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字（共含9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终日彷徨”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作者是黄仁宇。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看完《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感觉就是佩服作者对历史的所用观察视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和来源。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独到所在，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一般来说，记载、研究历史的书籍都大凡枯燥乏味，但此书却不同，黄仁宇老先生的妙笔，读起来既又不枯燥也不乏味，反而读起来像侦探小说一样一气呵成，让人深入其中。本书中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例子，这些例子不但闻所未闻，而且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当中所见到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总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历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说。比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最惊讶的莫过于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和坊间流传的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就这本书提出的大历史观。先生出生于19，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抗战爆发后辍学参军，1940年中央军校毕业，加入驻印远征军，后赴美求学，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著称。多彩的人生经历，使得先生能够以广博的学识，娴熟的文字功底，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给我们展示了大明王朝的兴衰画卷。先生高屋建瓴，宏观的评价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历程。
经历了唐朝的藩镇割据后，统治者似乎觉得应该遏制武官权利，提倡文官精神。万历皇帝当政时，大明王朝已经运行了一百年，整个朝代文官制度成熟，政治组织基本上为一元化。这个王朝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依靠文牍。为人君者的施政目标，是使人民丰年得以温饱，凶年免于死亡。政府的职能是选贤任能，提倡诚信与和谐。在这样的治国纲领下，明朝政府出现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就今天看来，也是发人深思的。
以文官制度为例，到万历当政时，文官制度已经形成体制，对整个朝廷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以至于万历皇帝曾经有28年不上朝，而国家行政凭借惯性也照常运行。对明朝文官制度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首先是官员的发迹。文官踏入仕途，无一例外都是通过科考，在考取功名之前，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在执行职务之前，已接受过道德伦理的熏陶，凭借道德教育中的善、恶作为为官处世的原则和标准，道德至高无上。文官的道德观念，不仅可以指导行政工作，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治水，修路，架桥，和周边国家的互市以及对边民的治理等等，则是各地巡抚的事情。因此所选巡抚如果德才兼备，当然会使地方受益，否则就只能寄希望于朝廷选派下来的官员能够在某一方面有专长，但是这种希望非常渺茫，因为朝廷用人的首选是关注道德优劣，并不是其他。
其次是官员的俸禄。明朝建国之初，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从洪武皇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黎明，都厉行节俭。当历史发展到万历年间，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但是官员的工资仍然极低，为了解决官员家庭的基本开支，朝廷默许每年在收取赋税时可以多收一成，作为官员私人用度，称为“火耗”，这一惯例一直沿袭到清朝雍正年间实施的“火耗归公”，才彻底结束了这种怪现象。而“火耗”的多少是以官阶的高低来决定的。官员收入的第三个渠道是下级的送礼，明朝官员每隔一定时期就要进行考核，称为“京察”，以考核结果来决定官员的迁升调任，众多官员为了升官或者保位，不惜层层贿赂，有些官员一次收到的贿赂银两就相当于十年的俸禄。这一笔收入不仅和官阶有关，也和供职部门有关。“火耗”和“京察”导致了大明王朝经济管理的混乱，皇帝和高层对此心知肚明，却不加干涉，认为这是情理之中，只是希望这些官员能够牢记圣贤之道，适可而止。
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朝在财富分配上，由于缺乏指导性意见和纲领性文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典型表现就是文官内部不睦。
