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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秧苗散文
入夏，看到同学们陆陆续续都穿上了凉鞋，我又羡慕，又着急。
上初中时，在社办中学，学生都是附近几个村的，范围小，人数少，穿衣戴帽的无大区别，我自然也没显出多么窘迫或异样。而今，上高中了，学生来自全县，光是我们高一，就10个班；这所高中，“文革”前是省重点，名声在外，所以，还有北京、天津的通过关系来这儿上学。学生多了，来的区域也广，学生们吃的用的穿的，自然五光十色，水平参差了。我感觉到，我一身土气老套的打扮，肯定不入流了。特别是该穿凉鞋的时候，我还趿双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
我还有幸被推举为学生干部，经常在全班40多名学生面前说话。这无异于把我的一身破烂的行头，炙烤于众人火热的目光之中。我那年十六岁，也算要头要脸，一俟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显得动作萎缩，底气不足，不得不经常回避女生投来的含义不明的目光。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让我心里挥之不去的，是我还暗恋上了一个女生。她来自县城，父亲是军转干部，眼睛清澈得如同两泓秋水，脸颊总是荡漾着天真的笑靥。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她的一举一动受到我的关注，她的笑靥也朦胧地沉浮在我的脑海，但我感觉到，她愿意和我搭话，也许这种感觉是一厢情愿；有时在校图书馆借书时看到她，她会送给我一个很甜的微笑。所以当一次课外活动完毕，她紧着几步追上我，轻声说“该换双凉鞋了！”时，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既觉得有一股暖流过心，又觉得有一根芒刺在背。
我上心了。凉鞋，是我目前该办的最大一件事情！我跑了几家商店，最后在市新市区百货大楼预选了一款棕色塑料凉鞋，产自上海，定价2.98元。
自尊和虚荣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动力！
但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其实，早在半个月前，我就和母亲专门提过，要买双凉鞋。母亲为难地说，“哪有钱啊，上个月，修补房子欠下几十元的债，还没还。等过些日子，院里的菜下来，能卖点钱了再看吧。”
我何尝不知道，正是人民公社时期，父兄们泥里水里劳作一年，分不了几块钱，口粮也远不够吃。年底了，卖口猪，就是过年的所有开销和一年的油盐酱醋钱了；几斤鸡蛋、零星蔬菜，卖几块钱，也要全部补贴到不足的口粮上。
我一上高中，家里就更紧张了。学校要求学生全部住宿。一个月要准备30斤玉米，去镇粮库卖转粮食关系到学校。副食呢，一天要一、两角钱，是父亲和在外边工作的大哥订好，三个月给我邮寄10元钱，供我把高中念下来。
我真的没有勇气和母亲伸手，我也真的知道母亲拿不出这三块钱来。
但母亲似乎早就探明了我急切的心情。一天，她拽着我的手，缓步来到前院，指着一个菜畦说：“这是用剩下的几种秧棵，你去卖了吧！卖的钱，就由你买凉鞋！”她管秧苗叫秧棵。
我家的院子较大，还有一口土井，每年都种好多菜，黄瓜、辣椒、西红柿，还有旱烟等等，自家吃一部分是自然的了；但主要是为了卖，换点零钱花；再就是送人一部分。
有的品种，是直接撒上种子种植，比如黄瓜、萝卜；有的是要先培育秧苗，然后移植，比如茄子、青椒。因院中有富裕地方，水又方便，父亲每年就自己种些秧苗，用不了的，就送给左邻右舍。卖，也是有人买的；在院里或自留地，各品种的菜，农家大都种些，但并不是每家都种秧苗。
真正的爱总是在细节中体现，贫寒的光景下更是如此。我感谢母亲的费心。
我这才认真看了看，在一个大畦里，有五、六种秧苗，株株娇嫩、碧绿，像汪着一股水。
于是，母亲帮着，把地浇透，起苗、打捆，把两个柳条筐拴在车上，把秧苗装在筐里，筐上边再蒙个草廉子，我就带块玉米馍作为午饭，兴致勃勃地出发了。脚上虽还是那双布鞋，但觉得凉嗖嗖的，像已经穿上了凉鞋！
湛蓝的天空，飘浮着几片薄纱般的白云，像是为我扬起片片征帆；阳光携着轻微的东风一同触摸着我的脊背，像是一双温柔的手，抚慰着我的心灵。已经拔节的冬小麦，像清澈的碧水，被风一吹，荡起层层涟漪。村庄之间，如同被绿色的毯子连起一样。
有希望支撑着，我的心情阳光一样灿烂！
为尽快卖得钱来，我见村就进，进村就大声吆喝：“本地的青椒秧、茄子秧、西红柿秧喽！”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自己大声吆喝的声音，浑厚、洪亮，挺有穿透力的。遇到院子大，又有水井的人家，我就在门口多吆喝几声。更多的时间，我是找一棵大树，在树下，边吆喝边歇凉，也省得秧苗过早打蔫儿。就断断续续地有人来买。10棵一捆，一般卖一角钱。我带了有50多捆。每卖一捆，我就把钱使劲按进左裤兜，还不时数一数。
