，妇建服务党建”原则，把女干部、女党员的培养、选拔工作纳入党建工作的整体计划。针对“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三项妇女发展规划指标，分别制定近期、中期和远期规划，确保操作措施的连续性。其次，要明确镇（街道）党委及基层村（居）党组织是推进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责任主体；要制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责任分解制度和经费投入计划，落实责任目标和任务。
（二）建立女干部成长机制
第一，要促使女干部靠出色的成绩赢得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村（居）委会干部大多是票箱里选出来的，女干部能否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立足，关键还是靠自身的水平和能力，而不能一味靠“政策倾斜”和“性别保护”。而能力、水平的提升，除了要实践锻炼、积累经验之外，接受系统的学习培训也非常重要。组织部门和妇联系统应对新当选的村居“两委”女性成员进行持续的系统的培训，课程设置要接地气、有针对性，在强化政治教育、提高政治修养的同时，要提升理论水平、分析解决问题、统筹管力和沟通交流的能力。对村居女一把手除了培训外，还要创造机会让她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其次，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大发展女党员，尤其是年轻女党员的力度。选拔有潜力的女党员、女能手、女骨干，让她们在村居承担一定的工作任务，锻炼其领导管理能力。要建立优秀妇女干部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从那些有致富本领、有热心、有能力为群众办事的女青年和女大学生村官中，发掘一批优秀人才作为后备力量进行重点培养，作为村居主要领导干部的后备人选。
第三，要管好、用好女干部。结合女干部的能力特长、性格特质给予合适的岗位和分工，最大限度地发挥女干部周到细致、亲和力强的优势，为她们打造能够展现才华、体现价值的工作舞台；引导女干部依托社会组织，一同为群众提供精细化的`服务，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倡导共治、善治、德治的理念。要加大女干部轮岗交流力度，使她们在更多的岗位上接受锻炼，丰富阅历和资历，提高参政能力，增加群众认可度。
（三）为村居妇女参政议政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保障
要为妇女参政议政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村居妇女参政议政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需要一个和谐的舆论氛围来弱化和消解人们对妇女从政的偏见和阻力；要引导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关心集体事务，积极参与村委会、居委会、村民小组、村民代表的选举，不断提高知名度；要通过强大的舆论导向，让村居选民知晓“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的重要意义，“非常清楚”上级对“每个村委会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的要求，从而为妇女在换届选举中大胆“站出来”打下坚实基础。
要积极宣传妇女成功案例。发现和树立一批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优秀女村官、女能人、女党员，在各种媒体上大力宣传她们的先进事迹，充分释放优秀妇女的“明星效应”，让妇女既可“扫好一屋”，又能“扫天下”的特殊价值被社会所承认，为群众所知晓，为她们日后参政议政奠定良好的舆论基础，引导群众把优秀妇女选进“两委”班子，提高群众对妇女干部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认可和支持。
如果说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那么，占农村居住人口过半的妇女就必须发挥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全国先发地区的顺德，完全可以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率先探索，彰显顺德责任，做出顺德贡献。
报告评述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客座教授 陆德泉
《顺德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调研报告》提出了在未来5年间，城市发展的格局将带来大变革，上千亿的基建投资将带来城乡的更新改造。同时，区委区政府也提出加强农村管理的要求，这为顺德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带来重大的挑战和机遇。报告总结了顺德区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成绩：一是妇代会改建妇联工作加强了妇联工作在组织和制度上的执行力；二是区妇联推动了妇联改革的社会治理创新，培育妇女儿童社会组织的孵化平台，为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工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和渠道。在2017年的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中，女性当选村委会主任的比例增加了两倍，从1.85%增加到5.61%。
报告也看到当前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不足。虽然《顺德区妇女发展规划（2011-）》已提出村（居）委会成员妇女应占50%以上，妇女当一把手应占10%以上。但是，2017年的妇女当村干的比例才接近30%，一把手的只有5.61%，与目标相差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村（居）委会担任比较边缘的职位，缺乏发挥和展示能力的机会。报告对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方面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制约了妇女自身参政议政的意愿，同时男性主导的参政议政文化左右了基层对女性领导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选举制度上缺乏对落实妇女干部名额的具体措施，传统村落宗族政治错综复杂，让有参政愿望的妇女也望而却步。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在顶层设计的关键策略，包括把女干部和党员纳入党建的整体计划，建立女干部成长机制，为村居妇女参政议政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保障等。笔者非常认同落实保障妇女参政议政制度的顶层设计，但是在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关键制度保障上，如何培育妇女参与的积极性和主体性更是重中之重。正如广东省妇联要求各级妇联的工作重点要做好“五抓”：即抓思想政治引领、抓妇女作用发挥、抓服务与维权工作、抓两个规划重难点解决、抓基层妇联组织力提升，这五抓的核心也是妇女参政议政的主体性所在。随着顺德的经济转型、新型城镇化、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下的城乡格局带来重大的变革，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把握好这些变革对顺德妇女发展的挑战、需求和机遇的变化，一定可以更好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培养妇女在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主体性。
要进一步培育妇女参政议政的主体性，就需要进一步打破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和制度对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制约。全国妇联在过去几年推动的启璞项目在提高村“两委”女干部综合素质和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能力，成果显著。陕西婚姻家庭研究会从十多年开始，通过培育村级妇女组织，参与社区管理事务，逐步参与村委会选举，再推动女村官培训等，以类社会工作的方法一步一步的陪伴妇女从妇女组织骨干、参与选举到女村官成长，共同学习应对男性文化主导的基层治理限制以及家庭和宗族内部的束缚，为农村妇女的共同发展努力。
