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莫言小说的创作心理(共含8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萿茬當芐”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作者：张侃
对创作心理的探究是解读作家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通过对莫言的成长经历，代表作品的分析，去探究其小说的创作心理，从而更深层的去挖掘贯穿其小说创作的情绪基调。
作家的创作心理是心理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借助心理学批评，可以分析作家与作品的各种深层的复杂关系。心理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他所受到的压抑、精神的创伤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内心深处的冲突构成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心理批评要求在了解作家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反观作家作品以揭示这些文本中暗藏的意义或深层内容，并认为作品是作家受到压抑而创作的产物，他记录了作家的隐秘和痛苦。借助以上观点，分析莫言的创作心理，笔者认为莫言的创作动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莫言的精神创伤首先在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体验，使得他形成了内向而敏感、自卑而又孤傲的性格，体现在其小说创作中，则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童年是人的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了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冰心所说:“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顽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莫言的童年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痛苦。1956年出生的.莫言，其童年时期正置左倾思潮横行的时代，莫言家里是上中农成分，经济的贫困和政治的歧视，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强烈的创伤记忆。此外，在家庭生活中，因父母的管教过于严厉，使他未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他少年时最大的兴趣是喂养鸟雀，但却被其父扼杀了这一童趣。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鲁迅先生早就呼吁要对父母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与子女是仇敌”。现实生活中的阴影和无爱的童年，使莫言在心理上压抑而孤独，逐渐形成了内倾、自卑的气质特征，在文学系的同学这样描述他:“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有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人格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儿童与那些所依赖的强壮的成年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这种虚弱、无能、自卑的情感激起儿童追求力量的强烈愿望，从而克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是隐藏在所有个人成就后面的主要推动力。一个人由于感到自卑才推动他去完成某些事业。”莫言曾说到，“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由此可以说，莫言的小说创作动机，正是基于自卑心理所产生的推动力作用的结果。
然而，这也导致莫言对世界、人生的把握和对艺术的理解，带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并把它投射到其作品中去，表现为对生命本体悲剧的展示，即对生的悲剧、死的悲剧和性爱的悲剧的体验性描述。
《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把他的全部欲望凝结到透明的红萝卜上，但是，他却徒然地拔光了满地的萝卜也毫无所得，欲望是难以实现的，稍纵即逝的幻象则使人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
在《红高粱》系列小说中，罗汉大爷被活剥时凄厉的呼喊和血肉模糊的尸体撼人心魄;似锦年华的戴凤莲在对生命的欢乐的回忆中死去;还有恋儿、成麻子、耿十八刀的死，“在几万发子弹的钻击下，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乡亲，手舞足蹈躺在高粱地里”，以及余占螯几起几落、直到从日本北海道返回村庄后的英雄末路之状，无一不充满强烈的悲剧色彩。余占螯与戴凤莲的爱情也充满悲剧色彩，一方面余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不惜杀人放火，还差点被曹梦九抓去坐大牢，一旦实现了对戴的占有，又别有所求，另一方面，二者的爱情又以戴的死去，而表明这种爱情的难以持续。在莫言看来，生是痛苦的，死也是痛苦的，饥饿是痛苦的，爱情也是痛苦的，它不是由于社会状况带来的个人之苦，而是与生俱来的痛苦。
在《我想到痛苦、爱情与艺术》一文中，他写到:“人生的根本要义我以为就是悲壮或凄婉的痛苦。英雄痛苦懦夫也痛苦;高贵者痛苦卑贱者也痛苦;鼻涕一把泪一把痛苦畅怀大笑未必就不痛苦。大家都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升华在痛苦中死亡。死亡是痛苦的解脱。但如果有灵魂，死亡也仅仅是痛苦肉体的解脱而不是痛苦灵魂的解脱。古往今来的痛苦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徘徊着，游荡着，寻求解脱的方式。寄托痛苦灵魂的是艺术，解脱痛苦灵魂的也是艺术……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品里都搏动着一颗真正痛苦的灵魂。”可以说，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心理，使得莫言的小说充满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此外，莫言的精神创伤还表现为作家在生存中的缺失性体验，使得其小说创作具有叛逆与审丑倾向。作家的缺失性体验指的是作家处于生存中的某种缺乏或痛苦之中而产生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审美把握。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缺失性体验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的心理动机。
物质的匮乏，爱的缺失，使得莫言在心理上滋生出强烈的反叛意识。
他在名为《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这篇文章中，宣扬渎神精神和自我意识，强调文学的批判性。他认为，“如果没有对固定的、僵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和信条的叛逆，很难有社会的变革……敢跟父母作对的孩子，他身上自有一种天才的素质”，莫言在艺术上有意识地与流行的作品、流行的理论划清界限，独辟蹊径。他说，“创作过程中，每个人都各有高招，有阳光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你是仙音缭绕，三月绕梁不绝，那是你的福气。我是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你敢说这不是我的福气吗?”正因如此，从莫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叛逆精神渗透于字里行间，不管是在早期的《红高粱》系列、《透明的红萝卜》，还是近年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小说皆表现出离经叛道的精神。也正是这种反叛道德、伦理，破坏规范和权威的叛逆精神，使得他对文学的审美把握表现出审丑倾向。
