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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散文精选
精选巴金散文大全，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桂林的受难【1】
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
这是那位年长朋友的寄寓。
我受到他的好心的款待。
他使我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
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
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
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
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
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
我们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听见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
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
我们躲警报，有时去月牙山，有时去七星岩。
站在那两个地方的洞口，我们看得更清楚，而且觉得更安全。
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桂林市区第一次被敌机大轰炸(在这以前还被炸过一次，政府图书馆门前落下一颗弹，然而并无损失)，那时我们许多人在月牙山上，第二次大轰炸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又在月牙山，这次还吃了素面。
但以后月牙山就作了县政府办公的地方，禁止闲人游览了。
七星岩洞里据说可以容一两万人。
山顶即使落一百颗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
所以避难者都喜欢到这个洞躲警报。
但是人一进洞，常常会让警察赶到里面去，不许久站在洞口妨碍别人进出。
人进到里面，会觉得快要透不过气，而且非等警报解除休想走出洞去。
其实纵使警报解除，洞口也会被人山人海堵塞。
要抢先出去，也得费力费时。
所以我们不喜欢常去七星岩。
在桂林人不大喜欢看见晴天。
晴天的一青无际的蓝空和温暖明亮的阳光虽然使人想笑，想唱歌，想活动。
但是凄厉的警报声会给人带走一切。
在桂林人比在广州更害怕警报。
我看见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几份人家，像做日课似地每天躲警报，觉得奇怪。
他们在天刚刚发白时就起身洗脸做饭。
吃过饭大家收拾衣物，把被褥箱笼配上两担，挑在肩上，从容地到山洞里去。
他们会在洞里坐到下午一点钟。
倘使这天没有警报，他们挑着担子或者抱着包袱负着小孩回来时，便会发出怨言，责怪自己胆小。
有一次我们那个中年女佣在厨房里叹息地对我说:“躲警报也很苦。
”我便问她:为什么不等发警报时再去躲。
她说，她听见警报，腿就软了，跑都跑不动。
的确有一两次在阴天她没有早去山洞，后来听见发警报，她那种狼狈的样子，叫人看见觉得可怜又可笑。
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
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
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
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
以后我看见大火。
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
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都剩下断壁颓垣。
人在那些墙壁上绘着反对轰炸的图画，写着抵抗侵略的标语。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
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
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
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
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
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烧烧。
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
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吧。
每次解除警报以后，我便跨过浮桥从水东门进城去看灾区。
策一次在中山公园内拾到几块小的弹片;第二次去得晚了，是被炸后的第二天，我只看见一片焦土。
自然还有几堵摇摇欲坠的断墙勉强立在瓦砾堆中。
然而它们说不出被残害的经过来。
在某一处我看见几辆烧毁了的汽车:红色的车皮大部分变成了黑黄色，而且凹下去，失掉了本来的形态。
这些可怜的残废者在受够了侮辱以后，也不会发出一声诉冤的哀号。
忽然在一辆汽车的旁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
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
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
我听见了那个可怜的人的故事。
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
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给烧死在地上。