顺德在进一步推进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态势，已经有一定的天时地利条件。原来妇联已经设计好清晰的制度目标，积累相当厚实的培育孵化妇女儿童社会组织基础，加上吸纳其他地方在培育妇女的参政议政的经验，一定可以在深化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治理上做出全国的表率！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X省地处中部欠发达地区，在城乡统筹发展中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
经过改革开放XX年的发展，X省总体进入了工业化快速推进和崛起的新阶段，“重要战略支点”建设进入加速推进新时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首次过万亿元，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大跨越;，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XXXX元，实现了生活水平大提高。但是，X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尤其是城乡发展差距很大。，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X.XX：X。总的来看，农业基础仍然脆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因此，X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只有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跳出传统的就农业抓农业、就农村抓农村的思维定式，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城乡融合、资源共享、产业互补、市场互动、人力互促，才能最终形成城乡之间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实现城乡共同繁荣，达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在即将来临的“十二五”时期，城乡一体化对X省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将产生全局性和深刻性影响作用，这一时期也是城乡结构变化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X省作为中部省份和后发地区，将成为国家下一步推动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区域，这对于城乡统筹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统筹城乡的经验
X省委、政府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在开展统筹城乡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工作。目的是通过在先行先试，探索一条适合中部地区的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路子，在全省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试点工作一年来，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试点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XX.X%，增幅在全省各市州中居第一位;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XX.X%，居第X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X.X%，居第X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XXXX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XXX元。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城乡环境明显改观。
总结市的试点经验，从县域治理的角度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⒈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实现全域规划新格局。全市按照“XXXX”四位一体的城乡空间格局(X个主城区、X个新城区、XX个特色镇、XXX个中心村)，构建现代化、网络型的市、区、镇、村建设体系，构筑起城乡互动发展、整体推进的空间发展形态。
⒉统筹城乡基层单元，构建一体化治理新体系。市把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作为城乡一体化工作的突破口，将全市XXX个村归并为XXX个中心村(这个比例基本上是X：X)，探索出“迁村腾地建新村”、“项目拆迁建新村”、“依托集镇建新村”、“城中村改造建新村”、“产业培育建新村”、“规划引导建新村”、“环境整治建新村”等X种新村建设模式。目前开工建设的就有XX个新村。这些新村按照“五统一”的要求建设，即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筑风格、统一产业布局、统一基础设施、统一公共服务，每个新村设立了“X+X”服务中心(X个文化广场，X个工作室：村党支部、村委会、农业发展公司、警务及民事调解工作室、卫生服务站、便民服务站、培训中心、农家超市)，较好地解决了节约用地、建房成本、资金来源、规划执行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模式”顺应了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社会资源成本。
⒊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形成城乡互促发展新布局。市按照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布局要求，推动城区企业向农村延伸，形成城乡产业相互融合，三次产业互动发展的新格局。在工业发展上，充分挖掘优势，打造产业集群，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冶金能源、建材、模具材料、纺织服装等工业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在农业发展上，着力培育农业优势产业，壮大龙头企业，重点发展水产、畜牧、蔬菜、林果等四大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着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休闲农业、旅游农业、设施农业等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在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文化旅游、信息服务、现代物流、房地产开发等现代服务业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特色鲜明的城乡产业布局互融互补的路子。
⒋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新面貌。市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公共事业均衡化作为改善民生的切入点，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纳入城乡规划统筹安排，增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集约度，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基本上实现了路网、电网、供排水网、广播电视电话互联网和供气网等“五网”建设城乡一体化。率先推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四网合一”，实现了城乡低保一体化;建立了城乡畅通、信息互联的就业服务网络;不断培育市场流通主体，完善城乡流通体系，推进城乡要素流动。
