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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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简介

篇1:《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简介

内容梗概: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部:《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一去一来,延宕百年。故事看似简单,但回味悠长。书中的人物绝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

作者简介:

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现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作品集《刘震云文集》(四卷)、《塔铺》、《一地鸡毛》、《官场》、《官人》等,并四百多万字。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农民日报》文化部主任。

主要人物:

杨百顺

故事中的中心人物。杨百顺想上学却被父亲用假抓阄的把戏给阴了,所以有仇父情节。杨百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干过许多活计,开始跟他爹在家做豆腐,豆腐做了一个月,就跟老杨闹翻了,16岁离家出走,剃头、杀猪、种菜、挑水、扛活、蒸馍样样干过。杨百顺被动而又随意地改写着人生,没有什么必须坚守的东西。杨百顺可以因现实的利益而改变信仰———本来就没有信仰。信主后,老詹把杨百顺的名字改作杨摩西,倒插门后名字就变成了吴摩西,最后改为罗长礼,只有最后的一改,有一些怀念少年时代的梦想的因素。从杨百顺到罗长礼的姓名变化,杨百顺并没有一个非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一个非要坚守的礼制,一切皆由现实的利益而取舍。

巧玲

一个在坎坷中长大的苦难小女孩。巧玲的亲妈吴香香为了和妯娌斗气,“打巧玲给人看。”巧玲三岁生了个拉肚子的小病,爹妈不当回事。变成大病好不容易治好啦落下个胆小的毛病,她妈“嫌弃她是个夹尾巴狗不喜欢她”。后来有了一个疼她的后爹吴摩西,却在寻找跟人私奔的吴香香的路上把她弄丢了。巧玲一个五岁的孩子被三个人转手由河南转卖到山西,一路上巧玲对老尤百依百顺。但是无论表现得如何懂事也摆脱不了被买卖的命运,当巧玲结婚后即使敢于出走也摆脱不了成为老曹老婆第二的命运。也正因此,巧玲才努力寻找自己命运的病根(延津、老尤),巧玲深深地思念吴摩西,想象的新延津成了她心里的家。

牛爱国

事业稳定,却因妻子的绯闻闹得满城风雨,不得不离乡另谋生路,身处异乡惹出麻烦又返乡避祸,妻子与人私奔后再次出走,颠来倒去总难如愿。

老汪

一个教书先生,讲解《论语》因得不到知音而落泪,一生都没有遇到“说得着”的人,他只能在荒野暴走以抒解心情。老汪原以为自己不喜欢淘气的小女儿灯盏,故她掉到水缸里淹死的时候老汪也没有特别伤心,直到数日后看到灯盏留在没有吃完的月饼上那个小小的牙印,他才异常伤心,对着淹死女儿的水缸放声痛哭。一生都没有从生活环境和生活际遇里找到知音的老汪,在他女儿死后,也就是说从血缘这种命定的亲近关系里寻找知音的路被堵死了,他才彻底灰了心,所以他只能离开,一直向西,远走他乡,而且后半辈子一直捏哭泣的小媳妇面人。

创作背景:

刘震云除了在北京写作,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比较多的,是他村那些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有时他听舅舅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他们村叫“老庄村”,如果非有一个界,而且作者志愿加入,属“老庄界”。刘震云观察世界的角度和对人生的态度都是在老家形成的,这个“罗盘”至今还在起作用。他在外面迷失方向的时候,自然想到用老庄村的“罗盘”来纠正,觉得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他的书有一半是以河南、延津为背景的。《一句顶一万句》是提到故乡最多的一本,不仅有故乡的方法论还有大量的河南地名。

刘震云表示,由于所处环境、地位和各自利益的不同,由于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大多数人反倒是生活在孤独中。他过去的作品,总觉得是自己有话要说,而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书中杀猪的老裴、剃头的老曾,还有杨百顺,他们的话都比我说得好,说得有智慧、有深度。”

作品鉴赏:

中心思想

《一句顶一万句》中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他们是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他们内心有自己的梦想。吴摩西有的时候会想起罗长理,那是他的梦。阿弗里德·马歇尔对追求讲了一句非常平淡无奇的话:“人类的欲望和希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对于社会整体来说,由于阶层、等级、地位、资源、权势等占有的多样性,形成了追求的多样性。多种社会追求之间以及它们与能进行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形式上、本质上的巨大差异,就形成一个个阶层内部空间极大、花样极多的整体追求结构。当下有很多类似的迷茫的人,他们也不停地寻找自己的梦想,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找不到出路,这其实是寻找自我的某个阶段或寻找未得的表现。老汪不停地走路,他做了很多的努力,追寻梦想,然而未能逃避命运!多少人,特别是草根阶层,竭尽全力想要成为与众不同的人,为了自由而艰难地寻找自己,为了突破重重的心灵壁垒找到一个心灵契合能交心的倾谈对象,在复杂冗长、缠绕纠结的生活道路上苦苦挣扎。

《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作者取的副标题是“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从深层含义考察,可以认为上半部分“出延津记”不仅指离开这片土地,也指去往更遥远的神的国度。作者把杨百顺所有可以从尘世生活寻找知音的路都切断了,就是为了使他走向一条皈依神、把自己交给神的路途,离开延津就是离开尘世,去往天国寻找知音,和神做知音。而老汪女儿灯盏的死和杨百顺继女巧心的走失可以说都是必然的,作者刻意削弱了在血缘和人生际遇里寻求知音的可能性,而把希望投诸遥远的天国。下半部分“回延津记”中,巧心的儿子又回到延津,祖先走过的路不经意被后代踏上,谁都逃不脱命运的驱使和轮回的力量。对应上半部分“出延津记”,下半部分“回延津记”绝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不光是象征人生的轮回,更象征着由天国到尘世的回归。作者最后还是把寻找到生命里“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个人的希望留给了人世。

“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表面上看主要是在讲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个人的历史,但只要对之细细咀嚼与回味,便会明白实际上是在讲“孤独”的历史。 “孤独”世代相传,祖辈的故事在后辈的身上重演,祖辈的“孤独”也在后辈身上的延续。

艺术手法

人物形象塑造

《一句顶一万句》值得肯定之处,正是对于若干人物形象成功的点染与塑造。对于小说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杨百顺和牛爱国,我们在之前的分析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有所涉及。作家对他们两位的塑造自然是成功的,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主要人物之外,对于出现在自己笔端的若干次要人物,刘震云以不多的笔墨稍作点染,就能够使人物顿时活灵活现起来,留给读者的印象同样是难以磨灭的。比如章楚红,作家虽然用的笔墨很少,出现在他笔下的无非是她与牛爱国之间的相爱,以及通过他人之口转述的她跟丈夫李昆之间毅然决然的果断分手过程,但一个热情似火、敢爱敢恨、处事干脆利落的青年女性形象却已经跃然纸上了。再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已经登场了的那位卖豆腐的老杨,虽然很早就退出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但刘震云却通过他与几个儿子之间关系的描写,他与所谓的“老朋友”老马之间关系的描写,寥寥数笔,就把一个遇事总是优柔寡断、缺少主见而又患得患失、目光短浅的农民形象鲜明生动地塑造成功了。小说中其他的一些人物形象,比如老詹、吴香香、老高、庞丽娜、曹青娥等,也都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些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所充体现出的,一方面是刘震云对于乡村中复杂微妙人性世界的精到把握,另一方面则是作家一种深厚的艺术功力的具备。

叙事方式

《一句话顶一万句》采用拟话本的叙事方式,从一条线索捋出另一条线索,每条线索都给你一一道来。比如,小说一开篇先讲杨百顺的爹与赶大车的老马之间的关系,扯出了镇上铁匠老李的故事,而这衍生出的故事里,又扯出老李与母亲之间的纠葛,那么长的篇幅,只是为了说清一句话——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不过心”,或者说,“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一直这样缠绕下去,就会迎头撞上宿命。《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宿命的,它的叙事也遵循着“因果循环”之说,凡事皆有其固,每个人物都有其来龙去脉。这是典型的中国世情小说的叙事模式。世间之事,“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

