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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文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父亲的教育下完成全部知识学习和训练，最终成长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穆勒的成长过程，反映了一代思想家对知识和精神进步的执著追求。一个思想家的成长，也留下了那个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时代的痕迹。
（一）早期教育
约翰·穆勒是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当时的詹姆斯·穆勒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给杂志写文章获得不稳定的稿酬养家活口。在艰苦的条件下，詹姆斯·穆勒一边写作《印度史》，一边亲自教育小穆勒。对小穆勒的亲自教育实际上是老穆勒在实践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 “他是其父按照边沁的教育法培养出来的。”①
在父亲的指导下，穆勒童年就学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8岁起攻读几何和代数，12岁开始系统学习经院派逻辑学。13岁时小穆勒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先后学习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4岁时，小穆勒完成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早期教育。他的知识水平达到了一个在正规教育环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达到的水平。“他正像他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学识就像40岁的人那样。”②
（二）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
18，小穆勒开始学习法律。当小穆勒打开边沁的《立法论》，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向他开启了窗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从行为的效用来判断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判断立法的正义性——给他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此前，经过长期的艰苦学习，穆勒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整理，他所继承的人类知识仍然象一盘散落的珍珠，他需要一根红线将它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 “当我读完《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的思想完全改变了。……象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那种方式运用的‘功利原则’，确实成为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③
自此，穆勒成为边沁功利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1822年冬，穆勒组织成立了功利主义学会，宣扬边沁的思想。1824年，边沁创办了宣扬功利主义思想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穆勒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1824年底1825年初，穆勒在工作之余协助边沁编辑出版了《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一个有远大前途的青年学者已经崭露头角。
（三）精神危机：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陶冶
穆勒面前呈现的是灿烂的学术前景。有着学术界权威的鼎力支持、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的人类知识、有着一个蓬勃向上的充满友爱的学术圈子，这一切将为穆勒铸就成功之路。但是，学术上的成功甚至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人生的辉煌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幸福的意义在于人生目标的实现，那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1826年秋天，这些问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穆勒袭来。
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从梦中醒来。……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④功利主义强调行为的结果是行为评价的唯一依据，在否定动机的评价意义的同时也否定了过程即行为本身的意义。于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受到怀疑甚至否定。这是穆勒精神危机产生的关键。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但是，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这重意义被父亲粗暴地否定了。
对于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来说，穆勒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即使是一个学者也不可能成为一台学术机器。尤其是在以人为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人的关怀必然以自身的人文情怀为前提。因此，自然的情感陶冶是人的成长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在老穆勒对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他否认并刻意贬低了情感的价值，代之以生硬的逻辑和分析。 “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情感；……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够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感情的影响，……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⑤正是情感陶冶的缺失使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最终怀疑生命的意义。穆勒精神危机的结果是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穆勒对边沁不再盲从。他将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给功利主义注入了更有人性化的内容。
（四）思想的发展（I）：穆勒与圣西门学派
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使穆勒急于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圣西门学派的理论不仅为穆勒提供了整理其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知识的有效工具，也成为指引其走出精神苦海的灯塔。1829到1830年间，穆勒先后读到圣西门学派的几本著作，对他们的新颖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圣西门学派对穆勒思想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当他们第一次向我提出人类进步自然秩序的那个与我有关的观点时，我感到大为惊讶，尤其是他们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更使我兴奋。”⑥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理论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建制时期人们接受某种政治纲领或思想理念，随着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既有的纲领和理念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能力，于是进入批判时期。人类的认识就这样周期性螺旋推进。 “这一套理论与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学性。”⑦
圣西门学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及其空想社会主义纲领对穆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自由主义一般理论的批评，在我看来充满着重要的真理；我看清楚旧政治经济学价值的局限性和短暂性，部分也是受他们著作的影响。”⑧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沿着圣西门学派的思路，穆勒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归结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平，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怀疑。“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果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艰苦和越讨厌报酬就越低；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的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挣到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小困难在天平上都将轻如鸿毛。”⑨
（五）思想的发展（II）：穆勒与哈丽特·泰勒
穆勒精神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其理论支点的动摇，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导致的感情空虚。前一个方面，穆勒从圣西门学派那里得到了支持；而后一方面的支持则来自哈丽特·泰勒（哈迪）的友谊。穆勒家族与泰勒家族是世交。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穆勒认识哈迪时，她已经是泰勒夫人。 “就在我达到心智发展的这一时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⑩在穆勒灰暗的生命中，出现了一缕亮丽的色彩。穆勒在与哈迪的