到下午，秧苗发蔫了，就有人压价，我也答应。常言道：“卖到手是钱”嘛。有的干脆免费要一捆，我也爽快地给了。
串了四、五个村庄，用了一小天时间，在太阳西沉的时候，我的秧苗全部卖完了。找个没人的地方，认真地数了数，是3．6元钱。凉鞋的钱够了。我心里计划，母亲爱吃五香豆片，余下的钱，全部给她买豆片！尽管身体疲惫，肚子也饿了，但想着兜里的收获，我又来了劲头，竞有些志得意满的感觉了。穷人的满足标准总是很低啊！
天空已呈现墨绿的颜色；家家的院里，升起袅袅的炊烟；不时有几只鸡鸭咯咯叫着，奔向各自的家。左边是一户户的农家小院，有扉门，有木门，也有的干脆敞着门口；右边呢，是一个大坑，深有30多米，坑底，有几汪泛黄的水。路上很少行人。我就在这条宽阔的街道中间行进着。想着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家，我不由地加速，哼起“甜蜜的歌，无限好罗喂”那首电影插曲了。
这时，一场意外发生了。
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愉快地喊叫着，从一家门口突然飞跑出来，一直跑到路的中间，不偏不倚，正好和我的自行车前轱辘交叉在一起。“哐”地一声之后，男孩噗地倒地，几乎同时，我也从车上摔了下来，柳条筐把车子支住。男孩的喊叫声霎时变成了哇哇的哭声。
我把小孩扶起来，抚摸着他的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带着围裙的散发妇女，出现在我们面前，“妈！”男孩立即依偎到她的怀里，哭声更大了。
我眼睛直直地望着妇女，搓着手，一付等待发落的样子。我真后悔把车子骑这样快。这位母亲把儿子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询问孩子哪里疼痛。男孩说脖子有点痛，大哭变成了抽泣。
“我这儿子是个愣头青，方才一准是吓着了，我回去哄哄吧。没事了兄弟，天不早了，你也快回去吧！”朦胧中，我看到这位妇女倒有些愧色，好像是她儿子耽误了我的事。
孩子没受大伤，又遇到这么宽宏的人家，我暗自庆幸！更由衷地钦佩这位妇女。即使在那个年代，也不乏无理搅三分，遇事宰一刀的恶人。
我冲妇女深深地鞠了一躬，告诉她我是哪村的，姓名；特别告诉她，我高中一个同班同学是她这村的，姓字名谁。万一有事，肯定可以找到我！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放慢了速度，心里添了些纠结，添了些怅然：和母亲说不说这事呢？我没有勇气不和母亲说，但又怕母亲埋怨我，并为此担心。
这么想着，就到家了。母亲可能观察到我的神色有些异样，问我是否顺利，我立即打消踌躇，一五一十地把撞男孩的事向母亲倒了出来。
历来慈眉善目的母亲这时神情严肃起来，目光闪烁着一种焦急。她沉思一会，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明天起早，去到男孩家里看看！真的没事，再去上学！”
事情确实糟糕！只有男孩的奶奶在家。她说：孙子回来后，疼得哭到后半夜。他妈心里没底了，一大早就找个拖拉机带孙子去了唐山二院。对了，儿媳妇说，不会有大事，就不惊动你们了！
汗珠立刻从我的额头上沁了出来，急忙掉转车头，回家向母亲报告。
“你想办法请天假，咱们去二院！”母亲从来没让我请假耽误过课，今天是破例了；母亲历来是慢性子，但这时，说话走路突然换了个人似的。
把我卖的那3.6元钱要过去，又从邻居借了5元钱，就上路了。
这年，母亲50岁。她个儿不高，虚胖，多半生的操劳，弄得她浑身是病，患有风湿的青筋裸露的双手，像鸡爪一样变了形，就不能合拢在一起，两只解放脚，走路缓慢，随时都像要跌倒的样子。每到晚上，就难受地忍不住地呻吟，让我们特别揪心。
自行车很小很破，在土路上，我一个人骑，尚趔趔趄趄，后衣架再坐上活动不便的母亲，其难度和危险可想而知。遇到路况不好，或上坡下坡，我们就下车推着走。
到钢窑商店，母亲下车买了苹果罐头和桃罐头，还有点心、糖块，花了叁元多钱。母亲说，苹果是平安的意思；而桃呢，是逃过灾难之意。千万别让那孩子落下后遗症啊！
那时的二院，还在钢窑路与建华道的交口处。30来华里的路，我们上车下车地走了近3个小时，近午时分，终于到了。男孩睡了，他母亲守在病床前，眼睛汪着泪水。才知，男孩的左锁骨骨折，已经打上石膏。
我们的到来，完全出乎男孩母亲的意外。她急忙撩起衣襟拭拭眼睛，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明了原委，男孩母亲把我母亲按在一个木凳上，说：“都这把年纪了，看把你们折腾的！这点事我没打算声张！”确实，她家在我们村西8华里，去二院，我们要再往东30华里。
“我们是有责任的。孩子受这样的罪，我们不来看看，成什么人了?”母亲说.。
“要说责任，都有。乡里乡亲的，就不说那个了。大夫说了，养些日子就好了。”男孩母亲说。
“伤筋动骨100天呢。这让你受累了！”
母亲这时掏出那五元钱，执意塞给男孩母亲，说看病先用着，不够再想办法！
“更不行！”男孩母亲一下急了“孩子爸在外边工作，能承受。罐头我留下，钱您拿回去！兄弟卖点菜秧，多不容易啊！”
