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散文化小说的特点是什么（共含10篇），供大家阅读参考。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momo”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散文化小说的特点
1.情节层面的非戏剧性
这类小说，情节不再是构成小说最核心的因素。它在浓重的抒情语言特点下展开叙述，显示出散文化的结构特征，缺少传统小说矛盾冲突的戏剧性，所以又称之为非戏剧性。它没有传统小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结构，大多是平常生活的自然呈现，也都润泽在平凡的叙述中。江苏卷选的师陀的《邮差先生》，只是通过一个亲切温和、悠闲自得的老邮差的见闻展现小城安逸、祥和、淳朴的生存状态;选的沈从文的《会明》也不注重情节的`编织，只是写了一个普通至极的旧时代军队伙夫——会明，在喂小鸡之后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的故事，并借他的视角讲述那个时代里生命的卑微和普通老百姓对于生活的最基本诉求。这两篇文章都只落脚于展现生活的本色，没有动人心魄的情节。
2.人物性格层面的淡化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非常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强调塑造 “典型人物”。而散文化小说却有悖于此，作者刻意淡化对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只去呈现人物的原生状态。也正因为这种特点，江苏卷的命题者针对《侯银匠》这样设题：小说题为“侯银匠”，但是写侯菊的文字较多，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
3.意境层面的营造
散文化小说中，意境是作者个人情感的流露，也是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反映及民情民俗、人的生存状态的再现。汪曾祺在谈及现代小说散文化的问题时曾指出：“所谓小说的散文化，那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他本人的小说就着力于氛围的渲染，并不十分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心理的描写，从而构成一种特别的情调。江苏卷阿城的《溜索》中就对怒江大峡谷险要高峻的气势给了颇多笔墨，这个特点也体现于当年的命题上：文中画线部分描写了峡谷险峻气势，请分析其表现特色。
汪曾祺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读他的小说，如同欣赏一幅幅清新隽永、生意盎然的风俗画，别有一番情趣、一种风味。
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对照杨义先生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小说确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征：
（一）取材随意，不拘一格。汪曾祺小说不仅描写了许多异地的世俗风情，如：抗战大兵方昆明的混乱与庸俗、塞外的农场果园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写的人物也形形色色，如：大洋边的挑夫、西南联大校园的当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岁寒中的知心者、荸荠庵的和尚、洁身自尊的知识分子、宁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以上这些人物尽收笔下，构成了一幅满溢着个性特点的人物画廊图。汪曾祺除了写人、写生活，还写一系列的杂物，如：高大的“榆树”，比草木还贱的“晚饭花”，活蹦乱跳的“鱼儿”，香喷喷的“黄油烙饼”，还有“珠子灯”、“天鹅”、“猫”、“蛐蛐”，等等。综观汪曾祺小说的描写对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那自由随便、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以及广见博识。
（二）情节化少，矛盾缓和。汪曾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一旦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映入眼帘，大家自然会耳目一新。传统的情节小说一般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事件组成，其情节大致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几个部分，汪曾祺的绝大部分小说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而是由许多琐碎的，甚至毫无关联的小事构成，如《故里杂说》、《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鸡毛》等。汪曾祺不注重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而是努力将小说中的矛盾淡化，执意将散文融入小说，以达到和谐美为特征的朴素平淡、优美自然的艺术境界。如《大洋记事》中巧云被强一奸、锡匠被打伤具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作者只是让人物在平和的心境中结束了故事。锡匠们以平和的方式取胜，肇事者被驱逐出境，巧云坚定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触，将一个悲愤曲折的故事写得平和清新。
（三）人物化虚，情绪化浓。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传统小说成功的关键。汪曾祺的小说并不十分注意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描写，而是着力于氛围的渲染，从而构成另一种情调。甚至有的作品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以致人物反倒成了点缀，《陈四》便是这样的代表作。《陈四》全篇四千多字，作者竟用了三千多字来描写迎神赛会的民俗风情，酿造出一般朴实粗犷的文化氛围，文章的后部分只用了几百字点出了踩高跷的陈四就在这种蒙昧的氛围中挨打、大病、卖灯等，人物被浸泡在这浓重的古风习俗之中。其实，这种淡化人物性格而着意氛围营造的方式反而更加深化了人物的性格，丰富了作品的抒情容量，令人油然而生怜悯、同情、伤感。
二、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成因
汪曾祺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已散文化了，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一次有力的冲击。造成他们的小说散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即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俗话说“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分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的成因，内因至关重要。汪曾祺早就有了小说艺术的自觉意识，他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明显地存在着的。”他还说自己的小说“散”，是“有意为之”。他在小说表现样式方面的追求，使人想到古人所说的“以意从法，则死法矣”，汪曾祺正是在对短篇小说“死法”的突破中获得了自由，从题材的选择与把握到艺术形式的借鉴与创造，这些都保持着其强烈的主体创造精神，并借以激活自己的小说观念和创作情绪，从而在纯熟老到的笔法中张扬了自己的个性。
