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生态批评视阈下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共含5篇），供大家阅读参考。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不知名魔法师”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生态批评视阈下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
作者/胡洁雯
“生态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在给人类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也深刻改造着世界。随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类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客观现实催生出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思想。
一、“宠儿”的污染与净化
亚里士多德曾说：“植物的存在就是为了动物的降生，其他一些动物又是为了人类而生存。”这种思维惯性深刻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人们认识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改造着文学世界的面貌以及人类认识和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
（一）神话的消亡与生态批评的崛起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人类中心主义是文学主流。在中西方文学的源头，我们不仅可以看见人类按照自我形象塑造的神灵，还可以在人类创作的神的身上见到自己的影子。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人类渴望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得以释放。在过去的200多年中，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以威廉·卢埃克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使我们获得了解读文学作品的全新方式。
托妮·莫里森作为美国当代文坛的巨擘，她的小说永远关注着黑人的心灵世界，呼唤着他们热切向往的故土。我们往往能在她的作品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自然气息，看到她本人渴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望。她描绘的自然界不是被人类征服的世界，或者是展露人类伟大力量的对照物；而是与人类同生共荣的整体，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它们和人类处于和谐共处的融洽状态中。阅读她的作品，我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作者将生态思想引入到文学创作中，并以明晰的生态意识向读者阐述着自己对世界、自然、人类的思考与认知。
（二）被扭曲的灵魂
透过她的作品，笔者认识到外在世界的生态危机是与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相伴而生的。当孕育人类的.物质世界遭受污染后，人类的精神领域也面临着污染的命运。在莫里森的笔下，游离于美国主流价值体系之外的黑人表现出多样的精神状态。他们认识世界、对待世界的方式往往走人到褊狭的误区中，不仅价值观被扭曲，灵魂也渐趋凋零。
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是对那段美国人都不愿意提及的历史的讲述。在莫里森的笔下，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黑人历史被阐发为众多的象征物和审美意象，为读者讲述着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我们不仅能从小说中看到作者描绘的主人公肉体上遭受的苦难，更能感受到其精神上面临的巨大痛苦。在原始的自然世界中，人与人本应是平等的，但奴隶制度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污染，具体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塞丝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行为。(论文范文 )塞丝是一个普通的女黑奴，她深爱着自己的女儿。正是由于母爱，使得她意识到自己的女儿不能再过奴隶的生活；而现实中她又无法改变奴隶制的控制，最终她选择了杀死自己一岁多的女儿。这绝不是简单的人伦悲剧，深蕴其后的动力来自于塞丝渴望挣脱奴隶制枷锁的强烈愿望。
当自然世界在人类毫无敬畏之心的改造下日渐变得千疮百孔之时，生活于其中的全体人类也遭受了心灵与精神世界的严重打击。在莫里森的小说里，无论是塞丝还是其他人物形象，都被严重扭曲和侵蚀。作者试图通过小说告诉我们，在拯救自然世界危机的同时，救赎人类那颗被扭曲、被改造的心同样刻不容缓。
（三）象征的“树”
在小说《宠儿》中，莫里森大量使用了象征手法，借助于对特定物象的描述向读者展示她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理解，也启迪着读者去拯救人类的心灵世界。
是棵树，露。一棵苦樱桃。看哪，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从这儿分杈。你有好多好多的树枝。好像还有树叶，还有这些，要不是花才怪呢。小小的樱桃花，真白。你背上有一棵树。正开花呢。
