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史记?列传》读后感（共含20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加我一个”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两千多年前，有这样一个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着作。以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着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后人难以企及更无法超越——这个人就是司马迁。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后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发愤着书，全力写作《史记》。
我相信现在的人很少有他这种毅力和勇气。常人从狱中出来，就自甘堕落，萎靡不振，别说做点有用的事了，就是活出精彩的自己都有点。
史记虽然没读明白，很多古文都看不明白什么意思，可总是读过一遍了。本纪，世家，记住了一个个人物，可是要表达什么也看不明白。唯有“太史公曰”让我记忆在心。
我看，苦，吃的太多容易让人对生活比较畏惧。如果不吃苦，就回不珍惜生活，不为生活付出努力。我长这么大，没吃过什么苦，太懒，相信如果让我放弃现在父母给我的一切，自己的生活都会成问题。
他成功了!
向司马迁学习，不求名垂千古，只求无愧于心。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官，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吕的，随封地姓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传说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做过屠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状态。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
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原来，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姜太公晚年垂钓于渭水，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人算了一卦，卦辞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对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记》中还有其他法。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博闻多学，曾为商纣王做事，因商纣王无道而离开，然后到各国游说，结果怀才不遇，没人听他的治国之道，最终西归于周西伯，为西伯所用。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姜太公是位隐于海滨的处士，周西伯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时，西伯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就召请他。姜尚就言说道:“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西伯，寻找美女奇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1000字宝，献给纣王，以赎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这几个传说，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对文王西伯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的过程。在古兵书《六韬》中可以读到二人对治国之道和军事韬略的精彩对话。尽管不少后人对《六韬》是否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质疑，但在历史上，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争事实，而且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较为记载了他辅佐文王、武王的几件大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牧野之战”，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纣王时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诸侯便有八百余个，周在文王西伯初期还是个不算出名的诸侯国，所以，姜太公何来雄才大略，不管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的《史记》，都未做详细叙述，这也就难怪对武王伐纣以前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多为传说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齐地营丘，为齐国开国君王。为此，《齐太公世家》记载道: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由此可知，姜太公为齐王，定都营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了繁琐的旧礼制，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经济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结果是“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在《货殖列传》则进一步详载到:
“故太公望封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也就是说，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当上齐国国君，看到所封之地是盐碱地，不能生产什么粮食，人口稀少而又穷困，他因地制宜，劝女人们纺织刺绣，极尽工艺技巧，同时让人们贩运鱼盐增加收入。正是因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人与地域的独特优势，各国的人财物都汇集到齐国，“襁至而辐辏”，结果齐国一派繁荣:“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李海芳
我姨父去世后，他的女儿海宝很伤心，为了寻找父亲的杀父仇人，她爱上了阅读吏书和学习佛教，慢慢她心里少了很多恨，多了更多的是爱，是的，人活着多好，如果我们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乐和幸福的日子了！亲爱的，我们都为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好好活着吧！此文是她读《史记 . 伍子胥列传》有感。
《史记・列传》中伍子胥给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负家仇，历经磨难，最终于后率吴军攻入楚国，踏平郢城，赶走楚王，终报家仇。
和司马迁一样，俺也很欣赏伍子胥独到的见解，兴国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刚毅的人格，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楚平王为斩草除根，想以其父名义诱捕伍子胥兄弟俩，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为成孝道，安然入狱，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瞬间，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在郑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谋反！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楚平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准备里应外合，夺权郑定公，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上，俺认为伍子胥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而他和太子健的儿子胜，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备！年轻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报仇心切，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恩将仇报，结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终结了原本可以续写精彩人生的机会，伍子胥和胜不得不再次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所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胜，这种刻骨的仇恨开始深植于胜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胜选择了悲剧式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为躲避楚平王的追杀，伍子胥带着太子健的儿子胜一路步行，逃至昭关，因关口已张贴俩人的画像，盘查很严不得出关。形势严峻，前有关卡后有追兵，这位锦衣玉食，出车入马惯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间竟愁白了头！每次读到这段，俺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深深叹息。要有多少的忧愁才能使头全白啊！伍子胥所忧虑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丢失，而是家仇不能报，太子不得归，大业未能立！这其中一条就足以令人白发啊！
