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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何说《诗经》“思无邪”
人们老是觉得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不好把握，其实，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们提出了很明确的文艺批评标准。
孔子编订了《诗经》，并且对《诗经》里的诗歌作了一系列评论。据统计，《论语》里谈到《诗经》的言论共有19条，其中对《诗经》305首诗作出总体评价的主要有两条。一是《为政》篇：“《诗》三百，一言一蔽之，曰：‘思无邪’。” 其次是《阳货》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这样一来，孔子实际上是通过编订《诗经》和评论，提出了明确的文学批评标准。他的标准主要讲的是思想性问题。孔子明确地说，“《诗经》中三百多首诗，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诗，这样的文艺作品，都“无邪”，都属于“正能量”。
孔子提出的文学标准应该说是既高屋建瓴又很具体明确的，如果你觉得“无邪”这抽象的概括不好把握，那么305首诗都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可以作为范例参照执行。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孔子提出的文学批评标准也是很开明进步的，直到今天都还很有参考价值。这应该说是孔子的一个巨大理论贡献，是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中国的事情也实在很奇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确实太复杂。几千年来，专家学者们却对此争论不已，以致有“世儒解释终不了”之说。
那么，为什么“世儒解释终不了”呢?表面上看来云里雾里，其实只不过是因为《诗经》里编选了大量的爱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其中的爱情诗就有：《郑风》里的《溱洧》、《褰裳》、《野有蔓草》、《将仲子》、《子衿》、《风雨》，《邶风》里有《静女》、《击鼓》，《卫风》里有《木瓜》，《周南》里有《关雎》、《汝坟》，《召南》里有《摽有梅》，《卫风》里有《 淇奥》，《鄘风》里有《 柏舟》，《秦风》里有 《蒹葭》《卫风》里有《 伯兮》。最恼火的是《关雎》居然摆在《诗经》之首，而这些诗歌在正统者看来都是很淫荡的。
其中政治讽刺诗，《大雅》里就有《板》、《荡》、《瞻》及《召南》等“怨怼”之作。而《邶风·式微》《王风·扬之水》《召南·小星》《邶风·北门》《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鄘风·相鼠》《曹风·候人》《曹风·鸤鸠》《鄘风·墙有茨》等等，都是揭露讽刺贵族统治的诗篇，有许多涉及宫廷淫乱和贵族“通奸”的丑事，这些诗在正统者来都是很敌对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诗是不是也属于孔子所说的“无邪”呢，“世儒”们的看法就很难一致了，因为这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许多人想反对，但是又不能跟祖师爷唱反调，于是就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对《诗经》里这类诗按他们的正统观念加以曲解注释，注家们费了很多功夫，但是效果不佳。因为那些诗的文字都是明摆着的，在当时都是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你无论如何“解释”和造谣都难于令人信服。怎么办呢，于是有些“世儒”就对孔子评论“思无邪”的原意加以歪曲。因为“思无邪”只有三个字，让他们有很大的臆想发挥空间，所以就吵吵闹闹，争论不休。
首先是有“世儒”跳出来说，“思无邪”原是《诗经·鲁颂·駉》中一句诗：“思无邪，思马斯徂。”“思”在此篇本是无意的语音词，孔子借用，作为“思想”解是篡改。杨伯峻《译注》中也说，“思”是无意的语音词，本来没有意义，是孔子独创性的将其借作“思想”解。清人俞樾在《曲园杂撰·说项》中也这样说。这话也许有些道理，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即便“思”有问题，可“无邪”二字的意思却是很明确的。
于是又有人说“邪”通“余”。“无邪”就是“无余”，就是无穷无尽，无边无际。这意思是说，《诗经》所收的诗是很宽泛的，诗中什么话都有的说，所以才有那么多爱情和讽刺，这实际上变相否定了这些诗“无邪。”但是这样咬文嚼字钻牛角尖，显然站不住脚。甚至有人把“无邪”解释为无关思想的“音乐纯正”，那就更站不住脚了。