思想交流中体味者生命的价值，丰富着人生的意义。泰勒先生去世后，1851年，穆勒与哈迪结婚。1857年哈迪去世于法国阿维尼翁并葬于此。此后穆勒长期生活在阿维尼翁直到去世。
哈迪给予穆勒的，决不仅仅是情感的慰籍。在穆勒看来，哈迪不仅是他思想上的同行者，甚至是他思想的启迪者。认识哈迪后，“我的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进步，懂得更多事物，过去懂的东西，现在理解得更透彻”⑾。认识哈迪前，穆勒的理论偏重于思辩而对现实的关照不足，正视在哈迪的影响下，穆勒此后的著作具有了明显的现实性。“人们认为我的著作比大多数同样善于大量概括的思想家的著作有较多的实用性，因而我常常受到称赞，其实我应得的称赞只有一部分。那些被称赞的有实用性的著作不是我一个人思考的产物，而是两人合作的结果，其中一个人对当前事物的判断和认识是非常切于实际的，对预测遥远未来是高瞻远瞩和大胆无畏的。”⑿
（六）成就和评价
自1824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后，穆勒就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1936年，穆勒担任急进派刊物《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主编并成为主要撰稿人。穆勒1843年的《逻辑学体系》一书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课题的主要著作；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被奉为经济理论的圣经，政治经济学必读的教科书，一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其垄断地位才被取代；1859年的《论自由》一书迄今还是关于人类权利的经典著作； 1863年的《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学派最好的代表作之一。穆勒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论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未解决的问题》（1844年）、《论述和讨论》四卷（1859——1875年）、《代议政治论》（1861年）、《汉密尔顿哲学探讨》（1865年）、《孔德与实证哲学》（1865年）、《在圣安德鲁大学的就职演说》（1867年）、《英格兰和爱尔兰》（1868年）、《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年）、《自传》等等。
对穆勒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卓越贡献，思想家们给于了高度的评价。
“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五十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代人的思想的影响有象他那样深远。……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高了与他同时一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的。”⒀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术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稳如磐石，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著作为数甚少。固然，亚当·斯密更具有启发性，马尔萨斯更富于独创性，李嘉图更有条理性，可事实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总结这三个人的发现，知道如何把这些发现首尾一致地联结在一起，使普通人对其有所了解。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不管整个经济理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穆勒的著作都将永远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⒁
李嘉图与詹姆斯・穆勒和马尔萨斯论文
一、李嘉图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写作
李嘉图（David Richard 1772――1823年）首先是一个金融天才。14岁时李嘉图就从事证券交易业务。26岁时李嘉图以800镑为资本开始独立经营，到42岁退休时，资产达到160万镑。这一数字使他成为当时的头等富豪。但是，同坎蒂隆、凯恩斯这样的经营奇才一样，后人对他们的景仰不是因为他们的投机传奇，而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学发展的开创性贡献。真正使李嘉图具有传奇意义的还在于，这位经济学说史上一流的思想家，“他所受到的正规教育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受到的最贫乏的教育，这样，他作为一个经济学思想家的成就必须归之于天才。”①李嘉图的成功似乎在挑战经济学教育的必要性。但是，如果没有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年），李嘉图的天才注定会被埋没。
17，李嘉图在某温泉胜地养病期间 ，偶尔翻阅了《国富论》，他“非常喜欢它，以致要取得研究的体验。”②这是李嘉图对经济学产生研究兴趣的开始。此后，李嘉图经常阅读詹姆斯・穆勒主编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爱丁堡评论报》。18穆勒出版了阐述自由贸易主张《商业保护论》，李嘉图大为赞许。此时，穆勒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李嘉图对穆勒深为敬佩，特别对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规的教育很是羡慕”③，李嘉图主动与之结识并成为知交。此后，李嘉图与穆勒经常就当时的热点问题座谈和通信讨论，李嘉图的知识素养和研究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
18，在有关《谷物法》存废的论战中，李嘉图发表了《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小册子，要求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进口低价谷物，以降低工资，增加利润，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发表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穆勒认为李嘉图已经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思想家，还应该成为最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家，于是敦促李嘉图对小册子加以扩充和修改。李嘉图一开始并不情愿，因为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缺乏自信，“穆勒先生希望我整个重写一次”，“我恐怕我不能胜任这一工作。”“我切盼写出一写值得出版的东西，但我诚恳地说，这一点恐非我力所能及。”“我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最简单的叙述中也不能避免混乱。”④此时穆勒承担起一个教师的职责，他对李嘉图鼓励道：“因为你已经是最优越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所以我决心让你成为最优良的写作家。”⑤“正是由于穆勒的鼓励和帮助，李嘉图才消除了对自己从一个经济小册子作者发展成为一位整部政治经济学原理撰写人的能力的疑虑”⑥，李嘉图的信心有所增强：“为了满足我的宿愿，我一定要进行这一尝试。在一两年内，经过反复修改后，我也许能写出可以让人理解的东西。”⑥面对写作中的困难，李嘉图有时不免懈怠，甚至再次流露出“悲观失望的老调”⑦，这时穆勒象一个严厉的教师那样敦促他，要“全心全意研究政治经济学”，要“一小时也不迟疑地立即开始写你所要写的著作……”⑧穆勒不仅对李嘉图的写作给予精神支持，不断督促和鼓励，还在写作方法，结构安排，论点阐述等技术环节给予周详的指导。穆勒的鼓励和指导贯穿于李嘉图写作的整个过程中。18，《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终于写作完成并出版。正是穆勒的无私奉献推动了这一政治经济学历史上既有重要时代意义的著作的问世，甚至可以说，没有穆勒，就没有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穆勒的评说并不过分：“如果不是我父亲恳切的请求与热情鼓励，恐怕这本书永远不会出版，或者永远不会写出。”⑨
二、李嘉图与马尔萨斯：论敌和朋友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是两位在出身、经历、个性和思想观点等方面都有着明显反差的思想家。马尔萨斯出身于上层土地贵族社会，其父亲与当时思想界名流如休谟、卢梭等有着广泛的交游；而李嘉图出身于富有但缺乏社会地位的犹太移民家庭，其父亲似乎是一个惟利是图的投机者。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就博览群书，并进入剑桥大学；而李嘉图从未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马尔萨斯是一个职业学者；而李嘉图的身份是证券经纪人。马尔萨斯过的是平淡无奇的教师生活；而李嘉图不仅在证券经营中一帆风顺，还担任过议员。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李嘉图个人财产160万镑。
马尔萨斯成名早于李嘉图。由于《人口原理》的发表，在李嘉图进行经济学研究时，马尔萨斯早已是名满英伦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很是折服。“它所阐述的理论是那么清楚，那么使人满意，因而引起我的兴趣，这是仅次于亚当・斯密的名著。”⑩在当时关于银行券问题的争论中，李嘉图分别于18和18发表了《黄金的高价是银行纸币贬值的验证》和《答博赞克特先生对金价委员会报告的实际观感》两篇论文，引起了马尔萨斯的注意。为了和李嘉图在相关问题上取得一致，避免无谓的笔墨官司，马尔萨斯主动结识了李嘉图。⑾
由于理论观点的尖锐对立，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在谷物贸易、价值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方面的争论在他们结识后全面展开，并持续到李嘉图离开人世。1815年2月，站在土地所有者立场上的马尔萨斯发表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及其支配原则的研究》和《对限制国外谷物输入政策的意见的研究》，为谷物法的实施及政府提高谷物限价进行辩护；作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人的李嘉图发表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前已述及，正是为批驳马尔萨斯的这篇论文的发表，引出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写作和出版）。18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在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关系中，与终身论敌相伴是另一层关系――终身朋友。在1811年6月马尔萨斯向李嘉图“冒昧地引见自己”⑿ 之后，他们不仅十几年间持续通信交流思想，还经常相互拜访。李嘉图不仅通过自己的证券经营帮助过马尔萨斯赚取投资收益，临终前还留赠了马尔萨斯一笔生活费用。同他们作为论敌的持久争论具有持久的影响一样，他们持久的友谊也是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⒀
