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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说些什么
(一)大旨谈人
《论语》末章《尧曰》,明确提出治国的方法、途径和心态,方法基本是采用带有法家思想的制度来约束人,途径则是纯粹仁儒思想的爱护人,而所谓“宽、信、敏、公”则是对执政者心态上的要求。三个方面无不是关乎一个“人”字;至于从政的原则,即所谓“尊五美,屏四恶”,也都是就人的好的品质和坏的行为而言;最后一章讲个人修为的目标时,很明确地说是“知命”、“知礼”和“知言”,更是直接是解决得人的事了。而最后一句“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更加直接地回归到“知人”的本源上来。
为何“知人”是本源问题?我们可以回到《论语》开篇的《学而》第一章来。“学而时习之”,是讲自身所学能够运用于社会的发展,是最高形式的利用;“有朋自远方来”,是自身所学能够得到世人的认可并使其受到教化影响;最不理想的是“人不知”,世人不理解,那么也可退而修为自身。很明显是“利世、利人和利己”的三个层次,也确实如朱子之所言的“入道之门”,看《论语》全文,其实无外乎一个“人”字。个人修为是人的问题,有所功用则为了影响世人,而济世又何尝不的为了人呢?并且,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建立在个人修为的基础上,以一个修为高尚的人或者这样的群体来影响整个社会。
这其实已经揭示出孔子所倡导的管理原则,即以高尚品德的人群来带领和影响普通的人群,以实现全人类的素养提升,从而达到整个社会以最和谐的方式来发展。现代企业管理里有个寓言,说“企”字乃是无“人”则“止”的寓意,同样高度重视人的主体作用,这和孔子的思想的吻合确实让人感到惊喜。
套用曹雪芹《红楼梦》为“大旨谈情”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论语》为“大旨谈人”。
(二)管理的逻辑
《论语》中的管理逻辑有四个重要特征。
一是对“人”的强调,所谓“大旨谈人”,则处处离不开人的因素。实际上企业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人来具体操作,企业里的所有问题,说到根本上还是人的问题。观孔子一生,关注的是人的修为、影响的是人的思想、督促的是人的行为。孔子的教学不是起始于晚年,而几乎是毕其一生的。他的教学思路是用自己的思想结合当时的政治实际培养一批政治管理人才,并且他从来不传授从政的具体技能,而是注重个人修为,把个人修为作为从政的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管理者的表率作用,首先并且主要是修养上的表率,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他认为一个品质高尚的管理者本身就具有典范和威慑作用,而品质低下,即便有再大的能力也是无益的。比如强调下属忠诚的同时,他更要求上级的“宽容、诚信和公正”。要求下属勤勉工作,首先自己要做到“敏于事”;
第三个特点,讲究管理的细节,注重基层管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主张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和睦和秩序,讲究“孝悌”,认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并且,社会的和谐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层组织的和睦和秩序构成的。由此引申,一个企业里,只有各个基层部门的工作做好,企业才可以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的发展是由各个部门的工作成绩共同促成的;
第四个特征是部门明确、各司其职,管理的程序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正名”,其实就是各个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事情,协作而互不干预。领导者要“不出位”,只做好管理工作,而不去干预部门的具体工作;而各个职能部门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样不对其他部门的工作横加干涉。
这四个特征,构成了《论语》管理思想的核心,即“以人为本”。
(三)法治还是人治
《论语》推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德政”,所谓“德”,必然是指人之“德”,是个人修为的极高标准。这符合《论语》的管理逻辑,管理者本身必须是个“德者”,然后用个人的“德行”来感召和引导下属乃至组织全体人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表率,还包括明确的、主动的、制度化的“德育”,强调每个人的个人修为。在管理方法上,更多采取的是富有人情化的举措。比如纠正错误,不单纯是批评教育,而是“举直错诸枉”,把好的榜样树立起来,任用德行高尚的人,以取得更多人的信任,并形成良好的团队风气和巨大的威慑力。与其表面化地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以“人治”为途径、以“德政”为标准的“德治”。
那么,《论语》倡导的“德治”是不是和法治想冲突呢?历来攻击孔子思想的人都把孔子说成只知道“人治”而完全排斥“法治”的人,其实这是个很低级的错误。要知道,孔子所推崇的“礼”,其实质就是一套他认为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礼制”。这个“礼”有外在的礼仪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对社会秩序、管理秩序的尊重和遵守。并且,在孔子短暂的从政实践中可以看出来,孔子是个法治的大力推行者。“毁三都”是为了维护管理体制的军事行为,具有明显的法治特征;“诛杀少正卯”尽管非议很多,但实际上也是法治思想的体现,哪怕在法理上真的是错误的,也不影响我们对孔子重视法治的理解。孔子明确地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这个“约”尽管包括很多的内容,但无论如何理解都包含着对制度的尊重和敬畏,并且直接说明尊重法治、主动接受制度的约束对人的行为的指导意义。
比较全面地说,《论语》所倡导的管理模式是以“德政”为目标、以人治为表象、以法治为内涵的“德治”模式。
(四)如何执行制度
《论语》对于“礼”的推崇无以复加,以至于有人把尊崇礼制看作古板教条甚至迂腐守旧而对儒家学说多有诟病。的确,在《论语》中,“礼”占据重要地位。“礼”既是国家管理的整套制度或说法律,也是个人修养和行为的标准和规范。在孔子看来,国家和社会的种种乱相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个人的种种不良行为和过失多是因为“违礼”。所以他开出的社会管理和个人修为的药方就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一切负面的欲望,把身心归附到规范制度上。从制度精神上看,不仅不应该批判,而仍然具有强大说服力。自古至今,多少千古之恨和丑恶现象无不是因为贪欲和违背制度而导致。
“礼”如此神圣和重要,那么《论语》是不是就机械的、无条件地遵循“礼”呢?正好相反,《论语》对于制度规范的态度之灵活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有子明了地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制度的执行的关键和诀窍是在于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折中调和。他说,“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就是说不研究事情的具体情况都按制度一刀切,那就有办不成的时候了;反过来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一味地调和,不遵守制度,也一样行不通。而正确的做法是不偏不倚、实事求是,遵守制度而有所灵活。这个灵活不是人情世故,而是针对不同事情的特出情况所做出的权变之举。这番议论,明确而深刻地说明了制度的执行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带有人治色彩的法治,或者说法治推行过程中的人文关照。
对制度的灵活不是不尊重制度,而是真正理解制度内涵的开明态度。《论语》重视制度的外在形式,甚至有时候还有过分的强调,这和那个混乱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尽管如此,《论语》注重的更是制度的内涵,重视的是法治的精神。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意思是,如果不能够推行制度的精神,那要制度的形式又有什么价值呢?很多企业的制度文本好几抽屉,但未必就是企业管理实现了制度化,而很可能仅仅是形式而已。
(五)战略是企业的根本问题
所谓战略,可以理解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正确轨迹,包括目标、方针和途径。所谓正确,其实就是符合了企业和社会双重发展的规律。说白一点,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战略的选择就是这么简单。关于这个规律,孔子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常见的比如说“道”,这和老子的说法一致。孔子形象地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说谁能够不从门里出去呢,可现在社会的发展怎么不遵循“道”呢!战略的重要就好像房间的门一样,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孔子认为君子的三畏之首是“畏天命”。在对待企业战略的问题上,很多企业实际上不够重视,有的把战略当作摆设,有的干脆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更有的企业一开始就不重视战略问题,不知道企业到底走向何方、到底如何走下去。“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的企业老板是不合格的。