这棵树在小说中反复出现，那棵塞丝从未见过的树，是逃亡旅途中白人女孩告诉她的树。如此美丽的树勾起了塞丝美好的遐想，美丽的樱桃树下却发生了悲惨的故事。当塞丝试图倾诉自己的屈辱时，却遭到“学校老师”的毒打。打在塞丝身上的鞭子不仅在她肉体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更在她的心灵世界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美丽的樱桃树没有带给塞丝丝毫安慰，却留下了深深的伤害。留在塞丝肉体上的伤痕正是黑人与白人社会激烈冲突的结果，也是黑人为获得自己权益付出的惨重代价。在美国黑人奴隶时代，脱离了自己文化根基的黑人群体被迫生活在异质的文明体系中，不断遭受白人主流文化的侵蚀。孕育黑人的传统文化日渐消亡，为了肉体的存继，黑人必须付出精神的代价，这种牺牲造成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莫里森对树的描绘就是对黑人精神上所受伤害的描写，她试图通过“树”向读者展示奴隶制度给黑人造成的创伤，启示着人们奴隶制度终将被消灭的美好前景，奴隶制度最终被摧毁之际正是被人类污染的自然界得到净化之时。
二、回归生命之源的努力
在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作者对于人类遭受的精神污染的描绘十分明显。小说的主人公佩科拉以及波琳、杰拉尔丁时刻处于痛苦的精神状态之下。在主流社会话语权被白人掌握的时代，杰拉尔丁对自己的肤色深以为耻，而佩科拉的反应则更为明显，她时刻都在追逐“蓝色的眼睛”。这并非是渴望融入到白人占主导的社会中，而是渴望改变自己的现状，去尝试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冲击着她的心灵，使她迷失在前行的道路上，走向最终的毁灭。在此，莫里森告诫人类，只有回归真实的生命之源，才能化解自然带给人们的痛苦。
（一）医治心灵的创伤
在被物质欲望无限扭曲的社会中，白人不仅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同时掌控社会物质资源，又通过这种掌控将白人的意识形态升级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使得黑人对于自身感到无限羞耻，沉浸在黑人特征的耻辱感中。这种价值体系的建构违背了自然界本有的和谐状态，使得黑人群体在美国社会失去了自我。莫里森的小说对这种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试图为医治黑人的心灵创伤而努力。
诚如鲁枢元先生所说：“人走到哪里，哪里就生态失衡。”人类以摧毁、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也摧毁了自身。这种伤害在莫里森看来并非不可拯救。小说反复出现的“树”再一次被作者赋予伟大的象征意义，当逃脱奴隶制度枷锁的黑人来到旷野时，“树”成为他们的栖息之所，为他们提供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对于被白人掳掠而来的黑人而言，白人社会的一切都是异于黑人文化传统的客观存在，二者天然存在着隔阂与距离感。在小说中，我们先后看到贝比、艾拉等黑人妇女将自己的孩子抛弃，并非她们不疼爱自己的孩子，而是她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做奴隶。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黑人拒绝讲英语，表象是他们认为英语没有前途，根本在于反映异质文明的英语直接剥离了黑人与自我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
“在反抗、排斥白人文化影响的同时，黑人也在寻找滋养自己的精神之源，这个精神之源就在森林之中。”
奶奶白天闻起来像树皮，晚上闻起来像树叶。
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她什么都不剩了，只能靠心灵谋生。
小说中丹芙对奶奶有特殊的感觉，时而像树皮，时而像树叶。这是一位饱经岁月沧桑的老人，在她身上我们可以洞见奴隶制对黑人的摧残。她曾经生育八个孩子，不是夭折，就是被奴隶主卖掉。最后，只有一个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当她获得形式上的自由后，却未能摆脱精神的枷锁，她一次又一次遭受心灵的折磨。作为一名曾经的奴隶，那些曾有过的羞辱与痛苦令黑人们失去自尊，逐渐产生了自轻、自贱的思想负担。
贝比将“奶奶”的住所变成了“爱、告诫、供养、惩罚和安慰他人”的地方。作者将此处设置为医治黑人精神创伤的处所绝非偶然。这是一片茂盛的森林，处于和谐、未受到污染的自然状态，在这里没有白人的文化霸权，没有歧视，他们能够从自然中感受到自己的可贵。“树”与“森林”成为小说中极为重要的符号，代表着作者热切向往的和谐自然。
（二）回归的努力
生态批评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去讨论人类社会和文学作品，“同时它还带着一种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试图打破人类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坚实壁垒”。笔者认为，生态批评的最终指向在于回归的努力，在于警醒世人，帮助人类回到那个没有精神污染的世界。但无法规避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早已从蛮荒的动物时代进入到文明社会。在反恩人类中心主义时，我们不能矫枉过正。生态批评正是要通过对小说文本的解读，释放客观世界在文学作品中是如何被讲述与压制的事实，对曾经的人类中心主义展开彻底的反思。
在《宠儿》中，莫里森再次借助对“树”的描写讲述着黑人渴望回归的努力。保罗·D逃跑被捉回后，奴隶主将他卖掉。在新奴隶主手下，他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在他的信中，保持对生的渴望，一切的追求寄托在“一棵白杨，小得连树苗都称不上。只是一条不及他腰高的嫩枝”。凋零的“树”正是自然界饱受人类摧残的体现，因此，在一个奴隶制度盛行的地区无法见到茂盛的“树”。莫里森的描写告诉我们，活在保罗·D心中的树虽然是如此脆弱，却体现着黑人渴望回归自然、摆脱奴隶制的愿望，这棵生长于心中的树必将枝繁叶茂。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9 - 15.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7.
[3][美]托妮·莫里森，宠儿[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101 - 281.
[4]王润娟，解读托妮·莫里森《宠儿》中的树[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09）。
[5]苗福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80.
