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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鲁迅的批判除了针对晚清中国立宪派的“国民说”外，是否也包含着对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思想的某种观察在内，那时的日本刚经历日清、日俄两大战争，但之前思想界就忙于“脱亚入欧”，把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逻辑合法化。像福泽谕吉从“民权论”到“国权论”的转向就是一个例子;而战败的中国一方，甚至包括革命党人等“中国志士”在内，羡慕“欧西”的强大和日本弱肉强食的成功，不惜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逻辑，以西欧、日本为师以图民族自强。这种情况其实代表着亚洲/中国与西方之“现代”相遇的残酷现实：殖民、帝国主义不仅属于殖民主义者，而且也成为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不仅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征服，而且也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反征服——处于主从关系之中的主从双方竟享有同一价值。鲁迅发现了这一点，其思考因而也得以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平台——如何消除主从关系——之上进行，他不仅关心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而且关心侵略、奴役、殖民的思想机制的生产，关心怎样从根本上消除侵略、奴役和殖民机制的再生产问题。作为一个“受侵略之国”的青年思想者，鲁迅对“崇侵略”思想的批判完全不同于“彼可取而代之”的反抗逻辑，完全超越了当时亚洲/中国思想关于人、社会、国家、世界之关系的理解水平。
这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钥匙。高远东进入了那个扑朔迷离的对象世界。许多难以深入的话题在他那里悄然冰释。我多年前读到这段话时，曾为之击节不已，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的感受。于是想起鲁迅一生翻译介绍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那里所期待的也恰是对主奴关系的颠覆。我们由此想到他对《新青年》同仁的批评态度、他在“左联”中的紧张感，都有选择中的抵抗吧。鲁迅憎恶奴隶看待世界的奴隶主式的眼光。周作人当年说中国的有产者与无产者都是一个思想，就是升官发财。周作人看到了这个现实，却没有颠覆这个存在。而鲁迅则以生命的躯体直面着奴隶之邦，寻找另一条路。他其实已经从左右翼的简化思维里出离，从奴隶与奴隶主的循环性里出离，将一个密封的精神洞穴打开了。以鲁迅为参照，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挑战，高远东比那些把“五四”经典象牙塔化的学人更具有张力。也由于这一概念的发现，鲁迅生平晦明不已的现象都找到了一种解释的入口。
记得在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之后，鲁迅对其中的意象不无感慨。他感叹中国人的思维里，没有“他人的自我”，原话是：
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很长时间，人们讨论鲁迅的思想时，不太去涉及这个话题，习而不察，视而不见。多年后韩国知识界讨论民族主义与东亚的问题时，读到鲁迅的话颇为感动，因在反对殖民压迫的同时，鲁迅也在警惕大中华的理念。在“被现代”的过程里，东亚人如果没有对外来压迫的抵抗和对自我旧习的抵抗，都不会成为新人。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在反侵略的过程中还不忘记国民性审视的原因，也就是高远东谓之摆脱文化对抗的“互为主体”的意思。
不管是吃喝不愁的时代还是战火连天的岁月，心病永远胜于甚于皮肉之苦，看不到希望的生活是所有迷茫与痛苦的根源，在自己迷茫飘忽的时候，小书总是很羡慕那种特别有信仰或者坚定信念的人，于是小书再一次邂逅了鲁迅，你是否也好奇在课本上“毒害”学生多年的鲁迅到底有什么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否想学学他拐着弯骂人的本事?对于非文学专业出身的童鞋来说，提到鲁迅，想到的无非是鲁迅先生写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一些杂文集;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曾经学过《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社戏》等课文。可是那时的我们除了知道少年闰土、藤野先生、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人物，觉得他们可怜又滑稽以外，对于这些人物所承载的深刻意义又真正理解多少呢?难道我们真的只是戏剧的看客?
“互为主体”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解析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解析民族与民族、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能解析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紧张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互为参照的意识被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所掩盖。鲁迅不得不以斗士的姿态出现在这个世上。鲁迅讨论问题都限制在一个语境进行。比如宽容是好的，但对手如对你不宽容，就不必去讲宽容。只有斗争才可能争来宽容的环境。待到那个新环境到来时，就不该再怒目而待了。鲁迅其实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却不愿深入阐释。因为他知道，在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奴隶们要争取的是自由的空间。自我的自由不是为了使别人不自由。正如他所说，革命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这些潜在的观点过去阐释的不多，鲁迅的文本的丰富化与阐释的单一化，或许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巨大的潜在意识所致。鲁迅研究必须探到暗语言与暗功夫中。鲁迅的意识常常在那些无词的言语里，可惜人们很少能走到寂寞的精神暗区里。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 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 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 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
①古大勇，《一个学术命题的“前世今生”——大陆与港台学者对“鲁迅与自由主义”命题的言说》，《上海鲁迅研究 二零一三年 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②③谌旭彬，《鲁迅当年，如何痛骂胡适?》，短史记第519期。④胡适，《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原载1933年3月19日《独立评论》第42号。⑤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⑥⑦胡适、苏雪林，《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收录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2 1936-193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P689-693。⑧7月31日，旅美学者周策纵为祝贺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召开，曾作诗云：“‘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新犹。”诗后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见：林曼叔，《文学岁月》，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P159-160。⑨鲁迅，《论“第三种人”》，原载于1932年11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一期。⑩胡适，《致吴相湘》，1959年3月4日。(11)胡适，《致雷震》，1956年4月1日。(12)1957年7月26日，胡适致信赵元任，胡适如此解释自己返回台湾：“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13)鲁迅，《无声的中国》，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1926年11月17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1928年6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 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 判》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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