可以说，莫言在小说创作中的审丑倾向是他反叛的一种姿态。传统文学大多数处于古典美学的范畴，以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子不语，怪、力、乱、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儒家几千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一种话语霸权的方式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莫言心灵的创伤是因为生活中的弊端和丑行而产生，生存中的缺失需要在作品中得到补偿，内心的压抑与痛苦也需要在其中得到宣泄。因此，审丑是莫言的一种自觉的选择，是他张扬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对传统美学的一种挑战。在这里，审丑便有了积极的意义，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忠实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从而超越了美与丑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在莫言的小说中，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剥人皮场面的描写，有恋儿大难临头之际黑色预感的渲染和神秘体验，有襁褓之中的婴儿被粗暴、残酷地扼死的场景，一支农民游击队在墨水河全军覆灭、横尸沙场的画面，一个心情抑郁地忏悔着自己莫须有的罪过、以自己的失语为自己赎罪的孩子的心声，乃至于肢体上的残缺，独眼、断手、哑巴，苍蝇和大便，月经和生殖器，死鱼样的眼睛等等诸如此类让人厌恶与不快的场景和形象。莫言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正是其对传统美学价值的反叛与意义的消解。
由上述可知，莫言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主要是缘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记忆和生存中的缺失性体验所产生的精神创伤，二者的交互作用使得莫言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和强烈的反叛精神，并表现出审丑的美学倾向。
莫言小说创作心理动因剖析
对创作心理的探究是解读作家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通过对莫言的成长经历，代表作品的分析，去探究其小说的创作心理，从而更深层的去探讨贯穿其小说创作的情绪基调。
作家的创作心理是心理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借助心理学批评，可以分析作家与作品的各种深层的复杂关系。心理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他所受到的压抑、精神的创伤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内心深处的冲突构成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心理批评要求在了解作家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反观作家作品以揭示这些文本中暗藏的意义或深层内容，并认为作品是作家受到压抑而创作的产物，他记录了作家的隐秘和痛苦。借助以上观点，分析莫言的创作心理，笔者认为莫言的创作动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莫言的精神创伤首先在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体验，使得他形成了内向而敏感、自卑而又孤傲的性格，体现在其小说创作中，则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
童年是人的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了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冰心所说：“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顽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莫言的童年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痛苦。1956年出生的莫言，其童年时期正置左倾思潮横行的时代，莫言家里是上中农成分，经济的贫困和政治的歧视，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强烈的创伤记忆。此外，在家庭生活中，因父母的管教过于严厉，使他未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他少年时最大的兴趣是喂养鸟雀，但却被其父扼杀了这一童趣。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鲁迅先生早就呼吁要对父母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与子女是仇敌”。现实生活中的阴影和无爱的童年，使莫言在心理上压抑而孤独，逐渐形成了内倾、自卑的气质特征，在文学系的同学这样描述他:“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有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人格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儿童与那些所依赖的强壮的成年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这种虚弱、无能、自卑的情感激起儿童追求力量的强烈愿望，从而克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是隐藏在所有个人成就后面的主要推动力。一个人由于感到自卑才推动他去完成某些事业。”莫言曾说到，“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由此可以说，莫言的小说创作动机，正是基于自卑心理所产生的推动力作用的结果。
然而，这也导致莫言对世界、人生的把握和对艺术的理解，带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并把它投射到其作品中去，表现为对生命本体悲剧的展示，即对生的悲剧、死的悲剧和性爱的悲剧的体验性描述。
《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把他的全部欲望凝结到透明的红萝卜上，但是，他却徒然地拔光了满地的萝卜也毫无所得，欲望是难以实现的，稍纵即逝的幻象则使人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
在《红高粱》系列小说中，罗汉大爷被活剥时凄厉的呼喊和血肉模糊的尸体撼人心魄;似锦年华的戴凤莲在对生命的欢乐的回忆中死去;还有恋儿、成麻子、耿十八刀的死，“在几万发子弹的钻击下，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乡亲，手舞足蹈躺在高粱地里”，以及余占螯几起几落、直到从日本北海道返回村庄后的英雄末路之状，无一不充满强烈的悲剧色彩。余占螯与戴凤莲的爱情也充满悲剧色彩，一方面余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不惜杀人放火，还差点被曹梦九抓去坐大牢，一旦实现了对戴的占有，又别有所求，另一方面，二者的爱情又以戴的死去，而表明这种爱情的难以持续。在莫言看来，生是痛苦的，死也是痛苦的，饥饿是痛苦的，爱情也是痛苦的，它不是由于社会状况带来的个人之苦，而是与生俱来的痛苦。
在《我想到痛苦、爱情与艺术》一文中，他写到:“人生的根本要义我以为就是悲壮或凄婉的痛苦。英雄痛苦懦夫也痛苦;高贵者痛苦卑贱者也痛苦;鼻涕一把泪一把痛苦畅怀大笑未必就不痛苦。大家都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升华在痛苦中死亡。死亡是痛苦的解脱。但如果有灵魂，死亡也仅仅是痛苦肉体的解脱而不是痛苦灵魂的解脱。古往今来的'痛苦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徘徊着，游荡着，寻求解脱的方式。寄托痛苦灵魂的是艺术，解脱痛苦灵魂的也是艺术……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品里都搏动着一颗真正痛苦的灵魂。”可以说，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心理，使得莫言的小说充满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此外，莫言的精神创伤还表现为作家在生存中的缺失性体验，使得其小说创作具有叛逆与审丑倾向。作家的缺失性体验指的是作家处于生存中的某种缺乏或痛苦之中而产生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审美把握。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缺失性体验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的心理动机。
物质的匮乏，爱的缺失，使得莫言在心理上滋生出强烈的反叛意识。
他在名为《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这篇文章中，宣扬渎神精神和自我意识，强调文学的批判性。他认为，“如果没有对固定的、僵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和信条的叛逆，很难有社会的变革……敢跟父母作对的孩子，他身上自有一种天才的素质”，莫言在艺术上有意识地与流行的作品、流行的理论划清界限，独辟蹊径。他说，“创作过程中，每个人都各有高招，有阳光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你是仙音缭绕，三月绕梁不绝，那是你的福气。我是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你敢说这不是我的福气吗?”正因如此，从莫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叛逆精神渗透于字里行间，不管是在早期的《红高粱》系列、《透明的红萝卜》，还是近年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小说皆表现出离经叛道的精神。也正是这种反叛道德、伦理，破坏规范和权威的叛逆精神，使得他对文学的审美把握表现出审丑倾向。