那么战略的意义何在呢?孔子所说的“天命”,也带有“规律”的意思,说“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了五十岁就知道了自己真正的社会使命了。这当然是反观的说法,如果从未然的角度看,企业的“天命”就是企业的战略目标选择。“知天命”的结果,可以到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企业达到自行运转并且不出错误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战略选择正确,并且一切按战略要求来做,企业就可以按着良好的轨迹自行发展,实现“无为而治”了。这是企业家多么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有子说“本立而道生”,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企业战略对企业管理和发展的作用。这里“本”就是作为企业发展之本的“企业战略”,而“道”则是企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当战略确定的时候,企业发展和发展过程中的方法就可以确定了。也就是说,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一切方法都由战略来决定。有什么样的战略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总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而如果战略缺失,企业将无所适从;战略错误,方法就不会有正确的了。
有子顺便说“君子务本”,说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只是把战略等大问题处理好,并且专心于此。老板亲自抓,也可以看出《论语》对于战略的重视。
(六)人际关系的核心是相互的尊重
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这“爱人”其实是《论语》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具体一点就是“忠恕”。“忠恕”是什么?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就先让别人得到满足。这就像企业要想赢利,就必须舍得让员工和经销商赚钱一样。尽管比较功利,但至少在客观上是给了对方利益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给别人;自己接受不了的,不要强加于人。比如制定企业规范,如果老板觉得自己都做不到,怎么可能要求员工做到呢?这种“由己及人”的思维方式的实质就是对对方的尊重。这一点,在处理企业关系方面非常必要和实用。
处理好上下级的关系一直是企业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论语》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和“礼”不是单方面的要求,这种尊重是相互的,甚至是互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孔子明确反对“以德抱怨”,而主张“以直抱怨,以德报德”,也是这个道理。孔子甚至更加直接地说:“惠则足以使人。”对待下级、员工不能够无条件地使用,而要先惠而后使。这个观念在当代企业里尤其值得老板们思考。
在处理平级之间的关系上,也要把尊重常存于心。企业里各个岗位尽管是合作协同的关系,但也必然存在竞争。如果你替代别的部门做了他的工作,人家不一定感谢你,反而会觉得难堪,因为这样倒显得自己无能,连本职工作也做不来似的,
所以做到“不出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着处世的世故,但更多的却是尊重对方的表现。适当的帮助、提携而不去替代、争功,正是体现了同事、同级部门之间和谐的关系。对待朋友的错误要劝戒,但是“朋友数,斯疏矣”,也不要喋喋不休,反而把关系疏远了,这也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绝对“真诚”而带来的副作用,可谓中肯。
当然,《论语》中关于社会关系的论述和意义绝非这么肤浅。《论语》强调的“孝悌”,是家庭关系,这种关系的放大就成了家庭以外的社会人际关系,故而,其意义实际上是维持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而无论“孝悌”、“忠”和“爱人”,其核心都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尊重。
(七)礼仪的礼发乎内心
《论语》中说的“礼”,是“制度品节”,即制度规范的总合,并体现于国家政治生活中。而这些“礼”也包罗了所有礼仪规范,遵循这些规范,个人则成为谦谦君子,国家则成为礼仪之邦,都是事关形象的大事情。现代企业也是很注重礼仪的,不仅有公司内部的礼仪,还有企业接待礼仪,更常见的是服务行业的对外礼仪规范。而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如果缺乏内心的虔敬之情,则会显得生硬而教条,反而给人礼仪不周的感觉了。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他质问,礼仪仅仅是华丽的外表吗?限于形式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
那么礼仪的精神是什么呢?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首先是“仁”,如果缺乏仁,外在的礼节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他方面如待人庄重的“恭”、对人真诚的“敬”、对待事物谦恭的“让”等,无不体现一个“情”字。这种情就是因尊重而引发的出于内心的关心、照顾,所以礼仪的实质最终要体现为“方便别人”,如果让人感到别扭,反而失礼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乡党》的记载中看到孔子本人在言行举止方面对礼仪、礼节的重视和把握。比如,在接待来宾完成任务后,要“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向老板汇报说“客人走远了”,这既是礼仪的要求,也是工作的程序,更是对上级的尊重。所以,在孔子看来,礼仪不仅是“玉帛”之类美丽的外在形式,也不仅体现内心的敬意,更具有实际的功用。缺乏真诚的礼仪是摆样子,形式不规范就不能体现的敬意,而缺乏实际功用的礼仪实际上就流于迂腐。礼仪,在《论语》中应该是内心、形式和功用三者结合的整体。
读《论语》,我们要知道礼仪是“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被称为“礼治”;用《论语》,就应该明确礼仪的实质,并且将其作为企业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
(八)文质彬彬
“文质彬彬”,是说外在和实质的完美统一,是个人修养和事物状态的理想标准。“文”是外在美,“质”是内在美,两者和谐匹配才是最高境界。如果“质胜文”,则缺乏约束,再有教养的人也显得粗野;如果“文胜质”,则华而不实。企业其实总是面临这样的问题,企业形象塑造、产品开发和推广等,都存在内在和外表两个方面的权衡。企业应该注重或善于宣传推广,但如果企业实质或产品品质不能够和外在形象相一致,那必然是欺骗,最终受害的是企业自己;如果抱着“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思想,不注重外在展示,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恐怕还赶不上“劣酒”的销量。
孔子说“义以为质”,所谓的“义”即“宜”,是合乎社会规范、发展规律的一切合理的标准。如此,企业合法经营,尊重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制定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的战略目标,采用符合社会道义的企业行为,都属于符合“义”的“质”;产品符合质量要求、安全标准、具有适合市场的功能,则也是对“质”的严格要求。在这方面,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儒家传统思想有内敛的特点,凡事不张扬,体现朴实无华的作风,但并不排斥合理的展示和表现。有人问子贡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为文?”意识是说,你把质量做实在些,那些华丽的包装有什么用呢?子贡说:“文尤质也,质尤文也。”说如果内在品质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外在形象也一样关键。这对于现代企业经营尤其产品开发来说,真有醍醐灌顶之妙。
诚然,单以产品为例,质量上乘而款式陈旧、包装粗糙的产品无疑的产品开发者的失败;同样,过度包装如“天价月饼”之类的现象也多有欺骗虚妄之嫌。而最完美的状态是品质和外在完美统一的“文质彬彬”。
(九)责任问题
《论语》主张的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精神至今也是难能可贵的。出了事情,孔子要求先从自己找原因,“君子反求诸己”,反躬自问,而不是推卸责任。颜回就以“不迁怒”而受到孔子表扬,所谓“不迁怒”就是不去把责任加给别人,对别人责备不已,而把自己摆脱干系;不仅勇于承担责任,即便确实没有自己的责任,也要“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还更说“吾日三省吾身”,把“自省”当做和一日三餐一样的重要了;在对待别人的责任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格律己,宽以待人。
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承认错误,是纠正错误减少损失的前提。对待错误,孔子很大度地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错了就改,就算不上错了。还说“过而勿惮改”,都是在鼓励人们不要怕犯错,不要不敢承认失误。“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明确地说改正错误是一件大好事。并且“更也,人皆仰之”,承认和改正错误不仅不会让人看不起,而是更加令人敬重的事。