多亏在东皋公的帮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关，但还未到吴都便病倒了，可见其心事之重，忧虑之深！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受尽苦难，最终到达吴国都城。当事时，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见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说――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荐了刺客专诸。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线，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杀僚，自立为王，即吴王盍闾。此后，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与伯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孙武的治兵，国力日益强盛，吞钟离国，灭徐划越，威震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军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读到这里，俺不禁为之一震！仇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疯狂啊！俺曾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但始终无法逾越道德的准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学的领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为俺能理解，自家中惨遭屠戮，经历迫害与追杀后，一种紧迫感缠绕着他大半生，他致辞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俺认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为在伍子胥被追杀的过程中，申包胥没有做出好友应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费无忌所陷害，却不向楚平王进言，澄清真相，――因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书只能连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没有为伍子胥做出对目前和将来的应对措施，可见他压根就没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没有收留藏匿，甚至与伍子胥一起出逃，――因为他不想断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贪恋富贵的象征！ 上有昏君，下有谗臣，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
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这个“好友” “必助楚国”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动，终发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其莫属了！凭他优异的才能，开拓、发展，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是信手拈来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谗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刭而亡。临行前，伍子胥仰天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吴国人怜悯伍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坎坷或是辉煌，成功或是悲惨？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吴国的功业！如果让他从新选择，他或许还会选择同样的人生吧！
伟大源于悲悯
――从《伍子胥列传》看《史记》
邹金灿
小说笔法
按照《史记・伍子胥列传》（以下简称《伍子胥列传》）的叙述，楚国骤变来临之时，太子建先避难到宋国，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获之后，逃亡的路线是先往宋国，适逢宋国内乱，就与太子建一起“俱奔于郑”,之后奔晋。然后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又回到郑国，准备作为晋顷公的内应灭掉郑国。阴谋败露之后，太子建被杀，伍子胥携太子建之子仓皇逃往吴国，途中还经过楚国的昭关，险遭楚人捕获，最后在江上渔父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随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首都郢，将楚平王开棺鞭尸，以报父兄被杀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传》关于伍子胥逃亡过程的记录却与《史记》不一样：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径直便往吴国去了，并没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没有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才到达吴。关于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与《史记》叙述相仿的是《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吴越春秋》等书，可是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这些典籍要比《左传》低。
况且，根据《伍子胥列传》所写，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通过昭关、穿楚抵吴，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也有点不合常理，毕竟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显示，伍子胥出奔吴国，事发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杀，则发生在昭公二十三年。可是在列传里，事情的发生顺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杀，然后才有伍子胥到吴。这意味着在同一本书里，传和表自相矛盾了，也颇令人迷惑。综上两点，《伍子胥列传》关于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经历这一叙述，在可信度上要打个折扣。
不可思议的是，费无忌和楚平王的对话，以及伯汉臀馔醴虿畹亩曰埃()在这个传里都写得很详细，尤其是伯涸谖馔趺媲爸猩宋樽玉愕哪嵌位埃“子胥为人刚暴，少恩……愿王早图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挥笔就一大段。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此机密的事情，司马迁最多也只能知道个大概，不可能像笔下所写的那样掌握得如此精确。这是史书里面典型的小说笔法，钱钟书先生就以“非记言也，乃代言也”评价《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这一做法，对于《史记》此举，钱氏此语同样适用。
在《史记》中，类似这样的纰漏为数不少，前人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郭嵩焘的《史记札记》等，都是出类拔萃之作。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能降低《史记》的价值，这是因为，《史记》灌注了司马迁刚强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
无感情，不学问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用小说笔法写史的做法是有其缘由的。中国人注重文献的积累及传承，但在汉代，统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修国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设立专职的史官，也没有“修史”这一概念。在当时，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功能，与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样，“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报任少卿书》），地位不高。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据此可知，在汉代，太史令只不过是个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和祭祀，掌管资料，记载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赋予其修撰史书的责任。
在东汉，班固因在家私修《汉书》而下狱，随后才是“奉诏修史”.汉明帝时有大臣进谏，要求设立专职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绝，可知修史之事在东汉时仍未引起朝廷重视。一直到了魏晋时期，朝廷设置著作郎一职，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专职官员。
关于《史记》一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得很清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谓：“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圣君子。”从这两处自述可知，《史记》在当时并非官书，否则就用不着“藏之名山”了。
正因为这样，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为奔放。他是带着充沛的感情去写史的――《史记》的伟大，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其实，这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无感情、不学问。”做学问跟写诗一样，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类入传，是《史记》的一个做法。《伍子胥列传》是复仇事迹的汇集，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司马迁的感情。他将各种各样的“仇”组合到这个传里去――伍子胥报家仇，夫差报父仇，伯罕ㄗ娉穑申包胥报君仇，勾践报己仇，白公报父仇。其中“白公报父仇”事发在伍子胥死后，与伍子胥没有多大关系，但仍被司马迁列入此传。
如此多报仇之事合在一起，“复仇”之意贯穿全篇，意在昭示“报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为。古人极重人伦，认为那些破坏人伦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赞同复仇，《礼记》明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礼记》认为“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今人读史，不能轻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责古人。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褒扬，在写伍子胥的两处说话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觉到。一处是他与哥哥伍尚说的那一番话：“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另一处是伍子胥将楚平王鞭尸三百之后，回应申包胥的诘难：“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两段叙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让人对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画伍子胥的明智及坚忍，后者赞许伍子胥的坦荡。
忍辱负重、坚贞不屈，何尝不是司马迁的品格？
悲悯情怀