在分析内因时，我们会质疑是谁促使汪曾祺小说艺术自觉意识形成的。这就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外因。其一，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汪曾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祖父每天给他讲授《论语》，在他的理论著作中，他曾多次提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并且解释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其二，他还深受道家“追求绝对的人生自由”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看重人情味，在他的笔下，见不到儒家的等级森严，只有庄禅所追求的个体与和谐的精神。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他巧妙地将两者熔铸在他的小说中，从而创造了作品中的美格。
三、汪曾祺小说散文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一）其沟通、延续与拓展了被阻断了的小说历史长河。汪曾祺小说一亮相，便赢得了文坛的一致喝彩，有人称之开了“寻根文学”的先河，有人称之为“风俗小说”的代表，有人称之为“新笔记小说”。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内容和形式，挖掘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之所以能轰动文坛，他的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对传统情节小说模式的冲击，注重了小说的散文化，从而开创了“新笔记小说”这种新文体。他所创造的新文体，绝不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全面背叛，而是对传统中另一文学样式――笔记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一支，笔记小说一直贯穿于小说发展的整个历史。
（二）其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气。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出现，是对建国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可以说汪曾祺小说的复现，是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口号，还只是“瞒和骗”的文学的一种简单反拨，单一的复归并不能带来“百花齐放”，小说的多元化的格局有赖于整个审美观念的变化和小说形式的多元化。但是，它毕竟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气，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报春花。他不仅在形式上注重散文化，而且在内容上追怀往事，远离现实与政治，都与当时的文学主流――悲切的伤痕文学、沉痛的反思文学和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保持着距离，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参考文献：
［1］陈从华主编.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2］吴宏聪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3］邓嗣明.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7.
［4］邰宇.汪曾祺研究概况.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7.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主张“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洁、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清水出芙蓉的语言。“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因此他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抒情现实主义”。他的优秀之作无不以情见长。 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无论是《受戒》、《大淖记事》等“高邮”系列小说，还是《安乐居》、《小芳》等现实题材小说，其故事情节都异常简单。作家承认他不善于讲故事，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因此显得松散而随意。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在《大淖记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节都在讲风俗，第四节才出现人物；在《故里三陈》中写陈四也同样。对这样的情节设置有人认为有比例失重之感，而作家对此则解释为必须为人物安排一个合乎逻辑的生活环境（注：见《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载《晚翠文谈》）。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作家承认“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距离，使人能够置身事外，平心静气地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顾过去。它意味着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把回忆中的人物原型给予随心所欲的艺术加工，以满足自己的美学情感，因为这些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家一方面“还没有找到美的心灵”另一方面又难以对现实人物进褒贬，也就无法进行艺术加工，更谈不上满足作家的审美情感并将之传达给读者了。因而作家只得把目光转向过去，在如梦似幻的记忆深处找寻自己的抒情之境。（此处引文均出自《晚翠文谈》）
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对于自称为“通俗抒情诗人”的汪曾祺而言，他对语言的“诗化”是自觉的，他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其中必然包含着语言应该诗化这一观念。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严谨耿直的锡匠们爱唱“小开口”（《大淖记事》）；本份老实的瓦匠们最会踩高跷（《故里三陈》）；顶不济的修鞋匠，也要养几盆悬崖菊，在花影缤纷中运锉补鞋（《皮凤三楦房子》）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文化散论
本文以散论的.形式,阐明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多元性.