[作者简介]
胡洁雯（1979-），女，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英语教育研究。
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魔幻现实主义探析
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魔幻现实主义探析作者/张巍
托妮·莫里森（ToniMomson），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作家，193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49年莫里森考入华盛顿霍华德大学英语系；1953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西方现代派文学；1955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同时受聘于得克萨斯南方大学任英文系讲师；1957年重返母校霍华德大学任教；1964年莫里森与丈夫离婚并开始了在兰登书屋编辑工作的生涯；1967年莫里森开始着手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的创作；1970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华盛顿出版。自她的第一部作品问世以来，莫里森共创造了8部长篇小说。1993年她凭借这些构思独特、富有创意的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这一奖项的第一个黑人女作家。作为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非洲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今天的文学界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被确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她的小说成就可以说就是黑人文学史上的丰碑。《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的第三部小说，该小说1977年在纽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当时印刷出版了57万册平装本，莫里森的写作事业迅速崛起。同年该小说被评为全国最佳小说，1978年这部小说获得了美国文学研究院奖和全国图书评论学会奖。在该小说中，莫里森将神奇和现实、事实和梦幻、过去和现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运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形式表现了小说的主题。
一、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和特点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形成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形式——魔幻现实主义。迄今为止，魔幻现实主义已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属于这种流派的作品主要以小说为基础，这些作品大多是用神奇的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现实。作家在作品中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现象、反映现实的各种描写交织在一起，使拉丁美洲现实政治社会成为一个现代的神话。在这种流派的作品中，作家将离奇的幻想和现实主义的情节并置，人鬼交融，幻想与现实的混合，从而创造一个幻想和现实交融在一起的世界，“神奇”而又不失去其真正的独特风格。在本质上，魔幻现实主义表现的不是魔幻，而是现实。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表现的是拉丁美洲充满离奇的虚幻恍惚“魔幻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生死不辨，人鬼不分，幻觉和真实相混，神话与现实共存。无论运用哪一种“神奇”的手段，其最终目标是反映和揭露黑暗如磐的拉丁美洲。善于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揭露现实的作家，通常都把现实放在虚幻的环境当中，给现实披上魔幻的外衣。同时又运用拉美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真假难辨的魔幻与现实相交融的风格。从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内容上说，作品取材于拉丁美洲各国的现实生活；在艺术上，魔幻现实主义颇具特色，它采用多种方法将残酷的现实与奇异的幻景结合起来，有时神话变成了现实，有时会成为现实的幻想，有时会成为荒谬的现实；在语言上，它广泛吸收古印度神话和传说，因而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
二、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在小说中的.体现
（一）魔幻与现实的交融