有的人不得不承认“思无邪”就是思想纯正的意思，却说孔子所说“思无邪”只限于《颂》和《大雅》。这明显不符合孔子言论，孔子明明说的`是“《诗》三百，一言一蔽之”，怎么只限于《颂》和《大雅》呢?这只能说是故意狡辩。
最狡猾的还是朱熹，他说孔子讲“思无邪”不是对《诗经》里诗的内容的评价，而是告诫人们读《诗经》的时候要“思无邪”。他的根据是，孔子的这段话是在《为政》里说的，这不就是教育领导干部读《诗经》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吗?朱熹这样解释是很巧妙地把《诗经》里的爱情诗和讽刺诗给否定了。他在《朱子语类》里说：“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诸》之诗，果无邪也?”你看，这就暴露了朱熹的解释是别有用心。
这些曲解和狡辩都无法否定孔子提出的文艺批评思想标准，他对《诗经》包括爱情和讽刺在内的所有诗歌，都是肯定的。
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是持正确态度的。有人主张要把“思无邪”和孔子的整体思想挂钩。比如刘宝楠就认为，孔子“思无邪”这句话指的就是诗要使人归于正，那么，什么是“正”呢?孔子在这里并没具体说明，但根据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看出，“无邪”或“正”，就是符合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即符合“仁”和“礼”的要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四章第三节也说，正的标准，实质也是“仁”。但是这似乎太高大上了，如果用这种解释来看待《诗经》里的那些爱情和讽刺诗，那就涉及到对“仁”、对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认识问题，那样就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了。
其实，还是司马迁比较实事求是，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倒是对“思无邪”比较客观的理解。他的讲法是划清了“通俗”与“低俗”的界限，也划清了正当的讽刺批评与“乱”的政治界限，应该说比较符合孔子的本意。
也有人从纯艺术思维来解释“思无邪”，比如程伊川说：“思无邪者，诚也。”也就是说这些爱情和讽刺诗表现的都是真性情，强调的是人格情志的真实，顺其自然，性情之正。乃至于当代学者李泽厚也赞同近代学者郑浩的解释：“夫子盖言于《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因此，李泽厚的翻译便是：“《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虚假。”(《论语今读》)这样解释也不无道理。而且这种解释也可以从新近发现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里得到印证，那里面就有“吾以《葛覃》得氏之志，民性固然……”和“《木瓜》得布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云云，可以深味于《诗经》所展示的民性民情。
综合上述对“思无邪”正反两方面的解释和争论，“世儒解释终不了”的根源就可以明白了，那实际上对孔子提出的文艺批评思想标准，历来就存在落后与进步、保守与开放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也是同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状况相关联的。正因此，孔子以《诗经》为范本、本来很明确的文艺批评标准，才被人故意搞得复杂而模糊不清。这样就正好给历代统治者采取各取所需的文艺政策提供了方便。
孔夫子为什么说《诗经》“思无邪”？
大多数民族的文学都有始发站，例如欧洲文学的始发站是《荷马史诗》，中华民族文学的始发站则是《诗经》。
《荷马史诗》讲故事，是叙事诗。故事的主角是英雄和奥林匹斯诸神，在一场因为美女海伦而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人与神的意志和力量充斥其中。
《诗经》讲感情，是抒情诗。主角从贵族到牢骚满腹的小官吏，到小清新文艺男女青年，乃至征夫游子，都有机会露脸。
中国人重感情，所以中国文学也是从感情出发的。
感情起点：
“思无邪” 不虚伪 不掩饰
中华民族是一个纯真质朴、不虚伪的民族，绝不无病呻吟，也不故作高雅，很接地气。这一点在文学里表现得很充分，在文学的源头——《诗经》里表现得更为充分，可以说规范了中国文学不做作的特质。
这个特质是《诗经》的编辑孔子概括的。有人问，《诗经》有什么特点，请用一句话概括。孔编辑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句话记载在《论语·子罕》里，其中的信息量可大了，后面的学者为了解释它，费了老大的劲，但概括起来无非是艺术上和思想上的。