可以说，莫言在小说创作中的审丑倾向是他反叛的一种姿态。传统文学大多数处于古典美学的范畴，以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子不语，怪、力、乱、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儒家几千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一种话语霸权的方式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莫言心灵的创伤是因为生活中的弊端和丑行而产生，生存中的缺失需要在作品中得到补偿，内心的压抑与痛苦也需要在其中得到宣泄。因此，审丑是莫言的一种自觉的选择，是他张扬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对传统美学的一种挑战。在这里，审丑便有了积极的意义，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忠实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从而超越了美与丑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在莫言的小说中，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剥人皮场面的描写，有恋儿大难临头之际黑色预感的渲染和神秘体验，有襁褓之中的婴儿被粗暴、残酷地扼死的场景，一支农民游击队在墨水河全军覆灭、横尸沙场的画面，一个心情抑郁地忏悔着自己莫须有的罪过、以自己的失语为自己赎罪的孩子的心声，乃至于肢体上的残缺，独眼、断手、哑巴，苍蝇和大便，月经和生殖器，死鱼样的眼睛等等诸如此类让人厌恶与不快的场景和形象。莫言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正是其对传统美学价值的反叛与意义的消解。
由上述可知，莫言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主要是缘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记忆和生存中的缺失性体验所产生的精神创伤，二者的交互作用使得莫言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和强烈的反叛精神，并表现出审丑的美学倾向。
莫言小说之创作风格
莫言是当今文坛屈指可数的一流作家，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作品极具个性。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他超越了中国所有作家同行，进入了世界文学之列。他的作品创作不断的追求真正的的民间风格，语言上也不断追求民间口语、戏剧的特点。他的小说运用了很多表现力极强的细节，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浓墨重彩的语言风格，给人以震撼力。莫言早期的作品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塑造神秘的超现实的对象世界，给人以先锋色彩;而后进入新的探索期，激情勃发，画面五彩斑斓，语言充满进攻型、反叛型。以上只是简单的概述莫言的创作特点，下面的内容将会从我个人的角度，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我对莫言的创作风格的看法。
一、莫言小说的题材内容方面
莫言小说的创作一直都把视线定格在农村，可以说是一直关注农村表现农村。莫言自己认为他选择写农村好像是一种命定，因为他在农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尽管他一直骂这个地方，恨这个地方，但他没有办法隔断与这个地方的联系。他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他的根在那里。只要他一离开农村，离开土地，进入都市，就会产生一种眷念。因此在以后的一系列创作中，农村的生活就成了他灵感的来源。比如说莫言十三岁时曾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小工，给一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生火，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产生就与他的这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中的黑孩虽不是莫言本人，但与他是一体的，心灵相通的。他在农村二十多年的生活，就像电影胶卷一样，一部一部的储存在他的脑海中，这些内容可以写成小说，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农村题材在他的笔下还没有写完，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值得他去写。莫言能一直用农村题材继续小说的创作，并不是一味的编造，而是他掌握了一种同化生活的能力。同化可以把听来的别人的生活当做自己的生活来写，可以把从某个角度生发想象出来的东西当做真实来写，这也就是一种想象力。莫言故乡的一些奇人奇事也有很多被写入了小说中，《红高粱家族》就是融入了许多这种故事。莫言的故乡与他的创作题材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故乡对于莫言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巢穴。那个地方在他的脑中会永远的存在下去，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二、莫言小说的语言表达方面
莫言小说的语言是最使我们感到陌生的，是成语的任意性搭配。其中有大量的方言俚语，当代城市的流行熟语，诗词断句，成语乏词，以及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大量专业术语，混杂在一起，一股脑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对于习惯语体统一、语调纯净的读者来说，这带来了信息超载的一种心理冲击，产生纷繁甚至有点芜杂的基本印象。他的语言就是继承了民间的，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是一脉相承的。第一，这种语言是夸张的、流畅的、滔滔不绝的;第二，这种语言是生动的、有乡土气息的;第三，这种语言是中华民族的传奇文学的源头，或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莫言总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感觉特征，陈述、修饰、评价着乡土社会的生存历史与传统。莫言小说语言的另一个特色是指称色彩的语词概念大量出现。这些概念在文本中的能指意义，一方面与写实的状物有关，比如红萝卜、红高粱，沿用着其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带有极强的主观随意性，比如狗有红、绿、蓝已属稀罕，而太阳也可以是绿的，血也可以是金黄色的、蓝色的......而这些超自然的色彩感觉形式，不仅服务于表现人物特殊内心体验的写实需要，更多的时候，是表现叙事人强烈的主观情感指向，这使莫言的世界色彩缤纷且带有奇幻效果，难怪有人将其比作西方晚期印象派的绘画。莫言善于将两种外在的语言系统，在特定的叙事方式规定下，经过感知方式协调，由特定的叙述方式推动着，组成新的语法关系，并以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修辞手段，经过不断转换生成，不断耗尽原有的能指意义，不断形成新的语言，最终完成了主体深层的语义表达。莫言的语言特色，作为其风格的骨干，是非常成功的。
三、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方面
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十分的复杂，或以第三人称的全知与部分全知视角，低调叙述，使情节的安排几近于故事叙述的时序，如《透明的红萝卜》的叙述语调则呈现为由低到高的渐次发展;或以第一人称的语调转述往昔的故事;或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为主，间杂转述、旁述的频繁变化，且意象纷呈，时空交错。《透明的红萝卜》是最能体现莫言小说创作中的叙事特色。这部作品的前半部分语言朴实，全部语义都与特定的时代乡土生活相关联。而自“红萝卜”的意象出现后，作者逐渐转为以黑孩的感觉为视角，在他朦胧的向往中，出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童话世界，到结尾处，一直沉默着的莫言，再也按捺不住了，从那个瘦小黝黑的身躯中跳了出来，以至于用完全不同于前半部分的湖光潋滟这个诗词断句，来壮写黑孩眼中的泪水。他几乎调动了现代小说的全部视听知觉形式，使作品的容量迅速膨胀，大量主体心理体验的内容带来多层次的隐喻与象征效果。莫言小说尤为突出的叙事方式是，他以超体验的感知方式，表现了充分矛盾的内在纷扰，几乎是将一种最初使状态的情绪直接地表达出来。一方面是凄楚、苍凉、沉滞、压抑，另一方面则是欢乐、激愤、狂喜、抗争。这极像交响乐中两个相辅相成的旋律，彼此纠结着对话。前者是经验性的，后者则是超经验性的，前者是感受、体验，是对外部生活的情绪性概括，后者则是向往、是追求，是灵魂永不止息的呐喊。
莫言小说浅析
莫言小说的文学成就、作品特色及争议分别是什么呢?大家是否清楚?