第三是人事制度及人际关系。明朝官员的收入，除了年俸外，其他收入都是不客观的，所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部分官员觉得在似合法又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证他们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体面，与个人情操无关。所以他们尽心尽力的工作，也心安理得的享受孝敬。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声名狼藉，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发指。另一部分官员则是极端人物，清高自负，一丝一毫不苟取于人，是绝对的道德典范。这三者之别，是文官之间不能和睦的重要原因。
文官不睦的第二个原因的关于考核。对官员的考察，难以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当，由此来定高低之别。因为明朝不是以法理治理臣民，而是以四书五经的伦理作为主宰，一切行政技术，完全是为了在平衡状态下维持现状而产生，这种维持的关键在于防止坏事的发生，而不是站在技术的角度琐屑的去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官员是否能维持这种平衡，则成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一旦是差评，则官员一生事业付之东流，于是官员相互照顾，相互保护安全。在这种“相互”中又促成了新的派别。
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第一次是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那时候看的是电子版的。当时因为“久仰大名”就去找了电子版的资源读。结果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忍卒读”。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本书像百年孤独一样难看，常常的篇幅，堆叠的术语，还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叙述的风格让我望而生畏;加上我本人也比较急功近利，静不下心来看这种难看的书，所以那时候的我看了十几页就失去了继续看下去的欲望。
然后到了这学期，由于我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加之有前车之鉴，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读下去。于是花了差不多4天的时间，每天阅读四五十页，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期间为了能更加了解其中历史，我还在B站上找了关于张居正的百家讲坛。看完这一遍之后，对本书有了一些了解，对明朝的历史也是，甚至对于整个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有了一些思索。也算是读了这本书的一些收获吧。
这本书之所以难读，我觉得正是它的优点吧——正经、堆料十足。里面所叙述都有章可循，大量引用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言辞中肯，极少有不正经，片面的言辞。这是一本畅销的学术性著作——欠缺畅销书的通俗易懂，不能像畅销书那样一目十行那样就能懂得其中所写，反之你应该一行一行地认真去读;但是这本书又比其他的学术性著作容易读的多，像看小说一样。我觉得书名也取得不错——万历十五年。取一个年份来当书名，里面有什么奥秘吗?说实话我也是被这个书名吸引的。
说到书名，就要提到书的内容了。我觉得，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引子，引出了书中故事的前因后果。书中所讲的人物，有六个，分别是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出来万历皇帝做两章来论，其他五人各做一章。但是每章并不是脱节的，相反，者些人只是相应章节里的主角，其他人充当配角。书中讲述了这些人，这些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宿命般的结尾，余韵悠长。
作为一部历史性著作，它的写作是成功的。作者考究了很多史料，详实得记叙了当时的情况，然后又由此引发出自己的历史观，即是：“中国官僚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人们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教上善良也无法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便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且不论这种观点对不对。不过这本书确实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做一个原因。历史上也不止他一个人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可以全面笼统地对中国历史做一个适用的法则。如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中根据系统的控制论得到的“超稳定结构”社会说。
万历四年，1576年，朱翊钧收到了一举报信。辽东督查刘台，举报张居正。刘台罗列的七大罪状，这也都是疾风骤雨改革中常有的事，虽然每件事情本身问题不大，却是其中的张居正的要害，首辅怒了。
在明朝，官员之间互相举报和弹劾，本身明朝特色，为何首辅对此事怒了呢？是因为他怕是吗？非也！关键是举报他的人，既非他的上司，也非政敌或同僚，而是他心血栽培、一手提拔的学生。
一个人要想成功，考取功名只是一小步，而有人支持那才是王道。而刘台得到了首辅大人的支持，因为张居正的提携。他在高中进士后仅仅两年，就成为辽东督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黑老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师以前一直给他鸡蛋，忽然有一天没有给，他不高兴了，因为他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属于谁？辽东将领事李成梁，打了大胜仗，刘台眼红，抢先写了喜报邀功，这种事是犯禁的，按制度应该降职惩罚，当然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可以低调处理，大概是想教育一下学生，以儆效尤，首辅法人就对刘台予以公开训斥、通报批评，这下鸡蛋没吃到，学生不干了，黑了老师。
