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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历史典故：三百红军突然死亡之谜
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主峰，在青石嘴与国民党何炷国骑兵军第七师十九团展开了一场激战。林彪、左权遂指挥一纵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去，不到一个时辰战斗即告大捷，毙敌200余人，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150多匹。由此装备了一个侦察连，红军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部队。
战斗结束，毛主席站在六盘山一座巨石嵯峨的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吟词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可就在第二天黎明，毛主席被紧急送来的一份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夜间发生了一起红军命案，驻扎在镇外宿营地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
报告称，三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如此集体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300多号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从江西出发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剩下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损失实在太大了！就在袭击敌人的骑兵团，而后在洪德县城突围脱险时也未死伤一卒一兵，怎么会在脱险后的`耿湾宿营地，无任何交火迹象的情况下，如此奇怪地死了300多人。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了，而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就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惊天命案！
毛主席扼腕顿足，无比愤怒，令保卫局即速查办谋害红军将士的凶手。
那是在过草地的时候。草地上的泥沼非常多，稍微不小心就会陷下去，几秒钟就能把人吞没。当时大家都累得没有一丝力气，双腿发软，走着都能睡着。正当大家都想办法唱歌互相鼓劲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身后不远处，一声马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回过头的时候，战士们看到有一匹马，掉进了泥沼里，已经淹了半个身子了，眼瞅着一点点往下陷。那匹马还想挣扎着蹬腿，可是它越使劲，陷得越快，马背上的行李和物品也加快了它陷下去的速度。这匹可怜的马，它知道自己要永远留在草地了，眨了眨眼睛，流下了一行泪水，战士们看到这个场景，也禁不住哭了起来。
突然，有几个饿红了眼的战士拿着刀，朝那还没完全陷下去的马背上割肉。大家已经一星期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能吃的'都吃了，皮带、鼓皮，甚至连羊毛褂子都被大家分着嚼烂了。人都饿昏了，革命还没完，吃了马肉就有力量走出去。反正这匹马要死了，为了革命，远处就有篝火，仿佛他们已经闻到了马肉的香味。这时，他们疯狂地在马背上用刀划、挖，鲜血淋漓，没有人能感觉到马在颤抖……
可是，有更多的战士，他们的肚子也饿得像打鼓一样。他们冲上来，去打那些割马肉的人，甚至还扇耳光。他们一边抚摸那矗立着鬃毛的马，一边含泪痛声骂道：“这帮没良心的，你们有没有人性啊?它从长征一开始就跟着我们，走了这么远，默默地给我们背东西，驮伤员，你们都忘了吗?饿疯了吗?”
他们并没有饿疯，也没有失去人性。只是，这饥饿的魔爪使许多铁骨铮铮的男子汉都倒下了。吃马肉，不是没良心，是没办法呀!
刹那间，泥水弥合了，马彻底淹没了。这一刻，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没有吵闹，只是静静地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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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1军团2师4团与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9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1、4方面军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贺长征中的两大主力会师，并表示要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携手共进，去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4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于会师后改称第1方面军。
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战略方针。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二、关于行动方针。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找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他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20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甘川陕首先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芦花会议(又称黑水芦花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继两河口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示拥护党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行动上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在四方面军中纵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并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党中央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军委于7月18日仍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部队北进。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进展迟缓，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7月20日又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
为了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中央政治局于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会议首先听取张国焘关于四方面军发展历史情况的报告。他全面汇报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他承认由于对敌情的判断错误，以及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的失误，造成部队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的较大伤亡。他说，四方面军在反敌人四次“围剿”中，是用尽力量与敌人战斗的，但由于红军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都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又由于没有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反四次“围剿”，所以最后决定将主力向平汉路西侧撤退。而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为的是保存兵力，继续作战。他还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据地，“未伤原气”，“原气很足”，总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也存在错误和缺点。
接着，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作了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补充报告。他们着重总结了四方面军由于大批提拔工人干部，使红军得到很大发展的经验。徐向前指出：红四方面军工人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对战略战术弱，但主要是自己的经验。
会议对以上3个报告进行了讨论。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对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主要是：1.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使红四方面军在艰苦的斗争中得到巩固与发展，其中有许多宝贵经验是值得一方面军学习的。2.坚决、积极、大胆地提拔工农干部，使红军得到迅速发展。3.坚决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富有战斗能力。4.克服了疲劳和各种困难，到通、南、巴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恢复了原气，使红军扩大了10倍以上。与此同时，与会者也严肃指出了四方面军存在的主要错误与不足：1.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大家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是在预先缺乏准备的情况下退出的，既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又有些轻视敌人，而且战略战术的配合不够，仗又打得不好。因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2.在胜利的情况下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大家认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胜仗的顺利条件下退出的。这违背了中央提出不应退出通南巴的正确主张。3.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大家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由于张国焘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4.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认为，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未能抓紧向川陕甘发展。同时，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干部、游击队都带出根据地，这是战略上的失误。
