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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路开辟：引发商业革命,价格革命,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文艺复兴：打破中世纪神学桎梏,人文主义兴盛
文艺复兴
时间：14~17世纪
内容：文艺复兴是指十四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中世纪末期，随着奥斯曼对东罗马帝国的不断侵略，东罗马人民在逃难的同时，将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典籍和艺术珍品带到了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来宣传人文精神。文艺复兴为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
作用：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巨人指文艺复兴三巨人：达芬奇、莎士比亚、 但丁】
首先，是人的发现。在中世纪，理想的人应该是自卑、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义不足称道。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和人的伟大，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提出人要获得解放，个性应该自由。(1)重视人的价值，要求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性潜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提倡积极冒险精神。(2)重视现世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飘渺的神话，因而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在文学艺术上要求表达人的感情，反对虚伪和矫揉造作。如：彼特拉克的《歌集》，薄伽丘的《十日谈》。(3)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强调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盲从;要求发展个性，反对禁锢人性;在道德观念上要求放纵，反对自我克制;提倡“公民道德”，认为事业成功及发家致富是道德行为。(4)提倡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这些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精神，把人们从中世纪__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
其次，文艺复兴打破了宗教神秘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宗教改革运动，并为这个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助力。文艺复兴提倡重视现世生活，反对权威，在当代人中间唤起了对天主教会及神学的怀疑和反感。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讽刺、揭露天主教会的腐败和丑恶。
第三，文艺复兴打破了以神学为核心的经院哲学统一的局面，为以后的思想解放进步扫清了道路，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培根)。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马基雅维利为后来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霍布斯、洛克等一大批思想家，发展起“自然权利”、 “社会契约”、“人民主权”以及“三权分立”等理论。
第四，否定了封建特权。在中世纪，封建特权是天经地义，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文艺复兴则使这些东西在衡量人的天平上丧失了过去的重量。人的高贵被赋予新的内涵。彼特拉克说：“真正的贵族并非天生，而是自为的。”在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钱代替了出身门第，成为任何出身的人爬上社会高层的阶梯。
第五，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文艺复兴恢复了理性、尊严和思索的价值。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创了探索人和现实世界的新风气。人们坚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头脑，相信实验和经验才是可靠的知识来源。这种求实态度、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为17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大量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无价的瑰宝。中世纪，圣经传说充斥艺坛，窒息了艺术的生命。文艺复兴则不但把圣母变成人间妇女(拉斐尔)，把图像化为对人体的歌颂，而且开始了日常生活和现实人的直接描写。解剖、透视等科学也第一次结合于艺术。西欧近代现实主义艺术从此发端。
这场广泛持久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冲破了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解放了人的思想，推动了欧洲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时间：1487年由葡萄牙的迪亚士开始到1522年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结束
内容：新航路的开辟,是指欧洲从15世纪开始，为了筹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货币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加之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亚洲和欧洲的路上通道，从而使得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对外寻找的通往中国和印度的运动，而历经迪亚士，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探索后，最终找到了通往亚洲的通道。新航路开辟运动影响重大，他改变了各州间基本封闭的状况，为后来欧洲的掠夺和三角贸易打下了基础，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产资料和市场。但另一方面，他也给美洲和亚洲等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如何看待新航路运动，要从两方面对待。
影响：
第一，引起商业革命。由于新航路开辟，欧洲贸易范围空前扩大，西欧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欧洲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商业地位逐渐被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尼德兰所代替。
第二，引起了“价格革命”。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等国从殖民地掠回大量金银，西欧贵金属增加了3倍多，引起金银价格下跌，物价高涨，货币购买力降低。自16世纪30年代至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上涨4倍多，英、法等国上涨2倍至2倍半。资产阶级一面付出贬值的货币工资，一面以高价出售商品，牟取暴利。封建地主收取的定额货币地租，也受到价格革命的影响。价格革命是原始积累的因素之一，它帮助了西欧资本主义的成长。
第三，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开始了殖民扩张、掠夺，但是由于西班牙、葡萄牙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产是供封建统治者享用，并未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说，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葡萄牙的实力实际上降低了。
第四，证明了地圆学说的正确性，冲击了封建神学理论，为后来西欧的思想革命奠定基础。
第五，打破了世界各地相对隔绝的状态，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六，由于西欧国家的掠夺，导致亚非拉殖民地的贫困与落后。
第七，导致贩卖黑奴的兴起，致使非洲失去了至少一亿的精壮人口。
第八，为人口的迁徙提供了方便，促成了新民族的产生。如18世纪，美利坚民族的产生。
第九，殖民掠夺之路：西方对外殖民扩张，最终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
第十，世界开始成为一个整体，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积极影响：新航路开辟后，从欧洲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欧洲大西洋沿岸工商业经济繁荣起来，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锤炼了欧洲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开阔了眼界，把世界各个地区连在一起，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和范围，打破了以往世界各个地区互相隔绝和孤立发展的局面。
消极影响：欧洲国家走上殖民扩张道路，殖民掠夺和侵略活动造成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贫穷落后。资本主义的触角开始伸向世界各地。
宗教改革
时间：16~17世纪
内容：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是指基督宗教在16世纪至17世纪进行的一次改革，是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的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改革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加尔文及慈运理等人，以及发展出来的新教教派。一般认为宗教改革始于15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结束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新教成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并对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重大影响。
影响：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天主教的大量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英国、荷兰、瑞士、北欧诸国和部分德意志，纷纷成立不受罗马控制的新教组织。天主教会虽竭力反扑，残酷镇压一切被称为异端的人，但已无法恢复以前的状况。宗教改革摧毁了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新教成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并对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重大影响。
欧洲在政治上的多元化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或短暂的事态，与中国在一个帝国解体之后和下一个朝代重新掌握中央集权之前所出现的短期分裂不同，“中世纪的欧洲并不是一个政治整体，也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帝国，而是一片割裂的和封闭的土地”。为了控制整个欧洲，“罗马曾经做过最大的努力，但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中，主要政权单位同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欧洲偶尔出现的权力集中，如西方的查理帝国和东方的基辅罗斯公国，都不过是短时的;结果都以统治者更迭、国内起义或外敌入侵而告终。