三、学术友谊、学术批评和学术发展
在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的故事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一个天才的学生在无私的老师的鼓励、督促和指导下成长为一流经济学家的过程。穆勒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建立在他们对经济自由的共同信仰上，建立在他们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上，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学术友谊对学术进步的促进。但是，在这个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当李嘉图和穆勒之间的角色关系发生变化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学术崇拜对学术发展的桎梏。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发表，使李嘉图成为一流经济学，并成为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体的宗师。这时，穆勒与李嘉图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由以李嘉图为学生和穆勒为教师的师生关系发展为以李嘉图为导师和以穆勒等人为信徒的门徒关系。穆勒就自称他和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的两个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地地道道的信徒。为了传播李嘉图的思想，1821年，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次系统阐述李嘉图的`理论。
对李嘉图的学术崇拜阻碍了穆勒对科学的探讨和对真理的追求。李嘉图体系存在两个其自身无法克服
的矛盾：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的矛盾；劳动价值论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19世纪二十年代，李嘉图体系遭到了马尔萨斯和贝利的猛烈攻击。在李嘉图去世后，作为李嘉图学说的坚定信仰者和继承者，怀着对李嘉图及其学说的深厚感情，穆勒担当起为李嘉图学说辩护的责任。但是，基于信仰而不是科学的辩护注定是缺乏力量的，放弃了科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失败。在对第一个矛盾的解释中，穆勒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实际上是取消了李嘉图一贯坚持的劳动价值论；而在对第二个矛盾的解释中，穆勒关于新葡萄酒和陈葡萄酒的解释最终成为学说史上的一个笑话。穆勒的解释丝毫没有解决李嘉图体系的矛盾，反而将李嘉图学说庸俗化，并最终导致了李嘉图体系的解体。
由于不同的世界观，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是，基于对真理和科学的共同信仰，使他们在讨论问题时能够做到笃实不欺，不为情感所俘虏。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⒁。对真理的热爱，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狭隘情感。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⒂而正是对科学和真理的执著，使他们能够在一生的尖锐论争中保持纯洁而深厚的友谊。这是一种只有胸怀坦荡的思想家才有的友谊。李嘉图去世前写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辩者一样，在许多辩论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各自的观点。然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⒃
实际上，基于科学精神的学术批评也正是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李嘉图写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过程，不断与马尔萨斯商榷，在与马尔萨斯的不断论争改进自己的观点和写作；也正是通过与马尔萨斯的论争，李嘉图在其最后的著作《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中，对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才取得明确的认识。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快感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抵抗性而著称，强调大众从文化消费中获得的“快感、意义”，并挖掘和研究了大众文化的权力运作机制与文化抵杭过程。但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
一、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直接利用了两种当代思想文化资源。其一是法国文化理论家德塞都的学说。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强调，被支配的社会集团可以通过采用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利益。他指出，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但却能控制它的消费。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商品不仅是消费者接受的对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接受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使用价值和功能，使之部分符合自身的利益。任何大众文化形式在它企图施加控制的同时，都会导致颠覆或抵抗。费斯克利用的又一思想资源是八十年代出现的“快感”理论，它直接受惠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这种快感理论把快感看作是一种对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进行抵抗的重要资源。但对费斯克快感理论更重要的支持则来自于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对身体快感的论述。巴特认为，身体是脱离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是自然而非文化的产物，这样它就成了抵抗文化控制的最后一个据点，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空间，属于身体的快感也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具有了积极意义。
二、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费斯克正是在吸收了德塞都、巴赫金和巴特等人的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针锋相对的大众文化理论。在此之前，关于大众文化最集中、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论述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大众文化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和控制性，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创造力和想象力，助长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业已式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
费斯克首先批驳了阿多诺等人关于“大众”的观念。阿多诺等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长期推行的非个性化和齐一化，大众己经变成了一个单质的整体。费斯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组合。他指出“关于大众化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各种对立力量”，“尽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具有同质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群体仍然保有相当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要求生产与这些身份想适应的不同的声音。”如果大众是复杂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要在广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须适应复杂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复杂和多元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忽略了大众文化的这种复杂性。 费斯克进一步指出了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是如何生产出来了的，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经济”说。他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他又指出，这种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他不仅在财经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与之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之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从财经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动，因为在财经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接受者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费斯克指出，大众在这种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当中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其表达方式有多种，不过都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在费斯克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德塞都和快感理论的影响。