叙事的方法论:整部长篇一分为二,出走和回归,既是小说的结构也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而小说的内容也是围绕这一结构行走,话多和话少,有话和没话,虚虚实实。剃头的老裴在要杀娘哥的路上救了杨百顺,而杨百顺在杀赶车老马的路上则又救了来喜,杀人和拯救就这么走到一起来了。还有那具有颇多争议的“一句话”和“一万句话”更是作为彼此对立的东西遭遇了,它们相互揣度,彼此纠缠不休、摩擦不断,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那可是“世界性的邂逅”。事物总是以一种悖逆的方式与我们谋面。坚持一方面又要依附另一方面,离开就意味着回归,记忆是为了忘却,只有相互折磨才能使我们想起我们所生活的一切。

表现手法

《一句顶一万句》表现手法很独特,按照白烨所称的“言语流”小说来定义,刘震云用“喷空”的方式写作,这类似四川的摆龙门阵,像河流一样流到哪算哪。这又被李敬泽誉为“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国风’”辊辑讹。应该说刘震云的这两种表达方式,其实都是找朋友必备的方式,一个是找话,一个是找人。说些闲言碎语可能会引发共鸣,结识一批、再结识一批或许可以觅到投缘之人。这样表达不仅有效地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而且紧扣中心,表达了在跨越了现实和历史,消融了城乡和地域之后,在这样一种局促的、混乱的流走交往之中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上难以言表的寂寞。这是一种在工于心计的社交安排之下,看似重视亲情、友情乃至族群之情的文化下潜伏的却是心灵的寂寞,以及为解脱寂寞而进行的小心翼翼的知己找寻。

叙事语言与叙事逻辑

小说在叙述语言上也在挑战着叙事的极限。小说的叙述语言也在不断地重复,最具重复意义的语言叙述模式是之所以出现这个人物(事件)不是因为单独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原因背后还有更多的牵扯,这样层层牵连……可以说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就是不断地在这种延宕的能指循环中向前延展,从而将人物沟通的困难和复杂用语言形式上的不断重复表征出来。人物的内心就像是毛细血管一样细密,像中枢神经一样敏感,从一句繁衍成一万句,而即便是一万句也无法能够达到沟通,吊诡地是反而离沟通越来越远。人们不能够为沟通找到一句话,却可以为不沟通找到一万句话。与小说叙说语言不断地重复相应,小说的叙事逻辑也在不断地重复。这个不断重复的叙事逻辑就是,要不断地在内心中为自己的各种行为寻找开脱之词。这可以说是鲁迅笔下阿 Q 精神胜利法的一种异形。在不是这个人物(事件) 而是其它的原因甚至原因背后的牵引中无限循环的语言滑动中,其滑动的逻辑是一致的,自己永远都是掌握了真理的人,而且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逻辑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尽管有时候这种逻辑显得滑稽。当一种滑稽逻辑以真理的“假面”出现的时候,就将孤独的内面彰显出来,自己用一种滑稽逻辑树立起一个孤独的四面屏,将外界拦截在了外面,最后探出头来的竟是自己的“假面”,用这具假面来面对自己和人,和物,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但自己带着假面却不自知。

人性叙述

这篇小说的人物数量有多么庞大,人物关系有多么驳杂,故事情节有多么热闹,人物在时光的洪流面前就有多么渺小,人物命运底色里的灰暗就有多么浓重,人物内心就有多么荒凉。庞大的人物数量集结成的不是温暖而是寂寞,因为庞大这个形容词只限于观者的视角,真正生活着的人是个体,他们因为无法打开彼此的心门或者因为缺少某种同一信仰而分外孤独,无法结成整体。无论是最后坐上火车去远方的杨百顺、牛爱国,还是一直留在原地安于天命的老杨、老鲁、老曾,他们都被命运驱使着,一辈子都在寻找“说得着”的人。

