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红军吴玉民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共含9篇），欢迎参阅，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暑期总是那么忙”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一位名叫勃沙特的瑞士人在他的《神灵之手》中写道：“他们穿着随手弄来、而又根本不注意颜色和布料做成的军服，有蓝、灰、紫、绿、黄、黑等，一些人戴着毛线织的女式帽子，一个战士甚至将教堂的祭袍像披风一样披在身上。新衣服、旧衣服、杂色衣服和床单什么的，形成了一幅装束混乱而又奇特的行军场面。”
在看到民众的衷心欢迎和踊跃参军的场面后，他又写道：“我就是这样在被迫中一点点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看到那些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作战时，碰上了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就有瑞士人勃沙特。红军战士们误以为勃沙特是特务，遂将他们逮捕后，押着一起行军。正是这一小小的误会开始了勃沙特的传奇经历。
当时，地图对于红军来说极为缺乏，用的通常是旧中国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20多平方厘米大的图上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无法准确地标定行军打仗的路线。在攻克贵州后，红军从一所教堂中找到了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没有人能看得懂。
听说勃沙特能讲汉语，红六军团军团长就派人把他请了来。勃沙特一看地图就认出了这是一张法文地图。于是，在微弱的烛光下，勃沙特开始为团长讲解地图，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六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正是勃沙特翻译的这张法文地图帮了红军一个大忙。这张地图成了红军在贵州作战的向导，团长对于勃沙特的帮助非常感谢，从此在行军中也不把他当俘虏看待。
战士们对勃沙特的态度也越来越好，红军严格禁止以“洋鬼子”、“大鼻子”这样含贬义的词称呼他，而称他为“外国人”或“老勃”。在行军中，红军尽一切可能照顾他，因为潮湿多雨，勃沙特提出要块油布，结果红军给了他一条床单，他后来才知道，“这已是红军中非常奢侈的供给了”。他在生病的时候，红军还派人为他打针、熬药、治病。勃沙特的鞋坏了，红军给他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而这鞋却是从一位正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来的。勃沙特为了回报红军的善意，每天不停地为缺衣少穿的红军编织毛衣、毛袜、手套。贺龙新生的女儿就有一件勃沙特织的毛衣。
在与红军的朝夕相处中，勃沙特逐渐地被红军战士勇敢坚强的精神所感动，逐渐理解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1936年4月，红二方面军考虑到勃沙特对红军的帮助，以及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无条件释放了勃沙特。临别，红军还送给他一笔丰厚的路费。
1936年底，勃沙特撰写的回忆录——《神灵之手》在伦敦出版发行，成了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着。
陆军第16集团军“模范红五团”是从南昌起义走出来的“铁军”,历经井冈山斗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火硝烟洗礼,先后参加3000余次战役战斗。
英雄侠骨,更有柔情。记者来到这支战绩辉煌的红军团,搜寻到司号员“八斤半”在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长征故事一：“山神”挡路
哒哒哒……
1935年6月14日,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急促的号音响了。
强渡大渡河后,摆脱国民党追兵的红军部队无法松口气。红五团自大硗碛出发向西北走,一座晶莹耀眼、高耸入云的大山伫立在面前。
这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900米的夹金山。
听说红军要过雪山,一位长满花白胡子的老汉摇头叹道:“这里上午9点至中午12点,是由开山神掌权。要是12点一过,就是落山神挡道,它关闭山门,你们可就寸步难行了……”
老人说的是神话。可雪山的神秘和险峻,却是事实。
队伍爬到隘口的时候,司号员“八斤半”问团长张振山:“团长,老大爷说山里有神,是真的吗?”
张振山望着这个小鬼:个子矮小,圆溜溜的脸上长着一双机灵的眼睛,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很早就参加劳动、过艰苦日子的穷孩子。
他故意吓唬他:“当然有了。”
“在哪?”
张振山指指他的心窝,笑道:“在这儿!”
“八斤半”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八斤半!”边上的团政委谢友勋也喊着司号员的小名逗他“你怎么取了这么个怪名?”
“噢,为了安葬我妈,我把自己换成了八斤半稻谷。”
“你多大了?”
“八斤半”脑袋一扬,挺着胸踮起脚,尽可能装得大人气一些,说:“不小了,十好几的大小伙子了!”
谢友勋看着他头上的绷带,问:“伤好点了吗?”
“不要紧,有时候吹号鼓得有点疼。”
“好小子!”张振山亲切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吹休息号!”