莫里森在作品中将魔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相结合，打破了生与死、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与超自然现象的魔幻世界，并赋予小说人物以神奇、魔幻般的特点，获得一种神奇与现实相交融的特殊艺术效果。派拉特是小说中很重要的人物，莫里森赋予了她神奇与魔幻的特性。首先，派拉特生来没有肚脐，被其他人疏远，但派拉特不仅充满了无私的爱，还充满神奇的力量。当一个强壮的年轻人欺负她的女儿时，尽管她已60多岁，在交战中她仍然胜了。莫里森在这里暗示派拉特那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和无限的爱来自美国黑人的文化传统。小说中，派拉特通过唱关于售糖人飞走了的民歌再现了过去，同时也激励现在的年轻人。奶娃在派拉特的歌声中，开始了弗吉尼亚的追寻之旅。在这里，莫里森赋予派拉特的歌声以神奇的力量。此外，莫里森在小说当中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使具有魔幻色彩的事件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发生。例如，奶娃生下来就是一条腿比较短，奶娃吃奶竟然吃到8岁，因此得名奶娃，但奶娃可以仅靠意念的力量使哈格尔的J1从自己的颈部移开，而且还可以用意志的力量使哈格尔最终死亡，而使他自己幸存下来。小说中所体现的这种神秘莫测的事件，使整篇小说罩上了神秘的面纱。同时，小说处处充满了神秘的气息，这些奇幻的情节环环相扣，吸引着读者仔细品味。莫里森以魔幻的手段让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很自然地发生。正如魔幻现实主义的特色所体现的那样，魔幻只是手段，表现现实才是真正的目的。
（二）浓郁的神话色彩
在《所罗门之歌》中，贯穿全文的主要线索就是黑人民间故事一一黑人会飞行。莫里森不仅巧借这个故事表达了黑人对自由的渴望，而且还从现代意义上赋予这个神话新的含义。她把黑人民族探索民族出路的愿望和历史上黑人民族对自由的渴望联系起来。《所罗门之歌》的卷首引言——“父亲们可以翱翔，而孩子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是小说中第一次提到小说的主题之一——飞行。虽然飞行可以逃离压迫的环境，但是也给留下的人带来了创伤。虽然奶娃从密歇根州出发的飞行使他摆脱了“非医生街”那沉闷的环境，但他的飞行也是自私的，因为这使哈格尔极度悲伤而死去。在小说结尾处，奶娃发现自己竟然是会飞的所罗门的后代，他在曾祖父飞走的地方纵身一跳，飞向不可知的未来。奶娃的最后一跃是整篇小说的高潮，它和开头相呼应，和“飞行”神话在结构上保持一致。奶娃的成功“飞行”象征了黑人要找到真正的自我，必须立足于黑人的传统文化。莫里森在小说中广泛地应用飞翔作为写实而不是作为比喻性的事件，这就使《所罗门之歌》更加具有魔幻神话色彩。而且小说中的人物认为，人类飞行是很自然的事情，例如，保险公司代理人史密斯说要飞走。果然他带着那蓝色丝质的宽大翅膀出现在屋顶，并义无反顾地跃入空中，最终摔死。然而，围观的人并不是跑过去劝阻而是鼓励他要勇敢地跳下来。莫里森用这个事件表明，他们并没有把他的飞行看做是自杀性行为，相反，旁观人群的行为就好像史密斯的飞行可能会成功似的。此外，弗吉尼亚州沙利玛的居民并不认为所罗门的飞行是个神话，他们相信飞行确实发生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奶娃不相信人可能会飞，但在自己族群人的眼里，奶娃是不正常的，只有他开始相信人真的能飞行的时候，他才没有感到被自己的族群疏离。在这里，托妮，莫里森以娴熟的写作技巧，运用神话原型的方式表现了小说的主题。
（三）奇幻象征意象手法的运用
奇幻象征意象手法的运用是魔幻现实主义一个重要的特色，它表现了现实的魔幻性。莫里森在小说中巧借奇幻的象征来表现了小说的主题。《所罗门之歌》中所有的人物都是黑人，很少能碰到白人人物。白人人物在小说中出现不多，但却代表着破坏和负面的影响。在《所罗门之歌》中，白人对黑人来说就是伤害的来源。第一代麦肯·戴德被一个有钱的白人家庭杀害，吉他的父亲死于一次工厂的事故是由于白人老板的疏忽。同样，艾米特，提尔被一个行私刑的白人暴徒在密西西比绞死。尽管白人带来灾难，但莫里森告诫说，仇恨和复仇不是对种族歧视的有益回应。科林西安丝第一，戴德是奶娃的姐姐，在勃立恩，摩尔大学和法国受过高等教育。小说中，莫里森用科林西安丝第一和莱娜做人造玫瑰花象征着上层阶级沉闷的生活以及女性的压抑。这些玫瑰花挣不了很多钱，做人造玫瑰花的真正目的就是使她们不需要用心就能转移注意力，从烦恼中解脱出来。科林西安丝第一和莱娜没有任何激情地完成了她们的任务，是受习惯而不是信念的驱动。在文学作品中，真正的玫瑰花象征着爱，莫里森用人造玫瑰花象征着在小麦肯家庭中缺少爱。金子象征着小麦肯痴迷于追寻财富。在小说中，金子对男性来说是无法抗拒的，为了得到金子，他们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例如，奶娃到自己的姑妈派拉特家偷盗，因为他想变得富有而独立。同样，吉他对金子的渴望使他企图谋杀奶娃。
三、结语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托妮·莫里森成功的在小说《所罗门之歌》的创作中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技巧，虽然仅仅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特色无法穷尽小说的魅力，但通过对整篇小说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整篇小说是架构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基础之上的。莫里森在小说中巧借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了小说的主题，也揭示了奴隶制对美国黑人的心理创痛的现实。正如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那样，魔幻只是手段，表现现实才是真正的目的。莫里森本人也被誉为善于用魔幻手法来表现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在作品中，莫里森也用魔幻的艺术创作手法警醒美国黑人民族，只有正视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同时并立足黑人民族传统文化，才能拯救黑人民族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美］托尼·英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桓，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毛信德，美国黑人的文学巨星——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3］万连增，姜杨．《所罗门之歌》的主题阐释［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1）．
［4］杜萍，《所罗门之歌》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J］．安徽文学，（05）．
