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后汉书励志的句子（共含12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无语无语”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盛世强汉无疑是五千年华夏历史中辉煌的一笔，远逐匈奴，封狼居胥。大漠孤烟，伴随着大汉战马的嘶鸣，萧条边塞，充斥着华夏将士的战吼。
这样一个豪迈的朝代，史学家自然用尽笔墨去描绘它的光辉，其中流传最广、最为权威的非《汉书》与《后汉书》莫属了，其中《后汉书》则主要记载了东汉的辉煌历史。
《后汉书》从刘秀随其兄长刘寅起兵反新开始，直到曹丕篡汉时结束，其中不乏“有志者事竟成”“疾风知劲草”这样的经典语句，以及“肉粥麦饭”这样脍炙人口的故事。这部书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fsir)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一个人若熟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便相当于一个几千岁的老人，遇事自然能做到泰然自若，成竹在胸，仿佛看透一切。所以，多读史书是一个人成熟的捷径。当我们遇到困惑时，不妨翻开一本史书，学习古人的智慧，当我们少得闲暇时，不若执一柄羽扇，拈一颗青梅，叫上一位挚友，读一本史书，哪怕在陋室中，一箪食，一瓢饮，让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后汉书读后感
光武帝刘秀的这个“中兴”，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兴”都不同。别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内中兴，惟独“光武中兴”是原有的王朝已经不在了，再来“中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宋陈亮在《龙川文集·酌古论一》中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实际上，刘秀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还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汉的江山能够建立，实是他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的庙号称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应劭曰：始取天下为祖，高帝称祖是也；始治天下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确是名副其实。
那么为什么汉亡了居然还能中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前汉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汉之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戚势力过大，一个是刘室宗亲过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说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连找一个近支宗亲都困难。于是，这两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够凭借外戚的势力，倚靠手中的权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宝座靠近。
不过前汉末期的背景则更让刘室宗亲有复起的机会。据《汉书·平帝纪》，前汉末刘室宗亲已超“十有余万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理论上说，他们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权利。这些人虽然有的已经没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还具备一定的资财、地位和声望。此外，前汉立国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还可以算是不错的皇帝，到宣帝时，汉王朝又是四海名声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间崇尚正统。宣帝死到王莽篡汉，才距离50几年，老人们对匈奴单于来朝、西域诸国送质、诸羌纷纷臣服等津津乐道的事情肯定还是记忆犹新，所以“民心向汉”是不争的事实。三辅的老吏们见刘秀的部属经过时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就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也好还是地方实力派也好，多数都立刘室宗亲或者奉汉年号。
再则，前汉虽然外戚盛，但主要势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带，他们的根基和影响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会上层，而对下层的平民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影响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触犯了散布在全国各地刘室子孙的利益，也触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灾人祸，流民失所，他根本无法在社会下层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础。他让刘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终究无力挽回民心；而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举措，又使边疆也一刻难以安宁；他用以造势的图谶，更是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为起兵、称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这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一到天下争相起来造他的反，他的灭亡就已经只是迟早的事了。这时，刘室宗亲凭借着汉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础，终于可以找到复起的机会。
汉能够复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200余年的苦心经营，在前汉末期，王朝周边已经没有与汉棋逢对手的敌人。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西南夷的连年用兵，不仅仅使汉王朝的影响力大增，还极大的打击了周围的反抗势力，后来
的诸帝又能灵活采用分化、瓦解、怀柔、和亲等政策，使前汉末期王朝四周没有能和汉一较短长的力量。所以，当王莽进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乱时，没有一种势力能够象后来的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趁虚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诸国争着送子到洛阳为质，这也说明，在有过前汉对外大规模的战事以后，周边对汉朝的实力颇为忌惮。
