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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隐居”在官场
唐代诗人生前就享盛名的，没有人能超过白居易。这与他的早慧、出道较早，深受前辈提携有关系。
六七个月能认字
许多中国古代文人都早熟，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文思上。骆宾王7岁能赋诗，杜甫7岁咏凤凰，夏完淳5岁读经史，黄景仁7岁写文章，但在识字方面，好像还没有人打破白居易的纪录。
772年，也就是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这一天，白居易诞生在河南新郑东郭宅的一户小官僚家里。白居易的祖父白锽(音同“黄”)是有名的文人。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是白锽的长子，先后做过彭城县令、徐州别驾、襄州别驾等。白季庚41岁时结婚，夫人陈氏当时只有15岁，但善良贤惠，颇有见识。两年后，白居易出生。
白居易兄弟4人，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哥哥叫白幼文，曾任浮梁(今属江西景德镇)主簿;一个弟弟叫白行简，官至主客郎中，是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小弟叫白幼美，9岁夭折。白居易出生时家境微寒，家人大概是感慨立足社会的艰辛，为他取名居易。
这个叫居易的孩子从小就与众不同。六七个月大的时候，他的乳母有一次闲下来，指着“之”、“无”两个字，读给他听，白居易尽管还不会说话，却似乎记住了。之后，无论是谁让他指认这两个字，他都能明辨无误，百试不爽。《新唐书?白居易传》曾记载此事。后来，还出现了一个以此为典故的成语，称稍认得几个字、读过几天书的人为“略识之无”。
家庭的`熏陶对白居易后来成为一位大诗人起到重要作用。他的祖父白锽沉厚和易，寡言少语，但在是非面前，却毫不含糊，而且善写诗文，尤其擅长五言诗，在文学方面很有成就。他的父亲白季庚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常常以忠贞报国为念。他的外祖父陈润，做过鄜城尉，也善写诗。白居易的父祖辈大都明经出身，官阶不高，这就为白居易的成长创造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书香门第，熟知儒家典籍;一个是比较接近社会下层。
白居易3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五六岁时，他已开始学作诗，八九岁懂得诗词声韵，堪称神童。白居易后来回忆说，母亲对他兄弟几人的学业要求很严，但态度和蔼。
无名后生拜见一代名家
十五六岁时，白居易立下大志，要靠学问开出一条仕途。他去长安游历，看到大街小巷，纵横交错;楼阁殿堂，星罗棋布;房舍屋宇，鳞次栉比;各色人等，往来不息。坊市里，丝绸、锦缎，还有西域来的葡萄、夜光杯之类的稀奇货，琳琅满目。
白居易没有心境来欣赏这流光溢彩的繁华帝都。稍事休息，就带着诗文，去拜谒当时的文坛大腕顾况。顾况是宰相李泌的挚友，在朝廷担任著作郎，负责编纂国史和起草重要文件，无论在朝在野，都颇有声望，来访和求见的人极多，常常门庭若市。不过，这位名士高傲得很，尽管拜访他的人极多，能得到赞誉的却很少。
白居易拜见他，一方面是想得到这位前辈诗人的指教，另一方面也期望得到名家的赏识。起初，顾况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很不以为意，见他姓名中有“居易”二字，便调侃说：“长安米贵，居住不易呀!” 但等他打开这位少年的诗卷，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前两联“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大为赞赏，随即改口说：“有才如此，居亦容易!”这是一则广为流传的逸话，未必凿然属实，但此诗在当时即为人们传诵，却可以想见。