［5］孙红洪．论《所罗门之歌》中的神话原型与作用［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03）．
［6］曾梅，托尼，莫里森作品的文化定位［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巍（1981-），女，河北承德人，河北体育学院外语系讲师，学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托妮·莫里森《宠儿》中奇幻的象征意象探析
托妮·莫里森《宠儿》中奇幻的象征意象探析作者/李晓玲刘明
托妮·莫里森是当代杰出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原名克洛艾，沃福德，1931年2月18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的钢铁工业小城罗伦。莫里森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度过的。1949年，她考入霍华德大学——一所专门为黑人开设的学校进行英语和古典文学研究。1953年，她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著名的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英语专业，1955年开始写研究生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威廉，福克纳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自杀问题并获得硕士学位。1955-1957年莫里森在南得克萨斯大学任教。1957-1964年间，她任教于霍华德大学——她的母校，在此期间，莫里森遇见建筑师哈罗德并结了婚，婚后生下两个儿子。1964年，她与丈夫离婚。离婚后，莫里森离开霍华德大学。离婚后的痛苦导致莫里森花大量时间从事创作，以此作为精神寄托，这也是她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一年半后，她来到纽约州中部叙拉古，开始她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在兰登书屋出版公司的编辑，她主编了《黑人之书》，这本著作记叙了300多年来美国黑人的生活、文化、历史，被称为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
莫里森在霍华德大学任教期间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于1970年出版并且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秀拉》在1973年出版，使她赢得了全国的赞誉，还获得了1975年全国图书奖中小说类奖项的提名。《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的第三部小说，该小说自1977年出版后一直受到评论界的普遍好评和读者的喜爱，同时也奠定了莫里森在美国文坛的地位，表明莫里森的创作开始进入主流文学界的视野。她的其他作品包括《柏油孩子》（TarBaby，1981）、《爵士乐》（Jazz，1992）、《天堂乐园》（Paradise，）、《爱》（Love，）。1993年，她凭借这些构思独特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历史上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黑人女作家。
发表于1987年的《宠儿》是她的第五部小说，1988年她因这部小说赢得普利策文学奖和F·肯尼迪奖，这部作品也是英里森最震撼人心、最成熟的代表作。，《纽约时报》召集美国125位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以及文坛泰斗等选出自己心目中“25年来美国最佳小说”，《宠儿》以最高得票名列第一名。在《宠儿》中，莫里森把笔触伸向奴隶制下黑人母亲对孩子那种扭曲的爱。《宠儿》的主要故事情节是基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莫里森以南北战争前后的俄亥俄州为小说背景，讲述的是黑人女奴塞丝从肯塔基州的名字叫“甜蜜之家”的奴隶主种植庄园逃跑被抓后，为了使她心爱的女儿不再成为奴隶，她亲手割断了两岁女儿的喉咙。然而后，死去的女儿阴魂不散，以肉体还身来向塞丝索求失去的母爱。莫里森巧妙地运用了象征和隐喻手法再现了美国黑人的这段痛苦生活经历。本文采用在仔细研读文本的基础上，对小说中出现的各种奇幻的象征隐喻手法进行分析解读，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莫里森的文学作品，为读者研究莫里森的文学作品拓宽视野。
一、小说中人物的象征意义
莫里森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对于表达小说的主题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莫里森赋予小说中的主人公塞丝自尊而高傲的形象。塞丝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孩子深深的母爱，她不愿意让她的孩子再接受奴隶制所带来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伤害，所以当她带着孩子逃出奴隶主种植庄园而被抓时，她宁愿杀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让他们重复做奴隶的命运。她认为，杀害孩子的行为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深深的母爱。在塞丝与保罗·D分别前的一刻，保罗·D对塞丝说：“你的爱太浓了。”而塞丝则回答说：“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泊的爱根本不是爱。”铂这隐喻了在白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美国黑人母亲对孩子扭曲的爱。从白人的价值观看，塞丝的杀婴行为是杀戮，是毁灭；而按黑人的观念来理解，表达了黑人母亲对孩子深深的母爱。前来抓塞丝的奴隶主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因为塞丝的行为粉碎了他的理想主义意识，这实际上也就瓦解了白人的价值观。