三、质疑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首先，菲斯克的“快感”理论宣称快感和意义的生产是从大众文化所提供的资源中进行的。文化工业所批量炮制的流行文化在费斯克看来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利武器。在他看来，商业流行文化从本质上讲即使不是激进的，也是进步的。因为他在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活力和创造力，因而也从中找到了社会变革的机会和动力。两个薪水不高的女秘书在高级成衣专卖店，将店里的衣服随心所欲的试来试去，在镜子里和对方的眼睛里享受了自己“窃来”的动人形象，随后换了衣服从容而去。依照费斯克的观点的阐释，她们如此这般的共同颠覆了店主和厂家赚钱的本意，打破了商店通过内部摆设诱惑消费者购买的企图。这也是说，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实实在在的商品，那么就请消费它的形象和影子。
需要指出的是，快感的获得是以政治经济基础为前提的。费斯克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权力混为一谈，资本的支配权与普通人在市场上对商品行使的选择权当成一回事，无视商品的选择需要购买力支撑这个基本事实。“买不起”与“选择不买”，二者所获得的快感是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的。“买不起的人”在费斯克的理论中成了“选择不买的人”，而且这些人仍然能够享受到选择的快乐。当然，没有人能够否认消费给人带来的快感，社会学分析也正是在追究谁还有更大的政治经济基础去从消费中获得更大更多的快感。以费斯克为代表的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以轻松惬意和机敏诙谐的符号学分析替代严肃的社会分析，结果肯定是对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
研究马约翰对大学体育的影响论文
一、马约翰体育思想的科学性
1注重科学理论指导学生体质水平的提高20世纪初叶，中国青少年还不知道西方体育。由于中国传统观念是让学生成为儒生和雅士，激烈和刺激的运动项目和体育竞赛被认为是粗鲁和野蛮的，因而并不为大多数中国学生和教师所接受，体育锻炼和身体活动甚至对他们来说是乏味的和讨厌的。因此，中国学生的体格和健康水平与西方学生相比相差甚远，多数人体质健康水平甚至达不到西方人的最低标准。清华大学则是中国最早设立西式体育的学校。从建校之初，就由体育部教师对全校700名学生进行了严格的体质健康测试和运动处方指导。每个学生每天早晨要做15min的自由体操，下午要有1h的体育比赛或其他体育活动。体育部和医务室共同为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和测验工作，每个学生每年都要有1次医学检查、2次体格检查和测验。一次是在学期开始，一次是在期终。体格检查中同时有4种方式：身体测量、体能测验、体格检查和运动处方。对学生进行效力测验，编制总体力表。首先进行身体测量（形态：高度、围度、宽度、厚度），然后进行体力测验（机能：肺活量；力量：握力、背力、腿力、握推、引体向上），身体医学检查（外科、心肺、呼吸、视力、牙齿），对于体格不好的学生开出矫正体操的运动处方，并在监督下进行体操练习。在学期结束前，还要对学生进行一次体格检查，这样可以发现学生体质增进的幅度，同时还可以发现那些由于懒惰而忽视锻炼的学生。这是一种奇妙的“惩罚”，使人相信体育的价值。“卫生、医学、体育三者对于健康都有直接的重要关系，但三者对于健康的关系不同，卫生是在造成合适的生活条件及环境，使我们能较安全地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医学是诊治疾病与医疗损伤，体育是使人发育到真正健康的水平，增加抵抗力，这种抵抗力不但能抵抗病菌的侵袭，并且能抵抗疲劳。”这就是马约翰对运动对体质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和效果的科学解释。
2体育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学生体魄与人格并重马约翰对体育的科学价值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体育的价值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且能在实践中加以科学地运用。马约翰认为：“教育是为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第一，有高深的知识；第二，身体强健，能做事；第三，健全的人格。造就此三项标准的人才，是教育对社会的责任。体育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身体进行训练，有了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才能求高深的学问。运动尤其是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体育对上述3点皆有贡献，故体育是教育的重要部分。”马约翰经常在体育课上给学生热心讲解锻炼身体的意义和方法，令学生们记忆深刻。马约翰十分重视体育教师的作用。他倡导：“体育应为建树有能力的人才而做贡献。”他认为：“一个体育指导者对于建树学生的人格和锻炼学生的性格比大学任何部门的机会更多。”
3体育的迁移价值及科学锻炼方法探索1925年，清华大学设立留美预备部、大学部、研究院（国学研究院）。马约翰赴美攻读硕士学位，发表论文《体育的迁移价值》，翌年回国再任体育部主任。此文的完成标志着马约翰先生的体育思想已经形成，这是一篇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论文。“体育之所以为人们共同喜爱，不仅是因为它带有明显的消遣和娱乐性质，更主要的是它包含着身体教育、技术教育、心理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和思想意识教育等广泛而又相互不可分割的丰富内容。”马约翰认为：“从教育观点看，体育可以使感觉器官更加敏锐，并对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品质提供实际的训练。”对于科学的锻炼方法，马约翰先生认为锻炼要有4个原则：第一，经常和持久；第二，有计划、步骤和方法；第三，有科学的根据；第四，生活要配合锻炼。
二、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大学体育实践
伴随着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大学体育实践都产生出了能够昭示后世的标志性成果。有些实践运行上的“视点”，尽管年代久远，在时间空间上与当下没有可比性，但仍会给我们以强烈的震撼，至今仍然可以起到启发和借鉴作用。
1教学条件建设19清华建成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体育馆，馆内有篮球、手球场，80码悬空跑道和各种健身、力量练习设施、设备；体育馆有暖气、热气干燥设备等，特别是附设的室内游泳池，实行池水消毒，确保卫生清洁。
2锻炼标准1919年实行“清华学校初等科五项体力试验表”，其标准为：100码（91.44米）14秒，880码（8067m）3min；游泳20码（18.29m），跳高4英尺5英寸（1.346m），射箭环靶10环或熟悉篮球或足球规则，学生必须通过5个项目的规定标准，才能“出洋（留学）”，不及格者留校，直到及格为止。1925年开始的“体育实效实验法”，包括身体测量（23项）、体格检查、体力测验（7项），然后按照计算公式测出总体力，此时体能测试标准为：爬绳离地15英尺（67m），跳远14英尺（27m），100码（91.44m）14s，鱼跃前滚翻或腾跃栏杆（支撑跳跃、高度齐胸），游泳20码等五项。
3群体活动1926年清华大学即成立有学生体育协会。在民国时期清华学生的“铁马”“金刚”“黑桃”“优游”等体育协会的名声颇为响亮。
4体育课程建设1933年，清华大学体育的目的是“使学生身体获得健康，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体育的任务是“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掌握必要的生活技能（指游泳），掌握自卫技能（指武术），发展1~2项专长和爱好”。体育课为4年必修，每周2学时。体育课的教材按运动分类，均依其难易程度，分为甲（四年级教材）、乙（三年级教材）、丙（二年级教材）、丁（一年级教材），对有慢性病和体弱的学生开设体弱班等。
5体育代表队建设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就培养了一大批闻名遐迩的旧中国全运会和华北运动会的冠军；1936年，旧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田径队在清华集训；马约翰先生作为中国田径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6学生培养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1931年入学，是“清华历史上身高不达标的学生（1.49m）”，正是在马约翰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下，不仅热爱体育，刻苦锻炼，还入选了田径队、越野队、足球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一语概之：体悟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和其指导下的实践，汲取成功的经验，对推进现代大学体育的创新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现实意义。
三、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与现代大学体育的融合
1在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的传承和催化下，形成了优良的大学体育传统强身健体，报效祖国。从“体育强国”理念到“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人生目标，把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与救国、强国和建设祖国联系到一起。运动为载体，人格是追求。体育运动不仅局限于强身健体，而是重视人格的塑造与意志品质的培养，寓德于体，在体育中追求到身心发展的和谐，即有勇气承担风雨、有毅力克服困难、有意志战胜自我、有健康服务国家。面向全员，重视体育意识和参与锻炼的全过程。
2马约翰提倡“和睦快乐的大家庭”马约翰师德高尚，凡事以身作则，与人为善，人格和精神深孚众望，在他的带领下，形成了风气正、有活力、有效率的体育教师队伍。对青年人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
3马约翰注重“精神、思想和身体的全面发展”马约翰指出“体育为教育之重要部分”，具有“建树人格的重要作用”。“体育活动包括生活中所有的功能方面――体育的、智育的、社会道德的诸方面。”
4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的主线就是育人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长期积淀的过程，其对大学体育的认识，也经历了“体育救国”，“不给中国人丢脸，不让美国人耻笑为‘东亚病夫’”，以及把体育上升到政治高度的时期等，经过不断地探索，逐渐汇集到体育的真义，即运动是身体健康之本、是健全人格之重、是体育精神之源。
四、结语