为了配合城乡统筹发展，市还通过抓盘活土地、抓招商引资、抓项目投资、抓民营资本投入，破解资金筹措的难题;整合项目，出台鼓励政策，破解迁村腾地的难题;大力推进一乡一业、区域发展，破解支柱产业培植的难题;运用市场机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商家投资，破解项目招商的难题;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破解集中集约集群发展的难题;推进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和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和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城乡公交联运、城乡供水体制、城乡教育、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等十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破解体制机制方面的难题，初步建立起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市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之所以能够取得可观的阶段性成果，与省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与市委、市政府强力推进分不开，同时与市情的特殊性也是分不开的。市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级市，它没有下辖的县(市)，管辖的范围较窄,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县。很显然，经验对县域治理的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它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是，统筹城乡发展，不能不注重发挥县(市)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二、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县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而要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做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这两篇大文章，关键在县。
首先，县是联结城乡的重要“接点”。在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县一级政府是主要操作手，一切好的路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措施最终都必须依靠县级政府来贯彻、落实。而且，只有在县一级才有可能协调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项工作。
其次，县城和县域中心镇将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重要增长点。一方面是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甚至有些大城市的发展达到了“饱和”状态或者渐趋扩展的临界点，不宜再增加人口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近些年又急剧向县城和中心镇聚集，许多外出打工农民赚钱后更愿意到县城和中心镇建房购房、安家落户。除了新农村建设以外，以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城镇化无疑是县域经济的另一新的重要支点。以X省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稳步发展，城镇化率达XX.X%。但总的来看，X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从X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省人口分布格局将是：三分之一在大中城市、三分之一在小城镇、三分之一在农村。因此，促进人口向县城、重点镇聚集，是X省下一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对一个XXX万左右人口的中等县市，如果把县城人口发展到XX万人左右;建设X-X个中心镇，每个达到X-XX万人;建设一批能集聚-XXXX人的中心村，将大大完善X省城镇体系，加快推进X省城镇化进程。为此，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要尽早做好县城和县域中心镇的功能分区规划，提升城镇产业、资源和人口的聚集功能。同时，要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好比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两翼”，只有两者比翼齐飞，才能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最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
既然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关键在县，那么，充分调动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如何调动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呢?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让县级政府“责权利相统一”，成为一级有权有能的基层政府。除了要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以外，还要加快县级行政体制改革，在省县之间合理划分事权，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权能，逐步废除市管县体制，最终形成中央、省(市、自治区)、县(市)三级的行政管理体系。
二是进一步优化县级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县一级政府成为效能型政府。目前的县级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党政分工重叠、部门机构架床叠屋和人浮于事等问题，遇事则相互推诿，遇矛盾则绕着走，严重限制着县级政府的权力运作效能。与此同时，又由于部门林立、机构分立，中央和省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各种公共资源因为得不到合理配置，而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
三是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把县级政府建成能及时回应广大群众需求的服务型政府。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让民众的意见和需求能够及时被县级政府所吸纳，并及时转换为为民所需的公共服务项目;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让民众也能有效地参与到当地政府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中来，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使民众在包括权威资源在内的关键性公共资源的分配或配置上真正享有知情权、话语权，让公共资源服务于公众利益、增进公民福利。
县，不仅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接点”，而且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沟通“中介”，只有抓好县这个关键，才能最终破解中国式“三农”难题!