丹芙是小说中最有活力的人物。由于黑人社区对塞丝一家的排斥以及她了解了母亲亲手杀死姐姐的这个事实的恐惧，使她变得极其自卑与敏感。她把自己关在由黄杨灌木所围成的“翠室”里。最后，丹芙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鼓起勇气走出124号向社区人们求救。邻居知道了塞丝杀婴，其灵魂借尸还魂，她们帮助丹芙解救了塞丝，驱走了宠儿的鬼魂，124号房屋恢复了18年前的平静，同时她们也帮助丹芙完成了自我寻找和自我解放。可以说，丹芙的解放象征着黑人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同时也隐喻着黑人民族能够实现自我寻找，确定了自我的.生存价值。
二、物的象征意义
树也是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象征意象。对于塞丝来说，树指的是其后背充满痛苦记忆的伤疤。莫里森使用塞丝后背上的树来隐喻奴隶制的罪恶。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了一本名为《树的见证》的诗集。事实上，树的形象在作家眼中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莫里森在这里用树来见证奴隶制对塞丝的身体、情绪和精神的摧残。奴隶主“学校教师”的侄子抓住塞丝并抢走塞丝的奶，塞丝把这一事实告诉加纳夫人，这惹恼了奴隶主“学校教师”，结果，塞丝被严重鞭打。当塞丝无法忍受这样的非人待遇时，她决定计划出逃。在她出逃的路上，她遇到白人女孩爱弥，爱弥对塞丝背上的伤疤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塞丝的背上有“一棵苦樱桃树。看哪，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这儿分枝……你背上有一整棵树。正开花呢。”塞丝的背上的树记录和见证了她在奴隶主种植庄园的非人待遇。莫里森成功地挖掘出小说里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无法表达的痛苦经历再现给读者。依靠“树”的形象，莫里森成功地写出了非裔美国人历史上最黑暗和最卑鄙的一段经历。
保罗·D是小说中很重要的人物。他饱经沧桑，他曾经口含“铁嚼子”，没有任何人的自由可谈，在阿尔弗雷德监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曾经戴着脚镣劳动，在“甜蜜的家”和在格鲁吉亚的阿尔弗雷德的监狱遭受了无尽的身体和精神伤害。保罗·D达到124号之前，他把所有的感情和过去的回忆都封存在锡香烟里。为了保护自己不会受到心理创伤，保罗·D把自己变成没有丝毫感情支配的人。奴隶制压抑下的黑人心灵是如此痛苦。他被遗弃，他的人性被泯灭，他压制放弃自己独特的个性，他封存了过去的所有记忆。因此，保罗·D的“锡烟盒”不仅标志着奴隶制给他造成的心理伤害，但更主要也是一种奴隶制对其精神虐待的象征。
三、地名的象征意义
在这部小说中，读者经常可以见到听起来像一个世外桃源的名字“甜蜜之家”。这个名字看起来很甜蜜，可是奴隶们在这里却丝毫没有体会到家的温暖。莫里森用很多形容词来描述它，它使我们联想到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梦想花园。起初，奴隶们不知道奴隶制的真实面目，在奴隶主加纳先生的统治下，奴隶们被教导读写，甚至处理枪支，他让他的奴隶黑尔用5年星期日的劳动换取他母亲贝比，萨格斯的自由。加纳夫人也让塞丝自由选择丈夫，可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定义属于下定义的人，而不是被定义的人。”然而，加纳先生去世后代替管理奴隶主庄园的“学校老师”却对他们实行高压政策。最后，黑奴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是生活在美丽的谎言里。莫里森对“甜蜜之家”的描写隐喻了奴隶制的欺骗和邪恶。同时莫里森也警醒黑人同胞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要重新审视自由的意义。黑人只有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过去，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小说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蓝石路124号，这是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获得自由后居住的一间屋子。小说一开头就说：“124号，充满一个婴儿的怨恨。”作为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场所，有着深刻的寓意。这间房子常年被一个爱折磨人的冤魂恶意缠绕。原来塞丝带着孩子从奴隶主种植庄园逃到这里，而在这里只是享受了28天的自由，奴隶主“学校老师”找到这里，想把塞丝和她的孩子们带回“甜蜜之家”，塞丝不愿使她的孩子们落入蓄奴制的魔爪，就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所以，124号就成为一间闹鬼的屋子，成为塞丝难以走出去的心里阴霾。124号是美国所有闹鬼的屋子中的一间，成为浓缩的美国社会的象征。莫里森仅仅用124号这个旧屋和居住在这里的三代人的悲剧，让我们触摸到一部值得反思的美国黑人历史。
四、结语
莫里森在小说《宠儿》中以隐喻的语言和奇幻的象征描写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对美国黑人历史和美国黑人同胞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剖析，再现了奴隶制对黑人同胞的伤害。虽然仅仅分析了小说中的一些象征意象，无法穷尽小说的魅力，但通过分析发现，这些象征意象为深化作品主题、升华读者的思考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给整部小说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也使读者加深了对主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1］［美］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上海：南海出版公司，.