纵观马约翰先生的一生，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体育教育家和体育精神的践行者。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马约翰先生的体育教育思想对清华大学乃至全国的体育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些实践运行上的观点和方法，尽管年代久远，在时间空间上与当下没有可比性，但仍会给我们以强烈的震撼，特别是“学生体质下降”这个热门话题及现行我们的“对策”，让我们感慨和“无言”。深刻领会和学习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和其指导下的实践，汲取成功的经验，对推进现代大学体育的创新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学习和领悟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是履行体育教师职责，达成教书育人使命的信念激励；提炼和内化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是大学体育形成育人特色和优势的必然追索；弘扬和传承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是大学体育可持续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
十年来国内关于约翰·斯坦贝克的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大家，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七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一度和福克纳与海明威齐名。他生活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汇的时期，一生矢志于小说实验，因此他的小说具有多元特征。本文综述了十年以来国内对斯坦贝克作品基于不同层面和视角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的理解，从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归纳和概括了几条主要脉络并逐一列举阐释，力图让读者从众多的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文章中对研究视角的相似落脚点和新颖之处有一个明了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斯坦贝克;主题意义;作品解读的理论工具;艺术手法;传承精神
引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为一名多产的作家，斯坦贝克一生创作了近20部小说。虽然它们大都以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为背景，但其主题范围包括了文化、政治、战争、自然科学和社会各个方面。他的这些著作既赢得了读者的普遍喜爱，同时也吸引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对斯坦贝克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致的声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斯坦贝克的评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经有评论家把他归于“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言人，这种观点在当今看来是对作者本人及其文学创作初衷的曲解。斯坦贝克一生著作甚丰，在其创作生涯中期的“工人三部曲”———《胜负未决》、《人鼠之间》以及《愤怒的葡萄》题材的确来源于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下农业工人的生存现状，但是作家的初衷是反映农业工人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悲惨境遇而并非成为激进的“左翼”代言者。然而，当前绝大多数的主流评论家已更清晰、更透彻地把注意力聚焦于斯坦贝克作品中现代性的表现手法。威尔伯·尼德海姆曾说过:“斯坦贝克是深不可测的，他从不用同一种方法去进行两部小说的创作，而且也从不运用相同的感情或理性视点。”[1]托马斯·芬奇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斯坦贝克有意识地使第二本小说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与第一本不同，第二本小说在内容和主题方面可能更具有试验性，而第三本小说与第一本和第二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2]正是这位作家在创作风格或技巧上的不断尝试才使得国外及国内评论家对他的关注力度一直不曾削弱。但是相比之下，国内对斯坦贝克的研究素材还是明显少于国外。本文着眼于十年以来国内研究该作家作品的既有材料，再结合自己的理解从而把零散的研究成果梳理为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以期读者对这位闻名遐迩的美国作家有一个清晰而系统的认识梗概。
一、国内斯坦贝克作品译介出版
斯坦贝克一生写了约20部小说，许多短篇故事、电影和电视剧本，以及非小说作品。他是较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美国作家之一，其公认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早在1943年就被翻译成中文。现在他重要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都有中文译本。但是笔者在有限的资源查找情况下只罗列了既有明确译者与出版社出处的译本，主要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胡仲持译《愤怒的葡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赵家壁译《月亮下去了》，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刘红霞译《珍珠》，198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秦似译《人鼠之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史津海、富彦国译《小红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王永年译《伊甸园之东》，20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吴钧燮译《烦恼的冬天》。斯坦贝克的其他作品诸如《金杯》、《胜负未决》、《天国牧场》、《菊》、《逃亡》也都在国内有译本出版。
二、国内斯坦贝克作品的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斯坦贝克的专著几乎没有，对斯坦贝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论文这一形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中国知网和全文数据库中的搜索结果来看，近十年专门研究斯坦贝克的论文不到70篇。其中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世界文化》此类重点刊物以及各类大专院校学报上都有发表。国内斯坦贝克研究主要聚焦在该作者不同作品中凸显的主题意义分析，文本中人物形象分析，作者小说中渗透的诗学追求探析(即小说主题的史诗性)，作者小说的美学价值研究，文本的艺术手法研究，小说的现实意义研究以及用具体理论工具来解读某些作品等等。下面试以上述主要研究视点为纲要来具体概括国内研究成果及现状。
三、国内斯坦贝克作品研究的主题意义概述
国内从主题意义作为切入点分析斯坦贝克主要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题:(1)作者通过文本对当时道德意识逐渐淡漠甚至沦丧的反映，反思以及对世人的警醒，如在《“迷茫时代”的道德歌手———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叙事》这篇论文中，田俊武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剖析《胜负未决》，《烈焰》，《伊甸之东》和《烦恼的冬天》这几部作品中作者是怎样将“人类状况的当代迹象与人类过去的经历结合起来”，[3]“从而渗透了人类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行为”。斯坦贝克的小说，不管是《伊甸之东》和《我们烦恼的冬天》为代表的长篇，还是以《胜负未决》和《烈焰》为代表的中篇，都意在表现这一主题。虽然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有几个不同层次的伦理主题，如关于善与恶对立、人类堕落与救赎、普世之爱、人类孤独、美国梦破灭以及关于出行的主题等，它们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揭示人类境遇的规律。在这些众多的主题中，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善与恶冲突，另一个是人类的出行。这两个主题是有机联系的，斯坦贝克就是要揭示在善与恶冲突的宇宙中人类的出行问题。而在人类的出行中，自然可经历善与恶的冲突、灵魂的失落与救赎、人类的孤独以及梦幻的追求和破灭等人生重大的伦理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烦恼的冬天”的伦理学意义》这篇论文中，作者汪涛把小说主人公对人性中善与恶的思考作为该小说最值得探讨的主题来分析。《烦恼的冬天》表达了作者对美国社会道德失落的烦恼和不安，这当中运用了诸多现代派的写作手法，表达了斯坦贝克所塑造的主人公伊桑﹒霍利对个人美德及社会群体道德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探索。而同样一篇写《烦恼的冬天》的论文则是通过透视主人公经历道德和信念的动摇，沦丧和回归这么一个过程来折射出当时整个美国社会必不可少的各种矛盾不调和性的外在表现，从而得出的结论是斯坦贝克本人关于社会发展对人性的异化和人性本身固有的完美性的深切关注。
(2)斯坦贝克作品中的乡土情结以及作者通过作品的主题意义旨在向读者宣扬的人与土地和谐共处的“环境伦理观”。在《从“鼠与人”看斯坦贝克的乡土情结》这篇论文中，两位作者赵慧珍，蒋莃蘅从乡土情结得以发展和显现的条件及得以投射的三个主要方面印证了《鼠与人》的乡土情结及这种情结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人与土地的和谐相处———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环境伦理观中》，作者张昌宋以斯坦贝克后期的几部作品尤其是《美国与美国人》，《和查理一起旅行探索美国》中主人公为建立与土地的和谐关系所进行的斗争中所凸显的人类对环境的关注。张昌宋在该文的两大组成部分中始终用几个不同文本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为佐证来透视斯坦贝克自己要表达的隐形观点，即“重要的究竟是什么?”“该容忍什么?”“对这些问题我该相信什么?”[4]等在环境方面得到过认真思考的问题。并且论文作者没有局限于刚刚提到的两部小说，而是广泛搜罗了其他的几部作品来印证斯坦贝克的环境伦理观早在其小说中被系统地提出并加以证实。在此主题意义上解析手法最独到的莫过于郭招兰的《从“愤怒的葡萄”看斯坦贝克的农业观》。该文从原小说文本中提炼出农式耕种与农业垄断化之对比、接近土地的生活同冷漠的机械之对比、生长的语言和破坏的语言之对比，来表达斯坦贝克的农业观，这对当时和现今的人们都有很大的启迪和指引作用。