自责的精神固然重要,但更其重要的是发现错误的能力。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关键字是那个“能”字,“能见其过”未尝不是一种能力和态度,并且是超乎寻常的能力和肯于“自讼”的态度。即便一个人有能力和水平辨别是非,但如果眼光总看别人的短处,事事认为是别人的责任,也一样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论语》时时在提醒人们对于“学”的重视和追求,惟其学,惟其修为,才能够提升素养和学问,才能够和敢于发现错误而最终改正。
(十)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学而时习之”的“习”是练习、实习、实践的意思,这句话体现了孔子对于学的功用和目标的看法,那就是把学问用于社会实践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孔子终其一生就是在做“志于道”这件事,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个人能力的实现,是一种由个人到社会,由家庭到国家,由政治到道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体现了个人和国家、社会道德规范的和谐统一。
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个人的作为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企业也是这样,有人说企业是个追求企业利益的组织,其实企业利益的实现并不是违背社会道义的,恰恰是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反而是那些违背社会道义的企业行为受到谴责,直至被公众所抛弃。这一点上,正好说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性。
孔子一方面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制约性,要求个人顺应社会需要,遵守社会规范,以社会为本位;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依赖性以及个人对于社会的能动性,倡导人们积极入世,倡导仁人志士弘道于世,以天下为己任,承担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责任。企业从来进步是孤立存在的,作为社会一员固然有对社会的责任。这个责任也不是单方面的,可以说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时候已经在尽这会责任,或者说,企业是通过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落实来实现企业长久利益的。这是一种相互依存而有相互制约和影响的作用。
为什么说是相互的制约和影响,而不是社会对企业的单方面作用呢?因为企业通过自身的行为倡导的文化确实能够影响社会思潮和观念,好的企业不是没有灵魂的组织,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有思想、有导向的一个生动的社会成员。企业通过影响员工、影响消费者来影响整个社会,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视。而孔子一开始就相信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仁以为己任”,实际上,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确实甚至改变了这个世界。企业之于社会也有这样的能力和义务。
四、关于这本书和另外一本书
以上所列十点,只是我个人一些零散的体会,不能够看作对《论语》思想的综述,因为我深知《论语》之博大非此区区几言所能够表述,说是挂一漏万,确非自谦。《论语》的思想需要详细阅读并且读懂《论语》才能够有完整的体会。《论语的管理智慧》(即《论语马说》)这部书,是探讨《论语》思想的一种尝试。
所以,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研究《论语》的书。或许有的读者愿意把她当成《论语》解说来读,那也未尝不可,因为在这本书里,也确实对《论语》本身做了很详细的解说。但是,我还是喜欢读者把这部书直接看作管理书籍,毕竟我们探讨的是《论语》中所体现的管理学思想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的运用问题。
严格地说,《论语》是本口语化很浓的书,文字表述应该很通俗浅易。但毕竟时代久远,加之对于成书时代背景的疏远和《论语》所记载言论起由的缺漏,读起来确实难免有晦涩之感。历代批注、释译《论语》的著作很多,但多侧重字句疏通,让读者还是难以把握其真谛。故而我和大多普通读者一样都有“看似明白其实还很糊涂”的困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多有朋友提及此事,希望能够就此机会写一本能够确实读懂《论语》的书。其实,我写《论语马说》的过程也是重温经典、深刻学习的过程,有此念头,便更加注意字面背后的意义,所以本书成稿付梓的时候,另一本专门研究《论语》本身的书业已成竹在胸,《论语的管理智慧》(即《论语马说》)上市之时,《论语新裁》即可脱稿。
《论语新裁》之“新”不在于释义之新,而在于对《论语》一书的重新理解。历代学者多论《论语》只是散录先贤言论,在编排上并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集章为篇,只是“大致归类”,每篇并无明确的中心思想,每章相互间也不存在前后文的联系。而在撰写《论语的管理智慧》(即《论语马说》)的时候,由于提炼文意的需要,对篇章之间的脉络多有留意,依稀发现不仅每个章句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甚至各篇还可以看作独立的论文,条理之清晰令人惊叹。我想,以前我读《论语》之所以不能够完全懂得原意,多是因为心存其断裂,从而难以完整把握,致使读来如散沙而无头绪,不过领略一些断章之意罢了。私下认为,如果能够理顺其中脉络,必使《论语》成为完整的系统论述之书,而非零散的语录了,这样无论对于记忆还是理解都将大有裨益。
至此方才想起先贤们曾有的《论语》一书乃有意编排一说并非妄谈。朱熹推崇《论语》首篇《学而》的第一章,称其“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至今才有了真切理解而断然相信了。不但如此,我看《论语》全书之大要尽在末篇《尧曰》三章,可谓“治国之道、从政之本、修为之旨”。然而历来大儒均视其为“逸篇”,至多论其为全书的总结,不以纲领称也。而我认为读《论语》应从末篇始,始得《论语》之精妙。而前后参考互见,则得《论语》大旨。
心里有了这层意思,再读《论语》颇觉文意畅快,结构完整,竟如一块圆润的温玉了。《论语新裁》之新即在此处,希望早日交付同好探讨。
来源:中人网
《论语的管理智慧》首次出版于,到现在四个年头了,四年的时间,才够美国总统做一届的,实在不算长。但在我对这本书进行精简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这短短四年之间,很多情形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比如,在这四年里,《论语》一书遭遇了大的际遇。底,对《论语》几乎毫无研究的于丹借“心得”之名在百家讲坛进行了错误百出的讲解,催生了四、五本反驳的论著,也包括本人的《当<论语>遭遇于丹》,成为中国文化史(或者叫“娱乐史”,因为当时的报道多在娱乐版)上难得一见的景观。一时之间,社会上兴起“论语热”,这一点从书店里突然涌现的《论语》诠释的著作并且经久未衰也可以看出来。论语>
在这四年里,管理界从国学中寻找管理智慧的热情高涨起来,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时髦。民间力量打着大学名义开设的国学研修总裁班突受热捧,俨然新一轮的“国学热”。但这些所谓成果,如同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评价MBA教育内容为“鸡零狗碎的商业手段”一样,大都属于学术价值不高的浅显论述甚至附会之说,略胜于演讲家们哗众取宠的口舌卖弄,离研究尚远,更莫说系统了。改变这一现状恐怕另一个四年也不济事。
但如果你以为学术研究仅仅局限于几个商业化热点人物的水平,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成果却在于并不被众人所知的学术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企业管理应用的对接研究,成就最大的当属中山大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传统智慧与管理实践课题为核心的中国管理哲学学位方向就在该校创立,之后陆续开设了国内迄今唯一的中国管理哲学方向的硕士生班和博士生班。而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黎红雷先生主编、近20位学者联合撰稿的《中国管理智慧教程》,尽管线条尚粗,但也堪为该课题研究的分野著作。
正如《墨子》云:“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运用神机、掌握奥妙的人,没人知道他的功劳,而那些哗众取宠之辈,反而爆得大名。――“学术派”与“商业派”的际遇,千百年来如此,真是造化弄人,倒有点万变中有不变的意思了。
这两派似乎都与我无缘。我没有学术派的学问之深,也没有商业派的浮夸之能;抑或说,我比学术派更多懂些灵活,比商业派更得研究之力。被讥为顽固也好,以此而自喜也罢,总之是不肯入流。正如所谓“中国十大策划人”之类兜售的名号,年年都有上门的买卖,通货都在膨胀,此物价格却连年走低,更加让人不齿不屑:彼为主位,我甘客座;彼为主流,我宁旁支。农村老家小院,我名之为“旁园”,深圳公司也以“旁园”为名,均因仰慕纪晓岚晚年自号“观奕道人”之旁观之乐。
佛家云,凡事皆因缘法。做管理咨询十年之久,钻研诸子百家学说不辍;身为商界中人,偏略有学问之得。因缘相遇,致力于以诸子百家学说智慧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课题研究,倒也水到渠成,似乎也是孔子所说的“天命”,