“代言”这一做法，也有其历史原因。唐代设立国史馆，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确立，修史的人必须遵从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严格的程式进行。具体的做法表现为对文本的依赖增加，而对口述材料的引用减少，大段描写人物对话的情景也开始变得稀少。然而，人物对话的情况，在“前四史”当中是很常见的。这是因为司马迁等人在修史的过程中，占有资料的难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汉，其时普遍的文字载体还是竹简，真正廉价实用的纸张尚未问世，雕版印刷术更未产生。因此，即使有文献存在，也难以搜集、保存。
在资料匮乏的前提下，史书中出现涉及秘密的人物对话，也可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没有了这些对话，那么《史记》就会是第二部《春秋》：晦涩简约。学问的发展，其形式一定会有所变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马迁不可能再用《春秋》笔法去修史，因为天下遭逢连年兵燹之后，古道变得幽微起来。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马迁需要阐发古人的思想、畅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候，《春秋》那种不温不火、内敛无华的笔法，就显得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因此，《史记》掺入小说笔法、行文夹杂时语，就成了一种权变。
只有懂得经权互济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时代。孔子如是，司马迁也如是。
《史记》有小说笔法，但绝对不能把《史记》视为小说来看待。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之所以会掺入小说家的笔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关：“鄙没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他不仅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学者喜欢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为“文章”,然而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行文不具文学性，文章又如何传诸后世？
雄奇的文字横绝百代，这就是司马迁的业绩。客观来讲，“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严谨，但后期的史书，在价值上无法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这与其文采的匮乏息息相关。
对于《伍子胥列传》，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说成是：“弃小义，雪大耻。”此语见于太史公在篇末对伍子胥的评语。可以这样说，整篇《伍子胥列传》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而通过这个注脚，很容易发现作者在描写屈原、项羽、韩信、贾谊等优秀人物时，都体现了一种悲悯的情怀。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论了的负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丝高贵之处，司马迁也会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笔墨为之揄扬。
书以人传，《史记》正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悲悯情怀而伟大，它闪耀着作者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伍子胥列传:在“不为节操而轻死，不为天年而苟活”的人生信念上，伍子胥和司马迁可谓前赴后继！伍子胥不应诱诏，弃蝼蚁之死，经宋，郑，晋曲折至吴，历昭关险渡，街市乞讨，乡野躬耕，宫闱惊变，最终联唐蔡，间郧随，破郢都，鞭王尸！若此前所谋，皆为一己恩仇，则以后所虑，关乎一国兴替！不料竭忠尽智，换来属镂之剑；伐梓做器，眼看头颅高悬！司马迁一介文人，忍受宫刑之耻而苟活，成就太史之书以不朽！若苟活，为一己湮没而名不称，今书成，以一家之言而续《春秋》，笔做枪，史为弹，褒贬今古，臧否人物，终为武帝所忌，杳然不知所终！壮哉，悲夫！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可谓是先秦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以孔子为枢纽，串联出术业专攻，性格迥异的弟子们！只言片语间，众弟子音容笑貌跃然纸上！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修养；子骞“如有复我，必在汶上”的决绝；子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忠诚；子夏“绘事后素，礼后乎”的领悟；子贡“一使而五国变”的大气；曾点“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散淡；宰予“三年之丧不亦久乎”的愚钝；司马牛“斯可谓之仁乎？斯可谓之君子乎”的执拗！《史记》第一次完整记述孔子的生平事迹，系统梳理众弟子的师承源流，对于后世诸儒，深刻理解孔子及思想居功至伟！
商君列传:相对于后世众多变法人亡政息或中途夭折的结局，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在战国这个大争的时代，他通过铁血政令和铁腕执行，使秦国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坚实基础！
商鞅本身则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客观因素，先是在嫉贤妒能的公叔痤手下长期雪藏；以贵族身份不得已通过宦官景监引荐才得以出仕；怀揣帝道、王道、霸道，三易其稿才摸透秦孝公的用意；不惜得罪太子等宗室贵戚，陷自身极度危险之中以成投名状！主观因素则是性格上刻薄少恩，冷酷无情，政治上贪位贪名，排斥异己，生活上奢侈铺陈，膨胀越礼！最后作法自毙也是应有之义了！
不过商鞅更深层的悲剧在于，他不过是秦孝公统治国家的工具和棋子而已，他所坚定推行的制度，他自身也逃不出请君入瓮的宿命！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苏州有纪念伍子胥的雕像，为纪念其功绩，为其冤屈不平。然读了《史记.伍子胥列传》，实在不喜其为人，不喜原因有三。
一是父兄有难，独自逃走。父亲有难，本应设法营救，实在救不了，至少应当带兄长一同逃跑。楚平王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子胥明知自己不去见楚平王的话，兄长自己去见楚平王就是白白送死，也会搭上父亲的性命，却自己独自逃跑了。如果当时伍子胥陪着哥哥一起去见楚王，晓以大义，表明忠心，进一步还有挽回父兄性命之可能，楚平王未必失信于天下人，退一步就算三人全都死了，也是满门忠烈，岂可临阵脱逃，并且眼睁睁看着兄长过去送死。
二是是非不明。郑国人对楚太子建很好，却密谋与晋国灭郑，史记虽未提及伍子胥在此事中的重要程度，但是身为太子建的忠臣，本应上谏太子建不做如此忘恩负义之事，却未有举动，导致太子建被郑国诛杀，伍子胥只能带着太子建的儿子逃亡。
三是手段让人不齿。挖掘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总觉得这个未免太小家子气，人都死了，国家都被灭了，按说伍子胥之大仇已报，还挖出来鞭尸，确实有点残忍，心胸狭窄，鞭尸的手段未免让人有点不齿，最多建个楚平王的雕像跪在他父兄的.坟头。
《史记》中写伍子胥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齐国，当时对吴王已经不信任了，这才引起吴王的疑心，逼其自杀。伍子胥未能和孩子一起逃亡到齐国，也是个遗憾。司马迁对伍子胥的功绩和才能并未详细说明，反而夸其逃出楚国并鞭尸雪耻，实在对太史公此种观点不敢苟同，放在现在来说就是本人与司马迁三观不合。
关于司马穰苴的故事只有一个，杀齐景公宠臣庄贾，相比各种忠臣将领被害的故事，司马穰苴可以说是玩战术的心都脏，以此震慑三军将士。
太史公看不起司马穰苴，说把他的兵法与早前司马氏的兵法简直是侮辱云云。
仔细想想，这件事从表面来看，是司马杀了趾高气昂的宠臣，由此严明军纪整顿三军的励志故事。但是，这种事情，突击发生可以体现将领的忠直不阿，但放到司马穰苴身上却表现为奸诈。
其一，齐景公对有知遇之恩，他却算计他的宠臣，监军的事情是他自己要求的，约定也是他立的，从一开始就挖了个坑给庄贾跳，以宠臣之骄横，肯定没把和他的'约定放在心上。而且，他明知庄贾会迟到却连最基本的违纪提醒也没有。奸诈之相，可谓全露。
其二，需用这种手段确立威信，可见其统军之术未见高明。
吴起为人残忍，功利性极重，杀妻的故事叫人倒吸一口冷气。最后为名利而死倒是应有之理。
孙子倒不失为出色的兵法家，吴王演兵那段，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玩味之处，虽说军纪严明，也有点报复看不起他的吴王的意思在里面。
孙膑韩非的经历都有相似之处。孙膑竟然对庞涓那么了解，却还是中了计，失去了双腿。韩非既能写出说难这样的绝世名篇，却既不能揣度秦王的心思，也不能了解自己同窗李斯，以致失去性命，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老子，其犹龙也。非吾等所能评价。
百战百胜武安君白起，也逃不过应侯之灾。大概不能自免吧。又说死前，白起自言欺骗坑杀四十万降卒，当死也。
王翦传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
我想这意思大概是说，三世都为名将，那这国家一定经常打仗，百姓不能安息，不能安息，长此以往，百姓必反，所以到了第三世即使子孙才能过人，不得民心终会失败，也就是受其不详了。
这一篇除了写廉颇、蔺相如外，还写了赵奢、赵括父子及李牧。
廉颇成名最早，在赵惠文王十六年时就因大破齐国而被授为上卿。蔺相如次之，因在完璧归赵一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智慧成名，被赵王拜为上大夫。完璧归赵的故事应该很多人都熟悉，记得中学课本中学过，这里不再赘述。基本上就是秦国给赵国制造麻烦，以找借口攻赵。蔺相如舍身帮处于弱势的赵国挽回了面子，也使秦国暂时不好意思打赵国。
不过，一个国家会不会挨打不是光靠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勇气就能决定的，最终还得靠实力说话。这件事后不久，秦国举兵伐赵，攻下石城，第二年又攻赵，杀二万人。然后秦王派使者传话邀请赵王在渑池相会谈谈两国友好建交的事。赵王畏惧，不想去，廉颇、蔺相如都说“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只好去了，蔺相如随行，廉颇送他们，并说：你们这一去，估计路上行程加上面见秦王商谈礼毕再回来，应该不超过三十日，如果三十天还没回来，“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这话说得很是老成持国，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对赵王有所得罪。
这一行，蔺相如再次表现出外交智慧与勇气，在酒席上与秦王针锋相对，秦王借洒意要赵王弹瑟助兴，蔺相如则请求秦王击缻“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蔺相如近前跪请，秦王仍不同意，相如拨剑以自刎相逼，秦王左右欲杀相如，被相如怒目瞪回去了（这个，大概是因为相如离秦王较近，投鼠忌器吧），秦王不得已敲了一下缻。为什么双方要为这件事这么较真呢？因为双方都有史官在场，对赵王为秦王弹瑟助兴，秦王为酒宴击缻作乐都是要一一记录在案的，事关国家体面，不能马虎。后来秦之臣提出“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答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这个有点过分了，想要秦都给赵王的生日礼物。