争执了几个回合，还是母亲的意志占了上风。这时的母亲，露出了略觉踏实的笑容，是她每一次屈已待人的行为后都会有的笑容。因为贫寒，母亲平时是那么吝啬，而遇到这样的事，显得又如此大方。母亲为男孩的受伤而牵肠，又为自己能够及时予以补偿而宽慰！宁可负已，不能负人，成了母内心的需求。我知道，凉鞋的事，不是滞后，就是泡汤了。但较之能够满足母亲的这种需求，较之男孩能够更快地痊愈，较之我更懂得了怎样做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回来的路上，母亲说：“凉鞋就晚穿些日子吧！过几天咱们还要再看看孩子。”
“哎！”我痛快地答应着。
学生与秧苗现代散文
（一）善待每一棵秧苗
一场风雨过后，园子中的玉米倒伏了几十棵。妻子小心地将它们扶起，踩实。几棵踩后仍然站立不稳的，妻就将它们梢部聚在一起，用其自身的叶子缠拢上。地边有一棵，一侧白白的须根都拔出来了，在盛夏的骄阳中闪着刺目的断茬儿。我说拔掉算了，妻不同意，扶正后培了几锹土，踩实，那棵玉米就在夏风中挺立起来了。到了秋后，这些玉米也都结了棒儿，尤其是地边那棵，一尺多长的玉米棒子，黄澄澄的，跟其他大棒儿相比，毫不逊色。
收玉米时，我有些感慨。这些玉米，历风旱雹虫，到秋霜来早，能成熟饱满，多不容易呵！对于每一棵经手的小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真的应该善待它们才对。
不禁想起我教高考复习班历史时的一个学生来。他姓黄，矮胖，稍有口吃，穿着极其朴素，很不出众的一个学生。黄同学的历史成绩非常出色，深得我的喜爱。
忽然有一天，黄同学向我提出一个特别的问题——不上历史课而去邻班上英语课！他说自己已经复读过，因外语成绩太差，始终不能进录取线；历史成绩一向非常好，可以少投入些时间。他想将历史试卷中及自学时出现的问题集中起来，每周找我帮助解决一次。我犹豫良久，心想，不上我的历史课已是令我这个老师难堪，还要我每周拿出时间单独为其辅导，这可能吗？但是，看到他那渴求的目光，我还是点点头。
于是，再上课时，只要邻班上英语，黄同学就不见了，而每周他都会在某个下午到办公室找我。我们就某些知识展开讨论，内容往往超出我平素教学的范畴。我发现黄同学对历史课的思考远远超出其他同学。他常常提出一些我平时备课都想不到，而对于高考补习班学生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两个月下来，不但他的历史思维能力及解题能力明显提高，我也对“教学相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最初，黄同学离开办公室时，有的老师就跟我说，连课都不上，理他干什么？我笑了笑，说既然答应了，怎么能反悔呢？
高考成绩揭晓时，黄同学的`英语成绩据他自己讲，已是非常满意了。我告诉他，他的历史单科成绩全县排名第二，真的给我脸上增光了。我们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那年，黄同学终于考上了吉林省财税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土地部门，如今在县土地局工作，各方面都挺不错。
看到农民在侍弄庄稼时，有时我会扪心自问：自己为人师表三十载，是不是尽心尽力地帮助扶持了每一个教过的学生？是不是竭尽所能地真心善待了每一颗“秧苗”？
（二）每一棵秧苗都会结果
春天收拾完柴禾垛底子，倒出一小块空地，妻说柴禾垛底子栽茄子好，去后院孙家大棚里看看还有没有剩茄子苗吧。到后院，孙大哥说，壮实的苗都被挑走了，只剩点茄子残苗了。顺着孙大哥手指的方向，我见柱脚下围着一堆茄子苗，虽然浇了水，依然蔫头耷脑，一副带死不活的样子。我皱皱眉，说都那样了，能栽活吗？孙大哥肯定地说，当然能！你别看这个样，栽到地里，过些日子就会缓过来。记住，每一棵秧苗都能结出果实！
我半信半疑地将这些剩苗栽到空地上。浇了几回水后，再没刻意去照管它们，只不过在铲地时，顺便铲几锄、拔拔大草而已。没想到，一个半月后，这块空地上的茄子苗，居然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了。这些茄子属中熟品种，像一棵棵紫树，舒展着紫色的叶子，开着淡紫色的小花。待先期栽下的茄子吃过几回后，这些秧上的茄子也长到一尺多长，油黑发亮了。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到这些剩苗会长得这么好！
我不禁想起去年初秋的一件事。那天，从前的两个学生开车到校，找到当年的班主任及在校的科任老师。他们是我改教高中语文后的第一届学生。在高中时，他俩的成绩都不好，高中毕业就回乡了。他们念书时，正盛行以升入本科数为评价教师业绩标准，这类连专科学校都没考上的学生，是不列入有效指标之内的，自然不会有谁肯多关注他们。我之所以能在多年后还记得他俩，尤其是记住李同学的名字，全是由于他的语文成绩太差，六校联考时总是在平均分上扯班级的后腿。当时，我想了一个办法，将语文成绩不及格的八个学生找到办公室，跟他们订了语文专页计划，课后就给他们分配任务，他们八人轮流当代表，每天都到我办公室来。有的老师说，啥也考不上的学生，理他们有啥价值？将来上高三，高考奖金按考上本科的人数算，这些人还不就是个分母？我实在无言以对——人家是在为我着想啊。可是，做事半途而废不是我的风格。一学期下来，他们的语文成绩居然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有三人都超过百分。后来，尽管李同学高考时分数不高，但语文成绩却是各科中分数最高的。