一、莫言热的兴起
改革开放多年来，网络书站、实体书店里多的是各种形态的码字为生之人，但几乎没有一个纯文学作家能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实为人文中国之一大缺憾。但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莫言热”兴起。转瞬之间，中国国内万众注目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降临中国作家头上没几天，从“莫言热”到“莫言产业热”已经热火朝天，从预测获奖到正式颁奖，持续近两年时间，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渲泄。
二、中国文学“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由于中外文学观点及价值观的差异，中国文学在国外获认同的甚少。纵观诺奖成立的百余年时间，中国作家当中偶尔获得提名的也不过鲁迅、老舍、沈从文等寥寥几人，以至于许多国内作家把冲诺奖作为中国梦之一来宣扬。莫言的获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也算是中国文学“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证据之一吧。
三、莫言小说之我见
(一)莫言小说的成就。莫言是当代中国较具代表性作家之一，创作了数部很有影响力的小说。代表作《生死疲劳》曾获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文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另一部小说《蛙》曾获茅盾文学奖。他的小说都以非常尖锐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苦难历程，农民对于土地与生命权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
(二)其作品特色。尖锐的批判立场和奇特的叙事形式是其小说的重要特色。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很像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其次是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利用《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国内外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积极的意义上应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提高的见证。莫言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标志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来的。
(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分析。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莫言比鲁迅、雨果优秀，而是因为多种因素使然。同样是诺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在国内的影响却大相径庭。这其实正是政治影响文学之于当代中国的两个对立面。高行健是政治立场改变后“幸运”才光临其身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笔者有两点认识：1)虽没有和平奖那么极端，但文学奖一直以来都被高度政治化;2)诺贝尔文学奖，不代表文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基于此，莫言得奖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的文学造诣，而是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中西方都能接受的文学奖得主，充当了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莫言的幸运除了他的小说优秀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评委团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改变直接带给了他“最幸运”的福气!所以，瑞典的老人们也甘愿打破“凡赌博公司看好的必定败走”的过往铁律，从而甘于自掀神秘面纱、自弃莫测高深神誉而顺水推舟给中国一次机会，本质里都是一次世界政治秩序在文学外壳中蜕变的'妥协表演。更何况，《红高粱》等作品正是因其“自暴国短”历来很对“国际主流看中国”的胃口及“审美标准”的。此时此刻，奖给莫言，何乐不为乎?!
又如他的小说多过去式，多回忆，言语多以我开头，所以翻译出来的是...ed，Iremember，I...，这样的句式，恰巧成为英语的演讲风格，美国人读到自述处气势激昂，回忆处婉转悠长，却违背了中国文学观。连评委马悦然也坦然说莫言作品嗦，虎头蛇尾。根据笔者个人理解，西方崇尚的是原罪论哲学，支持人性本恶。而莫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从人性本恶观切入，不断深化、深刻揭露人性的复杂与多变，这点比较符合西方文学的主张。
(五)其作品争议之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涉及到中西方关于文学作品的不同见解和主张。当年因为高行健的获奖，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曾一度把诺贝尔文学奖说得一钱不值，以至于现在有体制内作家获奖了，某些意气用事的自由派文人，也把诺贝尔文学奖说成了垃圾。尽管他们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路数却如出一辙，那就是，他们都不是在谈文学，甚至不懂文学。
(六)应持的正确认识。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莫言的小说包括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一样具有正面和负面意义。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无非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视野下而制订的，是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后殖民化”的消解与鲸吞。我们所应着眼的应该不是有无“资格”获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中国作家有没有准备好“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承担力的问题。
当然，国内文学界和国学界对待莫言的作品也存在争议和分歧。如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被收录入高中语文选修课一事引起的热议。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文章入选教材是理所当然，实至名归;另一种观点却认为，莫言刚获诺奖就动议其作品入教材是一种功利目的，有讨好卖乖之嫌，没有必要急于就此修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争论莫言作品是否入编，不如认真修订教材编订标准，只要符合入编标准和要求，不管是莫言或有言，都应该入编。
但我想，莫言仅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代表。不能因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将其推举成中国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豪。代表中国文学成就的作品还有很多，并且丝毫不比莫言的作品逊色。
我认为，莫言作品的消极因素过重。我们读其作品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社会的文学描述，给人一种苦难社会的印象，悲观主义色彩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使读者在读完其作品后无不充满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四、结语
在强国富民的民族复兴及中国梦大潮中，这种消极的文学情调，使人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是一片落后景象，一种疮痍遍地、民不聊生的场景。这其实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一种误导。我个人认为，在倡导正能量的今天，他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能看成是一抹阴雨天时的水墨画，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束浪花而已。
浅析莫言小说
莫言小说具有非常高的文学成就，关于莫言的作品特色是什么呢?