三、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大力推进县域治理创新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除了要统筹城乡规划、统筹城乡建设、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公共服务等物质层面的一体化建设和发展以外，笔者认为，更为重要是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县域治理体制。不在统筹城乡体制上进行根本性创新，很难真正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从经验看，当前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体制创新力度：
(一)以社区自治为基础，在构建社会治理单元中创新。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单元。这个新的基本社会单元，应该是“社区”。我国城镇已经建立了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治理体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完全合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只有建立城乡一体的基层治理单元，才能真正破除既有的城乡行政和社会治理的二元结构。
以农村新社区建设为突破口的做法值得借鉴。通过前述多种模式建成了近城、近镇、近交通或流通枢纽的众多农户新的聚集区，即农村新社区。这类社区实践上已经与城镇联为一体。是农民变市民的主要载体。以农村新社区为基础，以方便居民民主自治为目的，大力推进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恒大新社区就是依托产业发展起来的新社区，周边四个行政村各有一部分农村住户迁到新社区，主要靠民营企业的贡献，为居民提供了有效的公益性服务，对周边农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农户志愿加入新社区，为探索农民自费变市民之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农村新社区建设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是村落社区范围的界定、自治机构的设立、民主选举和运行机制的建立，都必须根据农民群众的意愿。主要依靠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为驱动力，不能搞行政推动和强迫命令，更不能搞一刀切、搞花架子、搞形式主义。农民群众的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成败。农村新社区建设必须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增进群众公共福利为宗旨。
建设农村新社区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的一个重要载体。要注意整合周边落社区内外各种资源，通过群众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实现新农村建设资源的有效使用;改善村落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大力发展农村各项公益性事业;政府的各种公共服务或公益性事业可以委托给农村社区和其他农民合作组织提供或兴办，将农村新社区建设为新农村建设的综合性平台。
更重要的是，将农村新社区建设为居民自治的基础性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农村新社区一旦建立，就要由社区居民民主选举社区理事会，该理事会一般由X～X名本社区居民组成，理事会设X名理事长，其他成员为理事，由社区理事会管理社区日常性事务。但是，有关农村社区重大事项的确定、公共工程的建设和实施、公益性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等社区事务应在社区居民会议上讨论、决定或通过。新社区理事会的理事长最好成为村委会的当然成员、乡镇人民代表。
在农村新社区建设初期，要正确处理好新社区与行政村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村党支部、村委会与农村新社区理事会的关系。农村新社区理事会必须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导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对于农村新社区自身的事务，村党组织和村委会要充分尊重农村新社区理事会的自主权，不得随意干预;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协调乡镇与农村新社区、以及农村新社区之间的关系上来。等到新社区自治成熟的时候，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考虑撤销行政村层级。
(二)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中创新。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乡村社会发育尚不健全，还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只能依据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准，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镇政乡派”或“乡派”等不同形式进行构建;如果当地的乡村社会有了充分发展，可以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并且有一定的自治能力和社会经济基础，它就可以推行“乡镇自治”或“乡民自治”。
“镇政”比较适宜于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本地财政状况良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城镇化。可以采取“委托扩权”的改革方式，进一步扩大镇政府的自主权，将镇政府建设为一级较为完备的基层政权组织。
“乡派”适合于传统农业地区，在这些地区，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级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这种财政基础不能支撑一个比较健全的乡级政府，决定它只能向“乡派”的方向改革。诚如徐勇所言，“财是政的基础，财政来源与能力决定着政权的特性与能力”。实行“乡派”的地方，要不断强化县级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建构“以县为主、乡镇协助”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镇政乡派”适宜于一些乡镇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少数乡镇的社会经济基础较好，具有一定的财政能力，除了能够保障乡镇政府日常运转的需要以外，还可以发展公益事业，而且城镇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以将这些乡镇按照“镇政”的模式进行改革;其它一些乡镇的社会经济基础较差，没有一定的财力基础，最好按照“乡派”的思路进行改革。这样在同一个地区就可以根据乡镇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实行“镇政乡派”。今后，凡是可以建立为一级比较完备的政权组织的乡镇，统一改称为“镇政府”;凡是不能建立为一级比较完备的政权组织的乡镇，统一改称为“乡政府”(或“乡公所”、“乡办事处”)。这样一来，“乡”和“镇”就有比较明晰的区分，以改变当前“乡”“镇”不分的混乱状况。
其实，无论是“镇政”还是“乡派”(乃至“乡政自治”)都只是乡镇制度构建的一种形式而已，乡镇制度构建的关键在于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建构一种全新的“官”、“民”二元的治理结构，在体制内通过权力重构达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
具体地说，就是在乡镇一级实行人大常任制改革。常任乡镇人民代表可以参考“三三制”原则由三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党组织推荐的代表，一部分是农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村落社区代表;一部分是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由这些常任代表组成乡镇人民代表会议，由它讨论和决定乡镇社区的重大事务，并对乡镇政府(或乡公所、办事处)的日常行政事务进行民主监督。该会议主席必须由乡镇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不得兼任乡镇办事处或同级党委的职务。为了提高该会议组织的运行效率、加强对乡镇行政事务的日常性监督，常任人民代表人数不必太多，以便于开展经常性活动。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还可逐步实行“开放式会议制度”，不断扩大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
这样改革，既体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也充分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民主合作精神。乡镇的党政机构更主要地贯彻和落实国家在农村地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社会管理职能，并协助县级政府及其部门为农民和农村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乡镇人民代表会议则是乡镇人民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和形式，更主要地代表乡村人民的意志，通过它可以比较有效的沟通民意。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实际上满足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民主发展两个方面的需要，可以在体制上解决农村社区自治进一步发展、以及乡镇社区民主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三)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在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中创新。
