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观看樊锦诗先进事迹心得体会（共含20篇），供大家阅读参考。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饿阿”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4月8日晚，央视《朗读者》第八期迎来“勇气”的主题，节目现场，与樊锦诗同奋斗在敦煌的研究人员们朗读了余秋雨的《莫高窟》、季羡林的《在敦煌》、冯骥才的《人类的敦煌》(均为节选)，献给以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敦煌人。
提起樊锦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可说起敦煌，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1963年，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的25岁上海姑娘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后54余年樊锦诗以敦煌为家，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她领衔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被称为“精致绝伦、佩服之至”， 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季羡林先生都赞她“功德无量”，她为“永远的敦煌”倾尽了一生的心血，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她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五十余年扎根大漠，倾全力保护、研究与利用敦煌石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家与人民不会忘记，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边陲儿女、“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改革开放以来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面对戈壁黄沙，她无怨无悔;面对荣誉掌声，她不骄不躁。她说：“我觉得我很平凡。我不能说我真的做好了一件事情，从历史辩证法来看，当时觉得做好的事情，以后未必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只能说，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基层干部，我们要学习樊锦诗先生这种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莫高”精神，扎根基层，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在服务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放飞自己的青春理想!
对于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敦煌莫高窟，所有人一定不陌生。
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给予世界独一无二的礼物，却以一种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消逝。而这个叫樊锦诗的姑娘，在最青葱的岁月选择来到大漠深处，倾尽一生的时间守护敦煌，为莫高窟带来了“永生”。
她是永远的“敦煌的女儿”。
她在《永远的敦煌》里写道：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得。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对于她而言：做一个像样的人，度过一个像样的人生。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为虚度年华而羞耻，那你就可以好骄傲地跟自己说：你不负此生。
一辈子，一颗心，一件事，足矣。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北平，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被誉为“敦煌女儿”。
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并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敦煌女儿”樊锦诗也经历过同样的纠结，她把一切看在眼里。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因为她深知“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
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莫高精神，其实有16个字: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第一就是守住文化之根。
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眼中，敦煌确实了不起，“一千年的古代艺术家的创造，他们默默无闻，给我们留下这么内容丰富的一份遗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年轻人，文物的保护、弘扬、传播和传承，都需要后继有人。让我们共同为祖国悠久的文化尽一份力量!
12月18日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众志成城、砥砺奋进，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回望几十年风雨历程，有这样一位女性，她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敦煌文化领域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让人们真正读懂了“半边天”的意义。
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的女儿”。出生在繁华大城市--浙江杭州,青年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本是“前途似锦”的她，却在25岁那年千里迢迢来到了漫天黄沙的大漠深处,从此与敦煌莫高窟“厮守”长达半个多世纪。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扎根西北荒漠守护敦煌半个多世纪，55年的坚守，是对敦煌的热爱，也是祖国的需要。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
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
樊锦诗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的最好传承者，她曾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其实，她用一生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4月8日晚，央视《朗读者》第八期迎来“勇气”的主题，节目现场，与樊锦诗同奋斗在敦煌的研咳嗽泵抢识亮擞嗲镉甑摹赌呖摺贰⒓鞠哿值摹对诙鼗汀贰⒎腈鞑诺摹度死嗟亩鼗汀(均为节选)，献给以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敦煌人。
提起樊锦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可说起敦煌，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1963年，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的25岁上海姑娘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后54余年樊锦诗以敦煌为家，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她领衔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被称为“精致绝伦、佩服之至”， 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季羡林先生都赞她“功德无量”，她为“永远的敦煌”倾尽了一生的心血，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她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五十余年扎根大漠，倾全力保护、研究与利用敦煌石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家与人民不会忘记，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边陲儿女、“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改革开放以来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面对戈壁黄沙，她无怨无悔;面对荣誉掌声，她不骄不躁。她说：“我觉得我很平凡。我不能说我真的做好了一件事情，从历史辩证法来看，当时觉得做好的事情，以后未必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只能说，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基层干部，我们要学习樊锦诗先生这种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莫高”精神，扎根基层，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在服务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放飞自己的青春理想!