于是，外面的敌人不敢进来，中国内乱就只是关起门来在里面打。王莽灭亡以后，各参战的不管是真是假，领头的都称高皇帝的子孙，打完了，天下一统了，把门一开，天子还是姓刘，家还是这个家，最后的胜利者就是“中兴之主”。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建初三年，率疏勒等国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欲因此叵平诸国，乃上疏请兵。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幹素与超同志，上疏愿奋身佐超。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会徐幹适至，超遂与幹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为军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李邑始到于，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遗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幹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超在西域三十一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初，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罪被征如超所戒。(节选自《后汉书·班超列传》)
班超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人。他胸怀大志，不拘小节。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领疏勒等国的士兵共计一万多人进攻姑墨国的石城，攻破城池，杀敌七百多人。班超想趁势平定各国，就上奏书请求增兵。奏书交上去后，章帝知道他可以成就功业，就和朝臣商议要给他派兵。平陵人徐幹向来和班超志同道合，上奏书表示愿意奋力投身辅佐班超。起先莎车以为汉朝不会出兵，就投降了龟兹国，而疏勒的都尉番辰也再次反叛。正值徐幹到来，班超就和他一起攻打番辰，大败对手，斩首千余人，活捉了许多俘虏。建初八年，朝廷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予他享用大将才能享有的仪仗乐队和旗帜。授予徐幹军司马官职，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的使者，将锦帛赏赐给乌孙的大昆弥、小昆弥及其臣下。李邑刚到于窴国时，正值龟兹国攻打疏勒国，他因恐惧而不敢前行，就上书陈述说西域的功业无法成就，又大肆诋毁班超拥着爱妻，抱着爱子，在国外安乐享受，根本没有顾念国家之心。班超听说后，感叹说：“我没有曾参的美德，却也屡遭谗言的攻击，恐怕要遭到朝廷上下怀疑了。”于是就送走了妻子。章帝深知班超的忠诚，就严厉责备李邑说：“纵使班超拥着爱妻，抱着爱子，那一千多个渴望归乡的将士，怎么又都能和班超同心呢？”于是命令李邑到班超那里接受他的调度。章帝诏示班超说：“如果李邑还能在域外任职，那就留在你身边做事。”班超马上就派遣李邑带着乌孙送来做人质的王子返还京城。徐幹问班超说：“李邑先前亲口诋毁您，想败坏西域的事业，现在为何不依照诏书将他留下，派遣其他的官吏护送质子回去呢？”班超回答说：“你这话就说得太浅薄了。就是因为李邑诋毁我，我这才把他送回去。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还要怕人言是非呢。贪图一时的痛快把他留下来，这不是忠臣的行为。”班超在西域生活了三十一年。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阳，被封为射声校尉。当初，班超被召回来时，朝廷任命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和班超进行交接。任尚问班超说：“您在国外三十多年，而我是年轻后辈，却要承接您的事业，任重道远，但心中没有长远的计划，您应该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吧。”班超说：“我年老糊涂，而您一直身处高位，我班超哪里比得上您呢！一定要说的话，我就提一些愚笨的建议。塞外的将士，本来就不是恭敬孝顺的子孙，都是因为犯了罪而被发配到边疆的。而蛮夷民族性情接近禽兽，难以驯养，容易出事。如今您性情严厉急躁，但水太清澈则没有大鱼，政治过于苛刻则难以使民众和睦。应该减少约束简单从事，对小的过失要宽容，只要把握大的方向就可以了。”班超离开后，任尚曾私下对自己亲近的人说：“我以为班超肯定会有一些出奇的策略，谁知说的都是些极其平常的话。”任尚到西域几年后，西域就开始谋反叛乱，他因而被征召回朝治罪，果然出现了班超所劝诫的那些情况。
1、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
2、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
3、不患位之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知之不博——后汉书
4、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后汉书
5、谁新天转乾坤——后汉书
6、知者不危众以举事，仁者不违义要功——后汉书
7、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后汉书
8、一个人在走红运的时候绝不会感到——后汉书
9、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后汉书
《后汉书》
范晔和《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
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
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赵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作者生平
[编辑本段]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b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F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特点
[编辑本段]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晔在《后汉书》中亦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司马彪与《续汉书》
[编辑本段]
司马彪（？-306），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均佚。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后汉书》。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又刊刻由刁b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崇儒》四之六）。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之耶？司马《志》无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姑再考之。（《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此可见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他说：
《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共计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写误耳。（《后汉书》）