政治上的这种多元化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欧洲是由许多半岛组成的一个大半岛，地形支离破碎，不同地区在历史、气候和特产等方面有显著不同。除了在与亚洲接壤的地方有广袤的平原外，欧洲其它地方没有面积很大的平原，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地形是不能为骑兵帝国提供有利的条件以便其迅速实现统治的。莱茵河和多瑙河是欧洲两条主要的河流,但它们不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那样形成广阔而富饶的流域，为勤劳并易被征服的农民大众提供粮食。欧洲山峦与低地相互交错，山脉和大片森林把分散在流域的人口中心分隔开来，随之也就将各个经济贸易中心分隔开来。这一切给欧洲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它既使建立统一控制变得困难，又减少遭受象蒙古人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为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象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政治多元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具有多样的民族。可以说，民族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欧洲特殊的地形阻碍了大陆人们之间的交往而造成的。同时，气候差异也造就了人们不同的性情。尽管同在一片土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却没能形成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在欧洲，在不同程度上大约讲43种语言，使用的文字有三种;这加剧了欧洲之间的差别。”⑤从而也形成了它政治分裂的传统。
国力的提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崛起的基本条件。国家力量的核心是军事力量。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⑥在冷兵器时代军事上的变化助长了欧洲政治分裂的局面，一项军事技术的变革或作战技术的突破就可能帮助一个国家压倒其竞争对手。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各国之间的战争从各个方面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战略战术上，更强调战略和政治行动。在军事布局上，军事力量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在技术上，筑城技术的变化最重要。长枪、火器的使用使防御比进攻显得重要，“大约到1500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的垄断权，从而也使原来的薄而高的城墙的难以抵御大炮尤其是金属炮弹的缺点突显出来”⑦。炮兵技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由注重大炮的制造转为注重搬运的方便和准确性、炮架的改进。同时发明了炮耳，以及可以随身携带的火器;发射武器逐渐占主要地位。在军队④
组织上，封建骑士及其士从的人数相对减少，而雇佣兵被广泛使用，军队组织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当时欧洲在城邦之间，其后在较大的王国之间形成了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的萌芽。
“政治生存条件发生了剧变，因而需要使一支有效规模的军队人数增多，而且要求受过更多的训练，纪律更加严明，并由费用更加昂贵的火炮和步枪加以装备。持矛披甲、尚武任侠的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出现的是热那亚的大弩手,英格兰(或威尔士)的长弓手和瑞士的长矛手的时代,他们都受雇于出价最高的雇主。”武器技术的突破以及当时欧洲军事力量越来越集中的趋势，使欧洲由某个国家压倒其对手有了可能。但是，“很多竞争的政治实体都拥有或能够买到军事手段以维护其独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统治大陆方面获得突破。”“欧洲从中世纪进展到现代的时候，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则是以前的‘朝代国家’逐渐嬗变而为‘民族的国家’。朝代国家的世袭君主不须向全民交代，而是他们自己对国计的盈亏一身担当，因而他们常向商人借债，有时甚至将皇家珍宝作抵押。要是可能，他们还独断地向臣下勒索，或者赖债不还。这些情形的存在都不能在法律上肯定私有财产权，同时也是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现代的新式国家，则行公债，政府的盈亏，不必由君主个人负责。”威尼斯的政府在1160年向市内商人借得15万银马克，开世界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的先例。从历史的演变进程来看，这就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形势。因为政府既成为了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民法的制定也可以以商法作基础。举国如是，整个社会已慢慢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了，意味着民族主义的逐渐兴起，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
近代欧洲的精神因素，则是人本位思想的逐渐回归，并且由此导向人性的解放，理性的解放。而这种思想的解放是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得以实现的，时间跨度超过300年。以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年代，欧洲告别中世纪。
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1为什么说人本位的“回归”呢?因为从欧洲文化传统本质来说，是以个体的“人”为本位的，是从“人”出发的。古希腊思想就是把“人”当作宇宙的中心，罗马时期通过征服把人性政治化了，而文明则让上帝去代表“人”，中世纪欧洲在教会权威和经院哲学的笼罩下，“人”的本质被神本位盖住了。近代欧洲就是人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历程终于作为“人”，而不是作为“上帝”的一部分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如果人还不能独立自主地去观察和思考，如果是把“理性”寄托在“上帝”身上，那么，人的行为不可能是自由的。“然而，礼堂的统治的时间太长了，根深蒂固地渗入到每家每户，渗入到每个人的行为和思维当中┄┄，所以在‘人和上帝’的问题上的觉悟，必然要经历复杂的长期过程”。12而这一切都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
文艺复兴的最伟大之处在它既是古典的，更是创新的。文艺复兴之所以具有开辟新时代的意义，更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富于创造力的“时代精神”。它具有一种把中古时期远远甩在后面的前进冲击力。“??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象是古典的再现，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然而整个时代的文艺繁荣可折射出的社会和思想变革才是更伟大的，由此，近代欧洲的命运、前途确定无疑地有了新方向。 “文艺复兴的眩目夺人的光辉使教皇对其他理想全都视而不见,把罗马教廷领入了一个世俗的荣誉和艺术的光辉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发展过程。”文艺复兴使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增长，神学和会对现实生活的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有关于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信心”。即使像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那样轰动的事件，都没有使罗马教廷有效地改变那种专心致志于尘世的尊荣的情况。整个16世纪几乎被宗教革命的浪潮所占据。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人性与理性的解放，那么，宗教革命的冲击力则在于对社会的愚昧发起了攻击。欧洲人几乎没有不是__的，所以席卷欧洲的宗教大分裂就涉及到每一个人，要他们作为选择。在德国，群众对宗教深厚而真挚的虔诚也依然如故。
(1)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游牧民族侵略线的最东端是中国北部，最西线是罗马帝国北边的匈牙利，线路属于单向由东向西推，这是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这也是欧洲近代能够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
(2)政治上，政治生存条件发生了剧变，整个社会已慢慢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了，意味着民族主义的逐渐兴起，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另外，新军事革命兴起，革命军队与资产阶级联盟。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也从思想上为欧洲的崛起奠定了政治基础。
(3)经济上，工业革命促进生产力、资本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农业发展，贸易扩大。维京人解除威胁、十字军远征、和蒙古帝国的建立都是贸易发展的动力。新的经商制度的运用，如：标准货币、银行信用票据，股份公司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4)技术上，科技的发展，造船，航海，等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扩大，也为海军装备提更了有力的保障，武装远航商船使西方的海军大国最终取得了控制海洋商路和所有易受海军攻击的社会的有利地位，它意味着欧洲的世界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
(5)对外，殖民掠夺，侵略扩张
(6)文化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解放了思想，极大地促进欧洲精神面貌的变化，对于近代欧洲的全面崛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宗教改革，宗教好战精神使国家观念增强，新君主制得到巩固，资产阶级崛起。这些都对近代欧洲的崛起起到了促进作用
15世纪末以来，以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崛起为标志，欧洲进入近代时期。 。近代包括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为止的三个世纪，大约从1500至18，或者从1492年发现新世界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止。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科学的重要性上升，技术进步突飞猛进，世俗公民政治和民族国家异军突起。资本主义经济从意大利北部诸共和政体如热那亚等开始萌芽发展。近代也见证了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占据主导。自然，近代也代表了在大部分欧洲地区封建社会、农奴制以及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的衰落与最终消失。这一时期也包括了新教改革、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欧洲对美洲殖民和欧洲猎杀女巫活动。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一场在近代对欧洲学术生活印象深远的文化运动。它起源于意大利，在两个半世纪的文化间隔中扩大到北欧和西欧，影响遍及文学、哲学、艺术、政治、科学、历史、宗教和学术的其他方面。 拉斐尔《椅中圣母》
意大利的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人称第一名骨子里的人本主义者，在1330年写道：“我活着，但我宁愿在另一年代重生。”他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情有独钟。在15和16世纪对古人的兴趣有增无减，人们感到传统文化正在消失，而古文化是复兴所需的思想和意见的宝库。马提欧·佩梅力在1430年写道：“现在每一颗会思想的心灵都确实应该感谢上帝允许自己诞生在一个新时代。”文艺复兴产生了：一个学问举足轻重的新时代。