会议期间，为加强前方部队作战的统一组织与指挥，利于迅速北上，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方面军之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依旧不变。
芦花会议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对于增进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兄弟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敌情的变化，敌胡宗南主力集结松潘地区，张国焘即发生动摇，主张主力走阿坝，另一部走班佑，结果延宕了部队北进的行动，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8月1日，中央军委放弃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3日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形成在甘肃南部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执行这一计划，中央还决定将1、4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4方面军之第9、31、33和1方面军之第5、32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攻阿坝;右路军以1方面军之第1、3军和4方面军之第4、30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1935年8月3日，由张闻天签发了《八月四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沙窝会议开了3天，8月4日至6日。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
会上，张闻天首先作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这一报告即第一项议程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指出有利条件是;1.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他用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但总的方面他的统治是削弱了。2.西北地区：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二是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3.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且能得到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这些特点于革命有利。困难条件是：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继之，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相继发言。发言者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同时，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认为这是增强红军战斗力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同时批评1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打掩护战，有失败情绪，部队疲劳，纪律松弛，减员很大，应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为张国焘的错误辩护，声称张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有些是“误会”。
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的讨论作结论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1、4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他还说：关于1方面军，4方面军的批评是好的，是帮1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害团结的。
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政治局对决议案进行最后修改。
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4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张国焘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4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8人)。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1方面军司令部，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8月5日，沙窝会议通过《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共分七个部分，其要点如下：
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华北国”;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形势更加严重;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削弱和崩溃;苏维埃运动在南部中国虽遭受到部分损失，但广大的游击战争继续坚持着，“尤其是1、4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二、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1、4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它将“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为了巩固根据地，规定了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严厉镇压反革命等各项基本政策。
三、关于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还肯定遵义会议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四、关于1、4方面军的团结问题。强调加强1、4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目前在1、4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1、4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并充分肯定了两个方面军的成绩，认为：“1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最后达到了与4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而“4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1方面军应该学习的。”同时也指出了两个方面军的弱点与不足。还强调坚持1、4方面军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六、关于目前的中心工作。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教育训练、严紧纪律、加紧阶级教育等当前12项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七、关于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要开展反对“左”右错误的两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沙窝会议对于加强1、4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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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右路军由毛主席、周总理、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二怕下雨;三怕过河。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
首先是行难。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
食难
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吃着不经饿。如果直接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所以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
红军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是怎么过的
在极度缺乏食物的情况下，红军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找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
实在是没粮食了，一望无际的草地，没有人烟，战士们吃起了所有能吃的东西。野菜，草，还有身上的皮带，甚至是草鞋上的皮襻襻，锣鼓的鼓皮。老红军们的回忆中，用这几种办法把难咽的皮带嚼进肚：
第一种，煮着吃。老红军郭才高他记得，先用刀将皮带切成一条一条，然后要煮到最表面一层软了，小心刮去，里面就是可以吃的牛皮。
第二种，烤着吃。老红军李文模说，烤到有些变色、变软，就能吃了，可不能烤久，不然烤焦就浪费了。烤了之后撕咬成一小块嚼;嚼几下，喝口水;嚼一天才舍得囫囵咽下。他说他一根皮带吃了一个月。
第三种，先煮再烤。老红军蒲国恩有条战友送的皮带，最困难时解了下来，放在开水里泡软了，再埋在火堆里烤，借着里面没熄掉的火烧熟。
第四种，先烤再煮。先用火烤热，烤完把黑灰刮掉再放到锅里煮，等煮软了切成丝，和野菜粥搅在一起。其实，大锅里才飘着几根皮带丝，看得见，捞不着……
除了皮带、草鞋，还有野菜。冬苋菜、马齿菜、苦菜、灰灰菜、大黄叶、野芹菜……吃到嘴里都是菜。野菜吃完了，吃草根。当发现草根可以充饥后，战士们第一时间传口信给后面的部队——是甜的!