李慈铭所谓“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余靖等奏请”云云，前引钱大昕与《四库全书总目》皆无是说，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兴年间和景佑年间两次校勘之人误合在一起，强加在钱大昕和纪昀头上。幸好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其结论。胡玉缙不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认为“刘昭已将八志并入范书，《提要》知注补别有总叙，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书为未确，何其疏也！”（《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从上述诸家的记载来看，可见是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注疏后补入范晔《后汉书》，而不是迟至北宋孙]校勘时才把两书合并一处。他们的结论同样斩钉截铁，不容置辩。
以上两种意见，除邵晋涵以外，其余诸家争论的焦点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刘昭还是北宋孙]把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晔《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邵晋涵的意见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书证成己说，经查杜佑《通典选举典》有关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与科举关系的有关文字，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杜佑记载唐代科举考试把范晔《后汉书》和刘昭所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志二者并列，既说明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又恰恰表明当时两书各自独立，仅仅利用范晔《后汉书》纪传知识不够，所以要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与范书配合使用；如果说唐代两家已经合为一书，就完全没有必要两书并举了。邵氏之说不仅不能证实司马彪《续汉书》志附入范晔《后汉书》“始于唐人”，反而验证了陈振孙所谓北宋以前两家“自别为一书”的结论正确。所以，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后汉书》提要定稿时，认为邵晋涵的看法仅仅是推论之辞，“似未确也”，难以自圆其说，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晋涵的说法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刘昭合并说与孙]合并说二者孰是孰非。我认为，只有详细考察两书分合时间及其原委，才能辨明双方观点与论辩的是非得失，对两书分合的历史事实祛疑考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庸再加辨析。刘昭为其书的纪传作注时，为弥补这一缺憾，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文单独加以注疏，补入范晔之书。他比较范晔确定的《志》目与《续汉书》八志的异同，并且阐明注补宗旨说：
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角；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可痛哉！徒怀缵辑，理惭钩远，乃借旧志，注以补之。狭见寡陋，匪同博远，及其所值，微得论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后汉书注补志序》
刘昭之所以把司马彪的八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有两个用意：一是范晔欲撰《后汉书》纪、志、传百篇，是效法班固《汉书》而作，《汉书》纪、志、表、传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而范晔《后汉书》只成纪传九十篇，所以刘昭遵从范晔之意，把《续汉书》志分为三十卷，合为一百二十卷。二是把《续汉书》志移入《后汉书》，与纪传相互配合，成为一部体例比较完整的史书。于是从梁朝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汇为一书的合编本，纪传为范晔撰，志为司马彪撰，而纪、传、志皆为刘昭注疏。
需要说明的是，刘昭注补的一百二十卷《后汉书》，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未取代范晔九十卷本《后汉书》，而是注补本和原本各自单行。清人王先谦说得好：“以《续志》补范，P自刘昭。昭之《后汉书》注固已合志于纪传矣，然此自刘氏一家之学，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晔《后汉书》原本与刘昭《后汉书》注补本并存，据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撰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关于《隋志》记载的两个版本卷数分别比原书多出数卷，历代学者多认为系传抄之误，我以为极有可能是后人把两个版本的纪传中某些长篇析成子卷，而又分合未定，造成各本卷数不一致。
唐代高宗年间，太子李贤招集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等人，对范晔《后汉书》重新加以注释。对于这次注疏，清代学者认识并不一致。王鸣盛认为李贤注疏采用刘昭注补本，改注纪传而仍保留八志的原注。他说：“唐章怀太子贤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纪传易，注志难，避难趋易也。且昭所注《续志》颇有可观，则其纪传注必佳，仍旧可耳，何必改作！”（《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钱大昕则持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唐人所注者乃范晔原本：“章怀太子别注范史，而刘注遂废。惟《志》三十卷，则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而司马、刘二家之书，幸得传留至今。”（《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李慈铭针对二人之说，认为钱大昕更得其实。他指出：
王氏谓章怀太子既用刘昭本《后汉书》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纪传易，注志难，故避难趋易云云。钱氏谓章怀本仅注范书，以《志》系司马书，故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此说得之。当日有唐文治极盛，亲王朱邸文学之士甚多，况既有旧注，但加考正，集众手以成完书，何难之有！（《后汉书》）