文艺复兴是日益增加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文本研究启发，把希腊-罗马时代作为黄金时代加以崇拜。这促使很多艺术家和作家开始把罗马和希腊的例子作为榜样创作自己的作品，但是这一时期也有很多创新，特别是在艺术的多面手如列奥纳多·达芬奇笔下。很多罗马和拉丁文材料在中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僧侣们在过去一千年里一再抄写旧的文本，并把他们收藏起来，但却是为了别的目的。更多的材料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大量从伊斯兰世界流落进入意大利，后者继承了这些通过征服取得的希腊和罗马文字和知识，甚至尝试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改良。人文主义者们一向自视为高级思想家，将恢复伟大的过去看作是一场文艺复兴——一次文明本身的复生。
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先例。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政治作品《君主论》影响了之后的专制政治和现实主义政治。同样重要的是很多统治者资助和利用文艺复兴的艺术作品作为自己权利的象征。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可以被看作一场知识分子通过复兴古代的思想，也通过新的思想方法研究和改良世俗社会的尝试——近古时代在语言、思想和感觉上过于“哥特化”。
宗教改革
在这一时期天主教会的腐败遭到新教改革的强力反弹。后者获得诸多支持，特别是在寻求强国之路，摆脱天主教会影响的诸侯之间。马丁·路德之后人物层出不穷，比如约翰·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在很多国拥有影响，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使英格兰从天主教会独立，另创圣公会(与一般看法不同的是这只是一半正确，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完成了圣公会的组成工作)。这些宗教分歧导致由宗教和西欧野心勃勃、日益强大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发起和推动的一轮新的战争。
新教改革也使天主教会内部开始一轮改革浪潮，史称反宗教改革，目的在于减少腐败，增进与加强对于天主教教义的信心。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组织就是耶稣会，它协助东欧国家留在了天主教内。但是天主教会仍然多少被宗教改革所削弱，欧洲的一部分从此不再受其掌管，其余的天主教国家的君主也开始掌控本国的天主教会组织。
中欧国家，如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匈牙利，比起西欧更加宽容。虽然仍然规定天主教占主导地位，它们继续允 马丁路德许大量的宗教少数派保持自己的信仰。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中欧各守一方。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泛欧洲思想的兴起。埃默里克·克吕瑟(Eméric Crucé，1623)提出了欧洲理事会的构想，目的是结束欧洲的战争。建立持久和平的尝试没有成功，虽然15所有的欧洲国家(除了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两者不被看作是欧洲国家)在1518年伦敦条约中同意维持和平。几年之后就再次爆发了好几场战争。宗教改革也使得欧洲和平在几个世纪之内成为不可能。
另外一个结果是欧洲至上主义。文明的概念来自于古希腊和罗马：纪律、教育和城市生活是文明开化的必要条件;文明性是判断欧洲人和非欧洲孰优孰劣的标准，欧洲自认优于其它大洲。当时存在蒙田等人发动的另一运动，认为欧洲之外的人是更好、更自然和更纯朴的人。整个欧洲都建立了邮政服务系统，使得欧洲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得以抛开宗教分歧互相联合形成网络。但是罗马天主教会查封了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这导致了新教国家在学术上后来居上，因为查封书籍只在某一地区有效。弗朗西斯·培根和其他热心科学人士尝试以强调自然的统一建立欧洲的统一。在15世纪的中世纪末，强大的由拥有中央集权的新君主们建立的世俗民族国家出现在法国、英格兰和西班牙。另一方面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国会力量在不断壮大，从波兰国王手中夺过立法权力。新的国家强权也在别的国家特别是英格兰受到国会挑战。地区统治者、城市、农民共和国和骑士们合作组成的新型国家开始出现。
探索与征服
频繁的战争并没有阻止新兴国家对世界的广大地区进行探索和征服，特别是对亚洲(西伯利亚)和新发现的美洲。在15世纪，葡萄牙在地理大发现中独占鳌头，紧随其后的是16世纪的西班牙。它们是第一批在美洲设立殖民地和在亚洲和非洲海岸设立贸易站的国家，但随后被法国、英国和荷兰赶上。1552年俄国沙皇 伊凡雷帝征服了两个鞑靼汗国——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另外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于1580年的远征使西伯利亚并入俄罗斯。
殖民扩张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继续进行(遇到过一些挫折，比如英属北美以及随后的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在拿破仑战争前后的成功独立)。西班牙控制了北美的一部分和大部分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和菲律宾;英国获得整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的绝大部分，以及非洲和北美的许多地区;法国获得加拿大的一部分和印度(几乎全部在1763年巴黎条约中落于英国之手)、印度支那、非洲的许多地区以及加勒比群岛;荷兰获得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和加勒比海中的一些群岛;葡萄牙获得巴西和几块非洲和亚洲的土地;随后而来的列强如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俄罗斯也都取得了更多的殖民地。
这些扩张对于宗主国的经济大有裨益。因为帝国并不稳如磐石，贸易一度甚嚣尘上。至16世纪末，美洲的银占西班牙国家总预算的五分之一。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费用主要由殖民地的资金支付。但是，当时英属殖民地收益最丰的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在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时期只占大英帝国经济总额的5%(但收益率更高)。
启蒙运动
在欧洲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制度(通过重商主义)取代了封建制度，至少在西部欧洲成为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不断扩张的殖民地促进了商业革命。这段时期现代科学的崛起及其在技术进步上的应用引人注目，并在工业革命中到达高潮。伊比利亚(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为寻找通向东印度群岛的捷径向西的探险为首的对新大陆的开发，不久便受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发北美的挑战。新的贸易形式和不断推进的地平线产生了新的政府、法律形式和经济需要。
宗教改革对欧洲整体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国家之间被宗教划清界限，某些国家内被也被宗教纷争四分五裂，并得到外敌的热心支持。法国在十六世纪陷入这个深渊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名为法国宗教战争的冲突，最终以波旁王朝取得胜利而告终。英格兰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这种情况，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温和的英国国教得以确立。现代德国的大部分当时在理论上的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由许多小的主权国家组成，教派分歧使得诸侯割据更加严重。波兰立陶宛联邦此时由于其宗教自由和大体上免于欧洲宗教纷争而受到注意。
三十年战争进行于1618年至1648年，主要在德国境内，大多数欧洲列强卷入其中。它开始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和天主教诸侯之间的冲突，随后逐渐演变成席卷大半个欧洲的全面战争，原因也不是一定和宗教有关了。在战争中雇佣兵被广泛运用，它的主要影响是大片地区被搜寻粮草的大军洗劫一空。大范围的饥荒和传染病流行使德意志诸侯国人口元气大伤，低地国家和意大利情况稍好，很多地区强国濒临破产的窘境。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口由于战乱和与此有关的引发的疾病和饥荒死去。战争整整持续三十年，但是引发战争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未解决。
在结束战争，允许国家决定自身宗教信仰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独裁成为欧洲大陆的普遍现象，但欧洲某些地方进行了以英国内战，特别是光荣革命为先兆的宪政体制的实验。欧洲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停止，但是对欧洲人的生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下降。在发达的西北欧，启蒙运动给予了新的观点哲学上的支持，印刷术使得识字率不断上升，造就了思想上的新的世俗力量。波兰立陶宛联邦由于其特有的准民主性“黄金自由”又一次成为例外。
东欧是瑞典、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争霸的战场。在这一时期这三个国家逐渐没落最终被新的开明君主专制国家—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取代。在19世纪到来之时它们成为了新的列强，三个国家瓜分了波兰，瑞典和土耳其也分别向俄国和奥地利割让大片土地。大量波兰犹太人移民到西欧，在中世纪他们被放逐出的土地上建立起犹太人社区。
从1789年到19的“漫长的十九世纪”经历了激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首先拉开序幕的是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随后是欧洲政治版图在18的维也纳会议上的重新划分，民族主义的兴起、俄罗斯帝国和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到来，同时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最后，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崛起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并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到达最高潮。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一段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时期，农业、制造业和运输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英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有着深远的影响，随后更传播至整个欧者和北美以至全世界。在18世纪后期英国经济基础的手工制造业率先被机械工业和制造业所取代。它最先开始于纺织业的机械化、冶金产业的发展和煤炭需要的不断上升，一发而不可收拾。贸易扩张受到运河建设、改善的公路系统和火车运输的支持。蒸汽机(由煤炭提供动力)的发明和动力机械(主要在纺织业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19世纪前二十年全金属机床的出现促进了其他产业的制造类机械的生产。它的影响远布整个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最终影响了整个世界。这种变化对于社会的影响也举足轻重。
政治革命