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是衣服和血肉粘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第三次大轰炸发生在下午一点多钟。
这是出人意外的事。
以前发警报的时间总是在上午。
警报发出，凄厉的汽笛声震惊了全市，市民狼狈逃难的情形，可想而知。
我们仍旧等着听见紧急警报才出门。
我们走进菜园，看见人们挑着行李、抱着包袱、背负小孩向七星岩那面张惶地跑去。
我们刚走出菜园，打算从木桥到七星岩去。
突然听见人们惊恐地叫起来，“飞机!”飞机!”一些人抛下担子往矮树丛中乱跑，一些人屏住呼吸伏在地上。
我觉得奇怪。
我仔细一听，果然有机声。
但这不是轰炸机的声音。
我仰头去看，一架飞机从后面飞来，掠过我们的头上，往七星岩那面飞走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骚动平息了。
人们继续往七星岩前进。
我这时不想去山洞了，就往左边的斜坡走，打算在树下拣一个地方坐着休息。
地方还没有选好，飞机声又响了。
这次来的是轰炸机，而且不是我们的。
人们散开来，躲在各处的树下。
他们来不及走到山洞了。
十八架飞机在空小盘旋一转，于是掷下一批炸弹，匆匆忙忙地飞走了。
这次敌机来得快，也去得快。
文昌门内起了大火。
炸死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音乐家(1)。
第四次的大轰炸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了，我要另写一篇《桂林的微雨》来说明。
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
火头七八处，从下午燃烧到深夜，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
警报解除后，我有两个朋友，为了抢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围在浓焰中，几乎迷了路烧死在火堆里。
这一天风特别大，风把火头吹过马路。
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
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
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
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
不过另一部分书搬到了较远的地方，便没有受到损害。
就在这一天(我永不能忘记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警报解除后将近一小时，我站在桂西路口，看见人们忽然因为一个无根的谣言疯狂地跑起来。
人们说警报来了。
我没有听见汽笛声。
人们又说电厂被炸毁了，发不出警报。
我不大相信这时会再来飞机。
但是在这种情形里谁也没有停脚的余裕。
我也跟着人乱跑，打算跑出城去。
我们快到水东门时，前面的人让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拦住了，那个人拿着枪站在路中间，厉声责斥那些惊呼警报张惶奔跑的人，说这时并没有警报，叫大家不要惊惶。
众人才停止脚步。
倘使没有这个人来拦阻一下，那天的情形恐将是不堪设想的了。
后来在另一条街上当场枪决了一个造谣和趁火打劫的人。
以后还有第五次、第六次的轰炸。
……关于轰炸我真可以告诉你们许多事情。
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
从以上简单的报告里，你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受难的情形，从这个城市你们会想到其他许多中国的城市。
它们全在受难。
不过它们咬紧牙关在受难，它们是不会屈服的。
在那些城市的面貌上我看不见一点阴影。
在那些地方我过的并不是悲观绝望的日子。
甚至在它们的受难中我还看见中国城市的欢笑。
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
我将来再告诉你们桂林的欢笑。
的确，我想写一本书来记录中国的城市的欢笑。
废园外【2】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
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
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
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
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
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倒塌了。
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
花还在盛开。
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
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
因为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
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
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
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
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
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我回头看，没有人。
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
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
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
人们还在那里挖掘。