“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直到酒席结束，秦王都不能在气势上胜过赵国君臣。其实最后这句最关键：“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这一顿鸿门宴后赵王与蔺相如等一起回到赵国，“以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这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后面一句“位在廉颇之右”，廉颇不服气了，认为自己为大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不过靠口舌之争立功，再加上蔺相如出身卑贱，廉颇耻于居其之下。蔺相如知道此事后，对廉颇种种回避，以免与廉颇发生冲突。蔺相如的舍人不理解，认为蔺相如懦弱，纷纷请辞，蔺相如解释道：我在强大的秦王面前尚且不曾畏惧，难道会惧怕廉颇吗？躲他只是因为“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害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岂不会让亲者痛仇者快吗？廉颇听说了蔺相如的话，幡然悔悟，于是去蔺相如家负荆请罪，然后就出现了将相和的一幕。然后廉颇兵伐齐、攻魏，得胜还朝，蔺相如也带兵攻齐，“至平邑而罢”。
嗯，这段将相和有点戏剧化了，蔺相如那句“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害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是否有点过于目中无人了？感觉廉颇与蔺相如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想把赵国的家当了一样，赵王知道此事会想到什么？赵平原君又怎么想？……好吧，也许是我想多了。
《史记》是由西汉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又被称为第一部“正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载了中国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左右的历史。《史记》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且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史记》最初没有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生平、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任务的言行事迹，谁要叙述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司马迁一生的创作结晶。集中著述，花了左右，如果把资料的准备工作算在内，全部时间要超过。《史记》记录的历史，其体例为纪传体，多以人物或家族为单位展开，故事性很强，文笔出众，是后代传记文学的先驱和样板，影响至深至远。 读完《史记》，合卷之后觉得收益良多。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五帝本纪》
《五帝本纪》位于本纪书首，记载了上古时期从黄帝到虞舜的部落联盟时代。它写了中国五个在道德，治国，造福黎民等方面都不愧为模范的远古帝王。 该篇的主要目的是明始祖，明道德，明制度，明一统，处处都显现着作者理想政治的光芒。
黄帝，尧舜等都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其中尧舜更是被称做圣人，见之于世的著作比较丰富，尤其尧舜禅让的故事被后人传为美谈。作者写此篇所依据的《尚书?尧典》据考证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作者依之而写成尧舜两位古代帝王，从这之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与秦汉以来的专制政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用意也是不言而喻的，故而尧舜无疑是《史记》中最令司马迁本人尊崇的大公无私的理想帝王。
五帝之中，人品最高的可能就是舜了。据《史记》记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的故事其实是家喻户晓的。不顾亲情的父亲，心肠歹毒的继母，骄傲无耻的弟弟，一家人居然整天都在思考着怎么杀了他。舜提心吊胆的活着，即使如此，他依然恭敬的侍奉父母，友善的对待弟弟。但是舜能在如此险恶的家庭环境下生活，显然也不是那种愚笨的老实人。瞽叟尚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嫂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I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舜当然清楚家人对自己的态度，所以他总会有充足的准备。为此，修补仓库时他特地带上两顶斗笠，凿井时又费时费力从旁边又凿了个出口。正是由于他这种谨慎机智的性格，才让他在这种充斥着绝望气息的家庭中艰难的活下来，还造就
了他那出类拔萃的能力吧。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以为舜死了，一家人的丑恶嘴脸表露无遗，马上就开始瓜分舜的“遗产”。 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对于不但想杀自己，连自己的妻子都想霸占的弟弟，舜仅仅是给予了他更多的关爱。这大概就是我们一直崇尚的以德报怨的源头了。
舜因为德行远扬而为世人所知，但作为尧帝的接班人，他的能力自然也无愧于帝王的称号。客观的说，舜的政绩比尧还要伟大。他举用贤能，惩治恶徒，兴水利，考民情，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时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二．《鲁周公世家》
周公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他的品德言行影响后人长达三千年，是后世为政者的典范。他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姬诵的叔叔，他是离最高统治者宝座最近的一个人，他后来甚至还以摄政王的身份坐上了这个宝座，但最终还是回归到臣子的位子。
三千年来，周公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每当一个老皇帝驾崩，总有一两个权臣会站出来扮演周公的角色，大义凛然责无旁贷地为小皇帝独揽大权，但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挟天子以令诸侯，当然有好一点的，但也终归做不到周公那般的气度潇洒。
周公最著名的故事，大概就是曹操所说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了吧。周公对受封鲁国的儿子伯禽也说道：“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周公之贤，可窥一二。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愈。在这天下未定之时，武王却染不治之症。这对于新生的周王朝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周公带上玉璧，设立祭坛，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希望能以自己代替武王去死，恢复武王的健康。但是，他的祷词颇具意思。“（武王）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意思是武王如果在，你们（指三王）也有好的祭祀。如果你们答应我，我将璧圭献上，听候你们的吩咐；如果不答应，我就带走璧圭。周公的话，流露出明显的和祖先进行交易的语气。这在崇尚鬼神，敬奉祖先的周朝，着实有些离今叛道。但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也是周公精明和让人敬佩之处了。
周公恐惧流言日。主少臣疑之时，周公挑起了国家的大梁。但总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历史上饰演着跳梁小丑。管叔之流，不甘权利旁落，便散布周公要篡权的谣言。周公向太公望等人解释后，便一心一意辅佐成王。而后，又挥师消灭了造反的管叔，蔡叔，武庚的人。平定了天下。
周公死后，被成王葬于文王旁，表示不敢以周公为臣。这大概也是当时对周公最大的肯定了。
总结：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他终于从御用文人的枷锁中摆脱了。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使，这是圣人自己的愿望，但是，历史真的能忘了这样的人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此者，唯司马迁尔。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元封三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负重，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及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此书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全面而客观的叙述反映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面貌。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人物列传七十篇，可见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太史公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读之常常废书而叹、沉思良久，曾国藩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现在可以体会出精妙之处了。
单从个人来看，伯夷似乎不值得为之立传。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何尝不是如此？太史公则进一步认为伯夷、颜渊等的出名，皆源于孔子的称赞，在篇末叹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自有他的道理，然而很多名人名垂青史却是个人改变命运实现抱负的；一面是社会不可避免的世俗等级，一面是圣贤激励人心的古语，太史公也在天平的两端徘徊，一般人更是如此了。
老庄哲学虽然有些消极，但有时也可给人某些启迪。老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人应去除骄气多欲；庄周则以祭祀之牛比喻高官爵位，有一定的道理。
韩非子可谓洞悉人生百态。《说难》微言大义，可贵之处在于将君主之欲归结为名、利，并考虑到表面和内心，几句话分析出世上大多数人的心态，佩服之至！太史公感叹韩非为《说难》而终不能自脱，很多事情意思很明白，执行时却难以完成，韩非应该就是一个例子吧。
伍子胥以一人之身，倾覆楚国，智谋韬略过人，似乎深得《说难》大义，在观察到公子光有内志之后，敬献专诸，而后归隐山林等待时机，远见和识人眼光让人佩服之至，但他最终死于越王勾践离间之计。太史公总结到：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古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也是他自己勉励的表现，这样去解读历史，不禁体会到它的宏伟壮丽内涵。