“党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梦想，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作为一个身材娇小的江南女子，很多人怀疑樊锦诗的意志和能力，可性格倔强的她，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且秉承了老一代敦煌人“打不走”的精神。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敦煌莫高窟营造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作为人类的文化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和环境都十分脆弱。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攻克难题。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敦煌莫高窟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明确的保护方向、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护措施，才能使它得到更妥善的保护。”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在敦煌工作的40多年中，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等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可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狭小洞窟和脆弱的壁画开始不堪重负。如何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了樊锦诗日夜思考的问题。
“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人们应该享受这一珍贵而优秀的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参加了申遗材料的准备工作，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xx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这是莫高窟保护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樊锦诗不会忘记，一份她亲自参与事关敦煌文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协提案，终于作为莫高窟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
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
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为了保护敦煌遗产，又能更好服务游客，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的大型遗址中，还率先启动了参观预约制，并开展了游客承载量的研究。樊锦诗提出，要把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不断增加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与服务功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光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经改变。
“国家的命运决定了莫高窟的命运，国家独立了，国家强大了，国家发展了，我们的文物也就得到更好地保护了。”樊锦诗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把一切的成果和荣誉归功于国家和集体，在她的内心深处，心甘情愿，只想做一个“敦煌的女儿”。
81岁高龄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整整工作了56年。她将大半辈子的光阴奉献在敦煌，只为守护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她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国家最高荣誉，也是继去年荣获“改革先锋”称号后，樊锦诗获得的又一殊荣。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她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各洞窟的分期断代，带领团队致力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探索形成了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智慧，极大提高了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为甘肃省乃至全国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敦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日前，中共甘肃省委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向敦煌研究院先进群体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以敦煌研究院先进群体为榜样，积极投身富民兴陇各项事业的火热实践，努力创造一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物事业中，在大漠深处一呆就是47年，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已经十分脆弱，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樊锦诗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才智。在工作中，她始终坚持贯彻国家“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她带领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古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文物保护方面，樊锦诗同志和她领导的团队，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我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同志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中始终意识到文物保存环境的重要性，她首次提出将考古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敦煌石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的关系研究，主持申请了国家文物局项目《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并亲自调查洞窟、崖面现状，根据考古断代第一次提出莫高窟南区中段在历史上有过不同规模的三次坍塌的观点，并初步复原了历史上崖面原始形态。