也正因为以“旁园”自得,并不特别偏爱某一家学说,所以更能趋于客观。多年的经验是,如果有成见在胸,观点就难免偏颇。比如儒学专家评论孔子,恨不得句句都是经典,事事都堪模范;而偏爱法家的学者,则把孔子学说批得一成不是;那些冠名“某某法师”的佛学著作,更是不值一读。只因身在庐山中,反而不得庐山真面目了。
当今管理界流俗所谓的“国学”,除了帝王将相之术的历史解读和佛家禅宗养性的宗教观点之外,多是指先前诸学。而先秦诸学,也不过易、老、孔、孟,庄、墨、法、兵及阴阳、纵横十家。老子总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先秦诸学中除了易学是形而上的哲学之外,自老子以降,均是治国之术。无论偏重于大道(老学),还是绕道于修身(孔学),抑或寄言于养性(庄学),甚至托志于鬼神(墨学),更别说技穷于战争(兵学),归根结底都是向国君献能呈计,无外乎统御之术,其共同的目的都是寄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也即孔子所谓的“治国、平天下”,并没有一个人是想搞乱天下的。这就是“同归”。
战国百家,深得不破不立之妙,为立自己学说,大张批评之能事,甚而成为攻讦。墨子本师儒,韩非也是儒家门徒,都成为反儒批孔的干将;庄子与惠施,和而不同,好朋友也辩论了一辈子。这些当时的文化名人,甚至连我们当今文人互相吹捧的表面文章也懒得做。然而,墨子尊崇的舜,与孔子崇拜的尧,都是难以深考而众所公认的贤君,本质上并无大的区别,不过是标新立异,引来装裱自己的学说罢了;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个性强烈、言辞机锋的学者对于老子和易学并不曾否认一句,倒是常常引以为据,甚至韩非还有《解老》、《喻老》的名篇,而孔子读《易》也曾韦编三绝。撇开这些表面现象不提,如果仔细梳理一下诸子百家学说的义理,其实都无出易学之门、老学之右。说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是易学的解释、应用和延续,并不为过。古人云:“易经为百经之首”,此之谓也。这就是“同源”。
既然“同源”又“同归”,为什么诸子学说竟然有那么多的不同,各圆其说甚而各不相容呢?这里必须明确一个常识,那就是当时这些思想大腕并非坐在圆桌旁开学术研讨会。孔子年73岁死,而墨子生;墨子年近百岁死,再8年而孟子生;孟子年83岁死,再9年而韩非子生。孔子处于春秋末年,并未见到三家分晋的春秋战国分界;韩非子处于战国末年,身后而秦统一全国,战国结束。逾3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可谓瞬息万变,事易时移,所提的治国方略怎么可能一样呢?300多年首尾,孔子与韩非子一个温和、一个严酷,各持两端之论,实在论不出谁是谁非。就好像扳手、钳子与改锥诸类工具,解决不同问题就使用相应工具。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而针对时代变化中的不同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略,恰恰是易学核心哲学“与时偕行”的现实写照。这就是“殊途”。
不得不说说佛学。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佛学,其实是中国佛教之学。从历史上看,起源于印度的佛学并没有来得及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时候已经是印度佛教了。佛教传入中国于东汉,兴于两晋且启发禅宗,盛于南北朝,合流于唐,之后就没有再大的发展。即便是佛教,我们看到的佛教也与东汉传入时的佛教大不相同。比如众所周知的各种戒律,实际成型于南朝梁武帝的提倡,而教义也在那个时候做了大的修改,我们常说的儒道释三教合流就是兴起于梁武帝。中国佛教经过这些变迁和异化,到底何时的佛教为真,何时的佛教为伪,这个问题似乎佛教徒从来没有兴趣深究。
这是《论语》开篇首章首句,它的意思是要求门生不单单要精晓书籍知识,更必要亲自实践体验,否则至多只可以或许做个眼高手低之徒。它附属教育目标范畴:念书的目标,不在于死记书籍,而在于运用,在于实践,在于“闻一知十“地天真应用知识。而反思如今的教育体例,无论是教育者仍是受教育者及社会各界人士还存在单方面的教育思惟即职位了分数,为了出人头地。只正视书籍知识的掌握,只能塑造出高分低能的门生,它再次给咱们以警世:咱们的教育必需联络生存现实,切忌空口说,这也是进步学*效力、注意实效的最好本领。着名诗人陆游也曾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行要躬行。”
“知之者不如好之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学才能勤学
孔子的这句话揭露了学*兴致与学*结果之间的瓜葛。差别的人在一样的学*情况下学*结果不一样,本身的本质虽然是一个方面,更为首要的还在于学*者对学*内容的态度或感觉。正所谓“兴致是最佳的教师”,只有当门生对所学的知识发生浓重的兴致时,他们才会主动积极地思索和研究,而不是被动守候接纳知识灌输。作为低年级的1名数学教师,理解并应用这一条名贵的教学经验是极其首要的。那在教学中若何激起门生学*的兴致呢?我想,必要做到的有这么几点:创设生动活泼风趣的教学情境;计划拥有思惟含量并吻合各条理门生的题目;联系实际开展体验式教学;捕捉“闪光点”激励门生获得的细小前进,加强学*的信念;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本领引发门生的学*兴致等等。如许,当门生的学*兴致油然而生时,就会发生猛烈的求知愿望,学生就愿学、爱学、乐学。而且学得活、学得好,有立异。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教胜于言传
孔子这句话夸大了老师本身的表率作用。老师应翟自己豁达的胸襟,自信的人生态度,乐观的情怀沾染和教育门生踊跃面临人生,达观地学*和生存。在平常教学运动中,除了向门生传授文化知识以外,更首要的是匡助门生养成优越的风俗,培育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老师是黉舍里最重要、最直观、最有教益的榜样,是门生活生生的表率。一个教师本身的魅力在教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陶行知师长教师曾如许说过:“要门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门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门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此来鼓励自己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为社会培育出言行一致的人。
《论语》的智慧人生十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学习。整篇都阐述了,做人的准则。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吧。
一、言必信 ,行必果
译:说了的话,一定要守信用;确定了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坚决果敢地干下去。
二、不怨天,不尤人
译:遇到挫折与失败,绝不从客观上去找借口,绝不把责任推向别人,后来发展为成语“怨天尤人”。
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译:君子心胸开朗,思想上坦率洁净,外貌动作也显得十分舒畅安定。
小人心里欲念太多,心理负担很重,就常忧虑、担心,外貌、动作也显得忐忑不安,常是坐不定,站不稳的样子。
四、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译:见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超过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就虚心请教,认真学习,想办法赶上他,和他达到同一水平;
见有人存在某种缺点或不足,就要冷静反省,看自己是不是也有他那样的缺点或不足。
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译:自己不想要的(痛苦、灾难、祸事……),就不要把它强加到别人身上去。
六、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译:对任何一件事,不要因为它是很小的、不显眼的坏事就去做;相反,对于一些微小的。却有益于别人的好事,不要因为它意义不大就不去做它。
七、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译:见到好的人,生怕来不及向他学习,见到好的事,生怕迟了就做不了。
看到了恶人、坏事,就像是接触到热得发烫的水一样,要立刻离开,避得远远的。
八、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译:干活抢重的,有过失主动承担主要责任是“躬自厚”,对别人多谅解多宽容,是“薄责于人”,这样的话,就不会互相怨恨。
九、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译:君子总是从善良的或有利于他人的愿望出发,全心全意促使别人实现良好的意愿和正当的要求,不会用冷酷的眼光看世界。
或是唯恐天下不乱,不会在别人有失败、错误或痛苦时推波助澜。小人却相反,总是“成人之恶,不成人之美”。
十、当仁,不让于师
译:遇到应该做的好事,不能犹豫不决,即使老师在一旁,也应该抢着去做。后发展为成语 “当仁不让”。
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的进步,特别是人本管理的兴起,惩罚的管理方法,逐渐让出了主流位置,变成了管理激励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负激励”,各种管理论著对惩罚的探讨不断减少,把其当做各种正面激励的补充部分。而管理实践者和学习者也愿意更多地追捧给员工“胡萝卜”的学问,刻意冷落打“大棒”的方法。