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微言大义，同时也体现出中国文化对“智慧”的定义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孟子则生不逢时，他的学说不重功利，因此在环境多变的战国时代得不到君主重任，以至太史公在篇末感叹道：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太史公的感慨使我终于明白为何社会对读书人的定义总是安贫乐道，而读书人一旦当官做商便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实际上，也有书中自有千钟栗的说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太史公的观点。
战国四公子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春秋战国也因有了他们而增添了不少亮色，他们也是后世文人君子仰慕称颂的对象。
冯爰说“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并拿往来市集的人们来作比较，让人听来不觉过多世态炎凉，反而能悟出一番人生哲理，深得大义。 赵国平原君，赵胜。有毛遂自荐的轶事。本人只是个风流倜傥有才气的公子，太史公说他不能识大局，认为赵国四十万大军战败的原因在于他贪求上党的领地，此话不尽然，赵国君臣不一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魏国信陵君，无忌。侯嬴、朱亥借魏国之兵救赵军的事迹非常感人，从一个侧面让人感觉到历史的宏伟壮观。信陵君也是真正的礼贤下士，超过徒幕虚名的平原君，曾率五国之兵大败秦军，可谓后世典范。后来却受秦国反间计所谗，忧闷不得志而亡。
蔺相如是战国时代难得的贤臣，智勇兼备，为人谦让，对大事又有不可侵犯之仪度，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主动避让廉颇，并对秦王和廉颇做了简单对比，让廉颇听后大为惭愧，以致负荆请罪，传为千秋佳话。将相如此配合，国家之幸！
屈原、贾生都为身怀奇才大略却不能为世俗所容。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很多能
人志士，才学、仕宦并举，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建功立业。所以，他们的不幸遭遇不仅与时代环境有关，也和自身性格、心态有很大关系。司马迁其实是将这两人作为同病相怜的知己，他感叹以屈原之才，能被任一国家所接纳，何不一试身手？又感叹《f鸟赋》中淡薄名利得失的意境，难道说这不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吗？
李斯的经历非常值得我去学习借鉴。他是历史上很多名人的一个缩影，特别之处在于他的两句感叹。第一句是他任秦相，儿子任三川守，百官朝贺的鼎盛时期，曰：“物禁太盛，今天可谓人臣之极，物极而衰，不知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第二句是被赵高诬陷，族灭三族之前，与儿子相抱，痛哭流涕：“儿子，今后就是想和你牵着黄狗去东门追逐小兔子的事情都不可能再有了！”
我想，这两句话是每个人都应引以为戒的。世间功名利禄，不可过于强求，人生最重要的是幸福感，应当将物质利益和精神状态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一味贪求，曾国藩在这方面做的很好。
《史记》可谓是我国文学作品的瑰宝，它的价值巨大，真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列传读书笔记]
《史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历史著作，这本书在历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今天读了一个人物的传记，感觉非常深。他就是伍子胥。
伍子胥是楚国人，他的的祖父武举因为曾经直谏楚庄王，所以伍氏在楚国非常有名望，等到楚平王的时期，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楚国担任太傅，楚国国王让太子娶秦国女子，因为秦国女子长的很美，少傅费无忌告诉楚平王，让楚平王自己娶。
后来费无忌担心太子为王后对自己不利，于是让楚王废掉太子，伍奢权健平王不要听小人的话，于是平王非常生气，将伍奢囚禁起来。太子知道消息以后就一个人跑到了宋国，费无忌告诉楚王，伍奢的两个儿子知道父亲被囚禁以后，肯定会对楚王进行威胁，不如把他们两个一起招过来杀死。楚王听了以后就答应了，于是就让让去召唤伍尚和伍子胥。伍奢知道伍尚一定回来，而且他们都会被杀，果然，伍尚一回去就和他的父亲伍奢一起被杀了。
伍子胥开始逃跑了，他知道太子在宋国于是去寻找太子，找到太子后，伍子胥又和太子一起逃到了郑国，在郑国后太子建得罪了郑国国君被杀，这时伍子胥只好自己跑了，于是伍子胥跑到吴国。
到了吴国以后公子光知道伍子胥特别厉害，于是就让伍子胥成为自己的参谋，在伍子胥的帮助下，公子光用伍子胥的计策杀掉了吴王，后来公子光做了吴王，伍子胥得到重用。伍子胥为了报仇就让吴王攻打楚国，并且很快伍子胥就率领吴军打败了楚国，此时楚国的国君逃跑，伍子胥挖出楚平王的尸体，鞭打了三百下。后来由于伍子胥的好友申包胥的请求下，秦国出兵，楚国才得以复国。
读完这一段以后，我感觉两千多年以前的伍子胥除了聪明才智以外，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知道楚王要杀他，所以没有接受楚王的命令。他为了给父兄报仇，利用吴军灭掉了自己的祖国。虽然今天这个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我明白了伍子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当时的年代阶级分层明确，伍子胥的行为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就是不忠的行为。相信是非功过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史记》七十二列传，故事性较强，人物形象颇为丰满。或正或邪，或贵或贱。都彰显得淋漓尽致，阅读过程中我们会为豫让聂政的刚烈而感染，我们也会为屈原贾谊空有高才而不得其主的郁郁而哀叹。
列传第六《伍子胥列传》中弥漫着一股蒙冤与复仇的血腥味，在血泪纠缠之中。仇恨可以颠覆一个国家，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于是身怀家仇的伍子胥英雄末路，不惜与故国反目，锐意攻伐、鞭尸楚平。这种被认为“倒行逆施，以下犯上”的举动是后世所谓正统史学所不敢记载的，然而忍辱负重以报仇的事迹在《史记》里并不少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便是一例，无论国仇家仇，有仇必报，在司马迁看来，似乎就是常理。而太史公在《伍子胥列传》中，毫不掩饰对伍子胥的偏爱，对伍子胥弃国投吴，替父兄报仇表示肯定和认同，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且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虽然，《史记》载伍子胥曾“掘平王墓，出其户，鞭之三百”，“献专诸刺杀吴王到踏上进身之阶”，“编兵士为吴王殉以巩固既得利益”等行为，但即使将他的所有缺陷表现出来，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世俗英雄。
司马迁作为一个“刀锯之余”同于宦竖的身份，为编写史记，不辞劳苦，将旁人的冷眼置之不顾，这与伍子胥暂忍失父兄之痛，为躲避追杀而四处逃亡，处心积虑要实现为父兄报仇的人生理想同样可歌可泣。在伍子胥刚毅不屈、百折不挠的品性上，太史公或许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才会对伍子胥颇为偏爱吧。从这点来说，司马迁写伍子胥，可谓“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伍子胥的一生是坎坷的，面对父兄惨死，被迫逃离楚国，辗转在晋、宋、郑、吴等国之间，期间数度受窘，吹箫乞市。借吴国之力复仇楚国，奈何复仇的代价却是使楚国百姓饱受战争的磨难，更使他有家难回，无颜面对故土，只得叛逃吴国。竭忠尽智辅佐两代君王，奠定吴国霸主地位，可惜吴王夫差心无大志，听信谗言，伍子胥忠而见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最终还是没逃脱功臣宿命，他的.死也给后人留下无限感慨。
读完《伍子胥列传》，我为伍子胥的政治远见、敢作敢当所倾倒。他有血有泪、恩怨分明，是个铁血男儿。当他隐忍多年终于攻克郢都以报杀父之仇时，挖平王墓鞭尸的疯狂行为，正是复仇火焰突然迸发出来的烈火般的感情，读起来另人为之感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当他隐辱多年只为了找仇人报仇时，竟得知仇人已死，愤怒之情油然而生，这也是古代江湖侠义人士的情怀。
伍子胥能够成功，也是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但他并没有过河拆桥，反而心存感激，仓皇出逃蒙渔夫渡之过河后，他将自己唯一的宝剑赠予渔父报恩，献专诸刺杀吴王时内心的抉择忧闷以及事后对专诸子女的重用都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伍子胥的人生经历完全够得上孟夫子的这段论调。
伍子胥一生坎坷，多灾多难，但并不影响他成就大事业，扬名于后世。在我看来，有两点重要原因，一是他的顽强意志力，二是他的高度忠诚。
伍子胥黑白分明，他代表的是中华传统上的一股新文化，他的忠诚与意志力使他在群雄蜂起，诸侯争霸的动荡时期脱颖而出，他的逆流而上和受挫不馁的精神，更是成为了那些暂时处于劣势的群体和个人奋进的动力。
通读伍子胥列传后，我被他报杀父子之仇，弃小义而灭大恨的事迹所震撼。昭关受窘，中途乞讨，未曾片刻忘掉郢都仇恨的心志，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终于复仇雪耻，名留后世。难怪太史公评价：“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伍子胥列传》是司马迁《史记》中最为著名的篇目之一，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以吴国、楚国为主，兼涉鲁、晋、郑、秦诸多国家，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伍子胥为主，又兼涉太子建、白公胜、太宰嚭、申包胥、夫概等诸多人物。其中光杀父之仇就有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一对不解之仇;伍子胥与平王的一对深仇大恨;郧公与平王的杀父之仇;白公与郑王、子西的生死之恨，相互穿插，节奏紧凑，有条不紊。诚如太史公所说，怨毒对于人来说实在是太厉害了。
伍子胥过昭关，前临大江，后有追兵，与太子胜各自只身徒步逃跑的慌恐，危急之中偶遇渔父的紧张场面，读起来令人心惊肉跳，而他韶关一夜白头的故事，更是万世流传。攻克郢都，没有找到昭王，竟做出“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三百，然后已。”的疯狂行径，把他多年来忍辱负重，压抑在内心的深仇大恨，突然迸发出来的烈火般的感情，都如泄洪般一泄而出。他头脑清楚，看问题尖锐，深知应父之召必然俱死，故弃小义而雪大耻。如果他象伍尚一样愚忠愚孝，也许我们就不会对他评价这么高了。他能舍小义，成大名，其意志非一般人可比，故后人对他也是褒多于贬，这或许是缘于司马迁对他的美化。他有张弓拒捕，桀骜不驯的一面;也有忍辱负重，含辛茹苦，虽困病交加、中途乞讨也不忘郢都仇恨的一面;有把自己唯一的宝剑送给渔父的感恩报德的一面;也有因时机不成熟，到乡下种地以韬光养晦的`一面，此等做法，让人想起越王勾践，有着坚定信念的能人，都似这般忍耐，深埋野心以在日后一击即中。
伍子胥是有政治眼光的。他多次规劝吴王伐越，分析形势，指陈利害。虽遭伯嚭谗言诬害，但他的形象越显得光明磊落。伍子胥又是智勇双全的人物。他为吴国率兵打仗，为吴王称霸一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被赐死前对门客说的一番话，令我震撼：“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这是预言，是现实，是政治远见，是身遭诬害的愤概，也是对吴王昏庸的憎恨!