她注重安全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以高质量的展陈传播敦煌艺术；提出“数字敦煌”理念，利用数字技术储存和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策划实施了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为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拓展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樊锦诗同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并作为项目负责人，协调有关科研单位，申报并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的科研课题；主持完成了《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该项目也已通过“863”计划专家组的鉴定。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到人们面前，并在敦煌壁画的艺术复原与艺术创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樊锦诗同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按照“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原则，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使莫高窟文物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在她的组织、领导下，中外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我时常想，是什么让我的老前辈们坚守大漠深处，以毕生心血守护着敦煌文物?是因为敦煌太有魅力了，完全融入到了他们的灵魂和血液中，从而激发出了为之奉献的使命感。”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近日入选“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她在北京接受了中新社记者采访。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是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晶。长达1600多年时间里，古人用智慧营造了一座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樊锦诗自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工作，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守护敦煌文物，让莫高窟“老”去得更慢些。
樊锦诗最初到敦煌，主要是从事石窟考古工作，特别是要做莫高窟考古报告。现在虽已退休，编撰考古报告依然是她生活的重心和牵挂。她表示，编撰石窟考古报告工程浩大，既要解决石窟测绘等技术难题，也要做好报告体例、编排的整体规划。经过多年钻研，融汇了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技术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问世。
她介绍，通过现代科技的运用，报告得以准确呈现石窟各项测量数据，并表现洞窟结构、彩塑和壁画原件、原塑和原绘及重修、重塑和重绘的细节、遗迹空间和时代关系及制作工艺等。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考古报告将石窟资料永久保存下来，就像24史一样。如果有一天洞窟坍塌毁坏，这将是复原的重要依据。”樊锦诗说，考古报告也将推动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无论是艺术、文物保护、人文学科等领域，都可以从中获取详实的资料”。
她透露，考古报告第二卷将于不久后出版。根据规划，整个考古报告要出一百卷，“这是几辈子的事情”。
上世纪，一句流传甚广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刺痛国人的心。樊锦诗认为，在一代代学者推动下，现而今敦煌学的研究重阵和高地都在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成立了相应的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我认为敦煌学研究最厉害的还是中国。”
“敦煌的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靠的是人”，樊锦诗向记者介绍，为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敦煌研究院全力为年轻人提供发挥才干的平台和学习深造的机会。
“我们不搞论资排辈，谁有本事谁上。年轻人只要有能力，就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做好了还有奖金。”樊锦诗表示，研究院还提供资金支持年轻人继续深造，“坐在莫高窟看莫高窟是坐井观天，凡是与研究院有合作的国外机构，我们都把人送过去。”
与老一辈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相比，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工作环境也有了极大改善。“想要搞研究有很好的实验室，想要作画有很好的画室，想查阅资料有大量的图书。”樊锦诗说。
一代代莫高人的付出不止让敦煌文物重放光彩，也积淀了令人敬佩的“莫高精神”。“建院之初，我的老前辈们在戈壁上吃饭没有筷子，进城没有交通工具，住土房用油灯，默默奉献了一辈子。”樊锦诗说，这种“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精神，是敦煌研究院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也将薪火相传。
樊锦诗获“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12月6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的20__第七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向10位年度获奖人物颁奖，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荣获20__第七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大型公益活动创办于，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主办，旨在表彰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外华侨华人、外国友人、国内知名人士和团体机构，增强全球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广度和深度，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六年前，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邀请谭盾去敦煌，她开玩笑地对谭盾说：你是音乐家，有名的音乐家，你能不能把敦煌用音乐来表达一下?
谭盾一入敦煌，即被这传承千年的艺术吸引打动，扎进洞窟六个小时才出来。
六年后，谭盾终于完成《敦煌·慈悲颂》。在的国内巡演中，他特意将首演放在敦煌，在演出开始前，他把樊锦诗请上舞台，向现场观众介绍这段缘起，并恭敬地将总谱献给樊锦诗。樊锦诗也在敦煌研究院负责人陪同下，回赠壁画临摹作品以示感谢。
敦煌的演出让樊锦诗非常激动，她说：“敦煌的故事那么多，最后他归纳出来，叫做《敦煌·慈悲颂》。我的理解，他已经通过音乐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听了深受感动。”
几天后，巡演到上海，樊锦诗又千里追踪去往上海，二刷《敦煌·慈悲颂》，并再次登台感谢谭盾和所有艺术家，她与谭盾的现场互动，让观众非常感动。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她扎根大漠50余年，潜心石窟，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她邀请谭盾创作音乐版的敦煌壁画，更让这份中华文明瑰宝踏上音乐的丝绸之路，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樊锦诗，一位扎根戈壁大漠深处敦煌莫高窟半个多世纪的文博工作者，她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奉献给了我国文化、文物保护事业，被人们亲切尊称为“敦煌女儿”。
上世纪60年代初，樊锦诗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曾在敦煌实习，面对那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曾经让她动摇过，“我不想再回来了”，但是，毕业后她还是选择了敦煌莫高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与敦煌难舍难离的情缘?