作 者：李筑 李世宇 作者单位：李筑(当代贵州杂志社,贵州,贵阳,550002)李世宇(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刊 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5(2) 分类号：G0 关键词：文化 民族性 多元性钟理与自传体小说散文化探微
台湾作家钟理和的自传体短篇小说《贫贱夫妻》写的是贫困艰苦的生活中夫妻间真挚，忠厚的感情。一般认为这篇小说有以下几个特色：1，浓郁的自转体色彩；2，现实主义的笔法，表现出对现实有力的批评；3，故事的真实性强于虚构性，作者在叙述中注重对事件的叙述和交代；4，作者注重用生活场景，生活细节，人物对话来展开情节，使人物形象和性格刻划有个性；5，小说语言朴实流畅，口语俗字的.运用使得小说人物的身份和情感得到充分表现。我个人认为以上五点归纳很好，但有一重要缺漏，缺漏之处在于没有提及这篇小说的散文化风格。
先看《贫贱夫妻》中的片断文字：“我离开家到医院里，整三年了，除开第二年平妹来医院探病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过，三年间无日不在想念和怀恋中捱过”，“我们的爱来得不易，惟其如此，我们甘苦与共，十数年来相爱无间。我们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良田千顷，但愿一所竹篱茅舍，夫妻俩不受干扰静静地生活，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如此尽足”，这些语段，直接就是抒情性极强的散文段落。直剖心声，直抒胸臆，创作中不再客观描绘，而是主观抒情。
无独有偶，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也有浓郁的散文化倾向。那么，自传体小说为什么多带有或明或淡的散文化倾向呢？
我认为，自传体小说的散文化倾向的原因有如下三点：
1，自传体小说真实性强，自身经历诉于小说，情感浓烈不可避免。自传体小说在取材上主要来自自身，自身的经历情况与情感体验是从第二方，第三方体验无法比拟的。作家创作时，只真情流露，作家本身就是情感丰富的人，回顾自身经历，以自身经历为材料写作牵引出作家的深层情感。《贫贱夫妻》可以说是作家本人的实际生活处境。钟理和年轻时与同姓女工平妹相爱，但遭到当时封建家庭的反对，愤而出走到祖国内地，漂流辗转，贫困坎坷，这样的亲身经历诉诸笔端，自然感情强烈，是其它小说所不能比的。
2，自传体小说与其它小说相比，创作目的上更偏重抒情。小说创作早已跳出传统观念中的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功能界定，它可以用来抒情，甚至是纯粹的抒情。作家写自身经历，也是希望表现自身情感，心理活动和心理历程，这同时就是自我的展现。《贫贱夫妻》写出作家钟理和和妻子在苦难生活里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的真情。郁达夫的《沉沦》写出作家青春时代留学日本的苦闷与压抑。这种抒情性的目的，将小说带入散文化的倾向。因为散文化的抒情性，往往更能打动人心，更容易取得成功。
3，作家生活环境，性格导致。或许你会认为，写自身情感与经历未必就注定散文化倾向。是的，写自传体小说也可以平缓舒展，感情淡定从容不迫。可是，得考虑作家生活环境与性格。钟理和自年青恋爱起就富极强的反封建婚姻斗争精神，一生与疾病，贫困作殊死斗争，这性格与环境使得情感，内心向外露发展。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生活寂寞苦闷，潦倒孤独，又有一份与生俱来的叛逆，这性格，体现在小说中总会出现新题材，如性苦闷，性压抑，性幻想，而作家的目的是抒情，也需要美化自身情感。感情受环境压迫，喷发时由性格决定了方向，加上抒情的目的，形成了散文化的风格。
我认为，散文化倾向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看，因为情真意切，轻松流畅，更符合普通大众的观赏心理。
复合性：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多种文化要素复合在一起。
象征性：文化现象总是具有广泛的意义，文化的意义要远远超出文化现象所直接表现的那个窄小的范围。
传递性：文化一经产生就要被他人模仿、效法、利用。包括纵向传递（代代相传）和横向传递（地域、民族之间）两方面。