两个学生在饭店订了座位，开车将我们接过去。席间，他们讲起了毕业后的经历。李同学只身去了南方，在艰难困苦中打拼十年，终于在深圳有了自己的玻璃厂，管理六十多个工人，目前有了楼和车，也娶妻生子了。回到家乡，已是人人羡慕的小老板；曲同学不甘心农村生活，在县城苦干几年，有了两处楼，一个门市，每天开车往各地送食品，日子过得绝对比下有余。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衣锦还乡，或小有成就，一般人是不大会主动回母校看望老师的，这其实是大多数毕业生的共同心理。探究两个学生的来校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深深眷恋生活学习了三年的母校，对老师表达感谢之情；另一方面，还是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尽管两个人表现得十分谦恭，那含意也是不言自明的。
看到他们，我感到欣慰，也庆幸自己在教学时没有歧视他们，说到底，只是尽了教师的本分而已。
从此，面对学生，我不敢看轻他们中任何一个，尤其是那些升学无望的学生，虽然不能考上大学，但是在生活这所学校里，他们并不一定是差生，在坚忍地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后，有人也会如那些被栽在空地的茄子苗一样，蓬勃地生长，进而结出丰硕的果实来。
秧苗拼音
【注音】： yang miao
秧苗解释
【意思】：农作物的幼苗，通常指水稻的幼苗。
1、农民把秧苗栽在苗圃里。
2、农民们为栽秧苗翻地作垄。
3、秧苗上面覆盖着塑料薄膜。
4、他们跟旱灾赛跑，在剩下的田地干涸前尽可能多地移植秧苗。
5、方将一些秧苗连根拔起，说，他已经错过了极短的种植时间。
6、秧苗要部分浸水才能种植。
7、Hertweck告诉本网络记者：“原则上，我们有可能通过使用抗细菌药物——而不是抗真菌药物——来保护水稻秧苗。”
8、与普通橡胶块相比，抹有番茄化学物质的橡胶块吸引了更多的菟丝子秧苗，占73%。
9、提前十天发布预报使各乡居民有时间储备七到十天的食物和饮用水，并采取措施保护秧苗、鱼网和鱼塘等资产。
10、他们移植了那些秧苗。
11、他们用杀真菌剂浸泡种子来防止秧苗受病。
12、作出选择之后，到你所在地的园艺中心去买番茄秧苗，或者在种植前六到八个星期开始室内育种。
13、人们担心，开采矿藏可能导致流经山脉的数十条常年溪流以及两条大河出现干涸，污染物还可能给果园和秧苗带来损害，比如一些药用作物。
14、“在各种植物性物质上都可以找到酵母——秧苗、果实或木材等等”，卡诺表示。
15、在新移植的秧苗周围布下铁丝网，免得饥肠辘辘的兔子拿它们果腹。
16、若种植地气候较凉爽，可以挖一条沟，将番茄秧苗侧着种植在沟内，这样秧苗能够更快地扎根。
17、他们正在匀称地栽植秧苗。
18、采用药剂调控可显著控制幼苗徒长，提高秧苗素质。
19、让秧苗保持湿润，但是浇水不要太多，否则会烂根。
20、这种方法也能得到较好的'秧苗。
21、结果表明，相比对照，丸化剂能加快直播稻出苗、促进分蘖、增加干物质积累，最终明显提高了秧苗综合素质；
22、使土壤保持湿润，那样，秧苗会长得好。
23、农夫的儿子向田里跑去想看个究竟，他发现所有的秧苗都死了。
24、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
25、通过一把一把地辛苦工作，她们为移植工作捆扎着水稻秧苗。
26、他们在土地上改植了；他再植了这些秧苗。
27、我逐步学会了他们管理秧苗的方法。
28、他把每棵秧苗都往上拔了一小截，这样小苗看上去就比原来高了。
卖猪崽散文
杏儿坐在板凳上，双手托着腮帮子，歪着脑袋看着正剥花生的愁眉苦脸的爹和娘。“她娘你说咋办？要不把那两头小猪崽卖了得了！”爹终于发话了。娘吸了两下鼻子，眨眨眼，抬头说：“行！早晚得卖，不能耽误了咱杏儿。”杏儿手中的缴款通知书被风掀了一下。“爹，娘，咱不卖小猪崽行吗？它俩才刚出生，不能离开妈妈……”杏儿撅着小嘴低声说。爹猛抬头，狠狠地瞪了杏儿一眼，命令道：“胡说！你只管好好上学，别整天小猪小狗的！”杏儿向来害怕下命令的爹，便不自觉地吸了两下小鼻子。“杏儿啊，在学校好好学，爹娘能供得起你！”娘温柔地说道。杏儿低头盯着簸箕里红溜溜的花生。
“三哥干嘛呢？又训起自己的宝贝闺女了！”杏儿家的破门还吱吱呀呀响着时，就传来了王大嘴刺耳的叫声。他双手抄进裤兜，一晃一晃地踱进了杏儿家的堂屋。倚门框站定，接着道：“又犯啥愁了，三哥？有用得着大嘴兄弟的地方尽管吱声！”
“大嘴来啦！帮三哥找个人把这两头猪崽卖掉咋样？”杏儿爹头也没抬，依旧噼里啪啦地剥着花生。“杏儿赶紧给你大嘴叔搬条凳子！”娘示意杏儿。杏儿赶紧抽身把板凳让到了王大嘴屁股下面。“杏儿真乖，去玩吧！我和你爹说些正经事。”王大嘴笑眯眯地说。杏儿就走了。