《赋得古原草送别》是一首送别诗，同时也是一曲野草颂，更是一曲生命颂。蕴含深刻，刻画生动，自然流畅，意境浑然天成，字字含情，句句有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为千古绝唱。
“白居不易”的故事，增添了此诗的传播力——无名后生拜见一代名家，诗文一得其赞许，立即扬名长安。比起这些传说的真实性来，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出唐代的社会现状：无家世背景可托庇的晚辈对前辈提携的期待。
将赏识白居易的人设定为顾况，大概是源于顾况“性诙谐”的记载，当时，顾况恐怕是最适合拿白居易名字开玩笑的人物吧?而为顾况所惊异叹服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后来历代笔记和诗话屡屡言及，可知确是出色的艺术表现。这也是后世不计较此事是否属实而广为流传的原因。
人生中的转折点
29岁时，白居易如愿考上进士，3年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了不畏权贵、直言上书的仕途。8，44岁的白居易正好在官场走过。他当过翰林院学士，因领导诗歌革新运动也独步于文坛。然而政治的变幻莫测最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这一年，两河藩镇联合叛唐，暗杀了当时力主讨伐藩镇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第一个做出反应，上疏请求限期严缉凶手。不料，当朝宰相韦贯之等却因此嫌恶他“越职言事”。一些素来对白居易没有好感的人，又趁机诬告说，白居易的母亲是因为看花坠井而死，他还有心思作什么《赏花》诗、《新井》诗，着实有伤孝道。于是，当年8月，白居易被贬为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刺史。接着，有人雪上加霜——中书舍人王涯落井下石，说白居易不宜任地方长官，于是追贬为江州司马。
这次打击很沉重，白居易一下子就刻骨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悲苦。第二年深秋，一个傍晚，一帆客船停在浔阳江岸，船篷里透出灯光，微弱而惨淡。寒蝉凄切，渔舟唱晚，岸边的枫树上红叶绚烂，与水中芦荻一起，点缀着秋色，映衬着离帆。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送客来到江边。主客登船饮酒，酒过三巡，珍重的话恰好说完，但离别的悲叹似乎还压在心间。推窗望去，水波微澜，寒江茫茫，一轮明月浸在江间。忽然，从水上传来动人的琵琶声，白居易和他的朋友都听得入迷了。顺着声音找去，原来是一位独守空船的妇人，在用琵琶排遣自己的寂寞和哀愁。于是，他们移船相近，邀请她过来相见，并且拨亮灯火，重新安排了酒宴。这妇人带几分羞怯，推辞着，迁延着，“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于是，便有了“一曲琵琶说到今”的《琵琶行》。
陶渊明隐居在什么地方？
千古诗人陶渊明一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著名诗篇，也留下了出生、籍贯、居住地、隐居地等诸多谜团。仅陶渊明的隐居地，目前已有安徽黄山潜口、浙江九峰山、江西庐山、浔阳柴桑等多个说法。然而，据考证，江东姑孰横山才是陶渊明真正的隐居地。
江东姑孰横山地处今安徽马鞍山市与江苏南京市交界处，古称衡山、藩篱，也有吴山、隐居山之称。《史记》、《左传》、《越绝书》中“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而至于衡山”等吴楚大战之“衡山”即此;据说这里还是泰伯、仲雍给太王采药开创古吴的隐居之地。山麓丹阳古城，春秋以前就有，秦统一天下后在此设县，因这里有个盛长红杨柳的大湖泊——丹杨湖，县取名为丹杨(阳)。
一、陶渊明来姑孰横山隐居，古代就有此说
早在陶渊明去世时，颜延之在《陶征士诔并序》中就说陶渊明是“南岳幽居者”而非江西庐山，只是把同名的江东“衡山”依旧称作南岳“衡山”罢了。研究发现：湖南湘山改称“衡山”是隋朝之事，此前的“衡山”是汉朝被封为南岳的“潜霍之山”——天柱山，而汉代之前天柱山是副南岳，主南岳则是地处古吴越的江东“衡山”。颜延之在这里只是沿袭了江东衡山的“南岳”旧称。
