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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李渊决定次日询问二人。李建成得知情况，决定先入皇宫，和李世民对质。在宫城北门玄武门执行禁卫总领常何本是太子亲信，却被李世民策反。六月四日(庚申)，秦王亲自带100多人埋伏在玄武门内。李建成和李元吉一同入朝，待走到临湖殿，发觉不对头，急忙拔马往回跑。李世民带领伏兵从后面喊杀而来。李元吉情急之下向李世民连射三箭，无一射中。李世民一箭就射死李建成，尉迟恭也射死李元吉。东宫的部将得到消息前来报仇，和秦王的部队在玄武门外发生激烈战斗，尉迟敬德将二人的头割下示众，李建成的兵马才不得已散去。
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随后，李渊诏立世民为皇太子，下令军国庶事无论大小悉听皇太子处置。不久之后李世民即位，年号贞观。
关于“玄武门之变”，有人说是秦王李世民被逼无奈，不得不奋起反抗，可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
在一些史籍中，对太子建成的记载，多是荒淫无耻，碌碌无为之人，且是对李世民多次无理攻击，李世民是因为处处受迫害，迫不得已才后发制人，发动政变的。
李渊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当然应该以他为嗣君。高祖即位之初，也的确是立李建成为太子，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李建成既然立为太子，如果不发生意外，可以顺利继承皇位的，没有李世民的咄咄逼人，李建成不会发动政变的。问题是，在太原起兵以后，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李世民的功业远远超过了李建成，且李世民本人又气度不凡，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不甘心，也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秦王，必然企图登上权利的顶峰。因此，玄武门之变应该是李世民采取主动，要负主要责任的。
历史是按照胜利者的利益编纂的，玄武门之变的最后胜利者是李世民，所以房玄龄等人“删略国史”，编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时“语多微文”(《贞观政要》)，而后世的不少史书均取材于这两部《实录》与国史，因此，史书的记载有很多不实之处，漏洞百出。
以司马光如此严谨的的史官，虽然发现《实录》有歪曲史实的地方，亦有很多上当的地方。据《通鉴》记载：上(李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做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上面这段引文非常不合情理，伪造之处不少。
首先，“晋阳起兵，皆秦王之谋”的说法就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李渊留守太原，具有起兵的良好军事基础，早有起兵的想法，原不待世民的一再苦劝。晋阳刘文静早就发现李渊“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刘文静传》)，崔善为是楼烦司户书佐，“以隋政倾颓，乃密劝进”，李渊“深纳之”(《旧唐书》，《崔善为传》)。由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诛杀兄弟，逼父退位，不合法地登上帝位，为了替他的夺权进行辩护，史臣所修的《国史》和武德，贞观二朝的《实录》，就尽量贬低李渊在起兵中的贡献，把起兵的首功过多的归于李世民。两《唐书》和《通鉴》因袭了这种歪曲，故多失实之处。
其次，既然起兵之事不是李世民首谋，李渊在起兵之初，成败毫无把握的时候就预许立李世民为太子也是完全不近情理的。尤其是李世民平定全国的功业在当时还毫无踪影，李渊怎么可能抛弃立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先许了李世民呢?由太原南下，西渡黄河，攻打长安的一系列战争中，李建成与李世民常常是并肩战斗，一起向李渊献策，即使李世民的功业稍稍超过李建成，亦相差无几，李渊完全没有必要违反立嫡长子的传统，立次子为太子，自乱其步。况且，当时唐朝新建，李渊父子面临着全国林立的武装势力，在严重的战争面前成败未卜，根本没有可能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仔细斟酌。义宁元年十一月李渊进封唐王，立即以陇西公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次年，李渊即位，立即于六月“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旧唐书》)。由此可见，最初李渊是按照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立李建成为太子的。
至于“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太子。上将立之。”亦不可信。请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将佐是谁?史无记载。如果真有这样的将佐，一定会在日后受到李世民的殊赏，其事绩必然在两《唐书》中大书特书，然而遍查个传，却无一人涉及此事。可见将佐请立李世民的事亦属子虚乌有。
而对李建成，李元吉的记录也有失实的地方。李建成的才干可能不如李世民，但他曾与李世民一起向李渊提出过一些正确的建议，共同建立过不少战功，而且幕下网罗了魏征等一批日后的名臣，绝不是单纯的酒色之徒。李元吉其人的确有不少严重的缺点，但亦“力敌十夫”(《隋唐嘉话》)，在军事上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