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干涉导致国家破产。在财政改革一再失败之后，路易十六被说服召开三级会议——由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国民代表会议。1789年5月三级会议的成员们在凡尔赛宫召开会议，但是对于采取何种投票制度的讨论走进了死胡同。进入6月，第三等级，在其他两个等级的成员们的声援下，宣布自己为法国的国民议会，宣誓直到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之前决不解散，并在7月成立了国民制宪议会。在同一时间巴黎人民进行起义，1789年7月14日攻占了著名的巴士底狱。
在此时议会想建立君主立宪制，在随后的两年内通过了包括《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废除封建制度和根本上改变了法国与罗马关系的各种法律。起初国王对这些变化安然接受，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但随后在外国入侵的威胁下反对王权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国王被剥夺了权力，决定和家人一同溜走。他被人认了出来带回巴黎。1793年1月，被判叛国罪而处死。
1792年9月20日，国民公会废除了君主制，宣布法国为共和国。由于战事紧急，国民公会组建了公共安全委员会，由雅各宾俱乐部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领导，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委员会实行了恐怖统治，在巴黎有4 0000人被处决，主要是贵族和被革命法庭审判的人，证据往往非常单薄。在其他地区，反革命叛乱被强力镇压。该政权在热月政变(1794年7月27日)中被推翻，罗伯斯庇尔被处决。接手的政权中止了恐怖，放松了罗伯斯庇尔的比较极端的政策。
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国在革命战争中最杰出的将领，征服了意大利的大部分，迫使奥地利人屈膝求和。17他从埃及返回，在雾月政变(11月9日)中推翻了政府，代之以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1812月4日，在一次暗杀行动失败后，他把自己加冕为皇帝。18拿破仑计划入侵英国，但是英国和俄罗斯与奥地利重新结成了第三次反法同盟，迫使他将注意力转到欧洲大陆，同时将占优势的英国海军舰队从英吉利海峡引出的计划失败，法国在10月21日决定性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战败，入侵英国的希望破灭。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击败了数量占优的奥地利-俄国联军，迫使奥地利推出反法同盟(见普莱斯堡条约)并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18第四次反法同盟建立，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耶拿-奥尔斯塔特战役中击败普鲁士，并穿越德国在186月14日弗里德兰战役中击败俄军。蒂尔西特条约在法俄之间瓜分了欧洲，并创建了华沙公国。
186月12日拿破仑以70万人的大陆军入侵俄国。在精心布置的斯摩棱斯克战役和博罗金诺战役胜利之后，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却发现城市已经被撤退的俄军付之一炬。他被迫撤军，在撤退的路上受到哥萨克的骚扰、疾病和饥饿的侵袭。只有2万人在战后活了下来。至18局势转为对拿破仑不利。在1813年10月莱比锡战役中败于七国联军之后，他在六日战役和巴黎沦陷之后被迫退位，在枫丹白露条约下被放逐到埃尔巴岛。他在1815年3月1日回到法国(见“百日王朝”)，建立起一支军队，但不出意料地在1815年6月18日在滑铁卢战役中败于英国和普鲁士军队。
民族崛起
在革命的法国战败后，其他列强尝试恢复1789年以前的局面。1815年维也纳会议中，欧洲主要列强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帝国(除去内部革命的情况)之间和梅特涅体系之下达成了均势平衡。但是努力并无法阻止革命运动愈演愈烈：中产阶级已经被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理想深深影响，工业革命导致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变化，下层阶级开始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被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观点)，对新型资本主义的向往则成为了自由主义。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在德国、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等)的出现导致了进一步的动荡，它们寻求民族统一和/或从外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结果是1815年至1871年期间大量革命运动和独立战争爆发。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1848年结束英国的流放生涯回国并被选入法国国会，然后在一场政变中作为“亲王总统”把自己选为皇帝，这项行动其后受到了绝大多数法国选民的支持。他和奥地利帝国作战从而帮助意大利统一，和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一起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他的帝国在法国屈辱性地败于普鲁士之后崩溃，他本人被俘虏。法国成为了一个虚弱的共和国，不肯谈判，并在数月之后被普鲁士击败瓦解。在凡尔赛，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宣告为德国皇帝，现代德国产生。虽然革命党人大部分失败了，但是至1871年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成为了立宪(而不是专制)君主制国家。19世纪也见证了大英帝国作为世界第一个全球帝国的崛起和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前者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工业革命。
1、经济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
首先从工业革命开始说起，美国没有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40年代开始在欧洲进行)，却搭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完全奉行自由资本主主义，资源全部是市场调控，经济发展较快，到了19世界末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居世界首位了。
2、政治方面：南北战争
林肯总统在位时，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20世纪60年代)，代表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打败了南方的农奴庄园制，全国真正实现了政治统一，市场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建国开始就是三权分立，是最完全、最彻底的资本主义政体。
可以说，战争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包括我们中国。但是，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美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8世纪晚期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国立国的开始，无疑是美国在当时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同样身为殖民地的众多拉美国家，后来也通过独立战争先后摆脱了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却始终没有走上富强之路。可见，战争可以开创一个新国家，但建设一个新国家，包括美国，却需要种种其他因素。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美国建国初时国土面积十分狭小。到19世纪中、晚期以后，美国国土范围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向西部延伸，横跨美洲大陆，直达加利弗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等西部海岸，覆盖了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的整个北美大陆。毋庸置疑，领土扩张在美国历史上客观存在。19世纪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有多种，包括外交手段(1794年的美-英《杰依条约》)，出资购买(18路易斯安娜购买案，1867年阿拉斯加购买案)，以及战争(1846-48年，美国-墨西哥战争，以及对印第安人的战争)等。可见，战争及军事只是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和手段之一。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19世纪美国的西部扩张运动。19世纪初，美国内陆及西部大多数地区依然是人烟稀少，甚至是荒无人迹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经济大开发，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强国。建设，而非战争，才是美国崛起和强大的源泉与主流。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国内读大学时，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美国的强大，是在一战和二战中大发战争财的结果。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开始超越英、法等欧洲列强，跃居世界首位。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除了直接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有实力满足战争时期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以及军火需求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别无它国。一旦世界燃起战争烽火，只有美国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满足战争的需要，同时利用战争，化干戈为经济发展的机会。所谓“机会偏爱有准备之人”，不虚言也。概言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拥有的足以制胜的军事实力，都是以战前美国已经形成的经济实力为基石。经济实力形成在先，战场制胜于后，不可因果倒置。
至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以前苏联为主的华约曾经大搞军备竞赛。苏联在核武器，常规武器装备，军队人员数量等方面，都不亚于美国，且拥有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最后，华约解体，前苏联分崩离析，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原形毕露。可见，军事、战争决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战争造就了美国”，言过其实。