太史公对伍子胥的志节才敢表现出了极大的赞美与同情，当然，我认为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个人身世的无限感慨与悲愤。诚然，一个作者哪能写尽世上的所有人呢?写来写去，写的还是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无论孤独还是野心，其实都是自己人生某个侧面的写照。
苏州有纪念伍子胥的雕像，为纪念其功绩，为其冤屈不平。然读了《史记.伍子胥列传》，实在不喜其为人，不喜原因有三。
一是父兄有难，独自逃走。父亲有难，本应设法营救，实在救不了，至少应当带兄长一同逃跑。楚平王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子胥明知自己不去见楚平王的话，兄长自己去见楚平王就是白白送死，也会搭上父亲的性命，却自己独自逃跑了。如果当时伍子胥陪着哥哥一起去见楚王，晓以大义，表明忠心，进一步还有挽回父兄性命之可能，楚平王未必失信于天下人，退一步就算三人全都死了，也是满门忠烈，岂可临阵脱逃，并且眼睁睁看着兄长过去送死。
《史记》原名《太史公》到了三国时期，这本书才被明确称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官民不得自由阅读，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而且删去《史记》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记》的版本，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东汉明帝、魏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魏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列传》中伍子胥给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负家仇，历经磨难，最终于后率吴军攻入楚国，踏平郢城，赶走楚王，终报家仇。
和司马迁一样，俺也很欣赏伍子胥独到的见解，兴国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刚毅的人格，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楚平王为斩草除根，想以其父名义诱捕伍子胥兄弟俩，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为成孝道，安然入狱，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瞬间，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在郑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谋反!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楚平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准备里应外合，夺权郑定公，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上，俺认为伍子胥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而他和太子健的儿子胜，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备!年轻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报仇心切，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恩将仇报，结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终结了原本可以续写精彩人生的机会，伍子胥和胜不得不再次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所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胜，这种刻骨的仇恨开始深植于胜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胜选择了悲剧式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为躲避楚平王的追杀，伍子胥带着太子健的儿子胜一路步行，逃至昭关，因关口已张贴俩人的画像，盘查很严不得出关。形势严峻，前有关卡后有追兵，这位锦衣玉食，出车入马惯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间竟愁白了头!每次读到这段，俺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深深叹息。要有多少的忧愁才能使头全白啊!伍子胥所忧虑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丢失，而是家仇不能报，太子不得归，大业未能立!这其中一条就足以令人白发啊!
多亏在东皋公的帮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关，但还未到吴都便病倒了，可见其心事之重，忧虑之深!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受尽苦难，最终到达吴国都城。当事时，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见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说——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荐了刺客专诸。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线，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杀僚，自立为王，即吴王盍闾。此后，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与伯噽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孙武的治兵，国力日益强盛，吞钟离国，灭徐划越，威震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军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读到这里，俺不禁为之一震!仇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疯狂啊!俺曾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但始终无法逾越道德的准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学的领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为俺能理解，自家中惨遭屠戮，经历迫害与追杀后，一种紧迫感缠绕着他大半生，他致辞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俺认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为在伍子胥被追杀的过程中，申包胥没有做出好友应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费无忌所陷害，却不向楚平王进言，澄清真相，——因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书只能连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没有为伍子胥做出对目前和将来的应对措施，可见他压根就没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没有收留藏匿，甚至与伍子胥一起出逃，——因为他不想断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贪恋富贵的象征! 上有昏君，下有谗臣，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
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这个“好友” “必助楚国”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动，终发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其莫属了!凭他优异的才能，开拓、发展，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是信手拈来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谗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刭而亡。临行前，伍子胥仰天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吴国人怜悯伍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坎坷或是辉煌，成功或是悲惨?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吴国的功业!如果让他从新选择，他或许还会选择同样的人生吧!