史籍上一再夸大李建成与李元吉的缺点，杜撰李渊企图立李世民为太子，而李世民一再表示辞谢的目的，就是意在掩盖李世民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继承权的不合法性，不道德性。
关于这次政治斗争李世民处于主动，负主要责任的情况，还可以找到其他很多证据。武德四年，李世民攻下洛阳后，杜淹本来是要“委质于隐太子”的，而当时封德彝典选，知道杜淹是个人才，“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邃启”李世民，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旧唐书》)可见那时李世民就已经与李建成展开了争夺人才的斗争。李世民以秦王的身份网罗了这么多学士，而且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俨然是一派君臣气氛，如果不是为了夺取帝位，有必要这么干吗?
可见，李世民主动发难是蓄谋已久的，并不象史料中记载的那样，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受迫害者。
卫国景武公李靖(571年-649年7月2日)，字药师，汉族，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人。隋末唐初将领，是唐朝文武兼备的着名军事家。后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李靖善于用兵，长于谋略，原为隋将，后效力李唐，为唐王朝的建立发展立下赫赫战功，南平萧铣、辅公佑，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去世后谥曰景武，陪葬昭陵。着有数种兵书，惟多亡佚。
生平事迹
李靖出生于官宦之家，隋将韩擒虎的外甥。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 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隋朝大军事家、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2]
大业(605—617)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这时，反隋暴政的农民斗争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朝的腐朽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遂“自锁上变”，将往江都，以告发此事。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参见李渊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参见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卫。
主要成就：
击灭突厥，平定吐谷浑灭萧梁，破辅公佑，平定江南
评价
李靖军功卓越。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曾给予高度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同时，他治军、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他写有《李靖六军镜》等多部兵书，大都已经失传，后人编辑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时期列入《武经七书》，是古代兵学的代表着作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为辉煌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好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盛时期。有印度、波斯、高丽等众多其它国家的商人不远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为辉煌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好的发展，有印度、波斯、高丽等众多其它国家的商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进行各种商业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唐朝商业的繁华，出现了许多象洛阳、长安这样繁华的商业都会。
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的势力自然有所增强。商人不仅经济实力强大，更是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但是尽管如此，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仍然相当地下。按照唐朝的法律，商人不仅是不能做官，就是连普通老百姓的地位都不如。唐太宗曾对大臣房玄龄说：“脱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意思是商人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做官，和朝庭上的圣贤明君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在唐高宗时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视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黄衣服，不得坐马车等。更为甚者，商人的生命财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引发了商人的抗争，迫使他们与唐代末年的地方军阀势力联手，共同对抗朝庭。所以在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反叛”商人，他们试图通过采取武力的方式进入国家政权体制。