传统上,管理中运用更多的方法是惩罚,通过惩罚来刺激员工更努力、合格地完成工作。比如,《韩非子》认为通过“必罚明威”:领导者管理人力资源重要的手段之一即进行适当处罚,只有对该惩罚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处罚,这样才能树立起领导者、管理制度的威严。首先,企业领导者不能过分仁慈,过分仁慈企业管理制度就无法得到切实的执行,领导者也不能树立威信,企业禁令也就不能得到贯彻执行。第二,执行企业管理制度时必须一视同仁,一丝不苟,领导者不能待己(包括亲信、亲威)以宽,待人以严,否则即使是严历的制度也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转。
最无能的管理者都会毫不犹豫地对犯错的下属实施经济处罚,尽管这些管理者嘴上都挂着“罚款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这句口头禅,
越是管理混乱的组织处罚越多,越是无能的管理者喜欢罚款就越多,“以罚代管”、随意罚款几乎已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但是在罚款之余,却很少有人思考惩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比惩罚更好的管理方法?惩罚一定有效果吗?不罚款就不是管理吗?怎样惩罚才是合理有效啊?
其实,惩罚作为一种管理约束的手段,肯定是必须的,但任何组织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避免管理冲突发生,在实施对下属的惩罚前,一定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制订惩罚的标准。管理的目的是预防和控制,而绝非事后惩处。一定要先让所有员工知道什么是错?什么错值多少代价,又该怎样去避免?即员工犯错了,那么这个错到底是值100元还是500元?这样,员工一是会主动去避免,二是在犯错后也会无话可说。
二是要分清责任额度。在团队中,责任是一个链条、一个流程,任何责任都不是独立的,任何问题的发生也绝非偶然。管理者必须要分清责任的主次,一般来说,企业责任分为主要责任、次要责任、管理责任三种。
三是要有选择地原谅。我们都知道处罚是手段而非目的,在这种逻辑下,有些影响不大的无意犯错、初次犯错其实都是可以原谅的。真正需要重罚的是故意犯错、重复犯错,像简单错误天天犯的人是决不能姑息的。有时,敢于原谅属下犯错更是一种管理智慧。
(一)大旨谈人
《论语》末章《尧曰》,明确提出治国的方法、途径和心态。方法基本是采用带有法家思想的制度来约束人,途径则是纯粹仁儒思想的爱护人,而所谓“宽、信、敏、公”则是对执政者心态上的要求。三个方面无不是关乎一个“人”字;至于从政的原则,即所谓“尊五美,屏四恶”,也都是就人的好的品质和坏的行为而言;最后一章讲个人修为的目标时,很明确地说是“知命”、“知礼”和“知言”,更是直接是解决得人的事了。而最后一句“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更加直接地回归到“知人”的本源上来。
为何“知人”是本源问题?我们可以回到《论语》开篇的《学而》第一章来。“学而时习之”,是讲自身所学能够运用于社会的发展,是最高形式的利用;“有朋自远方来”,是自身所学能够得到世人的认可并使其受到教化影响;最不理想的是“人不知”,世人不理解,那么也可退而修为自身。很明显是“利世、利人和利己”的三个层次,也确实如朱子之所言的“入道之门”,看《论语》全文,其实无外乎一个“人”字。个人修为是人的问题,有所功用则为了影响世人,而济世又何尝不的为了人呢?并且,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建立在个人修为的基础上,以一个修为高尚的人或者这样的群体来影响整个社会。
这其实已经揭示出孔子所倡导的管理原则,即以高尚品德的人群来带领和影响普通的人群,以实现全人类的素养提升,从而达到整个社会以最和谐的方式来发展。现代企业管理里有个寓言,说“企”字乃是无“人”则“止”的寓意,同样高度重视人的主体作用,这和孔子的思想的吻合确实让人感到惊喜。
套用曹雪芹《红楼梦》为“大旨谈情”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论语》为“大旨谈人”。
(二)管理的逻辑
《论语》中的管理逻辑有四个重要特征。
一是对“人”的强调,所谓“大旨谈人”,则处处离不开人的因素。实际上企业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人来具体操作,企业里的所有问题,说到根本上还是人的问题。读孔子一生,关注的是人的修为、影响的是人的思想、督促的是人的行为。孔子的教学不是起始于晚年,而几乎是毕其一生的。他的教学思路是用自己的思想结合当时的政治实际培养一批政治管理人才,并且他从来不传授从政的具体技能,而是注重个人修为,把个人修为作为从政的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管理者的表率作用,首先并且主要是修养上的表率,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他认为一个品质高尚的管理者本身就具有典范和威慑作用,而品质低下,即便有再大的能力也是无益的。比如强调下属忠诚的同时,他更要求上级的“宽容、诚信和公正”。要求下属勤勉工作,首先自己要做到“敏于事”;
第三个特点,讲究管理的细节,注重基层管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主张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和睦和秩序,讲究“孝悌”,认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并且,社会的和谐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层组织的和睦和秩序构成的。由此引申,一个企业里,只有各个基层部门的工作做好,企业才可以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的发展是由各个部门的工作成绩共同促成的;
第四个特征是部门明确、各司其职,管理的程序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正名”,其实就是各个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事情,协作而互不干预。领导者要“不出位”,只做好管理工作,而不去干预部门的具体工作;而各个职能部门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样不对其他部门的工作横加干涉。
这四个特征,构成了《论语》管理思想的核心,即“以人为本”。
(三)法治还是人治
《论语》推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德政”,所谓“德”,必然是指人之“德”,是个人修为的极高标准。这符合《论语》的管理逻辑,管理者本身必须是个“德者”,然后用个人的“德行”来感召和引导下属乃至组织全体人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表率,还包括明确的、主动的、制度化的“德育”,强调每个人的个人修为。在管理方法上,更多采取的是富有人情化的举措。比如纠正错误,不单纯是批评教育,而是“举直错诸枉”,把好的榜样树立起来,任用德行高尚的人,以取得更多人的信任,并形成良好的团队风气和巨大的威慑力。与其表面化地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以“人治”为途径、以“德政”为标准的“德治”。
那么,《论语》倡导的“德治”是不是和法治想冲突呢?历来攻击孔子思想的人都把孔子说成只知道“人治”而完全排斥“法治”的人,其实这是个很低级的错误。要知道,孔子所推崇的“礼”,其实质就是一套他认为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礼制”。这个“礼”有外在的礼仪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对社会秩序、管理秩序的尊重和遵守。并且,在孔子短暂的从政实践中可以看出来,孔子是个法治的大力推行者。“毁三都”是为了维护管理体制的军事行为,具有明显的法治特征;“诛杀少正卯”尽管非议很多,但实际上也是法治思想的体现,哪怕在法理上真的是错误的,也不影响我们对孔子重视法治的理解。孔子明确地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这个“约”尽管包括很多的内容,但无论如何理解都包含着对制度的尊重和敬畏,并且直接说明尊重法治、主动接受制度的约束对人的行为的指导意义。
比较全面地说,《论语》所倡导的管理模式是以“德政”为目标、以人治为表象、以法治为内涵的“德治”模式。
(四)如何执行制度
《论语》对于“礼”的推崇无以复加,以至于有人把尊崇礼制看作古板教条甚至迂腐守旧而对儒家学说多有诟病。的确,在《论语》中,“礼”占据重要地位。“礼”既是国家管理的整套制度或说法律,也是个人修养和行为的标准和规范。在孔子看来,国家和社会的种种乱相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个人的种种不良行为和过失多是因为“违礼”。所以他开出的社会管理和个人修为的药方就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一切负面的欲望,把身心归附到规范制度上。从制度精神上看,不仅不应该批判,而仍然具有强大说服力。自古至今,多少千古之恨和丑恶现象无不是因为贪欲和违背制度而导致。
“礼”如此神圣和重要,那么《论语》是不是就机械的、无条件地遵循“礼”呢?正好相反,《论语》对于制度规范的态度之灵活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有子明了地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制度的执行的关键和诀窍是在于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折中调和。他说,“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就是说不研究事情的具体情况都按制度一刀切,那就有办不成的时候了;反过来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一味地调和,不遵守制度,也一样行不通。而正确的做法是不偏不倚、实事求是,遵守制度而有所灵活。这个灵活不是人情世故,而是针对不同事情的特出情况所做出的权变之举。这番议论,明确而深刻地说明了制度的执行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带有人治色彩的法治,或者说法治推行过程当中的人文关照。