变迁性与堕距（滞后）：变迁性是指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是处于变化中的。一般认为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有三种因素引发，第一，自然条件的变化，如自然灾害、人口变迁；第二，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如不同国家、民族自技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交流；第三，发明与发现，各种发明、创造导致人类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滞后性是指文化的各部分在变迁时的速度不一样，导致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
摘要：按照小说“三元素”理论对文体的认同接受，《边城》“散文化”的“跨文体”现象当属小说的“另类”和“叛逆”，此文将从“散文化”成因及“结构、语言、意境”等方面探求《边城》的“散文化”，还原其建构的“田园牧歌式”艺术审美空间及作者求新求变的创作人格。
关键词：边城;小说散文化;跨文体
一、 文体自觉与创新：小说散文化界定
“小说文体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大问题”，小说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散文化”文体“合流”倾向存在的“合法性”争论即是问题之一。现代小说文体规范长期视西方“三元素”(人物、情节、环境)小说范型为正宗，直到20世纪80年代，汪国曾《小说的散文化》中“小说散文化”才真正寻得现代小说家族的“合法性”存在。小说散文化是文体的自觉与创新，散文化小说淡化故事情节，强化自然环境，重视意境营造与语言的诗意锤炼，不再刻意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 “糅小说故事散文游记而为一的试验以外，自成一个新的形式。”
二、文体多元化与现代性诉求：《边城》散文化缘由
(一)传统文艺观
“王瑶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明确指出：鲁迅小说多中国‘抒情诗’传统的自觉继承，开辟了中国小说与古典文学取得联系，从而获得民族特色的一条重要途径。”传统文艺观促成了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养分的现在小说家强化小说语言的抒情性，追求小说情调及意境。
(二)西洋文艺观
“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五四”时期，中国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论，西方小说不仅可以叙事写景，还可以议论抒情，小说不再是单一的叙述体，而是多种文体的“合流”。“受西方近代文学的影响，五四作家模糊文体界限，追求小说的诗趣”。
(三)创作理念
作家自身对小说创作的价值认同直接影响其作品的书写方式。沈从文就曾努力糅游记、散文和小说为一体，“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的方法，糅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这么写无疑将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一格，且在这格中还可望有些珠玉发现。”
三、“田园牧歌式”湘西画卷：《边城》散文化表征
(一)“形散而神不散”的乡土情结还魂：散文化结构
《边城》以“吊脚楼、竹篁、端午节”等景致精心建构一幅“田园牧歌式”的湘西精美画卷，作者从‘人与自然的契合’的泛神论思想出发，淡化情节，以精美的散文笔调抒写自然美。
小说开头三章集中笔力勾勒湘西山水风俗画，而没有进入情节叙述。纯美人文画卷的渲染、清新意境的.营造，共同推动《边城》完成圆熟静穆、完美和谐的审美意境的建构，于“形散”间蕴集“神力”抒写作者“田园牧歌式”乡土情结的还魂。
(二)典雅清新的语言风格：散文化语言
“我的文字风格，假若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只因为我记的水上人的语言太多了。”沈从文的生活履历让其接触了大量的“水上语言”，因而《边城》融入了大量传统湘西口头民间文学特别是民谣：
福禄绵绵是神恩，
和风和雨神好心，
好酒好饭当前陈，
肥猪肥羊火上烹，
……
《边城》蕴含音乐美和意象美，“翠翠同黄狗躺在门前大岩石上荫处看天上的白云。白日渐长，不知什么时节，守在船头的祖父睡着了，躺在岸上的翠翠同黄狗也睡着了”。将动态意象与生命情感体验 “情景交融”，建构了宏大的虚实结合的审美空间，无须雕琢辞藻，朴实本色一如湘西生活本身，把一些虚实相生的意象陈列于画面之上，文字和语言获得了本真的形象感和力量美，营造出了典雅、清新的诗意美。
(三)虚化人物与强化环境：散文化意境