也曾有过苦作甜。那次战士偶然在一处洼地里找到一副牛骨架，上面居然还黏着几片肉，老红军田仁乾几人大喜过望，将它搬回营地集体分配：那几片肉给妇女娃娃们，那骨架大部分给了兄弟部队，只留下一小部分归他们几人，作为存粮慢慢吃。
最绝的是贺龙。当时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的夫人要分娩了，贺龙不声不响用麻绳和针做了一个鱼钩，就这么往水草里一扔，居然还真钓上了鱼。他的堂弟贺文玳回忆：“也许是被红军精神感动了吧，鱼也来贡献。贺龙吩咐炊事员熬了鱼汤送去。后来，萧克的夫人顺利产下一男娃，因在红军土制的`一碉堡所生，贺龙就给娃子取名为碉堡……”
疟疾复发，红军战士戴天福临终前委托卫生员带给毛主席一个纸包，里面是发给重病号的一小块马肉。卫生员流着泪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您!”周围一个个七尺男儿，失声痛哭……
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准备的棉衣、皮衣哪能够几万人穿!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的更多;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这样在泥沼草地行军，真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
阿坝的同志讲：他们访问的老红军说，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聂帅在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宿营难：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怎么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女同志往往两人依偎在一起，这样还暖和一点。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
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红1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队伍，但也有不少同志跟不上。
后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邓岳，当时是个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长征三险的历史典故
长征一路，我最难忘的，还得数那三次濒临绝境……
第一次
在金沙江畔，三只小船渡险滩。当时我所在的干部团为全军前锋。占领的皎平渡口没有桥，仅一能容10多人的小木船，中央红军大部队顿时被阻。我得知附近一渡口有两只船，便带着7连战士去找船。爬过几座山，终于看到一个约有20来户人家的小镇子，还有100多人的敌人保安团。7连战士们伪装成白军，大摇大摆地走进镇子里大喊：“快把枪架起来集合，我们长官要给你们训话。”保安团信以为真，果然出来集合了。就这样把保安团俘虏缴枪，找到了船，顺利巧渡金沙江。
第二次
在大雪山上。爬山前，战士们每人喝了一碗姜汤辣椒水，准备御寒。开始爬山时，大家都没什么反应。爬到半山，就有许多人开始感觉喘不过气来。快到山顶时，山上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接着下起大雪，还夹杂着鸡蛋大小的冰雹，一些体弱的战士开始撑不住了。一名战士在风雪中突然倒坐在地上，虽然战友们赶紧将他扶起来，可是他撑着走了几步却再也挪不动了，永远留在了雪山上。忍痛告别牺牲的同志，中央红军大部队以顽强的毅力翻过雪山。当在山脚下终于见到红四方面军战友时，我和战友们都激动不已，纷纷欢呼：“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那真是热泪盈眶呀!因为这一刻来得太不容易了!
第三次
在过草地中。红军战士们在过草地前，除了粮食，还带上了干柴、脸盆和木棍。可别小看这些东西啊，作用可都大着呢。干柴除了可以生火，还可垫在草地上休息。脸盆既可用来洗脸洗脚，还可用来烧饭烧水。木棍作用最大，走路时支撑身体，过河时探测水深，还可挑行李担东西，宿营时候支帐篷……不少体弱的战士就是靠一根木棍过的草地。红军战士们都风趣地称它为“第三条腿”。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是一进入草地，我们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行进了四五天，我所在的连队已有好几个同志牺牲了。大家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粮食都拿了出来，表示要活大家一起活着走出草地，要饿死大家一起饿死在草地!粮食没了就吃野菜，走不动了就互相撑一把，终于走出茫茫草地，走向长征胜利……
舒启兴是一个15岁的砍柴工，在地主家备受折磨。这一年秋天，红军来到他的家乡——夹金山南麓的'宝兴县。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先后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舒启兴看他们给穷苦人饭吃，比在地主家呆着强，就偷偷跟着队伍走了。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转移去康北藏区，舒启兴跟着队伍翻越了夹金山。他们是在种苞谷的季节翻雪山的。早上天不亮就开始爬山了，雪山很难翻，他们走得很快，一直走到天黑。战友们用柏树皮和干竹子扎起火把，砍来竹竿、树枝做成拐杖，用藏民送来的干海椒做御寒食品，饿了只能吃上一口雪。大家互相鼓励着，搀扶着，艰难地往上爬。