王大嘴坐定，说“行，前庄饭店拿手菜‘烤乳猪’，正需要你这样的猪崽。”“啥？卖给饭店？吃了？不行！你再帮我问问吧，得卖给养猪的！”杏儿爹急切而大声地说。正往嘴里飞花生的王大嘴吓得一怔，嘴角流下了白色的花生汁。他赶忙呷呷嘴，爽快地说：“行行行，听三哥的，我再帮你打听打听。谁让小弟人缘好呢，是吧，嫂子？嘿嘿！”说着把手伸向杏儿娘的簸箕。杏儿娘连声“嗯”了几下。“行，三哥，我一定帮你打听！村北还有事，我就不多待了。”王大嘴起身拍了拍屁股，又弯下腰，左手捞一把花生仁，右手往嘴里飞着，连身后热情的挽留都腾不出嘴来回应，便踱出了杏儿家的.破门。
“呸！一张大嘴只知道吃！”杏儿爹望着王大嘴得意的身影吐了一口唾沫。“行了你，你还不如人家能耐呢！”杏儿娘给了杏儿爹一个白眼。“那你咋不嫁给他去！”杏儿爹说着摔下簸箕愤愤地进了里屋。“你明早到王大嘴那儿问问，杏儿用钱要紧。”杏儿娘高声说。
杏儿爹躺在炕上嘴不离烟，吧唧了一夜，烟锅里也一明一暗闪了一夜，但他最终也没有想出除卖猪之外的其它主意。天终于亮了，杏儿爹的双眼被毒辣的阳光刺开了，他一骨碌跳下炕，两下迈出了里屋。正巧杏儿娘把饭端到了桌上，杏儿爹就胡乱地扒了两口，便直奔村北。他来到王大嘴门前，看到王大嘴正大口大口地吃着饭。
“大嘴兄弟，你帮我问得咋样啦？”
王大嘴扭头说：“别提啦，我的三哥兄弟！帮你跑了一整夜，还是只有那饭店里肯收。你看兄弟这眼红不？全是熬的！”王大嘴瞪大双眼让杏儿爹瞧。王大嘴灯泡大的双眼的确布满了血丝，眼皮浮肿，像两只熟坏了的桃子。
“谢了大嘴兄，改天咱兄弟俩喝两盅？”杏儿爹忙说道。停了一下，杏儿爹又道：“唉！不过……这猪……我还是不能卖……你看——”“行，三哥，听你的！”王大嘴打断了杏儿爹的话，高声说。
杏儿爹低着头离开了王大嘴的小院。他在路上缓慢地走着。
“他妈的！王大嘴昨晚可赢了不少啊！……”
杏儿爹一愣，抬头一看，是邻村的几个地痞。他看了一眼转阴的天，叹了口气，转身又朝王大嘴家走去。
他终于下了决定：不管怎样，卖！
卖棒冰经典散文
我这里所说的“卖棒冰”，在北方称为“卖冰棍”。所谓的“卖棒冰”，不是专指如今的专业卖冷饮的商店，或者其他商店内的柜台，例如：“哈根达斯”专卖店、“家乐福”内的冷饮部、小超市或者烟杂店内的冷饮柜等等，而是一个已在上海消失了的行当。这个行当就是上世纪家喻户晓的“卖棒冰”。
“卖棒冰”的人都是小贩，这些小贩在大热天，烈日炎炎下，在马路上流动叫卖“棒冰”。他（她）们身上背着“卖棒冰”用的棒冰箱。所谓的棒冰箱，就是一种“卖棒冰”用的保温设备，棒冰存放在棒冰箱内。
小贩们身背帮冰箱，慢步走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用手中的木块，连续敲击棒冰箱几次，木箱发出了“咣”、“咣”、“咣”的声响。与此同时，张开了大嘴，用那嘶哑的声音，高喊着“棒冰吃伐？吃棒冰！”，招徕顾客。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行当只出现在春末、夏季和初秋，有着极强的季节性。
“卖棒冰”这个行当出现于何时，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它的出现应该与棒冰的发明，是同一个时期。
“卖棒冰”实际上是一种小买卖，一种本钱非常小的买卖，没有固定的摊位，走街穿巷流动的买卖。当时这种小买卖，小到甚至可以没有营业执照。我想街道或者里弄居委会，出具营业证明大概还是要的。好比如今生活在城市里的困难户，诸如下岗失业者、待业青年者、大学毕业还未找到工作的人等等，他们在马路的边上、在居民生活的小区内摆个小摊，拾遗补缺。让他们能够勉强维持生计什么的。
父亲去“卖棒冰”，我想多半是出于无奈。
“卖棒冰”需要一些设备，好在设备非常简单，自家也能制作。父亲在家里制作这种设备的时候，我是他的帮手。不过，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祖国大地发生了“自然灾害”，“灾害”连续三年，即“三年自然灾害”或称“三年困难时期”。“灾害”影响到生产和生活。在上海的工厂里，有相当一部分原本家庭在农村的职工，被动员回乡支援农业；上海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了“精兵简政”，好多职员拿了退职费后辞退。有乡可回者，则回乡务农，无乡可回的，则自找出路。我的父亲就是被辞退的人员之一。父亲被辞退前的工作单位是“上海市卫生局卫生防疫站”，月薪六十八元九角一分。由于父亲是上海本地人，家庭在上海的市区，属于无乡可回者，只能回家自找出路。
幸亏那时母亲在废品回收站工作，收入按天计算，每天（八小时工作）六角钱，每月扣除四个星期日休息，因此每月到手的.钱是十五元六角最多十六元二角。号称十六块一个月。全家五口人，全靠“十六块一个月”，其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到了热天，父亲沿街“卖棒冰”，自然成了一条生计之路。
“卖棒冰”的设备其实很简单，它是一个用木板和钉子做成的木箱，所以叫“棒冰箱”。棒冰箱上面的一块板是活络的，用铰链连接，可以翻上翻下，方便拿进拿出箱子里面的货物。棒冰箱与其它木箱不同的是，棒冰箱里面全部铺垫着，厚厚的用棉布做外套的棉花胎，包括箱盖。这倒使我知道了什么叫保温材料，即所谓的保温材料不仅仅可以隔冷保暖，亦可隔热保冷，而棉花胎就是当时最易得到的保温材料。