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楞。
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吧。
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
一只带泥的腿，一个少女的生命。
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
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
巴金，原名李尧棠，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他的散文集像初升的阳光沐浴着我，他成了我散文阅读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路标。
他的《朋友》和《秋夜》这两篇散文是我一直珍藏着的。我不仅为他的文笔深深叫好，还为他那颗懂得感恩的心深深敬仰。
“这一次旅行使我更明了一个名词的意义，这名词就是朋友。”“然而在那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是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明灯就是友情。”是呵，朋友，一个多么温馨多么实在的词！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朋友时，你还是富有的。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了你的一个依赖，《朋友》这首歌也受到我的青睐。“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在巴金的全部生涯中，朋友们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环。
“窗外‘荷荷’地下着雨，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风从窗缝吹进来，写字桌上的台灯像闪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窗外还有雨声。秋夜的雨滴在芭蕉叶上的雨声，滴在檐前石阶上的声音。”这是巴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的风景描写，那天正下着雨，巴金的描写使我置身处地于当时的情境之中。巴金一直把鲁迅先生当做自己的老师，一直崇敬着他。我想：巴金本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却把别人当做自己的老师，看得出，他为自己的散文还感到不足，我也从这看出他的人格魅力和孜孜不倦、求上进的心态。
巴金说：“我不配做一盏明灯，就让我做一块木柴罢，让我点燃朋友们的道路。”是啊，奉献自己是一种美德，点亮别人是一种胸怀，巴金先生的许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散文是一方面，人格是一方面……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以真取胜，用情感人。时光荏苒，曾记得在安富尊荣下目睹着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沉落，曾记得在黯淡寒冷间体会到所谓“下人”原始的信仰，曾记得在沧海横流后感慨未来盛世年华
巴金生活的封建大家庭虽说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且社会风俗繁琐应酬礼节众多，但始终照自己的意思做：总在污秽寒冷的马房中倾听叙述的痛苦、在黯淡灯光下静聆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反映了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和封建专制必然崩溃的趋势。家庭生活即是社会生活的缩影，想罢便是暮气十足的旧封建、旧制度下一个阶级的凄风苦雨。
巴金的第一个先生便是他的母亲，教他怜恤需要扶持的人，教他体恤境遇不好的仆人轿夫，教他爱上春花秋月夏风冬雪，爱一切的人，诠释了爱的完满含义，懂得人间的温情，理解把爱分给别人这位先生教会巴金“爱”
巴金的第二位先生就是一位轿夫：“黑瘦的脸，凹陷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饱经风霜的他早已经历了生活的千锤百炼，或诉说自身悲痛生活，却又以“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常伴左右忠于自己所信，这份人与人之间不张扬，不虚伪，不谋利，凡事包容这位先生教会巴金“忠实”
巴金的第三位先生是他的朋友。当巴金迈出家庭步入社会后认识了一些青年朋友，他是《半月》的一位编辑，因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辍学当学徒每日早上勤苦做衣傍晚报社服务、因为担负大量经费总把衣服拿去当这位先生教会了巴金“自我牺牲”。
“什么是写作的秘诀”“唔嗯把心交给读者！”巴金的文章并不是充斥华丽辞藻，也不是意境婉约，却总能激荡起无数读者们纯洁年轻的心来来信请求指出一条明确而并不含糊的方向。因此巴金的信既热忱又动人，既恳切又激动，殷切真诚地希望所写能为读者驱散寒冷，赶走黑暗，除去阴霾，照亮人生征途。
我阅读了一本大家之作《巴金散文集》。
巴金爷爷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大作家，可是他写的文章却十分贴近我们，贴近生活，这一点从他的散文集中就能看出。我最喜欢巴金爷爷散文集中写的《繁星》，这篇散文讲述了在巴金爷爷小的时候望星以及在航海时望星的情景。文章如此的细腻，他写“深
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我也跟他身临其境，仿佛看见了许多星星冲着我眨眼睛，跟我打招呼。
我还很喜欢巴金爷爷的《小狗包弟》，包弟是巴金爷爷很早以前养的一条小狗，包弟十分通灵性，见着生人只是小叫一声，只要人们友好地冲它一招手，它便不会再冲你叫。可惜，这么一只通灵性的小狗被当时的“四新”活动除害了。巴金爷爷在散文的最后表达了自己对爱宠的怀念，自己的伤感。巴金爷爷是一位贴近自然的老人。
巴金爷爷多么和蔼，慈祥，贴近生活。虽然离开了我们，却写了这些贴近我们的著作!