在小说文体“合流”的整体意境关照下，人物在散文化小说中被弱化，散文化小说不再刻意追求人物形象的典型，《边城》中的翠翠与《三三》中三三的人物性格近乎相同，都是自然纯朴的湘西民风哺育出的健康善良之化身。翠翠与老船夫身后，还有一个虚化人物翠翠的母亲，这一人物从侧面强化了湘西“爱”的天然之美，强化了小说之意境。《边城》对自然环境大手笔描绘，以一种浓烈的“散文化”意境倾诉作者的生命体验，建构出一个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艺术世界。
四、结语
“《边城》是一首祈求未来，原生命开花的抒情诗。”其散文化的倾向曾被人所诟病，但一切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是敢于创新求变的，“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或许正是这种敢于“独断”的创作人格，致力于表达“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才使得这位“文字的魔术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
参考文献：
[1]汪国曾.小说的散文化[J].八方, 1987(5).
一、主题积极鲜明而有针对性
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它统帅着作品的一切。作者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主题、把握主题，不能含糊不清、犹豫不决。儿童小说由于它的特定对象，尤其应有鲜明、积极的主题。因为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他们对外界事物的感知、理解和判断处在由简单到复杂、由表象到本质的渐变时期，思维正处于由单一到繁复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水平、理解能力和阅读水平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儿童小说的主题不能过于含蓄、隐晦、模糊。同时，因为儿童文学担负着对下一代的思想、知识、审美等方面的教育责任，所以，儿童小说的主题也必须是比较积极、鲜明和有针对性的。
二、题材广泛、深刻而有选择性
儿童小说同其它儿童文学样式一样，都是以反映和儿童相关的社会生活为主。社会生活内容的无比多样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儿童小说的题材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中外著名的儿童小说题材及其范围都是很广阔的。作家的笔触深入许多领域，描绘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的儿童生活。
儿童小说虽然以儿童生活为主要题材，但是为了开阔儿童的眼界，为他们塑造可效仿的形象，成人生活题材也应在儿童小说中有所反映。事实上，儿童生活与成人生活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在反映这一类题材时，如果能以儿童眼光描绘成人生活，写作方法切合儿童心理，富有儿童情趣，同样也能受到儿童的欢迎和喜爱。
然而，儿童小说的题材具有广阔性，同时也存在着有所选择的课题。少年儿童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常常从表面出发，辨析力毕竟较弱，易于被复杂现象所迷惑。因而，儿童小说创作绝不能“百无禁忌”。作家必须审慎地选择、剔抉材料，不能因为强调自己的意念、观点和感受，而忽视对儿童小说题材的鉴别分析、整理加工。事实上，对一般小说可以适用的题材未必能原封不动地用在儿童小说中。如凶残恐怖的题材就不适宜写进儿童小说，至于那些淫秽色情题材更为儿童小说所排斥。儿童小说题材有所选择，也并不是说只能选择那些表现光明快乐的东西。儿童也同样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中，社会的阴暗面、生活中的一些消极丑恶的现象和各种矛盾也诉诸他们的感官，引起他们的思考，使他们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为了引导儿童正确地认识生活、对待生活，应该选择那些表现光明快乐的东西，但也不应该回避和掩饰生活中的丑恶。问题不在写什么，而在如何写。揭露生活中的假、恶、丑，是为了对其进行鞭挞、批判，让正气压倒邪气，唤起少年儿童与之进行斗争的勇气。但必须注意，写这类题材时，一定要恰当地掌握分寸，不能使少年儿童感到消沉、压抑，甚至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儿童小说题材有所选择，也不意味着要把现实生活反复“过滤”到纯而又纯的程度之后，才能写给儿童看。比如，历来儿童小说把爱情题材视为不可涉足的禁地，写男女儿童之间的关系，只能写“友谊”，不能写“恋情”。实际上，早恋在一些儿童中间存在是一种现实，在儿童小说中反映这一现实问题，是对题材开拓的新的探索，作家们毋需回避，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应该允许作家尝试、探索，在创作实践中寻求这类题材如何发挥对儿童思想情操的教育、认识与熏陶的作用，及其艺术表现的途径。当然，如果一窝蜂地都去写这类题材，那也是不足取的。