县级政府转型势所难免。一方面乡村体制改革必然对县政转型产生压力，只有县乡村联动才能切实保证乡村体制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县政体制构成了一种组织场域，对乡村形成一种“同构化”压力，如果不对县政进行相应的改革，乡镇体制安排和农村基层组织设计无论如何美好，都会因为这个“同构化”的压力而变样走形，使之退回改革的“原点”。
县政转型的着力点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因此，县政转型应围绕着如何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绩效进行改革，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进行农村治理，“服务”取代过去的“汲取”而成为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
首先，县政的服务转型，必须改变问责体制。变对上的单向问责为对上和对下的双向问责。这除了要加强县级人大常委会的建设，提高县级人大权能以外，还要实行县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可先从竞争性选举开始，扩大民意基础。
第二，县政服务转型，必须改进工作考核办法。要重新建立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考核重点从注重形式和过程转向注重成果和绩效，从注重经济发展(特别是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转向公共服务和农村治理，尤其要突出对“为农服务”绩效的考核。
第三，县政服务转型，必须改善公共服务方式。过去即便有所公共服务，也主要是由政府及其部门直接提供的，这种提供方式一般是通过建立相应的机构、由政府财政供养其工作人员来行使服务职能，以往的实践证明，这种服务方式最终往往异化为“只养人不服务”或者“收费养人”的结果，导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局面。
在最近一轮乡镇改革中，X等地撤销了这些“养人”机构，实行“以钱养事”的公共服务方式，不但精简了机构、减轻了财政供养负担，而且还切实提升了公共服务的绩效，为农民群众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这种“以钱养事”(改为“以财养事”似乎更妥)的公共服务新机制值得推广。通过“以钱养事”的改革，变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为市场化运作、政府购买，从而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公共服务模式。为此，要积极“推进政事分开，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积极培育和大力扶持各种非赢利性、社会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并最终一个以“村落社区为基础，乡镇政府居间协调，县级政府为主导”的，覆盖整个农村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
X推行农村公益服务“以钱养事”改革的正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存在的问题也是可以逐步完善的。从正面效应看，有三个提高，即财政投入、服务能力和农民满意度三提高。从开始，X把农村公益性服务列为省财政专项支出，从农村人平X元起步，三年增加到人平XX元，X年累积投入XX亿元，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推广、防疫免疫等服务。目前，全省良种普及率达到XX%，农业机械化率达到XX%。今年继续安排X亿元予以支持，力争新建农民专业合作社XXXX个，特色产业订单率超过XX%。抓住国家农机补贴增多的机遇，重点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稳步发展油菜、茶叶、畜禽、水产机械化。在血吸虫疫区实施“以机代牛”工程，建设一批无耕牛村。从负面反映看，主要是农村公益性服务机构人员老化，捧不到“铁饭碗”，就招不到青年学生，难以补充新生力量。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在政策配套上下功夫，一是对农村公益性服务机构要核定财政供养编制，实行定岗不定人体制;二是对获得上岗资格的人员视同事业单位职工管理，可以评职称、可以在新老体制间调动工作，解决技术人员的后顾之忧。
第四，县政服务转型，必须优化权力结构。一是县级领导体制要总结一些地区试行的“党大会常任制”成功经验，构建“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新型权力结构。这个核心即是县委，三个党组即是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党组。在这一结构中，县委居于核心地位，“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二是精简和整合县级职能部门机构，再造一个“效能、统一、廉洁”的公共行政体系。
第五，县政服务转型，必须改革省县体制。在废除“市管县”体制、实行“市县分治”的同时，省县之间要进行适当分权，把县政建设为一级地方自治政府。
等到县政完成服务转型，构建了较为健全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机制，具备较强的农村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农村村落社区也具备比较完善的自治能力的时候，可以视其情况撤销乡镇一级政府，从而最终建成以县政为地方自治基础的省、县(市)两级地方政府架构。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县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而要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做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这两篇大文章，关键在县。
首先，县是联结城乡的重要“接点”。在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县一级政府是主要操作手，一切好的路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措施最终都必须依靠县级政府来贯彻、落实。而且，只有在县一级才有可能协调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项工作。
其次，县城和县级中心镇将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重要增长点。一方面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有些大城市甚至达到了“饱和”状态或者渐趋扩展的临界点，不宜再增加人口;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近些年急剧向县城和中心镇聚集，除了新农村建设外，以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城镇化无疑是县域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支点。
既然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关键在县，那么，充分调动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如何调动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呢?我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让县级政府“责权利相统一”，成为一级有权有能的基层政府。除了要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以外，还要加快县级行政体制改革，在废除市管县体制的同时，要在省县之间合理划分事权，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权能。
二是进一步优化县级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县一级政府成为效能型政府。目前的县级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党政分工重叠、部门机构架床叠屋和人浮于事等问题，遇事相互推诿，遇矛盾绕着走，严重限制着县级政府的权力运作效能。与此同时，又由于部门林立、机构分立，中央和省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各种公共资源因为得不到合理配置，而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甚至为某些部门所自肥。
三是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把县级政府建成能及时回应广大群众需求的服务型政府。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让民众的意见和需求能够及时被县级政府所吸纳，并及时转换为为民所需的公共服务项目;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让民众也能有效地参与到当地政府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中来，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使民众在包括权威资源在内的关键性公共资源的分配或配置上真正享有知情权、话语权，让公共资源服务于公众利益，增进公民福利。
县，不仅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接点”，而且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沟通“中介”，只有抓好县这个关键，才能最终破解中国式“三农”难题!