巴金散文和平主义者
我已经谈过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现在应该谈和平主义者了。
其实这时候在“和平”下面加上“主义者”三字是有点滑稽的。汪精卫和他的公司之所谓和平是没有主义，而且也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和他们从前写的抗战文章 ，发表的抗战演说一样。不管汪精卫的艳电和以后的谈话也好，或是林柏生陶希圣之流的文章也好，都是没有内容的，说来说去，无非替敌人担负一半责任，轻轻一笔就把戎首的罪名挑到自己民族的肩上。这对于主子当然算是尽了力，可以报销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话就等于没有说。他的和平是什么，我们始终不明白。而且，在他们的东西里面根本就没有“和平”。
有的只是投降。
有人说汪精卫系的文章是写给日本人看的，这话也很有道理。我想他们的文章日本人看了，一定比看日本人自己写的东西还痛快。日本人想说的话，他们都说了，日本人想说而觉得有点碍口的话，他们也毫不为难地说了出来。陶希圣以“说老实话”自负，可惜他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说：“老实话从今已矣。”其实他自己就未说过老实话。
而且以后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在中国失败主义者是不少的，失败主义者看轻自己民族的力量，经不起任何失败的打击，他们胆颤心惊地整天做着和平的梦。等着和议成功，他们便可以像从前那样地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他们究竟还是中国人，他们只是希望讲和，他们却不敢做和议的运动，而且更不会替敌人分担戎首的罪名。
这种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是有妨碍的，不过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我在《失败主义者》中所说：“不等他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便会将他们打碎。
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相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倘使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一定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然而现在，汪精卫林柏生之流出现了，他们便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的。陶希圣以“卖国求荣”为老实话，李圣五拿勇于作汉奸的勇敢自豪，林柏生提倡抗战亡国论为敌人张目;秦桧成为民族英雄，项羽被视作自取败亡的殷鉴。文化人陶希圣李圣五等等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并非时代无情，倒是自甘堕落。还有那些躲在角落里吱吱喳喳的魑魅魍魉有一天也会被照妖镜照出原形的。那时他们将无所逃遁了。
抗战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和平”或中途妥协才是自取败亡。慕尼黑协定并不能保障捷克的独立，反而促成它的解体。
这便是不战而亡的最好的例子。空谈和平的人结果永远得不到和平，倘不先使自己变成了奴隶。
我们发动抗战，原是有目标，有主义的。我们已经在最困苦的环境中支持了二十一个月，今天正是我们越战越勇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的和政治的主力都未被敌人击破，我们还有着那么广大的后方，那么忠诚的人民，而且我们的长期抗战已经开始把侵略者拖进了泥淖，他们在疲于奔命的当中多少现露了败亡的征象。这时候希望的确在我们的前面远远地发光了。我们更应该拿出信心和勇气向着抗战的目标前进。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汪精卫之流却在这样的时期出来谈和平，甚至运动和平，而且躲在中国人民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作鬼鬼祟祟的活动，这行为就表示出来他们是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受着全国人民的唾弃的。他们眼前也许只有敌人给他们预备的利禄，却忘记了他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我抨击过我在抗战的城市中见到的黑暗面，我抨击过内地官僚的，认为这是抗战的绊脚石，我更指摘过那班在这面前闭着眼睛的人，我叫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①。但是我的论据决不是那些看轻自己民族，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利禄的人所能利用。铲除卖国求荣的汉奸便是第一件重大的改革。这改革已经是部分地实现了。汪精卫之流的被全国唾弃，对于抗战的前途倒是很有利的。
汪精卫林柏生陶希圣之流大概不久便会被人忘记罢。这倒是他们的幸运。否则像秦桧被铸成铁像，跪在西湖岳王庙里承受万人的吐沫，那真是遗臭万年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
选自《感想》，烽火出版社1939年7月初版
【注释】