有文章认为，美国文明的基因是军事，美国历史的中心性是战争。战争“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以此推知，美国在历史上应该屡屡挑起对外战争才是。众所周知，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之战。18的“美-英第二次战争”，是捍卫美国独立的战争。在美国内战中，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和军队，维护了国家统一，并废除了南部的奴隶制度。具有争议的是1846-1848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交战双方对德克萨斯的归属各执一词，最后以墨西哥丧权失地了结。19世纪美国的最后一场主要战争“美国-西班牙战争(1898)”，起因于古巴等地反抗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美国乘机插手，赶走了西班牙，控制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地。这是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直接争夺并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战争。毋庸置疑，美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都是不光彩的侵略行为。19世纪美国本土扩张中最为不幸的军事行动是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以上美国19世纪及其以前历次主要战争和军事行动，不论其是非如何，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不足以代表美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及基本内容。
话说人类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两年，美国才迟迟参战。如果说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不义之战，在二战时期，美国则站在正义的一方，和中国人民，还有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寇、德国法西斯。断言“军事是美国文明的基因……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使人联想到曾经穷兵黩武，挑起战争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德国，这不是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内部)极大的反对。尤其是以来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错误和愚蠢的一场战争。但是，综观美国历史，不应恶其现在，攻其一生，轻易下“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这样的结论。
受19世纪中晚期欧洲列强“炮舰政策”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美国的海外商业扩张和武力扩张挂钩，认为商业利益必以“武力开路，借助武力实现”。这是对于美国海外商业扩张的片面认识。事实上，在19世纪整整一百年间，美国对外经济活动以对英国、欧洲的农业贸易为支柱。内战前，依靠棉花等农产品出口;其后，粮食产品(小麦等谷物)，牛、猪肉类产品成为主要农业出口商品。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美国对外商业支柱，外汇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出口贸易，与海外军事行动毫无关系。
19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力量上升，一些工业企业开始向海外寻求商业机会。最初是产品出口，进而直接投资设厂。到20世纪初，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在英国、欧洲及加拿大等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工厂和销售部门。用一位美国公司在英国代理人的说法，就是“和平地工作(意指工商业贸易)以征服世界”。武力开路，“贸易跟着旗帜走”，在美国与拉美、亚洲等不发达地区交往时的确存在，但不代表美国对外商业史的全貌和主流方面。
至于战争对于美国企业管理制度形成与成长的影响，更不应该随意夸大，乱加联系。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铁路公司。19世纪晚期，大型工商业企业开始出现，独具特色的美国现代工业研发机制应运而生并逐步制度化，现代管理制度也逐步形成。工业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革命同步进行，是当时工业革命的一大特色。根据企业/公司发展战略和需要而设立的相适应的现代管理结构和机制，到20世纪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并规范化。关于这一点，美国企业史专家阿尔弗莱德·钱德勒有极为详尽系统地论述。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后为美国政府机构，大学、工会等组织广为采用。过分夸大军事、战争的影响力，极易误导我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
古人云：兵者，凶器也。战争曾经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美国也不例外。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一战和二战，多少生灵死于非命。20世纪60-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除了人员伤亡外，更造成美国内部动荡，社会分裂。70年代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滞胀”的尴尬，日益上升的国家财政赤字，都与漫长的战争相关。上世纪90年代美元的强势地位，并非如一些文章所言是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结果，而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东西德合并后德国经济陷于低迷状态，1994-1995年墨西哥货币恐慌，-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国内新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如果说1990年代美国对外军事行动对其经济繁荣有积极影响的话，主要在于维持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一点，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几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由于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策，美国似乎又在走战争时期“枪炮和黄油都要”的老路，势必给美国经济造成沉重负担。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且债台高筑，国际声望更是一落千丈。在风声鹤唳的反恐声中，美国人不是感觉更安全，而是更危险。对于美国而言，军事与战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扩张和繁荣”。
以美国一贯的经济创新能力，维持现有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商业环境，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人类经过上世纪两次世界战争后，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经济利益方面成熟了许多。以武力攫取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的行为，虽未绝迹，但已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美国之实力，运用得好，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运用失当，轻易便可给世界带来灾难。遗憾的是，美国政府近年来的许多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增加了国际社会中不确定、不稳定，甚至进一步敌对的因素。一超独大的傲慢心态，单边主义，“先发制人，预先打击”等霸权作风，少数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在国际事务中日趋依赖武力的倾向，皆令人深感不安。美国政府能否像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一样，意识到伊拉克战争的错误，吸取教训，从而以合作、外交、平等的方式，促进国际社会的协作、稳定、和平与发展，还需拭目以待。
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客观认识美国的历史进程，正确理解美国之现状，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建设性地处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宣扬美国的本质、目的、历史中心就是战争，只能进一步鼓动中美对抗的情绪，于己于人皆不利。夸大战争在美国崛起中的作用，混淆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岂不是要把国家的发展道路引入歧途。深入理解一个国家成长和发展的真实源泉和道路，更能坚定我们以建设为中心，和平崛起的信心。人类在21世纪内和平与发展的重担，仍将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大国共同承担。担子挑得好，是人类之福;担子挑砸了，这个世界，其实很脆弱。
界定英国何时崛起为大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英国一直是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曾经历了多次的辉煌。但奇怪的是，英国的国运呈现出清晰的波浪型趋势，它在每一次辉煌之后总会跌入衰落的低谷，沦为二流国家。例如，14—15世纪英国几乎征服整个法国，但却突然溃败出欧洲大陆，并随即陷入30年之久的内部残杀(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经过都铎王朝前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英国恢复了元气，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558—1603)，英国开始挑战不可一世的欧洲霸主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并在1588年令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铩羽而归;然而，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603—1649)，英国又陷入国王与议会的持续对抗，在大陆国家竭力争夺欧洲霸权(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时候，英国正忙于内部的争斗，几乎被其他国家忽略不计，正如1640年威尼斯大使称，“在世界各国的眼中，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无足轻重”。
经过清教革命和内战的洗礼，英国突然再度崛起，令欧洲其他国家震惊不已。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政时期(1653—1658)，英吉利共和国一统英伦三岛，并在第一次英荷战争(1651—1654)中击败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共和国，取得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乃至整个大西洋上的优势;随后英国又派舰队远征西印度群岛，夺取了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和北美的阿卡迪亚等殖民地;接着，克伦威尔一改几十年来英国置身大陆事务之外的态势，积极参与法西之间的战争，最终从西班牙手中夺取敦刻尔克要塞(1658年6月)，取得前往欧洲大陆的钥匙。在宗教事务方面，克伦威尔力图充当全欧洲新教徒的保护者，他凭借英国强大的陆海军，对欧洲大陆那些试图迫害新教徒臣民的天主教君主大行威逼恐吓之事。克伦威尔极力提高英国的国际威望，如他自己所称，“我要人像从前尊敬罗马共和国那样尊敬英吉利共和国”。⑧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他当政时期，英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以致克伦威尔的反对派、保皇党历史学家克拉伦敦(Edward Hyde Clarendon)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国内的伟大，不过是他在国外之荣耀的投影而已”。