对制度的灵活不是不尊重制度,而是真正理解制度内涵的开明态度。《论语》重视制度的外在形式,甚至有时候还有过分的强调,这和那个混乱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尽管如此,《论语》注重的更是制度的内涵,重视的是法治的精神。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意思是,如果不能够推行制度的精神,那要制度的形式又有什么价值呢?很多企业的制度文本好几抽屉,但未必就是企业管理实现了制度化,而很可能仅仅是形式而已。
(五)战略是企业的根本问题
所谓战略,可以理解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正确轨迹,包括目标、方针和途径。所谓正确,其实就是符合了企业和社会双重发展的规律。说白一点,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战略的选择就是这么简单。关于这个规律,孔子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常见的比如说“道”,这和老子的说法一致。孔子形象地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说谁能够不从门里出去呢,可现在社会的发展怎么不遵循“道”呢!战略的重要就好像房间的门一样,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孔子认为君子的三畏之首是“畏天命”。在对待企业战略的问题上,很多企业实际上不够重视,有的把战略当作摆设,有的干脆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更有的企业一开始就不重视战略问题,不知道企业到底走向何方、到底如何走下去。“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的企业老板是不合格的。
那么战略的意义何在呢?孔子所说的“天命”,也带有“规律”的意思,说“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了五十岁就知道了自己真正的社会使命了。这当然是反读的说法,如果从未然的角度看,企业的“天命”就是企业的战略目标选择。“知天命”的结果,可以到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企业达到自行运转并且不出错误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战略选择正确,并且一切按战略要求来做,企业就可以按着良好的轨迹自行发展,实现“无为而治”了。这是企业家多么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有子说“本立而道生”,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企业战略对企业管理和发展的作用。这里“本”就是作为企业发展之本的“企业战略”,而“道”则是企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当战略确定的时候,企业发展和发展过程当中的方法就可以确定了。也就是说,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一切方法都由战略来决定。有什么样的战略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总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而如果战略缺失,企业将无所适从;战略错误,方法就不会有正确的了。
有子顺便说“君子务本”,说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只是把战略等大问题处理好,并且专心于此。老板亲自抓,也可以看出《论语》对于战略的重视。
(六)人际关系的核心是相互的尊重
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这“爱人”其实是《论语》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具体一点就是“忠恕”。“忠恕”是什么?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就先让别人得到满足。这就像企业要想赢利,就必须舍得让员工和经销商赚钱一样。尽管比较功利,但至少在客读上是给了对方利益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给别人;自己接受不了的,不要强加于人。比如制定企业规范,如果老板觉得自己都做不到,怎么可能要求员工做到呢?这种“由己及人”的思维方式的实质就是对对方的尊重。这一点,在处理企业关系方面非常必要和实用。
处理好上下级的关系一直是企业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论语》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和“礼”不是单方面的要求,这种尊重是相互的,甚至是互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孔子明确反对“以德抱怨”,而主张“以直抱怨,以德报德”,也是这个道理。孔子甚至更加直接地说:“惠则足以使人。”对待下级、员工不能够无条件地使用,而要先惠而后使。这个读念在当代企业里尤其值得老板们思考。
在处理平级之间的关系上,也要把尊重常存于心。企业里各个岗位尽管是合作协同的关系,但也必然存在竞争。如果你替代别的部门做了他的工作,人家不一定感谢你,反而会觉得难堪,因为这样倒显得自己无能,连本职工作也做不来似的。所以做到“不出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着处世的世故,但更多的却是尊重对方的表现。适当的帮助、提携而不去替代、争功,正是体现了同事、同级部门之间和谐的关系。对待朋友的错误要劝戒,但是“朋友数,斯疏矣”,也不要喋喋不休,反而把关系疏远了,这也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绝对“真诚”而带来的副作用,可谓中肯。
当然,《论语》中关于社会关系的论述和意义绝非这么肤浅。《论语》强调的“孝悌”,是家庭关系,这种关系的放大就成了家庭以外的社会人际关系,故而,其意义实际上是维持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而无论“孝悌”、“忠”和“爱人”,其核心都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尊重。
(七)礼仪的礼发乎内心
《论语》中说的“礼”,是“制度品节”,即制度规范的总合,并体现于国家政治生活中。而这些“礼”也包罗了所有礼仪规范,遵循这些规范,个人则成为谦谦君子,国家则成为礼仪之邦,都是事关形象的大事情。现代企业也是很注重礼仪的,不仅有公司内部的礼仪,还有企业接待礼仪,更常见的是服务行业的对外礼仪规范。而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如果缺乏内心的虔敬之情,则会显得生硬而教条,反而给人礼仪不周的感觉了。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他质问,礼仪仅仅是华丽的外表吗?限于形式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
那么礼仪的精神是什么呢?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首先是“仁”,如果缺乏仁,外在的礼节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他方面如待人庄重的“恭”、对人真诚的“敬”、对待事物谦恭的“让”等,无不体现一个“情”字。这种情就是因尊重而引发的出于内心的关心、照顾,所以礼仪的实质最终要体现为“方便别人”,如果让人感到别扭,反而失礼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乡党》的记载中看到孔子本人在言行举止方面对礼仪、礼节的重视和把握。比如,在接待来宾完成任务后,要“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向老板汇报说“客人走远了”,这既是礼仪的要求,也是工作的程序,更是对上级的尊重。所以,在孔子看来,礼仪不仅是“玉帛”之类美丽的外在形式,也不仅体现内心的敬意,更具有实际的功用。缺乏真诚的礼仪是摆样子,形式不规范就不能体现的敬意,而缺乏实际功用的礼仪实际上就流于迂腐。礼仪,在《论语》中应该是内心、形式和功用三者结合的整体。
读《论语》,我们要知道礼仪是“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被称为“礼治”;用《论语》,就应该明确礼仪的实质,并且将其作为企业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
(八)文质彬彬
“文质彬彬”,是说外在和实质的完美统一,是个人修养和事物状态的理想标准。“文”是外在美,“质”是内在美,两者和谐匹配才是最高境界。如果“质胜文”,则缺乏约束,再有教养的人也显得粗野;如果“文胜质”,则华而不实。企业其实总是面临这样的问题,企业形象塑造、产品开发和推广等,都存在内在和外表两个方面的权衡。企业应该注重或善于宣传推广,但如果企业实质或产品品质不能够和外在形象相一致,那必然是欺骗,最终受害的是企业自己;如果抱着“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思想,不注重外在展示,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恐怕还赶不上“劣酒”的销量。