军号哒哒响,系在“八斤半”军号上面的红布在风中飘舞着,号声把全团召集到张振山、谢友勋旁边休息。
长征故事二：视粮如命
次日凌晨,张振山命令:“整好行装,继续前进。”
“八斤半”的号声再次响起。
走了半个小时,山风呼呼由远而近,呛得人透不过气。人在积雪中行进,上面是雪的陡壁,下面是雪的深渊,风夹着雪花不时扑打在脸上。到了凝冰带,咆哮的山风卷着冰碴雪片,打在脸上、身上,真像滚油泼、刀子割。
张振山不时发出“不准停留”的口令,谢友勋也在大声鼓动:“同志们,拉起手来,跨过雪山,就是胜利!”
风雪,吞没一个又一个红军战士。张振山最担心的是那个“八斤半”。
“八斤半”的草鞋,已经冻成了两个大冰坨,头发稍结出冰霜。他脸皮白了,嘴唇紫了,头重脚轻趔趔趄趄,眼看要一头倒下去。张振山急忙背起他往山顶上爬去……
7月2日,连过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三座大雪山的红五团来到黑水芦花地区。带的干粮早已经吃完了,望着饿得直打晃的“八斤半”,望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战士,情急之下,谢友勋带人到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筹集粮食。因语言不通加上国民党煽动民族怨恨,谢友勋被反动分子杀害了。
“八斤半”和战友们含悲忍泪,在从军机关回团接任政委职务的赖传珠和张振山带领下默默北去,于7月10日翻过了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进到松潘江以西的毛儿盖地区。
1935年8月21日,红五团自毛儿盖向西出发,又踏上了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
自从谢友勋政委为筹粮牺牲后,红五团官兵悲痛之余,个个都把粮食看得格外珍贵。每次发干粮时,“八斤半”总以“自己个头小背不动”为理由把干粮分给老大哥们“背”。
1935年6月，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继续向四川天全、芦山前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6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中央军委纵队从花岭坪出发去水子地。当队伍来到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时，已经人困马乏。这时，突然天空出现三架敌机，气势汹汹地向队伍俯冲过来。
毛泽东见状急忙喊：“大家隐蔽!隐蔽!”可是已来不及了，敌机俯冲下来，呼啸的炸弹落地开花，顿时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猛然扑上前，趁势用力将毛泽东推向一边……随即，“轰!”的一声巨响，爆炸掀起了数丈高的尘土，刹那间烟雾弥漫，周围什么也看不见。被气浪推倒在地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迅速爬了起来，不顾一切地冲进了烟柱中，只见胡昌保用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一声不响地倒在地上，幸免于难的毛泽东满身尘土，正蹲在不省人事的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急切地轻唤着:“昌保!昌保……”
胡昌保在毛泽东的呼唤中，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苍白的脸上冒着密密麻麻的汗珠，看到毛泽东就在自己的身边，他脸上立刻闪出一丝笑容，急切地问道“主席好吗?受伤没有?”
“没有，小胡，我很好!”毛泽东连忙回答。毛泽东从军用水壶里倒了一杯水送到他嘴边。
这时，卫生员钟福昌闻讯赶来。毛泽东急促地对他说：“快!快!给他上药。”
胡昌保摆了摆手说：“主席，我不行了，把药留下，你们继续前进吧!”他原来那一张红润的脸几乎在变得更加苍白了。
“没关系，你会好的!”毛泽东安慰着，帮着钟福昌给他包扎伤口。包扎完后，毛泽东坐在地上，把胡昌保的头放在自己的臂弯里，轻声地说：“胡昌保，你不要紧，你会好起来的，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两只眼睛有些失神了，但仍然留恋地紧盯着他，非常吃力地说：“主席，我不行了，血全流在肚子里。我没什么牵挂，最可惜的是不能跟随您前进了!”说到这里，两颗泪珠滚出了眼角，喉咙像有一块东西堵塞了似的，喘息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主席，我牺牲之后，如果可能，请您转告我的父母，他们住在江西吉安。”毛泽东点点头，没说什么，只是更紧地抱着他。
过了一会儿，胡昌保又将脸转过来，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慢地、吃力地说：“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主席!”