越往上走，路越险，高原反应越大，人也越头晕，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头看，脚底下也有人。这时候人已经走到了疲倦的极限，但是谁坐下来，谁就永远起不来。雪山的天气就像孩子脸，变化无常。一开始还艳阳高照，突然间就能狂风暴雨，下起冰雹。战士们第一次碰到冰雹天气时没经验，都把斗笠顶在头上，结果斗笠全被砸得破破烂烂的。后来就用洗脸盆顶在头上，陶的、铜的，冰雹敲打在上面“叮叮当当”就像音乐。有时候大家没有来得及准备，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大家只好用手捂着脸走路，冰雹砸在手上，生疼生疼的。还有好些战士猝不及防，跌倒了，滑下山了，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午后时分，队伍到了山顶。大家都很累，也很高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过山顶空气稀薄，大家没敢停留就继续往下走了。傍晚，舒启兴所跟随的连队终于翻过夹金山，抵达小金县。
下山后，连队遭到当地土司武装突然袭击。子弹从他的右手手肘射进，又从右肩膀穿出，他旁边的几个战友都牺牲了。为了养伤，舒启兴被留了下来。带着连队发的30斤粮食，返回了家乡。
这些从小就饱受磨难的红军女战士，像每一个男战士一样，把革命当成了活着的唯一目的。她们的吃苦耐劳和不畏生死，与红军中的任何一支作战部队相比，都毫不逊(xùn)色。
一九三四年，妇女独立团，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在红军川陕根据地成立了。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哪支军队拥有如此众多的女战士。
这些女战士，大多来自川北大巴山中的贫苦人家。从小生活就十分贫困。都是早早就操持家务，下地干活。养成了她们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习惯。
有许多女战士在还不满十岁的时候，就被活不下去的父母卖掉了。在别人家饱受打骂，没过一天好日子。
红军到达大巴山区后，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实行男女平等的政策。这些女孩子得到了解放，过上了自由、自主的劳动生活，于是她们开始向往革命，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拯(zhěnɡ)救更多的受难姐妹。
就这样，越是敌人向苏区进攻得猛烈的时候，报名参加红军的贫苦女孩子就越多。是红军的政策让她们生活得有自信，有尊严，她们一定要保护苏区。
成立的那天，正是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边根据地，向西转移的途中，一千多名女同志，一下子变成参与打仗的战士了，女红军们欢欣鼓舞，蹦蹦跳跳。
成立的初期，她们是一个独立团，但随着妇女同志革命热情的高涨，独立团的战士越来越多，一度超过了三千人，曾经扩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
发军装，发武器，还给每人发一个带着红五星的大斗笠，就是长发都要剪短，这是上级的命令。女孩子都爱美，有些女同志舍不得了。
“打仗就打仗，为啥要剪头发?”
“是啊，留着头发还不能杀敌人了?”
妇女独立团的干部见大家叽叽喳喳的，就给大家讲道理：“咱们是来参军打仗的`，不是来比美的。头发谁没有?重要的是看战斗力强不强。咱们剪短了头发，路上行军方便，打起敌人来也利索!”
女同志们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就按上级的命令剪了短发。
部队给每人发了一支枪，个子高的就扛长枪，矮一些的就扛短枪。为了让这些女兵上战场不至于慌张，上级命令她们按正规军队的标准训练。
一边训练，一边行进。红四方面军运粮、抬担架、上阵杀敌……到处都可以看见年轻的女红军忙碌的身影。
为了把自己训练得和男战士一样勇猛，妇女独立团训练得比任何人都要刻苦。她们处处不落人后。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组成战场运输队：有的背着四支枪和一箱子弹，有的背着上百斤的粮食和盐巴，在陡峭的山林中跋山涉水，从不停歇。
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参加了红军，就一心一意战斗，她们就这样负重前进，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
她们奔跑在战火和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每到一个营地，她们都要在冰冷的溪流里，昼夜不停地洗带血的绷带和伤员的军衣，她们的双手由于冰冻和操劳，布满了像小孩嘴巴一样的口子，常常流血不止。
就这样，她们还是整天唱唱跳跳的，一有空就给战士们表演节目，驱散他们的疲劳。许多战士都夸赞她们，能文能武。是啊，在真正的战场上，她们的表现更是出色。
当队伍来到川康交界的理县时，妇女独立团打了个大胜仗，让全体红军战士对她们刮目相看了。
理县是汉族人和藏族人杂居的地方，民族状况很复杂。独立团到了那里就扎好营地，一分钟都没有休息就到县城里去宣传。她们不停地喊话，贴标语，宣传红军的政策的同时，还不忘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
百姓们看着这一群穿着军装，扛着枪的女人，感到十分奇怪。好多老人见她们挺和善，不打骂百姓，就大着胆子问：“你们这些个女子，怎么也拿刀弄枪的?”