小说运用了类似于《水浒传》的传统叙事结构和本色的叙述语言,从市井细民到地方官员,将各色人等的人生轮流叙说、娓娓道来,对浮生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塑造了一组令人唏嘘不已的孤独者群像。 尤其是上部“出延津记”,在主人公杨百顺的经历之外,大量笔墨用于书写各类次要人物的庸常人生。这些人物有的是颇具身份的父母官和东家,但更多的是出身卑微、从事着低等行当的草民,如卖醋的、卖豆腐的、打更的、打铁的、剃头的、教书的、杀猪的、染布的、算命的、喊丧的、劈竹的、弹棉花的、赶大车的、打银器的、烧锅炉的等等。 这部小说中人物的命名也颇具匠心,只有主人公和少数人物是既有名又有姓的,其余人物都是在姓氏前加以“老”字予以称呼,而且姓氏几乎不重复,如此一来,“孤独”的普遍存在性便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作品以洗练的语句、简洁的情节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需求:他们处在一个众声喧哗、极少有个人空间的社会中,把众人的接受、社会的要求当做自己的行为标准,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可;他们对孤独的逃避和排遣方法是寻找另一个人说出那“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这是他们所有人一直纠缠着的心灵问题;但在他们对梦想的寻找中,可以窥见他们也有各种的生命追求和对灵魂自由的价值渴望,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社会底层生活中极浅的一丝色彩而已。对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精神状态的主潮流我们要予以关注。

作品评价:

马云鹤说: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生动地刻画出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外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同,中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是宗教而是语言。这部稍嫌琐碎的小说,用不断出场的人物来说明,在中国,语言是一个人气脉里最厚重的东西。语言这个东西的顺畅流淌很玄妙,不能靠血缘,不能靠爱情,不能靠道德,不能靠等级划分,甚至连机缘也靠不上。所以,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就这样一代又一代被语言削薄了身子,变成一个孤独的手掌,尽其一生都在寻找能够覆盖自己手掌上孤独纹路的另一只手掌。《一句顶一万句》试图从以杨百顺为首的小人物的命运变迁中去寻找破解孤独的钥匙,而一个又一个不断出场的人物故事只是把这个寻找钥匙的机会围成了一个圆圈,真正的钥匙在圆圈中间。

这部小说仍然保持着刘震云奔放的想象力和不羁的风格,用不同时代的两段故事和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同时代的普通人的命运,讲述了人生的“出走”和“回归”的大主题,由此试图追问横在东西古今之问的现代中国的“大历史”。——著名评论家 张颐武

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国风”,“国风”久不作矣。——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这是注重人性的细微神经和生活的内在肌理的文学书写,而语言本身就含带了意味,言况本身就体现了审美。小说何以是语言的艺术,刘震云的这部作品既是一个个人化的阐释,又是一个典型化的示范。——著名评论家 白烨

篇2: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读后感

《一句顶一万句》其实是讲了一个人以及他的后代的一生,做豆腐的老杨的儿子,杨白顺的一生。

小说分为两部:《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

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原名杨白顺)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丢失了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巧玲,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

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

一去一来,延宕百年。

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于绿帽子的史诗,更有人觉得是隐射了王宝强。

故事看似简单,但回味悠长。很有看头有嚼头。

书中的人物绝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

个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妙不可言。

刘震云小说很有趣,他的所有小说人物会用差不多的名字——比如牛家的姐妹弟兄,或上辈人,或下辈人,始终贯穿于他的每部小说里。

小说设计巧妙——上一辈遇到的下一代又开始,生命好像轮回,悲剧一代一代,但是,大家还 不是乐呵呵的过?

小说里的人物,经常是一件事扯上件事,这时候,这件事就已经不是这件事了。——生活里我们不是都这样吗?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往往会激怒你——因为你会联想到2件,5件,10件事情上去,然后你会感觉憋屈,愤怒,再然后就想提刀杀人了!