①有人误把抗战文章和所谓“抗战八股”混为一谈，担心反对“抗战八 股”便会被论客利用去“消灭抗战”，其实这是过虑。我们的神圣的抗战决非任何“论客”的文章和阴谋所能消灭。“论客”可以变节投降，但是抗战仍会继续进行。因为现在作为抗战之主要支持的是民众，而非“论客”。民众对抗战的认识已经比较一般知识分子清楚许多。我见过各地老百姓在敌机威胁下和敌人包围中怎样忠诚地为抗战工作，又怎样毫无怨言地贡献了巨大的牺牲，我也知道他们对抗战中的改革的渴望。因为这样的改革虽然不会给“论客”们带来好处，却会减少民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论客们不说民众需要改革，这是他们自己讳言改革。他们不了解民众，却侈言“教育”民众，其实他们自己倒应该被民众“教育”，民众为抗战尽过大力，而且以后还要更忠诚地尽力的。在今日的中国，有两种人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民族：一是民众，一是军人。至于咬文嚼字的“论客”，则只有让他们自己去写表功的文章 ，横竖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
八股文是只有架子没有内容的东西，所谓“抗战八股”即是指那些专在几个名词上面绕圈子，丝毫没有触到抗战的各问题的文章 。这种空洞文章是绝对不能与有内容的抗战文章混为一谈的。
唐古文大家王安石说，好文章“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道出了古今作文构思的真谛。历来评价散文的一个标准即“形散神不散”。如果单从构思角度来说，散文最忌的也是内容构思起承转合上的八股味，而大凡“看似寻常”实际“奇崛”的优秀散文，又都有作家自己的独特的、灵活的、自然的巧思和结构。巴金1940年10月在昆明创作的《静寂的园子》就达到了“寻常”而“奇崛”的“无技巧”的最高境界。题为静寂的园子，起笔就写静，后写绿树丛中可爱的松鼠的追逐，小鸟的歌唱和麻雀的叫声，由自然界中的静到动，由花的寂寞到乌的欢乐，写动旨在写静;但是“我”由于“半月来的空袭警报”在心理上造成的惶恐不安，感到静寂中潜藏着不平静，由自然界的“动”，写到“我”心理上的“动”，进而为下文设笔;果然警报响了，不一会儿又解除了。如此反复，再写松鼠、小鸟、蝴蝶又在静寂的园子中的欢乐。行文有跌宕，结构有张弛舒缓。顺势写来，自然而然地引人进入“静寂”的艺术氛围。最后，石破天惊地写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那“嘹亮”、“雄壮”的声音“划破万里晴空”，行文戛然而止，却如第一声春雷炸响，余声回响不绝。行文构思皆在情理之中，毫不突兀，毫无斧凿之痕，而又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全篇达到了“无技巧”的“最高境界”。《寻梦》的行文构思近似荒诞，却十分真实。从“我失去一个梦，半夜里披衣起来四处找寻”起笔，经过大江、高山，历尽艰难、几经挫折去寻找“能飞的”、“发亮的”、“梦”。其寓意不说自明，其构思也是“奇崛”而“自然”的。现代作家的散文在行文构思上能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的篇章为数不少，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秋夜》，周作人的《鸟声》，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茅盾的《雷雨前》，冰心的《寄小读者(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苏雪林的《溪水》等等，都是“文章天成，妙手得之”的佳作。
巴金这种“无技巧”的才能也体现在语言文字的功力上。他真情写文，说话成文，因此巴金散文的语言，虽然有时水分多，不像鲁迅那样精炼、朱自清那样委婉，但也自成家数：朴素、自然、平易、亲切、流畅。他很少引经据典，几乎没有古文中“骈四俪六”或对偶句格式。即使是在状物写景时，巴金也从不堆砌词藻，从不渲染铺排，依然让文字从心底自然流出，如清泉汩汩而下，澄澈动人，又时有耀眼的水花飞迸—令人称奇的美语佳境。试读《海上生明月》最后一段：
我们吃过午餐后在舱面散步，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这红灯并不亮。后来船走了许久，这盏石壁上的红灯还在原处。难道船没有走么?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红灯渐渐地大起来，成了一面圆镜，腰间绕着一根黑带。它不断地向上升，突破了黑云，到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轮明月，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乃是层层的黑云。
如此朴素的语言，却写出了奇幻的海上夜景。船在海上夜行，远远看到的却是“一盏红灯”，一奇;船走了许久，“红灯还是在原处”，二奇;待“红灯”成了“一面圆镜”，“到了半天”，才看清楚原先的“红灯”是一轮明月，“石壁”乃是层层的黑云。三奇。自然、平易的文字，红色、银色和黑色的点染，绘出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图画。巴金散文杰作的语言功力，最突出的还是表现在运用朴素、自然、平易、亲切、流畅的语言，写出一种动态、造成一种情趣、构成一种意境。1933年写的《鸟的天堂》，就是一篇难得的杰作。南国的六月，河边两岸榕树成荫，荔枝树上垂挂着红色果子。在一个阳光明亮的早晨，“我与青年朋友划着小船到乡间去：