孔子说“义以为质”,所谓的“义”即“宜”,是合乎社会规范、发展规律的一切合理的标准。如此,企业合法经营,尊重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制定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的战略目标,采用符合社会道义的企业行为,都属于符合“义”的“质”;产品符合质量要求、安全标准、具有适合市场的功能,则也是对“质”的严格要求。在这方面,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儒家传统思想有内敛的特点,凡事不张扬,体现朴实无华的作风,但并不排斥合理的展示和表现。有人问子贡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为文?”意识是说,你把质量做实在些,那些华丽的包装有什么用呢?子贡说:“文尤质也,质尤文也。”说如果内在品质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外在形象也一样关键。这对于现代企业经营尤其产品开发来说,真有醍醐灌顶之妙。
诚然,单以产品为例,质量上乘而款式陈旧、包装粗糙的产品无疑的产品开发者的失败;同样,过度包装如“天价月饼”之类的现象也多有欺骗虚妄之嫌。而最完美的状态是品质和外在完美统一的“文质彬彬”。
(九)责任问题
《论语》主张的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精神至今也是难能可贵的。出了事情,孔子要求先从自己找原因,“君子反求诸己”,反躬自问,而不是推卸责任。颜回就以“不迁怒”而受到孔子表扬,所谓“不迁怒”就是不去把责任加给别人,对别人责备不已,而把自己摆脱干系;不仅勇于承担责任,即便确实没有自己的责任,也要“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还更说“吾日三省吾身”,把“自省”当做和一日三餐一样的重要了;在对待别人的责任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格律己,宽以待人。
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承认错误,是纠正错误减少损失的前提。对待错误,孔子很大度地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错了就改,就算不上错了。还说“过而勿惮改”,都是在鼓励人们不要怕犯错,不要不敢承认失误。“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明确地说改正错误是一件大好事。并且“更也,人皆仰之”,承认和改正错误不仅不会让人看不起,而是更加令人敬重的事。
自责的精神固然重要,但更其重要的是发现错误的能力。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关键字是那个“能”字,“能见其过”未尝不是一种能力和态度,并且是超乎寻常的能力和肯于“自讼”的态度。即便一个人有能力和水平辨别是非,但如果眼光总看别人的短处,事事认为是别人的责任,也一样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论语》时时在提醒人们对于“学”的重视和追求,惟其学,惟其修为,才能够提升素养和学问,才能够和敢于发现错误而最终改正。
(十)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学而时习之”的“习”是练习、实习、实践的意思,这句话体现了孔子对于学的功用和目标的看法,那就是把学问用于社会实践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孔子终其一生就是在做“志于道”这件事,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个人能力的实现,是一种由个人到社会,由家庭到国家,由政治到道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体现了个人和国家、社会道德规范的和谐统一。
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个人的作为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企业也是这样,有人说企业是个追求企业利益的组织,其实企业利益的实现并不是违背社会道义的,恰恰是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反而是那些违背社会道义的企业行为受到谴责,直至被公众所抛弃。这一点上,正好说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性。
孔子一方面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制约性,要求个人顺应社会需要,遵守社会规范,以社会为本位;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依赖性以及个人对于社会的能动性,倡导人们积极入世,倡导仁人志士弘道于世,以天下为己任,承担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责任。企业从来进步是孤立存在的,作为社会一员固然有对社会的责任。这个责任也不是单方面的,可以说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时候已经在尽这会责任,或者说,企业是通过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落实来实现企业长久利益的。这是一种相互依存而有相互制约和影响的作用。
为什么说是相互的制约和影响,而不是社会对企业的单方面作用呢?因为企业通过自身的行为倡导的文化确实能够影响社会思潮和读念,好的企业不是没有灵魂的组织,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有思想、有导向的一个生动的社会成员。企业通过影响员工、影响消费者来影响整个社会,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视。而孔子一开始就相信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仁以为己任”,实际上,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确实甚至改变了这个世界。企业之于社会也有这样的能力和义务。
论语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著作,虽然这本书从成书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了,但其中的很多思想至今对我们的言行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其中我感受最深的一段话是:“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说:孔子的学生子游向孔子问孝道。孔子说,现在所说的孝,主要是说能养活父母就行了。而对于犬马来说也都能得到的饲养,如果人们只养活父母而不恭敬的话,和饲养犬马有何区别呢?孔子的回答非常深刻,也非常有针对性,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子女对父母的孝没有让父母满意。由此想到当今社会,虽然我们身边有不少孝敬父母的模范,但也有不少人做得很不够,至少没有做到非常重视,没有很好地孝敬父母。存在这种情况的réndà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工作太忙,生活节奏快等原因,仅仅满足于让父母有吃有穿就行了,平时很少抽出时间去看望父母,很少从精神上关心父母;另一类,不少80年代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从型受到父母及长辈们的溺爱,长大以后缺乏孝敬父母的意识,更缺少孝敬父母的责任。
我认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美德不仅不该丢掉,反而更应保持和加强。作为子女,在关心父母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应该多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我们有时间多陪陪父母更好,即使我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抽不出时间去看望父母,但至少可以多给父母打打电话,哪怕只是一两句关心、问候的话语,或者在节假日、父母生日时送上一份深深的祝福,都能让父母感到欣慰和温暖。这也正是论语里孔子关于尽孝的要求。
论语这本书不仅让我学到如何关心和孝敬父母,还让我学到了如何对待学习、如何做人等方面的道理,它真是一本好书,是我的良师益友。
论语,是记录圣人孔子的言行的书。读了之后,你可以感受到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抱负,他的很多高尚品德是当今很少人有的。他不仅教会人们应该如何接物待事,而且十分严谨的规范自己,以行动来做出表率。他之所以被后人成为圣人,就是因为他在平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累积成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的思想带来了无穷的宝藏。
读了论语通译,虽然不能看了古文就知道如何翻译成现代文,但是在注释的帮助下也能明白孔子所想告诉我们的。觉得十分感慨,孔子在那时就能明白的这些道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到现在都还不明白。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而篇第一》了。“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忧虑自己不理解别人。是啊,现实生活中,人人都需要理解,个个都渴望理解。人们视理解为沟通感情的纽带和联系心灵的桥梁。大家都希望人与人的相处应该多一点宽容和尊重,多一点容忍和谅解。但是,世界何其大,人生何其复杂。若时时都想得到别人的理解,恐怕是不可能吧。因为,人生没有相同的路,每个人都不一样,两个思想志趣不同的人对待同一件事,两种价值取向相异的人看待同一个问题,要彼此理解不是强人所难吗?人不是从一个模子里造就出来的,你有另人头痛的事,我也有。我们彼此都渴望理解,可又用自己的要求去看别人,去苛求别人,于是我们之间有了“墙”,于是你苦恼,我也苦恼。可是,人们有没有想过,许许多多的小事,为什么一定要他人明白,一定要他人理解?其实,面对种种的不理解,只要我们给他一个微笑,用宽阔的胸怀去面对,不被理解又何妨?