李慈铭右钱左王的意见完全正确，然而他把钱氏“惟《志》三十卷，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的看法错解为钱大昕主张李贤注疏“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即李贤所注《后汉书》中仍用刘昭注补的司马彪《续汉书》志，则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钱大昕。如前所述，钱大昕坚持北宋补合之说，不可能认为李贤注《后汉书》里仍然保留刘昭补志。而这只能是李慈铭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坚持南朝补合说，所以认为唐代仍然如此。我认为，钱氏所谓“章怀太子别注范史”的意思，一方面是说李贤从新注疏范晔《后汉书》，鉴于刘昭注疏偏重于考证记事异同与讹谬，所以李贤注疏偏重于训诂文字和名物度数；另一方面是指李贤等人不使用刘昭注补本，因为唐代前期范晔《后汉书》原本仍然存在，所以李贤等人注疏范围只包括纪传，《续汉书》志“故注不及焉”。还应当提到的是，自范晔《后汉书》问世以来，后人传抄其纪传就存在篇卷分合不一的情况。王先谦分析说：“范书《隋志》载九十七卷，新旧《唐志》则云九十二卷，《宋志》则云九十卷。以十纪、八十列传篇各为卷计之，惟《宋志》卷数与今本合。《隋》、《唐志》所载，或多七卷，或多五卷，当由就纪传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间取而合之，是以卷数不同。”李贤注疏以后，这种歧互趋于稳定，形成十篇本纪十二卷和八十篇列传八十八卷的格局，迄今不变。《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李贤注《后汉书》一百卷，可证李贤注本的纪传由范晔原书九十篇中析出十个子卷，变为一百卷。
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后汉书》李贤等注本与刘昭注补本同时并存。但因李贤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汉书》，自然受到唐人重视，而刘昭注补《后汉书》则逐渐散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注。”《新唐书艺文志》也记载：“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虽然两《唐书》均把“注补”误作“补注”，但据此可知刘昭注补本《后汉书》仅仅剩余五十八卷，损失过半。唐代学校以及科举考试，规定使用李贤注本，而这个注本中没有志文及注文，所以朝廷诏令从刘昭所注《后汉书》残篇中抽出注补的《续汉书》志，与李贤注本配合使用，前引杜佑《通典》述科举考试规定“《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足以为证。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到北宋时期，刘昭注本散佚更加严重。据《宋史》记载：“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注；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艺文志》）这里说李贤注本九十卷，是合并子卷统计数字，与《旧唐书》记载的一百卷并不矛盾。但所载“《补注后汉志》”书名有误，当为“《注补后汉志》”。刘昭注本仅仅剩余《注补后汉志》三十卷，可证所注纪传全佚。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注疏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缘于“唐时功令，习《后汉书》者并昭所注志为一史，故续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废耳”（《述略》）。尽管如此，八志中“《天文志》第三卷通卷无注，必系亡失，非刘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无注，其为亡失，更属显然。”（《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既然李贤注本有纪传而无志，而刘昭注本又仅剩八志而无纪传，孙]校书时把两个注本合为一书，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这是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汇为一书的第二个合编本，与第一个合编本所不同的是，这个合编本中志仍为刘昭注疏，而纪传则是李贤等注疏。
综上所述，可知赵翼、王鸣盛、李慈铭等认为两书合并始于刘昭，系指第一个合编本，而陈振孙、钱大昕、四库馆臣等认为两书合并始于孙]，系指第二个合编本。平心而论，不论主张刘昭合并两家之书，还是主张孙]合并两家之书，看法都不够全面，只说对了一半；而两家各据所见相互驳辩，也是互有优绌，只能证明对方说错了一半。只有全面考察两书的分合过程，把两家意见结合起来辨析，才能消弭分歧，最大限度地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文姬）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
[编辑本段]
《后汉书》的历史和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显现了范晔高超的史才。
关于《后汉书》的思想价值，清人王鸣盛评曰：“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应当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然“公卿不见采”改为“公卿少见采”可能更恰当，且褒隐逸、尊独行亦未到极端的程度，只不过和其他正史相比较突出罢了。具体说来，《后汉书》有肯定王权秩序、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亦有褒扬避世隐逸、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后汉书》的基本内容。《后汉书》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有利于社稷安定、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贬责。
《后汉书》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如《循吏列传》中记传卫飒时，赞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传王景时，历数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赞其勤政爱民；记传王涣时，写其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清正廉明，善断案，“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传记中，赞其治行卓著；杜根、刘陶、李云等传记中，赞其仗义直谏；班超、梁谨等传记中，赞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
《后汉书》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党锢列传》中写李膺受陷害，遭党锢之祸时，拒不逃避，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从容就死。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及遭党祸，亦慷慨就死：“其母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这是一幅舍生取义、母子诀别的撼人图画。显然，范晔对此是大加赞美的，亦即是对封建忠义的赞美。