克伦威尔时期本应被视为英国崛起的开端，这不仅在于英吉利共和国实际取得的成就，更在于“克伦威尔触摸到了一个更深远更持久的国家强盛概念的奥秘，即一个建立在贸易和殖民地、法律和宽容、节俭和创业之基础上的帝国，它将打开通往海洋并最终环绕全球的通道”。⑩然而，由于此后30年里的事态发展，英吉利共和国的强大最多只能被看做英国崛起为大国的序幕而非其正式的开端。1658年9月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又一次陷入了波浪型国运的怪圈，在不久后继起的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1660—1688)，英国几乎丢失了克伦威尔时期全部的利益、地位甚至尊严。侥幸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采用种种玩世不恭的伎俩获取供自己享乐的资金，全然不顾甚至蓄意出卖英国的国家利益。例如，1662年他以20万英镑的价格将英国将士浴血奋战夺得的敦刻尔克要塞卖给了其表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致使英国在大陆的唯一一个据点得而复失，而法国却立即将该要塞建设成一个可直接威胁到英国安全的庞大军港。再如，他极力推动英国发起对荷兰的战争，但其真实目的并非深思熟虑的称霸海上，而是希图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来缓解国内矛盾，并从中获取更多供自己支配的资金，诚如有历史学家揭示的那样，当1664年12月英国议会拨出巨款用于对荷兰作战之时，“查理二世第一次发现了如何从其不情愿的臣民那里获取钱财的秘诀”。(11)如此情形下发动的第二次英荷战争(1664—1667)之结局是不难推断的。英国海军再难展示昔日雄风，相反是荷兰舰队直闯入泰晤士河，封锁、炮轰伦敦达几个星期(1667年7月)。但即便战事告急，英国议会也不愿再拨款，他们坚持认为，已经拨出的200万英镑肯定被国王的官员们浪费甚至窃取了。
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的英国完全没有系统、主动的对外政策，在当时法国处心积虑地夺取欧洲霸权的形势下，查理二世甘做路易十四的附庸，最典型的事例是1670年5月他与法国秘密签订《多佛尔条约》，该条约规定法国每年向查理二世个人提供25万英镑津贴;英法在1672年春共同对荷兰宣战;查理二世如果因公开宣布皈依天主教而在英国国内遇到麻烦时，法国将派兵6000人赴英格兰援助查理二世。(13)这显然是一项英国国王本人出卖自己的国家和臣民的条约。故而，英国根据该条约发动的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也称不上奋发图强的举措，而只不过是依附法国的为虎作伥之举。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查理二世及其继承人詹姆斯二世继续从法国获取大批秘密津贴，作为回报，他们顽固地压制英国公众和议会的反法情绪，听任路易十四的法国在欧洲大陆耀武扬威，抢夺大片西班牙和德意志的领土，也听任英国沦落到被他国忽视的境地。法国著名史家基佐因此断言：“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统治期间，英国是属于路易十四的”。
改变英国这种虚弱状态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威廉三世就任英国国王，令英荷这两个近40年来持续搏杀的民族化敌为友。事实上，自16世纪后半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独立之时起，英荷两国就形成了某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正是由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慷慨相助，新独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才免除了被西班牙重新征服的厄运;斯图亚特王朝前期，两国也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英国革命后英吉利共和国称霸海洋的雄心，不可避免地导致英荷两国干戈相向，但第一次英荷战争已解决了相互间的基本矛盾，英荷战争末期克伦威尔曾满心指望英荷这两个新教国家在战后紧密合作，1654年缔结的英荷条约甚至还包含了一项防守同盟条款(条约第5款)。(15)如前所述，此后英荷两国的继续敌对，主要是因查理二世为取悦路易十四所致。在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野心昭然若揭的情形下，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其主要的威胁并非来自对方，而是来自法国。威廉三世入主英国，终于将两个天然盟友协调起来，故有学者评论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克伦威尔的希望现在由光荣革命实现了。”(16)在此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与荷兰的密切合作一直是英国外交和安全的重要基础之一，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家老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18世纪中叶所说，“与荷兰的紧密联系应该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础”;或如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8世纪末所称，荷兰“虽然名义上是外国，却是英格兰最珍贵的一部分”。
将光荣革命看做近代英国崛起的起点，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英荷关系的调整，其最主要的理由是此后英国的壮大呈现出连续性和加速性，这与此前英国时断时续的偶尔辉煌大为不同。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以全新的姿态挑战欧洲头号强国路易十四法国的霸权，连续投入两场遏制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战争，即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有学者称“路易十四王朝的辉煌时期结束于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18)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颇为夸张地称17的《乌特勒支和约》“确立了英国在欧洲的霸权”。(19)《乌特勒支和约》之后，英国在保证欧洲大陆力量格局基本均衡的同时，主要通过成功的海外扩张稳步壮大力量，其力量触角大大超越了欧洲的范围。当1740年前后欧洲大陆局势再度出现动荡之时，英国返回欧洲再次抵制复兴的法国称霸大陆的野心。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看起来与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实际内涵大不相同，因为在后两场战争中，英国更多地关注欧洲之外的力量发展，事实上，在这两场战争中，英国与西班牙以及与法国之间的战事都爆发于欧洲战事开始之前，由此产生的结果也就自然超出了欧洲，扩展到全世界。英国不仅通过七年战争维持了欧洲大陆均势格局的稳定，还再度摧毁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夺取了法国在北美大陆和印度的几乎所有殖民地。丘吉尔称七年战争后“英国在欧洲之外成为海上和陆上的主人”，他援用英国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当时的评论来渲染英国显赫的大国地位：“罗马人征服世界用了三百年，我们征服世界只经过三次战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罗马时代扩大了一倍”。(20)英国著名史学家J. R. 格林(J. R. Green)将七年战争看做英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称英国在此之后“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而已……英国突然高耸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这些国家处在单个大陆的位置注定它们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上处在无足轻重的竞争地位”。
七年战争后英国力量是如此强大，乃至十多年后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1776—1783)中遭受的巨大挫折也不能撼动其强国地位。英国在几乎陷于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力抗相继介入北美独立战争的法国、西班牙和荷兰，除了被迫同意北美殖民地独立之外，英国并未丢失多少其他利益，“英国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胜利及法国财政的狼狈境地意味着英国需要对波旁敌人(法国和西班牙)所作的让步远比先前想象的少得多，(1783年的)凡尔赛和约大大恢复了1763年巴黎和约所建立的局势，从而巩固了英国的殖民和贸易控制权”。(22)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未如法国所愿充当其前宗主国英国的死敌，相反，英国得以延续此前它与北美殖民地之间近乎垄断的贸易关系。不仅如此，正是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得到了迅速扩展和强化(英国在1775—1782年的第一次马拉塔战争和1780—1784年的第二次迈索尔战争中大获其利)，这足以抵消北美13个殖民地的丧失。故德希奥称北美独立战争之后“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的力量保持得完好无损”。(23)这种迅捷复原的能力，本身就是世界大国的重要特性之一，它使英国得以在不久后的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期间(1793—1815)充当遏制法国扩张的中流砥柱。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英国迎来了更为辉煌的19世纪。
从历史回顾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确认英国是从光荣革命开始稳步崛起为欧洲直至世界强国的。但是在光荣革命之时，还很难看出这一点，因为其时英国的国力相当虚弱，根本无法与法国等量齐观。从基本国力来看，英伦三岛总面积约31.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7仅为894万(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为540万，苏格兰104万，爱尔兰250万);相比之下，法国拥有5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1700年的总人口达1930万。(24)法国的经济实力也远胜于英国。按英国统计学家格里高利·金(Gregory King)在1688年对欧洲人均国民收入的统计，荷兰为8.14镑，法国为6.3镑，英格兰为7.18镑。(25)根据当时各国的人口规模，我们可以测算出虽不精确但大致可靠的英法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即法国约为12159万英镑，英国约为6418万英镑，(26)法国的经济实力接近英国的两倍。就军事实力来看，英国陆军人数在1689年仅1万人，到1691年才增加到近7万人，(27)与路易十四麾下40万大军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英法海军力量的差距较小，但英吉利共和国时期称雄一时的英国海军也已在第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有所消耗，1685年时英国海军大小舰只数量约143艘，其中主力舰数量为104艘，(28)以后数年中未再增加;而相比之下，法国在科尔伯重商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大力发展海军，其规模从1661年的区区18艘扩大到1681年的276艘，(29)其中主力舰达120艘。(30)故史家断言，“从1689年开始[英国]面临着一个远比以前的西班牙或荷兰更为可怕的强敌[法国]”。
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也高于英国，其工业生产能力稍稍比英国先进，大约在17左右法国的工业产值就开始与农业产值持平，而英国直到1740年才达到这样的水平。(3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内夫(John Ulric Nef)则断言，“在1736到1785年间，法国的工业生产和大规模工业的增长速度显然至少与英国一样快，甚至更快”。