思想上，没有歪邪之见、纯正。“思”本是个语气助词，没什么实质意义，但被孔子赋予了“思想”、“念头”的意思。朱熹说：是要让读《诗经》的人没有邪念。
清朝嘉庆时的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议》里说：“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归于正。”就是要防止思想歪斜不正，要规范人回到正道上来。
好的诗，当然要引人走正道，这是属于思想上的见解，但《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还要有文艺范，如果从这个角度解释，该如何呢?宋朝理学家程颐解释得很给力：“思无邪者，诚也。”就是说，诗歌这玩意，要表现真性情，假不得，做作不得。
孔子为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真实，千万别以为他是迂夫子、道德家，虽然他说郑国的歌曲有点放荡过分，“郑声淫”，然而，这不影响他将21首郑国的民歌选入《诗经》，例如郑国的小男女偷偷欢会的场面，并没被孔子删掉，都一五一十地收入。
编辑是真实的，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诗歌就是真实的，中国文学沿着这条真实的路径走下去，当然也是真实的。将“思无邪”朝这个思路理解，更能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实面目。
这部经典真实到将贵族男子的单相思刻画得丝丝入扣，居然还放在篇首，这就是最有名的《周南·关雎》。对于这首诗的写作意图，早期的《毛诗序》解释得挺“高大上”的，说是宣扬“后妃之德”，是贵族夫妇效仿的家庭范本。
不过，从直接的字面压根看不到这种“高大上”的色彩。我们只看到一个害了单相思的男子，追靓女不得，只好对着河边的水鸟和河里的水草发呆，接着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做梦都在延续追靓女的念头，“寤寐求之”，“辗转反侧”。
这还没完，更进入幻想状态，想开音乐派对来讨好心中的女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这个追女神不得的文艺小青年，其害单相思的画面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了，孔主编居然把它放在头版头条，而且一放就是两千多年，后人不敢动它丝毫。
揣测孔子这么安排的意图，说是要促进家庭和睦，标榜淑女品德。确实如此，但往更深里说，和睦的家庭来自于真挚的感情，感情上接地气，家庭才和睦。 总之，要真实，不能说教，孔子的高明，就在这里。
人气起点：
从贵族到平民都能露个脸《诗经》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的基础是真实的，接地气，以广大的社会群体为描述对象。
西周的贵族、牢骚满腹的小官吏、田间采桑的农妇、拿着货币去集市买丝的城市平民乃至在林场伐木的.奴隶都有机会露脸，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所谓“饥者歌其事，劳者歌其事”，“饥者”和“劳者”就涵括了广大的基层群体。
例如为工作奔波的齐国小官吏，那画面简直不是一般的生动，那心情简直不是一般的深刻，“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这位仁兄似乎一直处于紧急战斗状态，天还没亮就去上班，慌乱之中，把衣裤都穿颠倒了。为什么狼狈成这样?就是因为老板催得急。吐槽之中，带着浅浅的喜剧色彩。瞧，多么真实的工作状态，搁现在，可以拍一部叫做“齐囧”的电影。
当时老百姓的家居条件如何?看看小蟋蟀就知道了。这段描写太接地气了，作者没去周朝农村蹲过点是写不出的：七月的时候，蟋蟀在野外;
八月的时候，蟋蟀在我屋檐下;九月的时候，蟋蟀入了俺家的门;十月的时候，小蟋蟀钻入我家床底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快过年了，农家又关门塞缝熏老鼠……这些是何其丰富而真实的生活场面啊。
就算是写贵族，也带着浓浓的平民色彩。西周的始祖稷，曾是尧手下的农业部长，算是大官吏，但在《诗经·大雅·生民》里，却是一名乡土味颇浓的农业专家形象。这小子是个弃儿，自小就会种庄稼。种豆子，豆子茂盛;种禾穗，禾穗沉甸甸，“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
烘托出这位西周始祖形象的，不是辉煌的殿堂，而是一大片丰收的庄稼，一大片肥沃的田野。《诗经》就是这样的饱满而实在。
真实性来自于广泛性，西周、东周时期广泛的民众是真实的，决定了《诗经》是真实的，从而决定了中华文学的源头是真实的。
《诗经》是真性情的，中华文学也是真性情的。李白为何成“诗仙”?因为他有真性情，感觉一时彷徨的时候，呼天抢地，拔剑击柱，千金散尽……性情有多真实，他的诗歌就有多真实。而人们喜欢的正是这样真性情的才华。
情绪平衡点：
既宣泄情绪又平和心灵