二、构建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县域治理体制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除了要统筹城乡规划、统筹城乡建设、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公共服务等物质层面的一体化建设和发展以外，笔者认为，更为重要是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县域治理体制。不在统筹城乡体制上进行根本性创新，很难真正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以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城乡人民公共生活共同体。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单元。这个新的基本社会单元，应该是“社区”。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完全合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只有建立城乡一体的基层治理单元，才能真正破除既有的城乡行政和社会治理的二元结构。
农村社区建设宜以自然村落为基础，以方便人民民主自治为目的。在行政村(称为建制村更合适)一级实行村民自治缺乏社会基础，难免会趋向“行政化”和“虚化”。
村落社区建设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是村落社区范围的界定、自治机构的设立、民主选举和运行机制的建立，都必须根据农民群众的意愿，不能搞行政推动和强迫命令，更不能搞一刀切、花架子、形式主义。农民群众的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成败。
村落社区建设要注意结合本地实际。尤其是村落社区范围的界定，除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以外，还必须考虑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等因素，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文化认同、参与方便”的原则划分村落社区。一般地，一个自然村可以设立一个村落社区;村落社区的具体设立应因地制宜。
把村落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整合村落社区内外各种资源，通过群众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实现新农村建设资源的有效使用;改善村落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大力发展农村各项公益性事业;政府的各种公共服务或公益性事业可以委托给农村社区和其他农民合作组织提供或兴办，将农村社区建设为新农村建设的综合性平台。
更重要的是，将村落社区建设为村民自治的基础性组织。村落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落社区一旦建立，就要由社区居民民主选举社区理事会，该理事会一般由X～X名本社区居民组成，设X名理事长，其他成员为理事，由社区理事会管理社区日常性事务。但是，有关农村社区重大事项的确定、公共工程的建设和实施、公益性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等社区事务应在社区居民会议上讨论、决定或通过。村落社区理事会的理事长最好成为村委会的当然成员、乡镇人民代表。
在村落社区建设初期，要正确处理好村落社区与行政村的关系，特别是村党支部、村委会与农村社区理事会的关系，农村社区理事会必须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导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对于农村社区自身的事务，村党组织和村委会要充分尊重农村社区理事会的自主权，不得随意干预;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协调乡镇与农村社区、以及农村社区之间的关系上来。等到村落社区自治成熟时，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考虑撤销行政村层级。
(二)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乡村社会发育尚不健全，还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只能依据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准，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镇政乡派”或“乡派”等不同形式进行构建;如果当地的乡村社会有了充分发展，可以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并且有一定的自治能力和社会经济基础，就可以推行“乡镇自治”或“乡民自治”。
“镇政”比较适宜于东部沿海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本地财政状况良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城镇化。可以采取“委托扩权”的改革方式，进一步扩大镇政府的自主权，将镇政府建设为一级较为完备的基层政权组织。
“乡派”适合于传统农业地区。农村税费改革后，这些地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这种财政基础不能支撑一个比较健全的乡级政府，决定它只能向“乡派”的方向改革。实行“乡派”的地方，要不断强化县级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构“以县为主、乡镇协助”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镇政乡派”适宜于一些乡镇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少数乡镇的社会经济基础较好，具有一定的财政能力，除了保障乡镇政府日常运转外，还可以发展公益事业，而且城镇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以将这些乡镇按照“镇政”的模式进行改革;其它一些乡镇的社会经济基础较差，没有一定的财力基础，最好按照“乡派”的思路进行改革。这样在同一个地区就可以根据乡镇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实行“镇政乡派”。今后，凡是可以建立为一级比较完备的政权组织的乡镇，统一改称为“镇政府”;凡是不能建立为一级比较完备的政权组织的乡镇，统一改称为“乡政府”(或“乡公所”、“乡办事处”)。这样一来，“乡”和“镇”就有了比较明晰的区分，以改变当前“乡”“镇”不分的混乱状况。
其实，无论“镇政”还是“乡派”都只是乡镇制度构建的一种形式，乡镇制度构建的关键在于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建构一种全新的“官”、“民”二元的治理结构，在体制内通过权力重构达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