［2］李忠霞，《宠儿》的象征意义［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03）．
［3］毛信德，美国黑人的文学巨星——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4］章汝雯，托尼·莫里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晓玲（1977-），女，河北张家口人，河北体育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第二语言教学；刘明（1981-），男，河北邢台人，河北体育学院外语系讲师，学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所罗门之歌》是美国著名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小说以“黑人会飞”这则古老的民间传说为故事主线和象征核心，通过北方城市一个富裕黑人家庭的小儿子奶娃南行故土寻找金子，从而意外找到家族之根，文化之源的人生经历，展现出一幅绚烂壮阔的黑人生存画卷，揭示出新老两代、男女两性、贫富两极间的种种冲突，提出了在物质生活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才能解决精神生活贫乏、文化无根的这一严峻社会问题。小说融合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以极具想象力又颇具口语化风格的语言，运用民间色彩浓厚的神话故事，阐释了一个深刻的人类命题。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下小说女性形象分析论文
【文章摘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杨映川小说创作的主要方式，她的小说刻画了在21世纪中国现代都市大背景下，诸多在物欲与爱情之间痛苦交织的男女形象，特别是打造了一系列游走在都市爱情中的女性形象群。本文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域观察杨映川小说中的女性，以《淑女学堂》这部长篇小说为例，通过对文中女性形象生命原型的审视和解读，打破男性与女性强弱分明的二元对立，实现女性的文化自觉和性别自觉。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淑女学堂；女性形象；生命原型
2014年杨映川出版的长篇小说《淑女学堂》，以两名艺校毕业的女性宋紫童和龙婷婷单枪匹马在都市奋斗的生命史为主线，揭示了更为鲜明、深刻的两性生存悖论，具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本文尝试寻找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生命原型，挖掘生存悖论的源头所在，以此实现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共生的生态女性主义终极目标，从而求得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的独立和解放。在人类为中心的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渗入人类骨髓，女性被驱离她们的身体，同时也被禁锢于她们的身体。女性形象作为“他者”处在弱势地位，承载着太多的苦难，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的现代化进程中追踪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梳理在“人类-自然”、“男性-女性”二元对立冲突中的生命原型，发掘女性形象带血带肉的生存经验和审美体现，体现女性个人生命真实的生态和本质，从而“改变人们对女性与自然的态度，以期能够改善全人类、其他生物以及整个地球的生存状态”。
1家园意识——女性精神家园的缺失
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和传统，在融入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中阴阳和合的自然观，提炼出当代女性“她，何以为家？”生命原型。“家园意识”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宇宙观，从中提炼出女性形象与生态命题，寻找到女性她的灵与肉在当代社会纷繁芜杂的深穴中幽突奔走、颠沛流离的根源。《淑女学堂》中的女性在都市奔走的的目标正如宋紫童在与龙婷婷吃辣椒酱拌饭时恶狠狠的说：“我们算是投错胎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呀，将来我要穿名牌，我要开小车，我要住别墅！”女性在大都市闯荡，出于人对生存现状的不满，因而总会不断地迁移或者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生态主义叙事中的“家”意象始终不自觉的出现在女性作家以及她所描述的女性形象身上。鲁枢元在出版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出版）中提到，（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一切过错，一切邪恶，都是由于女性天生的严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因此，女性在社会中“算是投错胎”，谋求一份职业或创造一番事业异常艰难，因为“这些职业打上了纯粹男性文化劳动的标记。”小说中宋紫童、龙婷婷艺校毕业之后在求职的道路上历经坎坷，连生存都难以保障，在这由男性掠夺自然创造的现代文明中，虽然女性天然地具有大自然的生态特征，但并没有得到另眼相待。现代文明照耀下的“家园”，并没有给予身处在其中的自然与女性一个美丽的“家”，相反带给女性的是畸形、残缺的身体。小说中野心勃勃的宋紫童，将“嫁得好”作为寻找精神家园的途径。现实中的“家”是残缺的，母亲的早逝，父亲宋承业只是个卖油豆腐的小贩，作为父亲，他鄙俗、自私自利，他所创造的“家园”悬挂在父权、男权制度下。按照传统，孩子读书所需的学费、生活费等，父母责无旁贷。但在这个家庭中，女儿要想上大学必须要和父亲进行谈判，甚至用到威胁不给他养老才说服父亲给出学费。而宋紫童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名字改掉了，将父母起的名字“宋艳丽”改成“宋紫童”。改名事件象征着男女两性博弈中女性的胜利，宋承业是衰落的父权象征，但同时也是悬挂在宋紫童头上的无形的“包袱”，不断提醒自己的处身和在家中的地位。父权制度营造下的“家园”不适合女性的成长，甚至给女性带来创伤，宋紫童潜意识追求的爱情、事业双丰收恰恰是因为家园的破碎造成的。
2身体意识——女性肉体、情感的发现