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起初四周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朋友陈把手一拍，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
这是两段令人拍案叫绝的文字!作家的感觉多么敏锐!语言多么传神!前段写一簇堆、一簇堆的绿荫，又写翠绿的新叶的明亮，视觉形象之后，又进而写作家的感觉，由绿色感觉到“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平易而又传神的文字，谱写的是一曲动人的生命力的礼赞!后一段由“静”到“动”，由“动”到“闹”，由“掌声”到“鸟声”，人鸟相“闹”成趣，群鸟鸣叫动人;乌儿神态呢?有的“站”，有的“飞”，有的“扑翅膀”。简洁而又有节奏、有乐感的文字，进一步谱写了活泼泼的生命力的赞歌。读完全文，仔细玩味，真令人如游其境、如闻其声、如观其景、如悟其趣。巴金的散文语言，以往不为研究者注重，其实，和现代一些大作家一样，他的文学语言也是独具一格的。
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尼基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她认为优秀散文应“够得上称作史笔与传记”(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真是精辟之论，已超越了就散文论散文的市井之见。我们纵览了巴金二十余年中创作的散文，就仿佛翻阅了一幅中国现代的历史长卷。其间有的如工笔画似的精细，有的如写意画似的筒炼，有的如油画似的浓烈厚重，有的如水墨画似的情韵隽永。巴金的散文又是传记式的，作家的经历、感情、个性、气质，以及欢乐、痛苦、理想和追求，都“渗入到作品里”。这种历史性的传记性的艺术结合，是巴金散文风骨的基本内涵，使巴金跻身于中国现代为数不多的散文大家的行列。
评：大江来从万山中，错综清晰杂却丰。
我以我血荐轩辕，合而为一获再生。
动人情态何须多，真挚自然情理融。
清水芙蓉去雕饰，构思语言似天成。
1937年抗战爆发直至1949年，在巴金前期思想发展到第五个阶段时，巴金的社会政治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般说，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种质变的明显标志是：从这一时期起，巴金基本上不再翻译和编写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著作和传记、史话，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政治观基本决裂了;同时，反封建专制、反侵略、反压迫以及爱国爱民、追求光明、为理想献身等原有的思想、政治观和人生观更为强烈、更为火热、也更为深厚和执著。促进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3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虐杀，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空泛无力，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以及全民反帝爱国传统精神的高扬，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运动和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都使进步、正直、不倦探索真理的巴金彻底清醒和热血沸腾。他参加文艺界抗日团体，在抗日宣言上签名，大量创作以“发散热情”、“宣泄悲愤”、“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使年轻人“看出黎明中国的希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更为丰富，结集出版的有《旅途通讯》、《旅途杂记》、《控诉》、《梦与醉》、《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静夜的悲剧》等。这些散文明显的特色是愤怒揭露政府的黑暗，控诉侵略者的罪行，鼓舞人民同仇敌忾的斗志和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艺术上强烈而深沉，明朗而醇厚，叙事、怀人、议论和抒情融为一炉。这一时期巴金的散文创作已渐臻圆熟洗炼的境界。
从以上筒略勾勒，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用渠道错综而清晰，源流庞杂却丰富来概括巴金在1949年前思想形成发展的大致脉络，以及与他散文创作的血肉联系，是比较准确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
巴金说的“创作和生活的一致”，不仅是自己创作几十年经验的总结，也道出了创作与评论的一条真谛。这与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讲的“风趣刚柔，宁致其气”、“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其基本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因文体、样式各自长期形成的规定性，散文总是比小说更贴近作家自身，更能映照作家的本性心境。巴金的散文更是如此。
