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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萝卜头”，真名叫宋振中。由于长年的狱中生活，缺乏营养，他长得头大身小，牢房的叔叔阿姨们都叫他“小萝卜头”。
宋振中在监狱中一天一天长大了，他的爸爸宋绮云、妈妈徐林侠向狱方提出要求，希望能让宋振中出去读书，经过一番努力后，特务最终同意让宋振中每天上楼去，由被关在楼上的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教宋振中学习。爸爸宋绮云把树枝磨尖了送给“小萝卜头”当笔，妈妈徐林侠把破布和棉花烧焦了放在小碗里，然后兑上水当墨水。白公馆的叔叔、阿姨每天省出一张草纸，为“小萝卜头”做了几个练习本。从此，每天早上，在白公馆看守所二楼的过道上，在特务的监视下，宋振中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活。
一天，振中看着黄显声将军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就问：“你的笔为什么不蘸棉花水就可以画出颜色来？我的笔要蘸一下写一下，我们两个能不能换着用？”黄将军笑着回答说：“可以呀。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只要能用俄语同我说上一两句话，我就可以送给你。” 为了能得到红蓝铅笔，从此，“小萝卜头”更加认真努力地完成黄伯伯布置的作业，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总是躺在床上默默地背诵俄语，每天早上早早地起来站在铁窗下呀呀地学说俄语。 当“小萝卜头”能够用简单的俄语与黄将军对话的时候，黄将军就把那支振中渴望已久的红蓝铅笔送给了他。“小萝卜头”十分珍惜这支短短的红蓝铅笔，他只是在完成作业的时候才用这支笔书写。
解放后，从松林坡特务警卫室的地下挖出“小萝卜头”的遗体时，人们发现他的小手还握着一支已经开始腐烂的小铅笔头。
四十多年后，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为调查“江厦事件”牺牲烈士情况，特地邀请几位1949年在交通部门负责支前工作的老同志，召开座谈会，他们都深情地回忆起一个令人难忘的海员――张自霖！
1949年5月，温州解放，盘踞沿海岛屿的国民党残部为了封锁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经常派飞机来轰炸，派匪特潜入破坏交通工具。
7月间，招商局温州分公司（今温州港务局）仅有刚刚由温州军管会调拨来的一艘百吨级的“台航八号”汽船，为了免遭空袭破坏，隐蔽在东门外灰桥浦。张自霖自告奋勇与另外两个海员担任守护任务。当时，灰桥浦很僻静，常有匪特破坏，他们三人又是赤手空拳，面对困难，都没有退却半步。张自霖还向温州分公司军代表蔡南星表示，一定完成好任务！
张自霖说到，做到。9月26日深夜，有匪特十数人持枪闯上台航八号轮船威胁三位水手，迫令他们起趴往瓯江口资敌。张自霖暗示另外两位水手缠住敌人，自己乘敌人疏忽，不慌不忙地退到船后梢，轻轻放下绳子，悄悄地滑下去，钻到水里，泅游过去，到解放军驻地报告。解放军立即出动会剿。匪特闻讯惊慌逃走，使台航八号没有遭到丝毫破坏。第二天，军代表蔡南星立即召开局务会议作出决定，并呈报上级，对张自霖勇敢、机智保护国家财产的事迹“除予在本地报纸加以表扬外，拟另给奖金一万元，以资鼓励”。
11月18日，张自霖随台航八号第三次接受支前任务，军运到温岭县江厦港。当时，船上船员不敷，仅3位正式海员，临时从别处调来的一批支前海员，技术操作都不很熟练。染病多天的张自霖见支前任务重，正式海员缺，就向军代表蔡南星要求随船支前。军代表见他身体有病，没有批准。后来听说他已经上船了，就派人去叫，叫了两次都没有叫回来。傍晚，台航八号靠近宝华码头（今安澜码头东侧），支前会的同志都到码头协助工作。军代表亲自找上船，做张自霖的思想工作：“前两次的台航八号军运，你去了，是应该去的，而且是必须去的。这次你有病，决不能勉强去，还是回局休息。”张自霖却坚决要求说：“我病不要紧的，过几天回来养病不迟，眼前人手这么缺，我保证一个顶俩，担任两个水手所做的工作。”
张自霖终于去了，也终于没有回来，他长眠在温岭县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铭刻着：“张自霖，温州招商局船员，天津人。”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户外。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
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宋绮云、徐林侠是小萝卜头的父母，“西安事变”后，他们三人都被关进了杀人魔窟“白公馆”。小萝卜头自称是“老政治犯”，经常为难友们传书信，大家都称赞他是“聪明可爱的小交通员”。
这天中午，他从高墙院坝回到牢房，见爸爸妈妈都满面喜色地看着他。他坐下一看，哇，桌子上除了牢饭以外，还有一个盘子，里面装着七颗豆子，加上盐煮熟后好大一颗一颗的。一闻，好香好香呵！小萝卜头哪里吃过，连见也是第一次。爸爸笑着问他：“小家伙，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七岁。”“这几天，因为白公馆监狱的围墙垮了一个垛，特务偷懒，叫犯人去修，又怕男犯人逃跑，只准女犯人去干活，而且打一块石头就奖励一颗这个豆子。你的妈妈为了给你办生日，就去打石头，打了七大块石头，换来了这七颗豆子，不信你去看你妈妈的手上现在都还有血泡呢”小萝卜头听得心酸，急忙把妈妈的手拉过来一看：哇，血！妈妈的手还在流血啊，“妈妈，妈妈，你不要去打石头，我不吃豆豆。”