或许正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前英法两国经济实力对比不利于英国以及工业革命迅速扭转这种对比的事实，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强调工业革命对于英国崛起的关键作用。的确，工业革命对英国经济腾飞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我们只要简单地了解以下统计数据：在1700～1760年间，英国的实际国民产出年均增长率为0.69%，1760—1780年间为0.70%，而在1780—18间，增长率猛增至1.32%，1801—1831年间更达到1.97%。(34)然而，一个同样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恰恰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在其经济发展水平还低于法国的时候就崛起为实实在在的欧洲头号强国，这或许令人有所不解，这也正是本文试图解释的一个主要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实力固然是决定国家强弱兴衰的重要依据，却并非国家力量的唯一参数，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参数，古今中外的许多历史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外学者提出过多种考量一国综合国力的较为科学和全面的计算方法，其中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是由美国学者雷·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克莱因公式”：Pp=(C+E+M)×(S+W)，其中，Pp代表可感知的力量(perceived power)，C代表人口和领土(C, critical mass, population+territory)，E代表经济实力(economic capability)，M代表军事实力(military capacity)，S代表战略目标(strategic purpose)，W代表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35)这一考量模式对我们认识近代前期英国的崛起大有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英国的C和E两项参数落后于法国，但它在M、S和W三项参数上的优势大大弥补了它的不足。下面本文将从国内政治基础、财政支撑、海军力量、双向战略等方面来剖析近代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
光荣革命前一百多年间英国国运的波浪型趋势显示：国内政治制度的运行良好与否攸关一国国际地位的强弱。当英国王权与英国议会相互谅解之时，英国便能推行积极有效的对外战略，而当双方无法协调相互矛盾之时，英国也很难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16世纪下半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正是凭借英国民众的普遍拥戴和英国议会的衷心支持才敢于起而对抗西班牙;而英吉利共和国之所以能强盛一时，其重要原因是它本身就与议会浑然一体;至于护国主时期(1653—1660)，克伦威尔干脆解散了“残阙议会”，实行不受任何国内政治拘束的独裁统治，因此也不存在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对抗。相反的情况是，斯图亚特王朝和复辟王朝始终无法处理好与议会的关系，致使其当政时的英国在国际上碌碌无为，直至其王朝统治两度被推翻。
作为外来者的威廉三世无望取得伊丽莎白一世那样的拥戴，也无力建立克伦威尔那样的独裁，他欣然入主英国的目的全然是为了利用英格兰的财富和陆海军力量来对抗法国，作为交换，他愿意充分尊重英国国民的政治意愿。而英国民众既然不想恢复到40年前的共和政体，又担心再次出现克伦威尔那样的专制君主，便只有在制度上向国王权力施加有效的约束。在这种双向意愿的组合下，立宪君主制度在英国诞生。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694年的《三年集会法案》(Triennial Act)、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案》(Act of Settlement)等一系列法令极大地约束了英王的实际统治权，保证英国议会的立法、财政、司法等各项权力，从而解决了始终扰乱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政局稳定的王权与议会对抗之难题。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经历了光荣革命的“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了庞然大物型的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法律”。
表面上，光荣革命后英国的立宪制度仍给予英国国王对外宣战、媾和、签约等特权，但实际上，对这种特权的限制却非常严格。首先，1701年英国议会颁布的《王位继承法案》明确规定，当非英国出生的人担任英国国王时，不经议会同意，英国国王不得进行任何为保卫不属于英王属下领地或领土的战争，且任何外国人不得担任枢密院大臣或其他政府官职，不得担任议会议员，(37)这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英国国王为个人私利随意动用英国资源的可能性。其次是财政限制。16，英国议会明确拨给王室每年70万英镑的终生款项(即所谓“Civil List”)，同时规定除此之外的其他开支需由议会讨论决定，这促使国王必须充分征求议会的同意才能获得推行对外政策所需的经费，由此便形成了对外政策领域王权与议会之间的相互制衡，诚如1739年时一位英国贵族在英国议会上院的一段发言中表述的那样：“诸位都知道，媾和与开战的权力是由国王掌握的……我们的宪法始终表明，国王在决定和平与战争时有权利让议会参与，也有权利不让议会参与。没有哪位明智的国王真的会冒险不让议会参与”。
更为重要的是王权本身的变化。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固然还有效地掌握着政府决策和运行的大权，但自17起，入主英国的汉诺威王朝国王逐渐地把几乎所有的职权托付给内阁，“王权”的内涵不再是国王本人的权力，而逐渐演变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权”。内阁成员作为国王的大臣表面上要听命于国王，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按英国人传统的说法，“乔治一世不过是他的大臣的代码而已”，(39)其继承人乔治二世(1727—1760)也大致如此。相继掌握英国政府决策大权的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佩勒姆兄弟(Henry Pelham和Thomas Pelham-Holles)、老皮特、诺斯勋爵(Lord Frederick North)等人大多是英国主要政党辉格党或托利党的领袖，往往作为议会多数党的领袖出任英国首相。但这种身份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政策始终得到议会的多数支持，他们必须通过协调党派利益来推行政策主张。这样一来，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就由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商讨演变为议会中各党派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讨论和协调。因此，“议会成为政治集团在其中明确其立场和表述其观点的机构，也成为政府得以在其中将其政策规划向国内外听众阐述为国家利益以寻求支持的机构”。(40)议会中的党派利益之争，总是借助“国家利益”的口号，如埃德蒙·伯克在1770年的《当前不满之原因思考》一书中界定的那样：党派“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联合起来，依据一些他们全都同意的特定原则，通过共同行动来推进国家利益”。
18世纪英国议会下院议员虽然是在极其有限的选举权范围内产生，他们还是逐渐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代理人，自诩以促进英国国家利益为己任，如著名政治家威廉·皮特声称的那样，是人民派他来帮助国家的。(42)出于这种意识，议会下院议员经常反对内阁和政府政策，这种反对也被英国民众和舆论称道，如1770年的一篇报纸文章宣示的那样：“议会中对政府举措的反对，就其本身而言从来都非邪恶之事，它对国家来说经常有着创造性的益处”。(43)18世纪英国议会的两党制尚不十分成熟，有许多议员不属于辉格党或托利党中的任何一派，因此，首相及其内阁大臣不得不仰仗这些所谓的“独立派”议员的支持，也因此需要争取普通民众的支持，因为“虽然其时的选举制度还算不得民主，但公众舆论的影响对于议会议员如何投票远非无关紧要”。
由于议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英国决策者保证对外政策得以推行的关键就在于获得议会的支持。为此，他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英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至少要让议会和大部分民众相信他们的政策合乎国家利益的要求。这并不等于说18世纪的英国对外政策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但这套体系的确保证了英国不会推行可能招致多数国民反对的政策。至于国王的个人要求，在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中已无足轻重，即使他们有时的确也能追求自己的某些图谋，但他们必须首先影响内阁大臣，进而影响议会的意向，才能将个人的利益偷偷融入英国国家利益的旗号之下，正如伦敦的一家主要报纸《箴言报》(Monitor)在1758年曾揭示的那样：“糟糕的大臣不经请示议会，就以英国利益的虚假幌子同意参与保卫外国领土，然后再寻找方法来保证在议会两院获得多数支持”。(45)而在有些时候，国王的意向干脆会因大臣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例如，当1733年法国发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时，英王乔治二世及其德国出生的卡罗琳王后一再敦促首相沃波尔介入大陆政治，沃波尔却予以坚决拒绝，他对王后称，“夫人，今年在欧洲有5万人被杀，而其中没有一个是英国人”。(46)这个珍惜英国人生命的理由，令国王夫妇难以否决。
议会在英国对外政策决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反映在有关外交事务的辩论在英国议会辩论中所占的较大比例。据英国学者的最新统计，在1714年以后的最初十多年间，在英国议会上下两院总共1500次辩论中大约有一半是专门针对对外政策以及与对外政策相关的事务，而且，许多表面上是内部事务的议题，如陆海军拨款比例、对大陆国家的津贴、1715年叛乱后对天主教徒的惩罚措施等，也是部分地或主要地受到了战略考虑的驱动。(47)在以后的阶段，情况大致类似。在1732—1750年间，有关对外政策问题的辩论也占到议会辩论次数的一半;只有1750—1763年间出现了例外，其间对外政策问题的辩论不到议会辩论总次数的1/3，但那是由于议会记录明显不完整所致。
光荣革命不仅导致了英国政坛决策程序的变化，还导致一系列涉及面广泛的法案出台，大大缓解了英国内部社会政治矛盾。尤其在宗教方面，1689年颁布的《容忍法案》(Toleration Act)有着重大意义，该法令重申英国国教的主导地位，但又给予其他非国教信徒(但不包括天主教徒自由信仰的权利，只要他们不反对国教教会信条。这项法案至少部分实现了宗教宽容的信念，使得占英国民众很大比例的清教徒等新教教民有了较自由的生存空间，从而大大降低了自16世纪上半叶起一直困扰英国内部团结的教派纷争之危害性，有力提升了英国社会的和谐度。
由于光荣革命建立的宗教和社会政治制度得到英国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他们对保持这种制度有了自觉的热情，特别是在“詹姆斯二世党人”复辟活动始终存在且得到外国(主要是法国)支持的情况下，英国民众对战争和外交保持高度的关注，对外政策成为英国政治中的优先考虑事项。历史学家注意到，从17世纪末起，英国人成为一个“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他们“拥有了”英国的大战略。“外国消息通常占据英国报纸的头版，实际上也主导着整个报业……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民众执着于遏制路易十四及其‘普世君主’的计划”;除了荷兰共和国外，整个欧洲没有哪个国家的公众像英国公众这样对对外政策和大战略问题如此感兴趣。(51)在路易十四之后情况同样如此。英国学者的详尽统计显示，在1714—1725年间，英国出版的所有小册子(pamphlets)和书籍中，有关对外政策主题(军备、殖民地、贸易和通商)的将近10000件，相比之下，涉及宪政和“斯图亚特复辟”主题的只有5000件左右;在1726—1763年间，前一类主题的数量基本上都保持在后一类一倍左右的规模。(52)这些数据表明英国民众对英国争取并保持国际强势地位的关注程度。而且，这种关注往往倾向于支持国家大战略，有学者断言，“从历史回顾来看，1689—1815年间呈现出一种主流，即社会各阶层广泛赞同国家的对外和贸易战略;即使在与北美殖民地人发生无利可图的冲突时期，这种赞同也保持了平衡”。