在婚姻模式里,几乎所有的男性婚后都变了,女人也是——小时你讨厌父母的婚姻模式,长大了却在重复他们,这真的是太哲学了。

最后,小说反反复复说,想找到和自己说得上话的人太难了,

都和自己的配偶说不上话,和自己的父母说不上话,和子女也说不上话,和同学朋友战友说不上话,有时却能和陌生一个人过过心、、、

为什么需要和人说得上话呢?

说不说话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这是人性里最悲哀的地方——孤独感。

就像《百年孤独》一样。

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百年孤独》。

小说里的杨白顺为了找到可以说得上话的,可真是费尽心思啊!

当你有满腹心事,困顿无助的时候,你多么希望有人帮你出出主意,或者听你倾诉啊!

这种人性的孤独感非常强烈的刺激着读者。

有些作家喜欢把自己的人生观强行植入在小说里,其实非常讨厌的。

这也是刘震云最高明的地方——他从来不会带着自己的感情色彩记叙,好像纪录片,默默记录生活,记录市井小人物,远远地观看,不打扰他们也不做评价。

篇3: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读后感

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真是一本非常精妙的长篇小说。

花了一个白天一个半夜读完了。十分有感触,谈一谈。

刘震云小说总体来讲十分有辨识度——从以前的《手机》 《一地鸡毛》到《我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你能一眼认出他的特色,那就是刘震云式表达。

刘震云文字特点,叙事方式,简洁清楚,通俗易懂,对,通俗是他的最大特色。

其通俗和余华小说有些类似,但是又比余华的更高级些。余华小说有时候会故意写得脏兮兮,刘震云的基本没有。

既通俗易懂不玩深沉,却同时又富含深刻意义,有极其深厚的内涵。

《一句顶一万句》的刘震云和严歌苓风格,和方方又不同。

严歌苓作为旅居海外的女作家,本身经历就是故事,我个人认为她的原著往往没有改篇的电影出色。

是我自己觉得她的叙述方式不是我喜欢的,有些拖沓,还有太多个人情绪。但是她很会讲故事,电影便更难提取精华。

而方方的文字总会让人感觉很难过,读着读着会难受得看不下去。

刘震云,方方作为同样关注底层群体,具有极大的悲悯情感的作家,同样是悲情故事,刘震云就不会让你难过。

他讲故事,仿佛在茶馆听人摆龙门阵。(这是我看刘震云小说最大的感受,后来发现很多评论和我看法一致)哪怕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也讲得好像与他无关,一切深仇大恨世间一切悲欢离合都显得那么得无所谓,都好像在讲外人的故事。

是这样,刘震云讲故事跳除了故事圈。

而其他一些作家讲故事总是把自己带入故事,并植入了大量情绪——这就是显得格局太小了。

好作家应该像他这样,把故事普遍化,大众化,仿佛是你在讲你身边的故事。而不是带有局限性。

这是刘震云小说最高明的地方。

其次,刘震云叙述方式,简洁干脆,有充满大智慧,每个句子都没有多余,每个句子都显得那么有趣。

能把一个带着明显悲伤的故事讲得轻轻松松,不简单——需要作家大智慧。

这就是刘震云小说的最大特色。

你好像在听一个阅历特别特别丰富的智者在给你讲故事,没有道理可讲,却富含很多哲理。

你会自己看懂,会感觉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

篇4:《一句顶一万句》读后感

读小说的意义?一直以来,觉得小说只不过是一道道小菜,难登大雅之堂。前些时,看“百家讲坛”对王立群的访谈,问了他对读历史的意义? 远古的事,远古的人,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回答是“人性”。人在变,事在变,科技在进步,生产生活方式已天壤之别,之中不变的,就是人性。

大英雄的时代已在过去。小民的生存之为滑稽,无控局面。这部小说写了两代人有趣的故事,像看一部滑稽的电视剧,却又不失合理性。

小民的婚姻,绝不可能轰天动地,可能就是一两头羊的事,决定着命运。也存在着欺诈,愚弄,嘲笑。

“喷空”和“走戏”,都在瞎掰。 “喷空”,就是没有的事,你一句,我一句的编出个事来,还得有模有样。也可以一个人喷,有点像大脑有问题的同志,在那里说个没完。不同的事,“喷空”有逻辑性,还有杀伤力。“走戏”就是自己在脑子里模拟戏台上的事情,可以出声,有动作;也可能坐着一动不动!