一、莫言热的兴起
改革开放多年来，网络书站、实体书店里多的是各种形态的码字为生之人，但几乎没有一个纯文学作家能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实为人文中国之一大缺憾。但随着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莫言热”兴起。转瞬之间，中国国内万众注目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降临中国作家头上没几天，从“莫言热”到“莫言产业热”已经热火朝天，从预测获奖到正式颁奖，持续近两年时间，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渲泄。
二、中国文学“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由于中外文学观点及价值观的差异，中国文学在国外获认同的甚少。纵观诺奖成立的百余年时间，中国作家当中偶尔获得提名的也不过鲁迅、老舍、沈从文等寥寥几人，以至于许多国内作家把冲诺奖作为中国梦之一来宣扬。莫言的获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也算是中国文学“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证据之一吧。
三、莫言小说之我见
(一)莫言小说的成就。莫言是当代中国较具代表性作家之一，创作了数部很有影响力的小说。代表作《生死疲劳》曾获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文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另一部小说《蛙》曾获茅盾文学奖。他的小说都以非常尖锐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苦难历程，农民对于土地与生命权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
(二)其作品特色。尖锐的批判立场和奇特的叙事形式是其小说的重要特色。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很像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其次是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利用《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国内外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积极的意义上应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提高的见证。莫言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标志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来的。
(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分析。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莫言比鲁迅、雨果优秀，而是因为多种因素使然。同样是诺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在国内的影响却大相径庭。这其实正是政治影响文学之于当代中国的两个对立面。高行健是政治立场改变后“幸运”才光临其身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笔者有两点认识：1)虽没有和平奖那么极端，但文学奖一直以来都被高度政治化;2)诺贝尔文学奖，不代表文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基于此，莫言得奖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的文学造诣，而是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中西方都能接受的文学奖得主，充当了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莫言的幸运除了他的小说优秀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评委团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改变直接带给了他“最幸运”的福气!所以，瑞典的老人们也甘愿打破“凡公司看好的必定败走”的过往铁律，从而甘于自掀神秘面纱、自弃莫测高深神誉而顺水推舟给中国一次机会，本质里都是一次世界政治秩序在文学外壳中蜕变的妥协表演。更何况，《红高粱》等作品正是因其“自暴国短”历来很对“国际主流看中国”的胃口及“审美标准”的。此时此刻，奖给莫言，何乐不为乎?!
又如他的小说多过去式，多回忆，言语多以我开头，所以翻译出来的是...ed，Iremember，I...，这样的句式，恰巧成为英语的演讲风格，美国人读到自述处气势激昂，回忆处婉转悠长，却违背了中国文学观。连评委马悦然也坦然说莫言作品嗦，虎头蛇尾。根据笔者个人理解，西方崇尚的是原罪论哲学，支持人性本恶。而莫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从人性本恶观切入，不断深化、深刻揭露人性的复杂与多变，这点比较符合西方文学的主张。
(五)其作品争议之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涉及到中西方关于文学作品的不同见解和主张。当年因为高行健的获奖，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曾一度把诺贝尔文学奖说得一钱不值，以至于现在有体制内作家获奖了，某些意气用事的自由派文人，也把诺贝尔文学奖说成了垃圾。尽管他们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路数却如出一辙，那就是，他们都不是在谈文学，甚至不懂文学。
(六)应持的正确认识。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莫言的小说包括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一样具有正面和负面意义。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无非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视野下而制订的，是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后殖民化”的消解与鲸吞。我们所应着眼的`应该不是有无“资格”获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中国作家有没有准备好“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承担力的问题。