(3)原小说文本中的宗教意识和救赎意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最具视点独创性的论文笔者认为有两篇，分别是田俊武的《约翰·斯坦贝克作品中的宗教意识》和钱文霞的《再建“伊甸园”—试论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救赎意识》。前者从斯坦贝克创作生涯主要时期的社会现状及其对这种动荡和文明的堕落对斯坦贝克信仰的巨大冲击为研究导向，进而从作者的众多不同文本中解读出斯坦贝克深感美国文明的堕落，转而向基督教和东方道教寻求拯救西方文明的道路。同时作者详细指出了原文本的作者是如何在其原著中体现浓厚的基督救赎意识、摩尼教的善恶说教和中国道教的道德启示。后篇聚焦于《愤怒的葡萄》这部著作，采用原型理论为原点，从圣经中上帝对诺亚一家、摩西对以色列人、以及耶稣对犯有原罪的羔羊的不同拯救方式入手，进一步寻找这些拯救方式的`相同之处———他救，从而探析救赎意识在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的别样体现，也即自救。
(4)从主人公心理成长和心路历程来研究问题。关于此类主题意义的文章一共有三篇。杨雁在《成长与毁灭———论斯坦贝克的<小红马>》一文中，将主人公的心路成长历程分为成长与毁灭两个阶段;黄琦在《“菊花”与“苹果”的角逐———对斯坦贝克<菊花>的现实思考》一文中，从文本里分别解读出“菊花”与“苹果”的象征意义，“菊花”是精神世界的象征，而“苹果”则体现了物质世界的诱惑，“‘菊花’与‘苹果’的角逐是当代社会方方面面存在的危机对人内心真实自我摧残的表现，展现了女性意识从萌芽到发展到毁灭的心理历程”[5]。文章试图分析文中暗示的男女性别的抗争、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及人与自然的搏斗等各种社会矛盾，以充分揭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个性意识斗争与自我价值压抑和束缚，以此来呼吁现代社会人们对人的内心冲突的关注，寻求人与真实自我的和谐相处。有关此类主题意义为背景的论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璐的《追寻自我身份的幻灭之旅》，该论文以文本比较研究为科研方法，从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幸福》和斯坦贝克的《菊花》就两个女主人公婚姻生活相似的故事发展结构入手，分析两位女主人公追寻自我身份的主题，探究她们走向幻灭的深层次原因;但论文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探讨，而是结合作品创作时代的社会状况、社会和女性的关系以及女性心理的痛苦压抑来总结两主人公幻灭结局趋同的深刻原因。
(5)从具体文本中解读出作者的超验主义思想和自然主义思想。
四、国内斯坦贝克研究之作品解读所运用的理论工具
斯坦贝克著作甚丰，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几部长篇及中篇小说上。据笔者统计，有超过七种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工具被运用到分析斯坦贝克的一些知名作品中，它们分别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神话原型或原型理论，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
五、国内斯坦贝克作品的艺术手法方面研究概述
了解斯坦贝克作品的人都惊叹其作品涉及主题之广，题材之宽泛，文学创作艺术手法之多元化的驾驭能力。笔者查阅了国内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艺术手法方面研究的论文，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是针对作家的某一部作品来研究其写作的艺术手法。笔者从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章中总结了几个研究视点，它们分别是:斯坦贝克作品中史诗风格主题的运用，非目的性方法在写作中的运用，典型人物的剖析，发人深省的象征手法，有效的对比技巧，优美的诗化语言和暗示性的结尾。以下笔者将上述艺术手法在具体作品中的体现和运用逐一做简要概括。
1.史诗风格的主题。田俊武，孙晶晶在《简论约翰·斯坦贝克两部史诗性小说中的人物命名》一文中，特别提到“《愤怒的葡萄》和《伊甸以东》是斯坦贝克最著名的两部史诗性长篇巨著，它们通过描写约德一家和亚当一家在失意的出行历程中所经历的痛苦、悲剧性毁灭以及最终获得的灵魂的升华或救赎，来企图表现一种‘崇高’和‘宏大’的主题”。为了表现“出行”和“救赎”这个人类亘古以来最宏大的主题，斯坦贝克在人物塑造和命名时和《圣经》中的人物、情节等进行了显在或隐在的关联。斯坦贝克成名前后曾认真研读过许多国家的关于文学哲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文献，这对他小说诗学追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非目的性的方法。田俊武在《目的论与非目的论———简论斯坦贝克的哲学观和创作》一文中，系统性地阐述了“在非目的论哲学观的影响下，斯坦贝克前期的小说具有文献式现实主义的特征，即小说主要用客观、生动的画面来塑造人物形象，用富有冲突性的对话来叙述故事，它们具有电影的视像性和戏剧的对话性，因此可以称之为‘电影小说’和‘剧本小说’在目的论哲学观的影响下，斯坦贝克后期的小说具有文献式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意识流等多元的特征，作品达到作家所希冀的宏大的效果。”[8]3.典型人物。人物创作是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众多小说中各种主题意义的实现都是对某个某些主人公心理或行为在时间发展过程中的刻画而得以实现。如《罐头厂街》的华人老李。
4.通过该角色的故事才能凸显作家文章中所蕴含的对东方哲学和华人的态度;还有《菊花》中的伊莉莎等等。他运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经历和感受诉诸笔端，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5.发人深省的象征手法及有效的对比技巧。林六辰在《约翰·斯坦贝克田园小说中景物的象征意义》一文中，通过斯坦贝克不同的几部作品中有关动物，植物和山川的象征在原文中的体现佐证了作家高深的语言修养和艺术美感。蒋璐也在《追寻自我身份的幻灭之旅———斯坦贝克<菊花>与曼斯菲尔德<幸福>比较研究》一文中分析出“菊花，作为伊莉莎象征，蕴含了她未被发掘的女性意识和女性气质。而斯坦贝克之所以选择了偏中性的菊花而不是玫瑰等明显的女性植物，暗示了伊莉莎原本缺少女性气质的事实”。
6.优美的诗性化语言和暗示性的结尾。田俊武在《简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诗性语言》一文中，从几个特征佐证了斯坦贝克对音乐的爱好以及他深厚的诗歌素养使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诗性特征。特征之一是小说题目的诗意隐喻性;特征之二是人物口语的形象、哲理性;特征之三，是叙事语言的诗性化，这也是作家小说诗性语言追求的核心部分。而樊林在《有限的结局无穷的韵味———斯坦贝克小说暗示性结尾试析》一文中，以《煎饼坪》、《人鼠之间》、《菊》、《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和《珍珠》这几部作品为例来分析暗示性结尾分别是怎样体现及借此更有韵味的点亮主题。
7.从圣经的因素在斯坦贝克作品中的体现，隐喻的使用技巧，文本异常的结构及独特的艺术，原著作者小说的美学价值研究等等这些视角来研究斯坦贝克的也不罕见。
六、斯坦贝克作品对欧美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对中国文化态度的转变
田俊武在《约翰·斯坦贝克和欧美文学传统》中系统地从作家青年时期的阅读经验到如何以及从哪些方面深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影响详尽地阐述于字里行间;张昌宋在《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文中聚焦于《罐头厂街》和《伊甸园之东》这两部作品中的华人形象不同的比较，借此来体现了斯坦贝克接受中国人，尊重中国人思想的态度的转变以及他敢于正面塑造华人的勇气。
结论
从近十年来国内对斯坦贝克研究的结果来看，斯坦贝克作品在国内研究的视野和维度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飞跃和拓展。之前由于只注重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差异的方面，国内大部分研究都认为该作者是“无产阶级左翼作家”，“披露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无产阶级受剥削”等等类似的总结。这其实是对作者整个创作生涯的粗浅理解和片面理解。而今，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明显聚焦于作者除了“农业工人三部曲”之外的一些文本，从创作审美，文化解读，文化传承等等众多的领域对这位文学大家进行文本批评，研究明显走向成熟和理性以及全面多元化，横向和纵向研究都兼而有之。
约翰·邓恩爱情诗中太阳、圆规和三角形的意象解读论文
摘要：善于运用宇宙天体意象进行诗歌创作是邓恩特色之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圆形和三角形意象。本文以太阳、圆规和三角形为例，解读邓恩对和谐爱情观的独到理解和表现。
关键词：圆形；太阳；圆规；三角形；和谐爱情
约翰·邓恩(JohnDonne,1572-1631)是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以“奇思妙喻”(conceit)著称，经常把太阳，星体，圆规等看似怪诞的意象运用到其爱情的写作当中。邓恩对数字和几何图形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能力，尤其钟爱圆形表达自己独到的爱情观。他的创作灵感主要得益于“毕达哥拉斯—托勒密宇宙论”(亚里士多德—托米勒宇宙理论)，这个古老而传统的宇宙理论也曾是无数诗人的创作源泉。“卓越的诗人总是力图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反映传统的宇宙模式，并赋予源自于宇宙的各种意义”
1，邓恩正是利用圆形在宇宙概念中的涵义来诠释他的爱情观。
依据毕达哥拉斯-托勒密宇宙论，人们所指的传统意义上的宇宙是指肉眼可见的有形宇宙，它的主要特征是圆形。“柏拉图说，神以自身的形象创造宇宙，把它做成了圆形，这是所有形体中‘最完美、最自我相似的形体’”。
2宇宙(cosmos)在英语中意为“秩序”，毕达哥拉斯采用这词来指形状匀称和谐的宇宙。综上可知圆形具有神的属性，它是无所不在、不所不包的和谐完美的象征，它在传统的宇宙结构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无独有偶，在邓恩的诗作中，圆形的意象比比皆是，他以圆形的视角对世间的一切进行审视和思考。包罗万象的圆可以幻化为任何图形，本文取太阳、圆规和三角形三个意象对邓恩的圆形理念进行深入剖析。
圆形意象与太阳
十六、十七世纪的诗人大都遵循“摹仿自然”的诗学原则，摹仿自然的实质就是摹仿宇宙。如果说圆形是人类对宇宙的摹仿，那么太阳则是诗人把具化的宇宙形象进行的二度临摹。太阳是宇宙七行星之一，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书中，太阳被拟人化为老者的形象，它头戴王冠，手持王笏以及书册(太阳神阿波罗同时又是乐神和诗神，书册暗示太阳与诗歌的关系)。因而太阳意象经常被作为掌控万物的王权的象征，人间的国王就是地球上的太阳。在《上升的太阳》中：