与作者对上述记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东汉中叶，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如桓帝与单超、徐璜、具瑗、左 ⑻坪馕寤鹿偌埔樯绷肆阂恚五人俱被封为侯。于是，他们居功自傲，把持朝纲，穷奢极欲，祸国殃民。《后汉书》对上述的外戚与宦官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综上所述，可见《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这也是它被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汉书》对佛教与谶纬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域┐论》中，范晔评价佛教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诞不经。又，《张衡传》中载其《请禁图谶》一篇，作者以欣赏的口吻叙述了他上疏的情况：“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联系《宋书》本传中亦说范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其临死前“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亦有助于理解《后汉书》的这一思想倾向。
范晔在编著思想上则更类司马迁，他在《班彪列传》中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批评了班固《汉书》的思想局限。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承袭了《史记》中的《滑稽》、《日者》、《龟策》而创制了《独行》、《逸民》、《方术》等类传，并首创了《列女传》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书中拘于正统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禁例，等等，足见范晔著史书的科学态度和才华胆识，非班固等所能比拟。至于后世史家承袭《列女传》体例而将其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比范晔的编著思想正统却逊色多了。
文学成就
[编辑本段]
《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的一定程度上的典型化、语言运用的骈俪化与韵律感、行文中情感倾向的鲜明流露等三个方面上。
正如《史记》可作传记文学来读一样，《后汉书》所传记的人物大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如：舍生取义的李膺、范滂，隐逸放达的严光、梁鸿，倜傥不羁的王符、仲长统，还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窦宪、梁翼，祸国殃民的宦官单超、张让，等等。《后汉书》传记人物时，缘于史书性质，基本上还是叙其言行以显其性格的，不再赘述；然其中亦大量地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方法，概括起来讲，有序旨提要、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和侧面描写等。
《后汉书》的类传前多有序，每个人物传记展开前多有提要，用语简洁、准确，这可以使读者先对所传记人物有一总体印象，起到未见其人、先会其神的先声夺人的作用。如《宦者列传序》、《独行列传序》、《逸民列传序》等，读“序言”便能对本类传人物的大致特征了然于胸。单人传记前的“提要”，如：《范滂传》“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仲长统传》“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然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王充传》“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梁翼传》“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g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等等，使得不读下文便能大致了解其人性格。
《后汉书》还长于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例如，《严光传》描写刘秀称帝后，欲征召其昔日旧好严光入仕，然严光召至而不就。刘秀去看望他，他却躺着不起来，叫他，不应，当晚，二人同床共枕，严光竟又把脚压到刘秀的肚腹上。这些细节的描写，活画出了严光不拘礼仪的隐逸风度。《梁鸿传》中写梁鸿少时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邻居，赔不起人家，便给人家作奴，足见其耿介旷达的隐士风范。又如《光武皇帝本纪》中写道：刘秀的亲叔伯兄长刘t（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刘玄）忌恨而受害，他听说后，“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这一细节描写突出表现了刘秀隐忍、狡诈的性格特征。再如《刘玄传》中写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活现出了刘玄的懦弱无能。当然，上述等等细节描写可能皆有史实依据，然亦离不开作者提炼描摹之功。
《后汉书》还常用侧面描写--或假借他人评说，或援引时人谚谣等以记传人物。如《李膺传》载：“荀爽常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若此”；李膺遭党锢之祸死后，“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为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借别人的言行以见李膺的节烈高义、德高望重。再如，欲著郑玄的学问品德，便借助名流马融、何休的喟叹赞美；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修水利，兴垦殖，著有政绩，时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汉元帝时为南阳太守，有政绩），故南阳为之语赞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一段话，可视作他为《后汉书》作的序：“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辩，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文中可见范晔对《后汉书》自视颇高，显现了他对自己著作的历史、思想及文学价值的认识，尤其中意于其文学价值。客观而论，《后汉书》的确也是富于多种文化价值的史学名著。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他注范书着重训诂，跟刘昭不司。王先谦说他注后汉书不比颜师古注汉书差，可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漏略之处。实际上他立为皇太子以后，才跟张大安等共注后汉书，到他被废为庶人，注书工作结束，前后只有六年，没有充裕的时间详细校订，漏略再所难免。何况他们的注书工作似没有全部完成，如南匈奴传的注，复沓纰谬，至于不可究诘，体例和文字也跟前后各卷不同，可能不是出于他们之手，而是后人补撰。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梁书刘昭传说他“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可见他注范书略同于裴松之注三国志，偏重于事实的补充而略于文字的训诂。八篇志的注，就是这样的。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这部书记载了整个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