当然，国内文学界和国学界对待莫言的作品也存在争议和分歧。如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被收录入高中语文选修课一事引起的热议。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文章入选教材是理所当然，实至名归;另一种观点却认为，莫言刚获诺奖就动议其作品入教材是一种功利目的，有讨好卖乖之嫌，没有必要急于就此修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争论莫言作品是否入编，不如认真修订教材编订标准，只要符合入编标准和要求，不管是莫言或有言，都应该入编。
但我想，莫言仅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代表。不能因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将其推举成中国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豪。代表中国文学成就的作品还有很多，并且丝毫不比莫言的作品逊色。
我认为，莫言作品的消极因素过重。我们读其作品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社会的文学描述，给人一种苦难社会的印象，悲观主义色彩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使读者在读完其作品后无不充满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四、结语
在强国富民的民族复兴及中国梦大潮中，这种消极的文学情调，使人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是一片落后景象，一种疮痍遍地、民不聊生的场景。这其实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一种误导。我个人认为，在倡导正能量的今天，他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能看成是一抹阴雨天时的水墨画，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束浪花而已。
在强国富民的民族复兴及中国梦大潮中，这种消极的文学情调，使人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是一片落后景象，一种疮痍遍地、民不聊生的场景。这其实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一种误导。我个人认为，在倡导正能量的今天，他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能看成是一抹阴雨天时的水墨画，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束浪花而已。
内容概述：
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
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作者简介：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作家。
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潍坊学院名誉院长。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见的宗教情怀，使它们超越了中国作家同行，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莫言的业绩，也使莫言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在2月1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通过为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创作背景：
《蛙》选择题材是乡村医生与计划生育，不是莫言特意要写这个敏感的题材，莫言是被姑姑接生到人间，所以莫言写小说，总想有一天要把姑姑写到小说里，而推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必须涉及到。
点评鉴赏：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与莫言的其他重要长篇作品，如《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相比，《蛙》延续了这些作品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诗般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执着探索，在整体上达到了极高艺术水准，也是近几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力作之一。[4]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上海文艺出版社12月版)的中心词是“计划生育”，但这只是浅层表象，在这一中心词背后，隐藏着的是莫言对生命(生殖、繁衍)的由衷敬畏和顶礼膜拜。
《蛙》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当年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艰难推行过程。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对于万心来说，却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读《蛙》，读者会时时感到残酷：一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另一是莫言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
高密东北乡不仅仅是故事发生地，而且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区域。在计生国策推行之初，中国有无数个东北乡，万心这样的计生干部也有许多个。莫言的书写因而有着广泛的代表意义和现实意义。
《蛙》里的一切无不指向“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关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世人对莫言的作品且褒且贬，褒的多是其巧妙的构思，贬的是其语言不加节制。《蛙》则一反常态，语言干干净净，很少旁枝逸出。《蛙》的写作匠心独运，5个章节分别由4封长信和一部9幕话剧组成。写信式的讲述不仅方便了莫言的写作，也接近了时空的距离以及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话剧则是对信件部分另一种角度的重新叙述和有效补充，它把莫言对生命的敬畏与膜拜情结向更纵深处推进，整部小说也因之更加富有意味和张力。[5]
20《蛙》在德国出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书评说莫言的这本书“不仅改变了他的自我画像，也改变了人民对中国社会内部情况的认识。”
德国《南德意志报》书评说《蛙》让读者震动，鉴于该作品所透出的强烈批判精神，西方读者会不理解作家何以被认为是位“体制内作家”。
所获成就：