“大娘，红军的政策是男女平等，我们女子，怎么就不能当兵啦?”一个妇女团的干部笑呵呵地说。
“是啊，我还杀过好几个白狗子呢!”一个正在贴标语的女战士跳过来说。
“行啊!姑娘!”大娘没说什么，一边的村民都竖起了大拇指。
妇女同志们都很勤劳，她们一边开展工作，一边了解村镇中的情况。好多女战士给百姓家里帮忙，受到百姓们热情的欢迎。很快，她们就和当地人混熟了。许多百姓主动给她们提供消息，让女同志们非常高兴。
在离市镇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喇嘛寺院。国民党兵来到这里，把寺院霸占了，作为临时的“官府衙门”。藏族的百姓不能到寺庙去拜佛，而且不分汉藏，所有百姓都要给那里交粮交物，还时不时地去做苦力。老百姓们怨声载道，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寺院中的国民党兵把自己当成了**，让百姓们送粮时，在一公里以外就得跪下，用膝盖“走”进寺中。许多身体虚弱的百姓还没走到，就累死在半路了。
女战士们听了怒火中烧，大家商量一下，都想替百姓们出出这口气，让这些鱼肉乡民的敌人长点记性。
“团长，我们不能看着乡亲们受苦。”
“是啊，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饭，还得供奉着这个‘皇帝’!”
团长仔细思考了一下，下定决心教训教训这些敌人。
她派出了两个机灵能干的女战士，把敌人的情况摸清。
原来寺庙修在半山腰，院墙高大厚实，易守难攻。这股敌人就躲在这里，从百姓们那里收取粮草、盐巴，真是过着土皇帝的生活。
侦察员回来后，大家更加气愤，都想立刻去消灭这股敌人。还是团长和副团长制止了大家，冷静地想好了对策。
当天夜里，月亮躲在云层后面，四下里一片漆黑，通往寺院的路上，女战士们拿着从村民手中借来的工具，一声不响地挖着土。山野里一片寂静，除了“沙沙”的挖土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战士们干得热火朝天，连平时怕黑的几个小战士，都忘记了黑暗，脑中只想着消灭敌人，为百姓除害。第二天清晨，战壕挖到了寺庙周围，女战士们早就伏在战壕中，静静地观察着寺庙中的动静了。
平日早早打开的庙门依然紧闭，平日里嘻嘻哈哈的笑声也听不见了。团长断定，敌人已发现了妇女团，他们仗着粮草充足，想在这里耗着，等红军退去，或者援兵到来。有几位同志当时就要往上冲，团长拦住了她们。
不能让敌人得逞，妇女团的同志门开会商议。
“敌人对红军闻风丧胆，所以才不敢出来，想等援兵。所以我们不能等了。”一个急脾气的女战士首先发言。
“不行，现在是白天，进攻对我们不利。”
“而且白天敌人容易发现我们是女人。就不怕了。”
团长见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就说：
“我们等到晚上再进攻，进攻时大家不要喊，这样敌人就看不出我们的身份。再派一队从山顶上过去，在敌人的后面进攻，让他们着急，就会自己乱了。”
“这个计策好!给他来一个两面夹击。”
主意已定，团长安排了具体工作，大家就静静地等着夜晚的到来。
夜幕终于降临了，女战士们个个跃跃欲试。黑暗的天幕，半个月亮斜挂着，稀疏的星星在闪烁着。夜雾袭来，夜晚更添凉意，朦胧的月光下，可以看得见不远处的围墙。
团长一声令下，全面进攻开始了。大家都不出声，用身上背的手榴弹猛打，一声声爆炸声在寺院里传出来。
不一会儿，敌人从寺院里冲了出来。红军的火力更猛了，敌人的尸体一炸一大片。这时，迂回到山上的那支女红军也赶到了，敌人一看腹背受敌，连滚带爬地退回了寺庙。
“冲啊!不要让敌人跑了!”