陶公死后一百年的南北朝时代，昭明太子萧统也曾以“悠忽比之白驹，寄遇谓之逆旅”(《陶渊明集序》)来描写陶渊明由江西到江东逆旅“寓居”的情况。
大唐盛世是研究晋史、编写《晋书》的重要时代，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是对陶渊明、谢眺等晋代诗人仰慕有加的著名山水诗人。李白游遍名山大川，多次游居姑孰，最终定居当涂。他在姑孰周边的诗文中多次以“陶渊明”相喻(如：《题东溪公幽居》中“宅近青山同谢眺，门垂碧柳似陶潜”，《山中与幽人对酌》中“我醉欲眠卿且去”，《江上答崔宣城》中“陶令忽相逢”等)，大家多以为引典借喻，而不被重视;其实，李白在此多次有感而发，并非偶然。
李白的《九日登山》一诗，不仅对陶渊明隐居姑孰大地写的明确，还写出了陶渊明来此隐居的重要原因。诗中写道：“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遂寓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题舆何俊发，遂结城南期。筑土接响山，俯临宛水湄。胡人叫玉笛，越女弹霜丝。自作英王胄，斯乐不可窥。赤鲤涌琴高，白龟道冯夷。灵仙如仿佛，奠酹遥相知。古来登高人，今复几人在。沧洲违宿诺，明日犹可待。连山似惊波，合沓出溟海。扬袂挥四座，酩酊安所知。齐歌送清扬，起舞乱参差。宾随落叶散，帽逐秋风吹。别后登此台，愿言长相思。”从诗的内容来看，土接响山、水连宛水具有宣州地域的显著特征，而菊花秋色和孟嘉落帽之情景，与李白《九日龙山饮》中“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情景相同，这首诗明显写于姑孰龙山。诗的开头直截了当地写出了陶渊明辞官，不与世俗同流，又因为酒的原因“归去来”而寓居到姑孰大地(唐代属宣州)的事实。
不仅如此，诗仙李白还认为，横山石门园田景致就是陶公《桃花源记》的模本。李白在横山所作《下途归石门旧居》诗中写道：“隐居寺，隐居山，陶公炼液栖其间。······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处得鸡豕,就中仍见繁桑麻”。因南北朝陶弘景曾在横山隐居，有学者以为李白笔下“陶公”系指陶弘景;可是，“陶公”就像关公、包公一样，往往是对陶渊明的特称;诗中的“遍桃花”、“鸡豕”、“繁桑麻”，尤其“秦人家”等，更是陶翁笔下“桃花源”之景象。在李白看来，这里无疑是陶渊明笔下之桃花源。
再说宋代，嘉祐进士、润州知州杨杰在公元11左右所作《横望山》诗中写道：“陶家旧宅寄山坳，七百年来此结茆”。一般以为“陶家旧宅”系指陶弘景住地，其实也应该是指陶渊明。因为陶弘景生于456年死于536年，以杨杰所称“七百年来”当在700多年前的公元300——400年更为贴切，此时应该是陶渊明的生活年代。
二、陶渊明自己诗文中也有隐居横山的相关记录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望)南山”是陶渊明著名诗篇《饮酒》当中的名句;而横山古称“藩篱”，因地处江东、在古丹阳湖的东岸又被唤作“东篱”。尤其是在孙权筑姑孰城以后的魏晋时代，丹阳湖地区的政治中心由丹阳(秦县、汉郡，古称丹杨、曲阿)，分治姑孰，在姑孰一带(桓温、桓玄、孟嘉、刘裕等活动中心龙山、九井、白纻、尼山等地)看丹阳横山，更是以“东篱”相称。直至南宋，对横山仍有人沿袭“东篱”的称谓：南宋赵构由杭州乘船到姑孰龙山赏秋色遇雨，群臣扫兴，赵构命随行的秦(桧)门十客之一康与之作诗词助兴，康与之东望归途，随即作词《望江南·重九遇雨》：“重阳日，阴雨四效垂。戏马台前泥拍肚，龙山会上水平挤。直浸到东篱。茱萸胖，菊蕊湿滋滋。落帽孟嘉寻篛笠，休官陶令觅蓑衣。都道不如归。”因“孟嘉落帽”龙山之典故及“孟嘉”、“陶令”都曾在此生活，而有触景生情之借喻。词中提到的“直浸到东篱”，则明显系指秋水茫茫，丹阳湖水浸漫横山的景象。由于大家不知道“东篱”和“南山”(宣城一带的山峦)都是丹阳湖地区特定的地名，而把“东篱”理解成了“东边的篱笆墙”。试想一下，以陶公的个性，受篱笆墙园囿下的“采菊”，何来见南山的“悠然”意境?而诗人在山清水秀的横山——“东篱”下采菊，放眼茫茫丹阳湖，遥望南山或隐或现，又是何等的`悠然!