在科技文明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女性/自然遭到男性/人类的掠夺和占有，重新成为依附性的存在。女性要通过自己的美貌、身体、才华吸引男性，以期男性给予她们爱与希望，给予她们一个家园，本身就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小说中的“淑女学堂”开设的`是琴棋书画、家庭理财、家庭教育等课程，目的是培养具有传统气质的淑女形象，这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用“女人帮”的话说是将女人推到一个最卑微的境地，教会女性依附家庭，取悦丈夫，而女性自我的发展并没有放在主要地位。男权文化秩序的规约影响了女性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的塑造，使淑女学堂培养的女性成为男人的审美对象，这是对女性内心深处一种更为有力的无形束缚。故“淑女学堂”的存在恰恰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并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培养出一个个标准淑女，正是男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身体束缚和心理束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自我的发现就在于承认、维护女性源于自然的肉体、情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的生态权利，以女性自我的生态主义的价值立场维护两性之爱的合乎自然的精神向度。因而，当这种要求遭到父权制的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的统治时，两性之爱变成了相互对立，自然与女性共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成为缺乏灵性的、被动的“肉机器”，遭到严重的贬抑和无情的控制。恰如小说中“女人帮”理事覃亚敏被出轨的丈夫葛铁山抓到现行的时候说的话，“男人是用橡胶做名声，摔不破打不碎；女人是用玻璃做名声，稍有磕碰便粉身碎骨。”女性被男权社会的等级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统治而无情边缘化了。小说无情的揭露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为女性敲响警钟。小说中“女人帮”的出现寄托着作者深切的希望，“女人帮”的姐妹们一方而坚守着传统道德规范，另一方而又成为“小三”“二奶”的受害者，她们集结在一起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安慰取暖，共同对付负心男人和情敌。作为家庭主妇的覃亚敏遭遇丈夫的背叛，不得不求助于“女人帮”。在“女人帮”姐妹们的开导下，覃亚敏开始关注自己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事业，能够坦然地而对丈夫的背叛，甚至迎来了爱情和婚姻的第二春，嫁给了小自己一轮的男人，女性自我主体得以确立。杨映川在此倡导的是一种自立自强的女性价值观，呼唤长久以来埋没在家庭中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唤醒处于弱势处境的女性，强调女性不要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男人身上，要为自己活，而不是为男人活。
3母性意识——母性家园的寻找
现代人对自然总是保持一种对立的态度，现代文化是在克服和征服自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逃离地方”，逃离生养之地，去投奔另外一片热望之土：城市。现代人逃离地方的过程也就是逃离自己所嵌入的自然和文化的背景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人化自然中重新创造和建构文化自我的过程。小说中的女性们远离故土，奔跑于更大的城市，在逃避自己和逃离家园的同时，也在新的城市建立起新的“自己”以及新的“家园”。小说中从故土带来的自卑感一直萦绕在宋紫童的心理，尽管她通过代理名牌服装，跻身中产阶级，从自卑慢慢走向了自信。她倾心于苏璜，为他学习做蛋糕、弹钢琴、学茶道、懂时事经济等，经过不断的修炼，脱胎换骨，举手投足尽显优雅，俨然成为一名真正的淑女。但宋紫童在苏璜的母亲这个真正的大家闺秀面前，无所遁形，苏母一眼就看清了宋紫童的本质，“打她进门的那一眼，我就看出她的出身了，尽管她很漂亮，表面上也很懂事，其实啊，说白了，还是俗气。”“由很多东西是后天学不来的，她再把自己装点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显得她是个功利的女子。”当代女性主义美术评论家岛子在探究女性主义艺术学理中发现，坚持女性的性别差异是以回归母性秩序——女神时代为指趋的，母性秩序亦为家园意象。故以亲历的此在来思考彼此，真正开始触及自身的真实历史和身份，是小说文本在生命知觉的表现中发现并坚持女性本质、寻找母性家园的重要指征。宋紫童骨子里的“家园意识”是她极力想掩饰的，似乎通过“淑女学堂”的学习来达到去掉“家园”带给自己的女性本质，但最后功亏于溃。究其根源，母性家园的丧失促使宋紫童对家园的无感，甚至极力摆脱真实的历史和身份，她妄想通过“淑女学堂”的历练来弥补母性家园的缺失，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杨映川塑造的宋紫童、龙婷婷在进行不断地超越，她认为女性成长不再是纯然的性别对抗，更注重的是对人性悖论的发现，女性的挣扎与奋斗恰恰是生命原型的诉说。女性作为在现实社会中的“他者”，只有重新确立对性别体制的反思，探寻遗失的家园意识、身体意识以及母性家园，找到归属地，才能寻找到“我是谁”以及“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价值追问的答案。家应该是天下最幸福、最温暖的地方，女性只有追问到家的人性根源：相爱的两个人的生命、情感、灵魂的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杨映川.淑女学堂：像个男人一样去奋斗[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
[2]王明丽.生态女性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女性形象[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
[3]王红萍.中国女人的一个世纪[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