三、人物形象性格鲜明，以少年儿童为主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文学要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就不能不以各种人物作为描写的中心。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可以多方面地、细致地刻画人物。儿童小说与一般小说相同，是以描写人物为中心。任何一部儿童小说，它的社会作用都要通过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一个或几个人物形象——读者在阅读欣赏过程中运用想象再造出艺术形象——从再造的艺术形象身上获得审美享受而最终实现的。因此，努力塑造性格鲜明、反映一定社会生活、概括一定生活本质、以少年儿童为主的人物形象是儿童小说的重要任务。具有艺术魅力的中外优秀的儿童小说，无不以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发挥着巨大的精神感召作用。
儿童小说塑造的以少年儿童为主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既可以是先进少年儿童的典型，也可以是普通少年儿童的代表，还可以是有严重的过失或带有一定悲剧性的少年儿童形象。
首先，儿童小说应努力塑造富于幻想、积极进取、爱憎分明的先进少年儿童形象。因为对少年儿童读者而言，塑造先进少年儿童典型形象，既符合少年儿童了解同龄优秀人物生活及敬佩楷模的心理，又能帮他们树立起鲜活的榜样，可以使小读者从先进人物身上汲取精神营养，从而健康成长。
其次，儿童小说应当把典型形象的发掘目光积极地投向平凡的少年儿童。因为普通少年儿童才是少年儿童的主体，他们的日常生活、思想状况，他们的喜怒哀乐等等，都应是儿童小说家关注的焦点。这样，写出来的普通而鲜活的少年儿童形象才会更真实，对小读者更具有吸引力。
再次，儿童小说还可以把有严重过失、带有一定悲剧性的少年儿童形象作为主人公。多年来，儿童小说创作中有一种不成文却有着潜在影响的`观点：把儿童教育中“正面教育”原则简单地直接地搬到儿童小说创作中来，造成儿童小说创作只能以正面人物为主人公的局面。这限制了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深化，影响了儿童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真实地反映少年儿童生活，反映少年儿童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就不能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在不良社会思潮影响下，有些少年儿童没有抱负，没有理想，眼光短浅，缺乏艰苦学习的自觉性;有的思想品质差，自私、不诚实、不懂礼貌，个别的甚至道德败坏，在社会上有很大的破坏性。这样的人物也可以作为主人公写进作品。只要所写的不是不可理解的病态的孩子，哪怕是一个失足的犯罪少年儿童，只要写出他们克服缺点逐步前进的过程，显示出社会具有矫治他们的缺点、医治他们的创伤的巨大力量，就是有意义的作品。不同时代带有一定悲剧性的少年儿童形象也是不同的。这就要求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而且艺术表现上也应该有新的创造。
儿童小说主要刻画和塑造少年儿童形象，但并不排斥成人形象。因为少年儿童不是孤立于成人之外而生活的，他们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和成人的影响和熏陶，成人的言谈举止时时微妙地影响着他们。儿童小说要注意对成人形象的精心刻画。如果只把成人形象作为少年儿童形象的衬托，就会缺乏个性特点，更不会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优秀的儿童小说在努力塑造少年儿童形象的同时，都注意对成人形象的刻画。
儿童小说出场的人物不能太多。中长篇的容量较大，人物虽然可以比短篇多些，但人物相互间关系也不宜太错综复杂。但也不能低估小读者水平，写得平铺直叙、淡然无味。
贾平凹“商州小说”的地域文化特点
贾平凹“商州小说”的地域文化特点是什么呢?如何从贾平凹“商州小说”了解其文化特征?