“班长，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保卫好主席!”战友们大声回答说。
胡昌保的声音越来越低沉了，越来越听不清楚了。最后，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又一次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警卫班的战友们，嘴唇微微地颤动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祝—革—命—成—功!”然后重重地倒在毛泽东的怀中，永远闭上了双眼。
“昌保!昌保!”“班长!班长!”毛泽东和大家拼命地喊着，但是再也喊不醒他了。面对为保护自己而壮烈牺牲的胡昌保，毛泽东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哭了起来。警卫班的战士们也全都伤心痛哭了起来。
毛泽东慢慢地从胡昌保的脖子底下抽出手，把他轻轻放在地上，然后慢慢站起来，低声对陈昌奉说：“毛毯!”陈昌奉顺手把挂在身上的毛毯递过去。这一条毛毯是毛泽东从井冈山带下来的，一直伴随着他，是他十分珍爱的一件物品。毛泽东慢慢将毛毯打开，小心翼翼地盖在胡昌保的身上。他语气沉重地吩咐在场的战士们：“这样一个好同志牺牲了，太可惜了。我们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然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来，摘下自己头上的红星八角帽，默默地向烈士的遗体三鞠躬，默哀致敬，泪水从他那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战士们遵照毛泽东的吩咐，把烈士安葬在他牺牲的路旁。毛泽东亲自为胡昌保的坟墓培土，他把一锹一锹的泥土，铺洒在高高的坟堆上，最后用力地拍打了几下，然后告别了长征路上这座亲手建起的新坟墓，坚定地一步一个脚印继续前进。
胡昌保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为掩护毛泽东而壮烈牺牲的警卫战士。他的死，给毛泽东的打击很大。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言谈很少，沉浸在悲痛之中。在继续长征的路上，他会不时地回头望望，总以为胡昌保还在自己的身边……
1.红军长征中的小故事
2.红军长征感人故事
3.红军长征的故事
4.红军长征的故事
5.长征有哪些故事
第一个：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第二个：
我读过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被水冲走了。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坚持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一样，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让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让我们看到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大人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可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沉默，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轻松地自己上路，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每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女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队伍的优良品质了。
第三个：
长征途中，有位女战士叫小董，才13岁。爬雪山是每人发一个辣椒，怕冷的人就嚼一口。小董怕辣，没带辣椒。小董刚爬到山半腰，就冷的瑟瑟发抖。队员一直喊：“同志们千万别坐下，坐下就起不来啦。到了山腰，小董实在又冷又累，但还是坚持着，终于到了山顶，小董看队员们都滚了下去，一滚就是几十丈，她也一坐了下去，一滚，100多丈。终于成功的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因此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
炊事班长快四十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儿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因为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都叫他“老班长”。
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和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面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地合不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
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我们虽然还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来毕竟好多啦。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儿鱼。
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为什么不吃鱼啊?”
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
老班长猛抬起头，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着说：“我，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不，我全知道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小声点儿，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不要紧，我身体还结实!”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二十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二十天不简单啊!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啦’?”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儿呀!”
“不行，太少啦。”他轻轻地摇摇头，“小梁，说真的，弄点儿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儿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棵一棵地摸……”
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持不住的。”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倒在他怀里哭了。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漂着一丁点儿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唉!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啦!”
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
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
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
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
我们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拾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们都着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
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越性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好容易看到漂在水面的芦秆动了一下，赶紧扯起钓竿，总算钓上来一条两三寸长的小鱼。
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得……”
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叫起来。但是老班长，他，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
小董是个红军女战士，1935 年随红军长征来到金沙江的时候，她才13 岁。
登山前，每人除了粮食外，还发了几个小辣椒。小董她们怕辣，不愿意带辣椒。当地的一位干部告诉她们：“实在感到发冷，就嚼一口辣椒增加点儿热度……”
第二天，部队向雪山出发了。雪下得更大，还夹杂着李子那样大的冰雹。越往上走越难受，小董只觉得头晕眼花，一阵阵恶心想吐。她真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向导的话响在耳畔：“多累也不能坐下去，坐下去就起不来了!”
山上的'风，“嘶——嘶——”地狂叫着，把地上的雪卷起来和天上正下着的雪搅在一起，如同大海里的波浪，一个旋涡一个旋涡地卷动着。由于大家穿的都是单衣，有的同志还光着脚，雪打到脸上、身上，像铁沙子打得那样疼。头上好象带着一个大酒篓一样，头重，脚轻，身子直摇晃。军团的一位首长在风雪中使劲拉着小董，边走边吓唬她说：“小鬼，好好走哇!不能坐下，一坐下可就要在这‘天国'里‘成仙'啦!”
到了山顶，谁也不敢停，歪歪倒倒一股劲往下走。很多人陆续在积雪很厚的雪坡上往下溜，一溜就是几十丈远。小董一见，如释重负，往地上一坐就跟着人们溜了下去……
下到半山腰，头才慢慢地轻松了些，呼吸也渐渐地均匀起来。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著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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