其实这样的弹劾在明一朝，不算新鲜事，但是抛开事情本身来说，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以尊儒礼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下，连自己的学生都起来反对自己，这是多么挂不住面子的事情啊！为此，首辅提出辞职，未果。加之首辅本身的私德并不是多好，后来的清算，从个人到制度，将本来可以振作起来的明朝，重新带回了死亡之路，首辅的心血也成了回光返照。以道德治人、整人，这在明朝也是极为推崇的一件事，任何事情，只要和道德关联，死亡概率大大提升，道德要不要讲？那肯定是要讲的，但是讲什么，是要有选择的，每次看到宣传孝道的“二十四孝”图时，后背就发凉，那些手法极端、思想错误的尽孝方式原封不动的示众并加以宣传，是懒啊？还是没有甄别的能力？
一个王朝也罢，家庭也好，亦或个人，好多东西是相通，但我们自身轨迹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必然形成惯性，有些东西是好的，应当予以坚持，但是对于那些不合时宜，与历史潮流逆向的东西，一定要摒弃，予以革新，这也算读书的一点浅薄收获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畅销二十余年的经典之作。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府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性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人物，就是首辅申时行。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理想高过现实的人，在改革上雷厉风行，撇开当时的文官集团，重用自己的亲信，那么申时行却是一个现实高过理想的人，他当官有很大的现实感。他明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对道德伦理圣人教诲上级命令的遵守，阴的一面就是要为自己谋私利，以及如何首鼠两端，两面为人。所以为官为政之道，就在于调和折衷，大家拿出诚意来，彼此团结和谐又不触犯自己的私利。所以申时行大多数的时候是以和事老的面目出现。下属有派系争斗了，他要去调和;大多数的官员跟皇帝意见不一了，他要去调和。可是这么一个调和大师也实现不了调和的目的。不但调和不了，还牵连于己。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让他只剩半条命，首辅的位置已经在摇坠，因为申时行属于张居正这一派的人物，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提携才能居高位;立儲**则是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在谁立为太子的意见上不一。朱常洛为长子，但万历并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原本是万历母亲慈圣太后的侍女;朱常洵出生得晚，但他的母亲是郑贵妃，万历非常喜欢郑贵妃，也非常喜欢朱常洵，之所以郑贵妃能得万历欢喜，除了容貌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贵妃爱读书，有才，能够跟万历两人进行思想上心灵上的交流，这在其她嫔妃以至于皇后都是望尘莫及的，也因此宫女太监们经常看到皇上和娘娘一起看日落，吟诗作对。万历信佛，万历也经常和娘娘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这样的事迹能够流传下来，就表明皇帝从自己有第一个女人开始，第一个女人就是指皇后嘛，终其一生只宠幸一位贵妃，这本身就是一个稀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皇帝身上是稀缺的。万历不仅在和郑贵妃一起的时间长，而且和郑贵妃在一起，流露出更多的真性情，喜怒哀乐发自内心。立儲**是这样的，许多大臣们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儒家教化;可是万历当然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就是朱常洵。那首辅申时行说得难听点叫首鼠两端，在万历面前，说万历说得对，常洵如何如何优秀，要立常洵为太子;在大臣面前，又说要尊重传统，立长子为太子，申时行把解决问题寄托在时间上面以及自己作为首辅的调和折衷能力上面。可到了后来，是两面都不是人，大臣参劾他表里不一，欺骗圣上，排挤陷害同僚，万历也难办，一直拖着不办，最后见参劾他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只好上疏辞官。一个以调和折衷之道为官的人，反而被同僚的参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无疑是一个嘲讽。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物事件，上推下演，就是为了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这一个切片，看到中国历史的一个脉络，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为什么这一年会是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呢?难道现实不是变动不居的吗?那是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自古以来承袭了儒家的那一套，有自己的治国方案，有自己的一套，不去考虑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问题，不去考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能否配合你那一套东西，那一套理想秩序。