当然，文学光有真性情还不完美，也需要有节制，感情上不能走极端，表现形式上要含蓄。例如李白的诗，“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极其悲凉，可是，在诗的收尾阶段，还是走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积极境界。
在表达失望的情绪时，既直白，又含蓄，只说“明朝散发弄扁舟”，哥我明儿要披散头发坐船浪迹天涯，其实未必是真的坐船走人，而是放逐自己的情绪。
李白的这种风格，其实就是《诗经》的风格。还是以《关雎》为例，那位文艺男青年尽管思念心中女神到了难以入眠的地步，但也不会像少年维特那样一枪把自己解决掉，有深度有真心的爱情不是一锤子买卖，要拿命去换，而是要有文艺范。
于是就展开美好的想象，“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含蓄，就是《礼记·经解》里说的“温柔敦厚，诗教也”。尽管清朝的袁枚怀疑这不是孔子的本意，是汉朝人硬塞进去的，但确实也道出中国诗歌的特点：温和厚道，不说白了，不说狠话，含蓄地表达。
《论语·八佾》里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和哀伤都不过度，这决定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真性情的民族，也是一个理智的民族。文学亦然。
所以，中国历代以来的诗歌，既是散发宣泄情绪的，也是稳定平和心灵的。这个尺度，就体现在“诗经”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几个字里，所以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人生空间是有弹性的，经得起挫折，受得了失败，事业可以失败，人格却不失败。
《诗经》，确实不失为中华文学一个辉煌的起点。
为何说《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光辉起点
相传，我国古代有“采诗”的制度。远在尧、舜、禹、夏、商、周的时代，朝廷就设有专门采诗的官员，每年的正月或者八月，在民间征集群众口头流行的歌谣，然后把采集
来的歌谣献给乐官太师，乐官再配上乐谱，演唱给天子听。天子则依靠这些诗歌体察风土人情，了解民间疾苦以及老百姓对朝廷政治设施的反映和意见。《诗经》就是周代乐官们收集并经过加工整理的歌谣，它前后酝酿了五百多年，并且被不断地润色和删减，精心编选，分门别类，按“风”(民间诗歌)、“雅”(贵族官吏诗歌)、“颂”(宗庙祭祀诗歌)三大类，进行加工整理，最后选出三百零五首，编成一部诗歌总集。当时，这部诗歌总集就叫《诗》，或按其诗篇之整数，称《诗三百》。
春秋时代，群雄并起，各诸侯之间，交往频繁。许多王侯贵族、公卿大夫，为加强自己的外交辞令，使语言含蓄婉转且优美动人，常常借用诗句来表达意见和态度。这种风气越演越烈，以至一时形成风气，上层人物说话办事，多引诗传情达意，证其得失，否则就觉得大失面子。
《左传》襄公十六年还记载，晋平公即位不久，一次大宴诸侯，让赴宴的诸位大夫，赋诗并配乐舞，还提出“诗歌必类”，即要求所赋诗歌，应符合宴会内容。谁知齐国大夫高厚，赋诗“不类”，晋大夫荀偃立即拍案而起，怒声喝道：“诸侯有异志矣!”认为齐国有叛逆之心，于是和赴宴的其他大夫盟誓：“同讨不庭!”只因赋诗不当，几乎引发一场大祸，可见稔熟《诗》在春秋时期，是何等重要!据后人统计，一部《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政治、外交活动时，引诗之句，竟达二百五十条，其中百分之九十五，都出自《诗三百》。
正是在如此时代氛围中，孔子对《诗》推崇备至，不只授徒讲学，把它作为主要课本，还多次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到了汉代，朝廷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创者孔子的地位，一下子被抬得很高，直至奉为“圣人”。爱屋及乌，孔子推祟的《诗》，也被看作重要经典，因而出现了《诗经》这一名称，并广为流传，沿用至今。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它是中国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两千多年来，《诗经》如巨眼喷泉，一直流泽和滋润着中国诗歌这条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哺育着众多才华卓绝的文人墨客。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而且早在古代就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十八世纪时，还传播到了欧洲，时至今日，世界上各种主要文字，都有了《诗经》的翻译本。《诗经》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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