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中华颂朗诵稿（共含5篇），希望大家喜欢!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杨舒予杨花落尽”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母亲，她就是祖国。
悠悠的河川是她飘散的长发，绵绵的青山是她不屈的脊梁，无尽的沃土是她温暖的双手，连绵的高原是她宽厚的胸膛。她意味着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壮丽山河，三万多公里的绵长海岸，也意味着五千年光辉的历史，五千年灿烂的文明，浩如烟渺的时光长河中，多少个不可一世的帝国土崩瓦解了，多少个光耀寰宇的古国如流星般殉落了。只有她，只有她能够在屡遭挫折后又屡次崛起。在数经劫难后又再度辉煌。 她的名字就是：中国。
无论我们翻开多少部辞典去寻求它的修饰，都会感到人类的词汇在这两个神圣崇高的字眼面前显得那样贫乏和苍白。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们心中“祖国”一词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份量。
在教科书中我们曾读过那逝去的年代，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志土、回望五千年的历史风云，在民族存亡的每一个关头，总有无数热血青年，爱国人士挺身而出。“挽狂澜于即倒，撑大厦于将倾”。“我以我的血荐轩辕”是鲁迅生命的呐喊；“再造青春之中华”是李大钊毕生的追求。“虽九死其尤未悔”是先烈义无返顾的誓言……这些都是响在华夏大地上的千古绝唱。
昨日的中国的我们心中，今日的中国在我们眼中。而未来的中国在我们手中，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迎着二十一世纪的曙光。我们的祖国——神圣中华正阔步前行。
精选中华颂诗歌
在世界的东方，
一个巨人岿然屹立；
你从远古走来，
手中擎起文明的火炬；
有人说，
你是炎黄的子孙，华夏的后裔；
我说，
你是文明的使者，传递着文明的火炬。
几千年的风雨啊，
在你的额头刻上古朴沧桑的印迹；
黑眼睛、黑头发、黄色的皮肤，
就是不可磨灭、引以为豪的标记；
几千年的霜雪啊！
哪能压得垮你挺直的背脊；
你传载的火炬啊！
在神州大地生生不息。
你是文明的使者，
传承着文明的`火炬；
你缔造的文化与智慧，
赋予子孙以顽强的生命力；
在中国与古希腊圣火的光辉里，
两个文明在华夏欢聚；
在东方神州的大地上啊！
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五星红旗高高飘起，
灿烂的骄阳使她分外绚丽；
镰刀铁锤扞卫的土地，
每一寸都凝聚着先人与烈士的光辉足迹；
忘不了历史烙就的记忆，
忘不了母亲近代悲惨的泪滴；
中华啊！我的祖国，祖国啊！我的母亲，
我为你自豪，为你骄傲，
为你，宁愿把鲜血流到最后一滴。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留下了许多优秀道德遗产，这些道德遗产，就是中华美德。但是，中华美德就像是祖国秀丽多娇的大好河山一样，又有几人能拥有中华美德的博大精深呢？转眼间，我在人世活了十二年了，那么，在这十二年的成长里，我拥有了什么品质呢？哪些地方还有不足、需要改进呢？这些品质又是如何养成的呢？
读了《中华美德颂》之后，我深有感受！其中，“最美司机”吴斌给我了深刻的印象。吴斌叔叔是杭州的一名客车司机，有一次，他正在专心致志开车时，一大块铁片从天而降，铁片击破风挡玻璃后，重重的砸在了吴斌叔叔的腹部，他的腹部正在流血，他的三根肋骨都被撞断，大半个肝脏破裂。但是，他忍住了剧烈的疼痛，稳稳地将客车停在高速公路的安全区域。客车上的旅客都安然无恙，而吴斌叔叔却因伤势过重，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看到这里，我感叹道：“平民英雄”吴斌叔叔用生命履行了职责！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们没有吴斌叔叔那么伟大，但是，我们已经长大了，都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了，比如吃完饭后，我会帮妈妈刷碗，晚上帮爸爸妈妈捶捶背，让爸爸妈妈感受到幸福；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自己的房间自己整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让妈妈整天帮你做这做那，我们应该心疼一下父母，不要让他们太累。父母对我们的爱就像一条长长的、细细的河，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身边。
我身上的不足还有很多。我没有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执着精神；也不可能像孟佩杰那样不但不惹母亲生气，还逗母亲欢笑的孝心；我也没有宋鱼水的公私分明，总会因为怕被孤离而放别人一马……这些，都是我要改正的缺点。
前进的路已经为我们铺好，下一步，就是要我们顽强的走下去，让我们的校园从此绽放美丽，让我们的社会迸发出文明的火花，让我们拥抱文明，和美德手拉手，结伴同行！
希望中华的美德之花开遍世界，希望中华的美德之花唤醒人们的意识，希望中华的美德之花能引人们进入另一个繁荣的未来！我们所付出的只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弘扬中华美德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要从小做起，成为社会建设的骨干，做一个有中华美德的人。
《中华精神颂》这本书讲了许多优秀中国人的故事，主要颂扬了中国人热爱祖国、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现在许多身处国外的中国人还能感受到很多外国人瞧不起中国，因为中国贫穷落后，科技不发达，中国人不团结。然而在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特大地震中，中国人民在突然发生的巨大灾害面前团结互助、抗震救灾、顽强自救的精神却让世界都震惊了。一名美国记者在报上说：“中国人在一瞬间由一盘散沙变成了钢板一块，真是太可怕了！”大家还记得20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和姚明走在一起的那个小学生吗？他就是著名的小英雄林浩。在地震发生时，小林浩虽然只有9岁，却不顾个人安危救出了2名同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海外侨胞纷纷向灾区捐款。地震能震垮大楼，但震不跨中国精神。
我们现在还是一名在校读书的小学生，但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精神，努力读书，学好科学知识，帮助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要让那些瞧不起中国人的外国人看看，中国不只是钢板一块，还是一艘高速运行的火箭，一定会超越发达国家，成为世界强国。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从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党的指导思想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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