《后汉书》的原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实际上，人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汉书》，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1）范晔撰的“纪”十卷、“传”八十卷。（2）晋司马彪撰的八篇“志”，计三十卷。司马彪的“志”，怎么会跑到《后汉书》里去呢？原来范晔死得过早，他撰写《后汉书》，没有来得及完成“志”的部分。到了南朝梁时，刘昭给《后汉书》作注，就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篇“志”抽出来，补进了范晔的《后汉书》。（3）刘昭所作的注。照过去的有关记载来看，似乎刘昭给《后汉书》全部作了注。但是现在的《后汉书》中，刘昭注只见于“志”的部分。（4）李贤所作的注。李贤就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他的注见于《后汉书》的“纪”、“传”部分。以上四部分，各有各的作者，在引用《后汉书》各个部分的材料时，必须准确标明作者，否则就要闹笑话。《后汉书》在后代也有注本，其中以清代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收罗材料为最多，便于参考。
在整个《后汉书》中，范晔所撰的“纪”、“传”当然是最主要的部分。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他曾任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因为触怒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于是发奋编写《后汉书》。在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范晔受到牵连，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以谋反罪名被杀。范晔是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在各家《后汉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删繁补略，自定体例，订伪考异，写成了《后汉书》。这部书具有简明周详的特点，因而能拔起于众家之后。从思想上看，《后汉书》对东汉流行的谶纬迷信持批判态度，对东汉后期豪强专权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注重道德品质。在体例上，《后汉书》把东汉一代在位时间短、事迹不多的殇、冲、质三帝附在其他帝纪后面，又开创了给皇后增作本纪的先例。这既反映了他对君权的尊崇，又反映出东汉一代皇后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强化。另外，《史记》、《汉书》中已经有了“类传”，即把同一类的人物放在一起作传；《后汉书》在这方面新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等。其中《党锢传》、《宦者传》反映了东汉封建政治的重要特点。在《儒林传》之外新立《文苑传》，表明文学和经学开始分家。至于《列女传》，又在纪传体史书中开创了为妇女立传的先例。著名的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收在这个传中。在文学价值方面，《后汉书》的“论”、“赞”是值得称道的。作者自认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壮采”。
《后汉书》的版本流传，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唐代，刘昭所注《后汉志》三十卷与李贤所注《范书》是单独别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后汉书》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的校定本，都还没有收入《续志》。到了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由于孙]的建议，此后的刻本才把《续志》附在范书纪传之后合刻。毛氏汲古阁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监本在合刻时抹掉了司马彪的名字，改刘昭注补为补并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监本翻刻。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八篇志是刘昭注并补的了。1965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后汉书》，对于古人在这方面的粗略疏忽进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点者参考各本，重编新目；在排列顺序上，把范书纪传部分及李贤注放在前，司马彪所撰《续志》及刘昭注放在后，各部分都写明作者姓名。经过这一整理，整部《后汉书》面目一新。
选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张衡传》，是《后汉书》中著名的人物传记之一。文章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一生，突出表现了他在科学、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树。叙事波澜起伏，从多方面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张衡作为科学家刻苦钻研，成就辉煌；作为文学家，作诗著文、讽谏时政；作为地方官不畏权势、秉公执法等等，使张衡这个具有耿介的性格、非凡的才能、踏实的精神等特点的人物形象表现得较为丰满。此外，本文在叙述描写上也颇具特色，例如把地动仪这个科学仪器从结构到作用写得细致入微，并且运用形象化的比喻把腾龙蹲蛙描绘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不由地为我国古代科学家和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赞叹不已。
《后汉书 志》文言文
作者：范晔
济南平原 乐安 北海 东莱 齐国
—— 青州
南阳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阳 武陵 长沙
—— 荆州
九江 丹阳 庐江 会稽 吴郡 豫章
—— 扬州
◎ 济南国故齐，文帝分。雒阳东千八百里。十城，户七万八千五百四十四，口四十五万三千三百八。
〖东平陵有铁。有谭城。有天山。
〖著
〖於陵
〖台
〖菅有赖亭。
〖土鼓
〖梁邹
〖邹平
〖东朝阳
〖历城有铁。有巨里聚。
◎平原郡高帝置。雒阳北一千三百里。九城，户十五万五千五百八十八，口百万二千六百五十八。
〖平原
〖高唐湿水出。
〖般
〖鬲侯国。夏时有鬲君，灭浞，立少康。
〖祝阿春秋时曰祝柯。有野井亭。
〖乐陵
〖湿阴
〖安德侯国。
〖厌次本富平。明帝更名。
乐安国高帝西平昌置，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雒阳东千五百二十里。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千七十五。
〖临济本狄，安帝更名。
〖千乘
〖高菀
〖乐安
〖博昌有薄姑城。有贝中聚。有时水。
〖蓼城侯国。
〖利故属齐。
〖益侯国。故属北海。
〖寿光故属北海。有灌亭。
◎ 北海国景帝置。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十八城，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口八十五万三千六百四。
〖剧有纪亭，古纪国。
〖营陵
〖平寿有斟城。有寒亭，古寒国，浞封此。
〖都昌
〖安丘有渠丘亭。
〖淳于永元九年夏。有密乡。
〖平昌侯国，故属琅邪，有蒌乡。
〖朱虚侯国，故属琅邪，永初元年属。
〖东安平故属菑川。六国时曰安平。有F043亭。
〖高密侯国。
〖昌安侯国，安帝复。
〖夷安侯国，安帝复。
〖胶东侯国。
〖即墨侯国。有棠乡。
〖壮武安帝复。
〖下密安帝复。
〖挺
◎ 东莱郡高帝置。雒阳东三千一百二十八里。十三城，户十万四千二百九十七，口四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三。