忙碌的老傻瓜，不守规矩的太阳，
你为什么要如此，
透过窗户，透过帘栊来把我们探视？
难道恋人的季节必须与你的运行一致相当？
没礼貌又爱教训人的家伙，去呵责
迟到的小学生，和慢吞吞的伙计，
……
你的光芒，那么威严，强悍，
你为什么要这样认为？
……
在这里，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太阳因为打扰了温存中的恋人，才被主人嗔怪为“老傻瓜”。但“忙碌”、“爱教训人”、“光芒威严”、“强悍”这些修饰词恰都显示了太阳的王权和威望，它是宇宙统治者的化身。在此邓恩借用陌生化的手法挑战象征权威的太阳，目的是突出表现处于幸福中爱情的恋人可以拥有和太阳一样的权力，在主人公爱情的宇宙世界里，他们就是宇宙世界的中心，也只有爱情的力量才能转变太阳至高无上的权威。
她是所有国家，而所有王子是我，
此外什么都不是。
王子仅仅扮演我们；于此相比，
一切荣誉不过是游戏；一切财富都只是假货。
太阳你只有我们一半快乐，
看到这世界竟如此缩小；
你年迈需要安逸，既然你的职责
是温暖世界，那么温暖我们就够了。
在这里照耀我们，你就无处不在了；
这床是你的中心，这四壁，你的轨道。
太阳(sun)与儿子(son)是同音词，太阳是统治者，而我们都是太阳的儿子。太阳俨然一副长者严肃的尊荣，他密切关注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将一切讯息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恋爱中的男女希望拥有足够的自主权力。既然是太阳的儿子就应该拥有和父亲一样的权威。太阳是大宇宙的统治者，那在爱情的现实国度里恋人也是自己小宇宙的主人。男女之间和谐的爱情自成一个国度，匀称完美的圆形是小宇宙的缩影。
二、圆形意象与圆规
圆规是对圆形意象的另一摹仿，是另一个典型的宇宙象征。一个完美圆形的绘制过程，首先是确定圆心的位置，然后由圆规的一脚确定中心，另一只脚倾斜从起始的位置运动最后回归。通过圆心，配合双脚就可以规划出完满的圆周组成完美永恒的圆形。在由男女爱情构成的圆形国度里，男女主人是这王国的主角。
在《赠别：莫伤悲》的最后三节中，邓恩将此观点表现的淋漓尽致。
即便是两个，也好比是
圆规的一双脚紧固相连；
你的灵魂，那定脚，坚定不移，
但另一脚移动，它也旋转。 虽然它居坐中心，
但另一个在外远游时，
它便俯身倾听它的足音，
那一个回到家，它便把腰挺直。
你对我就会如此，我比得
像另一只脚，环形奔走；
你的坚定使我的圆画得正确，
使我能回到起始之处。
圆规相互结合的两条腿的形态类似于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圆周是情侣从身体到灵魂结合的运行轨迹，圆形的绘制即是男女双方灵与肉的完美结合。邓恩能够用“圆规”来表现情侣关系的奇喻实属妙举。圆规的一脚象征着即将远行的丈夫，固定圆心的一脚象征守望丈夫归来的妻子。出门在外的丈夫每走一步都牵动着妻子的心，所谓“夫唱妇随”，夫君每走一步，妻子都倾心相念。丈夫与妻子同心协力共绘良圆(缘)。圆心的确定很重要，妻子固定的圆心是丈夫前进的动力。“固定的圆心”是妻子忠贞的象征，完美规整的圆周一如他们坚贞完满的爱情。而此忠洁的爱情也是以二者肉体的结合为基础，圆规两腿本身的形态说明了此观点。圆规两脚形如人的下体姿态，其结点处象征两腿私密之处的结合。由肉体上的结合上升到灵魂的契合，丈夫出发的起点将是归来的终点。在诗中邓恩将分离比作死亡，死亡却又是另一种离别。第一种分离是肉体结合后的分离，第二中分离是指灵魂上的分离，无论是何种分离他们的起点和终点始终是契合的，此隐性的轮回同样构成了圆形态。邓恩利用圆规的外形及结构特征生动却又隐晦，隐性又具象地表现了肉体与灵魂结合的和谐爱情观点。
三、圆形意象与三角形
在圆形的构成中，三角形占据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如若说圆形是灵魂的代表，那三角形则是肉体的象征，由头和双脚就可构成三角形成为人的意象符号表达。“在古希腊神话中，双性合体的圆形人，集美丽、智慧与力量于一身，被称为人类的始祖，是最完美的。”6双性合体成就完美的圆形，其实男人和女人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男人用朝上的三角形符号—“△”表示，而女人则用与其等同的倒置三角形—“▽”表示，双性同体表示着男女之间的结合，用符号“”表示，两个三角形插入式结合后的五角星寓意着男女之间身体的结合。若将五角星的各个顶点连接起来就成为一个圆形，这圆形的中心位置也就是三角形的中心。从人类身体器官的角度考虑，男人与女人中心位置的重合，隐晦的表示了生殖器的结合，即人类肉体上的结合。此处中心位置的确定和第二部分提到的圆心的确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男女双方两个三角的结合，确定圆心的位置。再由圆规一脚固定这一点，然后再用圆规的另一脚将，三角形的各点联结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形。
四、结语
宇宙是一个庞大的生存之链，在这个链条上的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将圆形看成这个小小生物链的一个缩影，那么太阳、圆规以及三角形都是这链条上的元素。圆形以太阳的形态具化，太阳东升西落的圆形轨迹是圆形在宇宙空间给人类的视觉印象。圆规是绘制圆形的工具，三角形是确定圆心位置的重要手段。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可以使圆形幻化成任何形态。在此过程中邓恩的和谐爱情观也熔铸到了圆的内涵中，每一个匀称完整的圆周都是和谐爱情由身体到灵魂的升华轨道。爱和欲本身就是相互作用的共生体，由爱生欲，欲使爱升华，只有爱欲融合才能够获得和谐的永生。
内接三角形的相互插入、圆心的固定以及圆规的运行都形象的表现了物质和精神、肉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整个圆形是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合体，它是肉体和灵魂共生的宇宙。邓恩将看似生拉硬拽的把太阳、圆规与三角形这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交揉到一起，实际上充分表达了自己和谐的爱情观思想。
注释：
【1】.胡家峦.《历史的星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西方传统宇宙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自序第1页
【2】.同上
【3】.傅浩《艳情诗与神学诗》[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10页
【4】.【5】.同上，第11页，第77页
【6】.赵丽红李正栓《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月,第37卷第6期第20页
参考文献：
【1】.胡家峦.《历史的星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西方传统宇宙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傅浩《艳情诗与神学诗》[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赵丽红李正栓《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1,第37卷第6期
吉尔曼的办学理念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长论文
摘 要： 吉尔曼是19世纪中后期美国高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他创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并成为许多大学学习的榜样。他倡导的学术自由、以人为本、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开展研究生教育等思想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吉尔曼；霍普金斯；办学理念；研究生教育
吉尔曼是19世纪中后期美国杰出的教育改革家、探索者,吉尔曼借鉴以德国大学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在美国一些高校的教育探索基础上,于1876年成功创立了霍普金斯大学,创办了美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并坚持以人为本、科研为首、学术自由的办学原则,很快成为众多高校学习的榜样。由它肇始，美国研究型大学体系逐渐形成。除此之外，它还在很多方面充当了美国大学的先驱:首次发行数学、化学、语言学等学术刊物、创办了第一个大学出版社，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等等。它还是美国一流大学迅速成长的一个典型，自1876年成立以来，短短十几年之内，就跻身于已有一二百年校史的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之列，成为一所成就辉煌的一流大学。截止2003年，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师和校友共有31位获得诺贝尔奖。这一切的成就都与其首任校长吉尔曼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他研究生院的创立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标志着美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研究型大学的产生,由此,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学化时代”。
一、吉尔曼新大学理念的形成
19世纪德国大学的基本信念是研究、教学和学习的自由,也是当时德国大学最突出的特色。美国教育家霍尔称“德国大学是当今地球上最自由的地方”。弗莱克斯纳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大学制度为“帝国王冠上的一颗宝石”。吉尔曼认为新建大学应借鉴德国大学模式而不是在美国建立一所德国大学,应结合美国实际。1853―1855年，吉尔曼两次造访柏林 ,柏林大学的学术气氛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德国的求学经历极大地开阔了吉尔曼视野并为创办霍普金斯大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吉尔曼回国后，于1876年创办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标志着美国第一次有了一所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代表德国大学形式的高等学府。在校长就职演说中，吉尔曼阐述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办学思想:“最慷慨地促进、一切有用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促进青年人的成长，促进那些依靠其能力而献身科学进步的学者们的成长”。他在讲演中指出，大学的建立是依靠学者，学者的团体，依靠他们的专业技能，以及他们对教学的热爱。其次，他认为，学术期刊是科学成果传播的有效途径。因为创办学术刊物，而且是创办那种国家级的而不是地方水平的刊物是解决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师出版的重要出路。为此吉尔曼倾尽所能创办了许多刊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杂志有：塞尔维斯特主编的《美国数学杂志》、蓝森主编的《美国化学杂志》、福斯特和马丁共同主编的《心理学杂志》、吉尔德威斯里弗主编的《美国人类学杂志》等。①
二、吉尔曼的办学理念