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完全忽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发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儒家伦理要求统治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首先是正心诚意。期待通过这样解决现实问题。可是现实的变动不居产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人出了名的不精确，一个知府不知道他管辖范围内有多少良田，每年要交多少税，发生天灾了该如何应对折算;军队里的将领也不知道手下有多少兵，更不清楚他们对战争、对当兵的看法，更别说平日里的粮草操练等等。积重难返。这样的千年不变，如果说有变的话，那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可以说每一年都是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就像在跑道上跑步，每一圈跑下来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每一个点上，每一个转弯处看到的也是大同小异。
最后引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最后的段落作为总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
万历十五年，就是公元1587年。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一年呢?当然书中所写的事件，也不都是在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上下好几十年的事情都有，有的还是几百年前的事情。而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其实平平淡淡波澜不惊无关紧要的一年。书中的开头一段就是这么写的：“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还是那个问题，既然如此平淡，为什么要用一本书来写呢?而且书名就是以那一年命名呢?这就跟黄仁宇先生看待历史的观点有关。黄仁宇先生强调“大历史观”。什么是“大历史观”?不妨引用黄仁宇先生的一篇文章《和我的大历史观》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就好比是在做切片研究。通过研究切片，来认识整个生物体的构造以及存在的毛病，通过研究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来揭示历史，这一年乃是历史上失败的总记录。
那这一年有什么事情值得记录呢?这一年海瑞与世长辞。海瑞清廉，刚正不阿，执法必严，执法为民。举例：海瑞死的时候，吩咐随从人员，要及时归还二两银子、一只鸡;海瑞为母祝寿买了两斤肉;死的时候连棺材本都没有，好像是靠领人接济才得安葬;海瑞还驱逐总督胡宗宪之子，胡宗宪也是抗倭大将，因为胡宗宪之子鞭打驿站人员，认为他们招待不周，表明海瑞不谄媚权贵。剥皮实草的极刑，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这一年戚继光也去世了。在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罢官，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物有交往，黄仁宇先生在戚继光这一章中，用了标题孤独的将领来形容戚继光。戚继光的练兵、抗倭功绩不需要我多说。戚继光的罢官跟明朝的官吏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武官不如文官，武官总比文官低。武官调动频繁，防止上演唐朝的藩镇割据现象。武官中的总兵最多只能管一省兵力，不可跨省。戚继光任蓟州总兵，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拱卫京畿。有张居正的扶持才能在蓟州总兵任上达十五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张居正一死，他就被调任广东总兵，虽然是平级调任，但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高潮，戚继光革职。可以说文官的派系斗争牵连到武官。
那是不是文官之间的派系斗争导致了明朝的衰弱直至灭亡呢?恐怕还不能那么简单的去看。张居正改革，“考成法”，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军事方面，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方面，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就是讲田赋徭役统一折算为银两，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还以福建为试点地方，想从此推广。还有其他方面的改革治理，比如治理黄河，改革军费的供给体制。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改革，都几乎随着他的死而消失，连跟他治理黄河的一个官员同样受到牵连。