〖黄
〖牟平
〖惤C36D侯国。
〖曲成侯国。
〖掖侯国。有过乡。
〖当利侯国
〖东牟侯国。
〖昌阳
〖卢乡
〖长广故属琅邪。
〖黔陬侯国，故属琅邪。有介亭。
〖葛卢有尤涉亭。
〖不其侯国，故属琅邪。
◎ 齐国秦置。雒阳东千八百里。六城，户六万四千四百一十五，口四十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五。
〖临菑本齐，刺史治。
〖西安有棘里亭。有蘧丘里，古渠丘。
〖昌国
〖临朐有三亭，古BD69邑。
〖广
〖般阳故属济南。
右青州刺史部，郡、国六，县六十五。
◎ 南阳郡秦置。雒阳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
〖宛本申伯国。有南就聚。有瓜里津。有夕阳聚。有东武亭。
〖冠军邑。
〖叶有长山，曰方城。有卷城。
〖新野有东乡，故新都。有黄邮聚。
〖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有上唐乡。
〖西鄂
〖雉
〖鲁阳有鲁山。有牛兰累亭。
〖犨
〖堵阳
〖博望
〖舞阴邑。
〖比阳
〖复阳侯国。有杏聚。
〖平氏桐柏大复山，淮水出。有宜秋聚。
〖棘阳有蓝乡。有黄淳聚。
〖湖阳邑。
〖随西有断蛇丘。
〖育阳邑。有小长安，有东阳聚。
〖涅阳
〖阴
〖酂
〖邓有E94A聚。
〖山都侯国。
〖郦侯国
〖穰
〖朝阳
〖蔡阳侯国。
〖安众侯国。
〖筑阳侯国。有涉都乡。
〖武当有和成聚。
〖顺阳侯国，故博山。有须聚。
〖成都
〖襄乡
〖南乡
〖丹水故属弘农。有章密乡。有三户亭。
〖析故属弘农，故楚白羽邑。有武关，在县西。有丰乡城。
◎ 南郡秦置。雒阳南一千五百里。十七城，户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口七十四万七千六百四。
〖江陵有津乡。
〖巫西有白帝城。
〖秭归本国。
〖中卢侯国。
〖编有蓝口聚。
〖当阳
〖华容侯国。云梦泽在南。
〖襄阳有阿头山。
〖邔侯国。有犁丘城。
〖宜城侯国。
〖鄀侯国。永平元年夏。
〖临沮侯国。有荆山。
〖枝江侯国。本罗国。有丹阳聚。
〖夷道
〖夷陵有荆门，虎牙山。
〖州陵
〖很山故属武陵。
◎ 江夏郡高帝置。雒阳南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五万八千四百三十四，口二十六万五千四百六十四。
〖西陵
〖西阳
〖轪侯国。
〖鄳
〖竟陵侯国。有郧乡。有章山，本内方。
〖云杜
〖沙羡
〖邾
〖下雉
〖蕲春侯国。
〖鄂
〖平春侯国。
〖南新市侯国。
〖安陆
◎ 零陵郡武帝置。雒阳南三千三百里。十三城，户二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口百万一千五百七十八。
〖泉陵
〖零陵有阳朔山，湘水出。
〖营道南有九疑山。
〖营浦
〖泠道
〖洮阳
〖都梁有路山。
〖夫夷侯国。
〖始安侯国。
〖重安侯国，故钟武，永建三年更名。
〖湘乡
〖昭阳侯国。
〖烝阳侯国，故属长沙
◎ 桂阳郡高帝置。山领山。在雒阳南三千九百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五千二十九，口五十五一千四百三。
〖郴有客岭山。
〖便
〖耒阳有铁。
〖阴山
〖南平
〖临武
〖桂阳
〖含洭
〖浈阳有BD54领山。
〖曲江
〖汉宁永和元年置。
◎ 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雒阳南二千一百里。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
〖临沅
〖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
〖孱陵
〖零阳
〖充
〖沅陵先有壶头山。
〖辰阳
〖酉阳
〖迁陵
〖镡成
〖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
〖作唐
◎ 长沙郡秦置。雒阳南二千八百里。十三城，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二。
〖临湘
〖攸
〖荼陵
〖安城
〖霝阝
〖湘南侯国。衡山在东南。
〖连道
〖昭陵
〖益阳
〖下隽
〖罗
〖醴陵
〖容陵
右荆州刺史部，郡七，县、邑、侯国百一十七。
◎ 九江郡秦置。雒阳东一千五百里。十四城，户八万九千四百三十六，口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六。
〖阴陵
〖寿春
〖浚遒
〖成德
〖西曲阳
〖合肥侯国
〖历阳侯国，刺史治。
〖当涂有马丘聚，徐凤反于此。
〖全椒
〖钟离侯国。
〖阜陵
〖下蔡故属沛。
〖平阿故属沛。有徐山。
〖义成故属沛。
丹阳郡秦鄣郡，武帝更名。雒阳东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孙权分新都郡。十六城，户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十三万五百四十五。
〖宛陵
〖溧阳
〖丹阳
〖故鄣
〖於潜
〖泾
〖歙
〖黝
〖陵阳
〖芜湖中江在西。
〖秣陵南有牛渚。
〖湖熟侯国。
〖句容
〖江乘
〖春穀
〖石城
庐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雒阳东一千七百里。十四城，户十万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
〖舒有桐乡。
〖雩娄侯国。
〖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
〖潜
〖临湖侯国。
〖龙舒侯国。
〖襄安
〖皖有铁。
〖居巢侯国。
〖六安国。
〖蓼侯国。
〖安丰有大别山。
〖阳泉侯国。
〖安风侯国。
◎ 会稽郡秦置。本治吴，立郡吴，乃移山阴。雒阳东三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二万三千九十，口四十八万一千一百九十六。
〖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鄮
〖乌伤
〖诸暨
〖馀暨
〖太末
〖上虞
〖剡
〖馀姚
〖句章
〖鄞
〖章安故治，闽越地，光武更名。
〖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
〖东部侯国。
◎ 吴郡顺帝分会稽置。雒阳东三千二百里。十三城，户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万七百八十二。
〖吴本国。震泽在西，后名具区泽。
〖海盐
〖乌程
〖馀杭
〖毘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丹徒
〖曲阿
〖由拳
〖安
〖富春
〖阳羡邑。
〖无锡侯国。
〖娄
◎ 豫章郡高帝置。雒阳南二千七百里。二十一城，户四十万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万八千九百六。
〖南昌
〖建城
〖新淦
〖宜春
〖庐陵
〖赣有豫章水。
〖雩都
〖南野有台领山。
〖南城
〖鄱阳有鄱水。黄金采。
〖历陵有傅易山。
〖馀汗
〖鄡阳
〖彭泽彭蠡泽在西。
〖柴桑
〖艾
〖海昬侯国。
〖平都侯国，故安平。
〖石阳
〖临汝永元八年置。
〖建昌永元十六年分海昬置。
右扬州刺史部，郡六、县邑、侯国九十二。
读《后汉书》有感800字
盛世强汉无疑是五千年华夏历史中辉煌的一笔，远逐匈奴，封狼居胥。大漠孤烟，伴随着大汉战马的嘶鸣，萧条边塞，充斥着华夏将士的战吼。
这样一个豪迈的朝代，史学家自然用尽笔墨去描绘它的光辉，其中流传最广、最为权威的非《汉书》与《后汉书》莫属了，其中《后汉书》则主要记载了东汉的辉煌历史。