读后感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后人如此评价韩信的一生，精辟而独到。早就听闻有关韩信的故事，不过那是道听途说，以及通过影视剧得来的，最近才去翻开了那篇《淮阴侯列传》，一窥淮阴侯之功过。
淮阴侯一生在太史公笔下徐徐拉开。韩信早年贫困而不得志，甚至无赖都欺负他，他忍了。投奔项羽，不受重用；投奔刘邦，仍不受重用。在他离开刘邦之际，萧何把他追了回来，上演了一场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佳话。于是，他开始了南征北战的一生，战绩卓著。然而天下平定后他却“谋反”了。于是，一代兵神就这样离世，不知他去世前的那一刻心中在想什么？是他的一生？还是……
太史公认为他若不矜功伐能，那么他是可与吕尚等人比肩的，可惜他“谋反”了，掩卷而思，韩信之死所谓何故？
韩信之死首先与其性格有关，他很有才，也正因为有才，才有些心高气傲。刘邦问韩信自己可统多少兵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多多益善”。也许他在半开玩笑，也许是对自己过于自信，可惜他在最不能说这话的人面前说了这话。太史公评价其矜功伐能，可谓一针见血。韩信知道刘邦不善统兵却善御人，他自己知道却做不到啊！
如果韩信性格收敛，那么他能锦衣玉食地过下去吗？很难。韩信的军事才能刘邦是明白的，即使他没了兵权，军中仍有许多旧部。连樊哙见了韩信都十分恭敬，其他将领可想而知。大汉家的天下姓刘，有了这种人物在，那“刘”字大纛还能安稳地在风中飘扬吗？即使韩信性格收敛，他的下场应该也可以预见。功高震主，军心所归。可惜伴君如伴虎。
对于韩信“谋反”一事我觉得值得推敲。
太史公曾载，蒯通曾向韩信建议趁刘项对峙之时另立门户。而且从记载中蒯通的分析来看，如果韩信拉出队伍单干，是很有可能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的。到时凭借韩信的能力，许多事还很难说。然而韩信拒绝了。如果说韩信真有反意，那时不反到天下太平再反，他的智商突然出问题了？
当然，对于太史公治史的态度，我们不该怀疑。太史公吃的是汉禄，而且经过李陵事例后他也看清一些东西。所以即使了解真相，太史公为了完成《史记》，怕也只能让韩信谋反了。从太史公叙述蒯通事件来分析，他是否想借此让后人发现什么呢？也许这正是太史公的高明之处。
韩信的被杀让我想起了古代的将军。
中国古代的将军一般只有两种下场：要么解甲归田，安享晚年；要么被以各种理由杀害，最多的是谋反。
唐中兴名将郭子仪，晚年妻妾成群。一日，御史中丞卢杞来拜访他，他让身边的妻妾退下。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卢杞长得太丑，妻妾会笑他。万一将来他不在了，卢杞可能因此会害他的后人。试问一个对人心洞悉得如此透彻的人，晚年左拥右抱的是红妆美姬的如花笑靥，这背后的目的还用说吗？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仍在宋朝的天空里回荡，抗金名将岳飞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害于**亭。有人说这是秦桧干的，但若无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他敢对一个手握重兵的将领下手吗？岳飞太直了，过刚易折。不贪财不好色，这样的人想要什么？当皇帝的不得不思考了。相反，韩世忠们则聪明得多。广置田产，兴修豪宅，与美姬欢乐，这种将领才让皇帝放心。
古代的将军是一把无柄之剑。皇帝用权力为柄，运掌此剑。青锋所指，敌军闻讯而逃。但毕竟此剑无柄，权力也不一定掌控的了，为了不让这把无柄之剑到时伤了自己，他们要么把剑折断，要么用财色让剑生锈。有的将领聪明，用自污的方法，自己生锈，而有的将领，却等着皇帝将其折断。
“待归来，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是岳飞的心愿，然而在那个制度下，又有多少将军能了此夙愿呢？
这篇传记讲的是韩信的`故事。
其实韩信可能不长这样XD
他可能长这样
第一部分：文言词汇及古汉语词汇积累
又不能治生商贾：运货贩卖叫“商”，囤积营利的叫“贾”。这里用作动词，做买卖。
吾哀王孙而进食：类似“公子”，是古代贵族子弟的通称，也是对年轻人的敬称。
为（wéi）连敖：即典客，指接待宾客的官员。
上拜以为治粟都尉：秦汉以来对皇帝的通称，这里指汉王。
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木质的瓶子。
胯下之辱：（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F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楚汉之争时，项羽倚仗兵力强大，违背谁先入关中谁为王的约定，封先入关中的刘邦为汉王，自封为西楚霸王。刘邦听从谋臣张良的计策，从关中回汉中时，烧毁栈道，表明自己不再进关中。后来，刘邦拜韩信为将军，他命士兵修复栈道，装作从栈道出击进军关中，实际上却和刘邦率主力部队暗中抄小路袭击陈仓，趁守将不备，占领陈仓。进而攻入咸阳，占领关中。这个成语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比喻表面故作姿态，暗地里另有所图。(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
木罂渡河：韩信通过将成排的木瓶口朝下捆成筏子，成功地率军渡过无船的渡口，出现在敌军后方，前后夹击将敌军击败的故事。（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袭安邑。）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兔死狗烹：这一成语也比喻西汉时刘邦将一些建国时建功立业的大将们悉数杀光的情形。汉五年刘邦当皇帝后为削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是“齐王”的韩信徒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汉六年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邦又再将他贬为“淮阴侯”，汉十年，皇后吕雉又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至长乐宫杀死（虽然韩信的确是计划要谋反的+_+）。刘邦于公元前2得天下，韩信于公元前1身首异处，这对共过患难的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只相处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第二部分：
韩信其人
韩信，可能是汉初三杰中，相关成语最多（233）、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了。韩信与洗衣妇、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些故事生动地表现了韩信早年的落魄与他做事为人的与众不同。他在离楚投汉、被萧何赏识之后，终于得以平步青云，开始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光。在与魏王豹的战争中，他巧妙渡河，击败魏国的军队，将魏王俘虏；用心理战术打败赵军，擒住赵王歇，使燕、齐两国闻风丧胆，接连向他投降；将齐楚联军诱困在河中央，以少胜多。可以说，韩信是刘邦成就霸业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在楚汉之争的中后期，不少人都发现，楚、汉之间谁将取得胜利几乎取决于指挥强大军队的韩信，韩信的抉择将会决定楚汉战争的走向。前来游说韩信的谋士中，就有齐国人蒯通。
蒯通告诉韩信：此时楚汉两国军队疲弊，百姓也厌倦了战争。你韩信占据人才济济的齐国，有了天时地利，完全可以顺应民意，为民请命，结束战争，自己一统天下。另一方面，您战功赫赫，功高盖主，战争结束后迟早会面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局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将军一定要三思啊。
可蒯通费尽口舌，韩信却再三犹豫，不忍背叛刘邦萧何的知遇之恩。()他一再谢绝蒯通的好意。蒯通见韩信不接受，只能装疯卖傻，逃避灾祸去了。
此时的韩信和蒯通，像极了《鸿门宴》里的项羽和范增。
在垓下，韩信率领的大军为楚汉之争画上句号。
正如蒯通所料，击败楚国后，早已猜疑韩信的刘邦就夺了韩信的兵权。韩信的官职也一降再降。无尽的猜疑横亘在君臣之间。
高帝十年，忍无可忍的韩信决定谋反，奈何天真的他中了萧何的计，谋反计划流产。长乐宫，将要被处决的韩信叹道：“要是我早听蒯通的话，也不至于今天死在一个女人手里”。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竟被灭三族。
他的一生，浮浮沉沉，实在令人感慨。
在我眼中，韩信是一位杰出的将领，更像是一位最真实、最平凡的人。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感觉他仿佛就活在我们身边。
韩信虽然早年境遇潦倒，但一直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太史公司马迁评韩信时谈到“韩信母亲去世时，无钱葬母的韩信并不将母亲草草埋了了事，而是将他的母亲埋在‘高敞地’‘其旁可置万家’”。此举足以说明韩信的与众不同。他的忍辱负重、勤奋好学，为他成就一番事业打下了基础。他有着博大胸怀，能以德报怨，任命当年侮辱他的人为官，凭着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敌方降将为他出谋划策。他的知恩图报，使他对当年施舍他饭食的洗衣妇报以千金，也让他在加入汉王旗下后一直跟随刘邦，不离不弃。
而韩信同样有缺点。战功赫赫的他会自高自傲。他曾因为自己的私心和表现欲让刘邦的谋臣郦食其在敌国死于非命。而他的知恩图报却蒙蔽了他的眼睛，给他带来的是悲惨的结局。
我仰慕韩信的卓越才能，也倾心于他的真性情――他的知恩图报，他的以德报怨，甚至是他对汉高祖会留他一命的天真期望。淮阴侯韩信有许多缺点，他会犯错、会犹豫，也不像精于算计的萧何一样得以善终；但他同样能指挥大军，退敌军于千里之外。这个和凡人一般的韩信，比其他在史书中八面玲珑的王侯将相更加鲜活、令人温暖。
胡千烨
.1.15
高中生读《史记》（5）：淮阴侯列传
李愚、李佳欣
赵清芳老师按语：
两篇文章主题和写法比较相似，故放在一起阅读。从主题看，两位同学都谈权力对韩信人生的影响，李愚同学用“迷宫”比喻韩信的人生之路，感叹帝王之家本无出路。李佳欣同学用“盛宴”比喻权力的斗争，感叹王的盛宴让人欲罢不能。从写法看，李愚同学多用虚写，通篇皆着比喻色彩。李佳欣同学则用实写，主观抒情比较明显。
迷宫
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高届8班 李愚
它像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宫殿，富丽堂皇，但也随时会倒。在这一个偌大的迷宫里，生存才是最基本的目标。
当你置身其中，是会塞满腰包，还是落荒而逃？时间或许所剩无几，但若两手空空，当初又何必冒险？
实在是心有不甘啊，于是你拿起了财宝，算着时间，谨慎而行。
些微收获，没有负担，但也没能将行囊装满……再拿一点，再拿一点。似乎有些重了，但你已经无所畏惧。
是继续财宝之路，还是选择脱身捷径？你放弃了后者。此时看来，前者并不危险，反而更加诱人。
在宝藏中不停地翻找，你强健的肩臂渐渐耷拉，你硬挺的脊梁垂如弯弓。时间所剩无几，你这才猛然发现，自己走进的是深深的绝路。
还来得及！你想起先前的路口，急忙返回。行色匆匆中，辛苦的收获散落一地，但已无暇顾及。
终于退回了那个你曾做出错误决定的地方。但你才发现，那条脱身的捷径早已被时间的坠石掩埋得无隐无踪。在堆积的乱石前，你喘息、努力、叹息、哭泣，直到迷宫轰然倒塌，你才被迫醒悟到一个真理：
帝王的城府，本就没有出口。
王的盛宴
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高2019届8班 李佳欣
在阴森的城墙里，权利与欲望黯然滋长，你被囚禁在这不透风的围墙中，置身于王的盛宴。
世人都笑你天真不知明哲保身，然你怎会不明了？乱世之中，生死难料，你早已将性命托付于权力的更迭。叹只叹，你难改你高傲之性!