具体地说，就是在乡镇一级实行人大常任制改革。常任乡镇人民代表可以参考“三三制”原则由三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党组织推荐的代表，一部分是农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村落社区代表;一部分是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由这些常任代表组成乡镇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乡镇社区的重大事务，并对乡镇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进行民主监督。该会议主席必须由乡镇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不得兼任乡镇办事处或同级党委的职务。为了提高该会议组织的运行效率、加强对乡镇行政事务的日常监督，常任人民代表人数不必太多，以便于开展经常性活动。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还可逐步实行“开放式会议制度”，不断扩大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
乡镇的党政机构主要贯彻和落实国家在农村地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社会管理职能，并协助县级政府及其部门为农民和农村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乡镇人民代表会议则是乡镇人民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和形式，主要通过它有效地沟通民意。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实际上满足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民主发展两个方面的需要，可以在体制上解决农村社区自治进一步发展、以及乡镇社区民主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三)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县级政府转型势所难免。一方面乡村体制改革必然对县政转型产生压力，只有县乡村联动才能切实保证乡村体制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县政体制构成了一种组织场域，对乡村形成一种“同构化”压力，如果不对县政进行相应的改革，乡镇体制安排和农村基层组织设计无论多么美好，都会因为这个“同构化”的压力而变样走形，使之退回改革的“原点”。
县政转型的着力点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因此，县政转型应围绕如何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绩效进行改革，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进行农村治理，“服务”取代过去的“汲取”而成为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
首先，必须改变问责体制。变对上的单向问责为对上和对下的双向问责。这除了要加强县级人大常委会建设、提高县级人大权能以外，还要实行县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可先从竞争性选举开始，扩大民意基础。
第二，必须改进工作考核办法。要重新建立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考核重点从注重形式和过程转向注重成果和绩效，从注重经济发展转向公共服务和农村治理，尤其要突出对“为农服务”绩效的考核。
第三，必须改善公共服务方式。过去即便有公共服务，也主要是由政府及其部门直接提供的，一般是通过建立相应的机构、由政府财政供养其工作人员来行使服务职能，实践证明，这种服务方式最终往往异化为“只养人不服务”或者“收费养人”的结果，导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局面。在最近一轮乡镇改革中，X等地撤销了这些“养人”机构，实行“以钱养事”的公共服务方式，不但精简了机构、减轻了财政供养负担，而且切实提升了公共服务绩效，为农民群众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通过“以钱养事”的改革，变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为市场化运作、政府购买，从而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公共服务模式。这种“以钱养事”的公共服务新机制值得推广。为此，要积极“推进政事分开，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积极培育和大力扶持各种非赢利性、社会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并最终形成覆盖整个农村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
第四，必须优化权力结构。一是县级领导体制要总结一些地区试行的“党大会常任制”成功经验，构建“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新型权力结构。“一个核心”是指县委，“三个党组”是指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党组。在这一结构中，县委居于核心地位，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二是精简和整合县级职能部门机构，再造一个“效能、统一、廉洁”的公共行政体系。
第五，必须改革省县体制。在废除“市管县”体制、实行“市县分治”的同时，省县之间要进行适当分权，把县政建设为一级地方自治政府。
县政完成服务转型，构建了较为健全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机制，具备较强的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农村村落社区也具备比较完善的自治能力的时候，可以视其情况撤销乡镇一级政府，从而最终建成以县政为地方自治基础的省、县(市)两级地方政府架构。
竹木凉席市场创新发展项目调研报告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销售量有保障的情况下，生产过程落后以及生产效率低下成了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因素。对此，我们的市场创新方案就是希望能够不断的升级加工设备，不断的完善生产过程，提高产品的质量以及大幅度的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让产品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市场竞争力。利用生产过程的全机械化，不断提高生产的产量，不断的扩大企业的规模。实现小厂变大厂，大厂变企业的资源优势整合，创造品牌效应，产生品牌的价值。以此来不断制定新产品的生产标准和企业标准，让生产过程规范化，生产管理企业化。