妈妈心疼地亲着小萝卜头的脸，忍着泪水：“儿呀，妈妈的乖孩子，你真是天下最苦的娃娃。你生下来还不到八个月就和我与爸爸一道被无辜地抓进了铁牢，你从未过上一天好日子，妈妈对不起你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累死累活也心甘，只要你觉得好吃，爸爸妈妈就满足了”“爸爸，妈妈！”小萝卜头哭得伤心极了，抱住爸爸妈妈：“爸爸吃，妈妈吃，我们全家一起吃！” 最后，在小萝卜头的坚持之下，爸爸吃了两颗，妈妈吃了两颗，小萝卜头多吃了一颗，就这样，一家人七颗豆子就过了一个生日。
1937年中秋刚过，黑龙江大地上就下了一场半人深的大雪。侵华日军趁天寒地冻，调动10多万大军，切断了东北抗日联军二路军总指挥部和在外作战部队的联系，想把缺少过冬棉衣和粮食的抗日战士冻死饿死在山上。
总指挥部决定派一支小部队到依兰县城去，找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筹划些粮食、棉花和布匹，运回根据地;可是，这样重要和危险的任务由谁来领导完成呢?首长把眼光落在了16岁的姜墨林身上。
姜墨林出生在牡丹江西岸一户贫农家里，十一岁就参加了儿童团，十三岁就进抗日联军部队，成为一名正式的抗联战士。他人虽小，却十分机灵、胆大，组织上经常派他到敌人眼皮底下传书送信，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连日本鬼子和汉_都知道他的名字，可就是没抓到他。因为他肯动脑子，作战勇敢，很快就担任了小队长。这次首长又把任务交给了他，他心里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姜墨林带着一小队骑兵来到依兰县城外，他让大家把马和爬犁隐藏好，自己换了一身脏衣服，然后背起一条破麻袋，里面装上又脏又臭的黄豆，把两万块买货的钱藏在里面，大摇大摆地朝城门走去。
把守城门的日本兵见来了个小孩，上前盘查。姜墨林抓一把黄豆给他们看，说：“马料的卖!”日本兵闻到一股酸臭味，赶忙捂着鼻子，甩手让他过去了。
姜墨林进城后顺利地找到了地下党的同志，说明了来意。地下党组织决定通过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购买物品。姜墨林留下钱就出城等候。
城里的群众很快把物品置办齐了，他们用各种办法，偷偷把物品运出城外，交给姜墨林小分队。地下党还派出游击队护送运输小分队赶回驻地。
运输小分队装好爬犁刚出发不久，敌人就发现了，立刻派出马队追击。姜墨林打发其他运输队员争分夺秒赶回营地，自己留下来和游击队一起伏击敌人。
不一会儿，敌人的几百名骑兵迫上来了。姜墨林嘱咐大家：“沉住气!我们要缠住敌人，保证运输队返回营地!”
敌人在埋伏圈里遭到意想不到的突然袭击，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姜墨林率领战士激战了两个多小时，为运输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天黑以后，他下令撤出战斗，去追赶运输队。第二天，运输队满载着越冬物品，与总指挥部派来的接应部队汇合了。
抗日联军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拉着姜墨林的手，激动地说：“你们得胜归来，这是一个奇迹!全军的同志们感谢你们!”
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浙南游击根据地遭到敌人数次大规模武装进攻。洪汝兰带领武工队的同志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与敌人周旋，坚持斗争。白天隐藏在深山荒林之中，没有吃、没有喝;晚上摸黑下到平原敌占区，大家也不管水田的水有多脏，伏下身就灌满一肚子，解渴充饥。
一次，正是过年的光景，洪汝兰带领同志来到家乡吴小垟附近活动。他的父亲闻讯赶到武工队驻地，对儿子诉说着家乡遭受敌人摧残破坏的情景：“几个月前，敌人派兵包围吴小垟、包垟两个村，想抓可夫(刘英)、龙跃、老海(郑海啸)等省委、浙南特委、平阳县委的领导，结果扑了空，恼羞成怒，烧毁房屋57间，捕去58人，杀害8人，自家11间房子全部烧毁，捕去的乡亲中有7位是自家人……，现在流离失所，东分西散，年都没法过了……”洪汝兰却安慰父亲：“现在中国是富人过年，穷人过关，要想有好年过，就是一条路，团结穷人，坚持斗争，革命成功就好了。”
一担香烟
洪汝兰担任县委组织部长期间，手中有人权，还有财权，党员上缴的党费都由他收存保管。
一次，县委书记郑海啸叫洪汝兰和林岩钏一起去县城买一担香烟挑回来。从县城到县委机关驻地要走好长好长的路，他俩累得都直打瞌睡。林岩钏对洪汝兰说：“人们都说香烟提神，这么一担的香烟，拿一包出来抽抽，也好提提神呀。”洪汝兰说：“这是给县委和特委买的，我们不能动!你我都是党员，应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同时还要自觉遵守才对。组织上叫我收存保管的党费能随便动吗?你也知道是不能随便动的，香烟和党费的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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