当生活与工作面临抉择时，她也曾犹豫，也曾彷徨。刚结婚，她和丈夫就面临两地分居，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大西北，北京大学的老师答应她，3年后就把她调到武汉大学，可是3年又3年，她们夫妻始终没有团圆。她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没有人看孩子，在她去工作的时候，只能把孩子放在家里，每天她回来，听到孩子哇哇大哭，她这才放心，要是听不到孩子的哭声，她就提心吊胆。
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让樊锦诗深深地爱上了这片沙漠，爱上了敦煌。她对丈夫说，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分居近二十载的家庭终在大西北团聚。她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她的工作就是为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管理服务的。
，敦煌研究院正在搞数字化，樊锦诗也在琢磨，莫高窟能不能数字化，让游客在洞外看?经过的探索与坚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两部电影。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
“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个个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宝藏”
“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莫高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侵蚀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而守护这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81岁的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这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白底衬衫，红色毛衣，黑色休闲裤;花白头发，银框眼镜，瘦小的身躯……樊锦诗的举止身形已让人分明感受到，她温婉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坚毅。
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如孩童般天真烂漫，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从青春梦想和新时代下的价值观，到敦煌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不禁让人与“敦煌女儿”一起，共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曾说，“我的命就在敦煌。”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不仅让她对敦煌、考古产生了兴趣，更为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
由着喜好，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坦言，选择去敦煌，可以说是“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在那里，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她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震撼”：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好提前结束实习。
“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
但终究她还是回来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敦煌需要我，我就到敦煌工作。这是莫高窟的独特魅力使然，也是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
不能让莫高窟消失“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莫高窟15余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游客在这里用数字化手段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去窟区领略历史的风姿。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樊锦诗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间做成的一件大事。
“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全都消失了怎么办?”自1978年起，这个问题就开始在樊锦诗的脑中盘旋。
尤其以后，急速增长的游客让她忧心忡忡。“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樊锦诗与同仁们不断探索，尝试让莫高窟“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在与国内外机构的长期合作中，保护者研究清楚了病害机理，保护修复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经过近20年的努力，“数字敦煌资源库”免费向全球开放。
此外，樊锦诗还推动制定《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的“护身符”;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命”，持续抓紧培养人才;她以广泛的国际合作引进了理念技术、培养了人才、开阔了视野……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偷不得懒，不能让莫高窟有半点闪失。”她说。
50余载敦煌生涯，让水乡女子樊锦诗有了西北人的爽利。她似水，相信水滴石穿。她更似沙，低调平凡，与莫高窟久久相伴。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却始终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
经历过相似纠结的敦煌女儿樊锦诗把一切看在眼里。樊锦诗曾多次想离开敦煌，但为了保护莫高窟，最终扎根大漠五十余载。
樊锦诗察觉到博士不好意思向院里提要求，就主动找到他说：对你而言，有一处住房很重要，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然而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兰州房价也涨了，博士还是有压力。
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她深知，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
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人物简介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北平，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被誉为敦煌女儿。
曾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并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
樊锦诗是一名考古学家，一生致力于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1963年7月，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她毅然选择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50多年来，樊锦诗扎根西部，以敦煌作故乡，不顾环境艰苦，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她坚守大漠、无怨无悔，甘于奉献、不忘初心，这是一个考古学家的初心与坚守，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担当。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9月17日，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集这么多荣誉于一身的樊锦诗，初到敦煌实习不是一帆风顺的，恶劣环境让这个坚强的女人掉了泪。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但是在毕业分配时，由于国家的需要，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去就是50年，她甘于奉献不忘初心，她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守护着莫高窟，努力传承老一辈莫高人的精神。
如今，80岁的樊锦诗同志退休不褪色，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命”，持续抓紧培养人才，让有志青年赴西北大漠去延续发展莫高精神。这是她的初心，也是她的坚守。樊锦诗同志的先进事迹，让我们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有了更多的启发。我们要向樊锦诗同志学习，学习她甘于奉献不忘初心的赤子情怀，学习她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学习她舍小家顾大家，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
向樊锦诗同志学习, 以她为榜样，甘于奉献、不忘初心，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樊锦诗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