《蛙》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被《南方周末》评选为20“文化原创榜年度图书虚构类致敬作品”，并入选多项年度好书排行榜;
注：很多人误以为莫言是凭借该作品获得年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莫言获得的是终身成就奖。在2012年时，《蛙》甚至还未有英语版和瑞典语版。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既可以表彰一部作品，也可以表彰一个作家的终身成就。以以往的获奖情况来看，诺奖似乎越来越趋向于终身成就奖。20略萨，20特朗斯特罗姆，2012年莫言，年门罗，都是表彰他们的终身成就，并非某一部作品。
一部优秀的文字作品必然是作家经过内心焦灼、痛彻、反思而来。所以我通常把文字比作为最本质的东西，因其追求本性抒发内心的真实感受。文字源于心声追求本性，文字是用来抒发内心感受的，具有排毒养颜作用，若改了就无法顺应本心对身体也无益。
莫言在《莫言散文》中写到“真诚恰恰是文章，尤其是散文、杂文的灵魂，除此之外战斗性恰好也是散文的灵魂。”素来是喜欢看散文的，一来散文以一种真实的叙述源头展现了作家真实的内心世界，二来散文不似小说之中的些许桥段给读者带来一种矫揉造作的视觉效应。譬如：莫言的一系列作品都以自己的故乡——东北高密乡作为写作背景，《********》、《透明的红萝卜》、《蛙》都是以莫言少时历经饥饿的真实状况写在饥饿之下人们吃煤块、透明薄如蝉翼的肚皮为特写。正如此，使其读者的视觉效应与之相结合，达到文章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最佳效果。
托马斯.沃尔夫人说“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有时候会想是不是成功的作家写手背后必然经历常人所不知道的痛楚，拿最容易被90后青睐的写手——郭敬明来说，十五岁的青春文字，《爱与痛的边缘》的写作背景无疑是将其透明本质的晦涩青春融入书内，一本关于友情，关于青春忧伤，关于每个青春少男少女的情愫展露无疑，而惯于被80后接受的作家——路遥，《平凡的世界》也是将其自身的生活体验，对书中青年小伙农村的故事展开叙述，对人生开始做进一步论述。当然被读者敬佩的作家——史铁生，《我与地坛》则是结合自身的一部赤裸裸散文，从自己双腿残废到对生的理解对地坛的描写对自己母亲的进一步细节描写都难脱逃与“真实”两字……
从散文另一个层面“战斗性”来讲，每一个资深写手作家必是经过内心的声色犬马，进一步的将所思所想二者“厮杀”、“兼容”。经典杂文 留下的、结合在一起的便是作家文字的顿悟与哲思。譬如作家赵丰在《孤独的散步者》一文中写到对孤独的高度阐述，他说：“孤独是睿智地、深邃地、从容地，真实地审视人生，反省自我，它与冷淡、空虚、浅薄的无聊没有共同之处，孤独往往伴随着精神的独立，人格的高尚，情操的高洁。”从此处不难看出赵丰在描写孤独这一段文字之前不免对自身的孤独感产生一场否决与厮杀，认为孤独是自卑、哀怨、可耻的一系列负面情绪最终与内心世界进行“战斗”，最终产生对孤独这一段文字的哲学论述……
初读莫言的《莫言散文》只一味地注重作家写实的白话文字，比如作家“莫言”二字原是因作家自小爱胡乱说话，母亲让其少说点话，后取名为——莫言，再比如作家自幼相貌丑陋、食欲惊人，吃饭的时候老是遭遇桌前人士的嘲笑，这些都是来自于此书的笼统感官情节，后再读此书，则注意到作家文峰的幽默之处，比如：将其自己的文字比作乌鸦的嚎叫，愿者便听，不喜莫怪，当然在《莫言散文》中的一处描写是尤其深刻的，他说自己在地铁站看到一位枯黄娇小的中年妇女用乳汁喂养怀里的婴儿时，使其泪水夺眶而出，他想到自己苦命的母亲，后来由这灵感写了长达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母亲过世之后的阵子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房间里昼夜不分的开始写这篇小说，写完之后，心情格外之好，体重竟然涨了5斤。
细读此段便能切身体会到作家当时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也有了自己之前在黑夜里乱写一系列杂文的指引，如：会写冗长不修边幅的文字，会写没有逻辑条理的文字，会写不少人感同身受的快言快语的文字，而这些都是充当被积攒了多时的内心情愫在写字的一瞬间一股脑儿被投掷下来，有点像十月怀胎的少妇，遭遇孕育期间的阵痛继而在分娩之后的欣慰感，不敢狂妄在一些胡话的文字之后美其名曰：散文，只是用唠嗑一词儿诠释其言所感。
之前把散文的抒写归类在文采的范畴内，以为深度的散文写手必然是囊括在文采的内核。也是因莫言散文的文字，后知后觉那种快言快语的凛冽感早就脱逃文采的范围，散文与文采无关。用作家乔叶形容风骚与性感的区别应用于言语和文字的区别，则可以略加改之为：如果说言语是咄咄逼人的，文字则是清茶慢泡的。言语是张牙舞爪的，文字则是素手杀人的。言语是招摇呐喊的，文字则是落地生根的。言语是烧人眼的，文字则是润人眼的。言语是气球，炫得高，文字则是磁铁，引力大。言语是浅层之技，是技则会技穷，文字则是魅力之果，果成则芳香无限。
觉得文字的张力不在于字数的长短，而在于语境的透明度，正如前面结合《莫言散文》的有关论述，不管是散文还是何种面世的文字都是讲求“真诚”，在当今科技已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而言，各种电子高科技产品接踵而至，音乐、电影、更是以一种商业一体化的模式出炉，当然文字作为这种廉价商业的形式而论，讲究的是写者的操守以及读者的认同。
文字，源于本性。
文字，回归本心。
莫言《枯河》节选
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种凄艳的红色。这时太阳刚刚落下来，地平线下还残留着一大道长长的紫云。几颗瘦小的星斗在日月之间暂时地放出苍白的光芒。村子里朦胧着一种神秘的气氛，狗不叫，猫不叫，鹅鸭全是哑巴。月亮升着，太阳落着，星光熄灭着的时候，一个孩子从一扇半掩的柴门中钻出来，一钻出柴门，他立刻化成一个幽灵般的灰影子，轻轻地漂浮起来。他沿着村后的河堤舒缓地漂动着，河堤下枯萎的衰草和焦黄的杨柳落叶喘息般地响着。他走得很慢，在枯草折腰枯叶破裂的细微声响中，一跳一跳地上了河堤。在河堤上，他蹲下来，笼罩着他的阴影比他的形体大得多。直到明天早晨他像只青蛙一样蜷伏在河底的红薯蔓中长眠不醒时，村里的人们围成团看着他，多数人不知道他的岁数，少数人知道他的名字。而那时，他的父母全都目光呆滞，犹如鱼类的眼睛，无法准确地回答乡亲们提出的关于孩子的问题。他是个黑黑瘦瘦，嘴巴很大，鼻梁短促，目光弹性丰富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病的男孩子。他攀树的技能高超。明天早晨，他要用屁股迎着初升的太阳，脸深深地埋在乌黑的瓜秧里。一群百姓面如荒凉的沙漠，看着他的比身体其他部位的颜色略微浅一些的屁股。这个屁股上布满伤痕，也布满阳光，百姓们看着它，好像看着一张明媚的面孔，好像看着我自己。
他蹲在河堤上，把双手夹在两个腿弯子里，下巴放在尖削的膝盖上。他感到自己的心像只水耗子一样在身体内哧溜哧溜地跑着，有时在喉咙里，有时在肚子里，有时又跑到四肢上去，体内仿佛有四通八达的鼠洞，像耗子一样的心脏，可以随便又轻松地滑动。月亮持续上升，依然水淋淋的，村庄里向外膨胀着非烟非雾的气体，气体一直上升，把所有的房屋罩进下边，村中央那棵高大的白杨树把顶梢插进迷蒙的.气体里，挺拔的树干如同伞柄，气体如伞如笠，也如华盖如毒蘑菇。村庄里的所有树木都瑟缩着，不敢超过白杨树的高度，白杨树骄傲地向天里钻，离地二十米高的枝丫间，有一团乱糟糟的柴棍，柴棍间杂居着喜鹊和乌鸦，它们每天都争吵不休，如果月光明亮，它们会跟着月亮噪叫。