一个国家的潜能以其领土人口规模及经济实力为基础，同时，使这种潜能得以有效发挥出来的实际手段和具体措施也不可轻视，在许多时候，国家调集政府可支配资金的能力显得更为直接和有效。如前所述，光荣革命时的英国整体国力不强，远逊于当时的欧洲霸主法国，但它却能在对抗法国的斗争中迅速崛起，其重要原因是其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财政体系。
1689年到18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对任何欧洲国家的财政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正常的税收收入已难以经受这种考验。法国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国库收入总额大大高于英国。理查德·邦尼的统计图表清楚地表明，在1688年以后近一百年中，法国每年的国库总收入始终比英国多出1/2至1倍以上。(54)但法国在资金筹措方面却无法与英国匹敌，原因是它寻求资金来源的手段过于单一，除以税收为主干的国库收入之外，法国的其他财政手段颇为笨拙。法国政府筹措战争经费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从私人银行举债，按沃勒斯坦的说法，这是一种“利用货币贬值……不利于未来税收的举债形式”，商业银行家出售以财政部对未来税收的预期为基础的贴现债券，他们“实际上发行了以政府在战争时期作出的并不可靠的诺言为基础的信用货币，这个信用大厦在17崩塌了”。(55)路易十四死后，苏格兰冒险家约翰·劳(John Law)依靠发行纸币和股票等金融投机手段来拯救法国经济，结果在17因密西西比公司倒闭再一次爆发金融危机，以致法国人在整个18世纪都始终对纸币、银行、债券和股票等戒心重重，而这些本应是振兴法国财政的有效手段。(56)因此不难理解，财政困难持续困扰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政府。法国直到18拿破仑当政时期才建立了承担国家储备银行职能的“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比英国的同类机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晚了1。由于缺乏高效的中央银行，法国发行国债和循环支付利息等资金筹措手段极不可靠。在1716到1771年间，法国的国债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3。(57)故法国经济学家艾萨克·德·平托(Isaac de Pinto)在1771年评论道，“毁灭法国金融的并非信誉本身，麻烦的是在需要之时信誉不起作用，这也许是后来(七年战争中)灾难的主要根源”。
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也与法国一样，不存在任何系统性的公共债务，英国国王通常也只是从私人银行家那里借取临时性的债务，然后依靠日后的税收等收入来偿还。但威廉三世入主英国之后改变了英国的财政手段，他意识到自己是外国人，故不愿意通过提高对英国人的税收额度来增加国库收入，相反，他更愿意将荷兰的公共债券实践引入英国。他的想法得到了英国议会领袖们的积极响应，他们也认为，通过对公共债务的直接投资将英国的有钱阶层与政府绑到一起的确是一项好政策。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发行国债。英国国债种类繁多，一部分是可在一定期限后兑换的短期或称贴现债券(unfunded debt)，也称流动债务(floating debt)，另一部分是公司借贷等长期国债(funded debt)，也称固定国债(consolidated debt)。其中，由大公司提供的长期国债对英国财政的贡献最大，英国政府在授予大公司诸多贸易和其他特许权时往往要求公司向政府提供长期或永久贷款作为条件，如1698年英国议会要求重组中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向政府提供200万英镑的贷款，17又要求该公司提供120万英镑贷款。
为保证国债系统和财政运转的稳定，英国政府努力将流动债务转变为固定债务，即由大公司和大银行受理散户的短期债券，而这些公司和银行集中向政府提供长期或永久贷款。例如，17，英国财政部与新建的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进行交易，将900万英镑的短期债务一次性置换成固定国债。在18世纪中，英国固定国债在国债总额中的比例大增，而流动国债份额则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在16，英国固定国债为120万英镑，流动国债达1040万英镑，固定国债占国债总额的10.3%;到1748年，固定国债增达6870万英镑，流动国债却只有740万英镑，固定国债占国债总额的90.2%;到1785年，固定国债达2.396亿英镑，流动国债仅有580万英镑，固定国债占国债总额的97.6%。
使所有这些国债事务得以顺利运作的一大创举是“英格兰银行”的建立。随着光荣革命后英国国债业务的扩展，老式的“钱庄”显然已难以胜任现代金融业务。从1691年起，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和迈克尔·哥德弗里(Michael Godfrey)为首的一帮英国银行家和富商倡议创建全新的全国性银行来确保金融流通的安全。1694年英国议会终于同意他们的呼吁，但开出了这样的条件：英格兰银行的120万英镑启动本金将作为永久性贷款全部借给英国政府，政府则每年返回给该银行8%约10万英镑的利息，并授予该银行经营国债业务等一系列金融特权。(62)英格兰银行虽然由私人拥有和经营，但却与英国政府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行使着许多本质上属于政府的职能，实际上成为类似于国家储备银行的金融机构。正因为如此，虽然英格兰银行从一开始没有一分钱现金(其本金已全部借给政府)，但它在世人眼里却是一个绝不可能倒闭的银行，由此急剧吸纳了庞大的资金，迅速扩张成为一个金融帝国，也成为英国政府几乎取之不竭的资金来源，到1793年，英格兰银行的资金达1176.6万英镑，全部借贷给英国政府，之后银行还获得300多万英镑的盈利。
光荣革命后英国诸多阶层的利益在政府中得到了较大体现，他们对新政府充满了信心，更担心詹姆斯二世的复辟活动将会推翻合乎他们意愿的体制，因此英国民众非常踊跃地购买债券，英国民众人均认领的国债额在威廉三世时期达3.10英镑，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更增加到29.15英镑。(64)购买英国国债的不仅有英国本国的民众，还有许多外国人和外国银行，如荷兰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以及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英国国债赖以确立的关键信用是荷兰银行家及其金融盟友，包括那些组成所谓胡格诺教徒国际组织的人”。(65)这些源源不断来自国内外的资金大大缓解了英国因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在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1685—1688)，英国政府的年均财政支出仅为216.8万英镑，威廉三世时期(1688—1702)年平均支出猛增至600万英镑左右，其中1696年达799.8万英镑;安妮女王时期(1702—1714)年均支出达760万英镑，其中1711年达1514.5万英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期(1740—1748)达900万英镑，其中1748年达1194.3万英镑;七年战争时期(1756—1763)达1450万英镑左右，其中1761年即达2111.2万英镑。(66)但政府运作却未受到任何阻遏，其原因就在于来自巨额国债的坚强支撑。英国国债总额在1700年达到1420万英镑，1763年增至1.326亿英镑，1783年达2.318亿英镑。如此巨大的债务无疑超出英国政府的实际偿还能力，即使是利息支付也已是沉重负担。虽然英国国债约4%的利息额远低于其他欧洲国家，只有同时期法国国债利息的一半，但在1787年度，英国财政部仅支付国债利息就要耗费940万英镑，而当年英国整个的税收和关税收入只有大约1300万英镑。
不过，英国政府这种几乎纯粹靠举债度日的做法，其危险性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就国内债务而言，政府通过税收收入来支付债务的利息，等于把纳税人的钱转给了国债债主，这种财富的转换固然是损害一部分人而让另一部分人得利，但就英国整体而言，这种转换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就如同一个人的钱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一样”。至于外债，英国政府需要将英国财富以支付利息的方式转给其他国家，但在另一方面，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早就指出的那样，“这种大量偿还外币的需要，或许可以刺激(也的确刺激了)用于出口贸易的生产以及就业。”无论是外债还是内债，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通过国债获得的大量资金使它得以大大提高国家支出，这种“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为工业革命的来临开辟了道路。
此外，国债收入还使英国政府得以避免通过大幅度提高税收来筹集战费。当然，18世纪英国的税收还是不断增加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的3.5%增加到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的11%—12%，但英国的税收始终是稳步增加而非骤增的，而且主要是依靠征收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故普通英国民众并没有明显感受到来自税收的压力，他们也因此不会对政府的对外战争有太大的抵触，这对维持英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也极有帮助，使英国政府得以在无需顾忌国内动荡的条件下全心追求其对外政策目标。不仅如此，或许是作为英国政府的债主，许多英国人和英国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现政府垮台从而让自己的投资落空，他们也把政府打赢对外战争、保持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挂起钩来，这不期而然地起到了凝聚英国民众向心力的作用。
当进入19世纪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更加牢固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盛和贸易的全球性扩展，英国政府获取资金的其他途径更加有效，对国债的依赖也逐渐减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英国的长期国债总额达8.46亿英镑，而此后英国尽管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和布尔战争等重大对外战争，其国债总额却反而下降，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其长期国债额只有6.51亿英镑。
位置境域
英国是位于西欧的一个岛国，是由大不列颠岛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
英国政区图
以及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共同组成的一个联邦制岛国。
英国被北海、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爱尔兰海和大西洋包围。东临北海，面对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和挪威等国;西邻爱尔兰，横隔大西洋与美国、加拿大遥遥相对;北过大西洋可达冰岛;南穿英吉利海峡行33公里即为法国。国土面积24.41万平方公里(包括内陆水域)。其中英格兰地区13.04万平方公里，苏格兰7.88万平方公里，威尔士2.08万平方公里，北爱尔兰1.41万平方公里。
气候特征
英国属温带海洋性气候。英国受盛行西风控制，全年温和湿润，四季寒暑变化不大。温带落叶阔叶林带。通常最高气温不超过32℃，最低气温不低于-10℃，平均气温1月4～7℃，7月13～17℃。年平均降水量约1000毫米。北部和西部山区的年降水量超过2000毫米，中部和东部则少于800毫米。每年二月至三月最为干燥，十月至来年一月最为湿润。英国西北部多低山高原，东南部为平原泰晤士河是国内最大的河流。英国终年受西风和海洋的影响，全年气候温和湿润，适合植物生长。英国虽然气候温和，但天气多变。一日之内，时晴时雨。
水文
塞文河(Severn River)是英国最长的河流，河长338公里，发源于威尔士中部河道呈半圆形，流经英格兰中西部，注入布里斯托海峡。泰晤士河是英国最大的一条河流，流域面积1.14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60.0立方米/秒，多年平均径流量18.9亿立方米。流域地理位置西经2°08′～东经0°43′，北纬5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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