贾平凹，土生土长的商州人，挥之不去的“商州情结”、“独行侠”的文学创作，使他成为当代文坛中极具创作个性而又最具争议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寻根”的道路上，他以“文化本位”的审美价值取向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浓郁商州地域文化特色的“商州小说”。其中，《古堡》以商州独特自然风貌的描写、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挖掘、神秘巫风土俗的再现以及方言土语的运用等，成为“商州小说”中最具地域文化特征的代表作品之一。
一.独特的自然风貌
商州，位于陕西南部，地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衔接地带，“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瘠贫，但异常美丽”[1]，是贾平凹生活了近20年的故乡。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故乡独特的自然风貌成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重要因子。在作品中，贾平凹“深情地把商州称作是‘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这里的树细而高长，向着天空拥挤，炊烟也被拉成一条直线，山里的悬崖险峻处则树木皆怪、枝叶错综，白云忽聚忽散、幽幽冥冥，有水则晶莹似玻璃，清澈见底……”[2]在“商州小说”中只要是提及乡村，他都会对该村的自然风貌作如此相近的描绘。例如《古堡》一开篇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典型的商州山地风貌：“商州东南多峰，××村便在天峰、地峰、人峰之间。三峰鼎立，夹一条白花花的庄河蛇行，庄河转弯抹角，万般作弄，硬使一峰归陕，一峰归豫，一峰归鄂……”[3]作者通过寥寥数笔就勾画出小说故事发生的地域文化背景：故事发生地××村被三座山峰所包围，在客观上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环境，再通过三峰的不同归属我们便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三省交界处的闭塞小山村。而处于峰顶的古堡更是极具山地险峻特点，还有那古堡道观中的九仙树，因其古老而被村民奉为该村的风脉神树。这里透过奇树、奇峰以及神秘古堡的描写，不但为我们展示了商州独特的自然风貌，而且从侧面烘托了故事发生的文化氛围。正因为如此封闭、落后的环境才会形成村民落后、愚昧的意识，也才会出现改革过程中变革与守旧的矛盾冲突。最为有趣的是作品中作者以“蛇形”来比喻故事发生地××村的地形，以经常有麝、狼、狐、野兔等动物出没来描写该村独具特色的“野味”。透过这样的的描绘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传达出了与闭塞相对照的另一种文化信息：美丽富饶、人杰地灵。也只有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作品才会围绕小说的中心事件——开矿事件，最终塑造出张老大这个顺应时代的改革者形象。
可见，贾平凹笔下对自然风貌“原生态”的描绘，并不是一种文学创作的'装饰或卖弄，相反，透过这些古朴甚至近乎纯粹的自然风貌呈现，它折射出的是饱含作家情感的商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
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商州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与商州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商州，地处秦岭南麓，自古便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早在战国时期，该地区便是秦国和楚国相互鏖战的常发地，后来秦国凭借商鞅变法而迅速强大之后，秦王将该地区赐封给商鞅作为其封地。《古堡》中对商州地区历史的描述主要依靠一部《史记·商君列传》，细读作品可以发现作者将整篇《商君列传》都穿插进了小说，除了首尾两章之外，其余各章都有所涉及。首先在第二章中便以道士之口将《商君列传》中商鞅入秦前的部分故事讲述给孩子们听;第三章中是老道士吟诵老《商君列传》，全引其中商殃入秦为秦孝公赏识这部分的原文;第四章中是导演听老道士给小道士讲商殃故事，同时陈述商鞅变法的道理;第五章基本上是翻译原文，即老道士给老二、光小讲述商较变法时制定的各种法则;第六章中是《商君列传》中商殃在变法时惩处不法贵族至商殃死前部分的摘要;第七章为孩子们在田野中嬉戏，学老道士说商殃故事。作品通过穿插商鞅变法的故事，不仅预示着张老大带领村民致富改革的艰难，还暗示了张老大最后的悲剧结局。总而言之，作者通过这一部分史料的穿插，不但延伸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而且还增强了作品深刻的文化意蕴。