一是发生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的京城长安。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不久，藩镇势力日渐骄横。颇有雄心的德宗皇帝对此十分不满，决定以武力削藩。无奈藩镇叛乱不断，“河南、河北连兵不息”，由此国库日益空虚，军费开支逐渐紧张起来。这时，主张“以刑名整齐天下”的奸相卢杞及其同党赵赞(度支使)、韦都宾(太常博士)等认为：“货泉所聚，在于富商”。于是，他们打着“借商”的招牌，对长安工商业者大肆掠夺，“京兆尹丰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以搒捶。”以致“京师嚣然，如被盗贼”。面对政府这一野蛮的搜刮行径，城市工商业者忍无可忍，“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卢杞)于道诉之”。最后德宗迫于群众的巨大压力，也不得不下诏废罢了这次所谓的“借商”活动。(见《旧唐书?卢杞传》)这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者第一次统一的政治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二是发生在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八月的成都。经过唐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唐朝已是名存实亡，各地军阀混战一片。“机智权勇，出于流辈”的王建在四川的争战中逐渐崛起，并于昭宗大顺二年(891)荣升西川节度使。“(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纳直言，好施乐士，用人各尽其才。谦恭俭素”，然而他又“多忌好杀，诸将有功名者，多因事诛之”。刚刚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王宗涤便是其中的一位冤死鬼。宗涤是他的假子，因其“有勇略，得众心”而遭到王建妒忌。王建为自己建造王府。绘以朱丹，老百姓目其色而称为“画红楼”。由于宗涤本姓华名洪，王建以画红与华洪谐音而心生疑窦，遂有诛杀之念。恰逢大将王宗佶(亦为王建假子)等人也害怕他的战功，便散布流言蜚语进行诬陷。昭宗天复二年(902)，王建趁机将他召回成都责问，宗涤难以自辩，慷慨陈词：“三蜀(指东川、西川和汉川，又称三川)略平，大王听谗，杀功臣可矣!”最后宗涤惨遭缢杀。广大工商业者和军队将士听到这一消息异常悲愤，“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见《资治通鉴》卷258和卷263)以此表达了对这位深得士心民心的大将的拥戴和对滥杀功臣的王建的愤慨之情。
三是发生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九月的开封(汴京、东京)。这次是为悼念宋朝名相司马光而开展的。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主将。由于新法本身存在缺陷，加之实施过程中有蜕变情况，因而不少新法措施已严重危害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所以，当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驾崩，不少人便迫不急待地要求废除新法，并把司马光推向了政治前台。这位静居洛阳十五年，“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渑水燕谈录》卷2)的名臣一回到京城，便受到人们空前的欢迎。“民遮道呼日：‘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东坡集?司马温公行状》)有的人甚至爬到树上屋顶去观看，造成“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的热闹场面。明人马峦在《司马温公年谱》中慨叹地说：“时得人之心如此，盖千载一人而已。”评价之高，无以复加。正因其深得人心，司马光才比较容易地罢废了绝大部分新法。正当人们对他有更高期望时，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司马光去世的消息震动朝野，正在行明堂大礼的高太后和哲宗帝立即赶往西府，“临其丧，哭之甚哀”，决定停止上朝三天，百官们纷纷前往吊唁;而众多的工商业者也按捺不住他们的悲痛情绪，竟“罢市往吊”(《宋史?司马光传》)，表达了对这位伟大政治家的缅怀深情。
这三次罢市分别发生在唐朝中期的长安、唐朝末叶的成都和北宋后期的开封，这些都是当时经济繁华、工商业者相对活跃的都市，罢市活动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典型性。尽管规模还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城市工商业者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有了初步提高，因而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房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人。自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玄龄少年时代随父亲去京师，当时隋文帝当国，天下宁晏，一片大好太平景象，但弱冠之年的房玄龄已经对世事有精到的分析，私下对父亲讲：“隋帝本无功德，只知诳惑百姓。而且他不为国家长久之计，诸子嫡庶不分，竟相淫侈，最终会互相诛夷倾轧。现在国家康平，但灭亡之日翘足可待。”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获封羽骑尉。由于父亲常年卧榻重病，房玄龄一直伺奉左右，为人极其孝顺。李世民领兵过渭北，房玄龄谒于军门投靠。两人一见，便如平生旧识，马上任其为记室参军。房玄龄为报李世民知遇之恩，竭尽心力筹谋军政事务。每攻灭一方割据势力，军中诸人都全力搜求珍宝异物，惟独房玄龄四处访寻英杰人物，并把他们荐于秦王李世民。因此府中的谋臣猛将，心中都十分感念房玄龄推荐之恩，尽死力报效。