《游斜川并序》是陶渊明隐居时的游记，也是陶渊明唯一一首写景的游记性诗文，诗序中提到的“斜川”、“长流”、“曾城”、“南阜”等地名，在丹阳湖周边都有对印，尤其是“长流”古村，至今仍在横山脚下的石臼湖边。
《归园田居·五首》是陶渊明归隐时所写的著名诗篇，从“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其一)、“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往来;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其二)、“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其四)等诗文中不难看出，陶渊明的隐居地有族亲、祖坟，有园田、井灶、桑麻。
关于陶渊明的族亲和祖宅荒墟：横山脚下自古有众多陶氏“墟坟堆”之说。当涂旧志也载：唐宣州刺史陶世长“叙述先茔，刻于陶大举德政碑阴云，自汉至唐凡三百七十七所皆大官勋爵，吁亦盛矣。”查阅《太平府志》、《当涂县志》得知，横山脚下陶氏祖茔，有据说是陶渊明父亲的陶回墓和祖上陶谦(汉)、陶基(三国)、陶璜(晋)及陶侃祖上陶敦(汉)等名人墓地。
关于园田：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中分别有“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等感慨，还有“绵绵归思纡”、“心念山泽居”、“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等思念情节，江西宜丰《秀溪陶氏族谱》之《靖节公家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乙巳岁三月，敬宣改宣城内使，公军使都还，经钱溪，复邦族，家贫甚····”，而曲阿是丹阳古称，介于南京与江西之间的丹阳应该是横山脚下古丹杨(阳);因丹阳产铜铁，晋代在丹杨设铸钱的“钱监”，河流被称作钱溪。
关于井灶、桑麻：“丹灶灰井”、“丹灶寒烟”乃姑孰横山著名历史遗迹和古景，其中“丹灶寒烟”位列“姑孰八景”之中;横山地区历来是优质桑麻产地，李白在写横山石门“桃花源”——“秦人家”时，也有“就中仍见繁桑麻”的诗句。
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直言进谏是官场大忌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唐宪宗却没有太宗的魄力和胸怀，但也不至于是暴君和昏君，因此白居易最终没有因为犯颜直谏而丢掉性命，也算是比较幸运。
直言进谏是官场大忌，白居易为什么变成了江州司马?
然而当了左拾遗这个谏官之后，白居易特别把这个职位当回事，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当着皇帝的面直言进谏，其较真的劲儿有时还惹恼皇帝，甚至差点儿丢掉性命。皇帝唐宪宗就曾私下当着其他大臣的面说：“白居易这个小子真不懂事，他还是我亲自提拔的，居然还常常当面批评我，让我下不了台，真让人气愤，以后一定要修理修理他!”
在古代历史上，谏官最出名的当魏徵莫属。谏官魏徵死后，皇帝唐太宗恸哭长叹，随便惋惜了一句，就成了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但是，唐宪宗却没有太宗的魄力和胸怀，但也不至于是暴君和昏君，因此白居易最终没有因为犯颜直谏而丢掉性命，也算是比较幸运。
白居易直言进谏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其中有一次，唐宪宗觉得荆南(湖北一带)节度使裴均为自己当皇帝立下了汗马功劳，便想把裴均调到长安来当宰相。白居易一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不行，立即上疏朝廷进行阻止，上疏的大概内容就是：“作为地方节度使，本来平时就不听朝廷使唤，又拥兵自重，再把他们调到长安来，简直是不明智的。再加上裴均人品不好，政绩又不行，在任上没什么作为，反而还要将其调到朝廷任宰相，很是不妥。”在白居易的上疏下，舆论顿时对裴均不利，唐宪宗迫于舆论的压力，最终打消了任命裴均当宰相的打算，不得已将裴均下放到山南东道去当节度使了。裴均去了地方后，还是不死心，便想方设法讨好宪宗皇帝，有一次给皇帝送了1500两银器(银做的杯盘)。白居易知道后，便又急着上疏称裴均送银器是有野心，皇帝不应该接受。宪宗皇帝听了，心里那个气哦，要是白居易在身旁，真想一下把他给掐死。
除了向皇帝进谏裴均等节度使的不法行为外，白居易还进谏宦官的乱政行为。由于宪宗上台，宦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宪宗对帮助过自己的宦官很是宠爱。当时唐宪宗对吐突承催这个宦官很是宠爱，除了将手下的御林军让他管理外，还任命吐突承催作为处置使统帅士兵攻打不听话的节度使。
白居易听了后，立即上疏反对让太监做统帅，称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唐宪宗心里不舒服，虽没同意白居易的上疏，但也不得已将“处置使”的名号改为“宣慰使”。