三.神秘的巫风土俗
自古楚地多尚巫。从小深受荆楚巫风影响的贾平凹，在其“商州小说”创作中随处可见巫风土俗等神秘文化的影子。例如作者在《古堡》中就精心构建了几个展示原始民俗的场景：第四章第四节中为轰赶阴霉气而做的“红场子”。受“麝”怪的影响，村民一直认为应该给矿洞做“红场子”仪式。“第一个进洞子的人就脱了外衣，用锅煤黑、桃红色研成水，在背上、肚皮上画了青龙、玄虎、朱雀，额头上又画了太阳、月亮，再用红布包了头，紧了腰带，列队进去。立即，洞内一人呐喊，十人呐喊，喊的字句不清，其实也没有字句，一尽声嘶力竭。待到喊到高潮时，锣鼓大作，唢呐齐鸣，那鞭炮就哔哔叭叭如炒豆一般。这时就见硝烟从洞口喷出来，声浪从洞口涌出来，小伙娃娃们就往洞里一窝蜂地钻，媳妇女子们却全捂了耳朵往后退，退不及，跌倒了，就有一只红鞋被人拾起，‘日’地一声从人头上飞过，落到场圈外去了……”[3]在挖矿前郑重、严肃地举行的“红场子”仪式明显是带有原始宗教文化色彩的。
《古堡》除了对“红场子”仪式有细致入微的描写外，第六章第二节对男人们在篝火边发狂般跳舞的描写更是具有奇幻性：“他们就跳起往日过会时祭神驱邪的巫舞。已经是寒冷的暮晚，他们全脱了身上的棉衣，甩掉了帽子和包头巾，将那些废纸撕了条子，一条一条贴在脸上，举着钎子、镢头绕篝火堆跑。皆横眉竖眼，皆龇牙咧嘴，似神鬼附身，如痴如疯。旁边的人就使劲敲打铁器，发出‘嗨!嗨!’吼声。……”[3]这段堪称神来之笔的描写，虽然在表现上虚妄成分较浓，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其与远古的宗教仪式舞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作者对神秘荆楚巫风的书写以及对原始民俗的再现，不但从侧面衬托出了现实社会中改革的艰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深刻地揭示出了商州地域文化的当下意义。
四.方言土语的运用
在文学创作中，贾平凹始终认为“语言是第一的”，并主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其作品《古堡》乃至“商州小说”对方言土语的运用，不但“不土”，反而让人感到生动、活泼，更具有表现的张力。
“老大提了十板响炮，又将河南那边的一个自乐班请来，……说是要在矿洞‘红场子’哩。……”“红场子”是商州方言中的专有名词，表示当地的一种特殊习俗。这里作者把“专有名词”创造性地运用于小说创作中，不仅突出了小说的亲和力，而且还彰显了小说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
“乱跳乱叫的村人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像是卸了套的牛，下了竿的猴，没了一丝力气。”这段话是作家从商州的顺口溜中演化而来的，“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它却刚健清新。”[4]
此外，《古堡》中方言土语的运用还体现在人物的言谈中。如“老大却狠狠地说：‘胡成精!后晌你去祖坟里，……’老二说：‘扛到这里来?干啥用场?’老大说：‘所有的洞都垮了，只有咱这个洞子还好……’老二惊得噎了半天，说道：‘你是疯了?……’老大：‘别人都穷着，你当着个财主，心里就安生吗?别人也能安生让你做财主吗?”中的“胡成精”“啥”，“洞子”，“噎”，“安生”等都是透着商州风味的地道方言。这些商州方言的运用，不但塑造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还突显出了小说语言“本土化”的审美价值取向。
五.结语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创作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贾平凹作为土生土长的商州人，其“商州小说”以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表达了他难以割舍的“商州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商州情结”更是承载了他“文化寻根”的审美诉求。
★ 法国文化礼仪特点
★ 莫言小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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