房玄龄在李世民秦王府中十多年，一直掌管军谋大事，而且于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全，不用草稿。高祖李渊也对房玄龄深加叹赏，对侍臣讲：“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世民)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后来太子李建成斥逐秦王府宫属，房玄龄与杜如晦一并被驱斥于外任。“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密召二人化装成道士入阁秘计，最终赞画计成。贞观元年，官拜中书令。论功行赏，太宗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候君集五人功为一等，进爵邢国公。李世民的堂叔李神通不服，说：“义兵初起，臣率兵先至。现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这位皇叔不敢提长孙无忌，因为他是太宗小舅子;也不敢提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二人都是武将，而且尉迟敬德老拳连世民弟弟脸上也不能幸免)，反而功居一等，臣心不服。”李世民也不客气，当廷驳斥道：“义旗初兴，人各有心。叔父您虽率兵前来，也是因为惧祸怕被诛连杀掉，而且从未亲自上阵打过仗。与窦建德交手，您全军陷没(还被俘获，只是建德仁德没杀他。李世民给他面子没点破);后来刘黑闼起兵，您又望风败逃。如今论功行赏，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定社稷，攻比萧何，虽无汗马之劳，但能以大计居功一等。叔父您国家至亲，朕并不吝惜封赏，但不能因私情滥于功臣同受奖励!”一席话，讲得这位常败皇叔惭愧退下，好没面子。
贞观二年，房玄龄改封魏国公，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房玄龄尽心竭诚，夙兴夜寐。加之他明达吏事，法令宽平，任人惟贤，不分卑贱，论者皆称之为良相。他任宰相十五年，女为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尚高阳公主，显贵至极，但常常深自卑损，不敢炫人傲物。贞观十八年，李世民亲征辽东高丽，命房玄龄留守京城。贞观二十三年，房玄龄旧疾复发，当时李世民在玉华宫，闻讯命人用自己的担舆把房玄龄抬入御座前，两人相见，感怀流泪，哽咽不能言。太宗命太医疗治，每日以御膳供房玄龄食用。听说他病有好转，太宗就喜形于色;听见病情加重，太宗马上愁容顿现。临终之时，房玄龄对诸子说：“当今天下清平，只是皇上东讨高丽不止，正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我知而不言，就会含恨而死啊。”于是抗表进谏，请求太宗以天下苍生为重，罢军止伐高丽。太宗见表，感动地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此人病危将死，还能忧我国家，真是太难得了。”临终之际，李世民亲至其病床前握手诀别，立授其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使其在生时能看见二子显贵。房玄龄受遇如此，死时定当含笑。卒年七十，诚为喜丧之年。太宗为之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文昭，陪葬昭陵。
房玄龄一直告诫儿子们不要以地望凌人，切勿骄奢沉溺，并集汇古今圣贤家戒，亲书于屏风上，分给各房子嗣，说：“如能留意上面的内容，足以保身成名。”长子房遗直嗣爵，高宗初年做到礼部尚书的大官。次子房遗爱在太宗活着的时候，由于老婆高阳公主特受宠爱，他作驸马时与皇室别的女婿也大不相同，礼赐恩宠异于诸婿。高阳公主骄恣成性。高宗继位后，她想自己老公承袭房遗直的公爵爵位，就诬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礼(不知是讲房遗直调戏她还是不尊重她)。高宗还真当回事，让舅舅长孙无忌鞠审此案，这一下子不得了，竟审出高阳公主和房遗爱两人想要谋反的事情。可惜房玄龄一世忠贞，家族终为逆子恶妇所累，公主赐自尽，房遗爱伏诛，诸子都作为刑徒流配岭南(金枝玉叶，自此后都成了讲鸟语的土著了)。房遗直因父亲之功，总算保得不死，除名为庶人。
可惜房玄龄本人死都死了，大红的牌位被下令从太宗庙中撤出，失掉配享的资格。
看过唐朝历史典故还看了：
关于唐朝的历史典故4则
铁杵磨成针
李白是我国古代唐代的大诗人，但是，李白小的时候也是十分贪玩的。读书不太用功，有一次上学，见老师不在，就偷偷地溜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手里拿着一根铁杵，正在一块大石头上来回地磨。李白觉得很奇怪，连忙上前去问道：“老妈妈，您磨这个干什么?”老妈妈回答说：“我想要把它磨成针啊!”李白又问：“这样一根铁杵，得多少时间才能磨成针呢?”老妈妈说：“只要坚持不断地磨，总会越来越细。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啊!”