当谏官时，白居易爱直言进谏，不当谏官后，他仍旧不改冒死进谏的“毛病”。元和十年(公元820)六月，白居易44岁，这时他是太子左赞善大夫，负责劝导太子行为的一个闲官。当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暴死，裴度也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并不急于处理。“皇帝不急太监急”，白居易对此十分气愤，便立即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白居易的上书激怒了当时的掌权派，他们非但不褒奖白居易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就是一种僭越行为，白居易因此被贬为江州刺史。因为白居易常常进谏攻击其他不法官员，得罪了很大一批人，在他被贬为江州刺史后，有一个叫王涯的人再次落井下石，进谗道：白居易的母亲因为看花掉到井里淹死，但白居易却不孝顺，还乐呵呵地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这样有伤孝道的人不配治郡。
于是，朝廷又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这个名叫王涯的人，后来因为“甘露事变”被杀，白居易听闻后，非常开心，到东都香山寺游玩，就即兴写下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
长恨歌白居易在恨什么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在北宋官场讲真话的悲剧 黄庭坚
对于耿直善良的黄庭坚来说，离百姓越近，就越能从内心深处体恤百姓。当时，按照王安石的整体设计，朝廷推行了一项征收盐税的考核指标，各地可视具体情况决定税额多少。虽说征收税额的多少，随便你报，但结果要同你的年终考核挂钩。也就是说报的指标大、征收额度大，自己的官可能就越大，所以各地争先恐后“放卫星”。但黄庭坚就是一根筋，他不愿为了“放卫星”而让老百姓增加负担，就报的少收的也少，这样，地方百姓很开心，但“有关部门”不高兴，他不仅得罪了吹牛皮、“放卫星”的同僚，更是得罪了他的上司，所以，黄庭坚的仕途渺茫。可见，他是个生活在体制内、但思想却游离在体制外的官员。
在朝廷眼里，黄庭坚收税成绩不彰，不是个能吏，还是发挥他的文学才能吧。于是，在神宗死去哲宗即位之后，朝廷一纸调令将黄庭坚调回京城，任命他为校书郎，专门负责编纂《神宗实录》。
我们知道，写史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记录皇帝在位时的一言一行，更是难办。哪个人一生不做点犯浑的事情，更何况职业特点最容易犯浑的皇帝了。我一直怀疑司马迁的悲剧不在于他替兵败投降的李陵说情那么简单，说不定是因为他老爸司马谈或者他本人在写史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一些汉朝皇帝的不堪，才惨遭宫刑的。所以，黄庭坚干了这个给皇帝修史的活，以他耿直的个性，倒霉只是迟早的事情。
果然，因为黄庭坚在《神宗实录》中写有神宗“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的话，遂被人视为大不敬之词，要他作出解释。黄庭坚会写诗，但天生不会说假话，他如实作答说“我当时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到这件事，当时的确如同儿戏”。以后一直有人来查问此事，黄庭坚都照实回答，毫无惧色。
黄庭坚没被砍头或宫刑，这充分体现了宋朝“文人政治”的优越性，这个体制虽然颇受非议，但对文人很优待，虽然有过如“乌台诗案”之类的文字狱，但没有砍过文人的头，更不会弄出惨绝人寰的宫刑。所以，因为“铁龙爪”事件，黄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被流放去了大西南，攻击他的人还担心那地方山明水秀太舒服，于是又把他移至戎州，到了今天盛产五粮液的四川宜宾。
有首歌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但这样励志的歌曲并不适合黄庭坚。今天看来，黄庭坚在仕途上的挫折，似乎是命中注定，这就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道理。官场是个大熔炉，流血的仕途中，一个天真烂漫的“愣头青”最终会变成心机重重的“老油条”。清高耿直、为民请命的愤青，必然在官场上头破血流。这一点，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个鲜活的`例子。曾国藩早年也是个“二愣子”，在官场处处碰壁，动辄得咎。经过重重挫折，他才认识到，潜规则无处不在，你不“潜”别人，就得被别人“潜”，只有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在体制内顺风顺水。因此，所谓“和光同尘”只是同流合污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黄庭坚不愿同流合污，不愿“潜规则”别人，更不愿被别人“潜规则”。他的人生轨迹早在七岁时已经规划好，“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在黄庭坚的眼里，大道不行时，与其追名逐利于庙堂之上，莫如骑牛漫游于江湖之间。他在《鹧鸪天》词中写道：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