此外，在箱子上还要装上背带，叫卖时把箱子背在身上。背带很宽，以减少对肩膀的压力。自己还需准备一块，类似古代县老太爷使用的“醒木”。有了这块“醒木”随时可以敲击木箱，木箱发出“咣”、“咣”、“咣”的声响后，随即叫买:“棒冰吃伐？雪糕吃伐？买棒冰！”。父亲背着沉重的棒冰箱，领着我一路慢走一路叫卖，走累了就在路边坐一回，休息休息。不过可以肯定，即是休息也不会忘记叫卖。
棒冰和雪糕是批发来的。批发分大批及小批，大批优惠多，小批优惠少。父亲是小本买卖，大批不起。因为大批是整箱起批，一箱到底有几根，我至今也不知道，总之很多。这是因为当时的我根本搬不动。
父亲是背着棒冰箱沿街叫卖的，本钱小小地买卖。假如棒冰批多了，一来背不动;二来也卖不完。如果卖不完那就惨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融化，血本无归。所以只能小批，小批是一打起批，一打是十二根，其记忆至深总是不能忘怀。父亲经常去小批的商店，就在如今的南京西路上（近黄陂北路），名曰《金陵食品商店》（此店现已不存）。
父亲在卖棒冰的岁月里，我在里弄民办“幼儿园”里上大班。暑假里，父亲总要带领着我一起去卖棒冰。现在，回想当时父亲的想法和用意大概是，一来么俩人一起闹猛点;二来是兄长可以在家安心复习功课;这三来嘛，顺便领着小孩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举世闻名的大马路（即南京路，当时老上海人叫南京路为大马路）。大马路上高高的“国际饭店”、“四大公司”的玻璃橱窗、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和霓虹灯，花花绿绿真精彩。
从我目前观察做小生意的人来看，倘若带个小孩在身旁，生意就容易做。这大概就是利用人的同情心的缘故。父亲当时之所以要带着我，也许为了多做点生意，顺便领着孩子开开眼界。其实，父亲如果不做生意的话，也是要领孩子外出开眼界的。不过此时此刻，父亲既领了孩子开眼界，又可多卖棒冰。如果多卖一根棒冰，那么就能多赚一分钱（棒冰的批发价三分钱，另售价是四分钱;雪糕批发价是六分钱，另售价是八分钱）。其毛利润之高可想而知。但是恕不知，购买一个大饼需要三分钱，还要另加一两粮票。卖掉三根棒冰的毛利润才能换取一个大饼吃，要卖掉三根棒冰，谈何容易？
父亲总是按最少批量批棒冰，否则，如果到了时间还没有卖完，那么非融化了不可，这是因为棉花胎保温的时间有限。因此，一般是按一打十二根棒冰、半打六根雪糕，总共十八根一批，卖完了再去批。牌子是响当当的“光明牌”，上海益民食品厂出品。
叫卖棒冰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太阳底下，那里比较热。因为热，所以来买的人就多。原因很简单如果凉快了，谁还要来买棒冰？我们早晨在小花园附近叫卖（南京西路新昌路口）。因为那里是东南方向，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下午到对面的“小花园”周边叫卖（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口），因为那里朝向西北，正是太阳落山的地方。
父亲不会做买卖，这是事实。原先他是一个给人消毒、打针吃药的公共卫生医生。可是，为了生活还真的做起了买卖，贴补家用的小买卖。我们吆喝着：“棒冰吃阀？棒冰吃阀？买棒冰呃！”，有时是清脆的童声，有时是粗哑的老声。种种声音回荡在南京路。他（她）们有的是听见童声而来、有的是听见了老声而来。当然也与天气炎热有关，因为天热买根棒冰吃吃，解解酷暑十分挟意。
我喜欢天热，越热越好，最好是闷热没有一丝风，这种时候前来买棒冰的人就多了。然而，事实与愿望往往向反，当年可能没有温室效应，虽然处在炎热地夏季，可是天气倒也凉快。不过买卖还是有的，每天卖掉二三十根没问题。刨去成本还能净赚二角到三角钱，这是常有的事。请不要小看这二角、三角钱，他不仅贴补了家用，重要的是使我完成了“幼儿园”的学业，从此奠定了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的基础。
如今每每回想这段往事，总感有点苦涩。虽然苦涩，但也包含幸福。它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精神上的财富。这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可惜的是，如今已不记得，当时我们白天在外，午饭是如何解决？“干粮”是没有的，这是因为上海人习惯“米饭”，而米饭在夏天最容易“瘦”（即变质，不能食用）。不过可以肯定，我是不吃午饭的。这是因为我有一种，在夏天不想吃饭的小毛病，俗称“至夏”。如果饿极了，就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下，往棒冰箱内拿出一根，不是断了棒就是快融化了的棒冰来吃。由于棒冰是冷的，吃进胃里如同“麻醉剂”，一扫其饥饿感。至于父亲嘛，他的耐饥能力极强。他经受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和三年“自然灾害”，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耐饥的能力早已成精了。因此可以肯定午饭也是不吃的。