傲骨之人总会自带光环，你也如此。作为关乎刘项二人存亡的关键一人，你的勇略盖世无不令人赞叹。你傲，你强，你刚，你沉，你知人，你气度非凡。你战必胜，攻必克，扫强楚，灭暴秦，为汉王打下一片江山，你是英雄。
正因如此，我为你叹息。都说你反叛自取灭亡，我却不以为然。你一片忠心却难躲猜疑，你太过优秀令君主担忧。自古最是无情帝王家，当一个人获得了权利，他便害怕失去。汉王不再需要你了，而你又太过强势，“假王之事”仅一时糊涂却成诛族之祸。在王的盛宴中，你终成了牺牲品。
你错了？你没错。历史长卷来来往往不过一世清梦，若有来世，宁有平淡一生。
只因卷入王的盛宴……
鲁迅先生对司马迁的《史记》有着极高的评价，曾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此看出《史记》是多么的出色。
但是，《史记》是文言文，像我这样大的孩子，有点看不明白。However,令人高兴的是，青岛出版社出版了《少年读史记》这一系列书籍，把文言文翻译成了简明易懂的白话文，让我们能够轻松的读懂《史记》。
这本书的主题是绝世英才的风范，里面有一个个战国时期的小故事，比如有：应侯范雎的故事、蔺相如和廉颇的故事、田单复国的故事……
这一个个小故事，都表明在战国时期，只要有才能的人，都可以被君王重用。为了让我们悟出更多的隐藏含义或道理，《少年读史记》每个章节都会有“三分钟读懂历史关键”这一栏。用一些古人对人物的评价，透析人物形象，并且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告诉大家关键点，对故事进行解读。最后，还会告诉大家通过这件事得到的道理。
每个章节还会有史记原典精选，就是用《史记》中这章的一些原话，让我们读到原汁原味的古籍，其中较难理解的词语会有注释，后面还有这段话的翻译。每一章最后一栏，就是词语收藏夹，有的是文章中出现的词语，有的是对文章事例总结的词语，紧随的有这些词语的例句，让我们学习掌握好词好句，希望我们能够用到自己的作文中。
《史记·伯夷列传》记叙了伯夷、叔齐二位孤竹国王子，相继辞让君位，逃离本国，投奔西伯;西伯死后，武王伐纣，他们认为是不义之举，进行了谏阻;随后，武王灭殷，四方归顺，他们感到耻辱，坚持不吃周朝的粮食，于是到首阳山隐居，采薇而食，悲歌明志，最终饿死的感人故事。
本篇位居“七十列传”之首，且在形式上有别于其后诸篇。其后诸篇，多是先记叙史实，再发表简要的议论，议论前冠以标志性的“太史公曰”。而本篇则先议后叙，夹议夹叙，甚至议多于叙，这算得上是《史记》列传中的特例了。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伯夷叔齐二人的极力推崇。且不论伯夷叔齐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也不论历来对他们的评价上存在的分歧。在司马迁笔下，伯夷叔齐正是坚守道义、“积仁洁行”、宁折不弯的理想人格的化身。
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品德高尚的人，竟落得饿死的下场!也许他们心里没有怨恨，但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仁德了吗?与之类似的还有好学的颜渊，他独得孔子的青睐，何以糟糠为食，寿命不长?而与之相反，像盗跖那样的暴戾之徒，却能够享尽天年。司马迁又联想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些行为不端的人却能终身享乐;而循规蹈矩的人却屡遭灾祸。这使得司马迁陷入了矛盾和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他对所谓“天道”产生了质疑——不!不是质疑!是质问!不是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为什么那些善人却得不到美好的结局?《史记》中这样的悲剧人物可谓是俯拾即是。譬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了刚强直率、好打抱不平的灌夫，被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武安侯田蚡陷害致死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个明证了吧!武安侯之所以能权倾一时，既不是因为显赫的军功，也不是因为卓越的才能，而只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司马迁不无暗示地写道：“景帝后同母弟”、“王太后贤之”等。由此可见，没有所谓“天道”，在封建社会，个人的生死荣辱，全在于统治者的喜怒好恶之中。司马迁当然不能明白指出，但我们看他对两种人物命运的展现，不难体会到他对统治者任人唯亲、埋没贤才的愤懑和控诉。司马迁当然也无力改变，当他像灌夫一样仗义执言，而为李陵挺身辩护，难道不是“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吗?然而等待他的，只有的灾祸，只有统治者的冷酷无情。
既然没有“天道”可循，我们又该遵行何“道”呢?抑或有所谓“天道”，而不“常与善人”，那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是宁遭灾祸而做善人呢，还是为求富贵而做恶人?司马迁连续引用孔子的话做了回答，表现了他对先贤孔子的无比仰慕之情。他选择了像孔子那样活着，哪怕举世混浊，哪怕终身贫困，哪怕灾祸不断，仍要保持品行的高洁，何其孤傲!伯夷叔齐不也是这样选择的吗?别人为争王位苦心积虑，而他们却弃之敝屣，由此可见，富贵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天下宗周”，而他们却宁可饿死而“不食周粟”，由此可见，生命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固然不赞同对生命的轻视，也不鄙薄对名利的渴求。正因为这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能于追逐竞争中有所坚守，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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