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这首词是他在酒桌上的答谢之作。“人生莫放酒杯干”是劝酒之辞。“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通俗地说就是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所以酒中自有欢乐，自有天地，应让杯中常有酒，应该长入酒中天。醉了又能如何?横起笛子对着风雨吹，头上插花倒戴帽，这些狂放不羁的行为，虽为时人之不耻，但是真实可爱的，这是一种放浪形骸的洒脱无羁。
词的下阕则是黄庭坚的肺腑之言了。“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世风之颓如此，我只愿身体长健，多吃饭，活在当下，尽情享受眼前的快乐。最为大胆的是，“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世人冷眼看我，我不在乎，我像傲霜的寒菊，如空谷的幽兰，独自美丽。另外一层是，我冷眼俯视着这个可笑的世界，宛如“遗世独立”的隐者，时人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我还是我。
一、现实主义的构思
《琵琶行》在序中说道：“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闻其人，本长安倡女……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这一段点明了写作的背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缘由、经过及结果。从这段文字可以判断出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琵琶行》所描写的是当时现实社会中的一幅真实客观地画面，诗中的人物是生活中可以遇到的人物，事情也是生活中会时常发生的事，而且在当时社会里是可以经常遇到和时常发生的。诗篇中所描写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辗转于江湖间而漂沦憔悴的长安妓;一个是遭谗受贬居江州的朝官——也就是诗人自己，在他们的身世遭遇中却都体现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内容。
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人格受到歧视，妇女的身心遭到摧残，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妓，她们成为酒足饭饱后的王公大臣的公开的玩物，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容貌是作为一种商品出卖的，年轻美貌的妓，可能得到一时的宠幸，可是随着红颜的销残，接着来的就是无情的抛弃，她们的命运是那么悲惨的握在别人手里。她们的生活是空虚的，她们的前途是渺茫的，她们一生在精神上忍受着沉重的折磨，诗人以真挚的感情描写了这样一个被压迫，被蹂躏的妇女形象，在切切嘈嘈的琴弦上揭示了她的痛苦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她的不平，激愤和哀怨。封建社会曾经有“自古红颜多薄命”的话，但这“命”真是她们自己带来的？玩弄她们的是谁——也许这个可怜的女子在当时还不能明确的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一个社会问题。“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她的泪珠只是饱含着对自己的青春易逝，红颜不驻的感叹和对生活的今不如昔的哀怨，但作为现实主义形象的客观意义来看，她的身世遭遇却不能不使读者联想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难道造成她悲惨命运的原因，只能归结为不驻的红颜岁月么？一个人为什么不应该得到纯真爱情的`安慰，终身过着健康快乐的生活，她的空虚，寂寞和无慰，难道不是上层社会对她的玩弄和抛弃的结果？在封建社会，多少年来，多少女子就重复着这样一条悲惨的命运。
琵琶女和一个重利轻感情的商人结合是一个悲剧，而她不可能和那些王公贵族终结连理，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除了较为森严的等级外，还有家族的利益，恩格斯曾以指出：在封建贵族阶级那里“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采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最后决定权怎么属于爱情呢？”①何况琵琶女是一个妓，地位低下，婚姻问题只能如此而已。而商人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历代统治王朝都轻视商人，虽然在经济是富有，但是社会低下，因此他们的结合不得已而为之。而诗中另一个人物是抒情主人公自己。