商鞅是行变法,落得“五马分尸”的结局;达尔文在说物种进化的时候被人们骂成疯子;助人为乐的雷峰经常被人嘲笑,他们这些举动,又有谁能理解?如果他们一味的追求理解,又怎么扞卫真理?他们最初不被接受,是因为他们的追求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最终名垂青史,是因为他们敢于在不理解的目光中昂首向前。在现实中,有多少人能明白“理解”这个东西。他们可以追求别人的理解,以别人的议论为自己的主题,以别人的言谈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以别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甚至要去讨好别人,为了所谓的理解,写了一些优柔寡断毫无逐渐的可笑人生。他们真的知道理解吗,他们觉得他们真的是在理解别人,并换取别人的理解吗,不是这样的。
理解不仅仅只是你需要别人来理解你,根本就不是同路人为什么要逼迫别人理解你,难道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怜悯?这样作难道不会太悲哀了吗?于是,终日沉浸在观察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之中,优柔寡断,碌碌无为。不再努力改造自己的生活,不再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却只是追求理解。理解不是牵强的,是需要别人有和你相同的东西然后互相共鸣而产生的。就算不被理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能在某些方面理解了别人,想必别人也一定能理解你的吧。孔子很早就这么说过了,不担心别人呢不了解自己,只忧虑自己不理解别人。
七月,盛夏。日子波澜不惊,此时,窗外雨水滴答,清脆悦耳。雨点溅落在窗台上,风吹着雨丝穿过窗户,一阵凉意。这样慵懒的时刻,捧一本书,在文字里度过。此季的主旋律,源于一本《论语》。
书桌上,静静地躺着《论语》,思绪又飘到了刚刚接触《论语》的时候。记忆里,简陋的初中课本,我还是一只小小的毛毛虫,不知道鲜花的芬芳,懵懵懂懂的跟着老师读、念、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当时的感觉很困惑,天天做作业,不是复习就是预习,哪来的愉悦?
现在想想,那时虽读《论语》,始终一知半解,参不太透。偶尔提及,只是人云亦云的胡诌几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耳熟能详的句子。后来,偶遇旧书摊,附庸风雅地淘来一本线装的《论语》繁体本,一行行繁体竖字,硬着头皮读了一遍。说实话,那一遍没读懂什么,只读了一些表面的文字而已,得出结论:《论语》难读!在没有小说看的日子,偶尔也会翻翻那早已发黄的纸页,只是依然无法读懂其意!
再读《论语》,正是于丹热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读了,是看。于丹教授声情并茂的解读,我又一次翻开那本《论语》,泛黄的书页由于岁月的风蚀,留下了时间的沧桑,失去了特有的那种书香,有些霉味,但这并不影响我徜徉在经典里。那些日子,孔夫子亲切得犹如邻家老伯,“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也不再深不可测、高不可及,那些似曾相识的警句、良言迎面扑来……而我如遇故知,信矣!
轻轻地合上书卷,穿越25风云的华光,惊觉这一团燃烧了数千年却依然熊熊的火焰,跨越漫漫时空,仍然照亮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等,我能做的,只是,跨越千年的距离,了解你,仰望你。不为别的,只为贴近你的温暖。
古人云:“半部《论语》可治天下”,自问世以来,《论语》就成为中国历代儒生们的精神航标,宋代大儒朱熹说它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将其列为四书之首。
2011年9月29日下午,以“《论语》中的管理智慧”为主题的【知新堂】第三期沙龙活动在上海举行。本次沙龙特邀复旦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傅杰先生,正略钧策合伙人、副总裁李培恩先生,上海明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张耀辉先生,携手业界同仁,坐而论道“《论语》中的管理智慧”,开启管理者修身处世的智慧,给企业决策者和管理者以启发指导。另有上海孚创动力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凯西姆阀门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山特姆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众多企业高管、人力资源部总监,资深媒体和行业协会人士参与并分享了精彩观点。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先生分享了《论语》中关于管理的几个重点内容。
道千乘之国,处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对治国者而言,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千乘之国,最主要的要素在于:第一要沉淀,处事不敷衍,不马虎;第二要诚信,讲究信用,诚实不欺;第三要节用,崇尚节俭,杜绝奢侈;第四要爱人,以人为本;第五要使民以时。
政者,正也
对领导者而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如果自身行为是端正的,不需要三令五申,风气自然就形成了;“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者如果自己不端正,再三番五次下令别人也不会听从,
言行合一,听其言而观其行
在人员考量方面,一开始是听其言而信其行,他说什么,就相信是什么。渐渐地则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仅要听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
人焉叟哉
在洞察为人世事方面要看三点:做事的动机,采取的方式,最爱好的事物,如果从这三个方面去考察一个人,则这个人藏身无处――“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正略钧策合伙人、副总裁李培恩先生结合自己的人生体会和工作实践,畅谈了学习《论语》的感悟。
让我干变成我要干
李培恩认为,对于企业员工来说,最高的境界是人能够在一个公司里自发实现自己的价值,不是令公司“为我所用”,而应该是“自己能够为自己所用”。并表示非常赞赏海尔张瑞敏的一句话:让我干变成我要干。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组织的发展就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法治和人治
李培恩还认为,单纯强调法律会失去灵魂;单纯强调人治,则人出问题会变成整个组织的问题。领导、核心团队、体制,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一个好的领袖,没有体制做传承,则企业的发展是短暂的。
上海明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张耀辉先生认为:
用三种眼光管理企业
要做好器物层面的东西,然后做好制度层面的东西,到了第三步,管理必须回答文化层面的东西。而“人是什么”是东方哲学回答得最好的,也就是整个《论语》的核心。
让《论语》影响自己
我们读完后如果人生态度没有改变,读再多都没用;如果用《论语》的东西要求别人,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更用错地方了。如果读完后自己有所改变,那才是真正把《论语》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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