李白听了恍然大悟，觉得老妈妈的话很有道理。学习不也是这样吗?只要天天认真学习，就会不断进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旷课了。不论老师留下多少功课，他总是认真地按时完成它。
终于，李白成为我国唐代伟大的诗人。
读音： tiě chǔ mó chéng zhēn
释义： 杵：舂米或捶衣用的棒。将铁棒磨成细针。比喻只要有恒心，肯努力，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
出自： 宋·祝穆《方舆胜览·眉州·磨针溪》：“在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是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业。”
用法： 主谓式;作宾语、定语、分句;含褒义
近义词： 铁杵成针
礼贤下士
李勉是唐朝人。他年轻时，爱好到处游历，广交朋友。有一次，他认识了张书生，结伴来到一个叫梁的地方，谁知张书生突然生起病来，而且十分严重。李勉替他请医生，买药煎药，喂水喂饭，照顾得非常周到。但是张书生的病不见好转。张书生对李勉说：“李兄，看来我是没救了。我死后，你用我的银子替我埋葬，剩下的钱财，就送给你用吧，以答谢你连日来对我悉心的照顾。”
张书生去世后，李勉遵照亡友的遗言办理了丧事，然后收拾好行装，来到了朋友的故乡，把死讯告诉了张书生的家人，并把剩余的钱财全部归还给他的家人。李勉当时虽然也是一个穷书生，但他不贪取别人的钱财，这种诚实的行为使张书生的家人非常感动。
后来李勉当上了节度使，不但处事廉洁公正，而且十分爱惜人才。有一次，在外出巡察中，他发现一个叫王晬的县尉很有才干，正想提拔他，忽然接到皇帝拘捕王晬的命令。原来王晬为人耿直，秉公办事，得罪了朝中权贵，遭人诬告陷害。
李勉不忍王晬无辜受害，赶回京城面见皇帝，力陈王晬的为人，夸奖他是个人才，请求加以重用。皇帝见李勉极力为国家推荐人才，心里十分赞赏，赦免了王晬，还升他为县令。王晬上任后，正直清廉，勤政为民，深受百姓爱戴。大家都说李勉是个善于提拔人才的好官。
李勉在任节度使的时候，听说李巡和张参很有学问，便请他们出来办事，每有宴会，都邀请他们一同畅饮。李勉后来当了宰相，虽然地位尊贵，但从不骄傲自大，亲自到士兵家里慰问他们的家属，上上下下都称赞李勉是个礼贤下士的好官。
【成语】礼贤下士
读音： lǐ xián xià shì
释义： 对有才有德的人以礼相待，对一般有才能的人不计自己的身分去结交。
出自： 《宋书·江夏文献王义恭传》：“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多矜尚，先哲所去。”《新唐书·李勉传》：“其在朝廷，鲠亮廉介，这宗臣表，礼贤下士有始终，尝引李巡、张参在幕府。”
造句： 我今天看见了一位礼贤下士的大人先生，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绝少的了。(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回)
一字之师的故事
唐朝末年，诗人郑谷回到故乡江西宜春。他以文会友，经常和一些文人往来。
当地有个叫齐已的和尚，对诗文很有兴趣。他早就仰慕郑谷的才名，就带着自己写的`诗稿，前来拜会。齐已把诗稿一首一首地请郑谷看。郑谷读到《早梅》这首诗时，不由得沉思起来。郑谷吟道：“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面对齐已说：“梅开数枝，就不算早了。”郑谷又沉吟了一会，说：“不如把‘数’字改为‘一’字贴要。”齐已听了，惊喜地叫道：“改得太好了!”恭恭敬敬地向郑谷拜了一拜。文人们知道了，就把郑谷称为齐已的“一字之师”。
成语“一字之师”是指能纠正一个错别字或指出某一字在文中不妥处的老师。
力士脱靴