他借着对妓身世遭遇的同情，借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永叹，而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失意凄苦的心情完全突现和倾泻出来了。诗人的遭遇，他的寂寞，苦闷和不平，并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东西。因为在诗人肩上承担着的是封建社会里所有被压迫者的苦难，他的“青衫泪”中所闪现的是压抑才能，摧残理想的封建制度的罪恶。诗人的遭遇所体现的是封建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和进步人类对反动阶级的尖锐斗争。他的失意，苦闷和愤激在封建制度下具有深广意义的。由此可以看出，文中的两个人物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在当时社会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代表了当时两种不同身份人悲剧的普遍性，体现文章在构思上的现实主义。
二、在艺术手法上，故事性的情节和隽永的抒情性巧妙结合。
这首长诗是以主人秋江送客开端的，其中描写了环境，人物的行动，对话和自白，它是一首有开端，发展和结局的叙事诗，但在整个情节进展中，却一直充满着抒情性的激动，每一诗句都渗透着作者十分浓郁的感情。
在《琵琶行》中，在诗人送别客人时，诗篇就渲染了一种伤别的环境“枫叶荻花秋瑟瑟”，秋天是花落的季节，万物凋零，诗人看到枫叶变黄，落花在萧瑟秋风中抖瑟着，已经让人伤感了，但偏偏在某个秋天的一个晚上与客人在浔阳江上分离，确是让人有些依依不舍，而送客上船饮酒，没有音乐相伴，只有和客人举杯饮酒，感到伤别的气氛浓了。而渴完之后准备离别情绪低落之时，忽然听到有琵琶声从江中响起，给这寂寞的告别增添了一些亮色，两人在依声寻找，在千呼万呼始出来后的琵琶女便开始她高超的技艺表演，让人沉醉其中，而后自叙其年轻时辉煌的经历及婚后不得意的婚姻生活，让人颇感同情，其后诗人感叹其遭遇联想到自身的境况，便有“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似”的感叹，使这个故事由送客缘起，引出了一段和琵琶女平凡而辛酸的故事，其中有故事有发展，高潮和结局。在这段故事的叙述中融合着抒情性的成分，在琵琶女高超的技艺表演中，其曲子就表现了她复杂的心情：“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乎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在琵琶女自叙其身世过程中就饱含着对昔日辉煌的留恋和青春不再的感叹以及婚姻不如意生活的悲伤。“夜深忽梦少年事，攀啼妆泪红阑干”那种无言而酸楚的心情跃然纸上。尤其是诗人自身的遭遇。更是如此，居住环境的恶劣“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月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和被贬后苦闷的心情，“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及听琵琶声后同病相怜的感受。“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更好的表达了当时诗人悲伤的心情。诗人这种隽永的抒情性和故事性情节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这篇长诗的一大特色。
三、在琵琶女人物形象塑造上，形象生动。
人物形象塑造在故事性情节篇目中是一大重点，篇中的故事取决于人物矛盾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一般而言，人物形象塑造主要通过人物神态、表情、语言等来完成，来表现人物性格，为文章主旨服务。诗歌《琵琶行》中的琵琶女，是诗中一个受害者的形象。文章主要借琵琶女高超的技艺和凄惨的遭遇来抒发作者被贬后内心苦闷的心情，在文中琵琶女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其中所谓线索：董兆杰曾对它有较全面的界定：“线索是把作品的全材料贯穿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脉络”。②在《琵琶行》中，线索不仅贯穿了文章的材料，还推动了故事情节向前进一步发展。诗中对琵琶女的形象塑造主要通过简炼的语言、神态、动作表现出来。作者善于捉住具有代表性的细节，把人物的情态，心理形象地描绘出来。在诗的第一段，诗人描写琵琶女出场的情景，“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就非常形象地写出了一个女子在生人面前迟疑，腼腆的情态及她的欲出不出的矛盾心情。又如在诗中描写女子弹过一曲而要述及自己遭遇的时候：“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用两个描写肖像的句子向“自言”句过渡。“沉吟”的神态，显然与询问有关，这反映了她欲说还休的内心矛盾，“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等一系列动作和表情则表现她克服矛盾，一吐为快的心理活动，“自言”以下，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抒情笔调为琵琶女的半生遭遇谱写了一曲扣人心弦的悲歌。最后一段女子听到诗人一席同情的话后：“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其中“良久立”则表现了琵琶女对诗人把自己当为知已叙述自身遭遇后感叹，在感情上与诗人产生共鸣，有同病相怜之意。“却坐促弦弦转急”虽说是动作的描绘，描写定调急迫，通过外部情态写出琵琶女对对诗人所言后激动的心情，展示了女子内心复杂的精神世界，到这里与“说尽心中无限事”乐曲互相照应，完成了对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使人物塑造形象生动。