冲锋号吹响了，团长拼尽全力地喊出来，妇女团把寺庙牢牢地包围起来，继续猛攻。敌人十分狡猾，就是不出来。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妇女团长战士们不停的投手榴弹，不一会儿，寺院里冒起了黑烟：敌人的仓库被一颗手榴弹引着了。
这下子红军战士们可来了劲儿，她们抱起大木桩，“一、二、三!”一用力，紧闭的大门被撞开了，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了进去，彻底消灭了敌人。
紧接着，女战士们又忙着救火，把剩下的粮食和盐巴分给当地的乡民，自己也缴获了好多枪支弹药。
这一次旗开得胜，让妇女独立团名声大振，也增加了战士们的对敌经验。同志们的气势更加高昂，面对敌人时更加英勇向前了。
当需要冲上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女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不畏生死。打过几场硬仗之后，原来看不起她们的敌人，害怕到只要在丛林中看见一片红色，就胆战心惊。因为女战士们的枪上、刀柄上全都系着红布穗子。
爱美的她们，在有限的条件下打扮自己，队伍集合的时候，妇女团的同志们头上的大斗笠上，画着五颗鲜红的星星，脚下的草鞋上系着红绒球，那时候，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穷苦百姓，都为她们喝彩!
妇女独立团是军队中的花朵，但她们不是养在温室中的花，而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钢铁之花。
还是在孩童时代，就听大人讲谢振华的故事。说他少年得志，18岁就当红军的团政委，说他32岁便担任纵队司令和军长，说在上海战役时，他以一个军吃掉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一个军，并活捉敌中将军长……
后来阅读红军战斗故事，知道了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穿过沼泽大草地，抵达吴起镇，告捷直罗镇，这些举世罕见、惊天动地的人间壮举，谢振华将军都亲身经历过……
12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万寿路一座静谧的院子，见到了敬仰已久的老前辈。听这位传奇将军讲述了70年前长征路上爬雪山的故事。
“长征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我们能够翻越大雪山、穿过沼泽草地，就是因为我们红军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老将军90岁高龄，身材魁梧，思维清晰，眼睛里充满着睿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
1935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海拔4500米高的大雪山。它横亘于四川西部的宝兴与懋功交界处，山岭逶迤，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
年仅19岁的'谢振华由团政委改任红三军团保卫分局执行科长，负责军团的收容工作，主要是把掉队人员和遗散的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妥善处理，并随时报告敌情，还要保证自身和部队的安全。
在出发前，谢振华向大家特别强调了军团叶剑英参谋长提出的翻山四点要求：一不能快走，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四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搞好团结互助。过夹金山时的两个细节令谢振华终生难忘：在山脚下，他看见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抽查一些连队的准备情况;行至半山腰，他又看见彭军团长的骡子上驮着文件，而他自己则与战士们一起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彭军团长还大声命令一名体弱的战士抓住骡子的尾巴边滑边走。老将军说：“多少年来，我们就是照着彭军团长的样子做的。任何时候都要率先垂范，爱护士兵。”
老将军回忆道：那时的艰苦已经到了人的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他说：“我带收容队的同志走到一个避风的斜坡处，看见有十来个掉队的干部战士围着一堆燃尽的木炭坐着不动。我就过去喊他们赶快走，但他们一个个却像雕塑似的毫无反应。原来，他们已经牺牲。这是因为雪山上本来就缺氧，他们围在一起烤火取暖又消耗了许多氧气，结果因缺氧而牺牲。他们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啊!”
越是艰难的时候，指挥员的作用越重要。老将军说：“本来行军就累得要命，而收容队员的任务更为艰巨。说实在的，那时，我的身体也挺不住了，但我还是咬紧牙关。雪山的天气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天气还好好的，万里无云，顷刻间就狂风大作，有几个战士被吹出十几米远。接着雪和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边鼓动大家，一边搀扶着战士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就这样，我们终于战胜了雪山。”
听长征的亲历者讲述爬雪山的故事，和读历史教科书的感觉不同。长征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的。记者问老将军，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们挺了过来?老将军答道：“是对革命的信仰，人不能没有信仰。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我们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坚持过来，就是我们认为吃这种苦，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翻身解放，相信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一定会胜利。没有这种信念，是不可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军兴致极高，欣然挥毫泼墨：“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老将军叮嘱说，“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有信仰，有理想，有一种精神。希望我们的年轻官兵牢牢记住这一点。”
★ 描写红军长征作文
★ 红军长征路线体会
★ 红军走长征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