唐玄宗天宝初年，李白因诗写得出色，被著名诗人贺知章推荐给唐玄宗。唐玄宗很快在金銮殿召见了李白。唐玄宗对李白很欣赏，就封他为供奉翰林，要他在宫里写诗作文。过了一段时间，李白既不见皇帝找他商量国家大事，又没有分派给他什么重要公务，却常常让他陪皇帝和贵妃游山玩水，写“宫中行乐词”。这和李白治国安邦的志向相差太远，因此他常常在苦闷中借酒浇愁。
有一天，皇帝又召见李白，请他起草一份很重要的诏书。恰巧李白刚刚喝完酒，东倒西歪地走到大殿上。他眯着眼往四周看了看，看见站在皇帝身边的一个太监正在很不友好地盯着他。这个太监叫高力士，是唐玄宗最宠信的太监，权力很大，皇太子叫他“阿哥”，王公大臣们称他“阿爹”，四方的奏事都要经过他的手，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巴结他的。李白其实早就看不惯高力士的所作所为了，于是趁着这天的酒性对皇帝说：“皇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您准不准？”皇上因为急着要李白写诏书，便着急地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讲。”李白说：“我刚喝了点酒，因此无法像平常那样很恭敬地写文章。请皇上准许我穿戴随便一点，这样我才能把这篇诏书写得符合您的要求。”皇上想了想，摸着胡子说：“既然这样，我就准许你随便一点吧。”于是，李白伸了个懒腰说：“我穿的鞋太紧了，要换一双松一点的便鞋。”皇帝便立即叫人给他取双便鞋来换。李白趁机向站在一旁的高力士把脚一伸：“给我把鞋脱了！”高力士看看伸在他面前的脚，又看看玄宗毫无表示，只好顺从地给李白脱下靴子。
这一次，李白可给那些受高力士欺负的人出了口气，但高力士平时作威作福搞惯了，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这件事使他很愤怒，于是他就经常在唐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唐玄宗对李白渐渐冷淡下来。李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得离开长安，再次到外地游历。
柴绍(588年-638年)，字嗣昌，晋州临汾洪洞县(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贾得乡柴村)人，唐朝初期大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娶唐高祖女平阳昭公主为妻，唐朝建国以后封为霍国公，食邑封一千二百户。柴绍幼以任侠闻。补隋为太子千牛备身，渊起兵，绍兼领马军总管，率先登陷阵。高祖武德初，从李世民征战，以功封霍国公。太宗贞观初，转左卫大将军，出为华州刺史，后加镇军大将军。
负心汉之说
纪录平阳公主事迹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一作于后晋，一作于北宋，但无一记载平阳公主的名字和年龄。唐高祖李渊共有19个女儿，平阳公主排行老三。平阳公主的母亲是李渊的原配窦氏，也就是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的母亲。李建成和李世民相差十岁，李世民和李玄霸同年，和李元吉差不到两岁，这样推断，平阳公主最大的可能就是李建成的妹妹，李世民的姐姐。
平阳公主在李渊太原起兵前就嫁给了柴绍。大业十三年(公元6)五月李渊起兵前让家人亲戚逃回太原，其中包括儿子建成、元吉，女婿柴绍等人。这时柴绍和平阳公主在京城洛阳，柴绍接到李渊的信后，对平阳公主说：“你老爸要造反，我想去和他会合。我们一起跑肯定跑不掉，把你留下我又怕你会有危险，你说怎么办?”平阳公主立刻说：“你尽管一个人走，我妇道人家，躲起来很容易，到时候自有办法。”于是柴绍就丢下老婆独自逃走了。
平阳公主回到李家在武功县的别宅，遂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之徒，得到数百人，起兵响应李渊。又派家僮马三宝说服附近的“盗贼”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投诚，攻克长安附近不少县城。她严明法令，禁止士兵抢劫，附近的`人都来投奔，最后集结兵力七万人之多，威振关中。