或许，他在一团阴影的包围中蹲在河堤上时，曾经有抽泣般的声音从他干渴的喉咙里冒出来，他也许是在回忆刚刚过去的事情。那时候，他穿着一件肥大的褂子，赤着脚，站在白杨树下。白杨树前是五间全村唯一的瓦房，瓦房里的孩子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漆黑的眼睛像两粒黑棋子。女孩子对他说：“小虎，你能爬上这棵白杨树吗?”
他怔怔地看着女孩，嘴巴咧了咧，短促的鼻子上布满皱纹。
“你爬不上去，我敢说你爬不上去!”
他用牙齿咬住了厚厚的嘴唇。
“你能上树给我折根树杈吗?就要那根，看到了没有?那根直溜的，我要用它削一管枪，削好了咱俩一块耍，你演特务，我演解放军。”
他用力摇摇头。
“我知道你上不去，你不是小虎，是只小老母猪!”女孩愤愤地说，“往后我不跟你耍了。”
他用黑眼睛很亮地看着女孩，嘴咧着，像是要哭的样子。他把脚放在地上搓着，终于干巴巴地说：“我能上去。”
“你真能?”女孩惊喜地问。
他使劲点点头，把大褂子脱下来，露出青色的肚皮。他说：“你给我望着人，俺家里的人不准我上树。”
女孩接过衣裳，忠实地点了点头。
他双脚抱住树干。他的脚上生着一层很厚的胼胝，在银灰色的树干上把得牢牢的，一点都不打滑。他爬起树来像一只猫，动作敏捷自如，带着一种天生的素质。女孩抱着他的衣服，仰着脸，看着白杨树慢慢地倾斜，慢慢地对着自己倒过来。恍惚中，她又看到光背赤脚的男孩把粗大的白杨树干坠得像弓一样弯曲着，白杨树好像随时都会把他弹射出去。女孩在树下一阵阵发颤。后来，她看到白杨树又倏忽挺直。在渐渐西斜的深秋阳光里，白花花的杨树枝聚拢上指，瑟瑟地弹拨着浅蓝色的空气。冰一样澄澈的天空中，一绺绺的细密杨枝飞舞着;残存在枝梢上的个把杨叶，似乎已经枯萎，但暗蓝的颜色依旧不褪;随着枝条的摆动，枯叶在窸窣作响。白杨树奇妙的动作撩乱了女孩的眼睛，她看到越爬越高的男孩的黑色般的脊梁上，闪烁着鸦翅般的光翚。
“你快下来，小虎，树要倒了!”女孩对着树上的男孩喊起来。男孩已经爬进稀疏的白杨树冠里去了，树枝间有鸦鹊穿梭飞动，像一群硕大的蜜蜂，像一群阴郁的蝴蝶。
莫言的创作特点
文学作品至今没有严格的评判标准，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判断一个作者的潜力?这就看大公无私的评论家和读者的慧眼视才了。在评奖时，同是一篇作品，有的评委说好，有的评委说差。当产生辩驳时，有人把优点说成缺点，有人把缺点说成优点，似乎没有裁判。我想其中因素之一就是每人的口味不同，他们的观点就不一致。就像一座建筑物，有人说不错，也能说出一、二、三的优点，有人说不怎么样，也能说出几条不足之处。不管哪一种作品都有读者群。不料，诺奖从天而降，莫言腾空而出，像稀世珍宝，降落在中国大地上，万人注目，正在使中国文学处于尴尬之时，突然来点兴奋的气氛。在之前文学界对莫言作品的评价仍是优劣不同，这也正常，谁都知道自古文人相轻嘛。可现在对他的评说似乎在推翻以前对他作品的不足认识，这也正常，锦上添花嘛。不管评说如何，人们的重点转移到认真剖析他作品的特点及获奖的因素，似乎从他身上要寻找文学作品的标尺和榜样。
莫言是1955出生，2011年才获茅盾文学奖，写到了60岁才获此荣。其实他80年代就出名了，在之前每次评奖落空，恐怕他也伤心过，只是永不放弃，默默无闻地写自己的作品，不管他人是肯定或否定，获不获奖，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桂冠已经落在他头上了。他的`创作可以说在文学路上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来，没有走捷径。
我们针对他的作品，可以想一想他的优势在哪里?你能有他的想象力?你能有他的语言轰炸?你能有他的持续激情和敢于触及敏感题材?想一想吧，他每一个长篇，在题材上都抓住了中国最为重大的、最为敏感的东西——也就是不管好的坏的而具有中国符号意义的东西。
例如《酒国》是对中国人稀奇食癖的大展览大批判——吃红烧婴儿，吃活驴，等等，其实他哪里是在写饮食，他是在写政治。
例如，描写端上那个红烧婴儿之时，莫言大肆地描写了这个红烧婴儿的尸化神态——而在座的党委书记对丁钩儿的怀疑却解释道：“老丁同志，您太固执了。我们都是高举着拳头在党旗前宣过誓的人，为人民谋幸福是您的任务也是我的任务，不要以为天下只有你是好人。吃过我们酒国婴儿宴的人，有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也有世界五大洲的尊贵朋友，还有国内外大名鼎鼎的艺术家、社会名流。”
莫言继续写道：”……你们是领导干部，杀百姓的儿子喂自己的肚子，天理难容!我听到儿童们在蒸笼里啼哭，在油锅里啼哭。在砧板上啼哭。在油、盐、酱、醋、糖、茴香、花椒、桂皮、生姜、料酒里啼哭。在你们胃肠里啼哭。在厕所里啼哭。在下水道里啼哭。在江河里啼哭，在化粪池里啼哭。在鱼腹里啼哭，在庄稼地里啼哭。在鲸鱼、鲨鱼、鳗鱼、鱿鱼、带鱼等等的肚腹里，在小麦的芒尖上、玉米的颗粒里、大豆的嫩荚里、蕃薯的藤蔓上、高粱的茎杆里、谷子的花粉里等等啼哭。”
“……哭啊哭，令人不忍卒听的啼哭声，从苹果里、鸭梨里、葡萄里、桃里杏里核桃里发出。水果店里是婴孩的哭声。蔬菜店里是婴孩的哭声。屠宰场里是婴孩的哭声。酒国的盛宴上回响着一个个被害男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啼哭声。我(丁钩儿)不对你们开枪对谁开枪?”
小说《檀香刑》描写中国专制社会的精心杀戮达到了何等地步，看后才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可以让统治阶级任意宰割的。剥皮的檀香刑，让杀戮如此精制。所谓文明古国，不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屠宰场吗?我在台湾买过一本书叫《不得好死》，曾经讲中国封建社会使用过的各种酷刑。小说《蛙》是关于计划生育的，这个问题让世界多有诟病——这都是外国人最为关注，最感兴趣的中国的国家级问题。[通过这些作品向全世界揭示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时代的丑陋和可怕!]
当然别的作家也有写这类题材的，但写得没有莫言大气，只有火气，急于揭露，直奔主题，向西方献媚的意念太明显，没有莫言特有的那点机智和狡黠。可以说，莫言在处理如此敏感的题材的时候，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你是抓不住他的狐狸尾巴的。且不讲他的才华，他在处理这类题材时的聪明绝顶，其他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最好的作家有最好的表达方式。有些中国作家看到了外国人还是识中国文学的好货的。一些曾经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家，写的东西就是小气，不通畅，不挺拔，不高朗，精心设计，小心求证，又是革命，又是全景，又是宏大叙事。回头一看，宏大的是野心，浪费的是文字，一堆垃圾，说不出个道理，跳不出自己狭隘的心胸，充满了算计，在向读者和市场献媚的同时，还要向当局或者有关上司抛媚眼，力求一箭双雕甚至是三雕四雕。这种精心算计下的作品，找到了某种平衡的诀窍，并且果然正中某些官员的下怀，皆大欢喜，充满了成功的假象，会让他内心充满了欢呼。在持续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同时，自己卑劣的写作内心膨胀成所谓灵魂的高度，神圣的坚守。这样的写作有时候会气势汹汹，但实际是八面玲珑，最大的野心是，把世界都揣到自己怀里来，一切如我所愿。
一部作品且不说多么优秀，但起码要反映出个什么问题，受到什么启发和警示，使读者从中受益，避免浪费读者的精力和时间。否则，制造文字垃圾，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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