《后汉书》从刘秀随其兄长刘寅起兵反新开始，直到曹丕篡汉时结束，其中不乏“有志者事竟成”“疾风知劲草”这样的经典语句，以及“肉粥麦饭”这样脍炙人口的故事。这部书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后汉书》 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 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 的人物， 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 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许多我们 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 俗语， 例如 “乐此不疲” “疾风知劲草” “马革裹尸” “举 案齐眉”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 剪裁得体， 叙述决不雷同， 阅来毫无冗赘之感， 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 很多论述不失公 允， 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 在运用 “春秋笔法” 的时候， 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 这一点尤为难得。 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 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 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 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一个人若熟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便相当于一个几千岁的老人，遇事自然能做到泰然自若，成竹在胸，仿佛看透一切。所以，多读史书是一个人成熟的捷径。当我们遇到困惑时，不妨翻开一本史书，学习古人的智慧，当我们少得闲暇时，不若执一柄羽扇，拈一颗青梅，叫上一位挚友，读一本史书，哪怕在陋室中，一箪食，一瓢饮，让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文字：曾志浩
汉书里有这么一段：汉宣帝尚在襁褓之中，因戾太子巫蛊之案被关在监狱，武帝病，望气者说长安监狱有天子气，武帝便派遣使者，命令将监狱中人一律处死。使者夜晚到来，邴吉紧闭大门，说道：“皇曾孙在此。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邴吉大义凛然，以大无畏的气概拒不执行皇帝的旨意。到了天亮，使者无奈回去回复，武帝此时也清醒了，说：“天使之也。”于是大赦天下，皇曾孙刘病已得救了。
(《汉书》载：武帝末，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郡邸狱。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见而怜之。又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吉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闲燥处。吉治巫蛊事，连岁不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如何在百度贴吧里成为一名预言大师，只要你在一个同一个时间段作出大量截然不同的预言，然后等事情真的发生的那一天将某个猜对的帖子顶上去，你也能成为一名好的相士。
风水学说的问题，在于不具有可证伪性，我们不知道它的理论，以及依据理论所做出的判断和选择，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否具有联系，如果有联系这之间究竟是因果关系还是仅是相关性。
简介：《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李贤注，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刘昭注，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帝王。光武“遇小敌怯，遇大敌勇”。本读书人出身，重视教化。为政对百姓宽对官属严，数见三公被戮。在位三十三年。明章时如前汉文景，明朝仁宣之治。在国家急需恢复之时，皇帝总沿袭开国明主之制度，与民休息。明章之后皇帝多年幼，听政于后党宦官，政治走向下坡路。殇帝短命，两岁而亡。顺帝时疆域最大。冲帝三岁亡。质帝八岁登基在位一年被梁翼所弑。灵帝“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天下已大乱，黄巾起，地方割据。少帝在位一年为董卓所废。献帝实为傀儡，先后被劫于董卓、群小、曹操，最后演出一幅禅让戏剧。
后戚宦官。后汉后党宦官兴盛，或相斗或相勾结，更谋废立之事，皆败坏政治，终激起天下之变。后党皆以母家为贵，多至大将军等职。阴氏。窦氏。光武帝窦融;明帝窦固窦宪，颇有军功;桓灵窦武，与太傅陈蕃谋中常侍曹节、王甫等，被诛。邓氏。邓骘。梁氏。梁翼弑帝。何氏。何进，欲诛宦官而举棋不定，反被对方抢先，引狼入室招董卓，遂亡汉室四百年基业;宦官。中兴之后，中常侍皆用阉人，明帝以后逐渐坐大。和帝时郑觽等除窦宪，中官始盛。蔡伦造纸，受窦太后命谋安帝祖母宋贵人，后太后崩，安帝亲政，下狱饮药自杀。孙程立顺帝，曹腾参立桓帝，诛梁翼，从此宦官秉权。灵帝时有张让、赵忠等十二中常侍，诱杀何进，被袁绍王允等诛略殆尽。
割据军阀。更始帝刘玄，赤眉刘盆子，皆是草莽，不成大气。更始既得洛阳，疏于朝政，又无贤后，其败也速。刘盆子抽签为帝，本是傀儡，虽曲意向善，然不能约束各部，终败于光武，幸得善终。公孙述隗嚣窦融各有所长，故能拖延一时。公孙述如刘备，守一隅之蜀，早称帝，疏进取，终败亡。隗嚣，势小夹两强之间，虽败，勇也，且败绩而部下不离，善收人心也。窦融，天下三分，审时度势，投靠光武，身居高位而善为人臣，终得善终，荫及子孙，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后代守业不谨。其他如卢芳张步等小势力若干。
仔细读了冯异破赤眉的这一段。又可笑又可叹。
书上写，开始邓禹(另一个东汉开国大将军)与赤眉战，赤眉军赤眉假装失败，丢下军需车辆逃走，军需车上装满了土，上面用豆子覆盖着，汉军饥饿，争相抢夺。赤眉军回头痛击。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西汉末年是真真的乱世啊，你说打仗这种生死之间，打着打着，诶，看到吃的了，先去抢东西吃，是不是因为人一吃东西饱了就贪生怕死了?不然汉军也算是训练有素，怎么就溃乱了呢。另一面，只能说，王莽篡汉后的这十几年，确实民不聊生。‘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
抽签选刘盆子做皇帝的赤眉治国是一塌糊涂，打仗倒是真的不含糊，装满土只在表面盖上豆子的车子做诱饵，就打乱了汉军的阵脚。
轮到和冯异打了，冯异也出了个歪招。冯异让汉军穿上和赤眉一样的衣服，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兵不厌诈，冯异的孙子兵法没有白读啊，赤眉这群强人，十几万人都没有部队番号的土鳖，眉毛画上红色来辨别自己人，冯异换上一样的眉毛颜色一样的衣服，赤眉就’不复识别‘，输还是输在不识字上，输得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意思的是发现一个我喜欢的成语，也出自这一段历史，刘秀在表彰冯异的时候说，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谿，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东隅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桑榆一般种植于西面的园子，错过灿烂的晨光，犹能在黄昏收获一缕照在桑榆叶子上的温柔阳光。古代的成语，挺美的，还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每日劳作生活之后，静察于田园才体会得到的美。
西汉东汉之间，盗贼盛行。范晔如数家珍一般在冯异传里列了一溜----
★ 励志句子
★ 集训励志句子
★ 好句子励志
★ 红牛励志句子
★ 励志现实句子
★ 高考励志句子
★ 浪花励志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