在概览了巴金前期思想的发展变化和散文创作历程之后，不难发现，巴金前期18本散文的美质，就是自始至终地跳动着、燃烧着一颗爱国爱民、救国救民和反对封建专制、反对侵略战争，以及探索真理，寻求光明的火热的心。
这颗火热的燃烧的心不仅仅来源于幼年母亲的“爱”的教育，也不仅仅是因为耳闻目睹了封建家庭中专制对民主的扼杀、邪恶对善良的迫害，它更因憎恨祸国殃民的黑暗制度和荼毒生灵的侵略战争而燃烧得愈加灼热。他的第一篇散文《可爱的人》写得稚嫩而质朴，透露出了少年巴金一颗仁爱善良的心。尔后巴金走南闯北，颠沛流离，与祖国和下层人民共同着命运。旅途中，警察挂在船头的招牌“花捐征收处”，使巴金明白了“靠女人皮肉吃饭”的政府的腐败，“买卖人口”的勾当也使巴金十分愤怒。这种记叙真实的人和事，用作家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为题材，以抒发作家爱国反帝感情的散文，大量的见于巴金40年代前后在抗战烽火中创作的游记。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昆明、柳州、贵阳、重庆、成都等城市。防空警报、飞机轰炸、战火瓦砾，以及成千上万人的流血和死亡—巴金在展现这些惨不忍睹的生活画面的同时，更谱写了一曲“国民精神”的颂歌。他的这些散文不仅着眼于“振动人心”，而且更致力于“照亮人心”(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巴金“把个人的情感溶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他于是越发增强了战斗的力量，越发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到未来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目标会把中国拯救的。(巴金：《烽火·卷头语》)
巴金这类记事抒情散文在“照亮人心”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着重写敌机狂轰滥炸、人民受难冲的“民众精神”、“工作精神”、“牺牲精神”和“文化精神”，而且将自身内心的感受与这种民众的精神融合成一体。他在战火中编《文丛》半月刊，以控诉敌人暴行，鼓舞人民斗志。他说：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记叙抗战的惨重场景，讴歌抗战的精神风貌，这是民族危难之际巴金散文的可贵风骨，也是巴金人格和信念的闪光。研究巴金散文的风骨，如前所说，必须将他的散文创作和他的生活道路、人格气质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巴金临难而不苟且，处危而自信。他在1932年以“佩竿”的笔名发表的一首小诗中，就在沉沉的黑夜呼唤着“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这“红灯”在散文中也多次出现，给寒夜里的人“一点勇气”，为荆棘丛中的行人“指示应该走的路”。很显然，它是光明、理想、信仰、真理以及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仁人志士的象征。这种象征性的描写，有时是“星”、“火”、“雷”，有时也可以是有生命的“飞蛾”、“龙”，甚至是一些为光明和信仰而战斗、而牺牲的友人们。写于1941年7月的《龙》，描写“我”和龙会见时的一段梦境。他们相互倾诉为“追寻丰富的、充实的生命”而痛苦，叙述为“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而不倦地“往前面追求”。在漆黑的四周，龙“冲上天空”，“受着日晒、雨淋、风吹、雷打”，但“意志不会消灭”;而“我”表示：“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巴金笔下的龙已人格化，巴金赋予它以勇士的形象、猛士的斗志和为人类光明的未来而甘愿自我牺牲的革命先驱的精神;文中的“我”是后来者，是“龙”的精神、意志的传人。“龙”与“我”融为一体，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先驱者融为一体，凝聚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高大形象。其中无疑地折射着巴金的人格、意志和精神，也寄托着巴金的感情、理想和信仰。正如左拉称赞都德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那样，巴金也是“把他自己的个性与他要描绘的人物和事物的个性熔铸在一起”，作家和作品“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而又在作品里获得了再生”。(左拉：《论小说·个性表现》)
“动人情态何须多”——
几乎所有优秀散文家的作品都重情、重情理并茂，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巴金也不例外，但从风骨学的角度考察，巴金散文在写情理方面又有个性，即融真诚、纯朴、灼热于一炉。读巴金的文，就知巴金的人，知巴金的人，更懂巴金的文。巴金的散文往往以童心般的真诚和炭火般的情感去“感人心”，他“写得痛快、不追求“含蓄”，但他只要“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文思马上潮涌而来”。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庄子：《渔父》)，真是金石之言!试看现当代散文园地，“强”颜欢笑、“强”发愁绪为文者不乏其人，他们虽然苦苦寻找音韵铿锵、色彩浓烈、气象壮阔、语意缠绵的辞藻，有时一篇中也不乏巧妙的构思、生动的段落和细节。全篇最终给人留下的感觉却是故作姿态、空谷传响、虚无缥缈。问题的症结在于“强(qång)”和“伪”。散文第一要素是纯朴、灼热的真情，巴金散文在用情方面成功的基本要素恰恰就在于真挚和自然。