在浙江，广西等竹木加工大省不断的有新材料，新产品上市的情况下，我们也坐不住了，组织了人员到实地进行考察。更加先进的技术以及机械化程度更高的设备吸引了大部分的.目光，大家顿时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为此本村生产效率改进的方案被提上议程。为了配合如今的环保理念，还有就是减少生产过程中人为控制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我们将把发展的重点投向原材料加工中，对竹片进行防虫，防霉处理的药水的健康化处理，尽力减少化学药品的成分。再就是，就某些工作量大的生产过程使用机械化程度更高的设备，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将精度更高，控制更准确的传感器投入到人为控制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中，在利用科学操作的同时，使原材料得到充分的处理，以此来保证成品的高质量。
关于煤矿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涉问题的调研报告
市政府：
根据国土资源部号文件精神，我县镇已被列入国土资源部煤矿地质环境治理项目，项目自北而南包括xx片区、xx片区、xx片区、xx片区、xx片区、xx片区、xx片区、xx片区、片区、xx片区、xx片区十一个片区，治理面积12725.4亩。现将项目情况报告如下：
一、镇煤矿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实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xx镇位于我县市西南部山区，距县城xx公里，全镇辖xx万人，面积xx平方公里。该镇是我县的产煤大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累计开采原煤xx万吨，占全县同期煤炭产量的xx%。地下资源的大量开采，在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镇xx%的地表沉陷，并诱发大量的地质灾害，矿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给全镇的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及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影响。一是采空区塌陷裂缝。镇煤矿采区地表90%是农耕地。截止底，驻镇国有统配煤矿及乡镇煤矿的采空区面积达到 xx平方公里，折合xx万多亩，涉及到xx个村庄，其中已形成塌陷裂缝面积约xx万多亩，占耕地面积xx%，严重塌陷造成耕地荒芜约xx亩，占耕地面积的xx%，导致大量地表崩塌、滑坡、沉降、裂缝、塌陷。同时造成地面房屋裂缝，地面道路等交通设施、水利设施遭到破坏，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二是地上水断流，地下水破坏。煤矿疏排水及洗煤厂等生产、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地表水体，使全镇境内的季节性河流基本干涸、污染、断流，地下水大量渗漏，地下水系遭到破坏，矿区水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目前，全镇有村户人畜饮水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不少群众以xx元/吨的价格从附近乡镇“买水吃”，农田灌溉用水更无从谈起，人畜饮水成为农民最关注、最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三是煤矸石自燃。该镇目前有六个矿渣堆，煤矸石总放量约三千多万方。破坏占用土地205.85公顷，煤矸石自燃释放出的一氧化硫、二氧化硫、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直接危害到xx个村群众的生产生活。而矸石中含有的硫化物，经雨水冲刷，细小颗粒顺流而下，使河流两旁的土壤酸化，影响农作物生长。另外，该镇残煤自燃分布范围广面积大，多处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对整个镇空气质量危害严重。四是边坡失稳。片区每年两季，均会出现山体滑坡，土体崩塌范围内植被尽遭破坏，潜在威胁公路长200米。村庄后山的滑坡由于雪压及采空区塌陷多种因素影响又有蠕滑迹象，时刻威胁着几百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由此看来，镇煤矿地质治理项目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镇煤矿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进展情况
我们从9月开始组织实施该项目，12月18日，在省、市国土资源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财政部、国土部以财建（）号文批准立项，成为全省仅有的六个国家级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项目之一。项目批准后，我们及时协调聘请中国地质矿业总公司组织勘测设计。目前已收集了镇近50年的`水文地质气象资料、煤矿地质环境治理可行性研究报告、煤矿地质环境灾害治理平面布置图和现状图、15个灾害片区的村庄地形图等资料，整理归类并作数字化处理。利用国际上先进的rtk卫星测量系统，完成了各片区的静态gps控制点的测量定位工作和近3平方公里的地形测量工作。并初步踏勘了20个村19个灾害片区近20平方公里的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基本了解和掌握了该镇目前存在的地质灾害种类和程度。
三、镇煤矿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请示
镇煤矿地质治理项目施工在即，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情况和问题，其中如何对待“尾矿”是一个绕不过去并且必须一次性彻底解决的问题。在长期的煤炭开采后，镇目前存在xx块总面积xx平方公里的原国有统配煤矿以及乡镇煤矿因无法开采而产生的边脚料，废弃矿，不属于国家规划区，不是正式的井田，而是历年历次关闭煤矿的弃采矿、边脚料。在此次地质环境治理中，如果对这些尾矿不进行治理，不达到煤层底板，将达不到项目彻底治理的效果。而且实事求是地讲，这部分尾矿如果放弃不管，可能会产生新的自燃，既损失了资源，又将引发新的生态问题。一定程度上，也给私挖滥采行为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对全县的安全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与此相对应的是，镇煤矿地质治理项目在同类矿山中极具代表性，治理项目涉及内容多，治理难度大，治理资金缺口巨大是项目实施中的最大困难。如果可以对这些尾矿进行同步开采，既减少了不安全、不稳定隐患，又能进一步增强治理效果。开采收益还可以对治理资金进行必要补充。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恳请市政府允许我县在镇煤矿地质治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这部分“尾矿”进行彻底开采。我们将在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进一步争取国家、省级政策支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努力把这一民心工程办实、办好，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使镇的生态环境成为全县一流的宜人、宜业、宜居环境。
★ 公益社区调研报告
★ 社区治理研究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