四、在语言上，《琵琶行》成功地对音乐进行具体形象地描绘，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在语言上，《琵琶行》这一首诗歌对音乐形象的描绘取得高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靠使用具体的比喻;一是靠着的对演奏者意图的揭示和听众感受后的心理反映的描写;三是适当地运用叠字。在诗歌中对音乐描绘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段是琵琶女高超演技的表演：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声，唯见江心秋月白……”
对以上诗歌从三个方面分析如下
（1） 靠使用具体的比喻
从“大弦嘈嘈如急雨”到“四弦一声如裂帛”这十四句中，诗歌借助语言的音韵写音乐的时候，兼用各种生动的比喻以加强其形象性。“大弦嘈嘈如急雨”把大弦弹奏的“嘈嘈”的声音比作“急雨”，既用“嘈嘈”这个叠字摹声，又用“如急雨”使它形象化，“小弦切切如私雨”亦然，把小弦弹奏的声音“切切”比作“私雨”，既用“切切”这个叠字摹声，又用“如私语”使它形象化，这还不够，“嘈嘈切切错杂弹”已经再现了“如急雨”，“如私语”两种旋律的交错出现，再用“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比，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就同时显露出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旋律交错继续变化，出现了先“滑”后“涩”的两种意境，“间关”之声，轻快流利，而这种声音又好象“莺语花底”视觉形象的优美强化了听觉形象的优美。“幽咽”之声，悲抑哽塞，而这种声音又好象“泉流冰下”，视觉形象的冷涩强化了听觉形象的冷涩。由“冷涩”到“凝绝”是一个声渐歇的过程，诗人用“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佳句描绘了余音袅袅，余意无穷的艺术境界。令人拍案叫绝，弹奏至此，满以为已经结束了，谁知那“铁骑突出”，刀枪轰鸣，把“凝绝”的暗流突然推向高潮，才到高潮，曲终收拨一画把“四弦”发出声音比喻成“裂帛”来标志着弹奏的结束。这其中作者在运用比喻描写弹奏的声音运用得灵活自如。袁行需曾对《琵琶行》在语言方面的成就作出这样的评价：“《琵琶行》对音乐的描绘有独到之处，音乐形象是难以捕捉的，白居易却借助语言把它变成读者易于感受的具体形象。他用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声音比喻各种不同的音乐和旋律。”③这种评价恰当地把他在描绘音乐时适当运用比喻具体表现出来，化抽象为具体，使人耳目一新。
（2） 靠着对演奏者意图的揭示和听众感受后的心理反映的描写
在琵琶女弹奏中，其出场后分别用“似诉平生不得意”，“说尽心中无限事”来对于演奏者意图的领略，其中“似诉”表现了作者对琵琶女弹奏音乐目的揣摩。“说尽”表现了通过音乐展现出来的事似乎说不完。其后的“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也是与弹奏者意图的照应。对于听众感受后的心理的描写用了“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等诗句来描绘，其中“此时无声有声”的叙述展现听众的心理听完歌声弹奏后最后的感触，最好的效果是沉默无言，独自品味。“唯见江心秋月白”则用描绘环境来渲染听众寂静无声的感受。“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则表现了听众对女子重弹琵琶后深深感受，掩面而泣的动人场景，这些诗句很好地从侧面反映了琵琶女精彩的弹奏给听众所带来好的效果。
（3） 适当地运用叠字，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前面诗句中加点的叠字一系列的运用，如“弦弦”、“声声”的重叠，着重表现了琵琶女每一弦弹奏的连贯流畅。“嘈嘈”、“切切”分别表现了大弦，小弦弹奏在音质上的差别：一个舒长浑厚，一个急促细碎，很好地反映出歌声弹奏所表现出的情感，音乐内容的节奏及流畅性。褚斌杰在《白居易传》中对《琵琶行》语言中叠字的运用作了如下的评价“诗人是如此巧妙地发挥了汉语词汇和表现方法上的特点，利用了它的象声和节奏感，加强了形象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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