小说的意义?任何人写下任何事,包括 “喷空”和“走戏”。给人警示,给人以启迪。却让人无法避免。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国人的千年孤独。

篇5:《一句顶一万句》读后感

“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老杨除了卖豆腐,入夏还卖凉粉。卖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里看不起老杨。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但老马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

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一场关于出走与回归、过去与现在的小说,就在这样绕口令似的开场白里,徐徐展开了。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只是这一走一来,延宕百年。

《一句顶一万句》,讲述的是孤独,这样的孤独,不是针对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因为一个人不一定孤独,两个人也不一定热闹,本书描述的是一群人。“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小说中塑造了很多的世间百姓,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染布的……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说上知心话的朋友,一个人找另一个知心朋友不容易,你可能跟这个人是好朋友,但是你们未必能说上真心话,其实比人找人不容易的是话找话,《一句顶一万句》反应了一种中国式的孤独和友情观。

本书的作者刘震云曾说:“朋友的多寡,要看‘朋友’的标准是什么。人分这么几种: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知心朋友。‘朋友’的判断,就像《一句顶一万句》开篇写的,不在当面的表白,而是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过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朋友,别人并没有拿你当朋友。另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几个。”

书中的主角叫吴摩西,其实吴摩西不叫吴摩西,而叫杨摩西,其实杨摩西也不叫杨摩西,本来应该叫杨百顺。虽然杨百顺叫杨百顺,有百事顺利的意思,然而却事事不如意。15岁的杨百顺的偶像是喊丧的罗常礼,可是喊丧又养不活人,迫于生活,杨百顺跟着他爹做豆腐,然后陆续学杀猪、做篾匠、信耶苏、给县长管理菜园子,最后“嫁”给了吴香香。

为了有个住处,杨百顺信了耶苏,这是主给杨百顺实实在在的实惠,代价是被意大利传教士老詹改名叫杨摩西。考虑到给县长管理菜园子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以后有个安身的地方,忍辱负重“嫁”给了吴香香,随妻子姓吴,就又成了吴摩西。最后在陕西改叫罗长礼。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个“吴摩西”为生活所累,所逼迫。后来的牛爱国,无奈地重复着他理论上的姥爷吴摩西的轨迹。他们都不懂得“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

如果要问书中的人在奔忙什么,他们也会茫茫然不知何所答。可又何止只是书中人呢,我们不也如此吗。我们在奔忙什么呢?从万里原来延津的詹牧师,从湖南麻阳放官到延津的老胡县令,从延津到咸阳的杨百顺,他们为什么奔忙?

篇6:《一句顶一万句》读后感

近一段时间忙于作业设计,在写作方面也有所怠倦,早就想写一写上次清明放假时所阅读的《一句顶一万句》(此书为作家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我之所以选择看这本书,还得从10多天前所参加的一次会议讲起,那是4月2日下午(清明放假的前一天)。

我和徐老师、赵老师、沈老师一行四人赴萧山银河实验小学参加萧山新教育实验学校的年度会议(我校是新教育实验学校,徐老师代表校长,我作为啃读者代表,赵老师作为班主任代表,沈老师作为新教师代表),大会先集中由教育局董茶仙副局长布置了新教育的年度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然后分组进行活动。

我作为啃读者,归属于“啃读者”读书共同体这一组织,这一共同体由教研室小学语文教研员虞勇军负责组织,目前有38名成员,多以小学语文教师为主,初高中教师较少只有8位,理科教师更少,数学学科只有可怜的四位,我很荣幸是唯一的一名初中数学教师。看来教师中喜欢读书的多以文科教师为主,理科教师以解题见长,在读书方面有所欠缺。但我认为文理不分家,理科教师多看一点人文方面的书,提高自已的文学素养,陶冶情操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先介绍一下“啃读者”读书共同体这一组织吧!“啃读者”读书会是在萧山区教育局指导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目的是通过读书会进一步激发教师读书热情,开阔教师视野,倡导知性阅读,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从而推动整个萧山教师群体的读书生活。读书会是非行政性质的民间组织,倡导平等、务实、自由的学术文化。会员由新教育实验学校推荐和“教师阅读征文”比赛优秀者以及热爱读书、勤于思考的教师代表组成。