1.倡导学术自由，借鉴与创新相结合
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教学方法和研究手段,对霍普金斯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吉尔曼力图把它建成一所排除“教会主义或党派偏见”的无教派的学术型机构。他在1893年阐述霍普金斯大学校训“真理使你成为自由人”时指出：“如果真理使我们自由,那么是自由打开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正如吉尔曼所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给任何教授施加束缚,要给大学自由，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中才会产生集体向上、亲密团结、努力探索的现象。霍普金斯大学的自由氛围吸引了众多的知名学者和教授来此执教，极大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吉尔曼在借鉴德国大学办学经验的基础上,使德国大学的办学思想通过霍普金斯大学而成为南北战争后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霍普金斯大学被称为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不过在借鉴的过程中吉尔曼坚持借鉴而不照搬,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他说“我们不希望也不试图在巴尔的摩建立一所德国大学。我们所希望和尝试的,也是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对德国大学的过去和现在最有价值的要素进行利用,使其适应新世界的大学和其它条件”，“我们很可能在教育问题上效仿德国的范例,我们必须小心,以免接受在那里已被抛弃的东西;以免既引进优点也引进缺点,好坏不分。”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使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大学。
2.兼容并蓄与不拘一格的用人机制
吉尔曼除了很高的学术声望外,还有对不同学派、观点兼容并蓄的胸襟,他有包容之心,善于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人共事;有着对教师的怪诞行为予以宽容的雅量。在一定程度上,吉尔曼的中庸和折中主义,确保了他的成功,正是吉尔曼包容性教育理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支持进化论,坚持科学教育,尤其是在开学典礼上克服了重重的阻力,冒着极大的风险,请赫胥黎作报告,体现出他非凡胆识和气魄。然而在对待达尔文塑像的态度上,为不使之特别显眼,他建议把达尔文的塑像与其他的科学家的塑像放在一排,而且是在不太醒目的地方。对待宗教信仰问题上,既反对上课前的祈祷仪式,坚持大学不受教派控制,又支持宗教信仰,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可以调和的。吉尔曼坚持在人才使用上不拘一格，认为无高明学者则不会办高水平的学府,一所大学的成就取决于一部分杰出学者,必须聘用最杰出的教授。他用重金在国内外聘请了六位知名教授,延揽了一批知名学者,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荟萃了一批科学精英,将他们团结在一个智慧的大家庭中。特别是对塞尔维斯特这位61岁的古怪数学家的任用可折射出吉尔曼以人为本工作作风;对罗兰的赏识被看作是吉尔曼慧眼识英才的证明。②
3.以人为本与人才主义思想
与传统的各教派学院不同,那些学院的院长评价教授主要是根据他们的道德特征和宗教品质，吉尔曼则主要是衡量教授的学术水平，教授应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把教学与创造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他坚信把大学办成高标准学府的关键是拥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因此,吉尔曼处处标榜人才主义,坚持兴办大学以人为本。他受命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研究大学的结构和选择优秀的教师和学者，他说:“我们的目标应鼓励学术研究和学者个人的成就，学者的出色成就将带动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最好的教师应是自由的、有进取心的、课余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埋头研究的人；最好的研究者应是对执教有责任感、能从同事中受到激励、从学生中获得信心和从公众谈论中获得启发的人。”③他按照自己的这种理念来创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他写到：“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聚集于此的教师和学者的质量,而不应取决于数量,更不能取决于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物”。④为此,吉尔曼把充足的资金花在“人而不是砖瓦和灰浆上”。他重金从德国聘请来许多知名教授,延揽国内著名学者,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质量上乘的师资队伍,聚集了一批科学精英。
三、开辟美国研究生教育新纪元
吉尔曼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创始人，真正美国大学的奠基者。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领导建立了一所先驱型的真正美国式的现代大学，构建了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正如哈佛大学校长爱略奥特在纪念霍普金斯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上称赞吉尔曼的工作时指出：“吉尔曼校长，你的首要的成功和成绩在于建立在一所研究生院，这所学院不仅本身是一所力量雄厚，具有发展潜力的学院，而且使这个国家每一所大学的艺术和科学系充满了生气。”⑤原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也对吉尔曼予以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如果汤马斯・杰弗逊是第一个在建设弗吉尼亚大学计划中为美国的大学奠定了广泛的基础的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你就是第一个在美国建立和组织一所能够进行新的真理发现和传播的美国大学的人。”⑤
为了发展研究生教育，吉尔曼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
首先，他认为要办好本科学院。他在《第十个年度报告》中指出，只有本科学院才能保持为高水平教师提供大量训练有素的学生，从一定意义上，本科学院的成就保证了研究生教育的成功。
其次，主张推行“访问讲座制”。所谓“访问讲座制”就是聘请非当地居民的著名学者来霍普金斯大学讲学。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资金少，研究生教师不足的问题，从而使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师构成多元化。他在《发起大学运动》一文中指出，聘请一些非当地居民中的杰出学者讲学是非常经济而有效的制度，在他担任校长期间他邀请了大约 120 多名知名学者来霍普金斯大学讲学。
第三，设立“学习小组制”。自从吉尔曼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后，他很自然地引进了自己在谢菲尔德学院一直坚持采用的 “学习小组制”。吉尔曼解释说，这实际是一种在控制下自由学习的制度，是一种在本科教育阶段引进研究性学习的方式。在谈到这样做的目的时，他指出：“研究生教育水平上的专业化需要更早期和更高度的本科教育水平的专业化。”而“小组学习制”本身能够保障本科生的最好的学习努力取得最好的学习结果”。为了保证“小组学习制度”的实施，吉尔曼设计了“七个本科学习混合”模块课程，其目的主要是为学生学习一两个专业做准备，或者为进入研究生系取得更高的学位阶段学习作为准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美国内战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生教育上重大革新的代表。这一时期研究生院的规模和质量,成为高校是否配得上大学称号的必备条件,甚至“研究生院”成了“大学”的同义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通过自身的建立与发展,将德国大学的精神和原则带到了美国并使之广为传播。可以说,他开辟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局面,确定了近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重要方向,使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注重科学研究,强调学术标准,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新景象。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影响下,一批老牌学院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纷纷步其后尘而改革成为大学;一批新型大学,如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相继建立。
1901年,当吉尔曼从任职25年之久的校长之位退休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经颇具规模,它拥有从事高深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由十三个不同系组成的哲学院和一所医学院。不仅是全国著名学府,而且享有世界声誉。尤其它的医学院更是执全国之牛耳。人们每每称它是设在巴尔的摩的柏林大学。1926年,心理学家卡特尔发现,在1000位著名美国科学家中,243人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所学校创办虽短短半个世纪,成绩却斐然卓著。1902年在吉尔曼的成就庆典仪式上,普林斯顿教授威尔逊代表毕业生和全体教员呈给吉尔曼的一分正式报告写道:“如果是杰斐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奠定了美国大学宽泛的基础的话,那么是您创建和组织了第一个美国式的大学。您最伟大的成就,是在美国确立了新的先进的教育观念。……您的大学观在本质上的正确性不仅通过在巴尔的摩的成功试验中体现出来,而且通过普金斯大学对全国大学发展的影响上体现出来……”⑥
注释：
①施晓光.创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大学――丹尼尔・吉尔曼的大学理念〔J〕.外国教育研究，2004，(7).
②王英.蔡元培与吉尔曼高等教育思想比较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5).
③周继武.比金矿更能带来荣耀和福祉――访美国霍普金斯、斯坦福大学［J］.海内与海外，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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