其实，我们“卖棒冰”的附近有不少餐饮店，诸如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五味斋”饭店、“培罗门”西服店隔壁的“又一村”点心店（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遗憾的是吃不起，就算是“又一村”，九分钱的阳春面，也是吃不起的。要知道我们每天最多只赚三个九分钱。能忍受则忍受，能节约则节约。
如今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父亲和母亲也已作古多年，我也已过“知天命”年。请允许我对当年买过我们棒冰的好心人表示由衷感谢。
留下上述文字，以便后生随便翻翻，虽然有些艺术加工，却也事实。
卖货郎散文
“他拿一个大帽檐的草帽遮住脸，靠着凉亭的柱子，枕着山间习习的凉风和嘤嘤虫鸣，睡下了。”
卖货郎还是来了，在四月下旬的时候。那时山间枝头的桃花已经谢了许久，桃树上长出了细密的叶子，在叶子当间藏着许多拇指大小的毛绒绒的青桃子。
蕊妮哥哥一大早就来敲我的窗户：“小林子小林子！卖货郎来了！这会儿已经走到凉亭啦！”
我一听说卖货郎来了，便猛的从床上起来，急匆匆地套上衣服鞋袜奔出去，刚走出大门又匆匆跑回来，扯着祖父的手说：“快，快帮我梳梳头，我还没洗脸，要是他走了怎么办！”祖父笑了，“走过对门走上寨，走完上寨走下寨，他怎么走都要路过门口三两次，你慌什么！小妹妹盼后生都没你那么勤哩！”听到爷爷打趣我，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便冲着楼下的蕊妮哥哥喊：“我不去啦，我吃过早饭再去。”
蕊妮哥哥和卖货郎要好，卖货郎来时，他俩总一起出入，有时蕊妮哥哥会帮他算帐找钱，有时也帮他买卖吆喝。卖货郎吆喝的时候声音又甜又脆，像他手里的小铃铛，蕊妮哥哥吆喝的时候声音又粗又响，像二月里的红炮仗。他们走过屋前屋后，就听着吆喝声远远近近，飘飘悠悠。北方有卖药糖的小伙子，吆喝起来跟唱戏一样，卖货郎不会，他的吆喝像句俏皮话：“糖葫芦，爆米花，猪油软膏带回家，家里有个乖宝宝，拍着手板笑哈哈。”
到了午饭时分，卖货郎就放下匣子在凉亭歇下，他拿一个大帽檐的草帽遮住脸，靠着凉亭的柱子，枕着山间习习的凉风和嘤嘤虫鸣，睡下了。蕊妮哥哥揣着一本武侠书坐在他身边。要是卖货郎醒了，两人也不搭话，就分着茶壶里的凉茶你一碗我一碗地喝下，拍拍身上的灰尘，背起匣子又吆喝起来。
卖货郎原来不是卖货郎，他是六漫镇上杂货铺老板的小儿子，上边有个姐姐，已经出嫁了，本来也是父母心尖尖上的人物。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杂货铺老板去上货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掉到河里淹死了，有说是寻仇的，有说是意外的，但谁也没看见，谁也没瞧见。他母亲心里难过，忧思成疾，渐渐的人也就病弱起来，后来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他叔叔伯伯们欺负他们孤儿寡母，不知用什么法子把铺子抢了过去，卖货郎为了生计，于是也就成为卖货郎了。
蕊妮哥哥也不是桂礼伯伯的儿子，按辈分算来应该是桂礼伯伯的侄子。说是他父亲年轻时和家族里的表妹相爱，两人年少无知时珠胎暗结，有了蕊妮哥哥。后来两家人不知怎的恶交了，这桩婚事也没成，表妹生下了孩子没三天，就偷偷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后来蕊妮哥哥的父亲也离开了家，这孩子便流落到了桂礼伯伯家里。桂礼伯伯见他生得瘦小，眉目又清秀，怕不好养活，便给他起了个女孩儿的名字，像养个小猫小狗一样养在家里。桂礼伯伯已经生了两个女儿，大姐雁生，二姐鹃生，往后排便是蕊妮哥哥了。
不多时，祖父已经给我梳好了两个羊角辫儿，还带了俩朵头花，又给我换上了新做的裙子，穿上干净的小鞋子，把我牵到饭桌前坐下。桌上炒了几个小菜，都是时令的`蔬菜，菠菜汁和面的饺子，一碟香椿芽炒鸡蛋，春笋丝炒肉和蒸腊肠儿。祖父已经吃过了，这时正端着一碗节骨茶小口小口的嘬着呢！我满脑子想着蕊妮哥哥和卖货郎的事情，哪有心思吃饭，胡乱扒拉了几口便拿了一块钱出门去了。
出门一看，卖货郎正跟蕊妮哥哥往家走呢！一个多月没见，卖货郎更消瘦了，后颈背上有一个凸起的小结，想是长期低头所致。他原本苍白的脸上更加苍白了，不说话时就像一幅画，但他一笑就完全不一样了，卖货郎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微微上扬，透着几分狡黠，像一头小兽。我小跑着追上他们，只见他二人裤腿上粘着几片草叶，鞋面上还有些许露水，想来是走了很远的路了。