请容许我在说一说当时的文官制度。明朝这一朝治贪腐是很严的，用什么招数来治呢?严刑峻法。严刑峻法是事后的治理手段，平常有何手段呢?其实也称不上手段，就是官员的薪水制度。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很低的，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低俸禄是为了让官员保持清贫的生活，平时居家生活不奢侈，又怎么能贪污呢?可现实并非如此，中央官员，或者说京官，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和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尤其是到了绩效考核的时候，决定官场前途的时候，钱财物更是不能少。当了地方官，能捞的油水就更多了。在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以前，收税是要一级一级去收的，每一级负责收税的人有自己的份子钱，先满足了自己的那一份，以及孝敬上级的份额，再拿来为国家。这种收入能不能算不合法的收入呢?那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站在朱元璋和海瑞的角度去看，这当然是贪官污吏，应当立即剥皮实草，诛戮九族，家产充公。可是明朝的文官体系或者文官系统是很强大的，他们足以跟皇帝抗衡，当然也不叫抗衡，应该是周璇。为了党争，会去揭人家的短，但平常，大家心照不宣，你拿你的，我收我的，当官当然是为了发一笔财，彼此的默契远大于分歧。这不仅仅是在贪污受贿上如此，在个人的道德品行上同样如此。《万历十五年》中讲到一个人物，李贽，一个大家，大哲学家。在李贽风光体面的时候，大家彼此称兄道弟的时候，李贽不仅学问大，而且品行端正。可到了彼此有冲突，彼此反目成仇的时候，就指出他以前的诸种不端行为，比如教友人孀居的女儿读书，交往过密;过去曾出入与“花街柳市之间”，和风尘中人交往，有辱圣人教诲，有辱斯文。甚至当地士绅还放火烧了李贽用来讲学的亭子。这些事情，平时都司空见惯，揭短之人平时也是这么干的。
“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就这本书提出的大历史观。先生出生于1918年，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抗战爆发后辍学参军，1940年中央军校毕业，加入驻印远征军，后赴美求学，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著称。多彩的人生经历，使得先生能够以广博的学识，娴熟的文字功底，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给我们展示了大明王朝的兴衰画卷。先生高屋建瓴，宏观的评价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历程。
经历了唐朝的藩镇割据后，统治者似乎觉得应该遏制武官权利，提倡文官精神。万历皇帝当政时，大明王朝已经运行了一百年，整个朝代文官制度成熟，政治组织基本上为一元化。这个王朝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依靠文牍。为人君者的施政目标，是使人民丰年得以温饱，凶年免于死亡。政府的职能是选贤任能，提倡诚信与和谐。在这样的治国纲领下，明朝政府出现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就今天看来，也是发人深思的。
以文官制度为例，到万历当政时，文官制度已经形成体制，对整个朝廷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以至于万历皇帝曾经有28年不上朝，而国家行政凭借惯性也照常运行。对明朝文官制度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首先是官员的发迹。文官踏入仕途，无一例外都是通过科考，在考取功名之前，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在执行职务之前，已接受过道德伦理的熏陶，凭借道德教育中的善、恶作为为官处世的原则和标准，道德至高无上。文官的道德观念，不仅可以指导行政工作，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治水，修路，架桥，和周边国家的互市以及对边民的治理等等，则是各地巡抚的事情。因此所选巡抚如果德才兼备，当然会使地方受益，否则就只能寄希望于朝廷选派下来的官员能够在某一方面有专长，但是这种希望非常渺茫，因为朝廷用人的首选是关注道德优劣，并不是其他。
其次是官员的俸禄。明朝建国之初，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从洪武皇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黎明，都厉行节俭。当历史发展到万历年间，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但是官员的工资仍然极低，为了解决官员家庭的基本开支，朝廷默许每年在收取赋税时可以多收一成，作为官员私人用度，称为“火耗”，这一惯例一直沿袭到清朝雍正年间实施的“火耗归公”，才彻底结束了这种怪现象。而“火耗”的多少是以官阶的高低来决定的。官员收入的第三个渠道是下级的送礼，明朝官员每隔一定时期就要进行考核，称为“京察”，以考核结果来决定官员的迁升调任，众多官员为了升官或者保位，不惜层层贿赂，有些官员一次收到的贿赂银两就相当于十年的俸禄。这一笔收入不仅和官阶有关，也和供职部门有关。“火耗”和“京察”导致了大明王朝经济管理的混乱，皇帝和高层对此心知肚明，却不加干涉，认为这是情理之中，只是希望这些官员能够牢记圣贤之道，适可而止。
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朝在财富分配上，由于缺乏指导性意见和纲领性文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典型表现就是文官内部不睦。
第三是人事制度及人际关系。明朝官员的收入，除了年俸外，其他收入都是不客观的，所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部分官员觉得在似合法又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证他们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体面，与个人情操无关。所以他们尽心尽力的工作，也心安理得的享受孝敬。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声名狼藉，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发指。另一部分官员则是极端人物，清高自负，一丝一毫不苟取于人，是绝对的道德典范。这三者之别，是文官之间不能和睦的重要原因。