1932年巴金自剖说：“我的心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我的身体激动得发战。……我觉得我要是再不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也许就会被那心火烧成灰烬。”1941年又说：“我有一个应当说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的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住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巴金的这一气质在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真切、鲜明。试读他的《我的眼泪》、《我的心》、《我的呼号》、《我的梦》和《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等，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号，那一句句要母亲“把我这颗心收回去”的祈求，那一阵阵诅咒“文章没有用处”的自我谴责，矛盾而近于绝望，狂热而近乎歇斯底里，其真情由“我”而发，却远非一己私情。其核心是“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而又报国无门。22岁时，巴金曾满怀年轻人的梦幻和壮志去国赴法，途中对故乡国土的养育之恩无限感激，对亲人友朋、秀水沃土无限爱恋，同时又因在同一片土地上亲人被旧礼教杀害、正义受到摧残、民主自由遭扼杀而无比的痛苦。复杂感情的交织和煎熬，被离别的电光石火点燃，青年巴金的情感仿佛从心灵深处迸发了出来：
哟!雄伟的黄沙，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动笔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本书中的故事是围绕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一家平民百姓。汪母是是属于旧社会的人，缠足，年轻时的生活是典型的儿媳一切听从婆婆，而他的儿媳曾树生是新一代的人，她有自己的想法。于是她们的婆媳关系一直都是紧张的。而汪文宣作为儿子和丈夫在这两种爱与被爱当中饱受折磨。
看似简单的一家，生活在其中却是如此的复杂和艰难。归根到底是他们爱的狭隘以及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汪母爱儿子以及孙子，但一点也不喜欢儿媳妇曾树生，她见不得儿子爱老婆，更无法忍受儿媳在外面工作，不听从婆婆。曾树生无法忍受婆婆对她的热潮冷讽。她们两都爱着汪文宣，却又不能和谐相处。她们的爱也是自私的，不能为了文宣去接受他所爱的人。曾文轩也都爱着这两个女人，但又无法调节两人之间的关系。痛苦就在这一家里存在着。
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当着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但是处处被人看不起，在单位里辛辛苦苦工作，却只拿着一点点工资，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若没有曾树生的那份“花瓶”工作，家里也难以维持。
在抗争时期，生活的磨难已经把他们的理想和意志消磨掉。爱、艰辛、自私在纠缠着。汪文宣得了肺病后被单位无情地辞退，而曾树生为了她的生活和“自由”离开了那个家。虽说在经济上她一直支持着这个家，但是在精神上带给汪文宣的痛苦和伤害也在另一个程度把他推近死亡。汪母本人口口声声说爱儿子，但是在对待儿媳的这方面上也在把儿子逼近死亡。汪文宣本人也没有做出反抗，对于任何人都是逆来顺受，对于他的病的医治也没有主见，只是听从母亲。有求生愿望，但最后还是痛苦地死掉。在艰苦的生活面前，理想与爱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汪文宣忠厚、老实，但是命运确实如此不公。妻子离去，临终前也没有见到。两个相爱的人得到的是这样的结局。
这也要怪当时的局势。日本人大肆侵略中国，人人生活在恐惧当中。中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物价飞涨，一遍又一遍地洗劫着劳苦大众。
其实汪文宣一家的命运是当时人民的生活写照。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民只能接受命运的不公，而无法去改变什么。
汪文宣是在人们庆祝抗日胜利的时候去世的，欢庆与悲伤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对国民政府统治的控诉。抗日胜利后书中后面写道人们的谈话“胜利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遭了胜利糟。早知道，那天真不应该参加胜利游行······”这是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的最真实的反应。
《寒夜》是对广大劳苦民众真实生活的反应。揭示了抗日时期人民生活的艰辛以及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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