公元617年9月，李渊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关中，这时他发现平阳公主已经为他在关中打下了一大片地盘，于是派柴绍带了几百骑兵去迎接平阳公主。接下来，平阳公主挑选了一万多精兵与李世民会师渭河北岸，共同攻打长安。柴绍与平阳公主夫妻二人各领一军，各自有各自的幕府，平阳公主的这一万多精兵就称为“娘子军”。唐军能南渡黄河进入关中，不作一战就包围长安，然后很快攻克之，平阳公主的功劳是至关重要的。关中平定之后，这才被封为“平阳公主”，因为独有军功，每次赏赐，都与其他公主有所不同。
长安之战后，平阳公主的事迹就不再见于史籍，直到她武德六年(公元623年)2月初去逝。史书上记载了她的死讯。而之所以会记上这一笔还主要是由于她的葬礼与众不同，有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礼官提意见说女人下葬用鼓吹与古礼制不合，李渊则说：“鼓吹就是军乐，从前公主亲临战阵，擂鼓鸣金，参谋军务，古时候有这样的女子吗?以军礼来葬公主，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特地破例以军礼下葬平阳公主，并且诏命按照谥法所谓"明德有功曰“昭”，谥平阳公主为“昭”。
力士脱靴
唐玄宗天宝初年，李白因诗写得出色，被著名诗人贺知章推荐给唐玄宗。唐玄宗很快在金銮殿召见了李白。唐玄宗对李白很欣赏，就封他为供奉翰林，要他在宫里写诗作文。过了一段时间，李白既不见皇帝找他商量国家大事，又没有分派给他什么重要公务，却常常让他陪皇帝和贵妃游山玩水，写“宫中行乐词”。这和李白治国安邦的志向相差太远，因此他常常在苦闷中借酒浇愁。
有一天，皇帝又召见李白，请他起草一份很重要的诏书。恰巧李白刚刚喝完酒，东倒西歪地走到大殿上。他眯着眼往四周看了看，看见站在皇帝身边的一个太监正在很不友好地盯着他。这个太监叫高力士，是唐玄宗最宠信的太监，权力很大，皇太子叫他“阿哥”，王公大臣们称他“阿爹”，四方的奏事都要经过他的手，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巴结他的。李白其实早就看不惯高力士的所作所为了，于是趁着这天的酒性对皇帝说：“皇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您准不准？”皇上因为急着要李白写诏书，便着急地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讲。”李白说：“我刚喝了点酒，因此无法像平常那样很恭敬地写文章。请皇上准许我穿戴随便一点，这样我才能把这篇诏书写得符合您的要求。”皇上想了想，摸着胡子说：“既然这样，我就准许你随便一点吧。”于是，李白伸了个懒腰说：“我穿的鞋太紧了，要换一双松一点的便鞋。”皇帝便立即叫人给他取双便鞋来换。李白趁机向站在一旁的高力士把脚一伸：“给我把鞋脱了！”高力士看看伸在他面前的脚，又看看玄宗毫无表示，只好顺从地给李白脱下靴子。
这一次，李白可给那些受高力士欺负的人出了口气，但高力士平时作威作福搞惯了，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这件事使他很愤怒，于是他就经常在唐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唐玄宗对李白渐渐冷淡下来。李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得离开长安，再次到外地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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