“啃读者”读书会由教研室虞勇军老师主持,负责读书会运转工作,负责研究读书会每月活动或各项事务。读书会分成三个小组,由小组内成员轮流负责主持小组啃读活动。在本次会议上,给我们每一位成员推荐了本学期的阅读书目:三月份整书阅读《一句顶一万句》。

4月份整书阅读《听王荣生教授评课》(这本书据说非常抢手,现在很难买到,所以这次会议上没有给我们,只有想办法弄到之后,下次发给我们,这本书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下次拿到之后,我一定认真精读)5月份整书阅读《成功无捷径――第56号教室的奇迹》(这本书我现在也在看,还未看完,只有下次通读之后,再把自已的心得体会写出来)。

还是先讲讲《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吧!我之所以在清明放假这三天看这本书,也并不是有意而为之,而是这几天女儿身体不好,每天咳嗽不断,连续几天到医院挂盐水,我刚好放三天假,有空闲时间,于是我主动向老婆提出陪女儿到医院挂盐水。在医院挂号排队,等待女儿挂盐水的过程中,我也是闲来无事,翻看起了刘震云所著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一开始看时还不觉得怎么样,看了一会儿,我就被里面的人物故事和对话所吸引住。

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构成言说的艺术,都能拧出作家的智慧和心血。在医院看书的时侯,我真的是如痴如醉,挂号排队时我看,挂盐水看的时侯,女儿的第一瓶盐水挂完了,要换第二瓶我都没有察觉,还是她自已呼叫医生的。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精神有问题,那里能理解我急切看完本书的心情。在医院陪女儿挂盐水的三天,我真的体悟到时间的宝贵,生命的短暂,我要以此为契机,争取在工作生活之余多看一些好书,以丰富自已的思想,提升自已的人文素养。

3天时间,我基本上是书不离手,通读了全书近30多万字,我惊异于自已的阅读能力,这在以前我是不敢想象的,看来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当一个人做事专注的时候,真的有无穷的力量。时间也是可以挤出来的,我们平时总是抱怨自已很忙,可每天做了什么事,我们也讲不出个一、二、三来,仔细想想,可能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时间利用,大部分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长此以往,我们慢慢就变得很平庸了,只有对时间以分秒计算的人,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再谈一下小说吧!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有关。

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当话说得上,说得好时,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当话说不上,说不好时,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重要影响。

仔细想想,我们平时的人际交往中不也是如此吗?同事、亲朋好友之间,能够“说得上话”的,我们会多看几眼,每天多关注一点,彼此之间有一种心灵默契的感觉。在繁杂的人际互动中,寻寻觅觅,不也是为了多交几个能说得上话的朋友吗?正因为人与人之间“说得上话”有这么难,所以古人才会发出如此感慨:人生得一知已足矣!可见“说得上话”有多难。

现代人由于科技的发达,网络的快速普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借助于短信、电话、EMAIL、网络聊天,面对面的交流,“说得上话”的机会就更少了。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人更感孤独,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可能只有几m或几十m,但心灵距离相差几千km。人与人之间没有心灵的交流,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所以现代人也感慨,活了一辈子,到头来一盘点,真心朋友可能屈指可数;更杯具的是:做了一辈子同事,甚至在同一办公室,可能也说不上多少话,几十年也只是点头之交。

人与人之间要能“说得上话”,我认为要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处理问题的方式,宽容和接纳对方的弱点,发自内心的去关心他人,去给予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如能做到这些,我相信“说得上话”并非难事,人与人的关系会更加和谐。古人云:“书读三遍,其义自见。”我也要对本书多精读几遍,更深刻体会本书的人物关系和对话精要,进一步领悟作家的思想内涵和写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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