文官不睦的第二个原因的关于考核。对官员的考察，难以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当，由此来定高低之别。因为明朝不是以法理治理臣民，而是以四书五经的伦理作为主宰，一切行政技术，完全是为了在平衡状态下维持现状而产生，这种维持的关键在于防止坏事的发生，而不是站在技术的角度琐屑的去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官员是否能维持这种平衡，则成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一旦是差评，则官员一生事业付之东流，于是官员相互照顾，相互保护安全。在这种“相互”中又促成了新的派别。
曾经有同事和我讨论《万历十五年》，问我“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你愿意做哪一种人？”我说哪一种都不做，因为他们都是失败者。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他的初衷很好，激进而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国库确实充实了很多，明朝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新气象，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亩脱离实际，不符合当时的情形，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仅不会从技术的层面来思考其中障碍，反而刚愎自用，强行推广，结下了很多仇怨，加快了他后来下台的速度。
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十六岁考中举人，饱受传统教育，他把道德放在首位，按照申时行的说法，认为人的欲望有“阴阳”两面，阴的一面是人自己内心的、不可告人的私欲，而阳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于人的表现。所以作为首辅，张居正理所当然的赞同节俭，也要求官员节俭，这是他“阳”的欲念。另一方面，他出生于一个秀才之家，从未大富大贵，一旦高居显位，就极度奢靡，在他看来，自己作为首辅，劳心劳力，享受一下是可以的。政策上的刚愎自用，个人生活的阴阳两面，成为了张居正被人攻击的原因，以至于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这让我想到了在竞选制的国家，在审查竞选资格的时候，竞选人的财产也要被列为参加竞选的条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万历年间文官不睦，是申时行上台后着重要解决的问题，他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舞台上，认为大明的最大事务就是缓解文官之间的矛盾，大明王朝能够在平衡状态下得以运行。他之前追随张居正，亲自目睹了张处理文官不睦的方法，是主观上控制或者严禁文官之间的不睦，当然他也见证了张居正最后的结局：一次偶然的病就让他莫名其妙的死去。
申时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他的经验就是：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悖，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是空中楼阁。尽管如此，三派文官对他还是不满：搜刮自肥的人认为他太假，甘守清贫的人不满于他对贪官的温和，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念.....，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也被众人踩在脚底下。
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异类。和他的同僚不同，海瑞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然后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最高限度执行，但是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简单的分为“善、恶”两个范围，甚至在一些不能决断的案件上，也可以凭借善、恶来裁决。他认为君子为官的动机，无非就是恻隐与义愤，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其悲剧性的结局说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张居正的美好初衷和强硬手腕，开创了万历新政，但是并没有让他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由于主观能动性过大，反而是落到了死后几乎被挖出来鞭尸的地步。申时行一生奉行“周而不比”的处世原则，最后让自己成为了所有文官的敌人。海瑞的执着与坚守，一生的仕途阴差阳错，他的死，让很多人叹息：这个人终于死了！
其中滋味，令人回味无穷。
有人说过读史是让人成熟最快的办法，但是世事变迁，历史就摆在那里，而我们却没有多大的启发。有时候以满腔的热情，并不能够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所以“人定胜天”成为了一种沉重的笑话。
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教给我们很多的美德，传承至今，却让我们越来越迷茫。“扶与不扶”的争论，成为了一个二难选择题，所以，在美德之下，还应该有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来支撑。就像一个蛮夷酋长当剿当抚，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光凭满腔热情，光凭至高无上的道德，是不能解决的。更何况在某些领域，甚至连热情，连道德都微乎其微。所以在热情、在道德之外，还应该有一些别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去让我们思考。（饶远惠）
★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