“第一个帮助我们的是邵逸夫”。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邵逸夫匿名向敦煌研究院捐了1000万港元。“当时我们穷到什么程度?莫高窟连窟门都没有，风沙直接吹进洞窟里。”征求邵逸夫的意见后，他们为洞窟安装了玻璃屏风和门。
第二个是饶宗颐。他是国学泰斗，人文学识广博，对甲骨文、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敦煌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饶老几次去敦煌，对敦煌的历史文化十分着迷。樊锦诗与饶老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后来，樊锦诗主持的26卷《敦煌石窟考古全集》在香港出版，饶宗颐先生对此由衷赞叹：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1987年，樊锦诗第一次来香港。“那时候除了学术界，很少有人知道敦煌。”樊锦诗说，现在不仅很多人都知道，甚至还出现了“敦煌热”，很多香港人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包括捐款、办讲座、帮着做各种文化推广。后来香港的朋友说，干脆成立一个组织，叫“敦煌之友”吧。
“我非常感动，他们不在这里领取一分钱，还聘请了律师，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后来，更多的香港政商界人士陆续加入了团队，在国际上推广敦煌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敦煌。”
在敦煌文化里浸润愈久，樊锦诗愈发觉得这是“百科全书式的宝库”。这些年来，樊锦诗为传播和弘扬敦煌文化四处奔走，不仅到国内外办展览，还主动进学校、进社区去普及和推广敦煌文化。
她说：“过去我们要‘进洞’保护，现在我们要‘出洞’弘扬，要让敦煌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对于名利得失，樊锦诗早已云淡风轻。“要计较得失，我早就离开敦煌了。”说起吕志和奖的奖金，她说：“我对这个钱没有别的盘算。我在想，怎么用这笔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能为这个世界的和谐与发展作贡献。”
81岁的老人，眼神平和坚定，如大漠般坦荡。
天下可能没有比樊锦诗更专注、更长情的“学生”了。
只因为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了“敦煌莫高窟”，“也不知道是注定有缘还是什么，我读了那篇课文，就一直忘不了。”樊锦诗说。
在戈壁荒漠的漫天风沙里，她用将近一甲子的时光将敦煌这本“书”一读再读，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永远是才疏学浅的小学生。”
这位“敦煌女儿”在这不毛之地一待就是56年，保护了735座千年洞窟，并致力于传承敦煌文化。
金秋十月，刚刚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来到香港，获颁第四届香港“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
10月3日，在香港会展中心的颁奖礼上，樊锦诗说：“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事业。”
樊锦诗同志敏锐地注意到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在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事业快速发展今天，她清楚地认识到，拥有人才，就意味着拥有竞争力。从八十年代以来，通过国外交流与合作，派人员前往日本、加拿大、印度等国进修;同时还通过在国内大专院校的学历教育和培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为了培养高层次人才，她提出与兰州大学联合，申请到了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的博士点;她倡导设立了敦煌研究院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设立专项经费，建立课题审报制度;筹集专门的出版经费，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适应新的形势，她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人才培养、使用的制度，大胆起用一批青年专家走上中层领导岗位，让他们挑起敦煌保护、研究的大梁。樊锦诗同志一方面以事业留人，一方面也十分重视提高专业人员的生活待遇。近年来在她的关注下，敦煌研究院陆续出台了一些提高专业人员待遇的政策。在敦煌这样自然条件差，工资待遇并不算高的单位，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却占全国同类单位前列，这与她吸引人才的措施密切相关。
樊锦诗同志极力倡导并积极推动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在国内外多次成功地筹办了敦煌艺术展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策划者之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在莫高窟成功地进行了大型现场直播节目《敦煌再发现》，引起轰动。此外，樊锦诗同志还组织编写、出版了一批反映敦煌历史文化的通俗读物、VCD光盘等，不仅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也为世界各地了解中国、了解甘肃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她的组织和协调下，敦煌研究院成功地承办了多次大型石窟保护、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世人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敦煌研究院在保护、研究、弘扬敦煌历史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赢得了海内外广泛赞誉。
作为石窟考古专家，她运用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数十篇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这些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在合作撰写的《莫高窟290窟佛传内容考释》论文中，运用图像学方法，考证了莫高窟290窟窟顶佛传故事题材和内容，纠正了以往对该壁画的错误定名;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而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务馆连续出版的大型图录《敦煌石窟全集·专题篇》，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她发表的《敦煌莫高窟的保存、维修和展望》、《敦煌莫高窟今后保护工作设想》、《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是她对如何科学地保护、管理敦煌石窟做出的理性思考，而《从莫高窟的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则是她试图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探讨敦煌石窟环境演化的新的学术尝试。
在樊锦诗院长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她本人先后担任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委员。荣获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甘肃省优秀专家，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科技部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200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2007年甘肃省三八红旗手，2008年甘肃省巾帼十杰和2008年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09年荣获“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和“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两项荣誉称号。2010年荣获甘肃省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
樊锦诗同志扎根大漠，面对戈壁黄沙，她无怨无悔，面对各种荣誉、鲜花和掌声，她不骄不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她又开始筹划敦煌研究院的未来，她主持制定了《敦煌研究院“十五”业务发展规划》，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国际惯例，草拟了《莫高窟总体规划》;她发起并组织起草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已由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实施，这是甘肃省第一部为保护一处文化遗址而做出的专项立法;她积极探索旅游人数的增加与石窟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并被评为十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目前该提案项目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 樊锦诗事迹
★ 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 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 樊楼导游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