我递过一块钱：“货郎哥哥，我要一块钱的麦芽糖。”“好，”他打开匣子，给我拿了一大块切好的麦芽糖，撒上白白的糖霜，四四方方糖纸包好，递过来。突然他又像记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绣球，“给你，我往后不来啦。”我看了一眼蕊妮哥哥，蕊妮哥哥不看我，只说着：“你上次跟他说你想要个绣球，他给你带来了，接着吧，留个念想。”我接过绣球，这是个非常精致的绣球，用秸秆编成，还染了颜色，下边坠着好看的绒毛，不知怎么的，我的眼前浮起了一层雾气，大约是觉得以后再也吃不到糖了吧。我绞着衣角，怯怯的问他：“你要去哪儿呢？”
卖货郎看了一眼我，摸了摸我的脑袋，“去读书啦，你以后也要好好读书。”“他母亲去世了，姐姐要接他去那边读书。”蕊妮哥哥望着远处的山岚，听不出他语气里的情绪。我又问：“那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卖货郎点了点头，“会的。”他也不看我，语气幽幽的，也不知道是跟我说，还是告诉蕊妮哥哥。
后来卖货郎就走了，蕊妮哥哥也走了，一直到我长大了，都没见过卖货郎，也没见过蕊妮哥哥。山涧里山花开了又谢了，桃子青了又红了，偶尔路上也响起“叮铃铃铃”的铃铛声，但那些摇铃铛的人，总也不是他。
卖豆散文
农历七月初，地里头的四季豆、豇豆、毛豆可以下锅了。自家吃不完，姐妹们就一竹筐一竹筐地摘回家，挑到城里去卖，换些油盐钱。
进城的头天晚上，姐妹们可忙起来了，心灵手巧的她们坐在自家堂屋里头，小心翼翼地整理着竹箩里的豇豆，一斤一把理得齐头齐尾的，用半截毛线捆得结结实实。她们那红润的脸颊上，流淌着晶莹的汗珠，洋溢着幸福的光泽，清澈而透亮的眼眸里浮动着梦幻一般的向往！忙完这些活儿，已是子夜时分，腰酸腿涨的姐妹们打着哈欠上床歇息，做梦都在盼着豇豆卖个好价钱。
鸡叫了四遍，姐妹们手忙脚乱地起床，换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见人衣裳，她们来不及热口饭吃，框框当当地打开厚实的堂屋大门，火急火燎地挑起满满当当的两竹筐豇豆，三步并两步跨出院门，拖声拖气地呼喊左邻右里的同伴上路。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爽朗的说笑声。她们熟悉山路的每道坎每个坑，乘着朦朦胧胧的夜色，一步一个脚印，走得稳稳当当。肩上的弯扁担，欢快地唱起了动听的歌谣，像圆润的`珍珠撒落在芬芳的泥土里。
十五里山路，姐妹们走了个半小时。天刚麻麻亮，城市刚从甜美的睡梦中醒来，姐妹们就一头汗水一脸兴奋地赶到了城里。她们睁大扑闪而明亮的大眼睛，好奇而激动地打量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城口，她们把竹筐摆在整洁的街道上，眼巴巴地守在竹筐后面。别看她们一路走来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没了，可一进城，胆子就变小了，谁也不敢大声吆喝。那些刚起床的城里人，手腕上挎着小巧精致的菜篮，傲气十足地赶去菜场买菜。路过城口，看到乡下人进城卖菜，他们的心里头乐开了花，一直在偷笑：自己今早运气不错，可以买到新鲜而便宜的豇豆。
城里人故意在姐妹们的面前逛来逛去的，用白白嫩嫩的小手在鼻子边不停地扇了扇，还皱了皱眉头，把头歪在一边。他们仰着头望着天空，也不正眼看姐妹们一眼，伸出修长的指头指了指水水嫩嫩的豇豆，冷冷冰冰地问：“多少钱一斤？”
姐妹们低着头，湿润的手不停地搓着衣角，红着脸细声细气地说五毛。城里人有些不耐烦了，也不吭声，阴着脸赌气走人。可还没走上两步，又慌忙折转身，扯开嗓门大喊：“太贵了！少一点！人家菜场随挑随选，才卖四角。你们卖的豇豆，是自家地里头种的，没花一分一厘的本钱嘛。”
有个别的姐妹胆子大些，接过城里人的话茬就不软不硬地回了过去：“哎呀，姨妈呀，话不可以这样说，我们进城卖豇豆，分分厘厘是血汗钱，鸡叫四遍就出门，一步一喘走了十五里山路，汗珠子掉在地上也摔成了八瓣。你要是跟我回村里去，摘十斤八斤送你，一分钱也不要。”
“豇豆还是贵了一点。”
“就五毛！”
“犟性子！你们这些人要是去菜场买菜，鬼也不会给你们买，你们就等着喝西北风。街道是不让摆摊卖菜的，城管会过来捉人。”
“不怕，我们没干坏事！
”称准吗？”
“自家种的，我们村里人做不来缺斤少两的缺德事。”
那些城里人，一窝蜂围上来，你三斤他五斤地抢着买，恨不得连竹篮也一块端回家。有人来晚了，急得直跳脚，围着空竹筐转了几圈，满脸失落。
“明天你们还进城卖菜吗？”
“说不准，我要陪麻叶去对门寨看婆家，小草她们会来。”
“你们这些乡下人，一点文化也没有，取名字就是些花呀草呀的，土得掉渣。”
姐妹们假装没听见，没人理他，忙着三角五角地数着汗渍渍的角票。她们小心翼翼地把钱装进贴身口袋，有的去称几两雪花膏，有的去割几斤油，有的去给弟弟买本新华字典，可谁也舍不得花两毛钱买一个馒头吃。
忙完手头的事儿，饥肠辘辘的姐妹们才匆匆忙忙地赶回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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